出版时间:2009-8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张立宪 页数: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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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一书而名声鹊起的张宏杰,日前推出大作《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辑《读库》刊发的《乾隆皇帝与鸦片战争》,算是该书的精华缩编版。 在张宏杰先生看来,正是乾隆皇帝埋下了鸦片战争的种子。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通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有的评论者甚至还去掉“之一”二字。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但盛世下的人民,辛苦一年,还要负债三两,根本没有生产剩余。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乾隆皇帝还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在乾隆死去二百多年后,仍然有人连篇累牍地歌颂乾隆盛世的稳定和伟大,研究揣摩乾隆治术的高深。许多人仍坚定地认为,只有乾隆的风格和方法才适合这片独特的土地。 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西部招妻》是纪实摄影师马宏杰继《耍猴人江湖行》之后再次在读库刊发的大作。 华北地区农村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有不少人来宁夏贫困地区讨老婆——当地人称为“买媳妇”。马宏杰老师在七八年的时间内,用他的镜头记录了一个农村残疾男子,几次远赴宁夏,和诸多女子一一见面相亲,并先后四次娶亲的过程。 通过近距离地拍摄到的这一段段离奇的婚姻,我们看到了农村残疾人对婚姻的无奈,以及一些生活在特定环境下人的生存状态,看到了辛酸、无奈、幸福、悲观交织在一起的扭曲人生,以及试图改变命运的奇特方式。 《暴力棋王》一文,写的是新晋棋王古力。古力生长于重庆,这是一座“江湖棋”泛滥的城市。古力的老师龚良廷向他灌输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敢拼敢杀,不怕死才好;越是看不清的地方越要冒险;要么鱼死,要么网破;棋手就是要经过江湖的洗礼才经得起战斗。江湖棋不讲棋理,不讲章法。古力的棋受江湖棋影响很大,很多地方用棋理说不通。江湖棋讲力量、讲性格,棋看不清楚,就跟你拼了。与对手同归于尽,对手就怕了。 连古力的妈妈都知道,古力小时候和江湖上的业余高手下得多,下棋杀气很重,经常杀大龙。要么屠龙,要么被杀。这一点,很像重庆人的爽直性格。 现在的围棋世界就进入了暴力时代,“不讲道理,砍死你就是硬道理”。韩国棋王李世石玩的是真正的暴力围棋,摧枯拉朽,剑锋所指之处,血流成河。 以暴制暴的暴力时代,成就了新的棋王——在江湖棋中拼杀出来的古力。 继何伟(Peter Hessler)先生之后,又一位《纽约客》杂志的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开始为《读库》供稿。他的《迦南福地》一文介绍的是广州迦南市场与非洲商人阶层的兴起。 灯光昏暗、充斥着非洲买家和中国卖家的迦南市场,大致呈一个模糊的桃子形状。几乎所有顾客都是来自尼日利亚、马里、加纳和其他非洲国家的商人。这些人来势汹涌,以至于肯尼亚航空公司2008年11月开通了从非洲到中国大陆的首条直飞航线。出租车司机们称这片地区为“巧克力城”。 而在深圳,一个高高的黑人经常在当地的孤儿院当志愿者,教孩子们音乐,并捐献器材。他是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同父异母的弟弟。他已经投资了一家名叫“木屋烧烤”的连锁咖啡店,并迎娶了相恋已久的中国女友,不打算离开中国。 从《读库0901》开始连载的台湾作者张铁志的文章,是一个专题,介绍二十世纪的美国抗议歌手。本期《“我不属于运动的一部分”》,介绍的是大名鼎鼎的鲍勃·迪伦。张铁志指出,鲍勃·迪伦被视为抗议歌手的代言人,这似乎是音乐史上的最大误会:“迪伦从不是一个要娱乐或讨好观众的音乐人,他的政治也不是为了抗议运动,不是为了改变世界,他只是用他的音乐与诗歌去探照这个世界。他只为自己而唱,只想一直往前走,即使前方可能黑暗孤寂。” 他从一开始的政治歌曲就和前人不同。他不是要去教育或鼓动人民,而是抒发他个人面对不公不义的愤怒。当许多人是把歌曲当作抗议的武器时,迪伦却只是把抗议当作歌曲的素材之一,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荒芜与社会体制的荒谬。 本辑藏书票仍由姬炤华先生绘制。
内容概要
从《读库0901》开始连载的台湾作者张铁志的文章,是一个专题,介绍二十世纪的美国抗议歌手。本期《“我不属于运动的一部分”》,介绍的是大名鼎鼎的鲍勃·迪伦。张铁志指出,鲍勃·迪伦被视为抗议歌手的代言人,这似乎是音乐史上的最大误会:“迪伦从不是一个要娱乐或讨好观众的音乐人,他的政治也不是为了抗议运动,不是为了改变世界,他只是用他的音乐与诗歌去探照这个世界。他只为自己而唱,只想一直往前走,即使前方可能黑暗孤寂。” 他从一开始的政治歌曲就和前人不同。他不是要去教育或鼓动人民,而是抒发他个人面对不公不义的愤怒。当许多人是把歌曲当作抗议的武器时,迪伦却只是把抗议当作歌曲的素材之一,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荒芜与社会体制的荒谬。 本辑藏书票仍由姬炤华先生绘制。
作者简介
张立宪,河北赵县人,著名出版人,作家。因喜好数字六,以老六自称,网名见招拆招。现居北京。参与创办《足球之夜》、《生活资讯》等杂志。曾任现代出版社副总编辑,策划过一些文艺类图书,如《大话西游宝典》、《独立精神》、《事关江湖》、《家卫森林》等,并出版有个人著作《记忆碎片》,新版名字为《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现任《读库》主编,跨工种作业,独立完成一本书的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发行各环节,涉及编辑、美术、财务、公关、销售诸领域。以一人之力,创出中国出版界持续出版一种读书品牌《读库》的奇迹。无论从内容、版式还是到装帧,其追求完美及一丝不苟,均令许多出版界同行汗颜。其所开设的读书博客,成了“读库”迷实现诸种交流的良好平台。
书籍目录
乾隆皇帝与鸦片战争西部招妻私人编年史:我的一九七八暴力棋王迦南福地直至群星在你脚下“我不属于运动的一部分”柳如是大地上的恬美与危机北岛三札言之有误
章节摘录
乾隆皇帝与鸦片战争英国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1842年通过战争一条不少地得到了。英国人的礼物皇帝从小喜欢西洋玩具。这个兴趣显然与父亲有关。雍正以工作狂闻名于史,其实业余时间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欢西洋玩艺儿。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着他好几张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以及他玩过的大量西洋钟表、望远镜甚至显微镜。乾隆青出于蓝,同样领娱乐风气之先。那些可以蹦出一只小鸟或者走出一个小人报时的西洋钟表,从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让他惊喜。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二月,皇帝传旨两广总督李侍尧和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说:“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大而好看,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进贡几件来!”皇帝如此直接地向臣下索贡,有清一代并不多见,看得出皇帝确实是“喜欢得紧”。不要以为闭关锁国之下,清代的统治者与外界毫无接触。事实上,巴黎或者伦敦流行的玩艺儿,往往不久后就会随商船或者传教士传入北京。欧洲最顶级的钟表师成天捉摸康乾时代中国皇帝的喜好,还有欧洲人不远万里,从欧洲运来机械设备,在广州开办钟表工场,专为皇帝和贵族生产奢侈品。一些中国匠人也发挥中国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产品,并且惟妙惟肖。不过乾隆一眼就看出这些合资及仿冒品并非正宗,强调宫中所用必须进口原装:“从前进过竹叶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要是在洋做者方可。”除了钟表外,皇帝还对西洋自动玩具着迷,特别是“机器人”和“机器动物”。宫中的西洋传教士西澄元研制了一头“自行狮子”,体量大小与真狮子无异,发条藏在狮子腹内,能行百步之遥。皇帝亲自前来观看,看着“自行狮子”昂首阔步向他走过来,大为开心。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西洋器物引起皇帝的兴趣。他命传教士魏继晋与鲁仲贤教小太监学习“大拉琴”(估计是大提琴)和“小拉琴”(小提琴),在宫中组织了一个包括大小提琴、钢琴、双簧管、单簧管、吉他在内的西洋管弦乐队,以便让居于深宫的女眷们也领略一下异国风情。公元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皇帝接到两广总督的一封紧急奏折,说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来送信,打算要来朝贡天朝。奏折后面还附上了翻译成中文的英国“商业总管”“百灵”的“禀文”。这封禀文极富中国特色,内容如下:英吉利国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我本国国王,管有呀兰地嘧吨、佛兰西、嗳仑等三处地方,发船来广贸易。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说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我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辅国大臣吗嘎尔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此人即日扬帆前往天津,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另有差船护送同行。总求大人先代我国王奏明天朝大皇帝施恩,准此船到天津,或就近地方湾泊。我惟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这封从大边不知名国家寄来的信语气极为“恭顺”。你看,去年皇帝八十大寿,他们知道信儿晚了,没赶上,他们国王居然就“心中十分不安”,因此就巴巴地赶着今年来给皇帝庆生日,如果皇帝肯赏脸见他,那么他们国王就会“十分欢喜”,还“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真是懂得礼数。皇帝阅后极为满意。不过,问题是,英吉利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哪个方向?多远多大?禀文中提到了“佛兰西”,难道与传教士提过的法兰西有点关系?皇帝命人搬来八年前调集中外所有博学者修定的《大清一统志》。这本书中已经记载了中国人所知道的天底下所有国家。然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虽然找到了传教士们常说的什么法兰西、意大利,却没找到英吉利三个字的影儿。皇帝于是找来了宫中传教士,询问英吉利国是怎么回事。传教士们果然知道,告诉他,“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与法兰西国及意大利国在同一个方向,也以制造器械见长。皇帝十分高兴,这意味着,大清国的属国名单上,又将添上一个新的名字。历代天朝,对属国的数量多少都十分重视。中国人的世界想象是,中国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四周国家环绕在中国周围,都沉陷在野蛮愚昧之中,因此,中国愿意怀柔远人,向四周“传播声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将他们从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而四周明白事儿的夷人大都“倾心向化”,急切地想到中央王国来参观学习,学习先进文化。“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向来是中央帝国统治成功的标志。中华帝国的属国越多,就证明帝国治理得越良好。中央王朝通过册封,赐予四周小国王朝以合法性,而中央王朝自身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小国们的捧场来证明。一般来讲,在进贡国名单上增加一个新名字绝非易事。除了像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那样千方百计遣使招徕,就要像汉武帝那样大动兵戈武力威服。而如今,既没用大清帝国出兵,又没有遣使,数万里外大西洋上的从不知名的英吉利国就“远慕声教,倾心向化”,主动前来纳贡。这难道不是中华帝国文化影响力的有力证明吗?这难道不是大清盛世的最好注解吗?这难道不是皇帝晚年的一桩大喜事吗?何况这个新的“臣仆”将为皇帝贡献许多奇珍异宝。那篇禀文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依惯例,海上到达的外国贡使一律由广州上岸。皇帝回复两广总督,特别批准英吉利人破例由天津登陆:“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其实英国人并非是中华帝国的陌生客人。他们来到中国海边已经几百年了,他们一直是大清国最重要的外贸伙伴国之一。自古以来,英国人就一直为东方这个神秘的大国所吸引。早在1497年,英国人卡波特企图打通前往中国的航路,可惜没有成功。直到1635年,英国商船“伦敦号”抵达澳门,才标志着中英交往的开始。从那时起,中英间就建立起了贸易联系。不过当时的明朝官员并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从何而来,看他们一样是红头发蓝眼睛,以为是荷兰人,所以将他们也称作“红毛番”。在中国人眼里,荷兰当时是海上最强的国家。其实世界大势早就发生了变化。十六世纪末起,英国相续击败西班牙和荷兰,实现了海上崛起。在中外贸易中,英国人同样后来居上,很快就取代了荷兰和西班牙,成为中外贸易的主力军。中国茶叶之风靡全球,主要就是英国商人的功劳。虽然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十六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中英贸易兴起后,经过英国商人的大力推介,茶叶逐渐成为欧洲人客厅里的时尚,并且使越来越多的人着迷。从1685年到1759年,七十多年间,英国对中国茶叶的年采购量由八万多磅增长到二百六十九万磅,增长了三十多倍。茶叶因此成为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最大宗货物,占到欧洲从中国采买的货品总量的一半以上。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已经成了对华贸易的绝对主力。1764年,欧洲运往中国的货物总值为白银一百九十一万两,其中英国所运为一百二十一万两;而当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货物总值为白银三百六十四万两,其中英国购买为一百七十万两。及至十八世纪末,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输出值则占百分之七十以上。英国早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国,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可是中国皇帝与政府对此一无所知。英国人仍然如明末一样,与荷兰人一直都被称为“红毛番”。对这两种“红毛”之间的关系如何,连与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国商人都十分模糊。以至于前几年刚刚修定的《大清一统志》,记载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却竟然没有这个最重要的外贸伙伴。中国皇帝何以如此闭目塞听呢?来到中国的外商如今通常被奉如上宾。每到一地,往往地方长官亲自宴请,然后还要游山玩水并且享受全方位的“服务”。不过二百多年前,外商们可绝不如此“得烟抽”。二百多年前那些万里迢迢奔赴中国来的外商,虽然也腰缠万贯,可到了中国之后的处境是你想象不到的可怜。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皇帝命两广总督制定了《防范外夷五条》,重新强调申明中国政府关于对外贸易的一系列规定:第一,中国政府拒绝与外国商人直接打交道。大清王朝不但没有引资办、招商局、外贸部,甚至没有正式的外交机构。所有外贸事务,都由“十三行”这个民间机构经手。所谓十三行,是中国政府在广州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外国商人到达中国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比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外商在中国的所有行动,都要受十三行的监视约束,不得乱走一步,不得乱说一句话。如果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对中国外贸政策有什么不满,只能通过十三行向中国有关当局提出请求,绝不可直接与中国官方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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