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愤青岁月

出版时间：2009-02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德）佳杰思 ( Adrian Geiges)  页数：217  译者：史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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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十年前的欧洲，也曾有一群年轻人，怀揣炽热的革命理想，义无反顾地投身这个动荡的世界，用自己的燃烧去换取历史的进步，寻求光明的意义。　　从德国黑森林“惊世骇俗”的“毛圣经”粉丝，到青年干部学院里单纯青涩的学员；从覆灭的理想国度里的失意者，到媒体世界里创造收视率奇迹的领军人物；佳杰思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我的愤青岁月》里，以犀利生动且不乏幽默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他所经历的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佳杰思的叙述，颠覆了对那段历史的刻板解读。

作者简介

佳杰思（Adrian Geiges）， 德国明星周刊驻亚洲首席记者，居北京。     
1960年生于瑞士巴塞尔。12岁读“红宝书”。16岁被西德共产党派往东德秘密学校学习。三年后，在威尔海姆大学学习新闻、历史和政治。     
    佳杰思的记者生涯和“职业革命家之旅”始于大学毕业之后。他去过中国、古巴、越南、尼加拉瓜等国家并于1990年迁居莫斯科。1995年担任德国电视一台新闻节目编导并成为RTL台《惊爆》节目驻俄罗斯记者。佳杰思曾专访叶利钦，还曾作为战地记者前往车臣和前南斯拉夫前线。 
    2000年，他成为贝塔斯曼旗下杂志集团古纳亚中国区CEO。创办了《父母》、《车》、《体线健康》和《写字楼》等杂志。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黑森林里闹革命　爱的禁区自动步枪与平鸽人在莫斯科潜入红灯区的探子　长鼻子老外在上海中国特色的“小资”后记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本令人忍俊不禁的书!《再见，列宁》已经描绘了成为昨日黄花的东德。而佳杰思从一个浪迹东方的西德人的独特视角，讲出他尘封多年的东德记忆。　　——德国《明镜》周刊　　佳杰思的传记让人重温民族和青春的记忆。　　——《嘹望东方》周刊　　佳杰思，作为一名中国问题专家，他的这部自传体小说，想象力奇特，艺术水准高超，奄洞穿事物本质的才能，把国家历史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描写得入骨三分。　　——虹影　　Adrian自经历非常神奇，几乎是一个中国右派子弟的德国版。任何社会都排斥异己分子，而最后，人性还是能够战胜偏见的。　　——洪晃　　“愤青”貌似是当下中国的一个标签，其实，作为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愤青可以出现在任何社会、任何阶段，或左或右的立场。佳杰思先生的自传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宝贵的镜子。他的经历跨度之大、戏剧性之强、见证的历史时刻之多，用一句俗套来说，完全可以是一部大片的素材。但更有价值的是，它映照出我们的曾经、我们的如今，还有，万变中的不变。　　——周黎明

用户评论 (总计11条)

•   　　原版是德语的，翻译得很好，特别是细节上的处理，让人感觉不到翻译过来的夹生的感觉。
  　　另外，这是本小说，不是纯的回忆录，要注意一下。
•   　　
  　　最初翻开《我的愤青岁月》的时候，我不曾想到这本书会带来如此大的阅读乐趣──暮色无法让我停止享受这种乐趣，随手打开的台灯融入万家灯火，毗邻楼群的灯光突然间有了别样的涵义，诸如革命明灯这样的概念将理想主义如灯海一样地蔓延开去。怀揣炽热革命理想的作者（Adrian Geiges）洗尽铅华后从革命先锋（毛派分子）摇身一变成为西方资本家的代表，周身故事的他一颦一笑皆是文章，他的岁月记忆让太多的人黯然失色。资历稚嫩不单单是个人的意识，更是“集体记忆”的相形见绌。
  　　
  　　我早就知道40年前的欧洲曾红旗漫卷西风；我看到过CAMPUS展出的老照片，春寒料峭的维也纳街头，一群学生举着毛的画像和红宝书，他们蓄着胡子穿着紧身裤，头发披散下来，望着镜头的眼睛而今看起来岁月如流；我更在闲逛旧书店的时候发现过全中文版的红宝书，暗红色的硬塑料封皮已略显生硬，它躺在橱窗里却没有标注价格。旁边是一张布拉格之春的明信片，一位青年撕开衣衫，胸膛上写着“你们有坦克，我们有真理！”明信片显然久远而有些发黄。
  　　
  　　不论中外，但凡革命高歌猛进的年代，个人的意识总显得脆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能那么雅致，迫使每一个体都必须自愿或非自愿地加入到某一群体里才能生存，也因此个人意识往往强化成一种集体记忆，个人意识无形中沦为腐草萤火。年轻时的Geiges从西德投奔革命，开始追逐理想主义的脚步，东德、古巴、越南、尼加拉瓜、苏联和中国，各大革命圣地无有不至，亲睹革命的年轮如何一圈又一圈地扩展。那个时候他觉得，等不了社会慢慢改变。全世界有理想的人们一起做大事。而今天，Geiges却说：年轻时的单一思维，到最后会发现是错的。
  　　
  　　有趣的是，我在最大的德文旧书网（booklooker）淘到《我的愤青岁月》德文版，书名却叫《Wie die Weltrevolution einmal aus Versehen im Schwarzwald begann》,译成“从黑森林开始的世界革命之路”比较合适。考虑到Geiges不俗的中文水准，德文书名的平和与中文书名的愤怒有什么别样的含义么？记忆与遗忘的推手，Geiges莫非在用符号化的手法暗示在他记忆里世界革命具备国际主义；而今天在中国，民族主义的愤青已然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好恶（甚至体现在吸引人眼球的书名上）难以撇脱国家与民族的话语和情感，统而代之地取代不同群体、不同立场的声音去赞美和批评？在主义和领袖挥手而去的这个时代，国家和民族成了我们集体记忆的牢笼。
  　　
  　　顺便说一句，比起古色古香意象宏大的“孔夫子”，淘书之外还能咂品其中意趣，上推至圣先师，恐非招牌响亮与否的问题，而是博大精深东方文化。以我所见，booklooker真是俗不可耐丢人现眼，叫歌德或席勒多好。还是中国有儒商的集体记忆，旧书网都叫孔夫子，封锁软件也称绿色的堤坝，绿色代表和平，多么地討喜。
  　　
  　　“集体记忆”这东西委实理不清，剪还乱。相形之下，Geiges这个老外比起国人，即便沐浴过革命圣水，却没有这么多坛坛罐罐。他的岁月回忆缺乏集体的归属感，更多地着眼于个人话语，笔触之下的男欢女爱让革命不那么严肃，从而让我觉得理想主义的年龄或许永远停留在青年。
  　　
  　　老实说，愤青一般都做不了多久，没几年就“去愤化”，趋于正常了。还是性爱来得天长地久。
  　　
•   　　
  　　 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佳杰思（Adrian Geiges）很少感受到过去那种“革命的感觉”，仅存的印象是一些革命歌曲和小学生脖子上的红领巾。
  　　
  　　
  　　 文|张小摩
  　　
  　　
  　　手执“红宝书”的德国老愤青佳杰思
  　　
  　　朝圣
  　　　　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佳杰思（Adrian Geiges）很少感受到过去那种“革命的感觉”，仅存的印象是一些革命歌曲和小学生脖子上的红领巾。
  　　
  　　　　偶尔，他会参加一些聚会。穿过狭窄充满老北京味道的鼓楼东大街，在MAO Live House这样有鲜明“毛时代”特色的酒吧里，跟朋友一起唱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时候，身着红色唐装的他，会借机问座上的中国年轻朋友：现在的年轻人，跟你们父母那一代，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有人认真地对他说：老百姓不大关心政治，缺乏信仰。也有人指着眼前的酒杯回答：起码，那时候喝不到青岛啤酒。
  　　
  　　　　12岁的时候，佳杰思看了父亲书架上德文版的《毛泽东语录》，那本小册子就成为他的“毛圣经”。之后，在亲友的眼里，佳杰思逐渐成了一位桀骜不驯的愤青——16岁的时候，他参加了西德的共产党，然后一路向东：18岁从西德去了东德，然后是苏联——他亲身经历了俄罗斯的解体，“我到的时候，那里是苏联，等我离开的时候，那里是俄罗斯。”
  　　
  　　　　再后来，他来到中国。
  　　
  　　　　1986年，佳杰思第一次来中国，骑着租来的飞鸽自行车，兴奋地穿梭在大街小巷。那次，他在中国待了一个半月，次年，他在德国出版了《苏醒的中国——我的旅行印象》一书。
  　　
  　　　　1997年后，他因工作关系开始居住在北京，一住就是12年。作为德国《明星》 周刊驻亚洲的首席记者，他能用比较纯熟的中文跟人交流，甚至可以发中文短信，但很难表达很细致的感觉。“好”和“不好”是他用得最多的两个词，用来表达对某种事物的评价，他听不懂“原型”、“含蓄”这样高难度的语词，却又煞有兴趣地让我解释这两个词的意思。
  　　
  　　　　一路向东，这酷似一个当代的马可·波罗的故事。像马可·波罗一样，佳杰思也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书，书名是《从黑森林通往世界的革命之路——在毛泽东、切·格瓦拉和其他领袖时代的生活》，中文翻译为《我的愤青岁月》，里面记述了他“一路向东”的朝圣历程。
  　　
  　　艳遇
  　　　　在佳杰思的自述中，性成为一条与革命平行的线索。比如《我的愤青岁月》最后一部分关于中国的叙述，他与辛迪的艳遇故事就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把佳杰思的故事看做一部3D电影，那辛迪，也许是看这部电影必须戴的那副特制眼镜。佳杰思把辛迪作为中国当代小资的代表。“我们小资看最新潮的电影，吃最时髦的菜。”辛迪曾经这样告诉他。
  　　
  　　　　初识辛迪就为她深深着迷，佳杰思开始了他的狂热追求，鲜花、约会、邮件…… “我好想给你快乐，吻遍你美妙的身体。”如此热辣的短信发过去，长时间内得不到辛迪的回复——这种狂风骤雨式的行动没有预想的效果。一切似乎都付之东流。
  　　
  　　　　在这之前，佳杰思生命中有多个女人，但辛迪让他觉得跟之前交往的女孩子不一样。辛迪对他来说，还是个中国式的谜：性感，独立，前卫，小资，暧昧，又有着传统式的含蓄。在《我的愤青岁月》中，佳杰思用了两章的篇幅记述了他们的交往过程，却没有泄露他们是否有了一夜情缘，在诉说了两人激吻等经历后，他给了读者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暗示说：“这不是她最后的消息。”即使跟我谈到辛迪，佳杰思还是不愿意把谜底全盘给我。
  　　
  　　　　在北京，他也遇到了另外一种女孩。一个女孩叫三三，他们在酒吧一曲热舞后，“嘴唇不由自主地吻到了一起”。认识没几天，三三开始给他发短信：“你想我吗？”接着就要求佳杰思替她租房子，为她买汽车。他比较辛迪和三三：“我跟辛迪除了性，还有很多有趣的共同话题，三三则代表了交往中更低的部分，她想从我这里得到好处。辛迪喜欢做爱，三三则带着目的而来。”
  　　
  　　　　不过，他也肯定地说，这种性观念的差异性变化是个进步。“不光在性方面，在社会其他方面也是。人们很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是中国这些年的进步。”
  　　
  　　　　对他来说，性是他观察社会变迁与现状的一个截面，就像显微镜下的一个切片。也如同他喜欢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笔下的性爱：某个场景也能烛照被历史化了的人性，即使那是个体体验。
  　　
  　　性与革命
  　　　　在早年，他的革命引路人卡勒曾庄重地问佳杰思：“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做好走上职业革命家这条道路的准备了吗？”年轻的佳杰思用尖尖的嗓音回答：“我已经准备好了。”就这样，西德人佳杰思被秘密送到东德，接受革命培训。
  　　
  　　　　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佳杰思认识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东德女团员桑迪，也经历了心痛的噩梦：目睹了桑迪和卡勒在自己对面的一张床上忘情欢谑。他的书中披露了这个情节，《明镜》周刊为此刊发的评论就以《当男同志和女同志在一起》为题，评论说：“东德对西德阵营的人有着怎样的诱惑，即使在卧室里他们也遵循着革命使命……”
  　　
  　　　　秘密培训后，佳杰思被安排到西德的《活力》杂志，为革命做宣传，他负责的两个栏目一个名为“世界大团结”，一个名为“情感与性爱”。就如同冥冥中注定，这两个栏目的名字概括了这名老愤青的前半生路径。
  　　
  　　　　《活力》的“情感与性爱”栏目，让佳杰思逐渐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性爱专家。“性方面的报道，很重要。”他说，“我们有政治目的，也是年轻人的杂志，而爱和性是年轻人很重要的方面。”
  　　
  　　　　后来，“性”其实也成了他重新理解革命时代的线索。“东德人（性生活）比西德更厉害，因为他们不能随便购物，不能旅游，没有多少好玩的事情，而做爱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成本。”
  　　
  　　　　他也感叹：苏联的性观念为什么比德国还保守？通过大量采访很多年轻人、大夫、妓女等各个阶层，他得出结论：性自由跟社会自由有关系，比如斯大林时代想控制每个人的生活，也想控制性方面，这个时期就特别保守。
  　　
  　　　　“我年轻时玩得少，觉得重要的是干革命。后来我生活得更随便些，觉得这样更好。”佳杰思用磕磕绊绊的汉语，表达自己半生漂泊得来的朴素见解。
  　　
  　　　　显然与自己上半生的“革命经历”有关，佳杰思很喜欢“愤青”这个词，佳杰思对“愤青”的汉语解释是三个字：很生气。“我年轻时候的想法就是那样，我那时候很愤怒，我反对美国，我反对资本家。我不想慢慢来，想马上要一个美好的世界。”
  　　
  　　　　“中国也有很多愤青，他们也对很多东西很生气，比如他们对西方媒体关于西藏的报道。我理解他们的生气，理解抵制家乐福。但不能就此觉得所有西方媒体不好，连中国做的东西都抵制。”尽管和很多来中国居住多年的老外一样，佳杰思对中国的某些方面仍有微词，但看到日新月异的中国，他觉得中国的方向是正确的。
  　　
  　　　　现在佳杰思也很喜欢中国的小资群体。“我年轻的时候小资是不好的人，现在小资成了很好的词语，他们吃最好的饭馆，穿最好的衣服，他们不会伤害别人。有人说他们不好，他们不关心政治，但是我觉得不对——你看在四川地震中帮助受灾同胞的年轻人，他们有行动能力。我喜欢中国的小资。”
  　　
  　　回家
  　　　　佳杰思《我的愤青岁月》对革命时代的描写充满了黑色幽默，但佳杰思内心没有讽刺，更没有亵渎。“我不遗憾我之前的生活，那时候我是一个有意思的青年。那时候很多想法不对，但并不遗憾。”他说，自己走过很多国家，目睹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变化，如果没有那段革命经历，他也许就是德国的一位老师，终老于此，世界与他无关。
  　　
  　　　　他用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的那段话，来表达自己“一直向东”后的此刻心境：“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
  　　
  　　　　“我这辈子只做过两种职业，一是从事革命，二是做记者。而现在革命者显然已经无人问津了。我是不是该收拾行李回德国去呢？”在俄罗斯居住的后期，他难以忍受供职的《铿锵时评》越来越严重的猎奇新闻倾向，突然想回家。那次，他没回到德国，而是来到中国——但这一次，他真的要回到德国了。
  　　
  　　　　从宜必思酒店的高层向窗外望去，璀璨的烟花漫天绽放，已经49岁的佳杰思情绪复杂。这是他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个夜晚，也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他决定跟他的中国朋友们分开一段时间了，包括他深爱的辛迪们。
  　　
  　　　　临走前，他依然不讳于和我谈论自己喜欢的女孩子。“我不喜欢一定要高的，或者漂亮的，或者披发的，或者大眼睛的，或者奶大的……”他喜欢独立的，有积极想法的女孩，“那种有点过分的，我不喜欢害羞的女孩子。”
  　　
  　　　　不过，他不愿意多谈自己的中国妻子，他很坦诚地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丈夫的过去，知道所有他年轻时的故事。
  　　
  　　　　这位老愤青要回德国了，他学瑜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已经在那里等他。他曾经那么喜欢变化，喜欢漂泊，把自己当成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个德国人。但年过半百，经历世事变幻的他突然觉得，世界的差异性正在急剧缩小，周游的乐趣正在消逝。
  　　
  　　　　“再也不会有那样极端的变革，国家之间都是一个样子。不像过去那时候，从西德到东德差别就那么大。”
  　　
  　　
•   　　
  　　 “一提起中国人来，我的外祖父总是胆战心惊：‘他们人太多了，如果每个中国人拎一根棍子，背一袋大米，一直往西走，整个世界就是他们的了！’”佳杰思游走在东西方，除了在记者生涯中作新闻报道之外，热爱写作的他意犹未尽地写起了自传体小说《我的愤青岁月》。在中国生活了整整10个年头的佳杰思是个“红老外”，昨天，他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年轻时非常喜欢毛泽东
  　　
  　　 一见记者，佳杰思从背包里掏出一本随身携带的翻旧了的外文版“红宝书”，带着孩子般的得意说：“我的经历特别有意思，工作以外，我还有很多别的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年轻时我非常喜欢毛泽东。”
  　　
  　　　　年轻的时候他非常着迷共产主义，那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共产主义者，深信自己至死都会像一个革命者。“虽然现在我觉得生活应该轻松，应该娱乐，不要太严肃，但年轻的时候一腔热血，又非常‘死心眼’。”
  　　
  　　　　自12岁的小小年纪，当同龄人忙着踢球或是和女同学搭讪的时候，他从身为自由摄影师的父亲那里发现了一本被西方人称为“毛圣经”的《毛泽东语录》，便成天在学校的小操场上埋头啃读。“只要一看到我捧着‘毛圣经’蹲在我们中学大礼堂里时，同学就骂我‘赤猪佬’。对我友好些的，则叫我‘红耗子’。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学校里的‘红耗子’越来越多，而我成了他们的头头。我们一起为低年级组织罢课，还通过斗争在当地建起了一个青年活动中心；我们散发反对核导弹的传单，在计划修建怀尔核电站的工地上示威游行。”
  　　
  　　　　现在距外祖父说那句话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佳杰思也走过了很多原本陌生的国家，渐渐地了解到更多，经历了许多文化冲击，同时也改变了自己。“这期间，中国人的确征服了整个世界，不过不是用棍子和大米，而是用他们创造出来的产品。”
  　　
  　　 有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
  　　
  　　 自1986佳杰思年在中国呆了一个半月，1997年他终于能够如愿长驻在中国，期间生活在香港、上海、北京等地。刚来中国的时候，他的中文名“佳杰思”常被听成“佳洁士”，引起一阵善意的哄笑。“初来乍到的外国人都有一种印象，那就是中国人对待陌生人总是冷若冰霜。但是过不了多久，这种印象就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渐渐习惯了中国人的“随意”和“散漫”，甚至回到德国会不太习惯。“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重新适应家乡德国的环境。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一个德国人。”
  　　
  　　　　而更“中国化”的一点是，他有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因为他娶了一位中国太太。“我们的两个女儿同时在两种语言和文化环境中长大，德语和中文对她们来讲都是母语。”佳杰思说。太太是四川人，所以他还是四川人的女婿。这使他能够以一种不同于普通外国人的特殊眼光来看待中国。他入乡随俗，“既爱上了这里的美食，也理解了这里的人们待人接物的随和与随意”。
  　　
  　　 曾为北京奥运做过宣传
  　　
  　　　　在该书所写的故事发生后，他重操旧业，回归了普通的记者身份。“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赶往灾区采访。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各种灾难惨状，与此同时，也结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无名英雄。我还真切地感受到了解放军和特警部队热忱真挚的精神，采访途中，他们主动招呼我和我的同事搭乘他们的船只和车辆。”
  　　
  　　　　他为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工作做了大量报道。“当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在奥运会闭幕式致辞中说到‘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更多地了解了世界’时，我也是坐在鸟巢中的一员。当然，我的报道关注更多的是奥运会给中国和北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2007年《我的愤青岁月》在德国出版的时候，好评如潮的同时也有人批判这本书有过多关于爱、性等等个人生活的东西。对此，佳杰思的解释是：“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跟我其他生活连接在一起，有我真实的情感，是不可以分开的。”他认为，这本书不仅反映了宏大的历史事件，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深刻变革，而且也叙述了一个个真实生动的人物及他们的人生际遇和情爱挣扎。
  　　
  　　　　对话
  　　
  　　　　从“愤青”变成“小资”
  　　
  　　　　广州日报：为何在12岁的时候就对“红宝书”感兴趣？
  　　
  　　　　佳杰思：在西方那个年代，年轻人常常想跟老一辈不一样，反对一切的束缚和陈规，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对中国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一开始去了前苏联，但一直对中国很感兴趣。
  　　
  　　　　广州日报：您如何理解“愤青”这个字眼？
  　　
  　　　　佳杰思：按我的理解，“愤青”包含很多意思，愤怒、激情等等，这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可避免的，那时候生活在我们眼里黑白分明，比如认为美国不好，资本主义不好，父母的想法不对，我们举行很多游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当然，有了一些经历后，我知道生活很复杂，是多面的。我不会再重复那样的岁月，但作为一个有意识的青年，我不会为那段“愤青”岁月遗憾。
  　　
  　　　　广州日报：书中您也描述了中国特色的“小资”，您怎么看待他们？
  　　
  　　　　佳杰思：“小资”与“愤青”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词，“小资”翻译成德文有点贬义，就好像在我们年轻时候的眼里，父母就是“小资”，他们买高级汽车、大房子，除了生活安逸，没有什么追求。但是我知道，对于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小资”还是有些不一样，他们穿漂亮的衣服，看新潮的电影，吃时髦的饭菜，思想开放，我自己在其中不知不觉也有了一些变化，从一个“革命者”变成一个“小资”。
  　　
  　　　　广州日报：您在中国从事最长的工作是记者，为何对这工作情有独钟？
  　　
  　　　　佳杰思：记者的生活很有意思，很多西方人到中国来工作，大都呆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其他地方基本不去，记者就很不同，可以去农村深入当地人的生活，作为记者四处奔波要比一般走马观花更有意思，不光能光临各种风景名胜，还可以深入普通人无法涉足的种种所在：政府大楼、工厂、棚户区、医院、监狱……同时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人物。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我在那儿呆了三个星期，看到各地很多年轻人主动去提供帮助。之前有些人指责中国年轻人自我，没有责任感，但他们的举动改变了很多人的成见，这使我想起我年轻时在德国的情况。
  　　
  　　　　作者简介
  　　
  　　　　佳杰思（Adrian Geiges），1960年生于瑞士，12岁读“红宝书”，16岁被西德共产党派往东德秘密学校学习。三年后，在威尔海姆大学学习新闻、历史和政治。佳杰思去过中国、古巴、越南等国家并于1990年迁居莫斯科。1995年担任德国电视一台新闻节目编导并成为RTL台《惊爆》节目驻俄罗斯记者。佳杰思曾专访叶利钦，还曾作为战地记者前往车臣和前南斯拉夫前线。2000年，他成为贝塔斯曼旗下杂志集团古纳亚中国区CEO。目前居住在德国汉堡，主要精力用于写作。
  　　
  　　 《我的愤青岁月》内容介绍
  　　
  　　　　30年前的欧洲，曾有一群年轻人，怀揣炽热的革命理想，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个动荡的世界，用自己的燃烧去换取历史的进步，寻求光明的意义。
  　　
  　　　　从一个德国“惊世骇俗”的“毛圣经”粉丝，到青年干部学院里单纯青涩的学员；从覆灭的理想国度里的失意者，到媒体世界里创造收视率奇迹的领军人物……佳杰思以犀利生动且不乏幽默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他所经历的风云变幻的三十年。
  　　
  　　文/ 广州日报 谢绮珊
  　　
•   刚在潘家园地摊上买了一本，翻了几页，确如楼主所言，翻译得很好。
•   我读完了这本书之后,记忆深刻的就是那个蒙古同宿舍的群体狂欢,以及很多外国男人在中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生活.
•   严重同意楼上==
•   。。。这个是这本书的概括摘要么
•   不管怎么说，嗅出了老外在中国玩大妞的流氓味道。
•   方向是好的 恩 那就足够了吧
•   小白好勤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