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国度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德]扬-维尔纳•米勒  页数：384  译者：马俊,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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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知识分子对两德统一作何反应？他们如何看待德国的民族身份及其国际新地位？本书是一部重要著作，它不仅考察了德国人变化中的民族观，讨论了它们同纳粹时代的关系，也清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政治思想的广泛发展——同时批判地反思了德国作家、思想家长期以来的一些思维盲点。　　米勒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部对统一持防范态度，为什么统一尤其将左派逼入了一场至今有待克服的大危机。他分析了君特·格拉斯、尤尔根·哈贝马斯和其他一些所谓“怀疑的一代人”的回应，这些知识分子同两次大战之间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相决裂，他们将自己重新树立为改变战后政治文化的一代“民主精英”，并试图在1989年之后再次发挥类似作用。他讨论了“宪法爱国主义”这个德国观念，也讨论了“1968年一代”的反民族主义，并且首次全面地分析了德国“新右派”。本书写法明快而优雅，它评价了关于民族国家之前途的激烈论战，描述了德国的公共记忆，并且更宏观地反思了知识分子在后极权社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

作者简介

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 德国籍。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系副教授。另著有《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A Dangerous Mind: Carl Schmitt in Post-war European Thought, 2003)，编有《战后欧洲的记忆和权力:过去的现在性研究》(Memory and Power in Post-War Europe: Stud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2002)和《1945年以来的德国意识形态：联邦德国文化和政治思想研究》(German Ideologies since 1945: Studies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and Culture of the Bonn Republic, 2003)。

书籍目录

致谢原作者的翻译及术语说明导论第一章 1945年以来西德的民族、国家和知识分子：历史的公共用途第二章 君特·格拉斯及其批评者：奥斯威辛的形而上学第三章 尤尔根·哈贝马期和宪法论战：“德国马克民族主义”对隈宪法爱国主义第四章 忧郁、乌托邦与和解：左翼和自由派对统一的回应第五章 马丁·瓦尔泽：德国式感伤和对德国的观点第六章 卡尔·海因茨·博雷尔：重振浪漫主义和国家的审美化第七章 人民族认同到民族利益：解剖德国新右派第八章 为政治事物或记忆的私人化做准备：德国知识分子遭遇“柏林共和国”结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1945年以来西德的民族、国家和知识分子：历史的公共用途界定一个德意志民族的身份，过去就有种种困难，由此可以想见，在1945年以后，德国人不太能够认同两个分别以英美式民主或苏联共产主义为理想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并且承认他们的合法性。西德没有被纳入与民主德国同样的轨道，反映了大多数民意（对此还可以争论），即便如此，与其说人们是欢迎民主，还不如说是对它逆来顺受。上述两个体系同“1914年精神”、“1914年理念”天然地冲突，而它们恰恰褒扬深刻的德意志“文化”而贬低狭隘的西方“市民化”（civilization），并且指导了德国民族方案长达30多年。提出这些民族主义理念以对抗与法国大革命相连的西方民主理想，并且为其合法性辩护的主角正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历史学家。两个分裂国家的建立仿佛是明确回答了如何在中欧容纳德意志民族国家这个所谓的“德国问题”，因为两个国家很快就牢固地融入了各自盟友的营垒。与此同时，两国分裂却又重新开启了更老更原始的在1871年之前存在的德国问题——德国是否有朝一13能够统一。但分裂也把德国问题同一系列其他问题联系在一起。两种意识形态系统隐含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方案，由于它们的冲突，民族问题同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又进一步反映在一个更广泛的欧洲问题上。雅尔塔体系有一个核心问题：两个德国的问题和两个欧洲的问题是一对并行的问题，因此看似也应一并获得解决，但是远远不能确定的是，德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是否会为德国问题和欧洲问题给出必然相同的回答。当两个德国于1949年成立之时，自由、和平和统一似乎都是最高使命，但它们相互却不兼容。一个民族能以两个国家的形式存在吗？新建立的两个国家会不会塑造起新的相互独立的民族意识？知识分子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倾尽全力去推进民族主义方案呢，还是会最终接受看似“非德国”的两种政治系统，转而支持各自盟友的再教育方案？他们将怎样对付德国的“后法西斯处境”？德国人尽管遭受了纳粹主义的幻灭，却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心存疑忌，他们又怎么面对这个情况？换言之，对于德国政治文化中实际存在的“民主缺失”，什么才是一个恰当的回应？后来被称为一次彻底的文明断裂（Zivilisationsbruch）的大屠杀。是会遭到遗忘呢，还是会以历史记忆的方式融人战后新的民族认同之中？甚至说，此类记忆能否成为某种合法性的来源？于是乎，德国问题除了是德国人内部和欧洲格局上的问题之外，还隐含了一个“犹太人问题”。其后果就是，1945年后德国国家主权上的任何变化，都会跟纳粹往昔这一特定形象——至少是在象征意义上——联系在一起，并且牵连到过去和现在的犹太人。建国和两种文化无论是东是西——尽管在东德尤甚——德国人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最初反应都是国家主义（etatiste）的。在西方，联邦共和国的建国之父们采纳了一些流亡者的“尚武民主”（militant democracy）观念，即有能力抵御敌人的民主，从而谋求种种强有力的体制手段来抵御反民主运动，以补魏玛共和国之不足。换言之，西德对待法西斯这段历史的办法是把法西斯新威胁的可能性“内化”，并且以一套民主的、从理论上说不可摧毁的宪法秩序对之加以监控。一个具体后果就是把新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一道作为“内部敌人”加以查禁，这个措施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与此相对，民主德国遵循传统的反法西斯主义教条，针对法西斯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彻底改变社会结构——特别是摧毁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精英阶层。正是由于这种全盘转型，国家领袖们便可想当然地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在民主德国一劳永逸地消除了，一切残余的法西斯分子都被排斥到了联邦德国——甚至连希特勒本人都被看作是一个西德人。法西斯主义被有效地“普遍化”了，被看作是发达资本主义内部固有的、无处不在的潜在可能性；却也被“外化”了，以至于似乎法西斯主义威胁如今只会来自民主德国外部，尤其是西德。于是，不论是东德还是西德，她们的建国都表现为公开否定民族社会主义这段过去，双方都不同程度地以反民主的方式防备着自己的国民，双方都同“另一个德国”针锋相对，各自把对方看作过去的遗孽。西德人把民主德国看作极权主义的一个例子，而民主德国的宣传机器把联邦德国描画成骨子里的法西斯。在此意义上，两个德国的建国都是双重的否定。鉴于双重建国这一背景，知识分子很快就发出了声音。几乎是紧随战争的结束，历史学家就奉上了他们对纳粹时代的现成解释，而几乎众口一词，都是“浩劫”、“悲剧”、“宿命”和“恶魔”这样的语言。误入歧途的德国历史成了流行的叙事模式，而集中的焦点，一是揭橥于农民战争的若干次失败的革命，二是l871年后德国的“普鲁士化”，三是“乌合之众化”的罪过。最后那个解释模式后来是特别流行，因为它开了口子，让人能够归咎于一个无影无形的东西——“乌合之众”，这样似乎就可以把罪责普遍化，从而变得不那么具体，与此同时，又可以开一条路，让人能够重新肯定个人和突出“人格”的传统价值。德国史泰斗弗里德里希·迈纳克（Fridrich Meinecke）与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认为“极权专制”的基础是源自法国大革命的乌合之众化，迈纳克称之为“民主化、布尔什维克化、法西斯化”。不可小觑，关于乌合之众化的这种话语表达了对民主的深刻疑虑。迈纳克和里特尔还呼吁重塑德国的历史形象（Geschichtsbild）。然而，所谓重塑，不过就是改变某些采自1933年以前的概念和范畴而已。根据权力和文化的传统二分法，迈纳克批判德国军国主义和过度强调权力国家（Machtstaat）的做法，主张以“文化”来加以修正。里特尔同样抨击“权力崇拜”，但却试图把第三帝国从更早的德国传统中孤立出来，办法是以现代性本身的病态史来解释民族社会主义。在此类知识分子看来，民族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德国特有的现象，而是某些宏观走向的一部分——尤其是宗教、19世纪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价值观的衰落。合理的对策应是回归人文主义，尤其是基督教“日落之地”（Abendland，指欧洲）的理念。迈纳克鼓吹建立“歌德的共同体”，主张以新的方式供奉“德意志精神”。这类药方虽然事后看起来挺可笑，当时却非常投合复员老兵和年轻一代的文化饥渴。战后的那个阶段见证了一场高雅文化的繁荣，这甚至促使特奥多尔·W.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在1950年谈到自己去美返德一事时表示，“同最广义的精神事物的联系”是“紧密的”，并且“甚至超过民族社会主义攫取权力之前的那些岁月”。对迈纳克和里特尔来说，民族国家依旧是历史分析仿佛不证自明的框架。日后的历史学家会批评他们继续强调民族国家，然而，采取某种更加欧洲化的视角这一趋势同样也是成问题的：它经常显得像是一种工具，用来为晚近历史的政治、道德责任开脱。许多知识分子事实上向往一个欧洲联邦，由“欧洲爱国主义”所维系，并且包括一个统一的德国，这个德国在东西方阵营之间扮演一个制衡力量的角色。但是这个立场恰恰包含着一种道德上的暧昧：德国融入欧洲难道不是以这个民族要处理好后法西斯处境为前提的吗？任何一种形式的普遍化，比如像在历史学家呼唤人文主义的主张中所蕴含的那样，难道不也构成了对德国问题的一种逃避？在普遍和特殊之间，这里并非必然存在矛盾。人们可以从普遍出发，例如从西方价值总衰落这一论点出发，而把德国看作这种衰落的一个特殊缩影。人们也可以说德国是一个例外，然后把它同更宏观的理论联系起来，以证明其他国家可以从所谓德国经验中学到很多教训。但是不同的出发点导致不同的后果。事实也表明，作为特殊性的历史，能否同某种普遍化立场协调起来这个问题，让德国知识分子颇感棘手，即使他们无心为本民族辩护，情况也是一样。具体而言，历史罪行的民族背景是不是决定了其责任也要由一个有连贯性的民族共同体来承担，这个问题从德国认同论战的一开始就是一个议题，并且在之后四十年里以各种不同形式重现出来。当历史学家们寻找的解释多多少少是开脱罪责的时候，流亡作家们立即抓住了“民族良心”的角色，声称自己对过去难辞其咎，主张建立一个更好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未来。比如安娜·塞格赫斯（An—na Seghers），1947年从墨西哥流亡归来，在她第一次穿越德国的旅程中写道：“此时此刻，德国作家们必须亲身进入这幅景象，去经受明明白白的清算。出于他们的天职，他们必须帮助其人民正视咎由自取的处境，激励他们去争取一个不同的、美好而和平的新生活。”然而，如同这个国家一样，作家们也发生了深刻的分裂，其中最主要的发生在流亡国外的作家与试图在第三帝国幸存下来的作家之间。后一群体又进一步分裂，一部分当年就像瓦尔特·冯·默罗（Waltervon Molo），隐居乡间不再发表作品，另一些则与当权者发生冲突，被送上法庭甚至送进集中营。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的代际分裂，就是战争时已经成年的作家和当时未成年的作家，后者不遗余力地呼吁清洗已经遭到玷污的德国语言。随即爆发了一场论战，一方是所谓“国内流亡”的激烈的辩护者，尤其是弗兰克·蒂斯（Frank Thiess），另一方是流亡人士，其首要代表是托马斯·曼，他谴责1933年至1945年之间在德国创作的文学作品。争议的核心一是审美与政治的恰当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二是作家有无必要担当政治角色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未来将是西德许多场知识分子论战的中心点，统一论战也不例外。然而，这些分裂都先后让位于冷战所造成的东西阵营分裂。流亡作家在民主德国受到欢迎，获得很多发表机会，而在西德却被视为异己甚至叛逆。与此同时，许多西德作家取西方文化的种种概念以为标榜，例如“13落之地”被奉为圭臬，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大旗。东西分裂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一点在1947年10月柏林的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全德作家大会上苦涩地显示出来。但是，有一些作家从一开始就试图架起沟通东西方的桥梁。托马斯·曼第一个提出，德国作家保持统一，须凭借他们的第一家园（He.imat），即德国的语言。1949年夏天，借着歌德诞辰200周年纪念的机会，曼特意将同一篇演讲发表了两次，一次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另一次在魏玛民族剧院。曼说：“我不知道什么占领区。我来拜访的就是德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而不是某个占领区。一位独立的作家，他的家园乃是自由的、丝毫不受占领之影响的德国语言，能够守卫并代表德国之统一者，若不是他，还会是谁呢？”他调用了一个传统的德国概念文化民族（Kulturnation）——由跨越邦国边界的共同文化所界定的一个民族，而非一个政治共同体——这个概念在18、19世纪德国处于邦国林立的分裂时期，曾经支援过民族主义诗人的主张。在此意义上，冷战和民族分裂看似加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而不是削弱了这个角色。像曼这样的作家可以扶文化以反政治，并且获取超越于意识形态狭隘对立之上的代表资格。去触痛——而不是去治愈——所谓德国的分裂“创伤”，而又超然于东西德政府各自直接的政治利益，成了作家们特意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公共使命。紧接着战后的那个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情起人文主义来了，不论其形式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还是宗教的人文主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文主义都使用“新开端”、“青年”和“抉择”这样的语言，它们暴露了许多两次大战期问存在主义式的决断（resoluteness）之遗痕。从战场上归来的青年知识先锋采取了一种幻灭的倔强和现实主义态度：在“最后战役”（Endkampf，保卫德国本土的战役）期间，他们心中就普遍产生了怀疑主义和对宏大政治修辞的不信任感。这一点最鲜明地由《呐喊》杂志（Der Ruf）宣告出来，她的精神核心是反法西斯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某种混合体。两位1933年之前德共的党员，汉斯·韦尔纳·里希特（Hans Werner Richter）和阿尔弗雷德·安德施（Alfred Andersch），在美国的战俘营里（POW camp）着手编辑《呐喊》的最初版本，试图把她变成“无家可归者”——反共产主义左派的喉舌。反共产主义左派是他们取自阿图尔·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一个字眼。《呐喊》作者们的“呐喊”——常常回响着英雄主义决断的纳粹语言——既是针对老一辈人的，也是针对流亡者的，只是在程度上远逊于前者。他们邀请流亡者同“德国青年一代”联合起来，然而他们的思想强调青年、以前线经历为核心，这就等于预先关上了联合的大门。《呐喊》一度达到70000册的高发行量，却于1947年被盟军当局查禁。尽管如此，围绕在《呐喊》周围的群体，仅仅是一张大网上几个突出的节点，这张网有许多知识分子小圈子和亚党派组成，他们主张一条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试图发动一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式的运动，以争取德国的统一。他们的新人文主义，旨在回到“人本身”，但也是要建立一个不太现实的联盟，把“盟军士兵、欧洲抵抗战士同德国前线士兵，乃至把集中营里的政治犯同前‘希特勒青年”’联合起来。据信，希特勒青年和集中营幸存者拥有一些共同体验，这些体验具有“存在主义”性质，这便是此联盟将要依凭的基础，这也表明，左翼知识分子是多么倾向于破除道德上的壁垒，而对众多德国人协同犯罪的事实视而不见。在一个统一的欧洲之内，追求一条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德国将保持为一个国家、中立的国家，成为东西方的一座“桥梁”，就像里希特所表述的那样。当盟国查禁《呐喊》之后，她的中坚人物组成了“四七社”（Gruppe 47），一个松散的作家联盟，成员由里希特挑选出来，每年聚会一次讨论他们的著作——她成为早期联邦共和国内一个有巨大影响的文化、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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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国度》写法明快而优雅，它评价了关于民族国家之前途的激烈论战，描述了德国的公共记忆，并且更宏观地反思了知识分子在后极权社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

用户评论 (总计15条)

•   因为里面的内容好像有关经济的 不是很有兴趣当初因为 这个书名很有意思 才买的
•   很方便，订单处理很快
•   民族与文化与知识分子
•   另一个国度，德国。
•   书做得相当好，新星出版社果然名不虚传
•   这个价格比较实惠
•   深入了解二战
•   祖国统一的参考
•   　　只盼这是一个完全平常的、另一个国度，
  　　而不是这个夜与雾的国度
  　　挤满了灵魂出窍的住户
  　　既不知自己是谁，也不愿知道
  　　被抛入这片国土
  　　又要逃离这片国土
  　　流离失所一直到坟墓：
  　　只盼是别样的，只盼它还有救
  　　只盼这里有忠告和慰籍
  　　只盼它不是这个荒废的、封了嘴的敌人之国度！
  　　 H.M.E
•   　　这是一本与它所写内容不那么贴切的书，我的意思是说它居然生动。
  　　它写的是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和民族认同。
  　　它其实是一本好看的书，笔法和所引都醍醐灌顶，恰似我们熟悉的那一声春雷。或者是真的吃饱了撑的，打了一个惊世的嗝——一般舒服。
  　　知识分子惯常都迂腐，或者肚里有货倒不出来，倒出来的都是嘎嘣豆，咯牙。但杨—维尔纳•米勒不一样，他会说人话，即使是一些生僻的词汇，他也让你能感到它们的光辉。会写作的知识分子的确不多，他算一个。
  　　今天看到一处，捧腹了：“民主德国遵循传统的反法西斯主义教条，针对法西斯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彻底改变社会结构——特别是摧毁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精英阶层。正是由于这种全盘转型，国家领袖们便可想当然地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在民主德国一劳永逸地消除了，一切残余的法西斯分子都被排除到了联邦德国——甚至连希特勒本人都被看作是一个西德人”。
  　　今天我的想法：知识分子由于无法选择出身，更无法选择生存环境，他们的发言都带有浓重的身份和地域口音，这其实与我们心目中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和良知是相悖的，我们凭什么还相信他们？坚持和独到，也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我们凭什么还相信他们？人格这个词本来就很可疑，像中国人不喜欢的黄鼠狼，我们凭什么相信黄鼠狼？！可是，我们不相信他们，又相信谁呢？佛？上帝？真主？天啊，他们是更大的知识分子！
  　　
•   　　《另一个国度》：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原谅我将龙应台的书名套用在这本由德国籍学者扬—维尔纳•米勒写成的《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身上。在中国，他的另一本已翻译出版的著作是《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
  　　全书论述了两德知识分子对于两德统一后的心态和反应，有阵痛也有激动，他们的民族观与历史感不仅往上追溯到让人噤若寒蝉的第三帝国、昙花一现的魏玛共和，甚至更远可以追及到启蒙运动。这些知识分子的声音和身影，主要收录有君特•格拉斯、尤尔根•哈贝马斯、马丁•瓦尔泽、卡尔•海因茨•博雷尔。
  　　历史的诡秘，用书中原话讲，就是1989年威胁到了1968年，亦即柏林墙的倒塌这一历史一刻所带来的巨大转变强烈冲撞了1968年源出法兰西的欧洲左翼运动狂飙猛进所遗留下的建筑框架，框架成为废墟，在这样的语境中，本就摇摇欲坠的乌托邦信仰和革命动力滚落成一地鸡毛。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温和平稳的奋斗历经艰辛终获成功，无论是瓦文萨在波兰的胜利，还是哈维尔在捷克的胜出，抑或是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自食其果的残酷结局，德国也不例外，1989年11月9日，那堵盘亘在多少人、多少家庭内心深处的梦魇——柏林墙，终于在万众欢呼声中轰然倒塌，从此一个时代结束了。看世纪末向你走来，复杂暧昧九十年代便这样蹒跚而至，因为它已失却了所要反抗的明确目标，正义遭到模糊化。
  　　半个世纪极权主义生活的耻辱和悲惨随时光冰消瓦解，但走出黑暗，迎向光明的人们，他们习惯暗夜的眼睛，一时间并不适合刺眼的光亮，于是他们迷惘、徘徊无地，当朝思暮想的日子突然降临头上，一时手足无措忘了该是感恩，还是继续诅咒，诅咒这极易迷失自我的自由经济时代。但不管怎样，在一如知识分子的批判角色定位之下，对于左翼对统一前的眷顾和对乌托邦的执着，我抱着体谅的态度大量一切，毕竟，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表个人任何看法的时代，因为多元，所以批评与赞扬共存，你身边的至亲至爱们也不再会被“斯塔西”逼作线人而对你撒下天罗地网的监听控制，家中没有窃听器，屋外没有柏林墙，窃听器成为历史的见证，柏林墙成为供涂鸦用的行为艺术地。
  　　 二战后的德国，在纳粹的断壁残垣之上，建立起了两个国度，一边是“罪责和民主人文主义的官方公共文化”，另一边是“一种倔犟的沉默文化”，联邦德国抓住了正统德国的国际遗产，民主德国则垄断了反法西斯主义，将自己的正义性进行无限量放大、涂扮，于是有形无形的分界线就这样落地生根。
  　　 当知识分子意图把东德独立保留下来，作为一种寄托并埋葬了理想的琥珀试图留住时光时，他们感到无能为力，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透过龙应台《看世纪末向你走来》一书，我依然可以看到许多的东德普通民众在怀念旧时光，尽管那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狗岁月”，在对往昔青春甚至追寻一生价值的历程中，他们温情脉脉；在面对光怪陆离的现代商业大潮，久居铁幕体制下的他们观念难转，行动笨拙，未免埋怨重重，这是转型时期的特征，烙印在所有人的疲倦肉体上。有很多人想成为君特•格拉斯笔下的“奥斯卡”，拖着永远长不大的童年身躯，敲击着铁皮鼓信步走向未来，那依然是踌躇满志的神情。
  　　本雅明风靡了，施密特和海德格尔走出各自的政治历史阴影，连卢森堡都获得了格瓦拉那样的商业化革命流行，经历了“窃听风暴”的幸存者们，挥手喊声“再见列宁”，我们可以畅言无忌，我们可以左右晃摆地大谈学术和指点现状，正是因为我们站立在柏林墙的碎石和尘土上，内心不再有恐惧和桎梏，不是么？
  　　
  　　成稿于08-11-21
  　　
  　　
  　　
•   　　　杨小刚 □自由撰稿人，上海
  　　
  　　　　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Müller），德国籍，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另著有《危险的心灵：战后欧洲思潮中的卡尔·施米特》，编有《战后欧洲的记忆和权力：过去的现在性研究》和《1945年以来的德国意识形态：联邦德国文化和政治思想研究》。
  　　
  　　　　公元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坨在他的《历史》中声称，“日耳曼尼亚”是北邻大海、南至多瑙河、西接莱茵河、东临维斯图拉河的广大土地，日耳曼人则是自不可考的年代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群血统纯正的人。与后来德国的种族主义者相似，古代日耳曼人以血统纯正而自豪，一个例证便是“日耳曼”一词在西文中具有“拥有同一祖先”、“发散自统一根系”、“关系密切”等含义。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许多国家都以“日耳曼”（Germany）称呼德国，日耳曼人自然就是指德国人，但对于以“德意志”（Deutschland）称呼自己国家的近代德国人来说，“什么是日耳曼人”或者说“德国在哪里”，始终是需要回答的问题。1848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全德意志国民议会就是以完成这一任务为口号而召集起来的，其后俾斯麦通过三次战争实现了德国统一，但这一任务并未就此完成。统一后的德国并不包括奥地利，日耳曼人还作为少数民族生活在其他许多国家。宣扬“大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具有越来越强的感召力，以至于1890年成立的“泛德意志同盟”对马科斯·韦伯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颇具吸引，包括韦伯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纷纷鼓吹“帝国的扩张”，一战由此爆发。这样的环境最终催生出希特勒，酿造出犹太人大屠杀这一清除非日耳曼人的“最终解决”方案。
  　　
  　　　　所以，一个当代德国人会说，“德国人是谁”这个问题不能问，一旦问了就会带来血与火，他甚至会说，德国不能被爱，只能被恨；当联邦德国建立时，总统豪伊斯会反对沿用以“德意志高于一切，高于世界上的一切”开头的《德意志之歌》作为国歌，后来也有人建议用布莱希特战后写的一首诗来替代。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难以想像的，我们也会想当然地以为，德国人双手拥抱了两德统一。加上一直对冷战结束、东德民众重获自由进行正面叙述，两德统一的多重历史含义远没有被我们所认识。因此，当我们翻开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的德裔学者米勒的著作《另一个国度》，看到战后许多德国知识分子拒绝统一，激进者甚至要求保留柏林墙，一定会倍感惊讶。
  　　
  　　　　本书即是从德国的历史文化方面梳理了今天仍有争议的统一问题。
  　　
  　　　　德国的罪责
  　　
  　　　　拒绝统一的重要原因自然是德国人对战争罪责的反省。这种反省在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战后发表的《罪责问题》一文中得到最深刻的表达。他认为，德国人沾染了无法去除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罪责。之所以称为形而上学的罪责，意味着，一方面，这一罪行已使德国人的历史成为一条邪恶的“独特道路”，另一方面，正如历史学家梅涅克在《德国的浩劫》中所反对的，独特道路并非必然也并非仅仅会从德国文化中发展出来，德国人并未因此被贬为贱民，德国文化也并非黑暗反动。罪行具有普遍性，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产生一定的社会环境，都可能再次发生，它源于康德所说的“根本恶”，即人人都有作恶的自然倾向，一旦受到某些经验刺激，就会成为现实的恶，尤其当人们身陷群体性的狂热时，罪行极易发生。
  　　
  　　　　罪责成为一桩债务但德国人有勇气承担起自身的罪责，也必须防范罪行再次在德国发生，而对罪责负责任首先就要拒绝民族国家。雅斯贝尔斯说：“走到头的是德国民族国家的历史，而不是德国人的历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能够为自己和这个世界做的一件事就是，让人们意识到，民族国家的理念如今对欧洲和其他大陆意味着灾难。”
  　　
  　　　　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在战后成为相当普遍的共识，许多统一论战中的知识分子都是在这一共识的背景下进行论辩，在他们看来，正如19世纪俾斯麦领导的帝国统一一样，两德统一很可能导致催生威权的民族主义精神复兴，即便统一势在必行，也必须弄清，它的正当性何在。所以，即使两德统一已经过去十年，在米勒教授写作此书的2000年，德国知识界围绕统一问题仍旧是一片众声喧哗。事实上，质疑统一不仅仅源于对德国“独特道路”的防备，从18世纪以来，德国政界和知识界就一直在围绕国家和民族认同问题进行错综复杂的历史性讨论，如今的论战不过是历史的重演。米勒教授也因此自觉运用日耳曼学术里最通行的政治论证研究法———历史化分析，将战后德国知识界关于统一的各类主张与延续两百多年的各个问题传统勾连起来。在这样广阔的历史视野下，我们会看到，德国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反思统一、对抗民族国家的知识资源。
  　　
  　　　　文化民族vs国家民族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德国历史学家梅涅克在其初版于1908年的名著《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开篇区分了德国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范畴：文化民族和国家民族。前者主要基于某种共同的文化经历而凝聚起来，后者则建立在一种普遍的政治历史与法则的统一力量之上。数百年来，德国一直是一个小邦林立的国家，尤其是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后，分裂为1789个拥有独立主权的政权，但德国很早就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尤其在宗教改革之后，形成标准德语，在18世纪更发展出灿烂辉煌的文学、艺术以及哲学。所以一直有德国思想家持有这样的观点：德国是一个文化民族，一个“去中心化的国度”，她无需建立国家即可完成，德国的分裂等于“我们政治生活美丽的多样性”。
  　　
  　　　　上述思想在赫尔德和席勒的著作中处处可见，19世纪初影响巨大的法学家、政治家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也曾提出一种浪漫主义的政治观点，特别表现了文化民族的存在形态。哈勒推崇封建的小邦制，认为小邦体现了真实、简单的自然秩序，邦国越多越能保留美善和多样性，惟有在小邦中精神的“教养”才能达到顶峰，因此他痛恨一切大一统的政治目标。这种看法保留在每个普通德国人的文化血液中，每一个德国人都深沉地爱着自己的故乡，对他们而言，对故乡而非对国家的爱更加真实。
  　　
  　　　　虽然德国后来的历史抛弃了文化民族，转而谋求国家民族，梅涅克的著作亦是条析两个概念的发展史且支持后者，但并不代表文化民族成了过时的论调。统一论战的代表者之一、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立论的核心便是文化民族这一概念。他回顾历史，认为18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在政治统一缺失的情况下缔造且保存了一个德国的文化民族，彼时文化的创造力基于政治方面的孱弱，而随着政治结构的强化，文化构造与其趋同，文化的创造力旋即被湮没。常常被抹黑为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代表的尼采恰恰也持这一观点。因此格拉斯呼吁，用文化民族的共同意识取代政治上的民族意识，主张德国文化民族圈内部的“一体而非统一”，在柏林墙倒塌后还提出两德以邦联制联合的渐进方案。
  　　
  　　　　社会消解国家
  　　
  　　　　鼓吹民族国家复兴的保守主义者自然存在，而且势力不小。他们或多或少算得上纳粹的桂冠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门生或者崇拜者。也正因为继承并发展了施米特的思想，他们便与其他立场的知识分子分享了同一论据：施米特所称的“自组织的社会”正在不断消解国家。这一观察早就已由黑格尔做出，市民社会或者说公民社会，是黑格尔国家理论的重要环节，现代政治运行的逻辑也常常被归结为公民社会崛起，制衡国家权力。施米特相当重视这一现实，他的所有思想就是捍卫国家的神圣性，避免国家被多元化社会侵蚀。他为民族国家辩护的论证可以简化为：政治即划分敌友，只有作为一个精神凝聚体的国家才能够划分敌友，所以只有国家是严肃的政治事物的惟一容身之所。
  　　
  　　　　可以看到，同是导向欧洲一体化，保守主义者与哈贝马斯的推论却南辕北辙。前者在放弃了以决断式的激进政治行动对抗工业社会对国家精神的侵袭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而默认技术化国家对个人生活世界的规制；哈贝马斯和其他知识分子不仅同意而且主张国家的正当性就是提供功能性的服务，但他们也认识到，国家作为一个系统，自然而然会侵蚀个人的生活世界，但个人对此并非束手无策。70年代兴起的环保主义已然弱化了技术统治论，在理论上，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批判了施米特的政治观。他否认只有国家才具有政治性，施米特所厌恶的自组织型社会恰恰成了政治事物的新容器。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的公民，不仅以合法的形式对抗国家的技术化控制，也对抗社会自身产生的系统性规训力量，从而形成普遍的抗议政治。另一位战后著名的社会学家卢曼甚至将抗议政治的兴起视为联邦德国的辨识特征之一。对于坚持启蒙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国家以自我否定的形式，通过向公民提供抗议权，获得了公民的认同。
  　　
  　　　　百年前梁任公于《新民说》中倡言：“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彼时之中国民众，只对于朝廷方知有国家，而于朝廷，但知服从而不知朝廷之是否合法。百年后的国人，阅读米勒的这本著作，至少可以了解种种异质的对于国家和民族认同的态度，不至于固守许多理所当然的意见。
  　　
•   你完全没有理解
•   某种意义上，世界应该“感谢”柏林墙，不论从归谬法的意义，还是从警示的意义上。
  好文！昨天与朋友扫荡复旦周边书店时邂逅过这本书，但没有买下，现在感觉有些遗憾。
•   牛逼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