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柯

出版时间:2008.05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美]马克•里拉  页数:322  译者:张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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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维柯:反现代的创生》首次对维柯进行真正全面的评介,并在评介中,把维柯对权威、政治和民政宗教的关注与他的历史理论结合了起来。同样,对于与我们时代的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反现代传统的后续发展,他也提出了一些争论性问题。《维柯:反现代的创生》是纠正对维柯的“通常”解读的一剂良药,也将改变我们对维柯的研究。  意大利学者焦万尼?巴蒂斯达?维柯(GiovanniBattistaVico)被广泛认为是现代第一位历史哲学家,但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是以他1744年的晦涩难解的代表作《新科学》为依据的。马克?里拉在这部新的研究中提出,维柯是最惹人争议的反现代思想家之一,从而让他的形象更为复杂。  马克?里拉结合维柯被人忽视的形而上学和法学著作来考虑,揭示了这位哲学家对现代观点强烈的保留态度,并说明了他的历史哲学是如何恰恰从这些怀疑中产生的。而在维柯的尚未有英译本的自然法论著《普遍法权》(1720-1722)中,维柯就完全是以一位政治思想家和神学思想家的面貌出现的,他拥护理想化的罗马的权威传统,反对现代生活中普遍腐化的怀疑主义。维柯明确把这种怀疑主义归咎于现代哲学的创建者们,特别是笛卡儿。由于被纳入他对怀疑主义的批判背景中,维柯的历史"新科学"就呈现在全新的视角中了。虽然它在形式上是现代的,但仍能在此看到它的本来面目:对神的权威的一种悲观辩护,借以反对体现着现代特征的自由与理性。

作者简介

马克·里拉(Mark Lilla),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美国公共领域中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本书《维柯:反现代的创生》是作者的成名之作,出版之后获得学术界很高的评价,奠定了他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声誉。另著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胎死腹中的神:宗教、政治和现代西方》(The Stillborn God: Religion, Politics, and the Modern West)。编有《新法兰西思想:政治哲学》(New French Thought: Political Philosophy)和《以赛亚?伯林的遗产》(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

书籍目录

文本、翻译与简称导言第一章 人的事物和神的事物人的随落真理的种子秩序与自由第二章 反对怀疑主义怀疑主义与政治学普遍法权理论第三章 转向科学罗马的恒定一致性一门“关于神的意旨的理性的民政神学”第四章 永恒城邦的理想历史运动的智慧诸民族经历的历程第五章 古代与现代的衰颓野蛮与反思发现真正的苏格拉底文献参考索引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人的事物和神的事物在17世纪欧洲的伟大哲学巨变中,维柯必定被认为是那些最重要和最敏锐的反革命者之一。与维柯同时代的那些现代领军哲学家们比照来阅读维柯,就是与这样一位思想家相遇,他还没有如此脱离同时代的思想主流,以至于非要顽固地去反对他们不可。他的反对是神学上的。维柯相信,他在现代人的新方法和新词汇之下,看到一种不祥的行为,那就是人类的自我肯定在反对着上帝和自然。如果说培根、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诺莎和洛克他们没有在别的任何方面达成一致,但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统一的,即发扬人类理性和意志的独立力量。他们的作品都是关于这些能力的独立性的大胆宣言:神学的、哲学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能力的独立性。其次,这些作品也是构建新体系的蓝图,这种新体系的基础就是要利用新发现的人的力量。这种前景——就是对于上帝和自然的反叛,以及人类隐藏的潜能的解放——使维柯充满了某种预感。只要现代观点的支持者预示了理性和自由的规则,维柯就已预知,审慎和节制将会被废除,理性的不道德将取代传统的道德,青年人也将被送到毫无希望的怀疑主义的掌控之中。这些指控不是最新的。自从与古典思想和中世纪思想断裂之后,反现代的批判层级已经不乏厚度和深度。大部分这些作者都是正统的神学家们,他们产生了为数甚巨,但现在几已忘却的一系教信条来拒斥现代思想,他关于早期社会发展的后期著作看起来与圣经经文是如此的难以调和,以致在维柯死后引发了围绕维柯的宗教观点的不休争论,直至今日。维柯和马勒伯朗士及莱布尼茨一样,绝非一个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他只是把神学处理成一种理性的形而上学。虽然如此,维柯还是一个反现代的思想家。他对于现代哲学的动机充满不信任,也对其政治学说心存忧惧。尽管现代人看到了掩埋在大堆教条和迷信之下的人的理性的光明,但维柯也看到了一种堕落的动物,这种动物的非理性动力总是支配着他软弱的理性。现代人相信,错误都是可以并且必须通过分析加以拒绝的;而维柯却相信,某些错误是有用的,应该加以保留,既然上帝间接地使用它们来发展人的能力。在现代人拒绝信任一切未经理性证明其正当性的秩序和权威的地方,维柯却在其中看到了仁慈的天父的手,他拉着他的软弱而堕落的孩子,使他们逐步回到自己的身旁。维柯对现代人的反感是基于这种对于人的本性的远非现代的解读,也因为受到某种忧惧的触动,即担心现代人对这种本性的熟识的无知会释放出强有力的心理力量和社会力量,最后使人变成既对抗自己又对抗他人的野兽。对人类条件的这种神学概念——要通过非理性的力量拉回到上帝身边的软弱的堕落的动物——只能在新科学的看似现代的面纱后面才能得到理解。但如果要评价它对维柯的科学研究的意艾,就必须首先考察维柯关于形而上学和教育的早期著作,因为这个概念正是在这里首次展开的。这包括他从1699年到1706年,在那不勒斯皇家大学做修辞学教授期间所作的一系列公开演讲,他1710年的《形而上学》,以及他关于教育问题的论文《论方法》(1709年)。这些著作当然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作为包含一些特定的、关键的神学和形而上学观念的文本资料——这些观念在维柯的所有著作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又具有特别的启发意义。那些观念在早期著作中是以中世纪辩论采用的高度技术的、含混晦涩的术语出现的,例如sapiens(智者),stuhus(愚人),verum(真,真理),certum(确定),factum(创造、创造物),conatus(动力),ordo(秩序)等。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列章节中看到的,尽管维柯的哲学词汇后来演变成现代自然法的词汇,再后来演变成甚至是现代科学的词汇,但其关于人的神学概念却仍然保持不变。现在对维柯早期对这个概念的勾勒做一介绍。我们从维柯开始的地方开始,也就是人的堕落。《圣经》教导说,亚当(Adam)的堕落是因为他不虔敬的好奇心。维柯接受了这个教义,并且经常回到这个教义,借以警告他的读者要抵制对知识的徒劳寻求。现在,人的生活介于天使与野兽之间,而且他也必须接受他的处境。在这些早期著作中,维柯也说明了该处境的形而上学局限——堕落的人天生没有能力掌握完全的自然知识,他的非理性情感压倒了他所拥有的那点小小的理性。从神学上来讲,这些局限看来是说,人被上帝彻底地抛弃了。然而,维柯的形而上学引进了一个新的原则,把神的王国和人的王国联接起来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动力(eonatus)。维柯宣称,就是通过这种非理性的动力,上帝才把个别的人带离野蛮状态,走向理性和德性。还有,正如他后来在《新科学》中宣布的,正是同样的动力的力量,驱使各个民族经由神意指引的历史过程,逐步脱离野蛮状态。不过,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动力的历史工作还没有被发现。但是,在他简短的教育学论文《论方法》里,维柯就已经开始从他的神学形而上学中抽引出政治学教训了。这篇论文给他后来更明确的政治学著作提供了一个自然的转变基点。《论方法》批判了从现代哲学中得出的新的教育方法,并有些艰难地把现代方法与古代方法进行比较。这里我们首次碰到他对古代政治世界的赞美,因为尽管古人信奉异教,但他们却成功地让公民教育适应人类堕落本性的状况。我们也开始注意到,他已经意识到政治学研究的希腊哲学方法和罗马法方法的不同,这种区别在他后来的法学和科学著作中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人的堕落说人是堕落(Fall)的,就表明存在有一种天恩(grace)或完美的原初状态,只有从这种状态出发,他的坠落才能得到衡量,他的现有本性才能得到理解。现代自由传统是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开始的,它假定入或者是没有原罪的,或者人的堕落跟人的政治状况毫无关系。其他两种传统把堕落看做是人类经验中的核心事件。圣·奥古斯丁代表着基督教关于堕落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原初状态是由《圣经》神圣揭示的状态。卢梭代表着后来的现代的和浪漫主义的态度,他把人的原初的前社会的状况看做是从人当下的自然本性推断出来的想象的可能性。但在两种情况下,政治哲学都是从对人堕落之前的本性的研究开始的。维柯是从亚当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说维柯追随了圣·奥古斯丁。尽管亚当自己不是上帝,但他在其原初状态下是与上帝和谐相处的,这种和谐反映在上帝赐予的三种能力中:他的心灵,他的精神和他的语言。这三种能力在堕落之前最初都是完美的。这个主题自始至终贯穿维柯的作品。在这三种能力中,他把人类心灵看做是最神圣的,而我们当下有限的理性能力则是对我们的堕落的最明显的暗示。这就是他在1699年发表的第一演讲的主题。维柯告诉他的听众,心灵同时就是我们最神圣的属性,也是我们最人性的东西。它是“上帝的摹像”,它弥漫于我们的躯体之内,但又超越于其上,正如上帝充满宇宙却又不为之束缚。心灵永远不可能在无限这个神圣的意义上是完善的,而只能在不受无知和罪恶的阻碍这个人性的意义上是完善的。维柯的早期法学论著《普遍法权的唯一原则和唯一目的》中有十一章是以下述标题开头的:《人的完整本性》,旨在说明理性能力怎么能够在亚当那里作用,同时不受其他两种能力(精神和语言)的干扰。如果没有精神罪恶的干扰,亚当就可以运用理性达到他的完善境地了。即使是人类语言与生而来的贫弱也不能够构成障碍,因为这种语言是神圣的,它是如此完美,乃至亚当可以根据动物的本性,而不是根据习惯,来分别给以命名。维柯肯定,他接受了“基督教的第一原则,即亚当在堕落之前就诞生了,他处于理想的完美状态,而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亚当必然是由上帝创造的。”维柯对于堕落的处理仿效了他对于人的三种原初的完善能力的处理,其处理方式也令人惊讶。他是从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开始的,他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是,人与此同时也结束了分享神圣理性的权利。维柯接着又考察了随着第一种堕落而来的其他两种“堕落”,而其他两种神圣能力也随之丧失了。第二种堕落发生于大洪水之后。当异教民族从希伯来民族的特别约书中断之时,他们也就在精神上堕落下去了。第三种堕落导致了神圣语言的丧失。这是由于在各民族试图建造巴别塔(Babel)之后,上帝使他们分散而居造成的。尽管这些堕落有着相同的最终根源——好奇、骄傲和不敬——维柯却将它们分别看待,认为它们分别导致了人的原初完善性的不同腐败。根据维柯,即是活在今天的人们,要是想与神圣历史的这三件大事相离分的话,也是不可理解的。很显然,亚当的堕落就是这三种堕落最直接的相应结果,因为至少这是其他两种堕落的必要条件。但这也是最麻烦的问题。因为,如果说人是完美的——即使是在有限的人的意义上来说——,也很难解释他的原罪是如何发生的。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而且是在更困难的形式中思考的,即天使如何也能够堕落。因为天使没有肉体的累赘,因而免除了人类肉体的诱惑。他的回答是,尽管天使没有肉体的累赘,但他们同样屈从于精神的骄傲和好奇。这些精神因素鼓动他们寻求成为神。维柯忽略了精神的骄傲因素,但他的确追随了奥古斯丁,把好奇看成是人(以及天使)的最初罪恶——这种好奇就是要将人类完美的人的知识转化成完美的神的知识的欲望。这就是他对于圣经诗文的解释,认为亚当和夏娃被赐予了关于善恶的知识,这种知识迄今为止是由上帝保管着的(《创世记》3:5)。维柯在《普遍法权》的第二部书(标题为《论法学家的恒定一致》)中首次正视这个问题,在那里他把人类羞耻心的存在看做是神对亚当的惩罚,因为亚当对神的知识产生了好奇:亚当之所以能够享用真正的知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于是,当亚当开始嘲笑真正的知识,并且企图获取无限的知识时,上帝就给予他一种恰当的惩罚,即让他具有对于错误和罪恶的良知。这种良知无非别的,就是对于真正无知的羞耻之心。这种好奇在维柯的《新科学》第一版(1725年)中有了更精确的含义。在那里他写道,亚当的好奇心的对象是未来,然而关于未来的知识只有上帝才能用他那无限的心灵去理解。人的好奇心是有罪的、危险的:这将是维柯著作中直到《新科学》还坚持的中心主题。在《新科学》中,我们看到这种好奇心产生了哲学上的怀疑主义,最后还有各民族的野蛮复归。于是我们在心灵上堕落了,因为亚当企图侵越他的理解界限,企图读解未来。这是一种相当于善恶知识的企图。由于这种好奇,我们受到了惩罚,结果就是我们具有了真正的善恶知识。它就反映在我们的羞耻心上。这种腐败起先局限于人的心灵之内,但很快就扩展到精神和语言上来了。这导致人类制度和人类社会的彻底断裂。由于缺少纯粹心灵的指引,亚当的精神和语言开始混乱起来,这让他的精神受到邪恶的腐蚀,他的语言也不再能够有效沟通。维柯在他的第四演讲中清楚地得出了这些结论,那里他谈的是人从亚当那里得到的遗产。从这里他就会注意到人的处处堕落:首先是语言的幼稚贫乏;其次是心灵纷扰纠缠于各种意见;最后是精神为各种邪恶所玷污。他也会认识到,这些就是神的惩罚,最高的神意通过它们来惩治始祖的罪过,以便分散、播散和扩散从他以降的人类。是不能恰当表述人类意见的各种语言分化了民族;各个民族也被各种意见本身所分裂。之所以这些意见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同的,是因为我们对于真理并没有完全的理解。在这些冲突纷争之外,再加上现在就连纯粹人类心灵也不能驯服的邪恶渗透,上帝惩罚的严肃性也就很清楚了。第二演讲发表于1700年,它精心描述了人类罪恶和堕落的深重程度,人类自从亚当以来就陷入了这个深渊。单单标题本身就可以与圣·奥古斯丁相媲美——“hostemhostiinfensioreminfes—tioremquequamstuhumsibiesseneminem”——这句话在英语中只能婉转地表达。维柯告诉我们,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即看到堕落的人类陷入自己的无知之中,他的精神变成了他的各种敌对欲望的战场,他的生活成为永无休止的自我折磨之河。他是他自己的囚犯。人是“热爱真理者却为谬误所包围,身具理性者却屈从于情欲,仰慕德性者却淹没于恶习,渴望幸福者却屡遭不幸。”接着他描述了愚人(stuhus)每天都对自己发动的战争——他让鲜血与尸体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将真正的战争与之混同起来,以使这场我们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更加鲜活可见,而痛苦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好奇。在形而上学的恐惧力量上,《上帝之城》中没有什么能比这篇演讲更胜一筹。在描述了一场战争场面之后,维柯强调,在战争参与者身上发生的任何不幸——无论是生还者还是死者——都不能与愚人(stuhus)毫无头脑地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幸相比。他引证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谈到灵魂就像被两匹马所驾驭,一匹高贵、强壮,是雄性,另一匹则软弱、感性,是雌性;人就被这两匹马同时拉扯着,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不能自我控制。维柯模仿奥古斯丁得出结论道,人在尘世上的生活是没有快乐的,而肉体无非就是被我们的邪恶控制的、没有窗口的监狱。不过,虽然我们可以发现,维柯对于亚当的堕落及其令人惊惧的后果的描述有着奥古斯丁的特色,但是他给予人在堕落后的精神状态却不是这样,他没有像奥古斯丁那样,把堕落看做是亚当的意志和对上帝的爱的问题。人的堕落不是因为他爱自己胜过爱上帝。他的确爱上帝;他仅仅是不能够克服他的堕落,以使他能够始终如一地尊重那种爱而行动。虽然他的确处于堕落状态,但是他的处境更值得可怜而不是可鄙。他仅仅是太过愚蠢,不能从邪恶中分辨出善来;也太过软弱,不能抵挡住他已知的邪恶。愚人们[stultihomines]因为缺乏洞察真理的能力,故而善与恶的真正界限,也就是所有人类审慎智慧之首,他们是不知道的。许多恶可能呈现出善的外表,相反许多善也可能表现为恶;处事缺乏审慎之人往往跟随肉体的愉悦;人们总是厌恶劳作、贫穷和有尊严地死去;由于这些邪恶,人们既损害了自己,又损害了人类社会。由于这些原因,人类的堕落本性想望知识,因为它想望幸福。

媒体关注与评论

里拉用维柯的方法来研究《新科学》,他的目的是要给维柯思想的诞生一个清晰的描述……他已经给我们贡献了第一本真正“历史的”维柯评介。他的成就还不止这些。他还给出了维柯关于权威、政治和民政宗教的理论的一切要素各自的正确关系。《新科学》的一切更“科学的”方面都按照各自正确的思想背景在本书中得以展现。——哈里斯(H.S. Harris),约克大学作者令人信服地把维柯描述为既是保守分子,同时又是革命分子。说维柯是保守分子,是因为他强烈关切为传统的宗教概念、哲学概念和法学概念辩护,反对新的现代哲学概念;说他是革命分子,是因为就在他为这些传统概念辩护的行动当中,他又改造了这些概念……本书恢复了维柯贯穿始终的神学关切的核心地位,从而扩大了我们对《新科学》的认识。——凯特•贝克尔(Keith Baker),斯坦福大学

编辑推荐

《新科学》的一切更“科学的”方面都按照各自正确的思想背景在《维柯:反现代的创生》中得以展现。作者令人信服地把维柯描述为既是保守分子,同时又是革命分子。说维柯是保守分子,是因为他强烈关切为传统的宗教概念、哲学概念和法学概念辩护,反对新的现代哲学概念;说他是革命分子,是因为就在他为这些传统概念辩护的行动当中,他又改造了这些概念……《维柯:反现代的创生》恢复了维柯贯穿始终的神学关切的核心地位,从而扩大了我们对《新科学》的认识。里拉用维柯的方法来研究《新科学》,他的目的是要给维柯思想的诞生一个清晰的描述……他已经给我们贡献了第一本真正"历史的"维柯评介。他的成就还不止这些。他还给出了维柯关于权威、政治和民政宗教的理论的一切要素各自的正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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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14条)

 
 

  •   ·作者,马克是美国社科界的领头人,评价很有分量。·维科对于现代性和反现代的思想和研究不但在当时,在现今都很难有人可以超越,文字生涩,但值得一读。·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如有不妥,请文明指出,谢谢
  •   什么样的书
  •   现代第一位历史哲学家
  •   现代之后的图景
  •   喜欢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
  •   正品,很喜欢,质量很好,价格实惠
  •   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太好了,好看
  •   对于维科的解读 值得一读
  •      柯勒律治赞扬过,巴尔扎克嘲弄过,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狱中求读过,马克思论及过,克罗齐私淑过,文艺复兴造反者的行囊中珍藏过,被伯林置于反现代性的核心,被朱光潜迟暮之年奋力翻译,被刘小枫、甘阳认为古今之争枢纽的人,就是维柯。
      
       新星推出马克•里拉的成名作《维柯:反现代的创生》富有多重含义。马克•里拉是近年不断走红的芝大政治哲学教授,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和《以塞亚•伯林的遗产》都在国内产生过不小的影响。这本《维柯》是里拉教授的成名作,研究路数深受
      以塞亚•伯林的影响,将维柯置于一个宏大的思想背景之中,新意创见层出不穷。
      
       现在正是研究维柯的好时候。《维柯》一书的译者张小勇博士是维柯专家,此前翻译过《维柯论人文教育》和《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为我们研读维柯本人思想提供了两个重要文本。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丛书中今年也推出《维柯与古今之争》,收入
      大量研究对理解维柯与后代思想家颇为有益的文章。
      
       说说个人体验。阅读朱光潜译《新科学》对我而言是一次糟糕的体验,因为早已脱离八十年代“人学”、“人道主义”的话语背景,我很难把维柯与现代诗学或者美学有机联系起来。维柯固然说过,最初的历史必然是诗性的历史,诗人们必然是各民族的最初的历史家,可是维柯感受的诗性似乎并不等同于我们现代的诗性,过去的诗人也不是现代的诗人。直到后来读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本《新科学》的序言,从历史学的角度梳理一遍新科学,令人豁然开朗,才有了继续阅读维柯《新科学》以及这本《维柯》的冲动。 而伯林的《维柯和赫尔德》至今还没有全译本,不过《反潮流》一书已经收录了“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维柯的知识观”、“维柯和启蒙运动的理想”这几篇文章,大致反映了伯林对维柯的看法。《伯林谈话录》中,伯林也谈及维柯对他的极大影响。
      
       总得来看,我们不能认为维柯已在西方或得足够多的重视。比如施特劳斯编《政治哲学史》和最近重译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中都没有维柯的地位,近年来也没有更多关于维柯的专著涌现。当然Donald Phillip Verene和Leon Pompa等学者多年来坚持研究维柯,他们的工作值得推荐。
      
       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经三次引用维柯。一次是致信恩格斯,一次是致信拉塞尔,最著名的一次则出现在《资本论》的一个脚注之中:“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
      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重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柯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
      
       这段话明确地阐述了维柯的verum-factum(真理即成事)原则,把人的劳动、人创造的历史置于最高位置。从此以后,关于维柯和马克思的对比研究络绎不绝,更多学者既反对马克思也反对维柯。上世纪80年代,Giogio Tagliacozzo编辑过一册《维柯与马克思》,汇集了当时学者对这两人的比较思考,上图可以外借。
      
       维柯的自然法思想、人文主义思想、神学形而上学思想、语言、科学等思想都应该联系起来研究,与后世的海德格尔、尼采等也不无想通之处。最令我感慨的是他的历史哲学。人的心灵、精神和语言堕落之后,真正的历史开始了。
      
  •     
      
      
      译者: 张小勇
      作者: (美)里拉
      副标题: 反现代的创生
      ISBN: 9787802254404
      页数: 322
      定价: 37.0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8-5-1
      
      很好的一本书。主要是从神学和法学角度来审查维柯,与以赛亚柏林关于知识论方面的研究相补充。
      
      p4 (以赛亚-伯林对于维柯的研究。维柯的被发现和两大思想派系之间论争。)。。。其中一个派系植根于法国启蒙运动,而另一个则旗帜鲜明地作为一种对应物而发展起来,那就是反启蒙运动,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前者的领军人物包括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们--笛卡尔、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拉梅特里、杜尔哥、霍尔巴赫。而在后者之中只有孤零零的维柯,他在18世纪早期所写的书已经被人遗忘了,但却是后来伟大的德国反启蒙作家们的先驱--Hamaan、Herder、Jacobi,以及那些浪漫主义诗人们。
      
      p6 (柏林在《Vico and Herder》中区分出了七个“超越时间的概念”)。。。这些概念是维柯首次提出来,以取代启蒙教条的。这些概念就是:人的本性是可变的,而且这种变化就归因于人类自身;人只能认识他创造的东西;因而人性科学不仅区别于,而且高于自然科学;文化都是整体的;文化创造的根本方式就是自我表达;艺术是这种表达的主要形式;我们可以逐渐理解现存和过去的其他文化的表达方式,其途径就是重构想像(reconstructive imagination)的训练。。。。在柏林看来,维柯的著作代表着第一次不从理性主义出发来导出现代认识论哲学的重要努力。还有更重要的,即这些著作解释了一种认识其他文化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允许我们通过外族人民自己的语言来理解他们,而不是像启蒙运动曾经声称的,在不变的、永恒的理性的最高法庭上去对他们进行裁判。伯林称这种新的认识观和文化观为“多元论”(pluralism),并且以之挑战他在启蒙运动中所察觉到的“一元论”(monism)。
      
      p10 “Homo neque nihil neque omnis est,”维柯写道:“人既不是虚无也不是一切。”
      
      p11 他设定了一个更有雄心的任务,那就是展示神意是如何指引一切民族历经“理想的永恒历史”的,就像罗马人经历的那样。一切民族,一旦成为罗马,他们也会返回到他们的“罗马”的根,从而取代现代政治生活。就这样,通过现代科学,古代罗马被改造成一切民族发展的普遍模式。用维柯的话说,这种科学就是“关于神意的理性民政科学”。
      
      p12 只要认识到维柯早期作品中的三个核心要素--神学、政治、罗马,那么他的最后作品《新科学》的目的和成就就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他的目标是始终不渝的:即抵抗现代性的侵蚀,特别是现代思想的侵蚀,为前理性的人和传统社会辩护。他的成就也是非凡的--尽管不是自19世纪以来他的许多读者们所归功于他的那种成就。维柯是披着现代社会科学的外衣,却提出了一种根本反现代的政治理论的第一位欧洲思想家。他并没有使用后来的反现代的语言来为传统社会辩护,比如“血、大地和十字架”;他用的是分析的方法,他谈论“家庭、宗教和财产”,这三种“人类的共同意识”(common senses of mankind)业经科学揭示为一切社会的基础,因而应该得到支持。他并没有为习俗社会提供独断论的辩护,来抵抗发达的共和政体;他运用他的科学揭示出一切民族在“神的”时代和“英雄”时代,在跨进共和主义之前那隐蔽着的光荣。最后,他并没有直接攻击现代哲学那些具有颠覆性的怀疑论学说。而是暗示,现代欧洲正在经历罗马的颓废和衰落的某种复演,而这是由自由思想、个人自由和传统枯萎而引起的--简言之,由多元论带来的(?)。他把这种衰落成为“反思的野蛮”(barbarism of reflection),这种野蛮状态不是因为放弃了理性,而是因为放弃了理性名义下的“古代智慧”。哲学,特别是理性政治哲学对于社会的空虚无益,就这样通过一种现代社会科学揭示出来了。
      
      p13 。。。他描述人的软弱,是为了让神意坚强。
      
      而不是成群的泥土
      
      人类的三次堕落:亚当(精神),大洪水(神约),巴别塔(语言)
      
      维柯《形而上学》:人是可以对事物进行思考的,但却不能通晓事物。所以说人虽然伴有理性,但却并非理性的主宰。
      
      p25 当人是数学家的时候,他才最像上帝--不是当他沉思他没有希望知道的实体的时候,而是当他跟随上帝的指引,用包含在他自身内的元素,创造出他希望知道的东西的时候。
      
      p5 维柯的形而上学引进了一个新的原则,把神的王国和人的王国联接起来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动力(conatus)。维柯宣称,就是通过这种非理性的动力,上帝才把个别的人带离野蛮状态,走向理性和德性。还有,正如他后来在《新科学》中宣布的,正是同样的动力的力量,驱使各个民族经由神意指引的历史过程,逐步脱离野蛮状态。(然而,资本主义社会通过严密的分工体系,却让人逐步拥有了改变自然的能力,并且改变了自身。这种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尴尬处境恐怕是维柯在当时难以想象的。当然,最重要的是conatus的概念)
      
      p19 维柯认为,他提供的这种上帝创造的模式与柏拉图相一致,同时也是用来替代亚里士多德的经院追随者们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经院哲学家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消解了普遍形式和形而上学形式之间的区别,因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通过探究事物的普遍显现的物理特性,就可以理解它们的最终形式。(而实际上这种努力引出了现代科学的发展)
      
      p20 不过,如果一门科学运用人类的制造能力来模仿神的创造运用得越多,那么这种确定性就越接近真理,因为真理部分地依赖于创造。(这里及之后的断言与马克思、海德格尔对于“工作”、“操劳”的关键性研究的比较)
      
      p24 (维柯把数学作为一种关键创造。对于数学的创造性的启发。)
      
      p34 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对于conatus的运用。
      
      p36 莱布尼茨认为,他已经在他的“形而上学的点”的理论中找到了这个解决方案。他主张,在宇宙中存在着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世界充满着“死的”物理的点,它们都是无限可分的;另一个世界则充满着“活的”形而上学的点,它们是藏在数学实体(entity)之后的纯粹的、不可分的形而上学实体(sustance)。在物理学领域我们看到的是点、力,以及可以分割和混合的各种实体;而在形而上学领域,我们发现的是它们的纯粹的、不可分的对应物。。。两者谁也离不开谁,而且都源自上帝。
      
      p39 (在维柯强调的动力中,蕴含着存在论的时间)
      
      p40 维柯写道,“在自然之中存在着广延,但在一切自然存在之前,还有一个没有广延的现实世界,那就是上帝。因而,在上帝和广延之物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世界,它没有广延却能够产生广延,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点。”(而这是一种宇宙诞生的洞察,以及与康德和海德格尔相关的对于空间的研究)
      
      p51 (笛卡尔的骗局)当笛卡尔宣称他只是坐在他的国语温暖的房间里独自沉思,最终想到了他的方法的时候,他欺骗了我们。维柯懂得,他的方法实际上是由于阅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奥古斯丁、培根和伽尼略而形成的。如果现代学生也从这些同样的著作中受到教益,那么他们也可能做出笛卡尔的成就。
      
      p55 斯多亚派对于纯粹真理的哲学追求以及他们从希腊城邦撤回到个体沉思这个行动,直接导致怀疑主义对真理和城邦的同时摈弃;斯多亚主义哺育了怀疑主义,后者接着又哺育了野蛮退化。。。。罗马的法制对于维柯的启发。。。。罗马法学是没有哲学的哲学;它通过高度发达的公民教育,培育了哲学应该但却很少能够培育的一类人。
      。。。(堕落的核心)人类是堕落的。。。上帝由于其天恩并没有将人遗弃在其腐败之中,而是赐予了他“真理的种子”--有限的理性和强大的动力(conatus)--来哺育在他内部的智者(sapiens)。因而需要一种有序的教育--无论是通过希腊哲学,还是通过罗马习惯法--来培育那些种子。
      (笛卡尔对于教育的亵渎)
      
      (罗马缺乏哲学引导的,高度的政治科学的成就。)在这里维柯还暗示到,罗马的成就无可匹敌地更加持久。
      4世纪的雅典或罗马帝国史:这就是维柯提出的两个理想典范,借以拯救迫在眉睫的现代欧洲的颓废。
      
      p64 维柯的《普遍法权》代表着他的早期著作宣布的神学和形而上学学说在政治学上的初次应用。但从教育学意义来看,它反映了维柯与其早期思想的重要分野。。。。从此以后,维柯把罗马政治制度的兴起看作是放之四海的人类政治发展的模型,无论是愚人(stulti)的民族还是智者(sapientes)的民族。只有研究罗马,研究它的非理性的习俗、权威和法律,才能为现代政治怀疑主义提供必要的政治解毒剂。相反,希腊哲学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对于政治的哲学理解(维柯在这里称之为哲学家们的自然法,ius naturale philosophorum)被认为是荒诞的虚构,在面对怀疑主义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维柯取而代之的是开始发展一门新的科学,来编制由神意引导的罗马历史。
      
      p70 在《普遍法权》中,维柯写道,现代伊壁鸠鲁主义者的最大不敬就是“宣称法不存在于自然之中,而只存在于意见之中。他用可变的物质的用益(utilitas)”而不是用永恒的荣誉(honestas)来衡量法。(这将矛头指向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甚至包括功利主义者和黑格尔)
      
      p88 它也使我们感知到维柯(先于卢梭)所认为的我们最深的社会本能是什么:那就是同情。。。人性最高贵的一面,即人类自然而然地同情他人。(先秦诸子的类似认识)
      
      p104 严格地理解,这就是阶级斗争,它驳斥了关于人类最初的政治关系的现代的和前现代的各种观点。
      
      p108 格老休斯认为,一种奠基于理性的自然法(ius naturale)应该与建立在人类意志基础上的万民法(ins gentium)严格区别开来。(而维柯则认为ins vivile accessit ad ius naturale)。。。维柯宣称,在法权循环的终点,自然法与万民法就是同一个东西--这就是他所称的万民自然法(ius naturale gentium),即“各民族的自然法”。(对比施特劳斯、罗尔斯等的主张)
      
      p159 维柯的公理:人的心灵是堕落的,无知的,“虚骄的”,不反思的,保守的。
      
      p172 维柯的神学,以及其与黑格尔相似的绝对历史观和著作方式,都是值得注意的。其对于远古的诗歌是历史记述的观点比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走的更远。
      
      p184 贺拉斯所讲述的城邦将法律刻在木板之上,而古代中国将经书刻在石头之上
      
      p185 就像许许多多的宁录一样,从古至今的哲学家们创建了理性之塔直达天堂,但却忽略了人的堕落本性一直并还将作用于他身上的重力引力。受这些哲学家影响的社会都变成怀疑主义的社会,而不是明智的社会,因为理性的批判摧毁了社会生活的非理性基础,引发了一场道德和文化上不可遏制的衰退过程。哲学家们在认为他们自己明智的同时,却成了愚人。
      
      p197 通过长期定居和埋葬他们的死者,他们最终建立和分割了大地最初的占领权。
      
      p212 阿波罗与达芙妮的故事--扎根。
      
      p225 维柯所认为的西西弗斯等神话与农奴地位的关系,很有意思,甚至可以说是对于马克思分析的启示。
      
      p236 十二表法的确立和授予平民婚姻权所引起维柯的重视。平民们的革命推动了神意的永恒历史的来临。
      
      p286 (维柯以柏拉图来结束《新科学》,并称赞由柏拉图构思出的贵族政体是从诸民族的最初起源时就由神意安排出来的。维柯的见解可以说对我自己最近较为亲近的康德和罗尔斯的政治观点形成了很大冲击。不过,维柯又如何解释极权主义呢?也许他会认为,极权主义正是建立在理性对于以往秩序的彻底摧毁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双重的堕落,即对于神意的离弃和对于自己堕落习性的无节制的放大。)
      
      p270 维柯的欧洲文明的两个演进过程的说法。即洪水到罗马的覆灭;罗马覆灭到现代欧洲国家的顶点。维柯由此暗示,我们生活在另一个历史演进的末日,这将欧洲置于类似精致的共和国的罗马那样的处境中。(这实际上与黑格尔的观点十分相似,只是其是循环论的,在结局之后会重新开启,而在循环之上则是神意的动力。而来自东方的文明呢。在维柯眼中这是异教徒的民族。不过,他同样认为民族之间的兴起与征服是完全正常的。)
      
      p272 (维柯的观点的核心,是关于神意对于人的历史的支配。而假如剥去神意的部分,那么其历史观实际上是极其悲观的。)
      
      p280 现在,维柯称它已经发现了真正的苏格拉底不过就是雅典宗教史的产物。早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前一个世纪,维柯已经认识到,现代科学可以通过把哲学历史话来消除它的威胁。
      
      维科对于上帝的重要性和对于罗马的推崇值得注意。罗马--并非由人的理性设计的俗世的成功归于上帝的意旨。
      
      
      
  •      美国诸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奖项中,政治哲学类的名为施特劳斯奖。1990年,马克•里拉以一部关于维柯的论文,一举夺得施特劳斯奖。在此基础上扩展成的《维柯:反现代的创生》一书,于1993年出版。直到15年后,该书才被译介到中国。
       作为曼斯菲尔德的学生、施特劳斯的再传弟子,里拉自然不免受到施特劳斯的影响,在其作品中时不时会出现施特劳斯的影子。然而,里拉与施特劳斯不尽相同。里拉的研究方法,是以历史主义的方式追踪维柯的思想历程,而施特劳斯则明确表示了其非历史主义的立场。与施特劳斯相比,里拉显然更看重伯林。在一次通信中,他说,伯林比施特劳斯更重要,因为施特劳斯把现代性看作一个整体,而伯林则处理了现代性内部的紧张。
       伯林对于里拉的意义,在《维柯》的“导言”中可得一斑。里拉首先简单勾勒出维柯生前身后的戏剧性变化,随后问道:为什么维柯生前默默无闻,而死后多年,却得到浪漫主义的如此推崇?他的重要之处到底何在?他给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伯林的,一个是他自己的;而其他人的维柯解读,统统被里拉置于综述性质的“文献参考”之中。伯林认为,维柯的创新在于,他首先站出来反对启蒙运动,是第一个多元论者。里拉则认为,维柯并不是多元论者,他结合了前现代的神学与现代的方法,以现代的方法来反对现代社会科学,这才是维柯的价值所在。
      那么,里拉为什么要研究维柯?他的关怀在哪里?或许,《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为我们提供了一丝线索。在那里,里拉提出了“亲暴政的知识分子”,他疑惑,为什么西方政治思想会与暴政如此亲近,而其源头却分明是柏拉图对暴政的警醒。在否定了一系列前人的诊断之后,里拉提供了自己的见解:那是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着了癫狂之魔,而将审慎、节制与谦逊的古典美德置诸脑后。他认为,只有重归这些古典美德,才能远离暴政。在这里,伯林对政治激情的警醒、施特劳斯对古典美德的赞颂,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这样,维柯的真正价值便明朗了。追随着维柯的脚步,里拉看到,人类因渎神而遭到惩罚,从而堕落,自此,人类的理性便不再完全,而只能在上帝的指引下,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努力,一步一步重新接近神圣。然而,到了现代,人类再一次忘乎所以,再一次企图僭越神人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这些狂妄自负的现代人,有的无视人类的先天不完善性,企图过度扩张人类智慧(培根),有的无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叫嚣着怀疑一切、唯理性是从(笛卡尔);这些现代政治怀疑主义者们,不再相信价值判断的可能性与有效性,在他们看来,只有自身的用益,才是引领人类步伐的唯一动力(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与培尔)。僭越之心日益膨胀之后,审慎、节制与谦逊远去之后,暴政还会远吗?
       于是,维柯试图以罗马史为典范,用科学的方式勾勒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他认为,根据他的克服了虚骄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真正的历史,那就是神意指引下的理想永恒历史,而他所钟爱的罗马,正是这样的理想永恒历史。然而,问题在于,如果说前期罗马的辉煌是因为它怀着虔敬之心,紧紧依附于宗教与传统,完美地平衡着理性与习俗、真理与确定,那么如何解释后期罗马的衰败与覆灭?经过长期思索之后,晚年的维柯给出的答案是:这是两个以根本对立的原则为指导的民族,前者虔敬而后者张狂,前者维护传统与习俗,而后者追求理性与自由。
      于是,维柯的读者们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困难:罗马的悲剧是否可以避免?历史中是否存在自由?维柯究竟是点出了现代必然的命运,还是意在警告时人?显然,里拉更倾向于后一种解读。现代人如果要避免重蹈罗马覆辙,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哲学的癫狂,放弃启蒙理性对神圣的冲击,将哲学重新规训为宗教与政治的温顺的婢女。于是,根据里拉的诠释,在现代画卷初初展开之时,维柯就成了诊断现代性病症的第一人,一位不为其时代所理解的人间先知。
      
      删节版载《文汇读书周报》,完整版见http://athenacool.wordpress.com/2009/01/09/%e5%83%ad%e8%b6%8a%e3%80%81%e6%9a%b4%e6%94%bf%e4%b8%8e%e7%8e%b0%e4%bb%a3%e6%80%a7%ef%bc%9a%e9%87%8c%e6%8b%89%e8%a7%86%e5%9f%9f%e4%b8%ad%e7%9a%84%e7%bb%b4%e6%9f%af%e8%82%96%e5%83%8f/
  •   将哲学重新规训为宗教与政治的温顺的婢女,这似乎不是一个现实说法
    西方有雅典和耶路撒冷的两种精神,雅典的逻各斯是哲学赖以维持的根基,倒是耶路撒冷以信仰为基础.两者恐怕无法说谁归于谁
      
    但启蒙理性的后果都已经看到了...
    不过,话说信仰归信仰,理性归理性...
    另外,维柯下了诊断,但我并不觉得某个药方就一定正确
  •   read it
    我的个人网站:姑射儒士
    http://www.13835730863.cn/
  •   但我觉得,里拉对维柯的思想是持批判意见的,正如他和伯林之间的分歧。
    里拉认为伯林过于忽视了反启蒙主义的负面性,把狼看成了羊。
    他也不提倡回归古典德性。并且对宗教的亲暴政立场非常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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