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变法思想论丛

出版时间：2008.02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汪荣祖  页数：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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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汪荣祖先生事晚清变法思想之探讨数十年，成果颇著。本书收入5篇文章，分别是“晚清变法思想析论”、“论晚清变法思想之渊源与发展”、“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王韬变法思想论纲”、“论胡礼垣的大同思想”，从整体到个案，深入地研究晚清变法思想的多个方面。

作者简介

　　汪荣祖，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原籍徽州，1940年生于上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历任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美中交流学者，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师大、政大、台大等校客座教授，2003年2月起就任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史家陈寅恪传》（1976）、《康章合论》 （1988）、《史传通说》（1988）、《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1991）、《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2002）、《史学九章》（2006）、《追求近代民族主义：章炳麟与革命中国》（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1989）、《追寻失落的圆明园》（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2001）等。

书籍目录

大陆版新序原序晚清变法思想析论论晚清变法思想之渊源与发展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王韬变法思想论纲论胡礼垣的大同思想引用书目

章节摘录

　　晚清变法思想析论　　一　引言　　晚清有三大运动，即自强运动、变法运动与革命运动。三者皆有其独特之思想背景。从历史发展上观察，自强思想发生最早，继之以变法思想，再继之以革命思想。从思想发展上观察，三种思想虽继往开来，但在新旧交替之时，新思想常发生于旧思想未尽褪色之前，如在咸同之际，自强运动正蓬勃兴隆，然变法思想已育其胎；又当光绪季世、甲午之后，变法思想经三十年的激荡，已成风潮，卒有戊戌变法之一幕，但正当此时，革命思想与行动亦已见端倪。及至清室最后十年，保皇与革命二党虽势如水火，但变法与革命两思想因子，其间相互错综复杂之关系，学者已多论及。由于思想演变之迹并不十分明晰，于是以变法派为自强派者有之，以变法派为革命党者亦有之，殊不知思潮如江河，虽或有夺他流人海者，但一般言之，泾渭分明，不能以江为河。是篇之作，拟就变法思想之内容作全面的观察，分析其独特之思想因子。诸思想因子之结合，乃成变法思想之实质。借以显示变法思想之特点，以别于自强思想与革命思想。　　二　二个核心——变通思想与缓进思想　　倡议变法，旨求变通，殆无可疑。此一思想因子在晚清并非新出，国史上颇有成例。最有名者为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二者皆以求富强为求变的动力。不过，前者求富强以与列国争，而后者求富强以御敌国之威胁。晚清变法思想亦以富强为动机，然其目的不仅仅是御敌，亦不仅仅是与列国争，同时要应“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未有之变局乃由于鸦片战后门户洞开，策应无方，明达之士，忧心忡忡，不知所措，唯有惊叹。然从历史背景看，此巨变之起，实由于中国突自帝国之世界进入列国之世界。按西洋列国的形成，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经千余年逐渐蜕变而成，其势自然。但中华帝国经外力之压迫，猝然降为列国之一员，其势仓促，当之者其心情之惊惶失措，亦意料中事。有此一历史巨变，乃有反映此变的不同思想。倡导变法论者即欲以变求通，使中国成为一富强之近代国家，以摆脱内乱外患的危机。　　然而变法一词虽旧，晚清变法的内容实新；变通思想虽自古有之，变通的实效自古难得。故晚清变法家目击历史巨变，处惶恐之世，编织其思想内容时，如何说服朝野人士应变，最称急务，亦是一代思想家所面临之重大课题。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之际，或自觉，或无觉，每有抵制之倾向，何况中国文化遭外来文化之挑战，其反抗性更为强烈。加之，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辄以保守为尚，弃旧换新，每多迟疑。凡此皆为采纳新思想内容之障碍，故变法家欲变当时之法之前，必先批判保守之积习，翦除迟疑不前之心情。尤有进者，对当时之思想界，尤不得不论证变通之合理与必要。　　变通何以合理？何以必要？王韬曾谓国史即一变动之发展史，孔子亦圣之时者，若孔圣处今之世，亦必应变。是则，王韬以快刀斩乱麻之手法，判定中国历史文化原本变化不息，今日求变乃极自然。　　论证变通思想最可引用之传统经典，当属《周易》。穷则变，变则通，人皆知之；何况易言玄秘，古来中国思想家多受其启发，然每有不同之结论，譬照铜镜，人人可以己影为形，晚清变法家自难免不以《周易》为据，求变求通。《周易》中之词汇，如变通、如天道、如沿革、如道器、如自强，乃时见于变法文献之中。例如王韬于“变法”一文中，开宗明义，即引“穷则变，变则通”一语，演绎其说，他对西力东渐与中国变局之间的关系，洞若观火，故谓利玛窦之东来已兆中国近代巨变之先机。先机虽早露，唯恒人不易觉察而已。他又用“天心”一词，颇似《周易》中之天道，王弼释易日唯圣人能先知天道之变，而王韬则日唯有少数有识见之士，才能洞悉天心的趋向，识见之士何在？王韬未曾明言，但似指晚清变法家，故其本人亦义不容辞，指出天心之所趋向。　　又如严复之《天演论》。此书虽译自英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演进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然经严氏典雅之笔意译之后，中国学者读来不啻是一释易之新作。事实上，严复以“演进”为“易”而释之，所释之易，就内容实质而言，无疑是19世纪西欧思潮之缩影，他以“逻辑”（logic）为“名”，以“数学”（mathematics）为“数”，以“物质”（matter）为“质”，以“动力”（force）为“力”。是以，易书上所谓名数为纬，质力为经，亦即西洋数理之四概念。而斯宾塞所谓由简易到复杂之演进，亦即是易书上所谓：“坤静而奚，坤动而辟”。于是，严复用西方学说，以易理演绎，说明变通思想乃中外之通理，亦为人类社会文化进展之不可避免者。　　晚清变法家用传统思想模式，古典词汇来说明新说，事属自然，因彼辈原是受传统教育之知识分子；而且亦有必要，因非如此新说便难以渗透旧思想界，如传教士撰写的俚俗之作，便不能在当时的思想界推波助澜。用旧模式、旧词汇来解说新的变通之理，《周易》当然是最丰富的知识宝库。但是，晚清变法志士并不为《周易》所限。例如，他们并不以《周易》之定命论，或天命观为然，而着重“尽人事”。换言之，人事而非天命乃是人类命运之主宰。求变通亦即是在尽人事。　　不过，晚清变法家并未尽弃天命观；他们以天命为人心以及历史趋向之反映。易辞言之，观察天命亦就是观察历史与人心，冀有所警惕。按诸晚清之历史与人心，天命示变对变法人士而言，岂非太明显了吗？若天命示变，而不尽人事，则听天由命，祸福无主。既尽人事，必须全力以赴以应变，此即康有为于其变法奏议中，所强调的“刚断”，他要光绪皇帝学日本明治、俄国彼得，以帝王之大力来扭转乾坤。　　然而，尽人事需有引导。晚清变法家以历史为最佳之指针。固然，中国自古以史为镜，但真能为今日人事导向之作，实在不多，此点郭嵩焘言之最明。他以为有用之史著，唯属史论，故传统之良史唯刘知幾与王夫之，庶几近之。郭又由史通变，以为时间屡变，政制社会当随之变易以应时。郭氏尝有意撰元明史论，续船山《宋论》，作为时变之参考，惜书未成。　　又变通不仅是历史文化进展之必然，且有实用的价值，盖变通可以纠谬。汤震（寿潜）有言，凡制度皆由简而繁（此点似受严复译著之影响），而“繁”必生谬误，时时变通则可时时避免谬误。陈虬亦云，法度能维持秩序，必要之变通可使法度常具效力。伸言之，欲使法度不毁，唯有变通。盖变通可令旧法度适应新环境。此正晚清变法家所寻求之目标。　　晚清变法论中之变通思想已如上述，但此一思想中尚有一“不变”之因子，有待解说。“不变”或亦来自《周易》，皮锡瑞曾指出，“变”与“不变”为易之二大概念。盖易之作者，处太古之世、观察万象变化，觉察到不变之事实，如自然之位置（天上地下）以及秩序（非时序），皆永恒不变。再由自然观察到人文，发现人事常变迁而人伦不变，如父子之关系古今中外不变，此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　　是以变通思想包涵“变”与“不变”二因子。晚清持变法论者对此颇有发挥，可见之于道器、体用、本末诸说。近人常将道器分割，实则道器非二元，乃一元之两面。朱熹言理器已阐明此理。章学诚言之尤明，谓道器之不可分犹如影之与形。晚清学者对此并无新义，持变法论者亦如是，故郑观应说：道无器，道不能发生作用；器无道，器亦不能表现性能。　　若将道比作道德或精神因素；器比作科技或物质因素，精神物质两因素显然不能分割。晚清变法家深信中国精神文明不亚于西方，但都承认物质文明之远不如。然而何以合一之两因素，不能均衡发展？对此一问题之解答，或谓秦皇暴政迫使精巧的工匠西涉，或谓宋儒空谈使形而下之器不能发达，皆不免牵强附会，但附会之意义正说明晚清变法论者如何自圆其说，以卫护道器合一之说。　　道器不能平衡发展，事已过去；瞻望将来，变法家莫不希望“器”能追上“道”，以齐头并进。陈炽说：西人挟科技东来正予国人改进“器”之良机。其他变法议论亦多以“西学”为器，即欲师西人“长技”以补中国“器”之不足，“器”足之后始能与道相配合。　　道器不能分割，体用亦不可以“二分法”（dichotomy）视之。论者每讥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为牛首马身，实未得张氏之微意。按《劝学篇》中尚有“循序”一章，其意不过是：采用西学之前，须有中学之基础（体）。张氏于此点论述甚详，曾举例说，若精通西文而无中文基础即不能译西书。是以，体用观念在变通思想中有先后本末之意，即反对“全变”——即后来所谓之全盘西化（当然，一旦全盘西化，便无译西书之必要，即是西体西用）。但体若非指不变之道（如伦理），自亦可变或应变，如政体制度等皆须随时应变，晚清变法家已言之甚详。　　体用之义具本末——体是本，用是末。但在晚清变法思想中，原尚有深一层意思。因倡导变法思想者，莫不有鉴于自强运动中之舍本逐末，例如购西炮西械而不重人才训练，西炮西械便等于无用，盖无能发挥利器者也。故变通之际必须先本后末，知何者为根本，何者为枝叶，如此始能本固而末盛，变法始能见效。　　是以，变法思想中之道器、体用、本末皆一元而非二元。若道、体、本指根本之伦常伦理，放诸四海皆准，乃千古不变。若道、体、本泛指思想、制度、文化，不仅可变，而且须与器、用、末应时俱变。　　但应变并非全变。变有必要，但全变则属荒谬，因晚清变法家深信文化中具有无时问性之因子，既无时间性，必能适应现代而无须扬弃。他们又主张渐变而反对剧变，因剧变可能产生动乱，便无变法可言。所以，持变法论者必反对革命，因革命系剧变，而非渐变。所谓渐变便当一述进步思想。　　晚清变法人士主张进步，显受近代西方思潮之冲击。盖进步思想乃17世纪科学勃兴后之产物。如马斯厉许（Bruce Mazlish）所说：“进步之观念。与近代思想史密不可分”。　　传统中国与西方之上古、中古时代一样，缺少“进步之观念”。古典中国思想家常受循环的阴阳五行说影响。中古中国佛教盛行，但佛家思想亦系循环论，而非进步论。唐宋以来，儒、佛、道三教合流，然理学家之宇宙观亦属循环论。唯有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颇具进步观。然王氏著作既未问世于当时，对当时自无影响。王氏著作出于同光时代，原因很多，其一或系变法人士受西方进步论之激荡，省察中国之思想传统，乃对王夫之进步观特别敬仰。　　晚清变法人士之进步思想，考其内容，可得下述诸端：　　（一）知识实用论　此一观念原非舶来。有清一代，当乾隆之世，戴震及其扬州学派颇以实用为尚。以后，经世之学行，主经世济民、学问之实用价值更为肯定。晚清变法人士即承袭经世之传统，又值西方实用之学的东来，二者相配合，故变法思想亦带西方物质文明之色彩。若无西方之影响，变法派人士或亦能由经世而倡言变法，然变法之内容恐非一样。　　西方物质文明之重点，约在工商与科技二端。晚清变法家之响应西方之工商与科技，可见之于彼辈对传统经典之新解释，谓《中庸》载有理财致富思想，又谓《论语》所言“敏则有工”暗示近代机械与铁路之功能，又谓四书多有鼓励聚财、制造、通商、勤工、利器之意向。《考工记》一书素不为儒者重视，而变法家则时常引用，以示古来科技发展之成绩。《管子》一书亦常被称道，谓已具谋利、货币、通商以及商税等观念。郑观应于西方商务知之最详，谓管子之为国聚财，颇似西方重商主义之政策。甚至变法人士能从道家学说中，发现有用之学，如严复谓道家之尚节俭，颇得近代经济学之微意。凡此皆属“古已有之”论调，然“古已有之”不仅仅是“借古自重”而已，考变法派之用意，或系“古为今用”，一则借古表达新义，二则以新见解变古之质。试问若四书既为重工商之书，则儒教之中国，今后舍工商之路又何从？　　既重实用之学，则最不实用之八股文遂为倡变法者的众矢之的，于八股取士一事痛加批评，废八股几为彼辈之众口一词。代八股取士之科目应是策论与经解，并附以政治、法律、史地、算学、科技等。最可注意者，张之洞有维新古学之计画。张氏以为经书之处理，贵在掌握大义或精义，精义多见之于致用之学，如《尚书》之精义在治民，《春秋》之精义在尊王治平等。至于史书贵在掌握史实与制度，子书贵在补儒学之不足，理学书贵用学案体例以精简之。张氏鲜道集部，应系无实用价值之故。以张氏之见，学者通中国致用之学后，乃可进而通西方实用之学，如科技、政法、史地等。据此可知张氏之学，贵能致用，是则其所谓中学为体之中学，亦实用之学也。　　上述皆为提倡实用之学的言论。至甲午以后，刺激益深，风气愈开，学会与学堂勃兴，实用之学始有所凭借，而晚清变法人士所倡导之知识实用论，乃大流行。　　（二）厚今说　厚古薄今，自古而然。晚清变法家似亦借古自重，而且言必称古、尚古。然细究之，彼辈所崇之古，乃是“三代”。历来中国学者以“三代”为理想之政治。几如西方学者心目中之乌托邦。故冯桂芬以近代西方与理想化之三代相比，则其推重近代西方之心昭然若揭。冯以后，变法人士更谓近代西方甚得三代之遗意。此种暗示似已肯定近代西方文明之价值，同时扬弃厚古薄今之说，即不信今不如古。　　变法家既崇三代，不可谓薄古。但三代系远古，若以近古（始皇以来）而论，薄之甚厉。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诸辈皆以帝国之专制为中国发展之障碍，致令近代西方物质文明远胜中国。然则欲与今之西方文明比肩，则必先“薄”近古之专制与八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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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变法思想论丛》作者汪荣祖先生事晚清变法思想之探讨数十年，成果颇著。　　晚清有三大运动，即自强运动、变法运动与革命运动。三者皆有其独特之思想背景。从历史发展上观察，自强思想发生最早，继之以变法思想，再继之以革命思想。从思想发展上观察，三种思想虽继往开来，但在新旧交替之时，新思想常发生于旧思想未尽褪色之前，如在咸同之际，自强运动正蓬勃兴隆，然变法思想已育其胎；又当光绪季世、甲午之后，变法思想经三十年的激荡，已成风潮，卒有戊戌变法之一幕，但正当此时，革命思想与行动亦已见端倪。及至清室最后十年，保皇与革命二党虽势如水火，但变法与革命两思想因子，其间相互错综复杂之关系，学者已多论及。由于思想演变之迹并不十分明晰，于是以变法派为自强派者有之，以变法派为革命党者亦有之，殊不知思潮如江河，虽或有夺他流入海者，但一般言之，泾渭分明，不能以江为河。（吾）拟就变法思想之内容作全面的观察，分析其独特之思想因子。诸思想因子之结合，乃成变法思想之实质。借以显示变法思想之特点，以别于自强思想与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