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

出版时间：2006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程念祺  页数：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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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然而很长一段时期，总找不到沟通两者关系的“中介”，成了勉强粘贴的两张皮。程念祺先生长期研究的结果，终于发现财政制度有联动两者的效应。执其两极而细究其中因缘，许多疑惑可以迎刃而解。例如财政由税人为主转向税地为主，误以为可以促进土地私有，实则在财政市场膨胀的作用下，小农乃至地主的负担有重无轻，产权更趋不稳定。地主逼不得已改行租佃，自主经营的地主遂日形减少，变为消极的食租者。小农经营规模日趋细小，资本投入仍极低。如此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关节。    中国的国家力量是如此地强大，渗透一切，牵制一切，它对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怎么想像也不会过分。舍财政而论经济，只看经济积少成多的总量，迷惑于城镇表面的繁荣，将经济财政分配格局置之度外，就像走进雾区，一片迷茫。而这本书在一些看似简单实则模糊的问题上能给人拨云出雾的感觉。

作者简介

程念祺，生于1954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史，对阳明心学亦有研究。发表有论文数十篇，并著有《衰颓的年代——仁宣之治后的明帝国》、《大风一曲振河山》等。

书籍目录

序 疏通知远：中国经济史通识的获取自序中国古代国家规模及其组织形式  一、三代国家的形成  二、兼并战争与国家组织形式及社会经济的变化  三、从秦汉至隋唐的制度更替与专制集权制的发展  四、历代对唐制的修补中国上古的统一趋势与王道政治  一、统一趋势形成于中原  二、王道政治的形式与原则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几个问题  一、土地占有关系的非制度化  二、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  三、历代变法之类型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公有、私有与国有问题  一、中国早期社会的土地公有制与私有制  二、从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国有制的兴起  三、国家实现土地国有制的两种特殊方式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基础的不稳定性  一、兼并势力的养成  二、赋役负担之不均  三、法外私有土地的形成  四、自耕农经济的萎缩与佃农经济的普遍化  五、地权的不稳定性及模糊性  六、法理基础的阙失  七、有组织而无制度先秦时期赋税制度的变革与土地国有制的形成  一、村社共同体经济与公田土地私有制的关系  二、履亩而税与小农经济  三、土地制度的变迁路线两千年间国家财政体制的历史走向  一、秦汉时期赋税制度的基本特点  二、三国至中唐的赋税制度  三、中唐至明朝万历时期财政赋税制度的转型  四、明万历至清前期国家财税体制的变化特点专制集权下的财权内外对掌大一统与国家财政的“大国效应”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牛耕中国历代变法类型及其成败中国历代变法总体方针的两个特点王安石变法的几个经济问题关于《汉代农业》之商榷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该书收录作者近十年来发表在各报刊杂志上的研究文章，体现了其漫长的学术历程。该书中所呈现的研究主线，是史学领域的重大命题，显示了作者扎实的材料选取和分析的功底，是一不优秀的学术著作。这本著作的研究思路，不同于纯经济史，采取的是社会经济史的进路——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考察，而后又加入赋税财政体制，三者互动，变迁的图景是立体的。方法论的创新是这本书的最大特色，也是其获得学术界好评的原因。

用户评论 (总计87条)

•   该书收录作者近十年来发表在各报刊杂志上的研究文章，体现了其漫长的学术历程。该书中所呈现的研究主线，是史学领域的重大命题，显示了作者扎实的材料选取和分析的功底，是一不优秀的学术著作。这本著作的研究思路，不同于纯经济史，采取的是社会经济史的进路——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考察，而后又加入赋税财政体制，三者互动，变迁的图景是立体的。方法论的创新是这本书的最大特色，也是其获得学术界好评的原因。
•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然而很长一段时期，总找不到沟通两者关系的“中介”，成了勉强粘贴的两张皮。程念祺先生长期研究的结果，终于发现财政制度有联动两者的效应。执其两极而细究其中因缘，许多疑惑可以迎刃而解。
•   中国中代的一切问题，基本上就是政治问题。经济也是如此，此书将国家政权与经济变迁联系起来，非常好。内容详实，史学功底扎实，问题涉及广。
•   就像该书说的：我国的历史与经济是分开的两张皮。像这样通过历史事件来分析背后的经济原因是很科学与较全面的，因为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战争无不是为了经济。但该书需对历史、古汉语有一定程度的读者才可能看得进去。
•   现在的书都是追求时髦的舆论，但是也有这样的书回顾历史。有人说中国富裕了，但是国家的变化也是在动态中有一些的不平衡。中国国家力量如何在经济的发展中注入力量，这个社会要思考一下
•   经济学功底深厚的历史学家啊，关于财政市场的论述有醍醐灌顶之感。
•   这本书从国家政治权利的角度来描写经济发展历史，非常不错！值得一读！
•   了解中国行政中心的变迁和经济的关系，每一次的经济重心的变化，都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
•   本书深层次的探讨了国家政权力量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很值得一读！
•   中国经济的根基，讲述国家的经济与国家繁荣的关系。
•   中国一直以来没有纯粹的独立的经济发展，依附于政治的特点让作者从一个很好的角度，剖析了中国经济深层次的内容。
•   值得一看，因为深入国家与社会的变迁历史来研究的
•   讲了国家对经济的制约及促进关系
•   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论述历史的书籍
•   程老师，写的东西不错，没有一般学术文章的望而却步，对经济史认识很有启发。
•   政治与经济的联系
•   一个国家的兴起与衰落,都可以从经济上看见其痕迹.此书不错.
•   有学问人必备，贯通历史与经济
•   这半数讲的是各个朝代的经济与国家的事
•   从经济史角度描述
•   一直很喜欢读历史，值得喜欢历史的朋友研究
•   该书视角新颖，文字简洁，但需要有一定古文功底读起来就容易。赞一个！
•   译文：
  　　自从过了风陵渡，改乘车为骑马，早晨从蒲坂出发，傍晚在盐池住宿。阴云遮日，时雨猛急。从黄河以东进入山西地区，与潼关以内形势就稍有不同，地势狭窄象街巷，道路艰险如走栈道。原野森林显得暗淡凄凉，好似蒙上一层遮住谷口的迷雾；耳闻哀伤幽怨的歌谣，恍惚听到引起向秀感慨的山阳笛声。
  　　太阳西沉之际，我才抵达运城西寺省视黄君仲则的棺柩，看到他的七尺遗棺，满箧的书籍。我按着他的书桌，发现他写给阿母的遗书还在；披开灵帐，那个从故乡带来的侍僮已经离去。他生前如同司马相如患消渴病，长年累月难以痊愈；又象李昌谷苦吟呕心，到了临终的时候才感到后悔。还有那些经过他校读过的书籍，散乱地堆放在书桌上，到了不能动手书写的时候，他还用手指在书上画着。这正象杜鹃临死，还在拚力哀叫；鸷鸟将亡，还希望留下强劲的翅膀；这就是丢弃一生事业，留恋身后名声的人呀。
•   另一个角度 了解中国历史
•   不错 值得一看，分析中国的一本好书
•   经典著作，值得细细地去品读！
•   学术文章，可读。
•   比较傲宏达，对中国历史整体有个全面的了解
•   书中只是作者个人的认识，说不上有多深刻，但值得一看
•   新星出版社经常出一些台湾学者的著作 很有参考价值
•   供仔细研究
•   想多理解一些自己不知道领域。
•   对理解中国一些事情很有用
•   打折打得很大的书，便宜就能买了~~~~很用心地读了这本书，感觉特别有水平~~~~~~~~强烈推荐！！！！！！感觉这个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出的书还是很不错的~~~~~~~
•   虽然初看有些深奥但是作者的文笔很好，能让人细细品味！
•   不错的一本书，值得认真研读
•   很好的一本书，值得一读的。
•   看到天下乃一人之天下。中国的百姓苦
•   解决了我的一些问题
•   感觉稍微有些枯燥，不过里边能读出有思想的东西
•   暂时只有大致翻一下而已，感觉不错
•   感觉是为了套用这个课题而生硬的去搬弄案例
•   很欣赏他，觉得是个好作者
•   写得很仔细，值得一读
•   内容充实，论据丰富，值得一读。封面纸张也不错
•   浅显易懂，值得一读
•   内容丰富，值得一读，快递速度也很快！
•   这一段买书太多，都没有仔细看～～～
•   好书，论文集，虽然有些浅，也没什么新的资料，但是这些论文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   看前几篇就好了
•   读了之后真的不错的
•   有阅读的价值。断断续续看了2个月，还没看完，是不错的书，主要时间有限。但是文字会显得比较晦涩。
•   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角度
•   看来是正版，在图书方面当当还是蛮让人放心的。
•   这本书还真不错。物有所值。
•   很有参考性的一本书，有可读性
•   这本书非常好，很有用
•   现实的批判，批判中改革
•   物流非常给力！比**的物流好不知道多少倍！！
•   很不错的书，还没看呢。
•   全新塑封，很好的书。新星这套书基本是缺货就绝版了，很少有重印的，实在可惜。
•   应该不错，是本好书，慢慢来看
•   好书 读
•   考试周，没时间看，等看过之后再来评价。
•   没什么坏处
•   提供了一种路径
•   还是觉得写得浅
•   书不错，慢慢细读，会有收获
•   还未拆包装，应该不错
•   非常好的。。。
•   厚积而薄发
•   还没看，但视角很好
•   很好，论述的有一定的道理。
•   特价买的，待看
•   写的不深刻，读后没什么获益
•   作者名不见经传！一本经济史的论文集！
•   　　看了这本书，才发现秦晖《田园诗和狂想曲》一书中实证研究可能存在的不确，当然这并不是说该书的逻辑就有硬伤，我认为秦晖的逻辑依然强大，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本书在做实证研究时资料的巨大局限性，在长时间跨度下的实证研究也许才能看到问题的关键
  　　
  　　解放后陕西租佃比率的不高并非是一直如此，而是解放前土改的结果。我们必须认识到49年之前如46年，47年就开始的土改。
  　　
  　　这点可以参照三本书，塞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与《中国农村与社会主义国家》，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0年的华北农村》，其中1928年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陕西省农村调查》可以看到陕西绥德50%左右的租佃比例。我想这种很高的租佃比例全国各地好地力的地方都是如此。
  　　
  　　只有山区可能是例外的，《中国农村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饶阳就是一例，
  　　
  　　过高的租佃比例不涉及道德评价，无关对错，在地理环境恶化导致的灾荒，军阀混战带来的高税收的压力下以传统方式维生的自耕农首先大量破产本是正常之道，土地集中化加剧再正常不过。
  　　
  　　如果要改变以上的困境，彻底改变传统的经济结构，改变国家控制一切的经济逻辑，走工业化、商业化是可选的道路，但是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呢，在当时却颇难抉择，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这篇评论是写给自己的，一年之后再读书，能在秦晖书上有所进步，拨开一些似是而非的迷雾，甚为欣慰
•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切入中国历史上的税收、土地制度、商业发展和经济变迁，很好的主题。从研究方法来看，和黄仁宇和赵冈有相似之处，摒弃断代史，试图给中国长期历史变化一个历史图景。黄是纯粹历史学，赵冈则是经济史，从主题来看，与赵冈有不少相似的选题，比如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城镇发展，对照起来有意思。
  　　本文的几个新概念：财政的大国效应；财政市场与生活市场；专利；法外之法；征农型、征商型、农商并征的税收制度。
  　　给定一个政治专制集权的制度背景，再给定政府最大化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大国效应？）的目标函数，看财政制度如何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影响到经济变迁。基本理论框架：第一，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家与地方贵族、集权与分权的事儿放在后面讨论）出现，这个国家对外需要抵抗外来游牧民族的掠夺，因此需要备军备战，需要财政收入增加，因此自然而然的最大化财政收入[1]。第二，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约束条件包括地方分权力量[2]、国家征税能力、农户、土地、农业生产力与商业发展。第三，国家征税能力，包括国家税地的能力（有多少可以征税的土地，涉及到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扩大，地籍测量和土地产权变化登记）、税人的能力（人口的增加、控制人口的能力如编户齐民等等）、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涉及到激励问题和农业技术发展，这个主题可以看李约瑟和林毅夫）、商业发展（商业发展的后果一方面涉及到流转环节的税收获取，另一方面扩大市场促进分工，本文最关注的则是商业发展的目的，财政市场[3]和专利制度）。
  　　理论推导的结论：第一，由于税地的成本太高，对国家能力提出了挑战，因此大部分时期（明清之后鱼鳞图册算是有所调整）都采取了舍地税人的方案[4]。第二，要税人，重要的是控制农业人口。可以征税的人口增加，来源于三个途径，a，人口的自然增长，b，被豪强隐占人口的比例下降，c,进入纳税系统比例的人口增加（b与c有一点差异，在于可能存在即不被豪强隐占，也不进入纳税系统，流民）。因此对应的国家策略，在人少地多的时期，鼓励人口增长[5]，包括均田制、耕者有其田等等制度安排；通过国家占有的土地分配给农户，以比豪强地主所收租金更低的比例征税[6]，可以吸引那些隐占的农户摆脱豪强而进入纳税系统；编户齐民，打击人口流动；或者，干掉豪强，将所有的土地纳入国家控制。第三，征商。对于隐占的人口，采取（盐铁）专利制度，利用国家垄断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从而实现间接征税。当然，此时对于非隐占人口而言，意味着缴纳更多的税收。因此，从表面看是征商，实际上达到了间接征农（因为农业人口比例高）的效果[7]。第四，征商的三种途径。一种是国家完全垄断经营，此时必须打击私商，国进民退[8]。一种是官商合作，借用商人在经营方面的优势，通过国家垄断原料供应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实行专利[9]，这时候的商人完全可以通过带红帽子进入政权内部，属官而不属商。另一种是放开民间商业，采取对商人交易征税的方式[10]。总体而言，第三种方式采用较少，第一和第二种方式轮流采用。
  　　很多有意思的主题，我还是先从土地制度与财政制度的关系切入。按照本文的逻辑，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只有土地国有制，原因在于家天下，皇权不受制约，土地的没收、征税不需经过被征税者的同意，从现代私有制的角度来看，有道理。但是这意味着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没有地方存在土地私有制。所有的产权都不能保障自己不受国王或者领主或者共同体的侵犯，而产权的形成并不在契约的基础之上。然而，土地国有制是一种观念和意识形态。“有组织而无制度”，因为地籍测量没有完成。土地国有制的实现是通过征税达到的[11]。
  　　按照本文的逻辑，税地当然是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税人实现了间接的税地，因此也是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实现，税商实现了间接的税人，从而间接的实现了税地，因此也是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因此税收制度与国有土地所有权紧密联系。我非常同意，要理解中国历史上和现在的土地制度，一定要从财政制度找原因[12]，但是这样的分析还是可以商榷的。
  　　我更有兴趣的是，从国家财政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为什么采用这样的土地制度安排；这样的土地制度安排导致了什么样的税收变化，对人口和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第一：为什么从“井田制”类型的社区公有制演化为私有制（在本文里被称为国有制，因为税收）？传统的解释是人口增加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文认为正好是农业劳动力减少（因为战争）导致了公田上的劳役不能维持，从而转化为私有制。新观点，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什一使自赋”并不能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农业劳动力的减少。《诗经.甫田》p57作为证据是不够的。
  　　第二，均田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一直有耕者有其田的均田思想？为什么有的均田制成功的延续，而有的失败了？本文的观点是均田制是国家征税的需要，均田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控制农业人口，从而达到税人而间接税地的目的。均田制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掌控了大量的土地，若土地主要由地方豪强掌握，而中央并没有能力搞定豪强，均田制就不能成功。而均田制不能长期延续的关键就在于人口的增长快于国家控制耕地面积的增长，一旦人口密集到一定程度，均田制就无田可均，从而不能延续。
  　　 第三，是否存在地权配置集中的趋势？如果存在，原因是什么？按照赵冈先生的研究，至少明清时期的鱼鳞图册表明，这种地权逐渐集中的假说是找不到证据支持的。那么历史上的地权变化趋势到底如何？由于没有数据的支持，目前无法定论。程文承认了地权集中的前提，然后来解释为什么存在地权集中。他的主要逻辑和秦晖[13]一致，在于地主和权贵拥有免税的特权，土地税收的累退性质导致了地权集中[14]，当然，还有“权力剥夺权利”的集中，比如“赐田”[15]。
  　　我的猜想：很显然，税收制度是累退性质的，因此一定会出现土地从小土地所有者朝大土地所有者转移，但是这种转移并非使用权的转移，土地经营非常可能还是以家庭经营为主，除非土地的转移同时伴随着人口的转移，比如宋，此时豪强可以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类似于农奴）来组织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但这种生产方式并不具有更高的效率。伴随着土地所有权转移的，是国家税收基础的流失，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增强。贫困农户难以通过土地买卖获取土地，而更多的是卖身为奴或者租赁土地。在农业人口密度较高的时期，简而言之，人多地少，此时土地租赁或者卖身为奴能够获取的收益是以人口简单再生产为底线，是否能够达到扩大人口再生产的可能则要看土地税赋（根据供需弹性在地主和佃户间分摊）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供需状况。无可置疑的是，佃农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下，在朝代末期基本上只能维持温饱，娶不到老婆，还有可能连温饱都维持不了，此时造反就是一个不坏的选择。简而言之，在累退税的制度安排下，不论是土地市场还是权力侵犯权利，都会导致土地从小土地所有者向大土地所有者和权贵转移，虽然由于分家析产等原因不一定能够观察到地权集中的趋势，但是贫困农户和小土地所有者在这种制度下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是肯定的。
  　　 第四，土地租金和土地税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按照赵冈先生的判断，中国历史上的土地租赁的分成比例一直维持在50%左右，这是一个谜。程文也有类似的判断。我一直觉得这个判断有问题。其实分成率从80-30%都存在，50%只是一个比较多出现在文献中的一个数字。张五常的分析则表明，地主和佃农负担不同的投入，会导致不同的分成率。虽然他的分析局限在台湾土改，但是从逻辑上推理是可靠的。仍然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50%的分成率比较常见于文献？而不是40%或60%更为常见?换句话说，如果分成率是市场竞争而产生的结果，为何50%的价格会成为市场均衡的一个最常见的解？是偶然的概率事件？还是有其必然的规律？最理想的答案是50%的这个判断本身不成立。
  　　转过头来看地租和税收，如果国家直接税地，而且不存在特权免税，那么税收增加意味着在地主与佃农之间分摊，税收越高，土地租金也越高。由于租金有一个上限，因此税率也有一个上限，超过这个上限，流民四起，政权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存在特权免税，必然会导致地权集中和人口流失，税基减少，从而税率增加，进一步导致地权集中和人口流失，这个正反馈过程只会加剧政权的崩溃。
  　　第五，农业剩余、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好有趣的主题，已经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从程文和其他一些文献资料，基本可以肯定，中国农业剩余是非常高的[16]，而不是因为农业剩余不足从而导致积累不足，因此没有出现工业化和城市化[17]。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种积累没有转化为工商业发展的资本，以及这种积累为何没有持续下去促进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多种假说，比如中国重农轻商（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比如中国的科举制度，比如技术发展的模式从经验积累型转向科学实验，而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而程文和赵冈都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的城市化是虚假的城市化，主要聚集的是军队、官僚集团及其家属，而这些人都是靠国家财政养活，农业的剩余通过国家的财政制度以及官僚集团的搜刮（头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用于供养这些人口，以及附着于这个集团而出现的非农业人口。这种城市化是没有经济基础支撑的伪城市化，国家意志在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波动很大，在剩余足够的情况下，城市化率也可能很高。但是，由于农业产出的增长（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可耕地资源的增长）赶不上农业人口的增长，因此农业剩余的比例会下降（马尔萨斯陷阱？或者尹懋可的低水平陷阱？），供养的非农业人口比例也会下降，此时逆城市化就发生了。赵冈先生的研究表明，宋以后的余粮率确实下降了，这可以很好的解释中国明清时期城市化率逐渐下降的趋势。这样的解释，比程文的动机说要好的多——无论何种动机，最后还是要受到约束条件的限制，而这里的约束条件就是余粮率。
  　　
  　　
  　　[1] 最大化财政收入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给定的目标，不需要解释原因。
  　　[2] 地方分权力量可以作为一个给定的外生变量，简单的说，就是国家与地方豪强争夺税源：土地和人口。第一种制度安排，假定不存在豪强的免税制度，此时，所谓的豪强，不过是经济上的大地主；第二种，假定存在一定的税收减免。在累退税制下，这两种假定推出来的结论短期内不相同。但是从长期来看，都会导致农业经营体都不可持续。
  　　[3] 财政市场算是本文的一个新概念，简而言之，就是国家为了征税的目的而导致的商品交易的增长。比如货币征税，导致农户在农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就要将农产品投入市场以换取货币交税。另一方面是盐铁等资源型产品被国家垄断搞专利。程文认为这种财政市场的繁荣是虚假的繁荣。但是我更关注的是市场发展的后果，而不是原因。财政市场发展如果对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技术进步有帮助，那么从仍然有助于经济增长。后果比动机更重要。
  　　[4] 1.这里的问题在于本文没有数据来比较税地成本和税人成本，因此是从结果倒推原因，然后又从倒推的原因推出结果。从现象上来看，人口可以到处流动，控制起来不容易，编户齐民需要很高的成本，一不小心人口就被豪强隐占；土地看得见摸得着跑不掉。即使说区分土地质量困难，但是人口的质量同样困难。若能够有一些证据支持税地成本与税人成本，更好。
  　　 对于舍地税人，我有一个猜想。重点在于，第一，土地的税收还是需要人来交纳；第二，人口不仅要交纳地税，还要服劳役、兵役，即使不种地，也要服役。因此即使进行了土地测量，人口统计也必不可少。因此，人口统计是税收制度实施的固定成本，而土地测量是边际成本，土地测量的边际成本只有小于土地税收边际收益，土地测量才有执行的必要。由于已经有了人口统计为基础的征税体系，意味着可以将一部分土地税收“摊地入丁”放入税人的制度框架下，此时土地测量的边际收益就大大下降了。此外，人口统计的困难上升（比如大量人口死亡、人口逃亡、诡名假寄等等），也会导致土地测量的实施。
  　　 不过，舍地税人一定会因为土地的分配不均导致税收的累退性质，从而持续扩大财富与土地分配差距，并导致人口的逃亡。如果此时还存在对于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如免税），则这种现象会进一步加剧，最终不可持续。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政权一直有平均地权、土地测量的动机的重要原因。
  　　[5]人少地多的时期，通过轻徭薄赋以鼓励人口增长，国家的行政官僚机构也不大，可以适应，随着时间的延续，官僚机构持续扩大，需要更多的财政资源，而同时农业人口也在增长，而土地保持不变，导致的结果是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税收逐渐增加，人均税赋即使开始不是上升的（人口增长快于税收增长），但一定会有一个临界点，从此开始，人均税赋逐年上升。
  　　[6] 前提在于国家有自己控制的土地。一般而言，只有在人口大量减少之后新建立的政权才有这种可能性。当然，地广人稀以及政府战争掠夺也能带来这样的情况。
  　　[7] 这里的思想实际上和税收的转嫁和归宿理论有类似之处，如果能够一般化理论会更好。
  　　[8] 这与曾经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业产品垄断供应、价格剪刀差有异曲同工之妙。
  　　[9] 官僚资本主义有其历史渊源。秦汉时期的几位著名商人都来自盐铁领域，有其制度背景。当然，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商人坐大之后谈判力量增强，“富可敌国”，导致中央政权的控制力下降，因此这种模式对于政治集权来说是有后患的。
  　　[10] 这种方式要求有对商人征税的能力。流动性强，难以估算利润，有其是负责物流的中间商，非常容易导致商业的赋税不均。我猜，一般人能够接受特权（免税），但是对于同一等级的群体中的不公平是非常不满意的，赋税不均会导致税收成本大大增加。因此第三种方式实施难度很大。除非是关税。
  　　[11] 这一点大可商榷。文中的逻辑是，所有权从属于主权P85.，税收是主权实现的方式，因此土地税收等于土地所有权的实现。这个逻辑还是蛮跳跃的。
  　　[12] 这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制度演变。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制度的绩效。
  　　[13] 当然，秦晖并不认同土地集中是中国历史地权变化趋势的判断，而是说，假如存在地权集中，这种集中也更多的是因为……，而不是因为市场机制导致的。
  　　[14] 此外，税人的制度安排本身也具有累退性质。见前文分析。
  　　[15] 个人感觉赐田不是所有权的赏赐，而是土地税收的赏赐。如果是土地所有权的赏赐，那么原土地所有者从哪里得到补偿？税收的赏赐似乎可行。当然，如果国家控制了大量的土地，此时所有权的赏赐也是可能的。
  　　[16] 虽然农业税率很低，比如什一税或者三十税一，但这只是国家收的少，实际的税收率非常高，甚至可以高达50%，以至于税率高于地租率（当然，必然有免税的土地），以至于会出现农户纷纷投靠有免税资格的人，或者干脆放弃土地，去租赁那些不用纳税的土地。如果此时没有免税的土地，税率不可能高于地租率，当税率与地租率相等的时候，地主也没人当了，造反是最好的选择。
  　　[17] 赵冈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发展有专论，很明显的一个现象，中国历史上一度城市化程度非常高，宋朝达到了顶峰（20%多？），然后才开始下降。
  　　
•   　　很久前写的读感，今天机缘，略修改重新发在这里。
  　　 念祺师兄关注经济的风格，一脉相承，读了一半，感觉其很关注土地产权问题，或者说，不搞清楚产权在法理上的实际归属，去谈公有私有，是没有意义的。
  　　 比较关注的是他从法理基础上来理解土地国有的问题，有一句很精辟的话，有组织无制度。不过，现代的法理基础上的产权界定，是无论如何古代人都无法掌握的知识资源吧，因此，能否从古代自发的知识体系中来表述和理解这一问题呢，若不能，则在历史的假设上，中国是无法靠自己的知识传统“走出中世纪”的，程以孟子以降井田制的议论作为试图为中国国有土地制度寻找法理基础的一种尝试，是很有意思的思路，经济是迟早还要回到史学视野的中心，中国与西方不同，西方对于自己前近代到近代这一大关节的基本问题，差不多搞通，而中国还疑窦丛生，因此国外的新文化史，是建立在50——70s年鉴一系扎实的社会经济研究基础之上，一种反动与升华，而中国，似乎还缺少这个过程。
  　　2008-3-10
  　　最近在重读程念琪的那本论文集，感觉到了第一次读没有感到的东西，还要再读，有些学者，并不是以当时的名气而流传于世的，自诚之先生以来即是如此，我相信。
  　　2008-9-25
•   　　　　　　文／吾勉之
  　　　　　　
  　　　　　　众所周知，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学术圈里老生常谈的话题。对于中国历史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假说纷纭，很长一段时期，但总找不到沟通两者关系的自然妥帖的中介，使得两者成了勉强粘贴在一块的两张皮。这本书作者长期研究的结论是，财政制度有联动两者的效应。如果全书只是这么一个结论，那么，多少让人有些哑然。这个结论是一个不需要动多少脑子就可以想出来的——历朝都盖因政府的不同财政政策，而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样态的。全书可以称道之处的是，它的内容，触及到了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方面一些前沿之处——去年起，有学者提出，可以结合西方经济学上马尔萨斯人口瓶颈、斯密动力（或称作斯密经济增长机制）、布罗代尔钟罩理论等概念，对中国千年的经济史，重新做一个剖析。
  　　　　　　中国经济通史的研究，都避免不了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在康乾盛世GDP依然位居全球第一的情况下，为何中国在清末会衰落，不能演化出工业革命？回答这个问题之先，一般学者都选择回答一个看似相关的问题——先回答中国的古代市场、古代经济形态是什么样子。
  　　　　　　台湾学者赵冈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提出了两个尖锐问题：一、不能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并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构架;二、重新检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性质，认为它是一个古代的市场经济，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以及相当自由的市场活动。
  　　　　　　在《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这本书中，作者也提到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国强民富与国弱民穷，并不总是同时发生的。更多的情况是，当整个国家大机器的发条松动时，就如巨石裂开了缝，底下的小草——民营资本才有萌发的机会，从石缝里长出来。自西汉以来，莫不如此。一开始的文景之治，休养生息，民间财富益盛。随后到了“雄才大略”的武帝，治理有方，内外征伐，将铸造、盐业等收归官办，一下子掐死了民间手工业的命门。南宋之间，国家吏治无方，贫弱不堪，但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所考证出来的东西看，其时GDP，中国却冠居全球。至明朝，万历不理朝政多年，整个国家依靠传统官僚制的惯性向前而行，此时照理说，也属“朝政荒废”，但是，经伟人所钦定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诞生期”，也恰恰是在此时。
  　　　　　　如何解答中国近代衰落的斯芬克斯之谜？
  　　　　　　林毅夫提出，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科举制度和文官晋升制度，可能导致知识分子一直不注重包括数学在内的科学推理，因而人们一般忽视了科学发明，从而导致宋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的长期停滞。
  　　　　　　至于为什么在一度领先了人类其他文明的中华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自宋代后基本上停滞的“李约瑟之谜”，美国学者兰德斯和其他汉学家则认为，在传统的中华帝国中，缺乏自由市场和法律的财产制度，加上中国人的社会价值观和极权主义政府超强控制社会，必然会带来这样一种结果。
  　　　　　　而在首次提出从斯密动力等角度来看待中国经济为何不能脱离官方控制的瓶颈的李维森看来，在清朝前期，曾经有一段时间超越了马尔萨斯增长陷阱，但更多的时间内，从明末以来，中国经历的只是经济与人口双双快速增长的历史阶段，这种时期只能称之为增长而不是发展，传统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革，加上封闭的对外政策，使社会陷于停滞僵化的境地。清代中国社会由于一些促进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展的有效的财产法律制度以及支撑财产法律制度的宪政民主政治一直未能形成，在大清时期的中华帝国内部，市场扩展、分工深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诸方面一直没多大起色，作为前三个因素互动发展的一个连带后果（当然不是必然的）的科技革命，也没有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发生。简言之，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各地市场经济，大致处在一个个无形的限制着市场扩展的布罗代尔钟罩之下。
  　　　　　　本书作者也提到了类似的案例，例如，财政由税人为主转向税地为主，误以为可以促进土地私有，实则在财政市场膨胀的作用下，小农乃至地主的负担有重无轻，产权更趋不稳定。地主逼不得已改行租佃，自主经营的地主日渐减少，变为消极的食租者。小农经营规模日趋细小，资本投入仍极低。这种情况下，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岂不是更加无望？
  　　　　　　“中国的国家力量是如此地强大，渗透一切，牵制一切，它对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舍财政而论经济，只看经济积少成多的总量，迷惑于城镇表面的繁荣，将经济财政分配格局置之度外，就像走进雾区，一片迷茫”。这段话，是本书一段引导性的话。结合种种经济制度史论来看待近代中国衰退的谜题，无疑有更广阔的视角。
  　　
  　　 《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 程念祺　著 新星出版社
  　　
  　　
  　　
•   读的很仔细啊：）
•   省书钱了，哈哈。
•   写的好，我昨晚看了几章，基本了解了思路，但是总感觉哪里有些问题。
•   同觉得常读常新
•   格式有点诡异。
•   不错的评论，独到的视角，精辟的研究
•   台湾学者赵冈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提出了两个尖锐问题：一、不能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并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构架;二、重新检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性质，认为它是一个古代的市场经济，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以及相当自由的市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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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还靠点谱，古典马克思主义将中国归入亚细亚方式，只是斯大林史学硬套五段式。
  第二就纯粹扯淡了。依附于政府也能叫市场经济，那计划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