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出版时间：2006-1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张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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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期盼道德成就卓越者担任政治领袖，其极致即圣人为王，这意味着政治领袖不但应该管理政治事务，而且要作精神导师。儒学始终未放弃人能成圣成贤的信念，认为政治权力可由内在德行的培养去驯化。传统儒者虽表现出极高的“抗议精神与批判意识”，但并未能将此精神与意识转为客观制度的构想。

作者简介

张灏，1937年生，原籍安徽省滁县。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现为台北“中研院”院士。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主要著作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1971）、《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198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1988）、《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1989）、《张灏自选集》（2002）、《时代的探索》（2004），他还是《剑桥中国史》晚清部分的撰稿人之一。

书籍目录

前言
世界人文传统中的轴心时代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
超越意识与幽暗意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之再认与反省
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
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
传统与现代化——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一个划时代的运动——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几点省思
五四运动的批判与肯定
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
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
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
扮演上帝：20世纪中国激进思想中人的神化
转型时代中国乌托邦主义的兴起
幽暗意识的形成与反思
一条没有走完的路——为纪念先师殷海光先生逝世两周年而作
殷海光与中国知识分子——纪念海光师逝世30周年

用户评论 (总计12条)

•   　　这本《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买了有些日子了，当时买回后，见是论文集录，阅读的兴趣有所下降，就放到了书架上。前些日子无事随手翻了翻，竟然就放不下了，于是就一口气将其读完。
  　　
  　　张灏先生的文章写得很清楚明晰，很容易抓住重点，提出的观点也颇富启发性。不像读其他的论文，架子端得很大，云里雾里绕半天，还不知所云。
  　　
  　　毫无疑问，本书是意图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探究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及社会现实。为何西方文明最后走向了民主社会，而中国却选择了专制体制，历两千多年一直未有改变，直到今天仍处于体制的困惑之中？这个话题在近现代算是个热门的话题，给出的答案也是层出不穷，这与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是一致的。张灏在此书中提出，之所以造成中西制度的分野，在于两者对于幽暗意识的看法不同。
  　　
  　　简言之，即是对人心中的黑暗面，也就是人性之恶的警惕，让西方不相信人自身的道德力量，而以制度来纠正人性之不足，由此走向了民主；对于人性中善的期望过高，并认定善必将战胜恶，人能够靠自身的修为来抑制恶的欲望，因此使中国人相信明君能臣治理，从而选择了专制制度。
  　　
  　　人性之初，是善是恶，在中西文明中，一直就争论不休。持人之初性本善者，认为人生来即有颗赤子之心，有着向善的期望，只是受到社会中恶的影响，而被蒙蔽了纯朴的心灵。持人之初性本恶者，认为人生下来即有着一种原始的欲望，有着自私之基因，总是倾向于利己而损人。
  　　
  　　前者在政治上追忆着逝去的美好时代，缅怀着人类早期的贤能帝王，认为无论是人性还是制度，均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总是盼望着那些道德上的完人能够重生，以自身的完美魅力来推行仁政，并且相信个人的能力与道德重于制度的建设。对于普通人，他们追求的是教化，让人们受到道德高尚者的感染，而重拾美好品性。本书的作者认为，中国占据主流的应属于此者，虽也有旬子和韩非子的人性恶，但仍是孟子的人性善影响深远。
  　　
  　　后者则明了人性中的弱点，不相信完人的存在，更不相信仅凭个人道德，就可战胜人的贪婪本性。他们认为，不管人的品性有多么的完美，如果拥有无上的权力而缺乏监督，总会凭借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要求执政者从道德上完善自身是没有用的，只能从制度上对有权力者进行限制。他们不担心当政者个人品性有缺陷，更害怕的是制度上的缺陷被人利用。对于普通人，则承认人的自利倾向，但只要不妨碍他人，不对社会造成损害，只以法律规范之。西方大抵循此论者居多。
  　　
  　　其实，人性本无善恶，影响人道德判断的，是残留于人性之中的动物性。毕竟人是来自于动物，这也是人的天性。动物如不利己，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中，自然会成为其他动物的腹中餐，在优胜劣汰的种群竞争中，更是早已被淘汰出局。而人类社会的兴起，则是确保各自利益的情况下，压抑人的内在原始欲望，相互妥协达到平衡。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最有利于人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也就是人性压制兽性的过程。在这里，人性代表着一种向善的愿望，而兽性则代表着作恶的欲望。
  　　
  　　虽然在文明的教化之下，人性是会逐渐向善的，但人类身上的兽性却是与生俱来的，它根植于人的血液之中，是永远无法消除的。只要时机适宜，兽性总会乘机冒头，恶也会喷涌而出。基于此，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人性之恶，就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深藏于内心的欲望，这种欲望对于动物来说，它只是一种天性，一种能够让自己在残酷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天性，而对于已经进化到文明社会的人类来说，就是一种恶，因为这种天性会妨碍他人的利益，是以其他人为敌人的，而作为社会中的人需要压抑自己过多的欲望，要学会与其他人和谐相处，遵守人类共同制定的规则，并与其他族群分享这个世界。在文明社会中，这才是最大的善。
  　　
  　　从对人性的认识来说，西方应该是个悲观主义者，他们对于人性并不抱持着过高的期望，就如阿加莎·克斯里斯蒂所说的一样，人性总是让人失望。他们相信，只要是人，就总会犯错。而对人所犯的错，他们并不指望其自身可以加以改正，而是需要有其他人监督，有制度去驱使犯错者纠正。也就是从这一点出发，他们不惜设定了繁琐的制度，制订了繁文缛节的法律条款，来防止掌握权力之人犯错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同时，宁可冤枉一万个掌握权力的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可能凭借权力为害他人的坏人，他们让权力相互制衡。这些人性的悲观论者，因此设计非常精密而毫无效率的制度，也就是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人的道德退到第二位，人的力量敌不过制度的力量，因此，即使选出一个恶人也造不成多大的损害。
  　　
  　　中国人无疑是天生的人性乐观论者。他们相信总是有着品德高尚的人，人心中充满了善良，总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在中国的历史中，到处都是这样的道德完人。在中国历史中，最能体现贤能政治的是三皇五帝时代，那时候的国家治理一直都是后代治国的楷模。因为那个时代人类还在文明蒙昧期，还保留得有纯朴的人性，而那些君主们则都有着极高的智慧与卓越的品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本身让人的道德沦丧，人类也就远离了那个黄金时代。他们总认为，之所以出现政纲废弛民不聊生的局面，并非制度本身的问题，因为这些制度本是上古明君所制定，只是由于昏君庸君频出，贤能之士鲜见的缘故。他们总认为，老天总会再生一个如尧舜一样的明君，这样天下就会重获太平，达到大同。一群人性的乐观主义者，就将专制制度牢牢地坚守了两千多年，天不变，道亦不变。
  　　
  　　直到今天，我们不还是如此乐观吗？不还是在以道德在衡量政坛之人，以能干与否品行高下来评价政客吗？我们不还总是在期盼着会有一个救世主一样的人出现，救国民于水火，拯国家于濒危之中吗？我们盼了如此多年，盼来的却往往是恶魔。在一个总是指望着道德完善之人的社会里，这是必然的结果。
  　　
  　　人是靠不住的，只有制度才行。
•   　　这是一本讲究义理的历史著作。
  　　中国当代的史学所缺失的是什么？就是义理。我们的历史学长于史料考辨，弱于提出史料背后的含义。
  　　这本书重在试论，但是他的来源是史料研究，作者张灏研究梁启超谭嗣同起家，此书是他研究后的理论总结。
  　　本书回答了为什么中国没有民主的问题，就在于儒家高度的道德理想化的思想。
  　　这本书的亮点之一是对五四的分析，不同于应对论，着重传统在五四中的作用。
•   　　为什么我们没有民主传统？
  　　这本书给了很好地回答——因为幽暗意识的确实。
  　　因为对人性的美好和成为完美人格的太过自信，导致精力用的偏颇。
  　　着重于内在修炼，而忽视政治理念的更新。
  　　这本书是对现在国学热病的一剂好药！
•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好书一本，乃张灏先生22年前所著。今日读毕，录几句俺写在书边的话。
  　　
  　　1、轴心时代只是后世归纳出的一个概念，当日之人哪里知道什么轴心不轴心。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出现文化跃进，又找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那俺只好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2、人性既非本善，也非本恶。如性本善，恶从何而来？如性本恶，那么善又从何来？人性或有两端，一曰超越，一曰幽暗！
  　　
  　　3、科学不万能，正如哲学、宗教不万能一样。科学可以促使大脑发达，但无法阻止心灵枯萎。
  　　
  　　4、人类的理性来源于何方？单靠进化，为何恐龙进化了亿万年都没进化出所谓的理性？
  　　
  　　5、伦理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石，与之对应的总有一整套精神价值。礼崩乐坏，天下大乱。
  　　
  　　6、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如民主自由一样。用得好，一致对外、所向披靡，用得不好，引狼入室、自相残杀。
  　　
  　　7、心性问题，靠任何旁人都解决不了，只能靠自己。心外无物，不能指望自己的路，让他人帮你走。
  　　
  　　8、德先生、赛先生，一旦变成了徳菩萨、赛菩萨，那就只好不食人间烟火、不合中国国情了。
  　　
  　　9、五四，中国近现代绕不过去的字眼，但终究已是过去了。中国依旧是中国，GDP第二，又能如何？五四那些问题，有的今日更甚。人人都说着旁人都知道的假话。
  　　
  　　10、先承认人性中的丑恶，再去设计制度预防，总比先赞美人性中的伟大，再去掩饰丑恶好得多！
  　　
  　　11、山中贼易剿，心中贼难灭。如幽暗意识，如原罪。有朝一日，人类如能挣脱地球的束缚，奔向其他星球生活，那时，或能说能灭心中贼。只是，不依赖地球资源而活的人类，还能称之为“人类”吗？
  　　
•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极强的幽暗意识，但是这种幽暗意识并未像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中的幽暗意识开出民主构架。主要在于西方文化对人性始终持悲观态度，认为人性从根本上是带有不可洗刷的罪恶，人总是有可能将人性中的阴暗面实践出来；追回到基督教传统中，人与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神之间是有绝对界限的，即使是再虔诚的信徒经过千锤百炼的修炼，也是不可能达到上帝——神所具有的道德理想境界，人总是有可能堕落的，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政治领导者。所以掌握权力的领导者同样是有极大的可能滥用权力、腐败、独裁。或许大多数人都听过阿克顿勋爵的传世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因此，西方民主精神中始终强调对权力的限制与防范，这就构成了整个西方文化的民主传统。
  　　 中国文化中——尤其是儒家——也不乏“幽暗意识”，但是这种“幽暗意识”与西方的“幽暗意识”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建立在乐观主义精神上的，后者则是彻底的悲观主义。以儒家为代表，儒家的伦理中十分强调对道德理想人格的追求，君子、大丈夫、圣人都可以看作“天人合一”的道德理想人格，同时也肯定了这种道德理想人格的可能性，例如孟子就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这样一来——与基督教相反——儒家认为人在道德上可以达到至善的终极高度，这样一种乐观的伦理人性观落入到实践中就是对“圣人政治”、“内圣外王”的不懈追求。既然领袖都是通天道者，自然不用担心其在政治上腐化堕落，圣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内在的道德理性规范自己，并将其外化为推动社会走向“圣治”，那么自然是不需要通过外在力量来对领导者的权力进行限制，这就为专制主义打下了基础。
  　　 所以幽暗意识并不能一定开出民主政治，它始终跟整个民族的心理、气质和文化传统有着极大的联系。
•   　　本书是著名学者张灏先生的代表作，重点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为何未能开拓出民主宪政的道路，他认为，传统儒家文化在对“幽暗意识”的体认上存在不足，因而走向“乐观人性论”，对圣贤政治抱有无限期望，最终未能孕育出真正的民主传统。
  　　
  　　所谓“幽暗意识”，是张灏先生创造的概念，即人性中天然存有恶、自私和非社会的成分，如何预防“幽暗意识”对他人利益造成伤害，是一个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西方文化对此从一开始就有较清醒的意识，正是基于“性恶论”的立场，权力的约束、精神的超越等才成为文化自觉。相比之下，儒家秉持“性善论”，虽然对“幽暗意识”也有洞察，但在制度设计、文化建设中，处处体现的却是对“圣贤”人性的绝对信任，这就使“幽暗意识”有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从而不断侵蚀着我们的文化。
  　　
  　　毫无疑问，张灏先生的观点偏向“文化决定论”，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文化决定论还是体制决定论，一直是个争讼不休的话题。诚然，我们可以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分成三个阶段，即：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层面，到戊戌变法开始的体制层面，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层面，每一次认识的跃迁，都使我们更接近“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但，这究竟是逻辑合理性带给我们的假象？还是事实？
  　　
  　　表面上看，我们认识越来越深入，但每次付出的代价都是惊人的，甚至是人道主义灾难。尤其不能回避的是，“文化决定论”肇始于日本，明治维新后，一代日本学者看到体制改革举步维艰，权力束缚难以松动，精神高度苦闷，于是便将落后的原因归于“文化”，随着陈独秀、鲁迅等留日学生归国，成为一代精神领袖，“文化决定论”遂成不易之论。然而，“文化决定论”真的经过实证了吗？所谓文化，真的可以人为去创造，去再生吗？而这种创造，代价究竟如何？它是不是必然会出现反人道的问题？
  　　
  　　本书问世以来，争议不断。作者在“文化决定论”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深化。然而，当文化变革在理论上还难以证明的前提下，所谓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多少带有一种宿命的味道，它未必是历史必然性的真实体现。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本轻松、生动而富有哲理的巨著，能迅速提升读者的思想境界，这却是读无数本滥书都无法获得的。
  　　
•   　　此书入选为“东亚一百册”经典书目
  　　
  　　“幽暗意识”有广狭两意，狭义是指我们需要正视与警觉人世间的种种阴暗面；广义是指根据这种正视与警觉去认识与反思人性在知识上与道德上的限制。二十多年来，我的“幽暗意识”的重点是由狭义朝着广义发展。我认为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走上悲剧循环的道路，与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认识人的德性与知性上的局限很有关系。因为缺乏这种认识，中国人常常被理想主义冲昏了头，走过了头，走进了牛角尖。
  　　 ——张灏（2008年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
  　　
•   　　张灏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职，现为台北“中研院”院士，该书是国内所出张灏合集的三本之一。看完几个月了，才被催促简单写个读后感。
  　　书中要义简言之，即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分权制衡”的政治理念，源自对“人性恶”的警觉，这种对人性有所警觉的“幽暗意识”，则来自西方的宗教传统。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接种现代民主制度的资源？在对儒学进行了一番梳理之后，作者拨草寻路，认为晚明之际，儒学内部的确存在着文化自新、走出专制的契机：上续孟子一脉以德抗位、以道抗势的权威二元观念，强调在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之外，有独立的思想权威存在。
  　　然而吾土吾民，终不可能自生自发现代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梦想终于没能借助契机楔入现实。受惯俺国课本熏陶的孩子们，万不可以为该书是作者强要从传统中寻出进步的因子以证明祖宗的高明，其主要诉求仍在当下乃至未来。或许昔日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所做之审查报告中的一段，可为包括本书在内的许多学者的努力做一注解——
  　　“窃疑中国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所谓“幽暗意识”，亦是张灏基于对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转型事件——五四运动——再认识、接续传统与现代之路的思考成果。作者赞同五四对科学民主的重视，但不认同其中科学主义的偏颇和对民主乌托邦式的想象。
  　　周策纵与张灏同样指出，五四参与者过于乐观的情绪让他们几乎从未虑及现代化的复杂与曲折，耐力与恒心的缺乏是一代国人的通病。后来我们看到的“跃进”与“赶超”的根子，或许已暗埋其中。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亦感慨论及现代化之难，能在2040年完成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之转型，“就算是很幸运了”。
  　　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悲观而惋惜地断言，中国“通过把过去放置到博物馆中去的办法，使自己与过去连接了起来”，儒家传统“只有归途，而无出路”。且看东欧新兴市场化国家，在旧有价值体系瞬间崩塌之后，尚有传统的宗教信仰做维系道德、安慰人心、凝聚族群的精神资源。无根之文化，焉能存活？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可作为在学理层面上批评列文森的论据，意图明显：凭借儒学中亦有“幽暗意识”的发现，即可搭通新旧之桥。大陆学者秦晖亦曾鼓吹“西儒互补”。然现实层面，吾国茫茫大地，所余何物？文物、风景区与文化节而已。
  　　中国公共教育之弊，抨击者众，仅就历史教育而言，学生数年灌输之下所得之识，距常识颇远之处尚多，遑论见识。等到把常识和见识都慎重的编入课本，我辈恐眼花齿摇矣。要迅速拯救智商，只能“轰”一声当空炸个响雷，振臂高呼：下雨了，收衣服啦！下课啦，收书包啦！大伙赶紧搬一小板凳补课去吧！在课本之外，自己可得用功，不然在全球通识的世界里，怎么混怎么丢人。
•   与其说是乐观，不如说是愚蠢和傲慢。
•   还相信那些自欺欺人的史书和存在于幻想中的道德楷模。说白了就是文明程度落后的表现。
•   写的好，我也买一本看看
•   里面有太多的不错，好事者可以统计一下，绝对不下于一百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