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高全喜 编 页数:287
内容概要
当前中国法治专家的研究视角过窄,大多从法律角度探讨法律。中国正处于一个立宪重建时代,无法像英美那样,从市民社会秩序中自发生长出一个宪政国家。所以需要另寻出路。单从法学角度研究现实问题,已经没有多大意义,需要从政治家的视角为法治建设献计献策。 许多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值很高,但路径和时机把握非常关键。预先设计一种理性的政治制度,然后强迫一群并不理性的人去适应它,这种做法将会导致一场政治灾难。好的政治制度,都不是预先设计的结果,而是根据族群特征量身订做,在“试错”和“反错”实践中不断完善。很多国际案例表明,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会把民主煮成一锅“夹生饭”。
作者简介
高全喜,江苏徐州人,1962年生,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师。出版的著作有《自我意识论》、《理心之间——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等五部。
书籍目录
法治成就大国——《大国策》系列丛书导言民主“夹生饭”不好吃 全球治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 治民·治政·治党 政治体制创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状及其成因 民主政治的动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 完善人大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智库的坏习惯 宪法政治 政治文明、现代国家与宪政建设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民主与法治 中国司法审查的空间 中国行政执法困境的个案解读基层民主:“一肩挑”悖论 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 党管干部体制下的基层民主试改革 20世纪以来中国乡镇体制的变革与启示民族融合与民族差异 全球化与民族关系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 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章节摘录
全球治理、联合国改革与中国政治发展进入全球治理时代的联合国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将全球治理的任务提到当代人类面前。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联合国作为最大的国际组织,正在由以维护世界和平为首要任务的国际组织转变为承担全球治理使命的世界组织。在思考联合国改革的方向时,一些人遵循着传统民族国家建构的思路,希望将联合国改造成世界政府;另一些人则坚持传统的主权观念,反对联合国在各主权国家并立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有任何积极的作为。在两极之间,多数人认同全球治理的思路,即联合国由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转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的世界组织,承担起解决全球问题的任务,各行为体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制订国际行为准则,并监督其执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对联合国的改革和今后承担的使命具有重大责任。联合国的全球治理是否属于真正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否能有效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举足轻重。全球治理只是一种处理人类事务的方式,它能否带来世界的和平、公正与繁荣,全赖世界人民以何种方式来参与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在于全球性的广泛参与,当我们规划全球治理的前景时,我们需要审视,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它的政府、它的社会和它的公民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准备迎接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面对一个在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上全新的联合国。通过对中国传统和现实的考察,我们发现,联合国向全球治理的转变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为了能够积极负责地参与联合国全球治理工作,中国有一些特殊困难需要解决。全球治理中政府新的角色定位 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联合国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变化在于由原来单一的主权国家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变成容纳多种政治行为体,包括区域性组织、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或企业、公民的多元复合体系。这种变革需要对主权国家政府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重新定位和对其行为方式重新调整。能否适应这个变革,是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挑战。承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是社会发展对联合国提出的客观要求。联合国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一使命,则会降低其地位,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可能。这是中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中国政府一方面坚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反对抛开或绕过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另一方面,对联合国向全球治理机构的转变心理准备不充分,且怀有重重疑虑。中国政府主要担心的是联合国组织结构的改革会降低政府在联合国的相对地位,从而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全球治理是由多层级和多元复合体构成的组织体系和关系网络,主权国家的政府只是其多层级系列中的一级,多元复合体中的一员,虽然在未来仍将是最重要的一级和最重要的一员。从纵向上看,国家已经从垄断政治权力的唯一最高的政治实体跌落到“全球体系——区域组织——国家——地区(和社区)——民间组织——个人”连续体的一个中间环节的位置;从横向上看,它成为在联合国中与区域性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并列的多元主体之一。此外,国家内的各种政治行为体以往只是通过国家进入联合国,或由政府作为它们在联合国的代表,今后,它们在有的场合仍以主权国家为其代表,另一些场合,则会越过主权国家,与其他国家同类组织联合,直接参与联合国组织协调的全球治理活动。这样,政府就面临新的上下左右关系,或从上下左右多种角度遇到挑战。国家仍然是“对资源和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主体,也以这个主体的身份参与全球资源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唯一的主体,而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容纳其他行为体进入这一程序,与其他行为体合作、协商、达成一致并相互临督。中国政府实现这样一种角色转变有着特殊的困难。从历史传统上看,古代中国一直将国际关系理解为中国的朝廷与周边国家朝廷的关系,只知皇权(王权)而不知国权,更不能承认除朝廷以外的其他政治实体的对等地位。以政治上的“宣德于外”和经济上的“厚往薄来”为基础的朝贡体制成为调解国际关系的基本模式。在这种关系中,中国的朝廷以居高临下的态势对待周边国家,对它们可以采取怀柔或照顾的政策,但却不会有尊重和平等。甚至到18世纪末,当国力已远超出中国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时,中国朝廷仍顽固地要将其纳入这个朝贡体系中。按古代儒家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天下”秩序就是父家长统治的家庭关系和皇权至上的国家秩序的自然延伸,是以皇帝及其朝廷为中心的层层环绕的同心圆结构,周边国家在理论上或观念上以较为松散的方式被纳入皇权主宰的“天下”秩序中。由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多元国际体系是中国人所不熟悉的。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与任何国家还不存在现代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经历了列文森所说的由“天下”到“国家”的过程。然而中国人是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权国家体系的,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人的直接感受却是屈辱。传统的天朝观念与近代屈辱历史的强烈反差,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上产生深刻影响,使之对维护民族国家主权有着特别的敏感。在传统的天朝地位丧失后,传统的天朝观念虽然受到严重打击,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与现代的民族主权观念相结合,有时会表现为顽强的国家本位、国家至上观念,以及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拒斥心理。从这个角度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对主权受到侵蚀而表现出的敏感。无疑,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需要借助于民族主权的人为屏障,抵挡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汹涌浪潮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需要通过扩大开放,融人国际社会的主流,来发展自己。如何在两者之间掌握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是中国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目前,在许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对新的世界秩序的图景是模糊的,甚至没有任何概念。在他们的观念中,世界秩序仍是单一的主权国家——由其合法政府代表——的体系,对于已经出现的全球治理的趋势或视而不见,或轻蔑地予以拒绝。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全球治理是西方国家侵蚀发展中国家主权的一个阴谋,有的学者相信,将全球问题的解决诉诸全球治理是一种幻想。 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趋势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有的学者提出,主权是个历史范畴,是需要不断变化和充实的。还有的学者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即对“主权范畴从绝对性的理解转向相对性的理解,从不可分割的理解转向可部分让渡的认识,从主权与使用权、管辖权之间的定性式统一转向功能式区分等”。他们认为,“全球化向国家中心型秩序提出了挑战,但是,国家主权在受到一定侵蚀的同时,仍然是国际关系变革与发展的基石”,“不应该抽象地为坚持主权而坚持主权,而应该为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体现主权的价值”。转移或让渡部分主权的行为不等于放弃或出让国家利益。对主权的自主限制与合理自愿让渡恰恰是国家意志的充分表达,也是国家能力的最现实的充分表达。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已在西方得到确立的时代,中国人仍固守传统的天朝秩序,结果只能一再蒙羞受辱。现实的发展又告诉我们,当绝对的、排他式的国家(民族)主权已经过时,世界走向一体化、有机化的趋势十分强劲,全球治理时代已经来临时,如果仍固守传统的主权观念,与18~19世纪固守天朝观念一样不合时宜。它既会损害自身的发展,也会对全球问题的解决产生负面影响。由于国内政治发展水平和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国对按西方观念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有不适应的一面。目前联合国的组织形式源于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在国内形成的组织文化运用于国际领域的结果。联合国的基本理念、原则、规范、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程序等,都源于西方,是西方社会内部结构的外化。它们与中国人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及运作方式完全不同。西方是多元社会,各种利益集团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领域展开竞争。西方政治家习惯于以协商、讨价还价、妥协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西方以分权制衡为特色的政治体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权力主体间需要处理复杂的横向关系。但中国人长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和君一臣关系的网络中,习惯于在纵向维度上处理政治关系,不善于横向政治关系的协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协调平等的政治主体间关系的文化资源是非常贫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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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全球视野中的法治与政治》编辑推荐:为中国策为国是谋中国的崛起是在失去世界政治、经济、文明控制权150年之后的再度崛起。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创下,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战略格局面临新一轮洗牌。在千年一遇的机遇面前,中华民族、中国国民、中国政府应以怎样的大战略、大视野、大谋略、大胸怀应对新的世界秩序、迎接新的挑战?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智库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发改委、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这些机构作为政府“外脑”,为中国最高决策层分析全球走势,为中国策,为国是谋。《大国策》丛书集结当代中国顶级“谋士”和“智囊”,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进行考察,立足中国崛起道路上的大战略、大课题,对崛起进程中的中国经济、政治、民主、软实力、民生、环境、能源、人口、国家安全等领域所涉及的战略问题发表国策诤言,直陈大国崛起进程中的危机和挑战,试图超越西方设定的现代化标准,跨越西方现代化“陷阱”,提出中国崛起的大对策、大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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