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戴隆斌 页数: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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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是一部既严谨又通俗性的传记,全方位地描述了斯大林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但与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写成的《斯大林传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不同,也与那些全盘否定斯大林历史功绩的著述不同,作者力求用最新的材料和观点,剔除那些有意夸大斯大林功绩甚至歪曲历史事实的内容,客观公正地展现斯大林的一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也是很有益的。实事求是地介绍斯大林的生平及其活动,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研究斯大林及其所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从二战后苏南冲突算起,至今已争论了半个世纪。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进行了一次重大冲击和批判,但是由于这次批判浪潮大多只涉及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破坏法制的问题,并未深入触及斯大林模式的一些根本问题,因而谈不上突破斯大林模式。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在苏联实行“全面改革”,似乎是要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而代之以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模式,但改革却导致了庞大的苏东社会主义体系的彻底解体。导致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认为,当前研究工作的着眼点应当是找出一些带根本性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总结出国际共产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总结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的原因。现在我国的许多研究工作者已经得出了一个共识:要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必须用科学态度研究斯大林时期创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就是说,必须研究和探讨对苏联、东欧以至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找出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及其症结之所在。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写过不少文章和论著,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探讨。综观以前的研究,我认为斯大林模式至少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1)在所有制方面,推行全盘国有化和集体化。国有化和集体化是斯大林模式的经济基础。国有化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垄断制,即在工业、银行业、运输业、商业等一切领域,不分企业大小,不分经济命脉和非经济命脉,统统由国家实行垄断,收归国有;在农业方面,急风暴雨般地强制推行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到1936年,苏联已完全消灭了私人工业,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获得了胜利,建立了集体农民和国营农场,全部商品流转已集中到国家和合作社手中。总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确立起来了。这是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主要根据;而且按照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不能长期存在两种所有制形式,应该进一步将集体所有制变为国营农场,使全社会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样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了。(2)在经济体制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决策机制、经济管理机制和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完全排斥市场经济机制。国家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一切大小经济决策,均由国家统一决定。资金由国家统一划拨,物质由国家统一调拨。物价、服务收费、工资均由国家统一规定,甚至家庭和个人的消费实质上也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之内。中央的计划具有强制性、命令性,“计划就是法律”。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和各企业,都必须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计划无所不包,资金来源、物质供应、生产数量和品种、销售等等,均由国家统一编制和规定指标,按部门或地区逐级下达。各经营单位的任务就是完成国家规定的指标,各生产单位只对上级下达的任务负责,至于产品是否符合市场需要,则与它们无关。(3)国家强制。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是保证全社会各种经济机构、生产和管理部门能够切实运转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是适应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而产生的,是这种体制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苏联20世纪30年代强制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4)采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式。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斯大林中断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回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路线,并且向前发展了这条路线。“直接过渡”的方针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急速实现超工业化的计划,并把农村变成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和积累的源泉。因此,实行暴力剥夺农民的政策和绝对的集权制就应运而生。(5)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是与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相适应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机构,而党的领导机构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的领袖集团,领袖集团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斯大林个人手中。这是斯大林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在这种体制下,以党代政,党直接插手管理国家事务,苏维埃和国家机关失去了相对独立性,权力机关的权力流于形式,党的最高领导层不仅成了全党的最高决策机关,而且实际上成了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党内缺乏民主,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特别是党内和社会对党政领导人物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党的领导人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凌驾于党之上,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个人集权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实行严格的集中的控制,往往把学术问题、学派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乱贴政治标签,开展政治大批判,结果造成“万马齐喑”、舆论高度一律的局面。斯大林模式的这些特点,无疑是与斯大林的理论构想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理论构想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速成论”。在斯大林看来,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多数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可以加速建成。他认为,只要建立几种“制度”,社会主义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在经济制度方面,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使之变成国有财产,确立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政治制度方面,推翻了资本家政权,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把它交给苏维埃,社会主义高度民主也就实现了。在政权建设方面,只要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之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社会主义就将成为不可战胜的了。在分配制度方面,只要宣布“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也就基本上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斯大林看来,只要实现了上述标准,社会主义也就建成了。斯大林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到1936年,他就宣布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1939年又认为党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宣布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已处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第二,“空地上创造经济形式论”。斯大林说:“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较为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而且他把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说成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来行事的。在斯大林看来,只要在“空地上”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形式,变革了生产关系,实现了所有制方面的全盘公有化,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也会使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至于创造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是不是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那是不需要加以考虑的。第三,“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论”。这是斯大林从20世纪20年代末就逐渐形成的一种理论。斯大林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将会愈来愈尖锐化。或者说,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加尖锐的形式。根据这种理论,斯大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到处抓“人民敌人”,发动大规模的“大清洗”运动,制造了大量的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接连不断地搞“大批判”运动,无端上纲上线,戴政治帽子,进行粗暴打击。凡此等等,至今仍然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记,给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第四,“行政手段万能论”。在斯大林看来,依靠行政手段可以解决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因此,他把党政军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依靠自己手中的无限权力指挥一切,决定一切。总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其鲜明的特征,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列宁晚年的设计和初步实践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也可以说是由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理论模式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模式,是一个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经济模式是涵盖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政治模式是涵盖党的领导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权运行机制的整体。理论模式是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的理论反映和指导思想。斯大林模式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不可否认,这一模式对苏联实现工业化、备战和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面有过巨大的历史功绩。但是,从它运作了半个多世纪的整个历史来看,这一模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不成功的,因为它的整个运行机制和体制缺乏活力,缺乏生机,不能进行自我调节,制约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不断提高,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因_而它的失败也绝不是偶然的。戴隆斌同志的《斯大林传》,文字流畅,结构严谨,观点明确。书中所引材料经过反复甄别,真实可靠。虽然是一部通俗性的传记,但文中贯穿着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发展的阐述,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对这一模式的理论思考。实际上,这也是作者多年来对这一问题积累材料、思考的成果。当然,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作者不可能花很多笔墨从理论上对斯大林模式作详尽的描述。但是,读者从作者对斯大林一生的革命活动、斯大林的家庭及其性格描写中,会对斯大林个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比较正确、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我想,这本书的目的也就在于此。1997年8月第一稿2008年4月修改
内容概要
革命前,他曾六次入狱;也有人说他曾做过沙俄密探。 苏联在他的领导下崛起,也曾因他而痛失许多国之栋梁。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是对抗法西斯的世界三巨头之一。 他不喜欢的儿子带着沮丧,战死在二战沙场,他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因忍受不了他的粗暴而自杀。 他晚年病重时怀疑身边的医生是英、美间谍,拒绝使用任何药物。 …… 本书客观公正地再现了斯大林波澜壮阔的一生。
作者简介
戴隆斌,1962年生,198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苏联史专业,获硕士学位。现在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工作,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苏联史及俄罗斯现状的研究,写作有《日里诺夫斯基及其主张》、《苏共最后一个纲领草案》、《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曾是沙俄密探吗?》、《沃兹涅先斯基经济论》、《关于卡廷事件的秘密文件》及《欧美共运风云录》(副主编,人民出版社)等。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风雨飘摇 库纳河畔话沧桑 神甫之梦 初出茅庐 短暂的甜蜜 离别故土 崭露头角 极地的雪寒第二章 在震撼世界的年代 对动荡的感悟 言过其实 历史的机遇 弹雨时节第三章 变革与分歧 危机后的选择 总书记之路 树欲静而风不止 故乡的抗争 最后的遗愿 不幸而言中第四章 拾级而上 暂时的沉寂 多数派的围攻 二重唱 无原则的联合 后遗症从这里开始第五章 自上而下的革命 集体化:一个神话 繁荣的背后 和阿利卢耶娃在一起的日子 斯大林的危机 基洛夫死之谜 震惊世界的大审判 盲目的崇拜第六章 纵横捭阖 烟幕下的交易 传统的扩张 暴风雨来临前 逼到台角的拳击手 来自盟国的援助 渡过难关 历史的宠儿 挺进欧洲 从雅尔塔到波茨坦第七章 斯大林晚年 恢复与重建 日丹诺夫“消毒水” 列宁格勒案件 从“蜜月”到对峙 “一边倒”的前前后后 晚年的“发现” 斯大林逝世后记
章节摘录
第二章 在震撼世界的年代对动荡的感悟俄国二月革命胜利了,流放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们终于盼到了希望。当得知对政治犯实行大赦的消息后,流放者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还没得到大赦的正式证件,他们就作好了动身的准备,要去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梯弗利斯、巴库及其他革命中心,投身于那熊熊燃起革命火炬的地方。斯大林和穆拉诺夫、加米涅夫等流放者一起,弄到了三等车厢的火车票,上了车,直奔彼得格勒。他贪婪地望着窗外那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雪原,这里曾耗费了他许多年的宝贵时光,这里曾留下了他内心的沮丧和烦恼,但如今他自由了,可以在革命的熔炉中大展身手了。不知不觉,火车到了乌拉尔山,在往西的各个车站上都挤满了喧闹的人群,他们在欢迎这些流放者的归来,到处都响着《马赛曲》的歌声,人们不停地发表演说,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欢快。在路经彼尔姆时,斯大林、加米涅夫和穆拉诺夫三人给远在国外的列宁发了封电报,向列宁这位导师致意,并告诉列宁,他们三人将在3月8日以后12日以前到达彼得格勒。3月12日,他们如期到了目的地。当时,彼得格勒令人眼花缭乱。二月革命后出现了两个政权,它们都在塔夫利达宫中,并都不停地热火朝天地开会。塔夫利达宫的一侧,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政府中除一人是劳动团分子(即克伦斯基,他在政府中任司法部长)外,其余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其中立宪民主党人占优势。它是主要的政权,拥有各级权力机构,可以发号施令。塔夫利达宫的另一侧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得到武装的工农的支持,拥有实权。但领导苏维埃的是孟什维克尼'谢'齐赫泽、马.伊·斯柯别列夫和劳动团分子克伦斯基。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少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因为在2月以前孟什维克处于合法状态,他们加紧利用了自己的这一有利条件。而布尔什维克党的公认领袖列宁正侨居国外,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穆拉诺夫、布勃诺夫、鲁祖塔克、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等党的领导人都在流放、蹲监狱或服苦役,他们也只是刚刚才开始回到俄国的革命中心。以孟什维克占优势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自愿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说只有利用资产阶级,才能“彻底战胜沙皇制度,在国内夺取和巩固民主制度”,但临时政府将会受到苏维埃的监督。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委会还设立了一个联络委员会,负责“把政府的意图通报给苏维埃,把革命人民的要求通报政府……以便劝导政府去满足这些要求,并对这些要求的实施进行不间断的监督”。在列宁看来,革命在这个时候已结束了自己的第一阶段,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麻痹了人们的警惕性。改良主义情绪在增长,“汹涌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吞没了一切,它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思想上压倒了觉悟的无产阶级”①。从形式上看,好像全部政权属于临时政府,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是在干着革命的杂活。实际上,哪一方也掌握不了全部政权,哪一方也取代不了对方的职能。斯大林刚刚来到彼得格勒,不清楚这些错综复杂的事态。他一下火车,就提着他那只小小的胶合板箱子,直奔老熟人谢尔盖·阿利卢耶夫家。他被当做家里人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这一天,阿利卢耶夫全家人都在:谢尔盖和妻子奥丽加,儿子费多尔和巴维尔,两个女儿安娜和娜佳(娜捷施达·阿利卢耶娃,当时只有16岁)。斯大林给他们讲有关西伯利亚流放地的事,惟妙惟肖地模仿沿途各车站人们欢迎他们的场景,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就在斯大林、穆拉诺夫、加米涅夫回到彼得格勒的3月12日,中央俄国局召开了会议,讨论他们三人的工作安排。会议记录上写道:“下面解决穆拉诺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问题。关于第一个同志,大家一致同意可以参加会议。关于斯大林,有人报告,1912年他曾是中央的代表,因此最好能参加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但是,因他本人的某些缺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提出,他作为列席代表参加。至于加米涅夫,由于他在审讯案②中的表现和依据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所通过的决议,会议决定,他如果愿意干的话,只能作为《真理报》的工作人员参加,但要求他表明态度。他写的文章只能作为资料使用,不能以他的名义发表。”0第二天,中央俄国局又开会,在会上宣读了列宁的《给启程回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电报》。列宁在电报中强调:“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会议通过决议,批准由奥里明斯基、斯大林、叶列梅耶夫、加里宁和玛·伊·乌里扬诺娃组成《真理报》编辑部。斯大林还被批准为中央俄国局正式成员。(《真理报》这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自1912年创刊后,曾历经坎坷,几次遭沙俄当局查封,而又多次更名出版。最后一次被勒令停刊于1914年7月,直至二月革命后的1917年3月5日才复刊于彼得格勒。由当时不太有名的维·米·莫洛托夫主编。斯大林被安排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后,他便从阿利卢耶夫家搬了出来,一心扑入了报纸的编辑工作。3月15日,(《真理报》宣布,编辑部成员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穆拉诺夫,中央俄国局前两天宣布的其他成员根本没有提到。为此,中央俄国局于3月17日通过了由奥里明斯基提出的一个决议,决议说:“中央俄国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抗议强行把加米涅夫拉入编辑部,并将他的这种做法及他参加((真理报》编辑部问题提到近期将召开的党代表会上讨论。”⑦加米涅夫在1917年4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0月又成为政治局委员。所以关于他参加《真理报》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本来中央俄罗斯局曾决定不让加米涅夫发表文章,实际上这也没有做到。加米涅夫真是快手,3月14日和15日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在《真理报》上,题目是《临时政府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不要秘密外交》。加米涅夫说,党应当支持临时政府,因为它“真正在同旧制度的残余作斗争”,既然德国军队进行战争,革命的人民就要“坚守岗位,以枪弹对枪弹,以炮弹对炮弹。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显然是同列宁的方针相抵触的。但斯大林支持加米涅夫文章的发表,也没有反击他的这类半孟什维主义的观点。不仅如此,斯大林自己在3月16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论战争》中,也说“把一个光秃秃的'打倒战争!'的口号当做实际方法无疑是完全不适当的”,要停止战争,“出路就在于对临时政府施以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
后记
我的《斯大林传》出版有将近十年了,确有修改之必要。一是经过这十年,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理应予以吸收;二是出版了大量中外文档案,亦当需充分利用。只是这次从决定再版到交稿,时间很紧迫,无法一一去加以利用,想来甚为遗憾。聊以欣慰的是,我的这本传记,无论从立论,还是取材,迄今仍然站得住脚。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既好读又比较严谨的东西。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照顾了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要通俗易懂,此其一;其二,我个人还是把它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来写的。全书以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发展及其巩固为主线展开的,旁及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家庭、爱情生活。斯大林是20世纪的一个风云人物,他对苏联及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要准确、全面地写好斯大林这个人物,委实说,是不容易的。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后,斯大林在国际上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对他的功过是非评价不一,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斯大林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有的可能是对的,是功绩;有的可能是错的,甚至是严重错误;有的可能既有对的又有错的。这些需要我们予以客观地介绍和评价。我以为,对历史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用所谓的“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定量评价(诸如三七开、四六开之类)等标准来评价是不恰当的。我采取的是分阶段的事件评价法。我努力将斯大林在各个历史阶段所经历的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因后果弄清楚,呈现在读者面前,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给予实事求是的定位评述。这种研究方法,得益于我们中央编译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研究所老先生们的教诲和指点。他们是李宗禹(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李兴耕(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原副局长)、殷叙彝(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原全国政协委员)、郑异凡(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胡文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顾家庆(中央编译局编审)等人。在此,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斯大林问题的研究还远未结束,还有进一步深化之必要。近年来曾出现过有关斯大林问题的热烈争论。其中一派断言,当今的俄罗斯出现了“斯大林热”。在他们看来,似乎今日俄罗斯大部分人还向往斯大林,向往斯大林时代。他们的论据是近年来俄罗斯报刊上有不少有关怀念斯大林及斯大林时代的文章和言论。实际上这是不足为据的,因为俄罗斯转轨以后,俄罗斯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都是多元的,各种声音、各种意见可以自由表达。自然,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时代向往者有之,鄙弃者亦有之。我们不能择取其一就下结论,必须看其整个社会的全貌,观察其社会的主流思想和心理。如果择取其一,特别是把社会非主流的思想和心理说成是主流思想和心理,这只会误导民众,误导决策层,是不负责任的。这同时也说明,斯大林仍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远没有盖棺论定。当然,斯大林问题本身也还有一些问题有待于弄清楚。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已出版、发表的有关斯大林问题的大量论著和译著。在修订过程中,我尽可能使用了最新的档案材料。我在引用他们的材料时尽可能加了脚注予以说明,在此我向他们深表谢意。由于篇幅等原因,有些脚注加了后又删去了,在此,我只能向他们深表歉意,同时也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的修订出版,要特别感谢人民日报出版社,使本书得以再版。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夫人陈秋霞女士,在她辛勤工作之余,除了操持家务,还帮助我完成了许多录入排版的工作。本人虽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斯大林问题的研究,也编译出版过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毕竟才疏学浅,书中难免挂一漏万,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作者2008年5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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