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1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者:邵建 页数: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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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围绕胡适和鲁迅的思想、文化性格以及有关事件而展开,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本书以历史叙述和思辨解释相结合,旨在呈现胡、鲁之间的思想差异以及文化追求的不同,并重新梳理涉及他们两人的有关事件,在胡、鲁诸种不同的比较中,望能有鉴于我们在21世纪的文化重构。
作者简介
邵建,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老师,任教之余,读书写作。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从事知识分子研究。本世纪以来,以胡适与鲁迅为个案,从思想史角度作胡、鲁比较研究及胡适研究。著有《瞧,这人——日记、书信与年谱中的胡适》、《知识分子与人文》、《文学与现代性批判》等。
书籍目录
中国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 一、“胡冠鲁戴”的错舛 二、“路径依赖”的不同 三、爱自由,并非自由主义 四、从“宽容”的角度看 五、两种不同的价值遗产Tolerance的胡适和intolerance的鲁迅(I) 一、Tolerance的分水岭 二、“明确的是非”和“正义的火气” 三、两种不同的“知识论” 四、“知识论”以外 五、像芥子一样,一点一点生长Tolerance的胡适和intolerance的鲁迅(Ⅱ) 一、作为一种“元伦理”的t01eran 二、“怨恨伦理学” 三、黑暗时代中的希望与绝望 四、“憎的丰碑” 五、“一个都不宽恕”的是谁Tolerance的胡适和intolerance的鲁迅(Ⅲ) 一、Tolerance:“来之不易的珍贵的成就” 二、“伐异”与“容异” 三、“民主”与“革命”的异读 四、“威权”,还是“极权” 五、“两种相反的势力”歧路 一、“有的……有的……有的……” “或是……或是……或是……” 二、《我的歧路》 三、《文化偏至论》 四、“歧路”中的胡适 五、“偏至”中的鲁迅 六、《(政治概论)序》(I) 七、《(政治概论)序》(II) 八、新世纪的选择合辙 一、胡鲁“合辙”……动物上阵有无之间事出刘文典……人权还是王权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胡适案”1930年左右的“鲁梁论战”1933年上海文坛的“书目”风波1954年书信冲突中的胡知与吴国桢20世纪5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落日余晖”后记
章节摘录
中国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一、“胡冠鲁戴”的错舛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暌隔几十年之久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复潮,由此引出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新话题,即鲁迅是不是自由主义者。这个问题在以前断不会存在,毫无疑问,鲁迅是反自由主义的。在鲁迅逝世20周年的1956年,《文艺报》曾发专文,题目就是“鲁迅反对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斗争”,其矛头所指,即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文章的论述也许我们不会同意,但它对鲁迅和胡适的价值倾向的认定却无可非议。可是,随着90年代晚期知识界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反转,不仅阐释鲁迅和现代自由主义的关系,试图将鲁迅列入其中;更有甚者,有的学者认为,和以胡适为代表的那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比,不是胡适,而是鲁迅,更能体现自由主义的本质。我反对把鲁迅称为自由主义者,尽管鲁迅酷爱自由。一个酷爱自由甚至为自由而斗争的人,完全可能是非自由主义的。鲁迅恰恰如此。但,我想率先表明,鲁迅是不是自卣主义者又有什么关系?不是又如何?这里,令人奇怪的并不是鲁迅的非自由主义,而是我们今天对自由主义的理解。要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张冠李戴:在这里则是“胡冠鲁戴”的错舛。
后记
如果回顾一下我个人的阅读经历,对我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无疑是这样两个人:胡适与鲁迅。作为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如果从70年代开始阅读,那个时代我能读到的书,马、列、毛之外,只能是鲁迅。很清楚地记得,在苏北乡下刚进农中读初一时,午后走进老师的办公室,桌上看到一本厚厚的书,精装的,那是50年代出版的硬封皮的鲁迅著作。拿起书,抚着发黄的书页,如同在抚学问本身。至于胡适,对不起,尽管最初接触也是70年代,但记不清第一印象了。其实是没印象,因为那时根本没有看胡适的书。知道他,好像是出于那个时代编印的读报手册之类。这两个人,以两种相反的形象进入我白纸般的大脑:一个是硬骨头和民族魂,一个是帮闲和帮凶。显然,这是那个时代给我灌输的印象,先入为主且牢固,想擦掉都难。然而,读鲁迅虽早却并不系统,断断续续,凭兴致而已;而且长期以来是在年轻时就形成的那个印象中去读,未曾更变。读胡很晚,晚至世纪之交,甚至转过世纪。并非长期刻意不读,而是80年代就碰到过,但觉得文章不好看。比如那个《文学改良刍议》,读胡适时通常总要先读它,读它很可能就再没兴致读其他了,至少我是这样的。但,90年代以来,由于自己在那段时间所做知识分子研究,个人的知识框架和思想框架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我是在这种变化了的框架中拿起胡适的,一旦上手,就比较系统地读了进去。与此同时,又系统地开读鲁迅,并自觉将两者作比较,因为这两人正好是知识分子的两个不同个案。正是在这阅读和比较的过程中,年轻时被灌输的印象化解了,并形成属于自己从阅读中得来的印象,很体己。胡适和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他们两人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于是就很想写一本书,希望呈现胡鲁之间的思想差异以及不同的文化追求(包括重新梳理涉及他们两人的有关事件)。于是,读书写书,围绕胡鲁,便成了这个世纪前五年我个人生活的一项内容。如果说历时四五年只写一本书,只能说明本人才智愚钝,夫复何言;那么,写作的好处是,这个过程就是我熟悉胡鲁的过程。犹记那个炎热的夏日,左鲁右胡,两人的书同时摆开,交替看,递次读,斜倚在长沙发上,头上还有嗡嗡的空调,很惬意。读着读着,就忘了写。这本书名字是《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书名乃模仿法国学者让一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显然,如果在中国,类似这样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又足以代表两种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不是胡鲁还能有谁?在法国,萨特偏左、阿隆偏右。20世纪的中国,鲁迅是左翼,相形之下,胡适靠右。当然,这种说法只是在胡鲁比较的框架中才能成立。因为胡适和他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中道,它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对,一是左翼激进主义,一是右翼保守主义。不过,说胡鲁是知识分子,还需要稍作解释。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因做知识分子研究,便形成了我个人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有两层意思:第一,它是吃知识饭亦即是以知识谋生的,但在谋生之外对社会事务又有公共关怀;第二,它的公共关怀使它成为一个权力的批判者。以此为衡,胡鲁正好是一个颠倒。鲁迅在教育部长期任职时(佥事、科长),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他离开教育部,尤其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才是。胡适相反,他在《新月》的“人权论战”时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后来一为驻美大使、二为北大校长、三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便使他无以再是知识分子了。其实,在胡鲁比较中,是不是知识分子无所谓;因为知识分子仅是一种身份,并非道德符号,更不是什么荣称。犹记某日,朋友上门,手上拿着一本刚买的《阳光与闪电》。这是一位美国学者比较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书。很惭愧这本书我至今没看,但当时从朋友手上拿过来的一刹那,眼睛一亮,这不正是可以用来形容胡鲁的一对比喻吗?阳光与闪电是面对黑暗的两种方式,在比较的意义上,温和的胡适不妨是阳光,犀利的鲁迅当然更合适是闪电。闪电以它的锐利,可以刺穿黑暗,让黑暗现出原形。和闪电相比,阳光不是在黑暗中穿刺,而是在黑暗的外面将黑暗照亮。以上的比喻,其实包含了我对胡鲁的看法,面对黑暗,鲁迅的方式是诅咒。胡适不同,他不是诅咒,而是点燃一根蜡烛去照亮。这一根蜡烛,微弱而持久,最后引来了阳光,而它本身却熄灭于阳光之前。在比较的意义上,鲁迅强调斗争,胡适力主宽容。今天的时代,更需要的肯定是宽容。这里不妨再度征引前文中一位学者表述的段落:“被誉为‘美国基督教会中首屈一指的思想家’的尼布尔,曾为Collier百科全书撰写了长达数千字的‘tolerance’(宽容)的词条,将它定义为‘一种和思想及行为与众不同者建立和维持共同体的品质和能力’。鉴于人类曾经有过漫长的血与火的不‘tolerance’的历史,尤其是‘tolerance’首先又是在宗教生活中被确认——而这恰恰是一个最容易激起褊狭和狂热的领域,因此尼布尔称这是人类一项‘来之不易的珍贵的成就’(difficult and rareachievement),其对社会和谐所具有的价值是无论如何估量也不会过高的。”胡鲁也好,阳光与闪电也罢,斯人已逝,流水不复。读胡鲁时最大的感慨,就是胡鲁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以致他们可以成为两种不同的价值符号。然而,在那个扰攘不安的岁月中,两种符号,懵懂的我们曾经作出了什么样的选择呢?历史有时会走错房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历史选择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它。那么,我们是否有时也会走错房间?我不敢叩问别人,只能叩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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