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现代教育出版社 作者:杨府 页数: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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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千年的永恒与辉煌背后彭勇史学是一个民族文明与道德的基石。没有历史感的民族,就不会有蕴藉深厚的文化积淀,不可能有源远流长的文脉传承,也不可能真正崛起成为大国。敬重历史,敬畏历史,不仅透视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也展示着一个民族应有的襟怀。我们的祖先,有很好的记史传统,留下了一部部传之不朽的壮丽史卷,记录了完整、客观和经得起考证的数千年文明史。发散于历史册页中的,是永远进取、不畏艰险、包容豁达的精神气度和悲悯情怀。认真对待历史,总结、分析尤其是汲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中解读出中华民族千年的辉煌与忧伤,以培养我们民族的自信心,此其时也。认识历史、立足现实,才能开创未来,中国的强盛,就是在继承前人的智慧和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开始的,我们的文明,才有今日之盛;我们的社会,才有今日之繁荣。一盛世中国纵览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风云画卷,无数波澜壮阔的英雄诗剧在纵笔抒写着江山豪情。数风流人物,不外两种,一为时势所造的英雄,二为造时势的英雄,二者相侔并举。然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位哲人说过:“一个强大的时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凄怨的灵魂”,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切帝国盛衰的宿命与忧伤。历史上,不少开国帝王,在登上皇帝宝座后,大都能够顺应社会人心思治、渴望铸剑为犁的愿望,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天下也由此呈现粗安的景象,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繁荣稳定创造了条件。然而,却有一部分帝王小富即安,天下初定,便以为大功告成,很快失去了高蹈扬厉的精神和气度,放纵权利,私欲膨胀,忘乎所以地品尝起荣华富贵的醇醪来。晋武帝司马炎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帝王,他创下了继秦始皇、汉高祖之后,第三个一统天下的丰功伟业。凭借着祖宗遗留下来的家业以及个人的努力,终得以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可惜他在统一之后,“见土地之广,谓万弃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便陶醉在“天人之功成矣”的虚幻中,丧失了励精图治的意识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沉迷于荒淫无度的宫廷生活中,致使晋朝奢侈腐败之风大盛,整个王朝都浸润其中不能自拔。短暂的统一很快为长久的分裂所替代。后唐庄宗李存勖,初以完成父亲交给的三支箭为己任。他意气风发,浴血北部中国,每战必胜,一路高奏凯旋歌。最终,他用木匣装着仇人的首级,祭献于家庙,自以为完成了父亲的心愿。此后的李存勖却判若两人,前期是那么英武有为,纵横天下,后期却不思进取。建立后唐后的李存勖最终因对音乐和戏剧的痴迷而亡身失国,死于伶人之手。不能不让人喟叹历史的无情!而与这些小富即安、志得意满的开国之君不同的是,凡历史上的有为之君,无不具有浓厚的危机意识和进取精神,他们在登上皇帝宝座后,如履薄冰,励精图治,像登基一样勤于政事。他们改革弊政,及时调整统治政策,使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把中华帝国的繁荣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皇帝,他目睹了群雄推翻秦朝的强大力量,秦因暴政而亡的前车之鉴,所以在制定政策时注重立足于社会现实,为政温和,采用黄老的清净无为的宽松政策,与民休息,缓解紧张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其次,匈奴自秦以来就是中国北方的严重边患,为保证百姓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汉高祖采用“和亲”策略,出嫁公主,赠送丝绸、粮食等物品,与匈奴单于约为兄弟,汉、匈之间暂时出现了和平。西汉文帝、景帝相继即位后,继续实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在汉初70年左右的时间里,政治稳定,经济上始终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到了景帝后期,汉王朝国库里的钱多得堆积如山,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太仓里的粮食也由于陈陈相因,以至腐烂不能吃了。历史上把文帝和景帝父子执政时期呈现出的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誉为“文景之治”。光武帝刘秀才兼文武,在位期间,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安定民生。他释放奴婢、刑徒,使流民返回农村,安居乐业;他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民间渐富;他抑制豪强,维护皇权;他整顿吏治,裁减冗员,提倡节俭,官场风气为之一变。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战争留下的创伤很快得到医治,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东汉的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也奠定了东汉前期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光武帝北击匈奴,安抚边裔部族,重建大汉雄风,使东汉王朝达到极盛,史称“光武中兴”。隋文帝结束了三百年南北分裂局面之后,深知江山得之不易,故为政常有惊惕之心,简朴为民,励精图治。隋朝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迅速强盛起来。他不仅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还开创了盛世之局——“开皇之治”。据《通典?食货典》记载,隋朝在西京有太仓,在东京有含嘉仓和洛口仓,在华州有永丰仓,在陕州有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从京城到各个州的仓库里的布帛有数千万匹之多,这种情况自秦汉魏晋以来从没有过,隋朝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社会繁荣,民间多财,甲兵精锐,人人艳羡的世界一流富国。唐太宗认为,隋朝的灭亡,在于失民心,在于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此,他勤于政事,宵衣旰食,日日与文武大臣讨论国是,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虽然在李世民当政时期,唐帝国已成为世界强国,繁荣和富庶。但李世民是深具危机意识的一代帝王,对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常居安思危,提醒自己“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不能重蹈隋王朝的覆辙。所以,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采取了符合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积极措施,开创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至唐代中期,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她前后执政长达半个世纪,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在称帝之后的十余年里,不计门第,破格选用人才;她奖励农桑,发展经济。在她执政的年代里,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人口增加很快。到武则天执政的最后一年,全国户数已达615万户,比唐初几乎翻了一番,社会经济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与发展。对此陈寅恪先生有高度评价,“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大也。”至唐玄宗执政前期,励精图治,一心想恢复唐太宗的事业。他实行的一系列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社会经济达到盛唐顶峰,出现了杜甫所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的开元盛世。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是继汉高祖刘邦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在建国之初,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呈现出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景象。洪武中期,有一首流传于江西的民谣,描述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景象说:“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清康熙帝说:“朕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并为明孝陵题词曰:“治隆唐宋”。正是由于明太祖的努力,经过成祖和仁宣二帝的努力,弼成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太平盛世。康熙皇帝是康乾盛世的奠基者,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任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他奖励垦荒,宣布原明藩王的土地归现耕种人所有;他巩固和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表现出的雄才大略,与汉武帝、唐太宗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康熙为清王朝的统治和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时代巨变,遍地枭雄。在无数英雄崛起的身影背后,造就了盛世中国,大汉、盛唐和大元,开放的明朝和广袤的大清所体现的坚毅与详和,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由弱到强的历史,是一部在变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突破的历史。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总是能在挑战极限的过程中,站在前人智慧的肩膀上,突破时空的局限,在前朝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帝国,而帝国的基础则是民心所向。中国历来的民心,又都是以国家的大一统为最终旨归。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也因此无不以统一为己任。二天下一统中国的历史,分分合合,天下一统始终是发展的主旋律。这是由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决定的,它反映了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政治关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以儒学为主旨构筑的,而“大一统”思想就是其核心之一。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先进社会思想,它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国家前途的思维模式,也是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解决天下问题的崇高政治理想。历代有作为的君臣士夫,都把国家的统一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奠定中国文化千年根基的、先秦时期的三个大儒孔子、孟子、荀子,都是极力倡导“大一统”思想的先驱。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为了实现天下一统的“王道秩序”,他不辞辛劳,奔走于各国,虽“岌岌如丧家之犬”,四处碰壁,其犹未悔。大致形成于孔子同时期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把春秋时期广泛流传的、针贬幽王之后的乱世、呼唤统一的诗歌《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收入其中,以寄托人们的家国理想。孟子则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抒胸臆:“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反应当时人民渴望统一的强烈愿望。孟子成为孔子之后儒家大一统思想的代言人,使之成为一代显学。荀子更是倡导“一统”思想,他说:“四海之内若一家”,“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这些圣贤先哲都把追求天下一统作为自己实现天下大同理想的政治基础。汉武帝明确提出以儒治天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从此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主导性统治思想,民间的意识被统一到儒学上来,儒学是社会伦理的不二标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准则。自然,孔子首创的“大一统”思想,便浸润而为汉民族文化血脉中最澎湃的涛声了。它不仅深刻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也推动着中国历史的波浪式发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遂成为历代中国人最珍视的格言和国难当头时的怒吼与最慷慨悲歌的誓词了。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都把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鞠躬尽瘁,马革裹尸。特别是在国家被欺辱和长久分裂之后,这种“大一统”的理想尤为激昂,对国家政治命运的关心尤为强烈,对寻求国家兴旺发达的途径尤为执著。从某种意义上讲,从先秦时代起,虽然“大一统”的概念就基本确定,但其内容不单单是实现国家的统一问题,还包括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等诸多方面。因此,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往往以其在祖国统一过程中的作用来作为最高的评判标准。抗击匈奴的霍去病,一生四战匈奴,开拓了河西走廊,战功赫赫。虽然他一生短暂,死时年仅23岁,但他留下了激动人心的千古名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至今听来,犹叫人热血沸腾。读史至此,你不能不为这位民族的精英献上最美的颂词。东晋的祖逖,力主北伐,收复失地,完成统一。他多次大败石勒军,尽复黄河以南全部失地。但东晋王朝的统治者司马睿和王导,把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致力于调和南北士族的矛盾上。至于北伐收复失地,往往置若罔闻,为此祖逖忧愤而死。人们在为祖逖惋惜的同时,也对司马睿与王导二人嗤之以鼻。与此类似的是宋武帝刘裕,“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他成功地阻止了北魏的扩张,夺取了北方广大地域以及长安、洛阳两大古都,统一中国的曙光马上就要出现了。但是,刘裕却没有乘胜追击,而是一心一意想着篡位。刘裕的北伐,只是为了自己代晋自立猎取声望而已。刘裕遂成为千百年以来人们所腹诽不断的人物。而南北朝时期有志于统一中国的前秦皇帝苻坚,虽然在淝水之战中失败,在撤军途中又被部将所杀,但作为失败的英雄依然博得后世的尊重和钦佩。其原因就在于他把追求国家的统一、结束分裂局面当作自己毕生的理想。其他如后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这些追求“大一统”而未能成功的人,也同样得到了人们的肯定,赢得了人们的口碑。因为他们心怀“大一统”的信念,并勇敢地去实践这种理想,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或出师未捷身先死,或时不我与,最后没有成功,仍然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他们都曾在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尝试过、付出过。对完成了大一统的帝王或开疆拓土的帝王,如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隋文帝、唐太祖、元世祖、明成祖和清圣祖等,无不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史书也不吝誉词。相反,对于那些阻扰、破坏和不积极推动“大一统”步伐的人物,历史都会给予无情的鞭挞,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似乎也不能泄其愤。这方面典型的历史事例,如南宋高宗赵构与秦桧,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力主北伐、收复中原的抗金名将岳飞,阻扰国家的统一,成为千古罪人,被历史唾骂。而毕生推动统一的岳飞,因此被冠以民族英雄,受到万古敬仰;还有郑成功与郑经父子,郑成功抗清复明,顺应时势,虽败犹荣,仍被赞为民族英雄。而郑经在国家统一的大趋势下,昧于时事,企图“于版图疆域之外别立乾坤”,走分裂之路,因而成为欺祖叛国的罪人。由对郑氏父子两人的不同评价,可看清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在国人心中的地位。民族的大义,就是称量个人道德与品格的衡器,任何人含糊不得。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尽管史学界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分裂与统一的时间及其标准还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普遍的共识却是: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发展主流,即使是在割据分裂的状态下,如南北朝、宋辽金等,民心也是渴望统一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理念从来就不曾泯灭过,华夏文化认同和共主中原成为分裂时期追求大一统的不变理念。当年杨坚之所以能很快结束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除了他的英武、陈朝的腐败外,统一实乃大势所趋。晋朝郭璞曾经有过预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这信念就像一股强心剂,使隋军文武,皆怀必克之信心,江河两岸,百姓翘首以待。这就是儒家文化的韧性和魅力,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有学者称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思想的最大遗产就是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精神,它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亿万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础和强国意识,它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也由此促成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散而神不散的大融合的格局与气派。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向心力、聚合力不断增强的历史。尤其是在近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纽带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充分的发挥,经受住了考验。中华民族终于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以强国的姿态、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巨人般迈向未来的步伐赢得世界的尊敬。三再铸辉煌大一统之后,往往伴随着盛世的出现。中国传统社会几个著名的盛世,如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明朝的“永宣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等,无一不是在版图确定的前提下出现的。因此,历史的经验表明,国家的统一是实现民族富强、经济繁荣的保障。传统中的盛世大多集中出现在某个统一王朝建立的初期或前期。这是因为,新王朝的建立者目睹或参与了推翻旧王朝的战争,痛感民力不可欺,民心不可违,如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和玄烨等,因此,他们在充分吸取前朝覆亡教训的基础上,及时地调整政策,革新政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因而使社会经济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终达于盛世。我们知道,所谓的“盛世”,就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那么人们为什么不把社会安定,人口众多,国富民足,经济领先于世界,文化发达的宋朝也称之为盛世呢?显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盛世还有其他的标准。中国人的盛世情怀,不但表现在文治方面,还表现在武功方面。文治武功,是盛世的双翼,缺一都会失重。宋朝富而不强,一个庞大的经济巨人,外患不除,苟且隐忍,冲淡了国人的自信与豪情。因此,也可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不可能出现盛世。国泰则民安。汉朝文景二帝和隋唐时期针对边地敌对政权制定了适当的政策,明成祖六扫虏庭、郑和下南洋、平定安南之乱等,以及康乾二部在平定边地叛乱和外敌入侵方面都体现了强劲的国防实力。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尚武精神的鼓励和对武备的重视和整饬,不但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也会使得国家兴盛的局面得以长久保持。《帝国的崛起——中国20王朝崛起真相解密》一书,解析了我国古代20个王朝崛起的历程,叙述和分析了中国几千年来王朝兴起的深层原因以及统治者个人的素质对王朝兴衰的潜在影响,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旁征博引;对重大历史事件有关问题的判断和评价,也持论公正,不无道理。对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进行反思,目的在于培养中国人持久的爱国心和强国意识。因为只有爱国之心才有历史的归属感,文化的归属感。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历史与自己无关。柯林武德说:“历史就是思想史,史学所要发见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时间,而是其中所表现的思想。”对于历史的永恒期待和对未来光荣与梦想的追求,是提高我们基本史学素养的动力与途径,也是建构文明与道德的基石。遥远的文明是如此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为了传递这种温暖,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历史读本,来大力提倡一种生活化的历史阅读和历史阅读的生活化。与杨府先生结缘是因为几年前《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的编纂,在交往中了解到他是一位勤奋刻苦的学者型作家,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特别是宫廷史情有独钟。杨先生既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又有丰厚的历史积累,他很注意文章的布局谋篇,对多种资料的选择和剪裁匠心独运,或文或史,不拘形式。《帝国的崛起——中国20王朝崛起真相解密》一书,可以看作是《天朝落日》一书的延伸阅读。全书语言优美流畅,富有激情,相信热爱文史的读者一定会从中有不少启迪和收获的。(彭勇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天朝落日》主编)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解密性质的历史通俗读本,它解析了中国古代20个王朝崛起的秘密,叙述和分析了中国四千年来王朝兴起的深层原因,以及统治者个人素质对王朝兴衰的潜在影响,于史有据。对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进行反思,目的在于唤起国人持久的爱国心和强国意识。 中国历史的最大遗产,就是崇尚国家统一。纵观历史,大一统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即使是在割据分裂的状态下,如南北朝、宋辽金等,民心也是渴望统一的,中华民族可以接受不同族群的统治,但从来不接受分裂。国家只有实现统一,才是唯一强盛的基石。这对今天海峡两岸的政治状况,有着深刻的启迪和现实意义。 一个好的历史读本,应该是时代的呼唤和需要,却迎合民众心仪已久的“大国”梦。本书即提倡一种生活化的历史阅读的生活化。
作者简介
杨府,男,诗人、作家、历史文化研究学者。出版有《家园》、《瓠下集》、《落架的凤凰》等文学、史学著作多部,其畅销书《落架的凤凰》连续数月荣登新浪读书排行榜前列、腾迅读书排行榜榜首。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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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马同槽:西晋崛起真相解密《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政治演变和经济发展,三国鼎立的平衡格局被打破了,雄踞中原的曹魏政权以其强大的实力于263年灭掉蜀国。曹氏政权在为统一南北作出努力的同时,自身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以至大权旁落。265年,司马炎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他登台祭天,受魏“禅让”而称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晋(史称西晋)。十余年后,晋平吴成功,汉末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中国又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但是,由于西晋继承的是曹魏以来施行的九品官人法,门阀士族的支持是其政权的基础,从而形成许多“衣冠望族”。司马氏集团就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当时较出名的世族有琅琊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临淮陈骞、颖川荀顗荀勋、河东卫瓘、河东裴秀、太原王浑、泰山羊祜、河内山涛、京兆杜预等。但这些世家大族已失去了东汉世族的优良传统,反而汲汲于名利。司马氏集团对他们网开一面,士大夫阶层几乎无贿不收,无财不敛,致使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他们追求奢侈的生活,竞相比富,晋武帝不但不加阻止,反而带头侈糜。再加上实行倒行逆施的分封藩王的举措,埋下了灾难的火种;而从汉末就陆续移居中原的五胡民族,在一种新的文明面前,始终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相融与相持的冲突,因此,西晋的统一之中,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分裂的因素和不安定的成分,正如一个内脏患有疾病的巨人,很难表现出一种健康的、大一统的高昂激越的格调。狼顾鹰视司马氏的晋朝替代曹魏皇族的步伐,是从司马懿开始起步的。司马懿(179年~251年),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家世显赫,是东汉以来河内有名的望族。其父司马防曾官至京兆尹,禄二千石。司马懿青少年时,就显露出才华。史书称他“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晋书?宣帝纪》)。虽生在乱世,却慨然有忧天下之心。当时社会上有品人之风,司马懿得到了许多名士们的品评赞扬。大名士崔琰说他“聪亮明允,刚断英特”。南阳太守杨俊,素以知人善任著称,也说他绝非寻常之人。因此,司马懿在社会上很有名气。时曹操正任司空,听到他的名声后,派人召他到府中任职。司马懿时年22岁,正血气方刚,满怀正义,知曹操为一代奸雄,又嫌曹操出身低微,耻为曹操手下,便借口自己患有风痹病,不能起居,婉言谢绝征召。曹操怀疑司马懿有意推托,夜间派刺客去探听虚实。来人把刀架在司马懿的脖子上,作出要刺杀他的样子,但司马懿躺在那里,瞪着两眼,一动不动,像真的风痹病人一样。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为汉丞相后,用强制手段,辟司马懿为文学掾。使者临行,曹操交代说:“若复盘桓,便收之”(《晋书?宣帝纪》)。就是说司马懿再装病不来,就解决了他。司马懿这才害怕了,只得就职。此后,司马懿“每与大谋,辄有奇策”。先后升任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东曹属、丞相主簿等职。曹操为了恢复北方经济,解决军粮问题,曾苦思良策,司马懿时任丞相军司马,向曹操建议推行包括民屯、军屯两类的屯田制度。曹操行之,结果曹操所统治区域,一时“务农积谷,国用丰赡”。以后成为曹魏制度,并设有专门的屯田官。这也是三国时期唯魏独强的原因之一。司马懿是一名战略家,自随曹操出战起,他在军事上提出过许多重大的建议,这些建议均显示了他战略上的深谋远虑,有些建议的实施甚至对当时的天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如,他曾提醒曹操,说,荆州刺史胡修为人粗暴,南乡太守傅方为人骄奢,都不应该让他们驻守边防,但曹操未予重视。后来刘备袭取汉中,攻占房陵、上庸后,关羽也北攻新野、襄阳,水淹于禁七军,蜀汉一时“威震华夏”。胡、傅二人果然乘机献城降蜀。许都危在旦夕,曹操为避关羽锋芒,一度准备迁都河北。司马懿和蒋济及时劝阻,让他利用孙、刘争夺荆州的矛盾,联络孙权出兵攻取荆州,魏则出兵取汉中、秦川,使刘备首尾不能相顾。由于司马懿的这一建议,于是才有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败走麦城、吴蜀彝陵之战等后事。司马懿的这次伐蜀主张,不仅挫败了关羽的强大攻势,解除了樊城之围,而且也使诸葛亮原定的一路向宛洛、一路出秦川的两面钳击中原的计划无法实现。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孙、刘联盟,蜀国从此势弱,彻底改变了当时的战略格局,掌握了三国的主动权。显示了他作为年轻将领的杰出才能和作为军事战略家的博大胸怀。曹操用人的原则,具有“既重才,又忌才;既用人,又疑人”的双重性。加之曹操有识人之明,认为司马懿为人,“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而司马懿的相貌,严整威严,长着一双像鹰一样犀利的眼睛,曹操知其“有雄豪志”(《晋书?宣帝纪》)。因此,他对司马懿的猜疑,始终不能释怀。当他听说司马懿有狼顾之相时,就把他召来,先让他朝前走,然后让他回头。司马懿居然能脸朝后旋转90度而身不动。相书上说,有狼顾之相的人,不是奸臣就是国贼。曹操又曾做梦,梦见三马同槽,很犯忌讳,心中始终有疙瘩郁结。就对曹丕说:“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于是便想趁早把司马懿解决掉,只是由于曹操太惜才了,迟疑不决,再加上曹丕跟司马懿的关系很铁,多有美言,司马懿才得以幸免于难。司马懿为曹操所深忌,只能勤勤恳恳地工作,韬光养晦,明哲保身。“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曹操进封魏王后,立曹丕为太子,司马懿升任太子中庶子,与陈群、吴质、朱铄同列为曹丕的“四友”。为曹丕所信任和倚重,是曹丕智囊团的关键人物。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去世,朝野危惧,司马懿管理丧葬诸事,内外肃然。不久,曹丕威逼汉献帝禅位,想急不可待地受诏时,司马懿建议曹丕谦辞推脱,以示谦卑处下,使曹丕在很大程度上免除天下怨谤,争取了人心,从而巩固了魏国的社会根基。由于司马懿为曹丕“篡汉”出了大力,所以曹丕代汉后,司马懿受封河津亭侯,任丞相府长史,又转为督军御史中丞。参与军事,为曹丕屡出奇谋。黄初七年(226年)5月,曹丕去世。明帝曹叡继位,遗诏司马懿为顾命大臣,迁抚军大将军,统领禁军,辅佐明帝。改封司马懿为舞阳侯。孙权得知魏文帝去世,于8月出兵攻魏,被司马懿击败,并斩杀吴将张霸。其后,诸葛亮六出祁山(今甘肃东南部山地),兴师伐魏,明帝对司马懿说:“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其信任如此。司马懿为人机警而富于智谋,雄豪豁达,心机莫测,狡诈异常,“坚壁拒守,以逸待劳”。诸葛亮深知司马懿的厉害,便派人给他送来“巾帼妇人之饰”羞辱他,激他出战。但司马懿宁可穿上对方送来的女人服装,甘心受辱,也不轻易出战。表面上是弱者所为,但正是司马懿示弱于对方,使诸葛亮这个咄咄逼人的强者,始终处在无可奈何的焦虑中,始终占不到上风,最后壮志未酬,病逝于五丈原。强者最后反倒为弱者所败。司马懿笑到了最后。由此可见,司马懿在带兵作战方面,远比诸葛亮要厉害得多,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谋略家,城府很深,连曹操也看不透他。只是由于后人对诸葛亮的神化,司马懿才成了反面人物。公正而言,三国英雄,唯曹操、司马懿而已。由于司马懿长期带兵在秦川跟蜀国打仗,魏国兵权大部分落在他手里。明帝提升他为太尉后,他实际上就成了魏国的军事统帅。景初元年(237年),原魏辽东太守公孙渊叛魏自立为燕王,置列百官,定都襄平(今辽宁辽阳)。魏明帝召司马懿回京,于238年正月,命他率兵讨伐。司马懿军至辽水,采用声东击西之计,先在南线多张旗帜,佯攻围堑,吸引敌军主力,而以主力隐蔽渡过辽水,逼近敌营。接着,不攻敌营,却挥师直取公孙渊根据地襄平。公孙渊战死,辽东国灭。粉碎了公孙渊的分裂势力,维护了已经形成的统一局面。在原定的一年期限内,即胜利班师。当时司马懿军中有的士兵衣单寒冷,向他乞要襦衣,司马懿不给。对人说:“襦衣是国家的,我作臣子的,不能赏与别人,换取感激。”他十分注意避嫌,以至于宁愿士兵受冻也不自作主张发放冬衣。明帝派使者到蓟去犒劳部队,增司马懿食邑昆阳等二县。本来朝廷让他班师后直接到关中去,但当他走到白屋时,有诏书召他火速进京,三日之间,诏书五至。明帝手书说:“间侧息望到,到便直排阁入,视吾面”。就是要他赶紧回京,直接入宫,面见明帝,有要事相托。据野史记载,司马懿攻破襄平后,曾梦见明帝枕在他的膝上,说:“视吾面。”他即抬头,看见明帝面有异色,疑天子有疾。如今一见诏书有此语,大为惊讶。于是昼夜兼程,400多里,一夕而至。径入嘉福殿内,流着眼泪,探问明帝病情。明帝拉着他的手,郑重地把太子齐王托孤给他,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能见到你,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现将后事托付于你。望你和曹爽共同辅佐太子。”当天,明帝即去世。时为景初三年(239年)正月。太子齐王曹芳柩前继位,是为魏少帝,司马懿、曹爽同受托孤辅政。知雄守雌齐王曹芳年仅8岁,司马懿与曹爽一起接受遗诏辅佐少主。曹爽为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各统精兵3000人,轮流在皇宫值班。从此就出现了以曹爽为首的和以司马懿为首的两个利益集团的对立和斗争。曹爽虽然说是皇族,但论能力、资格以及威望都不及司马懿。最初共执朝政时,曹爽对司马懿也还尊重,凡事两人总商量以后再执行。后来,曹爽的心腹何晏、邓扬等人对他说:“大权不能分给外人啊!”于是曹爽就想自己专权,开始排挤司马懿了。他们替他出了一个主意,向皇帝上表推举司马懿担任太傅,外示尊崇,实际上是夺去他的兵权,以使曹爽获得先处理尚书奏事的权利。因为太傅是个虚衔,虽位高望重,但没有实权。为了安抚司马懿,他们允许司马懿可以像汉代的萧何那样,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此举施行后,他广布党羽,更改原有的制度,废置中垒、中坚营,把两营兵众统交他的弟弟曹羲率领,又表封曹训为武卫将军,其余兄弟、党羽也分掌朝廷重职,一门显贵无比。司马懿援引先帝旧例制止,曹爽哪里听得进去。曹芳年幼登基,本与郭太后同住。曹爽为了擅权独断,用心腹何晏、邓扬、丁谧之谋,把太后迁到永宁宫,使郭太后与曹芳相隔两地。一时曹爽兄弟“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晋书?宣帝纪》),来排挤司马氏的势力。司马懿不能禁止,从此与曹爽矛盾渐深。曹爽大权在手,志得意满之后,就走向了狂悖与淫慢,过起荒唐的生活来。他作威作福,秽政横行,以致大臣离心、物议沸腾,魏国国势也渐趋衰弱。他广纳诸妾,连明帝的后宫佳丽都不放过,黄门张当私自把内庭才人石英等11人送给曹爽,曹爽、何晏乘机与张当勾结。又使用皇家专属的乐队、禁兵等君王节度,俨然以皇帝自居。正始五年(244年)春,曹爽欲立威名于天下,不听司马懿劝止,力主伐蜀,结果被蜀军打得大败,差点全军覆没。时人为之谣曰:“何、邓、丁,乱京城”。司马懿毕竟老谋深算,推说自己年纪大了,佯称有病,不问政事,也再不上朝了,一晃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他处处示弱,隐忍不发,静观其变。司马府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而实际上却暗流涌动。曹爽听说司马懿病了,担心他是装病,就派人去探听司马懿的病情如何。河南尹李胜是曹爽的心腹,被派为荆州刺史。行前到司马懿家拜望他。李胜到来,见司马懿簪横发散,拥被卧床,就上前致意。司马懿让两个侍婢扶持自己,要拿衣服,拿不稳,掉在地上。声嘶气喘,还指着嘴说要吃粥。丫头伺候他吃粥,他用口去接,汤流满襟,一副病危之状。李胜看了,觉得司马懿已是老朽无用之人,怕是时日不多了。李胜感慨说:“都说明公旧病发作,没想到这么厉害。”司马懿故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年老枕疾,旦夕就死。”李胜又对司马懿说:“这次蒙皇上恩典,派我担任本州刺史(李胜是荆州人,所以说是本州),特来向太傅告辞。”司马懿故意错乱其辞:“哦,这真委屈您啦,并州在北方,接近胡人,您要好好防备啊。我病得这样,只怕以后见不到您啦!我只有把我的儿子师、昭兄弟托付给你了。”李胜又大声说了一遍:“太傅听错了,我是回荆州去,不是到并州。”司马懿总算有点搞清楚了,言语哽噎说:“我实在年纪老,耳朵聋,听不清您的话。您做荆州刺史,这太好啦。”李胜告辞出来,向曹爽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说:“太傅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过几天,他又说:“太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曹爽听了,不提有多高兴啦。从此便不再防备司马懿。司马懿长于谋略,在他处于劣势的时候,知道“知雄守雌”、柔弱处下、以柔克刚,这独特的思维模式贯穿他的一生,形成了司马懿后发制人的完整人格。咸鱼翻身曹爽自料司马懿将不久于人世,遂于249年春正月,放心无忧地跟随魏少帝曹芳,率他的兄弟、亲信大臣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的坟墓高平陵(在洛阳南)。曹爽一帮人刚一出城,司马懿得报,立刻精神抖擞起来。他披盔戴甲,带着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趁城中空虚之际,发动了兵变,夺取武库。然后派长子司马师屯兵司马门,控制京都。又令司徒高柔管领曹爽军营,令太仆王观统摄曹羲军营。自己和太尉蒋济出屯洛水浮桥,断绝曹爽归路。又控制了郭太后(明帝后),迫令她下诏废曹爽兄弟官职,再派人上奏章给皇帝,弹劾曹爽。大司农桓范用计出城,去给曹爽通风报信,蒋济对司马懿说:“大将军的狗头军师给他出主意去了。”司马懿却说:“不用担心,两人心里想不到一块儿,曹爽脑子不如桓范聪明,又贪恋富贵,桓范出的主意必不为曹爽所采纳。”曹爽和他的兄弟在城外得知消息,乱作一团。桓范献计,可挟持少帝退到许都,发文书征调天下兵马勤王,对抗司马懿。但是曹爽优柔寡断,吃喝玩乐有种,决断却没有这个胆量,并且疑惑桓范,不从其计。相反,他连夜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去见司马懿,探听动静。司马懿乘势数说曹爽的过失,说只要交出兵权,绝不为难他们。怕曹爽不信,又派曹爽的亲信殿中校尉尹大目去劝降,只是免官而已,富贵依旧。司马懿信誓旦旦,又让蒋济作保,并以洛水为誓。曹爽相信了,为求活命准备交出大权,以侯爵还第,就是说还可以做个富翁。桓范等人引经据典,百般劝阻,从晚上一直劝到第二天黎明。但曹爽决心已下,投刀于地说:“司马公只是想权力自专而已,我还是王侯,还可以做富翁。”桓范哭骂道:“你兄弟都是猪呀,还梦想富贵,等着灭族吧!”曹爽兄弟一回府第,即被司马懿派兵团团围定。司马懿在曹爽府宅四角修造高楼,日夜监视。毫无秘密和行动自由可言。一次,曹爽刚拿着弹弓到后园中,楼上人就喊:“故大将军到东南边去了!”(《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五》)曹爽愁闷至极,也不知所措。过了几天,有人告发曹爽一伙谋反。司马懿遂以不臣之罪,杀曹爽及其党羽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等,并诛灭三族。司马懿兵变前是向蒋济等人保证保留曹爽等宗族的,司马懿用“斩草除根”之法,将曹氏宗亲翦灭殆尽。致使蒋济大呼上当,可见司马懿的阴毒。而实际上,这时的司马懿已下了与曹魏政权决裂的决心。从此,曹魏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司马懿的手中,从这一刻起,司马氏便迈出了代魏的步伐,司马懿成为晋国政权的实际开创者。寿春之乱249年2月,魏帝曹芳策命司马懿为丞相,封安平郡公,食邑5万户,司马一门封侯者19人。司马懿固辞相国,也不受郡公之位。12月,诏命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又固辞九锡。嘉平二年(250年)春,魏少帝命司马懿在洛阳立庙。司马懿的威权,日渐隆盛。司马懿久病,不上朝理事,每遇大事,天子亲自到他府中去征询意见。兖州刺史令狐愚和太尉王凌(驻在寿春),见皇帝孱弱,强臣专权,非常不满,谋立楚王曹彪为帝。还没有付诸行动,令狐愚就死了。第二年春正月,王凌借口吴人壅塞涂水,请求出兵征讨。司马懿知其阴谋,不令兴兵。并于4月亲率中军讨伐王凌。司马懿故伎重施,他先下赦书赦免王凌,后又写信安慰他。但不久大军突至。王凌自知势穷,便独自乘船迎接,先派属官王或前往请罪,送上印绶、节钺,自免其职。司马懿军到武丘,王凌在水边面缚等待,说:“凌若有罪,公当折简召凌,何苦自来邪!”司马懿说:“以君非折简之客故耳”。派兵卒600多人将王凌解送洛阳。王凌向司马懿要棺材上的钉子,想试探一下司马懿会不会杀他,司马懿命手下人找来送给他。途经贾逵庙时,王凌曾大呼:“贾梁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5月,王凌到项城,终于绝望,服毒而死。司马懿进军寿春,开始大清算,凡是牵连参与王凌之谋的人,一律夷灭三族。回师途中,他还派人挖开王凌、令狐愚的坟墓,在附近的集市上,剖棺暴尸三天,然后,烧掉他们的印绶、官服,把他们裸埋土中。为彻底根除隐患,把无辜的楚王曹彪也连带杀了。并且把魏之王公全部拘捕,放置邺城,命有司监察,不准他们互相交结往来。嘉平三年(251年)6月,司马懿病危,夜间常梦见贾逵、王凌为祟作厉。8月,司马懿去世,享年72岁。其子司马师、司马昭辅政。公元265年,其孙晋武帝司马炎受魏禅,给司马懿上尊号为宣皇帝,称其陵墓为高原,庙号高祖(事见《晋书?宣帝纪》)。司马双雄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分别被封为大将军和骠骑上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司马师的权力比司马懿更大,更肆无忌惮,篡位野心也更为明显。曹魏皇帝,正如汉末的少帝和献帝,势微力衰,司马师根本不把皇室放在眼里,也不顾天下怨谤,不找任何借口,就杀死了曹芳的张皇后。还准备废掉魏主曹芳,曹芳听说后,非常恐惧,便想作困兽斗。嘉平六年(254年),适逢蜀大将姜维进攻陇西(即今甘肃省陇山以西一带),司马昭为征安将军,立即从许昌回到京师,准备统兵抵御姜维。依例,魏帝曹芳要在平乐观检阅大军。中领兵许允和曹芳亲信侍臣密谋,乘司马昭告别的时机,一举将司马昭杀死。然后,统领其军队,击败大将军司马师。魏主曹芳认为此计可行,诏书也提前拟好了。司马昭果然到御前辞行,当时,曹芳正在吃栗子,优人云午等人高声唱道: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是指鸭。意思是在提醒曹芳,要他赶快下诏逮捕司马昭。可是,曹芳由于长期处在司马父兄的淫威之下,本能恐惧,不敢下诏。司马昭很快醒悟,当即退出,引兵入城,和其兄司马师共谋废了曹芳。准备立曹据为皇帝。可曹据的辈份比郭太后还高一辈,总不能以侄媳妇为太后吧!他们的叔叔司马孚从中调和,匆忙之中,司马师才决定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改元“正元”。曹髦是曹丕之孙,时年12岁。只是一个傀儡,实权由司马师掌握。但曹髦很聪明,正史称他“才慧夙成”,“有大成之量”。当初,曹髦从外地风尘仆仆赶到洛阳的时候,群臣迎拜于西掖门南。曹髦在门口下轿,要向各位官员回拜还礼。司礼官阻拦说:“礼,君不拜臣。”曹髦回答说:“我并未登基,现在也是人臣。”曹髦在城门口向群臣恭敬还礼。进城来到皇宫止车门前,曹髦又下车步行。司礼官又说:“天子有资格车驾入宫。”他又说:“我受皇太后征召而来,还不知所为何事。”曹髦步行到太极东堂,拜见太后。谨慎得体、大方稳重,朝野称赞,史称“百僚陪位者欣欣焉”。国有贤君,社稷之福,但司马师却后悔不已,立曹髦这样一个成熟和世故的人为帝,看来是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次年,司马师死前,便把一切权力交给了弟弟司马昭。司马昭总揽大权后,野心更大,总想取代曹髦。为了免除后顾之忧,在讨伐诸葛诞时,竟然逼迫郭太后和皇帝曹髦御驾亲征。司马昭不断铲除异己,大肆屠杀曹氏皇族人员。魏帝曹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就写了一首《潜龙歌》,表达了对司马昭跋扈的不满,司马昭发现了,便有了戒备之心。曹髦少年英雄,血气方刚,知道自己即便想做“傀儡”,也做不长,迟早会被司马昭除掉。就打算铤而走险,用突袭的办法,干掉司马昭。魏甘露五年(260年)4月的一天,曹髦对王沈、王经、王业等人,愤慨说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几位大臣知道这样做等于是飞蛾投火,都劝他暂时忍耐,莽撞不得。但曹髦一心要恢复皇室的威权,厉声说:“我意已决。即使事败身死,又有何惧?更何况鹿死谁手,还在未定之天!”于是不顾郭太后及众臣的反对,身披铠甲,手持宝剑,坐在车驾之上,率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300多名宫廷侍官,大呼杀贼,向司马昭吹响了进攻的号角。王沈、王业两人见此,便快步出宫,抄小路报告司马昭去了,司马昭马上派兵拦阻。司马昭党羽、中护军贾充在皇宫南阙下率军列阵,迎战曹髦。军队的战斗力自然非乌合之众所可比拟,曹髦的军队很快就溃散后退了。曹髦一看,急了,高喊:“我是天子,谁敢拦我!”挥舞着宝剑,左右砍杀。司马昭的将士见皇帝赤膊上阵,一时不知所措,只好小心躲避,不敢犯上。太子舍人成济跑过去问贾充怎么办?贾充高喊:“司马公养我们这么久,就是用在今日。有什么好迟疑的?”成济得到暗示,遂横戈而进,向曹髦刺去。曹髦毫无防守之力,被成济的长矛穿了个透心,血溅宫墙,当即身亡。其实,曹髦的个人素质很高,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无所不精。时人评价:“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有《盗跖图》、《黄河流势图》、《新丰放鸡犬图》等多幅画作传世,评论家推崇备至:“其人物故实,独高魏代。”正因为他的个人能力非常出众,所以他自觉地承担起兴复皇室的重任。分巡四方,观察风俗,慰劳百姓,追悼伤亡。俨然有祖风。但中兴的欲望和现实的压抑之间的巨大差距,造成了曹髦心理失衡,加上血气方刚,这才上演了赤膊上阵以身殉位的一幕。曹髦是以自己高贵而又屈辱的方式,悲壮地结束了自己年仅20岁的生命。殊为可惜!一场宫闱惊变就此结束。司马昭听到消息后大惊失色,毕竟做贼心虚,他先跑到宫里去,对着曹髦的尸体放声大哭,喃喃自语道:“天下将怎么看我啊?”然后下令召集贵族百官,商量对策。司马昭极需要将这件事情尽快摆平。百官多主张杀贾充以谢天下。但是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为司马昭充当马前卒,解决了司马昭想解决而又不敢解决的难题,是有功之臣。于是追究到了成济头上,司马昭宣布:“成济弑君,罪大恶极,应诛灭九族!”下令灭成济九族。官兵来到成济家逮捕成济,成济逃到屋顶上,大叫:“是丞相指示我杀皇上的!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罪不在我!”顿时真相大白,天下人都知道了司马昭之心。成济自以为立了大功,没想到竟成为灭门之祸。司马昭想以杀戮来掩盖弑君的真相,反而欲盖弥彰了。司马昭遂以曹髦道德有缺陷,不配当皇帝,是咎由自取为借口,废黜他的皇帝称号,只以庶民之礼埋葬曹髦。司马孚坚决反对,一批大臣也上表要求以王礼安葬曹髦,司马昭不予理会。几天后,高贵乡公曹髦被安葬在洛阳西北30里的瀍涧之滨。连一般的平民之礼也不如,无旗幡礼乐,只有几乘破败的车辆。洛阳的许多百姓围观,大为唏嘘,说:“这就是前几天被杀掉的天子啊!”说完,有人掩面而泣。南朝的裴松之在注释此段历史时,感叹地说:“司马昭做得太过分了啊!”司马昭另立曹奂(又名曹璜)为帝,曹奂是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是魏国的第五代皇帝,也是末代皇帝,名为皇帝却无实权,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从此,在曹魏政权中,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反对司马氏的统治了。司马昭自封为晋王,封其子司马炎为太子。其篡夺野心昭然若揭。263年,他利用蜀国内部混乱的机会,派邓艾、诸葛绪、钟会率大军分三路攻蜀。后主刘禅出降,蜀亡。代魏的条件也逐渐成熟。此时呈现在司马昭、司马炎父子面前的天下大势,可谓“居高视下,势如劈竹”。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顺流而下,去完成历史所赋予的某种必然。可惜司马昭没有帝王之相,就在他积极筹措篡位之际,咸熙二年(265年)8月,忽然中风,病情迅速恶化。不久,便一命呜呼了。关于前期的两司马,《晋书?宣帝纪》曾记载有一段趣事,东晋明帝时,王导侍坐,晋明帝问起晋前世得天下的具体情形,王导不加隐饰地叙述了司马懿创业时的业绩,种种猜疑、残忍手段,又说起司马昭在高贵乡公时的所作所为。晋明帝大惭,把脸埋在床上很久后说:“若如公言,晋室江山又怎能长远呐?”其后世子孙也为先祖羞!建立晋朝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继承了相国和晋王之位,掌握了全国军政大权,为自己登基做了最后的准备。司马炎依葫芦画瓢,仿效曹丕代汉的故事,在司马炎一帮心腹的劝说下,魏帝曹奂不得不让位。265年12月,曹奂下诏书说:“晋王,你家世代辅佐皇帝,功勋高过上天,四海蒙受司马家族的恩泽,上天要我把皇帝之位让给你,请顺应天命,不要推辞!”司马炎却假意多次推让。司马炎的心腹太尉何曾、卫将军贾充等人,带领满朝文武官员再三劝谏。司马炎多次推让后,才似乎是非常勉强地接受了魏帝曹奂的禅让,然后封曹奂为陈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割10县,邑3万户建陈留国。享用原来天子的车马、旌旗、服饰、乐舞,不向新帝称臣,只是新朝的客人。郊祀天地,依然使用魏的年号。魏氏诸王皆封县侯。司马炎设坛南郊,举行仪式,告祭天地,自称皇帝,建国号为晋,定都洛阳,改年号为“泰始”。史称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晋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又恢复了分封制,大封功臣,许多大家族都被封为公侯。司马皇族27人被封为王,以后又不断增加;除了王国之外,还分封了异姓公侯国500多个。这就种下了皇室内讧的根源。三国归晋自公元263年魏灭蜀之后,三国鼎足之势变成了魏、吴的南北对峙。晋武帝代魏之后,雄心勃勃,“密有灭吴之计”,统一全国就摆上了议事日程。和晋的强势相比,吴国却是夕阳昏鸦,吴主孙皓昏庸、残暴、荒淫,为了使东吴美女只供自己一人享受,竟禁绝民间婚嫁。又嗜杀成性,大臣们常无辜被他挖眼、剥脸皮和砍掉双脚等,致使民心离散,将帅北归。要不要兴兵灭吴,在西晋朝廷形成对立的两派。以羊祜、杜预、王濬、张华为一派,屡有讨伐吴国的建策,而以贾充为一派的,则坚定反对。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但晋武帝最终倾向于贾充的意见。贾充是晋武帝的宠臣,在司马氏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刻,曾下令杀死了魏帝曹髦,受到司马昭的器重。后来又在立储事件中帮助司马炎战胜司马攸,因此晋武帝对他特别信任。他对晋武帝分析说,当年曹操以百万之众,碾草成灰,犹败于赤壁。东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此时对吴作战,“非其时也”。劝晋武帝不要拿江山去冒险。晋武帝被他说动了,也认为,江东经过孙权父子几代人的统治,雄厚的根基尚在,正所谓“百虫之足,死而不僵”。暂时搁置了灭吴之事。虽然表面上搁置了,但暗中无不加紧做着积极的战争准备。泰始五年(269年),司马炎任命尚书左仆射羊祜坐镇襄阳,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使晋军由“军无百日之粮”变为“有十年之积”。泰始八年(272年),又派羊祜部下名将王濬为益州刺史,密命他在长江上游训练水军,建造战船,“为顺流之计”。王濬遂着手做“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在长江上游逐渐建立起来了。羊祜死后,又向朝廷推荐杜预,让他继续完成自己未尽的事业。杜预是个卓越的统帅,他到任后先设了一道离间计,让孙皓换掉了颇有能力的西陵总督张政,削弱了吴军的西线实力。王濬日夜不停地打造攻吴所用的战船,造船时削下的木屑,顺流而下,漂到东吴,官员们都猜出了西晋的战略意图,向孙皓报告,但他却置之不理。认为有长江天险,最可笑的是他非常迷信,认为金陵王气之盛,当为天下主。时有神秘预言,说孙皓会“青盖入洛阳”。于是孙皓越发膨胀,认为自己当统一四海,迁都洛阳了(最后果然以俘虏的身份入洛,只增笑耳)。东吴官员只好用粗大的铁索,在江面狭窄处,横锁江面。并在西陵峡以东的江中,放置数不清的锋利无比的铁锥,想以此阻挡住西晋如飞的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279年11月,晋军擂响了向东吴展开大规模进攻的鼙鼓。晋军20万大军,兵分六路,水陆并进,向东吴开战,其中主力为:最西面的王濬益州水军,北面进攻荆州的杜预部,最东边正对金陵的王浑部。12月,王濬率领着7万水军船队,从益州出发,接连百里,沿长江顺流而下。于280年初,攻克秭归,进逼西陵峡。吴军以为设置了铁锁横江,又有铁锥暗置江中,固若金汤,竟不派兵防守。王濬预造了几十个巨大的竹排先行开路,缚草为人,立于筏上,江里的铁锥都扎在竹排上,或被竹排带走,漂到远处,或倒沉江底,不起作用。晋军又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巨型火把,把它们放在船的前面,一遇到铁索就点燃火把,再火上浇油,用皮老虎(古代的鼓风机)一吹,结果铁索纷纷被烧熔断开。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与此同时,杜预率领的晋军,几乎兵不血刃,夺取了江陵。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晋军主力已完全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地区。东吴已是危在旦夕。王浑部也在江北,把东吴丞相张悌率领的3万吴军,收拾干净。至此,东吴再也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能力了。这时,司马炎传檄王濬,军至荆州,归杜预节制。杜预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王濬直发金陵,不可坐失战机,尽快结束战斗。王濬水军一日千里,势如破竹。王浑想先入金陵,让王濬缓行。王濬借口江风迅猛,不能靠岸休整为由。趁王浑与吴军江北决战之机,于280年3月,楼船百里,旌旗蔽日,直入石头城。孙皓无奈之下,自缚请降,向王濬投降。割据江东近80余年的孙吴政权灰飞烟灭。至此,三家归晋。晋武帝司马炎终于统一了全国,彻底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汉晋春秋辑本》卷一)的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唐诗人杜牧的《西塞山怀古》,咏的就是这段历史。孙皓被送到洛阳,晋武帝谴责来晋谒的人,说不该这样对待亡国之君,命去绳索,赐给他衣服和车子。并在大殿上召见了他,说:“我设下此座待君,已经很久了。”孙皓答道:“我在南方,也给你设了相同的座位。”不亢不卑,显得凛然有骨气,只此一点,可推翻以前对他的偏见,令人刮目。贾充也问孙皓:“听说你在南方,设了不少酷刑,凿人眼,剥人皮,这是什么刑罚?”孙皓说:“对于那些弑君的奸臣,这种刑法正好能派上用场。”贾充听了,顿时赧然,默然无语,惭愧至极。司马炎给孙皓安排了优裕的生活,并把他的子弟、随降的东吴大臣都封了官,还减免了东吴百姓的赋役。社会很快安定了下来,这是统一带来的好处啊!司马炎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帝王,创下了继秦始皇汉高祖之后,第三个一统天下的勋功伟业。当然,他是凭借着祖宗遗留下来的丰厚家业,而站在历史的高起点上的。所以,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永远超越不了前两者。再因为他在统一后,“见土地之广,谓万弃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便陶醉在了“天人之功成矣”的虚幻中,完全丧失了励精图治的意识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很快沉迷于荒淫无度的宫廷生活中,致使晋朝奢侈腐败之风大盛,整个王朝都浸润其中不能自拔。晋武帝在灭吴之后,缴获了数千宫女,都送入皇宫供他一人享用。为此他翻盖了很多宫殿,金屋储之。“今夕何夕,如此粲者何?”他不知道今夜躺在哪一个美人的怀抱里。只好兴致所至,坐在装满佳肴美酒的车上,用绵羊拉着,在后宫四处乱逛。羊车停到哪里,就在哪里过夜。聪明的宫女就把羊爱吃的竹叶和食盐,洒在自己门前,引诱绵羊驻足。晋武帝的淫乐、荒唐,由此可见一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带头垂范下,使得朝廷上下竞以骄奢为荣,不以国事为重。如著名的石崇和外戚王恺斗富之事,就是典型写照,武帝不但不加以阻止,反而推波助澜。整个统治集团奢侈腐化,贪赃枉法,贿赂风行,政风十分黑暗腐败,各种危机隐藏在表面的繁荣之后。虽然他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对晋朝的官制、兵制、法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进行了调整,但由于西晋大臣多是汉魏以来的世家大族、元勋子弟,故而他提出的政治改革措施,多以保障世家大族的利益为主,晋武帝甚至规定,允许官吏按官品高低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和佃客、荫户,不纳赋税,承认官僚地主的特权。使得门阀士族势力得以高度膨胀。形成了“上品天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政治。士庶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削弱了西晋的统治力量。而门阀士族的空前发展,也构成了与皇权的矛盾,直接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动乱的根源。许多士人身处乱世,看不到前景,认为人生无常,遂悲观消极、逃避现实,终日饮酒清谈,玩世不恭。于是清谈、玄学之风一时大盛。同时朝廷内的权力争夺激烈复杂,使西晋统治面临危机。晋武帝错误地认为,东汉和曹魏之所以灭亡,是与宗室力量太弱有关。他为了巩固皇权,大封宗室为王,以诸王统率兵马出镇一方,并拥有地方的军政权。以为这样便可以藩卫王室,结果却适得其反,各宗室形成一个个政治集团,互相倾轧,力图扩大自己的势力。可以说,是晋武帝亲手种下了“八王之乱”的种子。他创建了晋朝,也埋葬了晋朝。他创建了的晋朝,完全没有一个封建王朝开国时所应该具有的气象,西晋短短几十年的统一,换来的却是“纲纪大乱,海内板荡”的严重后果,酿成了晋之后中国将近300年的大分裂时期。晋朝惨痛的历史教训,可谓深刻矣!气吞万里:刘宋崛起真相解密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不乏出身低微者,他们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南朝宋的建立者宋武帝刘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西晋自八王之乱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族,在中原点起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火。动乱打破了一切规则,为了躲避战乱,数以百万计的北方汉人成群结队地向南逃亡。这些南迁的侨民,在丧失了土地和房产的同时,也失去了赖以证明自己煊赫身世的家谱,因此也便失去了做地方豪强的资格。刘裕的先祖就是随晋室南迁到丹徒京口里(今镇江)落户的,丹徒因此成了刘裕的出生地。追溯久远,他家虽贵为西汉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但到刘裕的祖父时,煌煌贵胄的血液早已稀释,其祖父勉强能官至东安太守之职,而刘裕的父亲刘翘则没有那么幸运,不管怎么努力,也只能出任本郡功曹,薪资已不足以养家糊口。彻底疏离了士族行列,沦为不入流的寒门。那时,寒门能做到郡太守,已经是烧了高香,要想进入上流社会,那只能是痴人做梦,比登天还难。而代晋自立的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却创下了一个奇迹,跃登九五。因此英雄传奇,宋代文豪辛弃疾曾激情地写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豪迈的词句,赞扬他的功绩。刘裕出世刘裕(363年~422年),字德舆,小名寄奴,原籍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市)人,是汉朝楚元王刘交的第21世孙。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板荡。南迁的北方民众,大批涉淮渡江,迁徙到安定富庶的江南。到刘裕父亲刘翘这一代,这支南迁的刘氏宗族已在京口繁衍了三代。刘翘因为疏离了士族行列,在最重门阀的东晋时期,只能担任郡功曹的官职。虽忙碌于案牍之间,而薪资已不足以养家糊口。好在刘裕的祖父在做侨郡太守时(所谓侨郡,是东晋南渡之后为了收纳流民,表示追怀故土而虚设的郡级行政单位,侨郡太守其实也就是手无寸土的挂名太守),硬要与同僚把酒结盟,指腹为婚。因此,后来刘翘才于升平四年(360年)娶了曾经是平原郡(侨郡)赵太守的女儿,名叫赵安宗。赵家和刘家结亲,也算是门当户对了。但这段幸福的婚姻只持续了短短四年,就以悲剧的形式过早谢幕了。赵安宗撒手人寰时刚满21岁。晋哀帝兴宁元年(364年)3月壬寅日的夜晚,赵安宗艰难地生下了她唯一的儿子刘裕。据说,这夜的产房通宵被神光所罩,满堂红亮,还有甘露降临在刘家祖坟的树上。这诸多神异的现象,足以说明刘裕一出生就迥异于凡人。当然,后来附会的成分居多,而这也是胜利者所乐听乐见的,表明他是天命所归,本清源正,地位正统。历史上类似的把戏在改朝换代之际都能寻到踪影,譬如陈涉的狐狸夜吼,高祖的斩蛇起义,王莽的谶纬符信等,不一而足,而这也是正统史家所津津乐道的。后来,史官曾向已是皇帝的刘裕求证过,刘裕笑而不答。可见其妄,连当事人也不大相信。但这一切,却预示着这孩子的出生大有来历,将要兴旺刘家。因为他是大富大贵之人,所以命硬妨母。赵安宗因产后血崩而死。刘翘家徒四壁,盎中无斗米,架上无悬衣。幸亏他的同宗兄弟刘万夫妻,及时伸出了援手,算是搭救了刘裕。为了给刘裕哺乳,杜氏毅然把本应属于次子刘怀敬的母乳断了,而将充足的乳汁让刘裕一人独享。在这种情况下,刘裕的身体越来越结实,而怀敬却日渐羸弱,智商也有缺陷。后来刘裕发迹,对怀敬一族恩宠有加,视为亲生兄弟,他内心深处未尝没有报答和负疚的成分吧!刘裕在三岁以前,就一直寄养在他家,刘翘因此给刘裕起了个小名叫寄奴。刘翘不久又娶了一房继室萧文寿。没两年,继母接连给刘裕生了两个小兄弟,就是未来的长沙景王刘道怜、临川烈武王刘道规。本来,刘翘曾经想放弃刘裕,彻底地给人算了。但贤惠的萧文寿坚决不同意,说服丈夫,将刘裕接了回来,养在身边。她对这个身世凄凉的孩子异常怜悯疼惜,倍加呵护,视如己出。穷蹙困顿的时候,她也时常要到娘家寻求接济,这样日子才勉强能过。刘裕4岁时,父亲刘翘因操劳过度,英年早逝。家里的顶梁柱垮了,刘家的生活顿时陷入了更深的贫穷无依的境地。母弱子幼,生计无着。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刘家一直没落,几乎沦为丐户。萧文寿每天除了抚养孩子,料理家务农田,就是没日没夜地编织草鞋。刘裕从六七岁起,就不得不背着草鞋四处叫卖,除此之外,他还得拼命地下地耕田,入湖打鱼,上山砍柴,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什么委屈耻辱都受过,没有一刻的闲功夫,也没有多余的想法。他知道只有拼命劳动才能养家糊口,作为长子,刘裕深知肩上的重担。他时刻都在寻找着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为此,他曾和人赌博,给富户当过打手,但都以失败告终。以致后来去从军,才算真正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目标,从此发达起来。嗜赌成性寒门出俊才。刘裕渐渐长大,尽管全家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但刘裕却发育得很好,是瘠地里的一颗壮苗。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史书记载他身高七尺六寸(相当于现在的1.83米),天生的豪杰之相。他游侠放任,性情豪爽奔放,平素喜好拳脚棍棒,练就了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也出手相助,在乡间早已闻名,时获馈赠。但也因此,便不安于坐守家中,不似先前勤勉劳作了,常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大话空话很多,似乎很有壮志。亲戚朋友们对他颇有微词,但是继母萧文寿却对儿子很偏爱,旁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由于他的爱好是全武行,读书对他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这使他以后吃了很多苦头。后来同在京口起兵讨伐桓玄的刘毅,曾与他展开激烈的相位之争。刘毅很看不起刘裕,常言词里带刺,讥他没有文化,仅有匹夫之勇。刘裕有苦难言,英雄气短。而刘毅常在朝廷上谈玄说幽,吟诗作文,很有一套,又能广交社会名流,团结高门大户,风云际会,冠绝一时,令刘裕羡慕得要死,也嫉妒得要死。刘裕深知,想要压倒刘毅,在朝廷上站稳脚跟,一定要取长补短,发挥自己的强项,在战场上决雌争雄,建立盖世功勋才行。这也是他后来多次进行北伐的原因之一了。刘裕长到18岁,依然穷苦潦倒,一事无成,举债度日。而且性情粗野,好斗性格依旧,就由继母做主,与郡里功曹臧隽的女儿臧爱亲结婚。继母想,或许结婚以后,有妻子约束,刘裕就多少能改变自己放纵的性情了。刘裕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总想出人头地,可总是时运不济,干啥啥不成,想啥啥不来,多遭亲友奚落,邻人冷落,骂他百事不成,刘裕很是孤独。常慨叹自己是待时未遇的英雄,说:“富贵我所取,贫贱非我愿。”据说,刘裕有一次到京口竹林寺游玩,曾经倦卧讲堂廊下休息,路过的僧众看见他倦卧的地方,云气蒸腾,幻出五色龙章,罩着他酣眠,不禁大惊失色。刘裕听说之后心中暗喜,但是嘴上推说:“上人不可妄言,多是看花了眼。”此事发生后,刘裕更加断定自己前景不可限量,甚至到了妄想的地步。一天到晚无心干活,游手好闲,到处求高人指点。刘裕父亲的墓葬在丹徒县候山上,远溯至秦代,候山就曾被众多占卜家断定是有“天子之气”的风水宝地。当时有一个著名的风水师叫孔恭,名闻天下。刘裕想尽办法接近他,取得他的好感,邀他一同出游,有意将他带到父亲的墓边,故意装作局外人的模样问孔恭:“你看这家人的墓地如何?看坟头也不像大户人家。”孔恭仔细看后答道:“年轻人,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走遍大江南北,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风水宝地。这家的后世子孙,将贵不可言。”听了孔恭的话之后,刘裕更为自负,也便暗地里有了称王图霸的心思。然而风水虽好,刘裕却依然是乡间有名的穷汉,常常举债度日。家里一年到头,不见腥荤。和他的老祖先刘邦一样,在街头骗吃骗喝,却没有刘邦那么有运气,可以赖樊哙的狗肉吃。他曾到岳父家混饭吃,遭到奚落不说,还被撵了出来。因为人穷,所以就想着要更快地发财。但发财没有捷径,按说他身高七尺有余,威武有力,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只要诚实劳动,日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但土里刨食,诚非所愿。南北朝时赌博成风,刘裕痞子性格,深染赌博恶习,尤其对于樗蒲(一种类似于掷筛子的赌博游戏)的赌博,更是乐此不疲。赌博这种事,是非常奇妙的,人一旦粘上,就会上瘾。而且赢钱时,好运会接连不断;一旦输钱,手气则会更加恶劣,为了翻本,人们会加大赌注,从而导致更大的损失。也许就是这个原因,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对赌博有一种类似于迷信的看法,认为赌博的输赢对事业的成败有决定性的影响。刘裕善赌,家无宿粮敢赌百万,而且越赌越上瘾,不能自拔。为乡里所不齿。但他的手气往往很背,在一次豪赌中,他彻底地败下阵来,把仅有的家产输了个精光不说,还欠下了赌友刁逵3万元的高利贷社钱。刁逵何许人也?他是东晋名臣刁协的孙子,一族都担任显要职务。和大部分追求虚名清誉的士人不同,刁逵兄弟都摒弃清高的作风,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在他名下有良田万顷,奴婢数以千计,还封锁山林湖泊,独占渔猎樵采的利益,百姓对刁家恨之入骨,人称“京口之蠹”。是京口高门土著中的一霸,有钱有势,还身兼骠骑将军府的参议。刘裕即使锉了骨头当金子卖,怕也还不起这社钱,更何况刘裕根本就没打算要还这笔赌钱。刁逵对于这个一天到晚嚷着要成为大人物的刘裕,早就心生反感,派人带了几次话,刘裕都置若罔闻。一次没有躲过,被刁逵家奴捉住,打得头破血流,绑在街口的马桩上示众,当然也有惩戒其他欠债不还的赌徒的意味。而刘裕也算是条汉子,十分倔强,斧钺加身,决不求饶。当时担任骠骑将军府长史的王谧路过,王谧是东晋开国功臣王导的孙子,门第高贵。袭封武冈侯之爵,从少年时代起就颇有美誉,此时担任侍中之职。看到刘裕虽身受毒打,仍气宇轩昂,有股豪杰之气。这样的人物,王谧还是第一次遇见。想不到草莽之间竟有这等豪杰!一时英雄相惜,慷慨解囊,替刘裕还了欠债,让刁逵放人,这才救了刘裕一命。扬名立万正当刘裕在贫寒中挣扎时,整个中国的形势,也发生了一连串的巨大变化。在长达70年的战乱之后,氐族的前秦崛起于关中,犹如狂风扫落叶般,吞并了北中国的无数割据政权,势力囊括中原、塞北、西域、辽东、巴蜀,领土面积之大,几乎达到了秦汉王朝最盛期的疆域,成为了继两汉魏晋之后的中原唯一正统政权,影响极为深远广泛。而代表汉人正朔的东晋,势力范围则日益萎缩,只剩下了荆、扬两州的疆土;天下九州,前秦已居其七。攻灭东晋,建立大一统王朝,似乎已指日可待。就在这样的情势下,秦王苻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对东晋的全面战争。当时,东晋的军制为陈旧腐朽的世兵制。即从百姓中抽出一部分户口,子孙世代为兵。虽然免去了这些人的赋税,但士卒地位极为低下,身份和奴婢相仿。这样组成的军队,往往士气低落,战斗力极差,经常在战场上一触即溃。果然,前秦的西路军在围困襄阳长达一年之久后,最终沦陷,秦军取得了西线的最后胜利。前秦又分西路军驰援东路军,接连袭破层层设防的晋军。前锋距离长江以北的最后重镇广陵(今扬州)仅百里之遥。东晋举国震动,在长江布列最后的水师防线,京师存亡只在旦夕之间。在此紧要关头,掌握朝政的太傅谢安,任命侄子谢玄都督江北军事,统兵抵抗。谢玄到镇之后,立即解散旧军队,重金招募北方流民和江淮壮士入伍,组建了一支全新建制的部队,主要将佐彭城刘牢之、东海何谦等人都是出身寒门、骁勇无匹的新锐将才。由于谢玄都督江北军事,这支新军因而被世人称之为“北府兵”。后谢玄就是依靠这支“北府兵”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从而青史留名的。当时,京口的大部分男丁都被征发前往巩固江防。刘裕、向靖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主动从军,渡过长江,赴广陵投奔冠军将军孙无终去了。刘裕成为孙无终的部下后,算是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他本就勇猛,这时更以豪气善战闻名,加之机智有谋,多次克敌制胜,屡立战功。很快在军中崛起,升做司马。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新安太守孙泰之侄孙恩造反。孙泰既是新安太守,又是江东五斗米道的教首。在398年的藩镇联军战争中,准备发动三吴地区的信徒乘乱起事。司马元显和孙泰一向交好,得到密报之后,遂设计邀请孙泰携子侄进京聚会,然后出其不意地将其党羽一网打尽。孙恩侥幸逃走,躲在东海岛屿上收拢道徒,聚财巨亿,后登陆奇袭上虞,一举成功。不久即拥兵数万,浩浩荡荡地向会稽郡治山阴城发起猛攻。辅国将军刘牢之奉命征讨。他久闻刘裕大名,借机向下属孙无终提出,调刘裕到将军府任参府军事,刘裕遂奉调到了前线,从此起家。作为北府兵首脑部下的参军,刘裕实际上是升迁了,所以他对于刘牢之的照顾非常感激。当年12月,刘牢之派刘裕率数十人前去侦察孙恩部队的行踪,结果被对方数千人包围。刘裕的随从全部战死,他自己也被赶下河岸,命悬一线,正等待对方跳下河岸去结果他性命。刘裕不禁悲从中来,想着不能给家庭带来富贵,反而带来更大悲痛时,男人最后的血性被完全激活了。困兽犹斗,而况人乎?刘裕顿作狮子吼,将生死置之度外。并手持长刀,将试图跳下岸的敌人一连斩杀了好几个,并且叠尸为梯,跃登上岸,冲进人群厉声诈唬,乱砍乱杀。真乃一夫拼命,万夫辟易。孙恩部队多是乌合之众,看到如此威猛疯狂的亡命之徒,一个个恐惧怯战,完全忘了己方人多势众,互相推搡观望,成了战场上的观众,没有人敢再去正面迎战刘裕,反而在刘裕冲过来时人人争相掉头逃跑。此时刘牢之见刘裕许久不归,怕有闪失,派长子刘敬宣率领骑兵前去接应,正好看到刘裕惊心动魄的杀敌场面。只见刘裕满身血迹,正挥舞着闪亮的战刀,犹如虎入羊群,将数千名装备齐全的敌人赶得到处乱窜,哭爹喊娘,真是旷古奇遇。不禁鼓掌,大加赞赏。刘裕一战成名,从此成为军中的一员猛将,深为刘牢之所器重。此后,随着战场上累功至巨,扬名立万。刘裕的官衔也越来越高。从建武将军、下邳太守、中兵参军到彭城内史,渐渐成为门阀士族所依靠和团结的庶族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几年时间,就成为北府军的著名将领,也为此打下了坚实的帝业基础。再造晋室当此之时,东晋朝廷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过去门阀统治的政治格局,那就是庶族的崛起。孝武帝死后,安帝司马德宗即位,司马德宗是一个白痴皇帝,一切唯权臣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之命是从。而司马道子治国无术,却捣鬼有方,终日沉湎酒色,猜忌大臣,弄得内外离心。此时,后期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则仅剩居于京口之任的太原王氏王恭,以及居于长江上游的桓玄了。隆安二年(398年),王恭等起兵声讨司马道子父子,但王恭的兵力仰赖于并非门阀士族的刘牢之,很快被反水的刘牢之杀死。这时,另一割据者桓玄趁机占据荆州,封锁长江,朝廷仅能控制东方的吴越旧地。随着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加剧,各政治势力之间此消彼长,自相残杀。司马道子历来都想排挤桓家的势力,控制荆楚。桓玄曾拜访司马道子,正赶上司马道子喝得大醉,他瞪着眼睛问旁边的客人:听说桓温晚年的时候想造反,有这事吗?桓玄听后,又惊又怕,汗不敢出,伏地颤栗不起。自此以后,桓玄对司马道子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雪辱父之仇。桓玄封锁了长江中上游,禁止商旅往来,搞得建康公私匮乏,只能用橡子充做军粮发给士卒。司马元显父子忍无可忍,首先发难,进攻桓玄。而桓玄则收买了北府兵将领刘牢之,攻入建康,杀死司马元显父子,掌握了朝廷大权,将东晋王室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随后,桓玄又恩将仇报,剪除了对刘裕有知遇之恩的刘牢之,又大杀与刘牢之关系密切的北府宿将,北府宿将差不多都被杀光了。而对同样是北府宿将的刘裕,则特意擢拔重用。为什么呢?原来,当桓玄独揽朝廷大权,安排妥当以后,就任命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内史,采用明升暗降的方法,收夺他的北府兵权。刘牢之听到任命,知道桓玄开始收拾他了,儿子刘敬宣劝他袭击桓玄,刘牢之犹豫不决,问计于刘裕:“我想北上会合在广陵的高雅之,起兵匡扶社稷,阁下能和我一起去吗?”刘裕回答说:“当初将军率领数万精兵,望风投降,朝野人士对将军已经失望,如今桓玄已经得志,威震天下,广陵起兵怎么可能成功呢?刘裕不打算追随将军,回京口当个老百姓好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桓玄对刘裕便始终采取笼络措施,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刘裕安定收买北府将士。桓玄是桓温之子。桓温在世时,就有当皇帝的野心,只是由于王、谢等门阀士族的阻挠,才未能如愿。桓玄在除掉司马道子父子之后,认为篡权的障碍已经扫除,便在元兴二年(403年)2月受封为大将军,9月又自称相国、封楚王、加九锡、领十郡,篡位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刘裕见世事如此,汲取了北府其他将领的教训,在桓玄征求他意见时,虚与委蛇,作出了表面上的依附,以迷惑桓玄。桓玄心中顿时一块石头落了地,更增加了对刘裕的信任。每次游玩,总要把刘裕接过去,盛情款待,赏赐丰厚。桓玄的妻子刘氏却比丈夫清醒多了,认为刘裕并不可靠,应该尽早除掉。桓玄颇为自负,以为自己能够驾驭刘裕这样的人物。正是由于桓玄的优柔寡断,给了刘裕以机会。403年12月,桓玄废晋安帝为平固王,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由琅琊王降为石阳王。自己称帝登基,国号楚。东晋朝是王谢庾桓四大家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王谢庾三族相继衰落,桓氏成为唯一独大的家族,桓玄便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了。桓玄称帝后,骄奢淫逸,游猎无度,政局动荡。益州刺史毛璩根本不买他的账,起兵讨伐他。刘裕也于元兴三年(404年)二月初一,联合北府兵其他将领刘毅、何无忌、檀凭之等27人自京口举兵响应。他们在京口誓师,刘裕被推为盟主,杀死镇守京口的桓修,宣布卫晋抗楚。次年击溃桓玄。桓玄挟安帝退往江陵(今属湖北),后为刘毅所统率的北府兵击垮,安帝回建康复位。后桓玄被益州刺史毛璩的部下俘获后杀死,时年38岁,谥号武悼皇帝。桓玄所建立的楚国,宣告灭亡,只存在了3个多月。由于刘裕对东晋有再造之功,他被司马皇家推举为使持节,加侍中,进号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京口。义熙四年(408年),以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入京辅政,掌握了东晋大权,成了东晋王朝的股肱人物。这里有一个小插曲,顺笔一叙。桓玄称帝,派刁逵镇守历阳,兵败后被押送建康。刘裕由于少年时代备尝艰辛,所以报复心理格外强烈(司马光评价此事,认为刘裕在这方面,远不如刘邦和曹操)。刘裕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报仇雪耻的机会,不但刁逵被杀,刁家一门,几无遗漏,都遭到灭门,把刁氏成万顷土地和大量家财分给贫民,一雪当年被绑在马桩上示众的耻辱。从桓玄兴师入都到后来废晋立楚,门阀士族赞同其消灭司马道子父子势力,但不敢公然反对其篡晋,反映门阀士族已经衰微,丧失了左右政局的能力。真正有能力颠覆桓玄的,却是并非士族高门出身的北府将刘裕。昔日在朝中举足轻重的门阀士族,现在大都已无所作为。相应地,东晋皇室由庶族刘裕恢复以后,重建士族与司马氏共治的门阀政治局面是再也不可能了。但刘裕是个出身贫苦的小军官,在士族中没有什么地位。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决定发动北伐。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所以他的北伐不是真正的北伐,只是为了篡晋而猎取名声而已,致使后世诟病不断。刘宋开国自410年至417年间,刘裕两度北伐,那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威镇北中国。当时,占据山东地区的鲜卑慕容氏南燕政权乘东晋桓玄之乱之际,屡次侵扰东晋边境。义熙五年(409年)2月,慕容超大掠淮北,刘裕兴兵北伐。于次年攻破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收复青、兖两州,追获慕容超,斩首建康。南燕灭亡,东晋的疆域由此向北扩大到青州(今山东境内)一带,与北魏毗邻。义熙十二年(417年),后秦主姚兴病卒,子姚泓继立,兄弟相杀,关中扰乱,刘裕乘机率大军分兵四路北伐后秦,进攻关洛。途经黄河,击败北魏军,翌年克洛阳,取潼关,直逼长安,姚泓投降,后秦亡。长安城头重新插上了汉家王师的大旗,在少数民族统治下达百年之久的汉族百姓纷纷箪食壶浆,出迎王师,街衢为之填塞。那时候,虽然北方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开始强大起来,其势力已经发展到黄河北岸,但刘裕成功地阻止了北魏的扩张,使其不敢南下牧马,把东晋朝的防线由江淮向北推进到黄河南岸。夺取了北方广大地域以及长安、洛阳两大古都。关中地区以及潼关以东、黄河以南已为南朝版图,江淮流域得到保障,这是祖逖、桓温、谢安经营百年所未能达到的。北伐的胜利,使刘裕声望大著。统一中国的曙光马上就要出现了。但是,刘裕却没有乘胜追击,而是一心一意想着篡位,这或许是古今中外权臣的共同宿命,刘裕又重复了当初桓玄所走过的那条旧路。那时,刘裕已是60岁的人了,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皇帝梦,他便利用几次凯旋回京的机会,想伺机害死安帝。但安帝的弟弟、琅琊王司马德文机敏聪慧,他知道刘裕心怀鬼胎,便日夜守在安帝身边。安帝的饮食,也要亲口品尝,以防有人对安帝下毒。据说,当初有谶语:“昌明之后有二帝”,意思是说在晋孝武帝之后晋朝还要再传两任皇帝。刘裕无机可乘,焦急万分。世上不怕没有机会,就怕有人惦记。刘裕终于逮着个机会:义熙十四年(418年)12月戊寅,司马德文突然患病,不得不回府医治。琅琊王刚一离开,刘裕便指使心腹、中书侍郎王韶之潜入皇宫,缢杀了晋安帝(37岁)。安帝死后,刘裕假作遗诏,推琅琊王司马德文嗣位。是为恭帝,改元元熙。司马德文知其兄为刘裕所害,但惧于刘裕在朝中的势力,也不敢去追究。刘裕本指望司马德文能以禅位的形式,把帝位让给自己,谁知一年过去了,恭帝仍无禅让之意。只是在元熙元年(419年)正月初三日,下诏封刘裕为宋王,赐九锡。刘裕当然不会满意。于是,他派人散布风声,说宋王功高,要晋室让贤。刘裕急欲登上帝位,但晋恭帝却佯装不知,而自己又难于启齿。一次,他在长安召集手下朝臣饮酒欢宴。在筵席上,刘裕若无其事地说:“当年桓玄篡位,晋国大权旁落。是我首倡义举,复兴皇室,承蒙皇上恩赐而有九锡之尊。如今我的年纪也快老了,地位又如此尊崇,无以复加了,天下的事最忌讳装得太满而盈溢出来,那样就不可以得到长久的安宁了,现在我要将爵位奉还皇上,回到京师颐养天年。”群臣不理解他的真正含意,只是一味盛称他的功德。这日天色已晚,群臣散去。中书令傅亮走出宫门,方才悟出宋王一席话的弦外之音,马上返回。但宫门已经关闭,傅亮便叩门请求见宋王,宋王即令开门召见他。傅亮入宫,只说:“我应该暂且返回京师建康。”刘裕明白他的用意,也不再多说什么,直接问:“你需要多少人护送?”傅亮答道:“数十人足矣。”遂与刘裕辞别。傅亮出宫时,只见彗星划过夜空,傅亮拊掌叹道:“我过去常不信天象,今天看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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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崛起》:史册里流淌着千年的辉煌中国是不是大国?在多少人铁定的观念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写在小学课本里的内容,中国是大国根本毋庸置疑。但看了电视片《大国崛起》,它给出的答案却恰恰相反。这就是,判定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不仅仅看面积、人口,更要看经济、文化以及这种思想文化浸润下的国民的心态,有没有凝聚力和自信心。因此,葡萄牙、西班牙这些欧洲小国,甚至弹丸之地的荷兰,都能入流,而地域广大的加拿大、巴西,人口大国印度等,“大国”行列难有其一席之地。看来,仅凭地大人多不能够算作大国,还要“强”,还要“盛”。中国近代史屈辱的一幕幕,早已为此做了形象而具体的诠释。由现代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帝国崛起——中国20王朝崛起真相解密》一书,更是赋予了“大国”概念以更深刻的内涵。“《帝国崛起》一书,解析了我国古代20个王朝崛起的秘密,……对中华民族的千年历史进行反思,目的在于培养中国人持久的爱国心和强国意识。因为只有爱国之心才有历史的归属感,文化的归属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明清史专家彭勇教授如是评价。该书作者“杨府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特别是宫廷史情有独钟。杨先生既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又有丰厚的历史积累。又很讲究文章的布局谋篇,对史料的选择和剪裁也取舍得当,或文或史,不拘形式。”(彭勇教授的序)。《帝国崛起》一书,通过一个个王朝的崛起,抒写了作者的历史情怀,他有自己的想法,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有如下几条:其一,对英雄人物在历史上所起作用的肯定。凡历史上强大的朝代,都离不开有为之君的励精图治。他们改革弊政,修明政治,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起于社会底层的皇帝,他亲眼目睹了起义军推翻秦朝的强大力量,所以为政温和,与民休息,使法家的严酷得到缓和。至文帝、景帝即位,继续实施轻徭薄赋政策,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汉政治稳定,经济上始终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到了景帝后期,汉王朝国库里的钱多得堆积如山,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历史上把如此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誉为“文景之治”。汉光武帝刘秀更是才兼文武。在位期间,大兴民生工程。薄赋敛,省刑法,整顿吏治,裁减冗员,提倡节俭,官场风气为之一变。由此奠定了东汉前期80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历史上称之为“光武中兴”。盖世大帝李世民更注重体恤民情。他当政时期,唐帝国已成了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国,但他深具危机意识,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从而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时代变迁往往造就了遍地枭雄。而在多少英雄崛起的身影背后,就是历史上的一个个盛世中国。能够实现强国梦的的杰出历史人物,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总是能在挑战极限的过程中,所向披靡,在前朝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帝国。其二,对大一统思想的弘扬。“大一统”思想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之一。先秦时期的三个大儒孔子、孟子、荀子,都是极力倡导“大一统”思想的先驱。尤其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从此成为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成为社会伦理的唯一标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就变成国难当头时的怒吼与最慷慨悲歌的誓词了。事实表明:统一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即使是在割据分裂的状态下,如南北朝、宋辽金等,民心也是渴望统一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理念从来不曾泯灭过。国家只有统一,才是惟一强盛的基石。这对今天海峡两岸的政治状况,有着深刻的启迪和现实意义。有学者称: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思想的最大遗产,就是崇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从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其三,《帝国崛起》折射出的浓厚的盛世情结。大一统之后,往往伴随着盛世的出现。中国封建时代几个著名的盛世,如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以及清朝的“康乾盛世”等,无一不是在版图统一的前提下出现的。由此可见,国家的统一是实现民族富强、经济繁荣的保障。而创出盛世的帝王,其共同点就是勤政爱民和知人善用。如汉文帝在位23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遥远的文明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时代呼唤一个好的历史读本,来迎合民众心仪已久的“大国”梦。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崛起》做到了。在赋予大国概念崭新的意义时,作者的笔触相当细腻,不仅缕析了大朝霸业成因,也揭示了如西晋司马炎、后唐庄宗李存勖等短期统一者何以短命的宿命与忧伤。《帝国崛起——中国20王朝崛起真相解密》一书,虽是一本史学著作,同时也是目前流行的历史大散文的写作范畴。读之味无穷,思不断,相信热爱文史的读者一定会从中受到不少启迪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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