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7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吕思勉 页数: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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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三十六章讲述中国历朝历代的盛衰变迁史,作者用洗练而精准的文笔深刻剖析了历朝历代更迭的根源。第二部分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则是以独到的眼光将历代的政治思想给以了明辨和精析,第一次使人从纷繁的诸子思想以及历代政治主张中理出头绪来,对中国政治思想有了真正的认识。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和陈垣、陈寅恪、钱穆一起被推重为现代史学四大家。早年执教于常州溪山小学堂、常州府申学堂,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1926年后长期执教于光华大学,解放后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他读书广博,着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加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共计1000多万字。《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等是吕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
书籍目录
中国政治史 第一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章 中国式的年代 第三章 古代的开化 第四章 商殷西周的事迹 第五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六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七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八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九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十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十一章 前汉的衰亡 第十二章 新室的兴亡 第十三章 后汉的盛衰 第十四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十五章 晋初的形势 第十六章 五胡之乱(上) 第十七章 五胡之乱(下) 第十八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十九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二十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二十一章 唐朝的中衰 第二十二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二十三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二十四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二十五章 卡五章 北宋的积弱 第二十六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二十七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二十八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二十九章 明朝的盛衰 第三十章 明清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清代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三十三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三十四章 清朝的衰乱 第兰十五章 清朝的覆亡 第三十六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 第一讲 第二讲 第三讲 第四讲 第五讲 第六讲 第七讲 第八讲 第九讲 第十讲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在上册(编者注:“上册”指吕著《中国通史》上册,共十八章,讲述中国文化史;自第十九章起为吕著《中国通史》下册,讲述中国政治史,下册现收入本书,即《中国政治史》,章序将第十九章起改为第一章起。)中,我曾按文化的项目,把历代文化的变迁,叙述了一个大略,现在却要依据时代,略叙我们这一个民族国家几千年来盛衰的大略了。社会是整个的,作起文化史来,分门别类,不过是我们分从各方面观察,讲到最后的目的,原是要集合各方面,以说明一个社会的盛衰,即其循着曲线进化的状况的。但是这件事很不容易。史事亡失的多了,我们现在对于各方面,所知道的多很模糊,不但古代史籍缺乏之时,即至后世,史籍号称完备,然我们所要知道的事,仍很缺乏而多伪误。用现代新史学的眼光看起来,现在人类对于过去的知识,实在是很贫乏的。(编者注:文中,小号字,系作者所注,下同。)贸贸然据不完不备的材料,来说明一时代的盛衰,往往易流于武断。而且从中学到大学,永远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将各时代的事情,复述一遍,虽然详略不同,而看法失之单纯,亦难于引起兴趣。所以我这部书,变换一个方法,上册先依文化的项目,把历代的情形,加以叙述,然后这一册依据时代,略述历代的盛衰。读者在读这一册时,对于历代的社会状况,先已略有所知,则涉及时措辞可以从略,不至有头绪纷繁之苦;而于历代盛衰的原因,亦更易于明了了。叙述历代的盛衰,此即向来所谓政治史。中国从前的历史,所以被人讥诮为帝王的家谱,为相斫书,都由其偏重这一方面之故。然而矫枉过正,以为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无足重轻,也是不对的。现在的人民,正和生物在进化的中途需要外骨保护一样。这话怎样说呢?世界尚未臻于大同之境,人类不能免于彼此对立,就不免要靠着武力或者别种力量互相剥削,在一个团体之内,虽然有更高的权力以评判其是非曲直,而制止其不正当的竞争,在各个团体之间却至今还没有,到被外力侵犯之时,即不得不以强力自卫,此团体即所谓国家。一个国家之中,总包含着许多目的简单,有意用人力组成的团体,如实业团体、文化团体等都是。此等团体和别一个国家内性质相同的团体,是用不着分界限的,能合作固好,能合并则更好。无如世界上现在还有用强力压迫人家,掠夺人家的事情,我们没有组织,就要受到人家的压迫、掠夺,而浸至无以自存了。这是现今时代国家所以重要。世界上的人多着呢?为什么有些人能合组一个国家,有些人却要分做两国呢?这个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民族的异同,而民族的根柢,则为文化。世界文化的发达,其无形的目的,总是向着大同之路走的,但非一蹴可幾。未能至于大同之时,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通力合作,以共御外侮;文化不相同的则不能然,此即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在现今世界上,非民族的国家固多,然总不甚稳固。其内部能平和相处,强大民族承认弱小民族自决权利的还好,其不然的,往往演成极激烈的争斗,而一民族强被分割的,亦必出死力以求其合,这是世界史上数见不鲜的事。所以民族国家,在现今,实在是一个最重要的组织,若干人民,其文化能互相融和而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而能建立一个强固的国家,都是很不容易的事。苟其能之,则这一个国家,就是这一个民族在今日世界上所以自卫,而对世界的进化尽更大的责任的良好工具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无待于言的。一个大民族,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小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为中国民族主体的,无疑是汉族了。汉族的由来,在从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这是因为从前人地理知识的浅薄,不知道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地方之故。至于记载邃古时代的,自然是没有的。后来虽然有了,然距邃古的时代业已很远,又为神话的外衣所蒙蔽。一个民族不能自知其最古的历史,正和一个人不能自知其极小时候的情形一样。如其开化较晚,而其邻近有先进的民族,这一个民族的古史,原可藉那一个民族而流传,中国却又无有。那么,中国民族最古的情形,自然无从知道了。直至最近,中国民族的由来,才有人加以考究,而其初还是西人,到后来,中国人才渐加注意。从前最占势力的是“西来说”,即说中国民族,自西方高地而来。其中尤被人相信的,为中国民族来自黄河上源昆仑山之说。此所谓黄河上源,乃指今新疆省的于阗河;所谓昆仑山,即指于阗河上源之山。这是因为:(一)中国的开化,起于黄河流域。(二)汉武帝时,汉使穷河源,说河源出于于阗。《史记?大宛列传》说,天子案古图书,河源出于昆仑。后人因汉代去古未远,相信武帝所案,必非无据之故。其实黄河上源,明明不出于阗,若说于阗河伏流地下,南出而为黄河上源,则为地势所不容,明明是个曲说。而昆仑的地名,在古书里也是很神秘的,并不能实指其处,这只要看《楚辞》的《招魂》、《淮南子》的《地形训》和《山海经》便知。所以以汉族开化起于黄河流域,而疑其来自黄河上源,因此而信今新疆西南部的山为汉族发祥之地,根据实在很薄弱。这一说,在旧时诸说中,是最有故书雅记做根据的,而犹如此,其他更不必论了。茫昧的古史,虽然可以追溯至数千年以上,然较诸民族的缘起,则是远后的。所以追求民族的起源实当求之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历史。考古学在中国,是到最近才略见曙光的。其所发见的人类,最古的是1903年河北房山县周口店所发见的北京人(PekingMan)。按此名为安特生所名,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步达生(Davidson Black)名之为Sinanthropus Pekinensis,叶为耽名之日震旦人,见所著《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商务印书馆本。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其时约距今四十万年。其和中国人有无关系,殊不可知,不过因此而知东方亦是很古的人类起源之地罢了。其和历史时代可以连接的,则为民国十年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及十二、三年甘肃临夏、宁定、民勤,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所发见的彩色陶器,和俄属土耳其斯单所发见的酷相似。考古家安特生(J.G.Andersson)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新疆、甘肃而来。但彩陶起自巴比仑,事在公元前3500年,传至小亚细亚,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传至希腊,则在前2000年至前1000年,俄属土耳其斯单早有铜器,河南、甘肃、青海之初期则无之,其时必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何以传播能如是之速?制铜之术,又何以不与制陶并传?斯坦因(Sir AurelStein)在新疆考古,所得汉、唐遗物极多,而先秦之物,则绝无所得,可见中国文化在先秦世实尚未行于西北,安特生之说,似不足信了。此说据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二期。民国十九年以后,山东历城的城子崖,滕县的安上村,都发现了黑色陶器。江苏武进的奄城,金山的戚家墩,吴县的磨盘山、黄壁山,浙江杭县的古荡、良渚,吴兴的钱山漾,嘉兴的双栖,平湖的乍浦,海盐的澉浦,亦得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其中杭县的黑陶,颇与山东相类。又河域所得陶器,皆为条纹及席纹,南京、江、浙和山东邹县,福建武平,辽宁金县貔子窝及香港的陶器,则其纹理为几何形。又山东、辽宁有有孔石斧,朝鲜、日本有有孔石厨刀,福建厦门、武平有有沟石锛,南洋群岛有有沟石斧,大洋洲木器所刻动物形,有的和中国铜器上的动物相像,北美阿拉斯加的土器,也有和中国相像的。然则中国沿海一带,实自有其文化。据民国十七年以后中央研究院在河南所发掘,安阳的侯家庄,溶县的大赉店,兼有彩色、黑色两种陶器,而安阳县北的小屯村,即1898、1899年发见甲骨文字之处,世人称为殷墟的,亦有几何纹的陶器。又江、浙石器中,有戈、矛及钺,河域惟殷墟有之。鬲为中国所独有,为鼎之前身,辽东最多,仰韶亦有之,甘肃、青海,则至后期才有,然则中国文化,在有史以前,似分东西两系。东系以黑陶为代表,西系以彩陶为代表,而河南为其交会之地,彩陶为西方文化东渐的,代表中国固有的文化的,实为黑陶。试以古代文化现象证之:(一)“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鱼鳖则为常食。(二)衣服材料以麻、丝为主,裁制极其宽博。(三)古代的人民,是巢居或湖居的。(四)其货币多用贝。(五)在宗教上又颇敬畏龙蛇。皆足证其文化起于东南沿海之处;彩陶文化之为外铄,似无疑义了。在古代,亚洲东方的民族,似可分为三系,而其处置头发的方法,恰可为其代表,这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即北族辫发,南族断发,中原冠带。《尔雅?释言》说:“齐,中也。”《释地》说:“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同,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人为大蒙。”“齐”即今之“脐”字,本有中央之义。古代的民族,总是以自己所居之地为中心的,齐州为汉族发祥之地,可无疑义了。然则齐州究在何处呢?我们固不敢断言其即后来的齐国,然亦必与之相近。又《尔雅?释地》说“中有岱岳”,而泰山为古代祭天之处,亦必和我民族起源之地有关。文化的发展,总是起于大河下流的,埃及和小亚细亚即其明证。与其说中国文化起于黄河上流,不如说其起于黄河下流的切于事情了。近来有些人,窥见此中消息,却又不知中国和南族之别,甚有以为中国人即是南族的,这个也不对。南族的特征是断发文身,断发即我国古代的髡刑,文身则是古代的黥刑,以南族的装饰为刑,可见其曾与南族相争斗,而以其俘虏为奴隶。近代的考古学证明长城以北的古物,可分为三类:(一)打制石器,其遗迹西起新疆,东至东三省,而限于西辽河、松花江以北,环绕着沙漠。(二)细石器,限于兴安岭以西。与之相伴的遗物,有类似北欧及西伯利亚的,亦有类似中欧及西南亚的,两者均系狩猎或畜牧民族所为。(三)磨制石器,北至黑龙江昂昂溪,东至朝鲜北境,则系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所为,其遗物多与有孔石斧及类鬲的土器并存,与山东龙口所得的土器极相似。可见我国民族,自古即介居南北两民族之间,而为东方文化的主干了。步达生言仰韶村、沙锅屯的遗骸,与今华北人同,日本清野谦次亦谓貔子窝遗骸,与仰韶村遗骸极相似。 第二章 中国史的年代讲历史要知道年代,正和讲地理要知道经纬线一般。有了经纬线,才知道某一地方在地球面上的某一点,和其余的地方距离如何,关系如何。有了年代,才知道某一件事发生在悠远年代中的某一时,当时各方面的情形如何和其前后诸事件的关系如何。不然,就毫无意义了。正确的年代,原于(一)正确,(二)不断的记载。中国正确而又不断的记载,起于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周朝厉、宣两王间的共和元年。下距民国纪元二千七百五十二年,公历纪元八百四十一年,在世界各国中,要算是很早的了。但是比之于人类的历史,还如小巫之见大巫。世界之有人类,其正确的年代虽不可知,总得在四五十万年左右。历史确实的纪年,只有二千余年,正像人活了一百岁,只记得一年不到的事情,要做正确的年谱,就很难了。虽然历史无完整的记载,历史学家仍有推求之法。那便是据断片的记载,涉及天地现象的,用历法推算。中国用这方法的也很多。其中较为通行的,一为《汉书?律历志》所载刘歆之所推算,一为宋朝邵雍之所推算。刘歆所推算:周朝八百六十七年,殷朝六百二十九年,夏朝四百三十二年,虞舜在位五十年,唐尧在位七十年。周朝的灭亡,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六十七年,公历纪元前256年,则唐尧的元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二百十五年,公历纪元前2305年。据邵雍所推算,则唐尧的元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二百六十八年,公历纪元前2357年。据历法推算,本是极可信据的,但前人的记载,未必尽确,后人的推算,也不能无误,所以也不可尽信。不过这所谓不可信,仅系不密合,论其大概,还是不误的。《孟子?公孙丑下篇》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尽心下篇》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颂昭王破齐之功,说他“收八百岁之蓄积”。《韩非子?显学篇》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此七百余岁但指周言。都和刘歆、邵雍所推算,相去不远。古人大略的记忆,十口相传,是不会大错的。然则我国历史上可知而不甚确实的年代,大约在四千年以上了。自此以上,连断片的记录,也都没有,则只能据发掘所得,推测其大略,是为先史时期。人类学家把人类所用的工具,分别它进化的阶段,最早的为旧石器时期,次之为新石器时期,都在有史以前,更次之为青铜器时期,更次之为铁器时期,就在有史以后了。我国近代发掘所得,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周口店的遗迹,约在旧石器前期之末,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七万年。甘、青、河南遗迹,早的在新石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2600至3500年之间;晚的在青铜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1700至2600年之间。按古代南方铜器的发明,似较北方为早,则实际上,我国开化的年代,或许还在此以前。中国古书上,有的把古史的年代,说得极远而且极确实的,虽然不足为凭,然因其由来甚远,亦不可不一发其覆。案《续汉书?律历志》载蔡邕议历法的话,说《元命苞》、《乾凿度》都以为自开辟至获麟,获麟是《春秋》的末一年,在公元前481年,二百七十六万岁。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则说《春秋纬》称自开辟至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据《汉书?律历志》刘歆的三统历法,以十九年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三纪为一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年,乃是六百一十三元之数。《汉书?王莽传》说:莽下三万六千岁历,三万六千被乘于九十一,就是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年了。这都是乡壁虚造之谈,可谓毫无历史上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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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实和流畅的笔调料写通史,方为通史的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俺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常州府中学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国学大师钱穆我认为,这些讲义是弥足珍贵的寿世之作,把他们成批整理出版,嘉惠学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著名学者李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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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讲中国政治》作者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他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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