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的帝国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李峰  页数：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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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最有影响的朝代之一，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长期纷争割据的混战局面，统一了中国。为了使新的统一皇朝长期统治下去，秦始皇创制了一套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专制政治体制，这套政治体制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和完善，对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揆诸后世崛起的一个又一个专制皇朝，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少有能与秦朝相比者。可是，大概雄心勃勃的秦始皇也没有想到，他依靠自己“千古一帝”的超凡能力所创制的这套制度，不但没能使秦朝长治久安，恰恰相反，却加速了它的灭亡，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短命的统一皇朝。秦朝由统一到迅速灭亡，像彗星般在天空划过，发出耀眼的光芒却转瞬即逝，让人猝不及防，给后世之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也可能正因为此，秦朝成了史学家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其中的很多问题，饶有兴味，历久弥新。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李峰博士经过多年对秦朝政治认真研究、深入思考后奉献出来的让人耳目一新的著作。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想把自己读后的一些体会写出来，聊作弁言。　　当今的历史研究，特别强调“问题意识”，“问题”在历史研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学术创新的关键在于提出新的问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在其名著《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说，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会提出他们懂得他们做出回答的方式的那些问题”。该书就是一部善于提出问题并作了精彩回答的著作。秦始皇是私生子吗？秦朝到底是否“残暴”？缘何在秦国“乡邑大治”而秦朝则“囹圄成市”？秦始皇为什么变得刚愎自用？到东海求仙药到底是怎么回事？荆轲刺秦王的背后到底有什么鲜为人知的原因？“祖龙死”的预言背后究竟蕴含着什么？大泽乡起义又是如何？毁掉秦朝的到底是什么？如此等等，都是由问题出发进行深入探讨的。这些问题，有不少都是人们似乎耳熟能详，并且认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事实真的像人们平时所掌握的历史知识那样不可改变吗？显然不是。作者循着问题的足迹，经过研究，都一一作了全新的回答，这些回答有理有据，发人深思，启人智慧。读者诸君读罢本书，自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解读历史资料极其细腻，是该书的第二个特点。研究历史，不能不分析解读史料。秦史的资料有限，除了传世文献外，还有出土的秦简，这两类资料，作者都竭泽而渔，进行了认真的解读。这些资料，研究秦史的人都看到过，但作者却以极其细腻的眼光进行了分析，挖掘出了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刻文化内涵，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在他的《治史三书》中曾强调要善于运用人人都能见得到的材料做研究，“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我们不敢说这部著作全部说了其他人所没有说过的话，可是，难得的就是作者从人人都能看到的普通材料中看出了一些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见解，眼光独到，钩沉发覆，据以支持结论的材料都是经过严密考证之后才写到书中，可谓于细微处见功力，用旧材料写出了新文章。　　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对历史著作的叙事提出要求，指出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必须做到“准确、凝练、生动”。对于李峰这样的青年学者来讲，撰写史书要做到白寿彝先生所要求的三点，恐怕还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倍努力。但是，翻开本书，我们就会发现，这部著作在“生动”上迈出了一大步，可喜可贺。长期以来，历史著作被历史学家们写的艰深晦涩、枯燥乏味，只能在同行中流传，无法面向大众。这本书却以轻松愉快的笔触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文笔生动、叙事流畅、明白易懂，同时又保持了历史知识的坚实、学术研究的严谨和思想见解的独到。作者所极力要做的，就是让普通民众看懂这本书，这样的努力是应该受到表扬的。　　秦史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多，作者也只是提出了他懂得如何做出回答方式的一些问题，尚有不少问题还有待人们继续研究，继续做出自己的解释。就是作者所进行的这些研究，人们也尽可提出不同的看法，因为发生在秦朝的很多问题，永远都是极富趣味、极有意义的，类似这样的论著，永远不嫌其多，永远都不会过时。　　王记录　　2008年3月4日写于河南师大弄斧书屋　　（本文作者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

内容概要

秦始皇是私生子吗？秦始皇是否残暴？到东海求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荆轲刺秦王的背后到底有什么鲜为人知的原因？是什么彻底毁掉了秦朝……    司空见惯的问题，啧啧称奇的答案！    作者历时数年，读书无数，终于参透历史的玄机，遂推演前朝后代，为您带来一部最接近真实、最接近客观的大秦历史。

作者简介

李峰，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在读，致力于中国古代政治史及思想史的研究。

书籍目录

序一（向燕南）序二（王记录）第一章  被恶搞的秦始皇：私生子、暴君和强奸犯第二章  断桩秦汉两朝的口水官司：“暴政”辨第三章  其实始皇这人还不错第四章  你若是始皇，怕也要拓疆第五章  重刑治国的秦朝第六章  始皇为什么变得刚愎自用了第七章  求仙：今日为闹剧，当时乃科研第八章  荆轲刺秦：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第九章  是文化毁掉了秦朝第十章  成阳宫之争第十一章  一个关系秦朝国运的神秘预言：今年祖龙死第十二章  反秦俱乐部在楚地正式成立第十三章  六国亡秦：山东终于也爽了一把第十四章  亡国三巨头：胡亥、赵高和李斯第十五章  英雄的盛宴：楚汉战争第十六章  大秦日落附录：秦朝建立前后百姓生活状况探析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被恶搞的秦始皇：私生子、暴君和强奸犯　　从前221年并吞六国，混一天下，到前207年秦王子婴在自己的颈上系上绳子，乘坐着白马素车，捧着皇帝的玺符，来到轵道旁，恭候刘邦的到来，前后不过十五年时间，一个强大的皇朝就解体了。明人杨慎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如电光石火般短暂，所谓“不啻石火之一敲，电光之一瞥，吹剑之一吷，左蜗之一战，南槐之一梦也”（见《升庵集》卷七十），这真是一个短命的皇朝。　　而论及原因，汉人普遍认为是由于暴政。如陆贾称：秦朝任用刑法，不作变革，最终招致灭亡。贾谊在其名文《过秦论》中认为始皇是禁止文书的传播，推行酷烈的刑法，崇尚欺诈与暴力，轻视仁德与正义，以凶狠残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二世胡亥是刑法繁复严酷，吏治严峻苛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贾谊的观点也得到了司马迁的认同，因此在《秦始皇本纪》篇末引其《过秦论》以为总评。晁错谴责始皇父子宫室的规模超过限度，贪婪的欲望没有极限。民力疲弊之极，赋敛却仍不加节制。他们还妄加赏赐以随顺其喜悦之意，妄加诛戮以快慰其愤怒之心。法令纷繁芜杂，刑罚残暴酷烈。二世皇帝更是亲自射杀行人，使天下寒心，不能安于其处。董仲舒批评始皇好用残暴冷酷的官吏，赋敛无度，竭尽百姓的财力，百姓四散逃亡，不得从耕作纺织之业，结果群盗四起。班固也指出，世俗传言说秦始皇开始推行暴政，到胡亥时发展到极致。　　要知在两汉，出于不同的目的，时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指斥秦之残暴，痛恨之下，甚至不肯承认它作为一个皇朝而存在的事实。如扬雄在其《剧秦美新》一文中称之为“秦余”，也就是历史上多余的一个皇朝的意思。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把秦与新莽并举，称以前秦朝烧毁《诗》、《书》以确立其私议，现在王莽又借六经之事文饰其奸邪之言，正所谓殊途同归，就如同《易经》中所讲的无德而居于高位的亢龙一样断绝了气息。秦朝和新莽所得到的天命因为不是正统的帝王之命，因此也就如同非正色的紫色、非正声的蛙声一样，又如同岁月中由多余的日构成的闰年、闰月，不过是作为神圣的帝王驱除的对象而存在罢了。并且人们对秦朝也极尽嘲笑之能事。司马迁为此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指出学者们为所听到的事情所影响，见秦朝存在的历史短暂，便不肯认真考察探究其兴亡的原因，而都嘲笑它。　　更有甚者为了贬低始皇，人们又杜撰了一个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典故。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称，秦庄襄王子楚早年在赵国为质子时，一方面由于秦国当时频繁地攻打赵国，因此赵国对子楚相当冷淡；另一方面由于子楚是秦昭王次子安国君的庶子，地位低贱，故而秦国也不甚关心子楚，结果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很不得意。这期间秦国王室内部发生了一件重大变故，却是秦昭王的太子在秦昭王四十年（前267年）时死了。要说这与子楚也没什么关系，然而想不到的是秦昭王没立其太子的儿子也就是其嫡孙为继承人，而是立了次子安国君为太子。父亲为太子，这本应是一件高兴的事，但在子楚看来与自己关系也不大。因为尽管被安国君立为正夫人的爱姬华阳夫人无子，但子楚被立为安国君嫡嗣的希望也很渺茫，因为在安国君的二十余个儿子中子楚排行居中，也就是说没有年龄优势；并且子楚远在国外，穷困不堪，纵是有心争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然而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却从子楚这萧瑟的处境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于是为谋取暴利，遂携重金投奔子楚，意欲通过光大子楚的门庭最终使自己飞黄腾达。吕不韦肯在安国君宠幸的人们身上投资，又兼其巧舌如簧，最终居然将子楚这个落魄王孙推上了安国君嫡嗣的位置。他为长保富贵，又设计把自己身边一个已经怀有身孕的绝色女子赵姬献给了子楚，以期通过偷梁换柱的手段达到长期掌控秦国的目的。这种手段被司马迁称为“钓奇”，也就是钓取奇货的意思。该女子到了子楚那里后，隐匿了已有身孕的事实，到“大期”时，生下了儿子嬴政，也就是始皇。　　此论一出，再提起始皇，人们往往径以“吕政”名之。南宋人胡宏在其《皇王大纪》一书中称“吕政穷欲极凶”；朱熹在其《四书或问》一书中称：“史谓元帝牛姓，犹吕政之绍嬴统也。”王应麟在其《通鉴答问》一书中称：“至吕政而法令益苛，诗书尽废”。元人陈栎在其《历代通略》一书中称：“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嬴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胡一桂在其《史纂古今通要》一书中称：“吕政嗣位，犹冐嬴秦之姓”。明人凌迪知在其《氏族博考》一书中称：“况吕政受命，寄身不常“；王立道在其《具茨集》一书中称：“吕政纵并吞之谋“。清人秦蕙田在其《五礼通考》一书中认为，司马迁做《封禅书》“意在广陈淫祀以彰武帝之失，而于三代常礼幸存一线于吕政者，反从其略”。　　然而揆诸史实及常理，《史记》的嬴政是吕不韦私生子之说并不成立。　　如嬴政“大期”而生之说就经不起推敲。关于“大期”，魏晋人谯周和东晋人徐广都认为是指十二个月，如徐广称：“期，十二月也。”谯周称：“人十月生，此过二月，故云大期。”但是正如谯周所言，人多是十月怀胎而生，因此嬴政十二个月才出生，未免与常理过于不符。对此谯周解释如下，赵姬是为了消除子楚的怀疑方才这样做的。他认为人从怀胎到分娩需要十个月，嬴政却推迟了两个月，因此称“大期”，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既然称自己隐匿了有身孕的事实，则生嬴政自然应当过了正常的时期，所谓“既云自匿有娠，则生政固当踰常期也”（见司马贞《史纪索隐·吕不韦列传》）。此意为不如此就要露馅，因为赵姬被送给子楚时怀孕当已两个月，若到子楚那里后的第八个月也就是如期十月而生，在子楚看来当属不正常生产，就不能不引起子楚的怀疑。但向后推迟两个月，也就是赵姬到子楚那里的第十个月而生，嬴政就属正常生产，子楚就没有怀疑的理由了。　　不过此说虽有道理却不高明，因为其他事情尚可商量，生孩子这事却由不得人说三道四，到了该出生时，莫说是两个月，就是一刻也推迟不了。显然，嬴政十二个月出生说是不成立的。　　“大期”还可理解为是十个月。唐初人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卷十三中称：“十月而产，妇人大期。”若将此“大期”理解为从赵姬怀孕算起，则其在子楚府中生下嬴政时肯定少于十个月，这就不能不引起子楚的怀疑。但嬴政一出生，子楚即以赵姬为夫人，则显见所谓的“大期”应是从赵姬到子楚府后算起，却是足月而生，子楚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是自己的儿子。情况若是如此，即嬴政属正常生产，则嬴政也肯定不是吕不韦的儿子。所以无论是十二月说或是十月说都不支持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的说法。　　而比较“大期”的十二月说和十月说，十二月说应更符合《史记》的原意。因为持此说的谯周与徐广，尤其是谯周所生活的年代与《史记》成书年代相去不远，并且谯周还是一个研究《史记》的专家，故而他对一些基本常识的看法应与汉代比较接近。而孔颖达为唐初人，与汉人已相去甚远，看法的可信度上是不能与前两人相提并论的。细究起来，史书之所以言之凿凿地记下嬴政“大期”而生的话，根据现代胚胎学的解释，应该是因为古人在推算孕期时出现误差所致。考此说应该出自《秦记》，即秦的官方材料，因为像这种琐碎的事情，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而秦代的史官之所以将此事郑重其事地载入秦的史册，乃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件事可以反映出嬴政与众不同的卓异秉性。　　嬴政并非吕不韦之子还可从吕不韦、赵姬（即史书所称的“帝太后”）、嬴政三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就吕不韦而言，若其果真欲以赵姬来“钓奇”，则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必然会持续加强与赵姬的联系，竭力增进与嬴政的感情，并伺机将自己与嬴政的关系用比较恰当的方式告知嬴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长保荣华富贵，也才符合“钓奇”之意。从当时的情况看，吕不韦也完全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因为庄襄王死时，嬴政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国家大事尽在他和赵姬手中，照说他们是既有时间又有机会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嬴政的，并且以其行事之老辣，使一小儿乖乖就范应该不成问题。然而从后来吕不韦的言行看，他和赵姬并没有这样做，当时随着嬴政年龄渐长，因担心自己与赵姬私通的事情败露，招致嬴政的报复，吕不韦竟主动疏远了赵姬，不肯再与其私通，此举显然也与“钓奇”之旨相违。对此的解释只能是吕不韦并无“钓奇”之举，嬴政也不是他的儿子。不然后来嬴政也不会质问吕不韦说：“你对秦有什么功劳？秦封你于河南，食邑十万户。你与秦有什么亲情？号称仲父。”把他朝绝路上逼，而吕不韦竟拿嬴政没一点办法，犹豫良久，只得饮鸩而死。　　吕不韦可称得上是战国晚期的一个能力超凡的政治家，因此关于他被逼而死这事，着实令后人不解：他怎么会在掌握国家大权的情况下，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区区十三岁的小儿将自己的权力慢慢侵蚀，然后再将自己置于死地，竟无还手之力呢？对于这个问题，本人觉得应该从制度上理解。说来说去，吕不韦不过是一个来自东方诸侯的客卿而已，吕不韦再强悍，也是个客人，嬴政再小，也是个主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或者也可以说，嬴政是董事长，吕不韦是总经理，两者在地位上是有着质的区别的，这是其一。　　其二，自战国以来，权力愈来愈集中，到战国晚期，秦其实已形成相当完善的官僚制度，而君主即居于权力的中心，任何敏感事务都需君主认可，或者说有君主的印信才能实行，故而再强的大臣也很难斗过君主。始皇的假父就是那个大阴人嫪毐后来要比吕不韦更接近权力，不也没弄成事！其三，此时的重臣虽有封邑，但只有经济方面的权力，而无在封邑上组织私人武装的权力，并且封邑随时都可能被君主剥夺，与春秋时期卿大夫相比，可说是已被摘除了神力。其四，当时辅佐嬴政的并非吕不韦一人，还有其他很多实力派人物，尤其是手中握有重兵的蒙氏家族与王氏家族，他们实际一直都是王权的有力捍卫着，也可以说谁做国君他们就忠于谁。也正因如此，这两个家族自秦昭王时起，一直被君主依为左膀右臂，吕不韦若想动嬴政，那是非常难的。所以总此诸点，吕不韦只能眼睁睁看着权力一点点地丧失而没有一点办法。最后只得饮鸩而死。　　此外记载战国至楚汉之间史事的《战国策》一书也不支持嬴政为吕不韦之子一说，因为该书有偷窥癖，极爱采摭他人隐私，逞为快论，然在叙述吕不韦崛起这一段史事时，却绝口不提有献姬之事，并且认为吕不韦游秦不是如《史记》所说在秦昭王时，而应在孝文王时，而此时嬴政已经数岁，故吕政之说当不攻自破。学者已经指出，《史记》所记战国时事，多本之于《战国策》，唯有此处，别据他说，然也最不可信。　　考“吕政”之说大概产生于与吕不韦有一定关系的人，如他的才华出众的食客们，这些人或因吕不韦而受到牵连，或为吕不韦的不幸遭遇而抱不平，因以此来骂始皇。而之所以这么骂始皇，很有可能受了战国晚期赵人李圆兄妹的启发。因为这对兄妹就曾和楚国的重臣春申君一道在楚国上演了一出偷梁换柱的活剧。　　却说当年李园带着他的妹妹来到楚国，想把妹妹献给楚考烈王，后来听说考烈王没有生育能力，担心跟了考烈王后，会由于不能生孩子而失宠，于是设计先将妹妹送给了主持国政的春申君，待到怀孕后，李园又让他妹妹劝春申君把自己送给楚王。　　李园的妹妹于是对春申君说：“楚王对于您的宠幸，就是楚王的兄弟也比不上，现在您为楚相国已二十多年，楚王也已经老了，可是楚王至今也没有儿子，那么楚王死后肯定由其兄弟继位，而楚国立新君后，新君也肯定会像楚王宠幸您那样宠幸他们所喜爱的人，那么您就很难继续得到国君的宠幸了。不仅如此，您在长期主持国政期间，对楚王的兄弟们多有无礼之举，因此如果楚王的兄弟做了国君，恐怕您就会大祸临头了。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我这个已有身孕的女子送给楚王，如果我侥幸生了个儿子，那就是您的儿子做了楚王，楚国就都是您的了。您想想这种结果与您身临不测之罪相比哪一个好哪？”　　春申君听了觉得很划算，就把这女子献给了考烈王，这女子进宫后便得到了考烈王的宠幸，过了一阵儿就给考烈王生了一个男孩，于是那男孩便理所当然地被立为太子，而该女子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楚国的王后。　　后李园兄妹又设计于考烈王二十五年亦即始皇九年（前238年）趁考烈王去世之日，刺杀了春申君，立太子为王，这就是楚幽王。李园兄妹遂霸有楚国。只是生当末世，不免好景不长，此后过了十多年楚国就灭亡了。想来这兄妹俩真有点火山口上搞杂耍的味道。　　“吕政”之说很可能就导源于此。而六国的亡国之人，则借此宣扬秦先六国而亡；饱受始皇暴政摧残的人，亦可通过骂他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而获得一种阿Q式的快乐。于是流言不免流传开来。由秦入汉后，由于汉人论秦，唯恐其恶事不彰，不免肆意传布，遂成舆论，司马迁受此影响，因取之以入于《史记》，遂使“吕政”之说千载流传。不过细看《史记》关于此段史事的记载，可发现司马迁本人对此事也是疑信参半。虽然众口一词称嬴政为吕不韦之子，但他所见到的秦代的史册却明确记载了始皇是“大期”而生，也就是十二个月而生，于是本着“疑以传疑，信以传信”的严谨治学态度，而两言之。然而后人因对始皇有成见，务必要把他为私生子这事坐实了，于是不勉强作解人，结果常把简单的问题搞得极其复杂。　　总之由于两汉对秦已下恶评，随着时代的发展，秦的骂名便滚滚而来。发展至唐宋，就有了孟姜女对始皇暴政的血泪控诉。这个故事说始皇时，有一个叫范杞梁（或写作范喜良）的人，结婚刚三天就被征发到北方去修长城。他的妻子孟姜女因对他思念不已，遂跋山涉水，前往修长城的地方寻找他。然而当她历尽艰辛终于来到长城时，却得知范杞梁早已去世。悲痛之下，一连哭了三天三夜，直哭得感天动地，以至于长城为之崩塌。这就是著名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然而尽管故事讲得有鼻子有眼，但却更经不起推敲。检讨史籍，可发现这个故事的人物原型实际上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杞梁和他的妻子。据称齐人杞梁在一次战役中阵亡，战后齐庄公在郊吊唁杞梁，由于根据礼制妇人无外事。因而他的妻子认为杞梁要是有罪，就不应该劳烦国君吊问。如果无罪，她们还有先人留下的破敝的房子，因此她认为自己不应该在郊外接受齐庄公的吊唁。齐庄公于是到杞梁的家中吊唁他。　　……

媒体关注与评论

　　秦汉统一以后，在长期统一政权管理下，各地区的文化，不断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交融汇同，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中华文化。　　——任继愈　　秦始皇建造了有阶梯的官僚金字塔。汉武帝布下了搜尽天下士的大网。合成为周朝比不上的大帝国的稳固结构，历时两千多年，断裂后还能重建。这是世界上称得上大帝国的国家都比不上的。　　——金克木　　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秦汉二君营其室，后之王者，不过随时补苴，以求适一时之用耳，不能动其深根宁极之理也。　　——夏曾佑

用户评论 (总计10条)

•   书中见解独到，让我们慢慢走出历史误区
•   有些观点很新颖书的封面还有印刷都相当不错
•   不错的书，浅显易懂
•   性价比很高，还没读，不过一定很不错的样子
•   作者不愧为历史博士，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对历史事件分析得很透彻，并能引证大量历史读物。学者阅读更有价值，但不适合我，我只能看一些谱及性的历史书而不是学院派的。对于作者引论的各种文献资料，也许一段文字有几句就可以了吧，但大段大段的引，我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但这也证明了作者并不虚言，比如对秦朝人口数的判断，从各方面分析，确实为一亮点。
•   一家之言，但是论述有点牵强，逻辑不够严谨。
•   书皮上黑乎乎的.还有硬伤
•   感觉不太好。
•   　　作者写了很多关于秦始皇的故事，比如秦始皇是否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秦始皇到底有没有焚书坑儒，秦始皇到底为什么执着于长生不老药等等问题。同时也讲述了秦国在始皇的统治下逐一统一6国的大致经过及秦帝国建立后，秦始皇建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有一定的可读性。
•   　　论秦灭亡的原因
  　　
  　　提要：对于传统秦灭原因，大致有“独裁暴政”说与“焚书坑儒”说。本文结合当时历史趋势，用辩证观点对这些原因进行了再思考。并提出，经济（土地兼并）原因是秦灭亡的根本原因。而“速政”则是所有矛盾的主要催化剂，加速了秦的灭亡。
  　　
  　　
  　　关键词: 秦朝灭亡原因 土地兼并 “速政” 独裁暴政 焚书坑儒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公元前221 年，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秦王朝建立了，并进行若干卓有成效的改革，创立了一整套系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浩荡帝国仅存15年就土崩瓦解.对于秦亡原因，历来主要有：一，独裁暴政，过度强化了以郡县制和皇权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二是认为灭亡于文化，即焚书坑儒导致文化毁灭。笔者看来这些说法都值得商榷，首先来分析下上述观点。
  　　 关于秦灭于“独裁暴政”
  　　 秦一统六国后，始皇没有采纳丞相王绾分封诸皇子的建议，实行郡县制，构建了皇权专制的统治体系。这套体系中，皇帝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个人权力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顶峰。戊戌维新以来，我国思想界不断批判秦政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认为这种独裁政体导致了秦朝的暴政，已故秦史专家林剑鸣先生指出，秦始皇的残暴不是一般的用“统治阶级本性”可以解释的，他要比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
  　　 诚然，秦朝统治确实有他独裁和暴力的一面，但是，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地看待秦朝的独裁，则是另一种结果。正如翦伯赞先生指出“实际上，秦代之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是秦始皇的个人属性，而是当时商人地主阶级之集团的属性”（翦伯赞 《秦汉史》 北京 83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47页）
  　　中国的新兴地主将近一个世纪的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封建旧贵族的格局政治，实现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换言之，就是为了要把封建旧贵族的个别家系政治转化为各国新地主之联合政治。这是当时的土地私有制情况下的生产力的要求。要实现联合，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最容易走向专制主义，而专制主义与独裁是分不开的” （翦伯赞 《秦汉史》 北京 83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47页） 由此可知，秦始皇的专制，实际上是新兴地主贵族的专制。而暴政也是为了巩固新兴地主的统治，在当时六国旧贵族蠢蠢欲动的情况下，新建立的秦朝危机四伏，实行强权政治，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所以说这种专制独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符合生产力要求的，顺应了历史潮流，我们不应当否定，更不应当把他归结为秦灭亡的原因。
  　　 关于文化灭亡 “焚书坑儒”
  　　公元前213年，秦王朝下令：凡秦记以外的史书，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令下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即刺面后服筑城劳役）；此后若有再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此严酷的法令，顿时使全国鸦雀无声，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遗产化为灰烬。郭沫若评论道：“书籍被焚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见《十批判书》）就在焚书的第二年，发生了秦始皇坑埋四百六十余儒生的事件。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焚书坑儒钳制了人们思想，摧残了文化，，没有了文化的凝聚力，实际上就成了国家分裂的根源，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晚唐诗人章碣在其《焚书坑》一诗中写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
  　　就郭沫若的观点，毛主席曾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见 读（封建论）呈郭老）历史学家翦伯赞也反对把焚书坑儒归为灭亡原因。他指出“这件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始皇个人的偶然的冲动，而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旧贵族的政治斗争在文化思想上的反映”（ 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 北京 08 中华书局 306页）那么，秦始皇只是执行新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已。
  　　其实，秦始皇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用暴力手段统一思想的，在焚书坑儒之前，他还采取了较为宽大的文化政策。《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吴前收天下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者甚众，欲以兴太平”在他周围有博士七十人，诸生以千百数，还有候星者三百人，可见他对于文化人的尊重。
  　　然而，文书方术之士代表旧贵族政治，看不惯新政“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因此他们利用古典文献，引经据典，反对秦朝新政。虽然如此，秦始皇并未下令焚书，直到博士齐人淳于越公开提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主张恢复封建领主的时候，他才下令焚书。至于坑儒，则是卢生“或为谣言以乱黔首”这已经超出了文化思想范畴，变成了政治煽动。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但作为旧封建旧贵族意识的文化思想，并没有随着旧贵族的没落而消失，因此在意识领域的一次统一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有秦朝坚持立国的法家思想，才能稳定局面。
  　　看待历史要用全面的观点，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而决定它性质的，则是占主导的一面，顺应历史发展的，是应该肯定的。我认为，关于秦朝灭亡的原因，首先应该是经济方面为根源，“速政”为催化剂，加上内部的斗争和军事的失误等各种因素，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以下主要论述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 经济根源
  　　1． 土地兼并现象严重。
  　　日本学者宇都宫清吉在《秦汉政治史》（1941）《理解中国古代中世纪的一个视角》（1970 创文社）等文章中认为，秦帝国的重要经济基础在农村，但随着豪族地主所有制和上家下户制的发展，帝国瓦解了。(见 （日）山根幸夫 《中国史研究入门》 94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9页 )
  　　 我们认识到，一切政治的根源是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秦朝统一六国的实力，是建立在商鞅变法后的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而始皇帝建立的一整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是在其相应的土地经济基础上建立的。 木村正雄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及其基础》（历研217 ，1957）《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特别是其确立的基础条件》（不昧堂 1955）中认为，春秋以前的旧邑依靠单独的水利设施而发展为第一次农地，而战国以降由于国家的之水灌溉事业的发展开垦的土地成为第二次农地，在这些地方设置新县，新县对中央的依存性很高，就形成了专制主义的性质。对此增渊龙夫在《所谓东洋的专制主义和共同体》（一桥论丛 1962 47页）中也表达了木村相同的观点。
  　　但到了秦朝后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汉书•王莽传》叙述当时土地兼并“秦无道，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去给地主作雇农和佃农。新兴地主阶级在土地的经营上，主要以“租佃”方式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所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汉书•食货志•上），较正常税率高出四倍。这样，在租税和地主的剥削下，秦代农民的生活可以借用《汉书•食货志》和董仲舒的话来描述“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耫，不足衣服”“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赭衣半道”……
  　　这样，秦朝统治的经济基础已经瓦解，那么，秦帝国的灭亡也是必然的了。
  　　2.经济投资过热
  　　我们简单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看，当时秦朝发生了什么？
  　　“二十七年，焉作信宫渭南…筑甬道…治驰道。”“三十四年，……筑长城及南越池”“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填古，直通之”“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见《史记注解》 三秦出版社 1988 本纪一 125页 129 页 130页）
  　　 除此以外，蒙恬带兵在北方驱赶匈奴，夺得河套及以北大片土地，所率兵马三十万；尉屠雎则率军，分五路攻击岭南，占领了广东、广西，以及桂林、南海、象郡三个郡，一直达到现今越南北部地区，其间动用兵力达五十万。而为了保障这两只庞大的军队常年在外征战，其后勤保障的所需投入也绝对是空前巨大的，为保障尉屠雎大军的后勤给养，秦朝政府又不得不发动民力，修筑了著名了灵渠——全长34公里，成为古代南方的一条交通大动脉。
  　　 当这一系列国家工程集中于一个很短的历史时期，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是“投资过热”，这就意味着消费及生产环节将因此而遭到挤压。当时秦朝时期全国大约总有二千万人口，各项国家投资项目，征发人口总数不下三百万人，也就是全国15%人口，更遑论这“15%”多是青壮年，是农耕时代最优质的资源，生产环节由此而遭到破坏。同时，为了维系巨大的工程开支，秦时税收达到“收太半之赋”、“二十倍于古”——在中国封建王权时代，经济正常运转时税收通常是“十之取一”甚至“三十取一”，由此，消费环境也被极度压缩。对此产生的影响，秦朝内部的统治阶级也很清楚，见史记“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者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阻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史记注解》 三秦出版社 1988 本纪一 136页）然而二世说“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续”浩大的投资和工程建设并未停止。
  　　3.贫富悬殊过大，社会经济生活极度扭曲。
  　　经济资源分配的悬殊，导致贫富的悬殊。并表现在社会生活上，对此，翦伯赞先生曾有过精彩的描述“现在，这位阿房宫的主人，他佩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御前，挤满了不同国籍的美女，她们带着宛珠之簪，穿着阿缟之衣……佳治窈窕，真是人间无比……”（翦伯赞《秦汉史》 83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65-66页）
  　　新兴的地主阶级，则是田连阡陌，拥资百万，宫室，车马，衣服，恣其所好，威风凛凛，意气扬扬。但社会的另一面，农民们“正从荆楚，从巴蜀，斩伐木材，运输木材，攀山越岭，颠仆于道路之中，为了修筑阿房宫和骊山皇陵而丢掉性命。城市的手工业者，都离开了作坊，走到咸阳，走到骊山，走到琅邪，走到遥远的会稽，替皇帝修筑宫殿，建造坟墓，雕刻巨大的记功碑。广大的农民，已经在商人地主兼并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小块的土地和田园……在苛捐杂税和军事征发下失去一切生存物质。现在，又在兵役动员，徭役动员的命令下，走向蒙古沙漠，走向岭南边疆，走向一切指定的地点，去修筑长城，去开辟驰道……
  　　巨大的经济成本压在平民身上，导致整个社会的不协调。在这个不协调的社会中当然要出乱子的。
  　　（二）秦王朝的“ 速政”
  　　“不论重视或者其他一种解释，也许有一条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经过几个世纪的血腥战争，当秦从诸侯国发展成帝国时，他承担的任务太多，根本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英）崔瑞德 鲁唯一 《剑桥中国秦汉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2版 106页）
  　　我们知道，秦始皇接受的天下，是一个久经战争，凋零残破的天下，像这样一个天下，如果不在很好的复原政策动员下，使之经过长时期的修养生息，决不能恢复元气，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走向更高的发展道路。但是秦政府过于积极地实现新兴地主的利益，没有经过必要的恢复阶段，马上又在这凋零残破的经济基础上，再展开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和劳役动员。
  　　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在投资过热，在论述经济原因的时候已经详细列举，这里不再讨论。“速政”还表现在制度方面:秦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本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历代赞誉有加。但是我们从欧洲各国统一货币，文字的过程中，不难看出，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深层次的文化思想统一则是需要更为漫长的融合。但是秦朝的制度统一过于急迫，也缺少必要的过渡程序。在这样的情况下，六国人民的财产不可避免的遭受无情的剥夺，失去文字就等于失去文化与表达的手段，由此，必然导致民怨。
  　　“速政”还表现在各种军事行动，劳役动员中，也许单一的一个军事行动，是为了维护统治区的稳定，比如北伐匈奴。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却导致了社会持续的不稳定和国力民力的损耗，（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 “三十三年，取陆梁地，以为桂林，象郡”“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这也为秦末军力衰竭埋下了隐患，致使咸阳附近已无兵可守（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骊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当然各种劳役动员，包括修筑骊山陵墓，阿房宫，长城，灵渠…对人民的剥削和奴役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尤此对秦亡的影响自然不在话下，学者多有论述，此不再多言。
  　　对于秦的“速政”翦伯赞先生也有精彩的论述“军事的征发，经济的榨取，政治的收夺，以雷厉风行之势，齐头并进，把那患贫血的社会之最后一滴血液，也抽了出来。匈奴打退了，南越征服了，长城修筑了，驰道开辟了，阿房宫也落成了，可是旧贵族的铁锥也伸出来了，农民的反叛标语也发现了”（翦伯赞 《秦汉史》 83年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67页） 结语
  　　秦王朝的建立，意味着中国社会从封建分封或领主制度的社会向封建专制社会转变。在这个历史的进步中，农民对封建土地所有者的人身关系应该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放松的，生产力才能发展和进一步提高，这样子才符合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趋势。秦建立的道路，是农民用自己的尸骨铺平的，在统一的残酷战争中，死亡的农民不计其数。然而，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新社会，新国家，却变成了一副新的枷锁。农民，继续在土地兼并中丧失土地，被地主残酷的剥削，在无止境的徭役和军事征发中离开故乡，离开亲人，甚至客死他乡。 因此，秦王朝的建立，在农民看来，只不过以暴易暴而已。如果秦王朝完不成这个历史过渡的任务，那么，它必然将退出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