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工人

出版时间：2004-1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韩)具海根  页数：328  字数：253000  译者：梁光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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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韩国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末劳工运动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文化和政治给第一代产业工人带来的冲击和他们的斗争模式。 　　《韩国工人》展现了一部令人着迷的历史。描述了发展中国家一种最具战斗性的工人运动在克服不利的文化和专制的工作条件的同时形成阶级意识的过程。同时，具海根恰逢其时的分析也向我们展示，随着向民主制度的过渡，新的大韩劳动组合协议会在政治上的成功，同时伴随着集体认同发生某种程度的削弱。　　由于对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充分了解，具海根对现代韩国的阶级形成作出了分析敏锐且体察入微、富有同情心的论述。由此，他对学术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令世界各地有关的劳工运动活动家和研究人员很感兴趣。

作者简介

具海根（Hagen Koo），系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学教授，曾编著《当代韩国的国家机器与社会》等较有影响的书籍。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二章 产业大转型第三章 韩国产业中的工作和权威第四章 殉教者、女工和教会第五章 工人和学生第六章 工人认同和意识第七章 劳工大攻势第八章 处于十字路口的工人阶段参考文献英汉对照索引

用户评论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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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者都对于工人所处的外部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做出了考察，以及对于工人自身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给予了恰当的关注。
  　　
  　　相比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个人感觉两者的论述思路其实是很接近的，都是由两条基本线索串联起来的。其一是将工人运动放入宏观的社会结构中去考察，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来说明这些要素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且都强调了政治与劳工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其二是充分认识到了工人本身的主体性。具用了一个章节专门讨论工人认同和意识，而裴也强调她书写的重点是工人并非铁板一块，任人形塑，而是有充分能动性的主体。
  　　
  　　裴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其论述分为地缘政治，政党政治以及产业政治三个部分。相比具，裴对于工人内部的分化及其结构做了更加详尽的论述。两者大致都是以时间为线索，串联起工人运动（裴的著作中表现在其对于政党政治的论述），并将各种影响因素交织在文中。但具是根据韩国工人运动的不同阶段，在每一阶段都将工人视为一个整体；而裴在一开始就考察了上海工人内部的不同帮派及其分化，以及随不同帮派而产生的不同政治倾向，针对理解上海的工人及其罢工活动大有裨益。与此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形态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即在中国这种重视人情、关系的社会中以地缘、业缘为基础的团体的重要性。
  　　
  　　两者都考察了政治的影响，基本思路都是以政治环境、政权更迭为线索的，而由于两国政治轨迹不同，因此侧重各有不一。裴主要集中在国共两党的关系变更对于工人运动产生的影响（政党政治），总的来说，裴的论述维度更多、更广也更细致。相比之下，具的论述较为宏观，但这种差别与他们选取的分析单位不无相关。具所论述的是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韩国工人，而裴仅是选取上海的工人为切入口，也难怪裴的论述可以更加细致，因为若要以国家的工人作为单位，这样细致的内部区分便不具备可行性，同时也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裴虽然选取了上海工人，但其著作的副标题是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故可以窥得其欲以上海工人为例，来探求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工人整体状态的尝试。裴的论述的贡献在于突破了旧有的将中国工人问题限制在“中国党史”“阶级地位”的框架中，而更关注存在于工人之间的世俗关系（地缘政治）以及行业分工（产业正式）。
  　　
  　　但可能是由于裴选取的论述单位太小，可发挥之处略多，维度也很多，使得裴的著作读起来有杂乱之感，反而不如具的清晰明了。但也正因为如此，具的文字读起来没有裴那么有趣。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54a6ec0100q501.html
  　　
  　　具海根教授讲座报告：韩国工人运动的兴衰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英文写的。批判性较强，非喜勿入。
•   　　具海根的《韩国工人》一书实在属于偶然所得。是在看一篇关于社会建设的论文的时候无意发现有这本书，因为我当时一直关注农民工这个群体，我最近在自己的一篇论文中也是将这一群体称作“移民”，一是为了减少歧视性，二是中国的这一群体非常符合国际上的移民概念。那就是“人口迁移，其活动范围涉及广泛，如殖民美洲、移民欧美等地。移民为那些有一个国家或区域，移动到并长期居留与另外一个国家或区域，在移民地从事生计性的经济活动，并被课以当地社会义务的个人或人群。”实际上农民工这一称谓本身带来的是两种不同的角色，这种角色在纵向的社会结构中看去，也就是身份和等级了。现在想一想，这一群体对于这个称呼的认可，实际上已经某种程度上认同了现有的一种制度安排。至少这种称呼使得这一群体时刻保持着这种认识：身份上是农民，同时还在充当着城市的产业工人。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一丁点的建筑在公民权利基础上的抗争意识。我也一直在困惑，为什么这部分群体不能够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然后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抗争，无论这种抗争单单是为了某种经济利益，比如说增加报酬，改善工作条件。还是说旨在一种公民运动。这种公民运动是指以争取公民权利为基础，这种抗争更多的是社会性的而不单单是经济性的。所以带着这样的困惑，我选择了这本书的阅读。这本书延续了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写法，走出结构主义，采用了建构主义和历史体验的写法。从这本书的写作来看，韩国工人进行抗争一方面是具有经济方面的刺激，也就是物质方面的追求。而且很多运动确实是直接源于工人的非常低的物质待遇。但同时我们看到，有些运动确实基于追求一种做人的尊严，也就是某种类似于公民权的东西。韩国的农民工可以忍受各种低待遇，但是他要追求一种做人的权力和尊严。从这里看，运动的实践远远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要深刻许多。阶级在其自身未必就能自动导致阶级为其自身的运动。当然马克思讲到的利益刺激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但是我觉得这种视角很多时候不仅仅是像大多数人说的那样不全面（这部分人多拿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说事），而且我觉得深刻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我们发现很多运动的激发未必就是经济刺激。就像波兰尼在大转型中说的那样“实际上，阶级利益对社会中的长期运动所能提供的解释是非常有限的，阶级的命运更多的是被社会的需要决定的，而不是反过来，社会的命运被阶级的需要所决定。”这里韩国工人的运动现实给这一反思提供了很好的注释。这里实际上作者所要表明的就是，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未必会导致这一群体的社会运动的发生，同时物质利益并不是刺激社会运动的唯一因素，甚至也谈不上是什么最深刻的因素，而是工人参加运动所带来的深刻的体验造成了“我们是工人，我们是被压迫者”，也就是阶级意识和认同的形成。韩国历史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工人为主体的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不管最后打没达到既定的目标，或者说最后归于失败，它们总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场所，或者说是一个空间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当然会形成一种规范，当然会形成一种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力量。那么这种深刻的体验就带来了不单单是信息的共享之类的技术层面上的经验，而且真正的会形成一种群体认同和意识。文中，作者还提到了韩国传统中的“恨”，所谓“恨”，是指一个人因长期积累的悲愤和遗憾，或者一个人经历的社会不公而在内心形成的愤怒。这种恨会通过这种运动恰当的发挥出来。当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碰触到了这种“恨”的时候，这种“恨”就会激烈的爆发出来，形成某种行动的动力。这种“恨”，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是百姓手头知识中的一种“社会公正观”。而且这是一种底线的公正观。当然我们也可以质疑这种公正观真的是那么正和一致的么，实际上，在这里这种问题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恨”所彰显的底层大众的“社会公正观”已经在运动中起到了非常好的团结和动员作用。这使人想起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的“诉苦”运动来调动一种所谓的“阶级意识”。在这样一种仪式下，阶级意识被建构出来了。作者同时看到了在工人社会运动中宗教组织和学生以及党派的作用。因为之前看过赵鼎新的《社会运动讲义》，所以我觉得这里作者的分析思路是明显的受到了美国近些年社会运动研究中的资源动员过程理论的影响。我觉得在中国，宗教组织和党派的在即将在未来有可能爆发的社会运动中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作用。因为宗教组织和党派都是要么被压制要么吸纳进体制内，而且明显不是国外的那种轮流执政，并且势力都是非常小的。我倒觉得学生在这样运动中可能会发挥一定作用，因为中国的学生正在成为未来的产业大军，这部分人里面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因为工作机会的有限而被挤压到传统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当代大学生的权利诉求意识都是很强烈的，加之现在扁平化的信息共享解构，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这部分群体会在将来的社会运动中充当大任。当然这种运动未必是那么激烈的，或许会以一种温和的形势发生。
  　　
•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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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之所以写本书，是因为他发现了在韩国工业化、民主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其工人阶层（本书的讨论仅限蓝领工人，本文亦然）的遭遇、反应与斗争，最终促成了一个不成熟的阶级的诞生的这段历史，非常具有社会与历史价值。本书重点是描述韩国特定的文化与政治环境对于其工人阶级发育的影响，以及最终造就的局面。作者不认同存在”不言自明“的阶级利益与阶级斗争，而是以动态的、发展的阶级观作为其论述的基础——阶级本身就是社会产物，其产生或消亡都是有条件的，并不存在什么阶级夺取胜利或者覆亡的必然性。
  　　我之所以看这本书，是在看了《中国各阶层分析》之后，产生了阶级如何形成的疑问，从而找到该书的。我的疑问部分得到了解答，但似乎产生了更多的疑问，由此我更需要整理我在阅读过程中得到的零碎冲撞的想法。
  　　
  　　前提（60年代）
  　　阶级形成之前，需要经历群体——阶层——组织等等形态，最原始的群体，是由大量的处于相似社会地位的人构成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大量从农村人口转移而来的工业人口，视为最根本的前提。此时的政治文化环境是：韩国普遍遵从的儒家思想仍然占统治地位，社会从上倒下充斥着家长制的作风，而这种作风由于专制的政治制度得到了强化。由于50年代的内战，从而产生与朝鲜的意识形态对抗，使得左倾和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无产阶级革命等思想成为了国家的禁区。这一时期，独裁政府希望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强调其合法性，强烈的发展经济的需求和资本紧密地结合起来，完全忽视了劳动人口的利益，企业的管理者受到文化思想的影响普遍采取了僵硬而强制的措施对员工特别是下层员工进行严苛的管制。工人劳动时间之长（60时/周以上），工作环境之恶劣（事故频出），地位之底下（经常性受到各种形式的辱骂、责罚、骚扰）、报酬之低（几乎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与再生产需求）达到了忍受的极限。这个阶段的劳工本身的特性是：受儒家思想和教育熏陶而具备更强的忍耐能力，受教育水平低下，存在严重的自卑心理从而对自己所处的阶层存在强烈的”逃离“和不认同感，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阶层的一分子，正承受着压迫，心中不断郁积着疑惑、怨念、自我怀疑——也就是韩国文化中所说的”恨“。
  　　
  　　起因：女工+教会（70年代）
  　　女工之所以能够在抗争运动中最早觉醒，有以下几个原因：
  　　1.女工受到的压迫较之男工更甚。她们大多在轻工企业从事简单重复但极高强度的劳作，同时在薪资、职业发展与工作稳定性方面承受着性别歧视。
  　　2.教会此时在韩国的活动程度较高，他们普遍带着解救苦难的色彩，其对人与人性的尊重成为工人阶级舒缓心理压力的重要出口。为了得到安慰理解和尊重而参加由陌生人组成的宗教活动的行为，对女性而言更加自然，因为男性有维持自己坚强独立姿态的心理需求。
  　　工人斗争的导火索是一位男工的自焚，从此以女工为主体，教会担当教育组织协助的罢工静坐绝食示威运动不断涌现，规模也逐渐增大但基本上仍局限在企业内或有限的区域内。这一阶段的口号是”要求得到人的对待“，斗争的目的也从一开始争取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改善待遇，逐渐上升为要求建立摆脱管理者控制的独立工会——因为他们在斗争过程中意识到了短期的经济利益是无意义的，只有建立了真正维护和争取其利益的组织才能获得真正的改变。
  　　这一阶段工人的阶级意识开始萌芽，其进程进入了斗争——镇压的循环，但每一次升级的镇压行为，都同时酝酿着下一次更大规模的爆发。
  　　
  　　发展：工人+学生（80年代）
  　　随着军政府的上台和对教会的严格控制，教会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政治民主化运动的先锋——学生接过了传教士手中的接力棒。大量的学生通过隐瞒身份混入工厂，在工厂中领导和教育着工人，努力培养他们的阶级意识。这一时期的斗争不再局限于女工，工人们普遍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承受残酷压迫的事实。运动的地点也大多出现在汉城——仁川地区，这一地区的工业发展程度造就了数量庞大而高度集中的工人群体。
  　　政府的高压政策使得每次工人都损失惨重哦，工人领袖被逮捕，积极分子被企业除名并且再也无法找到工作。但这客观上早就了一大批职业的工人活动领袖，他们活跃在各个企业的工人组织之间，其广泛传播的秘密网络将斗争由企业层面升级为地区水平。
  　　伴随着国内政治民主化斗争的进程，工人的阶级意识在斗争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教育和发育，他们终于可以将自己置身于一个阶层，希望从社会制度层面去改善所处的阶层的待遇，从而改变个体的境遇。需要注意的是，在民主化斗争中工人阶层（特指蓝领）并没有起到突出的作用，究其原因还是其思维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很难从社会制度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能够从关注自身利益出发，形成阶层的共识进而形成阶级意识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进步了。
  　　
  　　高潮：1987大罢工——独立的阶级
  　　当阶级意识培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通过合理的组织处于阶级内的人群能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之前的所有斗争和压制都为这一次大爆发做着酝酿和准备。“工人未能实现他们提出的释放工会领导人的要求，但通过都中，他们成功的获得了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团结精神诞生了。从越来越多的参加斗争的工人当中，可以明显看到高度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
  　　
  　　现状：转折与妥协
  　　90年代中的政治民主化斗争的胜利，独裁政府的倒台，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功成身退。如前面提到的，工人阶级在民主化进程中没有起到主导的作用，而是依靠其广大的人群和在斗争中迸发出的力量，强有力地支援了民主化斗争的同时，给予了政府和资本家极大的压力。在87大斗争的基础上，结合政治民主化的胜利，已经被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为什么没能更进一步形成一股强大的阶级力量呢？
  　　从政治条件看，这一时期的韩国被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全球化的竞争中来，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此基础上频繁的工人罢工和斗争行动势必使得韩国本已吃紧的国际竞争力雪上加霜，于是新组建的政府在对劳工的立法方面并没有向工人倾斜，而只是将之前过于倾向资本的天平向中立的方向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在限制劳工的措施方面的关键要素仍然是对工会组织——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紧密有效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始终无法被建立起来，于是只能停留在企业和地区的水平。
  　　从资本的角度，由于对斗争的妥协以及与国际市场日益紧密的连结，企业管理者在大幅提高工人福利待遇的同时，也结合了外来的先进的管理方式对企业实施改革。过去家长制的，残酷僵硬的管理方式被人性化和柔和灵活的手段所代替。
  　　从工人本身的角度看，总体上待遇的大幅提高使得他们参与斗争的动因大大降低了。同时由于其身处的不同企业的效益差异化日益显现，以及一直存在的性别歧视，使得其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大型企业的工人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待遇，以及企业内部工会对企业员工利益的维护，他们不再愿意参与到各种与自身利益相距甚远的活动中去。小企业的员工由于企业自身缺乏稳定性以及频繁的工作变动，使得他们本来就相对较差的待遇都无法通过企业工会得到保障；女工则更多地为了消除性别歧视而发起斗争，偏离了过去统一的阶级意识的方向。
  　　以上的几方面因素综合起来造就了当今韩国工人阶级的趋势，刚刚发展起来的阶级力量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又迅速的缩水，最终达成了和环境的某种程度的妥协。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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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意义：尽管工人不是政治民主化斗争的主力，但书中仍然能够找到关于民主斗争的侧面描述，其中的一些特征相信我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政府和资本的勾结，部分工人受到境外势力的陷害和引诱，意识形态的帽子（当然他们的方向与我们是恰恰相反的）……这些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时隔不久的事实、经验和教训都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斗争的持久与残酷：从60年代萌芽至80年代末而逐渐归于平息的无数次斗争，都伴随着暴力和流血，而这只是韩国整个社会改革过程中的一部分。一次次的爆发，一次次的反扑，抛开意义与精神，这些斗争本身，已足以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
  　　学生的行为：他们幸运地获得了良好的教育，拥有了成为白领阶层享受更好的生活的机会，但他们放弃了。在隐藏身份在条件极差的工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同时，他们需要去教育和组织工人，去冒入狱甚至送命的危险，为的是心中的理想。尽管很多学生没能坚持下来，但仍有很大数量的学生在社会的最底层贡献出了坚实的力量。我为他们的行为感到钦佩，为他们最终获得的胜利感到欣慰。平心而论我做不到这些，你呢？
  　　阶级的意义：作者在书的末尾，对工人阶级力量的日益减弱感到惋惜，并提出了一定的期望，这使我思考一个问题——阶级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为了代表一类人，去发出他们的声音，争取本该属于他们的利益。有一种说法认为阶级，是阶层的激化形态。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越极端是，就越可能产生阶级。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相对平衡，那么各类群体应该稳定地处于阶层的形态，他们有自己的管道去发出声音，影响控制利益分配的政权，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套相对现实而合理的机制去监督利益分配的具体过程。也就是说当阶级的斗争取得了成果，人们获得了应得的利益的同时社会民主的机制也建立起来了，这不正是韩国的情况么？那么这样的情况，又何必一定要去期望一个强势的阶级的存在呢？强势的阶级不但不会带来正面的效用，反而会成为打破新平衡的潜在威胁。那我们可不可以认为，阶级建立和存在的意义就是消灭阶级，建立一个平衡通畅的社会？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消灭阶级和马XX的那个消灭阶级有着本质的区别。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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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在眼前的两个活生生的例子：韩国和台湾，他们都是在近几十年里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最终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民主化。
  　　他们经历了些什么？他们的历史有多少参考价值？民主实现的途径一定是多元化的，问题是路在何方呢？
•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以下简称《韩国工人》）一出版，很快就在学术界引起反响，美国社会学会授予该书“二○○一——二○○三年亚洲问题最佳著作”。这本书之所以引起好评，在于它不是从政策制订者的角度和工业家的角度来讲述韩国的“经济奇迹”，而是从韩国工人的角度来讲他们的苦难、成长与斗争，揭开了韩国工业化过程中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另一面。作者是充满着对工人阶级的理解与同情来写这本书的。在方法论上，作者采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E.P.汤普森所使用的历史主义方法，在研究欧洲十九世纪阶级形成与斗争历史的基础上，对韩国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成长史首次进行了详实的研究。
  　　　　二十世纪下半叶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中，韩国几乎是惟一一个伴随着工人阶级成长的例子。《韩国工人》告诉我们，在韩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以工人的受歧视、受剥削，甚至受到非人道待遇为代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的工人阶级从一个新出现的分散的弱势群体，逐步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登上了韩国的历史舞台，为自己的命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结果促使韩国的社会向更民主和更公正的方向发展。
  　　　　像韩国工人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的阶级运动，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和八十年代已非常少见。回过头来看，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长，与韩国当时所采取的“发展主义”有关，而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消退，是韩国的政治走向“合作主义”的结果。
  　　　　所谓“发展主义”并没有精确的定义，它指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把发展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在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发展主义十分盛行。在韩国，“发展主义”是从朴正熙政府开始的。朴正熙政府采取了一种加速而不是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试图在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宣称政权的合法性。以这种增长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鼓励韩国资本家主要关注的是抓住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同时取得由国家控制的资金。
  　　　　但是对于工人呢？韩国政府以一种十分明显的支持资本反对劳工的态度来处理劳资关系。政府对管理方违反劳动法视而不见，但镇压任何劳动骚动却十分迅速和残酷。“工人要求政府保护工人免受滥施劳动权威危害的呼吁通常遭到忽视，而雇主提出的阻止建立工会的干预请求往往得到很乐意的响应”（24页）。
  　　　　这种发展主义下的工业化，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可以是一个“奇迹”，但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饱受压迫与剥削的过程，也是不断形成阶级意识与政治意识进行反抗的过程。《韩国工人》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发展主义”在东亚“四小龙”中都存在，为什么只在韩国形成了强大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韩国政府对工人采取了更为敌视的立场，更强烈的压制与镇压；另一个不可忽略的是韩国企业中家长式的专制主义，使韩国工人受到的非人道、不公正待遇极为突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韩国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口绝大多数住在农村，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农业占GDP的一半以上。韩国的工人阶级虽然早在二十世纪初就诞生，但是自南北分裂后，因反共的意识形态，工人运动基本上受到镇压。自六十年代初以来，韩国经历了一场伴随着社会经济大转型的快速工业化过程。 “快速工业化伴随着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使千百万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变成城市中领工资的工人。这是世界已知的最快速、最具压缩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之一，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造成了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用一个世纪才完成的大规模变迁。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演化，与这一快速的、地理上集中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密切相关”（29页）。
  　　　　韩国的工人阶级主要来自农村。这些新的产业工人当时被称为“打工仔（kongdoli，孔多里）”、“打工妹（kongsuni，孔顺尼）”。在韩国文化中，这是两个具有羞辱性的名词。“孔”是指工厂或工业，“多里”、“顺尼”是韩国时常用作对下层阶级男孩和女孩的称呼，是指给人做仆役性工作，生来不幸，不得不在工厂干粗活的人,在社会上被叫做“臭工人”。我们可以想像，这些年轻的农家子弟，是怀着赚取更多收入和对城市生活美好的憧憬进入城市，加入产业工人的队伍。但是，在工厂里他们所遭遇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生活。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工人劳动时间的长度是世界之最，一天工作十四小时的不在少数，企业管理人员并不是按照法律或契约进行管理，而是按照文化传统和政治上的优势行使权威。工人不是被视为有着自己合法权利的劳动力出卖者，而是被视为传统社会的仆役，不仅劳动强度大，工资低，而且任何不满都会遭致工厂的除名。更重要的是在人格上受到压迫和非人道的对待。在工人的不满中，非物质性要求超过了物质性要求，最主要的是希望得到“人道对待”，而不是被像机器或动物那样对待。《韩国工人》在这方面给了我们许多具体的描述，详细而生动地说明了韩国的工业化是以一代工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的牺牲为代价的。这就是韩国工人为什么会从像“原子般”的分散，而却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一个组织化的阶级的原因之一。
  　　　　韩国工人运动的起点很低，与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兴起相比，先天条件也非常不足。按照E.P.汤普森的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英国工人阶级的崛起，并非只是生产体系中的结构地位自动产生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营造阶级的自觉的活动。以后按照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对欧洲工人运动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形成依赖于三个条件：
  　　　　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文化、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手工业工人对大机器工业侵犯他们古老的权利的反抗，使他们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头羊。手工业者为工人斗争提供了领导、组织资源和语言。
  　　　　一八三○年的法国革命为欧洲的工人运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话语：平等、自由、契约、个人主义和公民权等。它为工人运动提供了话语、正当性以及组织空间。
  　　　　第三个因素是政治制度，即政党在阶级组织和阶级行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对于韩国来说，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与欧洲的十九世纪工人运动相比较，韩国工人阶级是在一种极其不利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诞生的。国家采取的是鼓励资本的发展，而严格限制劳工的政策，它不仅颁布法令禁止外国投资公司工人的罢工，还实施各种限制性措施来处理劳动纠纷，在一九七一年实行紧急状态以后，停止了宪法规定的两项工人的基本权利：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和集体行动的权利。直到一九九八年金大中总统明确采取合作主义的政治体制前，国家政权几乎都是站在工人的对立面。而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转向低潮和韩国国内反共的意识形态，使得韩国的工人阶级很难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话语权，不能从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得到有利的支援。
  　　　　但是，正是韩国的“发展主义”，造就了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其根本原因，在于韩国的发展主义虽然打着振兴民族经济的旗号，但其实质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因而造成在经济上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在政治上对工人的专制。这正是造就韩国工人阶级的直接原因。
  　　　　虽然缺乏欧洲当年的条件，但是，韩国的早期工人运动得到了进步教会在道义上的支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韩国的学生运动兴起。他们把劳工不再看作是人道主义关怀的对象，而是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者，是社会改造潜在的最强大力量。从而，进步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开始参与工人运动，为工人运动组织的建构和话语的提供起了积极的作用，提升了工人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帮助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
  　　　　从韩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的目标主要是争取“得到像人一样对待”的斗争。这一时期工人斗争的特点是“高度情绪化、暴力性、无组织和短命性。实际上所有劳动冲突和工会化斗争都只局限在单个企业的范围内，当时的劳工活跃分子很少注意发展行业层面或地区层面的劳工组织。工会活动分子的主要行动方针是经济工会主义，关注的是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以一九八七年夏天现代集团的工人举行的大罢工为标志，韩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发展起来，工人运动超越本企业或本公司，发展成企业间和地区性的组织。斗争的目标也从改善本身的地位，上升到反对专制主义，既反对政府对工人阶级的专制主义，也反对资本家在企业内对工人的专制。韩国的工人阶级已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一九九七年一月，韩国工人因抗议新通过的劳动法而举行全国性的罢工，共有三百万工人参加，持续了三个星期，最终以政府宣布妥协而告终。它标志着韩国工人的斗争已不是发泄愤怒，争取经济上的好处，而是更关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的问题，从事的是政治斗争。
  　　　　然而，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机是韩国自朝鲜战争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经济危机。在韩国政府的请求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了韩国五百七十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同时，也向韩国提出了强制性的经济结构改革方案，要求进行大量的裁员和进行以弹性劳动市场为方向的制度变革。很显然，这种方案能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韩国工人能否为维护产业界和社会的稳定而接受这种牺牲。
  　　　　韩国政治的转折点出现在金大中政府时期。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四日，按照社会合作主义模式，韩国组成了由劳资双方和政府共同组成的“劳资政治委员会”，就三方共同分担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在基本原则上达成一致。这次事件标志着韩国政治向合作主义的转变。它表明，韩国的工人阶级成为政治体制内的一个重要力量，在体制内出现了劳资之间谈判、妥协甚至合作的空间。这种转变无疑使韩国的政治体系更有弹性，劳资之间的矛盾相对容易协调，社会也更趋稳定。在这种转变的背后，资本集团也意识到必须与工会并存，接受工人集体讨价还价作为维护产业秩序的一部分，企业内的家长制和专制作风有了很大的改变，大企业对职工的福利也有很大的改善。在这种背景下，韩国工人运动出现逐步与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分离，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分裂，狭隘的企业工会主义重新在韩国的工人运动中占了主流，工人变得更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自私和不问政治。韩国的工人运动开始转入低潮。
  　　　　按照作者的说法，韩国的工人是“处在十字路口的工人阶级”。在他看来，“尽管韩国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和旺盛斗志世界闻名，但在组织、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它仍是一个弱小和容易受到伤害的阶级。这是一个阶级意识还很粗浅、还有矛盾性的阶级，没有任何强大政治组织或党派支持，对社会结构替代选择方案没有明确的设想，只有初步形式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共同体生活和文化模式”。
  　　　　确实，特殊的时空背景和短暂的历史使韩国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成熟性。它虽然形成了自己的阶级意识，但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引和支持，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也没有进一步提出政治上的目标与诉求。韩国的工人运动既没有发展成为与社会的贫苦阶层结合的“社会运动工会主义”，更没有像十九世纪的欧洲工人运动那样提出过“社会主义”的理想，它所提出的最高目标只是工人自身地位的改善。
  　　　　从整个国际背景来看，韩国的工人运动也是孤立的。国际的工人运动正处于低潮。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是资本的黄金时代，而不是劳工的时代。全球化即意味着资本的扩张，冷战结束即意味着代表资本的意识形态的胜利。在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是一边倒的。这个时代也注定着韩国的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独立阶级的发展会遇到的局限性。韩国工人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韩国的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在政治制度上，它是代表资本利益而排斥甚至压制工人的；在企业制度上，它带有前资本主义特点的专制主义和超强度剥削。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当韩国的政治体制转向合作主义，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得到改善，工人阶级就会转变为一个体制内的力量，而不以推翻这个制度为目标。这样的结果，与欧洲工业化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命运大体是一致的。
  　　　　但是，并不能因此而低估韩国工人运动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没有工人如此坚决的斗争和因此做出的牺牲，韩国的资本集团不会那么快地接受合作主义的政治制度。
•   　　以前对韩国的了解，只限于韩国的经济成就，韩国的文化产业，韩国人的爱国精神和刚烈
  　　性格，对韩国取得的现代化成就很是钦佩。印象中接触到的宣传都是介绍韩国工人多么爱
  　　国，为了国家牺牲自己，而且有很多文章分析亚洲四小龙崛起的重要原因就是儒家文化让
  　　四小龙的国民们默默无闻的奉献和奋斗。
  　　读后《韩国工人》这本书后，才明白韩国工人并不是那么顺从，韩国工人在韩国现代化的
  　　过程中并不仅仅限于经济上的贡献。
  　　该书的总体结构是以编年史的结构编排的。先是总体上叙述和分析韩国工人运动的缘起，
  　　然后以产业转型、权威、性别、宗教、学生、工人认同等专题对韩国工人运动发展展开分
  　　析，注重把韩国工人运动中的这些小的方面放在大的时空背景（主要是文化和政治）下去
  　　审视，最后对工人阶级的现状和未来做个总结性分析。总体而言，作者对韩国工人运动的
  　　分析是纵深又不失磅礴。
  　　最独特和鲜明的是该书的视角，不是宏大叙事，不是社会精英，而是以社会底层的工人为
  　　主角。从这个视角来解读韩国的现代化，凸显人，凸显底层的人，这是这本书的最大特色
  　　，也是最有价值之处，我认为。
  　　一路读来轻松不艰涩，在并不沉重的阅读中观光了韩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且还对韩国现
  　　代化也对了几分深入的了解。 感觉对这本书的阅读很有意义。
  　　说了这么多，步入正题，谈谈看了此书后的具体收获。主要有两点，一是韩国工人的艰难
  　　成长历程，韩国工人运动的辛酸发展史；二是韩国工人运动与政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
  　　第一个方面其实主要是讲韩国工人对韩国现代化的经济上的贡献。韩国工人运动早期（上
  　　个世纪七十年代），运动多以女性为主，并且地点集中在几个地方，这是与韩国工业发展
  　　历史有关系的。韩国最早是轻工业出口，因此女工居多。因此，工人运动多以女性为主。
  　　那个时候，百废待兴的韩国，经济落后，城市工作的拉力和农村贫困的推力，使得他们对
  　　工作条件的恶劣具有超强的忍耐力。在他们写给工头的信中写道，愿意一天工作十二小时
  　　以上。这在八十年代后的工人是不可想象的。后来随着韩国产业向重化工业转型，工人运
  　　动中的男性工人逐渐占据主导。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的大罢工中看得很清楚。从书
  　　中描写的韩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不管是轻工业还是重工业，不管是女工还是
  　　男工，韩国工人生活状况的逐渐改善不是靠资本家主动施与的，而是靠工人自身的不懈努
  　　力一点一点的改善的。
  　　不得不说的是，韩国文化中的劣根性——性别歧视比较严重，也被掺杂在韩国工人运动中
  　　，并被资本家利用，挑拨男工和女工的矛盾，来分而化之。但是，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韩国女工们在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并没有为自身性别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呐喊过，她们呼
  　　喊的只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呼声。所以，尤其值得钦佩。
  　　韩国工人兄弟们奋斗的目标从开始的每天十二小时工作为理想到后来追求普通人的尊严，
  　　并没有过分的要求。运动的目标也逐渐由经济转到政治，当然，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由于政府调控的规范化、民主化和资本家采取更加高明的控制策略，工人运动的目标再次
  　　回到现实经济目标。不管怎么说，运动归运动，韩国现代化的建设，主力军的位置永远属
  　　于他们。
  　　再来看看第二个方面，韩国工人运动与政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前面我说了，读了此
  　　书后才知道韩国工人对韩国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上的贡献。现代化的含义绝不仅仅是经济
  　　上的富裕，还包括文化的发达，政治的开明和民主。可以说这点，韩国工人运动也是功不
  　　可没。
  　　书中写到，自七十年代起，有三种势力逐渐融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宗教、学生以及知识分
  　　子。宗教主要是韩国进步解放神学，关注韩国劳工的悲惨境遇，为他们的境遇呐喊和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但终因态度温和和软弱而始终只是工人运动的促成因数之一。学生和知
  　　识分子对韩国工人运动贡献是比较大的。他们主动关心和关注工人，并为他们利益呐喊，
  　　并且主动去成为工人，加速工人的组织化，提升工人运动的水平。并努力提升工人的眼界
  　　，逐渐把工人运动的目标从经济上向政治上转，最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罢工中，就
  　　出现了政治目标为主的罢工运动。很多事情，都不是一次能成功的。韩国的民主化无疑是
  　　社会运动一次次冲击的结果，在这里面，韩国工人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中
  　　国共产党解放前能逐步发展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与对工人的关心和发动，是很相似的
  　　。
  　　 说完读书的具体感受，对比韩国的工人运动，突然想起了中国的工人们。他们也是从被人
  　　喊“打工仔”、“打工妹”一路走过来的。我们的工人们也是处在波兰尼说的“大转型”
  　　时期。我们的工人们的工作和生存状况和韩国工人早期有着惊人相似。好在政府已经及时
  　　预见到了工人们的弱势境遇，在各方面下功夫努力解决问题，改善工人们的生活状况，使
  　　得整个社会向着真正和谐的方向发展。当然，还远远不够。
  　　读完此书后，确实感觉到，历史是由人民推动向前发展，而且是国家、社会和公民等社会
  　　各个部分互动、博弈的结果。
  　　
  　　
  　　 国家 媒体 社会 公民
  　　
•   　　1970年11月13日下午，位于汉城西南部服装工业区著名的平和市场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十几个年青工人高呼口号，要求改善平和地区服装工人的工作条件。但当他们聚集到一起之后不久，警察和市场保安冲了进来，企图化解抗议活动。抗议者拒绝退让。他们筹划这一抗议已经有些时间了，决心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这回并非他们第一次尝试示威。以前的尝试，曾因政府做出按照他们的要求迫使雇主改善工作条件的虚假承诺而流产。这些抗议者是一个称为”三栋会”的小劳工团体的成员，三栋会由在平和市场血汗工厂工作的十几名年青裁缝组成。组织该团体和这次示威的男子，是22岁，名为全泰壹的裁缝。
  　　
  　　全泰壹曾深切的关注这个服装加工区的工作条件，并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寻找改善２万多明工人工作条件的途径。他给劳动局、报纸甚至给总统写国请愿书，呼吁他们关注该服装区正在发生的人类苦难。在三栋会会员的帮助下，他甚至进行过一项调查，将有关平和市场地区存在非人工作条件的确凿证据提供给当局。但是一切都是白费力气。他的呼吁被忽视、嘲讽或以虚假的承诺打发。最后，全泰壹得出了残酷无情的结论：出了极端的抗议行为之外别无他法。在他为11月13 日的示威做准备的同时，全泰壹私下做好了为劳工斗争事业牺牲自己的准备。
  　　
  　　在抗议者与警察和市场保安扭打的时候，全泰壹消失了几分钟。当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罐汽油。突然，他把汽油浇在身上并点着了。他的身体顷刻被烈焰所包围。惊恐的人群听到全泰壹在火焰中高喊：”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在星期天休息！”"遵守《劳动标准法》！”"不许剥削工人！” 人们看到他正拿着一本《劳工标准法》小册子。这时一本一两年前他在旧书店里惊喜地发现的小册子。因为，让他感到喜出望外的是，这个国家的劳动法有对工人有利的有关工作条件和报酬的规定。他勤奋地研究了这些劳动法，把希望寄托在它们之上。他给政府当局写过很多信，希望当局能让雇主遵守这些法律。但他最终意识到，无论是政府还是雇主对这些法律都毫不关心。当他的同伴终于把火扑灭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被烧焦。他半知半觉地请求他们：”请不要浪费我的生命。”他被送往医院后，留下了给他深爱的母亲李小仙的最终遗言：”妈，请完成我没有成功完成的任务。”接着，又对他的母亲说：”妈妈，我……饿了。”然后咽下了他最后一口气（Cho Young-rae 1991, 281~292）
  　　
  　　从很多方面看，全泰壹的自焚标志这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开始。它在千百万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种子。同时，到当时为止，韩国还没有一种神圣和受到推崇的传统可以用来其实和动员工人努力争取达到集体目标，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全泰壹的自焚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强大的象征。这一事件还表明，快速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所产生的产业关系问题开始不再被隐藏在产业领域，而是开始称为容易导致紧张和社会冲突的起因。产业工人已经进入到成为韩国社会斗争和社会改在的一支关键力量的历史阶段。（本书88页）
  　　
  　　说起近代的韩国，除了大举入侵的流行文化以及曾出不穷的电子消费品，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名头（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还有怎样的印象呢？思来想去，好像出了抗议WTO的悲壮韩农之外，就只有最近倒霉的黄禹羲教授了。我们的思维脉络竟然贫乏地支撑不起一个丰满的韩国想像。而具海根（Hagen Koo）教授的这本书，则向我们揭示了韩国的另外一面：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兴起的，堪称２０世纪规模最庞大的工人运动之一的韩国工人阶级的兴起及其文化和政治内涵。
  　　
  　　和平市场是一片长约一个街区、四层楼高的迷宫式建筑，散步着作坊式服装厂和服装店，雇佣着2万明年青工人，其中90％为妇女，年龄大约在14－20 岁之间。他们在地面离天花板不到4～5英尺的而小格子间里工作，既看不见阳光也没有通风设备。他们一般被迫工作14小时，得到的是美元不到30美元的工资。徒工构成了这支劳动队伍的1/3以上，他们只能得到裁缝工正常工资的1/5（每月3000韩元）。徒工的平均年龄15岁，靠着这样低的工资，她们甚至无法养活自己。
  　　
  　　和平市场仅仅是70年代韩国经济腾飞的一个缩影。当我们的目光都盯住GDP增长数字的时候，正是这些韩国工人们忍受着超低的工资水平，超强的工作强度以及超长的工作时间，一点一点把韩国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亚洲小国变成了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但是这一些却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视野。人们总是健忘，从来不想让这些读来让人不舒服的真实摆在台面上供大家瞻仰。但是历史又是无情的。当我们面对珠江三角洲的血汗工厂时候，再对比韩国工人们彼时的境遇，难道没有任何的启示吗？我甚至觉得，这本著作的现实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它与当下中国某些情况惊人的类似。都是以”发展主义“导向的经济模式，都没有意识甚至是故意忽略保护劳工的利益，都是政府一味地向资本家倾斜。这一切不正是30年多年以前在韩国所发生过的吗？难道，难道我们的国家也希望经历那一场前后持续近10年的社会动荡吗？这一切值得我们深思。
  　　
  　　抛开这一切，从学术的角度说，具教授的这本著作，从60年代韩国经济转型开始，一支写道2000年金融危机过后。深刻地剖析了韩国工人运动形成的吸引，文化背景，政治因素以及在更大视野之下对于整个韩国社会的影响和全球化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决不会偶然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他身后必然有复杂悠远的历史脉络。在面对波澜壮阔的韩国工人运动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发出这样的困惑：是怎样因素导致了这一切？
  　　
  　　韩国工人所面临的情况一开始就十分恶劣，这表现在他们缺乏手工业传统（这是欧洲工人阶级兴起的历史渊源），由于战争和殖民，也缺少和左翼进步力量的社会联系，更不要说韩国本土文化中对于做工者的本能性排斥。加上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一味地忽略劳工偏向资本。这一切都决定了韩国工人的阶级形成支路是充满了荆棘和苦难的。可以这么说，在本书的前4章中。每每读到工人这样的日记和信函，就不由自主地眼眶湿润：
  　　
  　　 老板，我们的活太累了。车间太冷了。机器转得太快了，我们怕自己会受伤。请把我们像人一样对待，不要监视我们。我们吃的饭团是凉的。我们要睡一会了。星期天我们要休息，要按时去教堂。我们要读书，灰尘太大，呛得我们从嗓子里咳出污血。胳膊累得好像要折断了。稀料的气味让我们头疼，让我们脚肿了。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Kim Kyong-sook et at. 1986, 183-184)
  　　
  　　 请听听我们这些贫困工人的绝望呼喊，尽管受到社会冷淡的对待和忽视，她们仍在雇主的皮鞭下为能像人一样生活而斗争……我们要向人一样生活，尽管我们贫穷，没有受过教育，但我们通过工会了解到了公正和民主。为了保护我们的良知而不屈服于不公正，我们进行了铤而走险的斗争，难道我们错了吗？我们想恳请你们做出判断。请给予我们慷慨的鼓励。（Dongil pank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 73~74）
  　　
  　　 我问她年龄，她说15岁了。这正好是我开始工作的年龄，现在16年过去了！当我想起自己现在还剩下什么时，我感到很悲伤。她母亲说，因为她有病，所以决定让她女儿开始工作，当她这样说时，脸上显示出深切的关注。这个刚刚开始工作的年青女孩，能受得了这里的工厂生活吗？我担心这活对她来说太重了。另一方面，既然到现在为止家里把她健康地养大，她身体力应当有较多的营养，所以她会波我们能更好地承受。（Won-poong hoebo, no.18）
  　　
  　　这一切都是工人用他们的身体、青春和血汗换来的。即便这样，他们所得到的，确是不人道和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尽管开始的时候困难重重，但是在经过20 年的奋斗和努力，无数像全泰壹这样的先驱的投身和殉道之后，在1987年以及之后的10年内，韩国爆发了规模庞大的工人运动，罢工、组织工会、政治谈判。工人们的阶级意识大规模地觉醒了，他们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和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具海根教授所指出的在韩国工人运动兴起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60，70年代进步教会对于工人的帮助以及启蒙（特别是拉美解放神学对其的影响）。70年代之后学生工人广泛地参与到了对工人教育、政治意识启蒙的活动中来（这也是本书最振奋的章节之一）。那些学生在了解到了工人的苦难之后，放弃了学校的生活，纷纷来到工厂和工人一起做工，体验他们的生活，传播先进的思想。以及女工这一特殊群体在早起工人运动中不可磨灭的成就，都塑造了韩国工人不同于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特殊内涵。
  　　
  　　当经历了近20年代的萌芽，韩国的工人们从1987年大罢工开始之后越发觉醒的阶级意识在90年代中期遭遇了全球化、经济转型、政治高压等等的不利因素。同时因为社会的进步，工人阶级自身的同质性也开始瓦解。则会这样的情势之下，这一新兴的阶级又是如何回应的呢？在本书的第最后章节中，坐着同样指出了新世纪工人运动的局限性以及困惑。
  　　
  　　纵观全书，我认为如果你对历史特别是亚洲现代史以及左翼运动/民主化运动/劳工运动感兴趣，并且愿意拓展你的视野至女权运动，草根文化，又关心当下中国的现实，那么《韩国工人》这本书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原文：http://makzhou.warehouse333.com/2006/03/19/korean-workers/
•   　　韓農走了，無論如何總得找點東西承托（當然我不會冒進地充與他們很friend）。藥石亂投找有關韓國的資料，找到一本基大應該細心研讀過《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作者具海根找來了很多六十年代至今的韓國工廠工人寫的短文章，安插在很正宗的社會學分析框架內，儘管人名工會名企業名都難記得很，可讀性還是一流。
  　　
  　　望文生義，書是希望解釋韓國為甚麼能在由六十年代開始的二、三十年內，發展出大大規模大組織並且進攻性特別強的工人力量，宏觀來說政治條件是甚麼、企業操守又是怎樣；微觀來說，工廠內的工作環境如何，捱世界的工人有甚麼感覺，串連的過程等，作者耐性地慢慢交代。作者的推論是否完足和具說服力，當然可以大辯特辯，特別是以社會條件作論據這種進路，解釋工人階級的形成，是否（還）有效。唯有些趣味非凡的地方，這裡略略談談。
  　　
  　　「恨」和距離
  　　
  　　具海根提及在韓國的鬥爭中經常使用的一個字，「恨」。按具的說法，「恨」並沒有任何一個意思完全對應的英語詞彙。它的意思可以是矛盾的，如若同時對自己的處境感到很沮喪很無力，而同時又很激憤有很暴烈的衝破這種處境的慾望，這就是「恨」。雖然在很多鬥爭，甚至是工人發表的聲明、立場書出場無數，「恨」也不是一個階級術語，換言之，它並不特別指工人階級對資本家和自身的處境的專用字眼上。相反，「恨」能容納的不同情境之廣泛，直能令各有前因的人，說出相同的「恨」字，感覺團結的味道。
  　　
  　　或者正因「恨」字涵蘊著創傷性的平衡，平衡倒向任何一方都意味「恨」的瓦解。比如說，如果你是如假包換的順民，逆境自強二話不說，你不可能有「恨」；相反，如果情況已變得令人怒髮衝冠啤啤聲，再忍下去也是走投無路，反抗則可以理解成消解「恨」的一種手段或媒界 ——「恨」的釋放韓語叫「罕布里」。而除了實質的肢體抗爭，音樂跳舞唱歌等，都是「罕布里」的手段。具沒有說得很白，但如果「恨」傾向是一種感受或情緒，唱歌跳舞講手等，哪怕效果上有千萬不同，相通的就是都屬把「恨」意釋放出來的方式。
  　　
  　　近來有好多幾篇文章，都分別談到我們自以為與韓農經已很近的人，與韓農之間的巨大距離，阿藹寫原來韓農搶手背手後面的，是李京海最後的吶喊，心戈說用鎖鍊嘗試拉倒水馬盾牌鐵欄等，向幾年前李京海的行動致敬。我們之間都很友善，可以一起喝酒聊天，但有種距離叫歷史，它不僅能叫香港的防暴束手無策，連支持者都只能事後才如夢初醒。這裡並沒有暗暗假設了有距離便等同你班香港人冇料到，仲以為自己經已撐到衡。韓人必需要公開的、以不同形式將「恨」意端出來光天化日之下，才能將之釋放。我願意承認我們不一定帶著「恨」這種情緒，才到上街去，更不是因為希望把「恨」意釋放，才熱烈地參與到衝突裡去。我願意理解他們必需如此，正如我願意接受我們之間有必然的距離，說不定這是一段需要保護的距離。
  　　
  　　開個玩笑
  　　
  　　《韓國工人》另一很有趣的觀察，是有關教育的。工人在韓國社會中裡地位低劣，人數極多卻得不到其他人專重，在一種強烈而具戰鬥性的工人階級意識萌芽前，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書裡提過，年輕的工廠女工為避免被認出是工人，走到街上到街上會拿著一本散文或雜誌——這樣看來比較像OL或學生。極端的例子是到街上電話亭打電話都要先換衣服。
  　　
  　　而教育在這種情況便是一個雙重的玩笑。一悲一喜，有宿命有錯摸的雙重玩笑。根據作者的觀點，韓國是一個藍白頂有極大區分的地方，無論一個工人在工廠工作了多少年，立了多少汗馬功勞，對著新紥的大學生，還是要恭恭敬敬。加上教會和工會都在工廠密集的地區搞夜校，大型的工廠甚至會在工廠內有夜校。上夜校便成了不少人的社會流動希望。然而，真的能夠靠讀書出頭的人，機會說不定與現在的香港不相伯仲。或者說，唔使諗。這對工人來說難道不是宿命。
  　　
  　　事實卻又不一定是宿命。事實上，六十年代許多在工廠搞夜校的教會，都屬「進步」的教會，他們在校不僅會上課教工人增值，還會組成許多小組，分享工作經驗，一起參與文娛活動，培養工人的階級的意識和團結。事實上，第二層玩笑，便是不少原來希望透過上夜校接受教育的工人，上完夜校後生活的確與以前翻天覆地的差異，只是當中的路徑，不是一夜之間飛上枝頭，而竟是穿越幻覺，敢承認自己工人階級的身份，不少更勇於擔起工人領袖或組織者的角色。當然，成為組織者或積極參與的工人，在當時的意和經歷，遠非我們現今像讀武俠小說般看英雄過五關斬六將般爽朗和快感。我一邊讀一邊為她他們拍掌叫好，雖然我難以切實的與她們同步感覺。無論如何，上夜校成了工運分子的經歷，由我歡呼或許顯得口花花和廉價，但也容我粗糙想不出細緻的反應。
  　　
  　　書其實未讀完，看過而希望寫下的也遠遠不止上面談及的。這陣子大家都在回顧前瞻，安徒更譯介了一篇非常可讀也是當頭棒喝的文章，是當年99年西雅圖大規模示威的組織者之一的文章，提出了許多即使今天還未能夠超越的問題（最簡單的穿鑿附會，為甚麼剛剛的世貿行動都是韓國和東南亞的示烕者居多？歐美的激進分子無政府主義者都往哪裡去了？）。作為一份有血有肉的回顧鋼領，看來實在適合不過。宣言在會期中已發表了，最無謂但足以作邀功的文件我們備有了，人抓了也放剩三位三月再審，聲援的工作也算可以暫且小息過過農歷新年了；學阿藹話齋一些刺痛其實沒有麼，不拉闊比較深入分析更待麼時候？
•   我想知道为何当时会有那么多学生下厂子，要是解释为他们自发的热情，那完全不可理解。怎么可能会有大规模的冲动呢？
•   你问了个很好的问题。阶级意识从来不是自然形成，而是后天建构的。我当年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忽略了循着这个线索去理解韩国工人运动的兴起。现在看来应该去重新回顾一下这本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