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作者:林蕴晖 页数: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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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共和国建立迄今很快就到花甲之年了。对前三十二年的历史,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曾作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经历的重大事件均做过结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更倍受世人关注。中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步走的战略规划,必将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实现。 历史研究,既要有宏观研究,也要有微观研究。既要把握历史发展的主导面,也不能忽略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或失误。由于诸多原因,尤其是缺少第一手历史资料,对共和国历史上发生的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人们很少了解。就连我这个从事多年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也多有迷惑不解。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其他一些中央机构编辑、出版的大量文献、大事记等史料集,领导人的年谱、传记、回忆录、口述史等等,为人们探寻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背景和内情提供了较此前更多的条件。这本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专题集纳,就是笔者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以公开出版的书籍资料为依据(只有极少资料为本人访谈笔录、个别前辈的口述史),逐一考证研究的成果。应当说明的是,对上面涉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的主观局限和现有材料的限制。因此,书中不足甚至不实之处,敬希读者批评、匡正。
内容概要
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立场写历史的统一。党的立场同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历史真理的科学立场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 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的统一。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就是要严格从事实出发;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写过去的历史,不是去任意改写历史的原貌,而是对历史的原貌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脉络有更清楚的理解。 书中对刘少奇“剥削有功”说的来龙去脉;1950年代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高岗、饶漱石事件的真相;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大跃进”运动和1960年代中国的政治走向;1960年代个人崇拜狂热的始作俑者;“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等等,都一一作了破解。 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写过去的历史,不是去任意改写历史的原貌,而是对历史的原貌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脉络有更清楚的理解。 承认新民主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无疑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历史功绩的承认,这是不言自明的。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说,只不过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而已。 历史表明,在1960年代的中国大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声浪中,林彪确实起了第一吹鼓手的作用。但历史同样表明,林彪并不是第一个拿起高音喇叭的人。
作者简介
林蕴晖,1932年12月生,江苏省丹阳市人。1992年退休前为国防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奠基创业》(《中国二十世纪全史》第七卷,专著);《辅助建国》(《刘少奇之路》第三卷,专著);《共和国年轮——1953》(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合著);《人民公社狂想曲》(合著);《风雨兼程一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主编):《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主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21册(主编)。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刘少奇“天津讲话”引起的风波“不要四面出击”是个战略方针重读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惊动了毛泽东的“黄逸峰事件”李立三为何被戴上了三顶“帽子”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是非建国后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批薄射刘”的财经会议“讨安伐刘”的组织工作会议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东北局“五虎将”冤案始末毛泽东缺席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释疑扬帆冤案的诱因辨析中共八大与“以苏为鉴”中共八大党章未写毛泽东思想的原委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估与走中国自己的路1950年代中国起步探索道路的矛盾及其逆转的教训反右派斗争党内“战场”的一角赖若愚缘何重蹈李立三的覆辙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朱可夫事件与彭德怀庐山罢官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60年代中国造神运动的起源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分歧与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代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论争“大跃进”与1960年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彭德怀去西南三线的前前后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修订再版与在“文革”中的命运《论党》与刘少奇的晚年悲剧陈云谈“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解读:毛泽东讨嫌“四个伟大”见证两个时期中国农村变革的走向——杜润生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由“谈不拢”到达成一致的诀窍——邓小平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方针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与苏东剧变附录:对历史资料的鉴别与使用 记龚育之指导建国后的党史写作——痛悼龚育之先生
章节摘录
民族资本家的忧虑 1949年的天津,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厂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北平大大小小的私营工厂也有三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如: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等,都靠他们供给。这些私营工业,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但是,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或准备逃跑。原因是:从天津市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一连几个月,没有一个负责人理会资本家——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宣传工人如何好,说到资本家,总是说不好。资本家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要赔本。唐山有个启新洋灰公司,解放后与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半年合同,收购它生产的洋灰,后来物价上涨,合同订的价格就明显太低,继续执行合同,资本家就得赔本;当地的华兴纱厂也跟国营贸易公司订了八个月的合同,贸易公司供给棉花,华兴将生产出来的纱布卖给贸易公司。后来纱价大涨,但合同价不变,这样贸易公司赚了很多钱,华兴虽未赔本,也没有赚多少钱。而税务部门收税,还得按市场价格收他们的税。 又如,天津久大盐业公司的盐卖不掉,经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说是可以运到山东临清去卖,于是久大公司就把盐运到了临清。临清的国营贸易公司看到来了一个作卖盐生意的,就想办法对付他。结果国营贸易公司把盐的价格一跌,使得资本家的盐卖不出去,蚀了本。弄得天津地区的资本家叫苦不迭。有的工人组织则教育工人怎样同资本家作斗争,叫工人要弄清谁剥削谁,怎样才能翻身。于是,资本家越来越恐慌。 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向中央报告两市的财经情况说,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报告说:“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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