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6 出版社:中国致公 作者:鲁迅 页数: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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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象牙塔里的绅士总会假清高的笑骂:“政治家,政治家,你算得什么艺术家呢!你的艺术是有倾向的!”对于这种嘲笑,革命文学家只有一个回答: “你想用什么来骂倒我呢?难道因为我要改造世界的那种热诚的巨大火焰,它在我的艺术里也在燃烧着么?”(卢纳察尔斯基:高尔基作品选集序)。 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高尔基在小说戏剧之外,写了很多的公开书信和“社会论文”(publicistarticles),尤其在最近几年——社会的政治的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也有人笑他做不成艺术家了,因为“他只会写些社会论文”。但是,谁都知道这些讥笑高尔基的,是些什么样的蚊子和苍蝇!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均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镕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现在选集鲁迅的杂感,不但因为这里有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且也为着现时的战斗:要知道形势虽然会大不相同,而那种吸血的苍蝇蚊子,却总是那么多! 鲁迅是谁?我们先来说一通神话罢。 神话里有这么一段故事:亚尔霸·龙迦的公主莱亚·西尔维亚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生下一胎双生儿子:一个是罗谟鲁斯,一个是莱谟斯;他们俩兄弟一出娘胎就丢在荒山里,如果不是一只母狼喂他们奶吃,也许早就饿死了;后来罗谟鲁斯居然创造了罗马城,并且乘着大雷雨飞上了天,做了军神;而莱谟斯却被他的兄弟杀了,因为他敢于蔑视那庄严的罗马城,他只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城墙。莱谟斯的命运比鲁迅悲惨多了。这也许因为那时代还是虚伪统治的时代。而现在,吃过狼奶的罗谟鲁斯未必再去建筑那种可笑的像煞有介事的罗马城,更不愿意飞上天去高高的供在天神的宝座上,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乳母是野兽。虽然现代的罗谟鲁斯也曾经做过一些这类的傻事情,可是,他终于屈服在“时代精神”的面前,而同着莱谟斯双双的回到狼的怀抱里来。莱谟斯是永久没有忘记自己的乳母的,虽然他也很久的在“孤独的战斗”之中找寻着那回到“故乡”的道路。
内容概要
鲁迅先生的杂感,犹如射向社会与时人的利箭,揭穿其虚伪的迷雾和面孔,向世人展示出社会和社会人“皮袍下面的小来”,对于读者清醒地认识社会、认识真实而复杂的人的本性,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价值和指导作用。而今,在温室和宠爱中长大的人们,更多感受的是别人对其的关爱,而人性中冷酷、虚伪、阴暗的另一面,则是他们没有机会体认的,这本《鲁迅杂感选集》,就是他们体认其最缺乏的这一切的极好的坐标和参照系。
书籍目录
一九一八年:随感录“来了”现在的屠杀者有无相通一九二一年:知识即罪恶事实胜于雄辩一九二二年:所谓“国学”一九二四年:论雷峰塔的倒掉论照相之类一九二五年: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忆论“他妈的!”论睁了眼看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写在“坟”后面以上《坟》青年必读书忽然想到论辩的魂灵夏三虫忽然想到北京通信忽然想到并非闲话(二)十四年的“读经”这个与那个碎话以上《华盖集》一九二六年:学界的三魂古书与白话一点比喻送灶日漫笔谈皇帝无花的蔷薇无花的蔷薇之二记念刘和珍君空谈马上支日记记谈话以上《华盖集续编》一九二七年:略论中国人的脸革命时代的文学答有恒先生谈“激烈”扣丝杂感“公理之所在”新时代的放债法小杂感革命文学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文艺和革命拟预言怎么写在钟楼上一九二八年:文艺与革命扁路太平歌诀铲共大观一九二九年: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流氓的变迁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以上《三闲集》一九三○年: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九三一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上海文艺之一瞥“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友邦惊诧”论一九三二年:二心集序言以上《二心集》
章节摘录
一九一八年: 随感录 二十五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Otto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称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三十八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还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冢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袒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Le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竞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世界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三十九 《新青年》的五卷四号,隐然是一本戏剧改良号:我是门外汉,开口不得:但见《再论戏剧改良》这一篇中,有“中国人说到理想,便含着轻薄的意味,觉得理想即是妄想,理想家即是妄人”一段话,却令我发生了追忆,不免又要说几句空谈。 据我的经验,这理想价值的跌落,只是近五年以来的事。民国以前,还未如此,许多国民,也肯认理想家是引路的人。到了民国元年前后,理论上的事情,着着实现,于是理想派——深浅真伪现在姑且弗论——也格外举起头来。一方面却有旧官僚的攘夺政权,以及遗老受冷不遇,豫备下山,都痛恨这一类理想派,说什么闻所未闻的学理法理,横亘在前,不能大踏步摇摆。于是沉思三日三夜,竞想出了一种器,有了这利器,才将“理”字排行的元恶大憝,一律肃清。这利器的大名,便叫“经验”。现在又添上一个雅号,便是高雅之至的“事实”。 经验从那里得来,便是从清朝得来的。经验提高了他的喉咙含含糊糊说,“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道理。道理各各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这时候,正是上下一心理财强种的时候,而且带着理字的,又大半是洋货,爱国之士,义当排斥。所以一转眼便跌了价值;一转眼便遭了嘲骂:又一转眼,便连他的影子,也同拳民时代的教民一般,竟犯了与众共弃的大罪了。 但我们应该明白。人格的平等,也是一种外来的旧理想;现在“经验”既已登坛,自然株连着化为妄想,理合不分首从,全踏在朝靴底下,以符列祖列宗的成规。这一踏不觉过了四五年,经验家虽然也增加了四五岁,与素未经验的生物学学理——死——渐渐接近,但这与众不同的中国,却依然不是理想的住家。一大批踏在朝靴底下的学习诸公,早经竭力大叫,说他也得了经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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