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之为官之道/珍品国学文库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社：人民武警出版社  作者：索宝祥  页数：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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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生论道，向来可笑！而可笑之处大抵是因为乐于“坐而论道”。道再好，倘若虽光芒四射而远离人间烟火，论者又置身道外，那纵然滔滔不绝、口吐莲花、妙语连珠，也是枉然。古往今来，“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中国民间，“道”就是最高的行为准则，是万物变化发展的总规律。所以有大道，有小道；有天道，有人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那是天道。战争期间不杀平民，不虐战俘，不放贫铀弹，那是人道。梁山好汉祭起杏黄旗，虽出自人道，却自称“替天行道”。今天的领导干部仕途顺畅，其实已经说明“道行高深”了，而这“道行”至少包含了这样几个因素：工作干得漂亮，忠实履行了自己的岗位职责，这是“忠”；上下关系、内外关系处理得当，和谐顺畅，这是“礼？；尊重领导，爱护部属，这是“义”；领会上级组织精神准确敏捷，头脑清醒，这是“智”……瞧，生活在儒家文化熏染的国度，我们的领导干部身上已然具备了这样一些品质，只是我们过去并没有从儒学角度来给自己定位，而是采用了另一套话语体系。　　“道”与“术”是有本质区别的。孔子讲治国之道，韩非讲治国之术。“养生之道”与“养生之术”是什么关系？前者讲的是道理，比如心胸豁达、淡泊名利、营养均衡等，后者讲的是方法，比如不要和兄弟争夺遗产，不要跟同事斤斤计较，不要跟邻居“万里修书只为墙”，菠菜和豆腐不要同吃，多晒太阳等等。拿领导工作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管人”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重视“驭人”之“术”，只是把员工简单当成实现目的的工具，被管者明显站在管人者的对立面，难以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后者则讲究“以人为本”之“道”，在理念上把员工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人”来看待，也才不会陷入“治”人、整人的怪圈。“为官之道”讲的是做官的道理，或者说是做官的“应然状态”。而“为官之术”才是做领导的具体工作技巧。同样的道理，《孙子兵法》也是讲取胜之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何等精彩！美国军方对此非常熟悉，并从中寻求制胜之道。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美军战场总指挥、，中央总部司令弗兰克斯就说过：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的幽灵似乎徘徊在沙漠上每部向前推进的战争机器旁边。在记者招待会上，这位陆战队上将脱口而出孙子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金一南先生多次访问美国之后，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当我们在骄傲自己辉煌的民族精神文化遗产之时，当我们热衷于把《孙子兵法》作为一门高深学问加以学术式研究和理论意义评价之时，美国人却在从中国古老的军事理论中，发掘出指导现代军事行动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孙子不光是我们的‘道’，我们还必须防备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的确是我们必须思索、必须警惕和必须转变的。”　　本书希望介绍给诸位的，是为官从政的正面要求，或者讲从文化的角度如何理解做官是怎么一回事。　　毋庸置疑，《论语》对公务人员是有价值的，且不说它从“做官先做人”的角度提供了道德滋养，单就今天我们所讲的领导科学来说也有着借鉴意义。我们试从领导观念、领导形象、领导行为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论语》的领导观念　　文化是人的根本属性，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从政者的领导观念也必然产生不可小觑的作用。中华民族在东方繁衍生息几千年，儒、释、道等思想文化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人们的举手投足、眉目顾盼之间，无不洋溢着文化的气息。作为最高领导人，治理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不考虑其文化土壤的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便是以对人的尊重为根本特性，这固然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理念，但在中国历史上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同样重视对人民的关怀。孔子解释其理论体系中最高境界“仁”时，以“爱人”作为界定标准。孟子更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民众的关怀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建国后，党的几代领导人也都高举着这一旗帜。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最为响亮，也最为精辟。邓小平同志谈到改革方向时，有“三个有利于”之说，其中之一便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说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如果只有少数人富裕了，而大多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高，那么改革就失败了。江泽民“三个代表”也要求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同样体现出宽容、温和、有度的君子风范。2004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其中谈到“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历来酷爱和平。‘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要承认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并容许事物多样性的存在。在文化、思想、宗教、经济方面强求一致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五音相谐成音乐，五味相调为烹饪(自个儿家里那叫“做饭”)。拿到政治场合来讲，就相当于开完党委会，对于最后结果，“保留个人意见，但服从党委决定。”2006年11月23日，胡锦涛会见印度总统时，特意引用了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话，意在告诉对方，中国自己要发展，亦希望同其他国家和谐相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希望印度打消顾虑，消除误会，中国这只睡狮就算醒来也不会伤害无辜。就连与别国发生利益冲突乃至冲突升级时，我们的领导人也往往并不表现出西楚霸王式的怒目圆睁，而是颇为含蓄地表明立场。当年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沙群岛总是纠纷不断。会见时，菲律宾总统说：“南沙群岛离菲律宾很近哦。”小平同志回敬一句：“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哦！”从此那个地方消停下来。　　中国和西方存在着文化差异，领导观念自然也是大相径庭。总体而言，中国重德治，西方重法治。西方政治学里有一条假定，把所有的国家公职人员都假定为无赖。所以西方国家才设计出种种法律条文加以约制。而中国的政治理论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人都要做君子，所以提出了许多道德规范。两者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优劣势，发生的效用当然也是有差别的。我们今天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西方，而是积极寻求“优势互补”，吸收、融合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使世界大同，“环球同此凉热”。鉴于此，必须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批评。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地球上的生物，随着环境的变迁，有一个由低级生命形态向高级生命形态逐渐进化的必然趋势。生物若不能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则必然遭到灭绝。与他同时代的赫胥黎在其《天演论》中，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的现象，提出了“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现象。此后的斯宾塞更是提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比作生物个体与其细胞的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斯宾塞这种观点无可厚非。然而，他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引进社会学，就未免有些牵强。至于他把生存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完全混淆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差异。其最大错误，在于主张以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现象来看待人类社会，把人类兽性化。美军在伊拉克的惨重伤亡，便是对“鹰派”推行“霸道”的沉重回应。而儒家文明崇尚“王道”，讲求礼义仁乐，主张人们遏制自己的欲望，多为别人着想，从而使人们挣脱“丛林法则”的局限，向“自由王国”迈进。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丛林时代”，比如三国和五代十国时期，但都受到来自儒家主流阵营的纠正，邪不压正，道义的力量始终萦绕于历史的天空。　　《论语》对领导观念是怎样规定的呢？我们这里主要谈三个观念：权力观念、政绩观念和自律观念。　　1．权力观念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权力的本质。西方讲“君权神授”，中国称皇帝为“天子”，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希望借助冥冥之中神秘力量的赋予，来证明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上帝也好，天神也好，对子民总是仁慈的，是要用自己强大的力量保护万众的。所以儒家对帝王提出的要求是“敬德保民”，天子如此，百官亦当如此。在权力的使用上，《论语》讲“使民如承大祭”(《颜渊》)。要慎重，要严肃，要怀有敬重之心，绝不可如杜甫《兵车行》所云那般“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权力的滥用，将严重削减政权自身的威信。虐民以自肥，既是对民众的不敬，也是自掘坟墓。在权力的获取上，孔子反对投机钻营、上蹿下跳的“跑官”行为。他认为领导者自身素质的高下是能否获取权力与地位的关键因素，处于官僚链条中的人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强化行政能力上。他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位子有的是，就看自己有没有足够的能力站在那个位子上。类似的话他还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如果能力不够，占着那个位子也是相当难受的，患得患失，坐卧不宁。“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如此一来，能力不足的人为保住位子必然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难想象，通过非正当途径获取的权力是不大能够使用得当的。　　……　　2．做好干部工作　　这里说的干部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考察、举荐和提拔。　　首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仔细考察一个人呢？子日：“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也就是说，当人们众口一词否定、贬抑、诋毁一个人的时候，作为领导者，一定要仔细考察，因为其中必有隐情——是他真的很糟糕很令人生厌，还是他做了一件为民谋利的事却触动了少数人的利益？还是传到你耳朵里的信息有人故意作了筛选？相反，如果人们对一个干部交口称赞，谁都说他好，恐怕其中也有问题——是真的好，还是他耍手腕收买人心？还是有人故意操纵舆论造势。总之，不调查研究就听信传言对一个干部做出否定性评价，那你这个领导干部至少没有尽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民意在特定条件下的盲目性也不容忽略。子贡问日：“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日：“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日：“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子贡问孔子，说满村子的人都喜欢一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够好吧？孔子说，不行。子贡有所不解，心想能得到全体群众的拥戴，多不容易啊！难道还能怎样？就问了一句反话：“那全村人都厌恶一个人，这个人又怎样呢？”孔子说，这同样不行。你说的这两种情况都嫌极端。如果一乡之人皆好之，那说明他是好好先生，谁也不得罪，做事肯定有丧失原则、和稀泥的地方。如果一乡之人皆恶之，那说明他事情做得不妥当，人际关系也不好。最佳状态应该是“中庸”一些——满村子里的好人都喜欢他，坏人都厌恶他。这说明他行事端正，为广大群众谋福利，所以好人都喜欢他。同样因为行事端正，他得罪了一少部分人，这些人都厌恶他。但是，没有关系！公道自在人心！　　其次，考察的注意点是什么？子日：“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论语》中保留下来的这一则告诉我们，领导干部认识一个人，千万不要把他的言辞表现与人品才能相挂钩。说得漂亮不见得就做得实在，做人不实在也不见得他说的话都不可靠。台上讲反腐败慷慨激昂的官员，可能台下搞腐败比谁都厉害。这样的事例已经是不胜枚举了。如果上级组织部门仅凭其台上演讲“以言举人”，那可就错了。这也应了那句俗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再次，考察的方式又如何呢？子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度哉？人焉度哉？”(《为政》)孔子在这里讲了观察人的三个视角，这三个视角是有层次感的：“视其所以”是看其做事动机和出发点，“观其所由”是从整体上看其做事手段，“察其所安”则从细微处看其志向情趣。周亚夫是汉景帝的股肱重臣——丞相，战功赫赫，献言献策，忠心耿耿。汉景帝在选择辅佐少主的辅政大臣时，自然要把他列为候选人，借设宴之机“察其所安”。有一次，汉景帝宴请周亚夫，给他准备了一大块肉，但是没有切开，也没给他准备筷子。周亚夫就回头向主管筵席的官员要筷子，汉景帝笑着说，丞相，我给你这么大一块肉你还不满足吗？还要筷子，真是讲究啊。周亚夫一听，赶紧摘下帽子，向皇帝谢罪。汉景帝由此抛弃了周亚夫。一般辅佐少主的大臣，必须具备任劳任怨的品质，能包容幼主的过失和不周到、不礼貌，一心一意地尽到辅佐之责，有什么条件办什么事，还要什么筷子？作为臣子，你的胃口也太大了吧？　　如果说孔子提供了察人的理论指导，《庄子?列御寇》则在实践层面提出一些颇具可操作性的办法，即识人“九征”：远使之而观其忠(派他到远处任职，观察其在无人监督下是否忠诚)；近使之而观其敬(让他在领导身边任职，观察其是否勤勉)；烦使之而观其能(派他做繁杂难办之事，观察其办事能力)；猝然问焉而观其知(突然向其提问，观察其是否机智)；急与之期而观其信(与其仓促约定一个期限，观察其是否守信)；委之以财以观其仁(托付大笔钱财与他，观察其是否怀有仁心)；告之以危而观其节(告诉他情况危急，观察其能否守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故意灌醉他，观察其酒后本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令其与众人杂处，观其为人处世态度)。把庄子和孔子的说法对照着读，我们是否对“道术之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弟子仲弓做了季氏家宰，前来问政。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告诉他三点，其中之一便是作为官员要举荐贤才。仲弓不太明白，说即便我有心荐贤，可我怎么知道天下人谁是贤才呢？孔子跟他又讲了两句：“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推荐你所确切知道的贤才，至于其他人，不要管，会有人推荐的，其他官员不会把贤才“遗之在草泽”的。今天讲的组织选拔工作中“知人善任”，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弟子子游出任武城地方官。孔子问：“女得人焉尔乎？”日：“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孔子问他在那个地方有没有发现人才。子游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官员光明正大，从不做投机取巧的事，没有公事，从来不往我的宿舍来。好干部并不常往领导家里跑，这是常规。可今天有的领导干部还是喜欢用阿谀逢迎之人。某县委书记说，我手下三分之一是人才，三分之一是庸才，还要用三分之一的奴才，让奴才吹吹拍拍很舒服，要不我们工作那么累干吗呀？其思想境界与工作热情着实令人生疑。关于用人，孔子跟弟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错，是“放置”的意思，这里引申为“领导”之意：让贤能、有德之人领导不贤、无德之人，则百姓信服。反之，则老百姓不服气。谁领导谁，这是一个用人导向问题，直接作用于一个集体的士气与人心。用好一个人，带动一群人。用错一个人，打击一片人。　　荐贤不只利于国家、事业，对自己也是一种成就感。曾国藩晚年也是英雄气短，声名虽盛，但心病难除，一是剿捻无功，一是处理天津教案违心失当而丢了直隶总督。这两件大事之后取而代之者均是李鸿章。曾对李鸿章说：“我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其中颇有自我安慰之意。　　为了选拔贤才，领导人的诚心就很重要了。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给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去信说：“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次年，李达到北平见到了毛，两人会面都很高兴，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李达睡在毛的床上。李达从这份难得的殊荣中联想到严光“加脚于帝腹”的故事，他向小老乡唐棣华讲了这个故事后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腹，忘其尊贵。我可没有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腹。因为我要秘书另外找房子，是毛主席自己不让。”　　3．管好身边人，防止“灯下黑”　　帝王们有所谓愚民术，殊不知臣子们还有愚君术，他们完全可以将帝王变成聋子、瞎子和哑巴，甚至变成毫无思想的傻子，变成只会吃喝玩乐的行尸走肉，这才是愚君最厉害的一招。仇士良是唐朝后期的一名大宦官，他一生历侍唐顺宗至唐武宗六位皇帝，专权达二十余年，先后有两个王、一千妃子、四名宰相死在他手中。他长宠不衰的秘诀是什么呢？他在晚年因老病而退休时，对前来送行的宦官徒子徒孙们说：“你们还要继续侍奉天子，能听老夫的一句话吗？”众宦官自然是洗耳恭听。他说：“你们要想权势不衰，就千万不能让天子有片刻闲暇，他一闲下来就要看书，就要召见一些有学问的大臣，听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这样他的智慧便深，思虑便远，就会减少玩乐和外出游幸之事，这样一来，我们这些人就会恩薄权轻。从大家利益考虑，不如多多地增添财货，饲养鹰犬良马，每天都以打猎及声色去迷惑皇帝的心，使他纵情享受，穷奢极侈，沉溺其中不知休息，这样他就不会看重书本，不了解朝廷的大事，一切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恩泽权力谁还会夺走！”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让天下女人恨死孔子了，其实仇恨缘于误解。于丹说这是“女人的心理和小孩子一样，让男人无法捉摸”，恐怕也是没有挠到痒处！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优秀女性传说，受儒家学说熏陶出来的东亚有明成皇后、大长今等贤良女子，所以孔子不可能抱有女性歧视成见。要准确理解原文，必须还原历史语言环境。原文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阳货》)。孔子培养的都是未来的领导干部，所以这里的“女子与小人”指领导身边的品行不高的亲信。这是孔子从历史事实中得来的经验之谈。这种人，领导与他太过亲密，他就不拿领导当回事，在领导跟前没大没小，不讲礼节，故意给别人显示他跟领导有多“铁”，甚至背后打着领导的旗号胡作非为；领导如果稍稍疏远他，他又像弃儿一般牢骚满腹，四处诉说，似乎遭受了天大的委屈。因此，生活在领导身边、个人品行不端、以亲信自居，构成孔子所谓的“女子与小人”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处江湖之远，不得成天在领导身边转悠，他没有机会“逊”；如果个人品行端正，自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就不会有逊、怨之事；如果不是领导亲信，即便领导疏远他，他也不敢埋怨——你见过几个七品芝麻官抱怨皇帝总也不到他那里巡视？要知道，孔子是圣人而不是怨妇，他不会愚蠢到下这么一个得罪天下一多半人的“全称否定判断”。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受到伤害与抛弃的怨妇通常采用这样的口吻——“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至于有人推测孔子是在生活中受到某个女人的伤害，才讲出这句话，那可真是应了一句古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作为中国人，如果必须读一本书，那就是《论语》！　　作为中国的领导人，如果想成为君子，那就必须读《论语》！　　结尾献上一首诗，这是为我们武警指挥学院首届《论语》讲习班(2006．05)而作的：　　咸水聚贤洗征尘，芦苇滩头首开《论》。　　礼义廉耻国四维，忠孝及敬人三伦。　　虎帐讲兵凭德信，沙场麾师运乾坤。　　黄锺大吕清且雅，编作二胡亦家珍。

内容概要

　　作为中国的“文化名片”，《论语》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管理智慧，对从政者不无裨益。生活在一个向来由儒学占据思想领域统治地位的国度，从政治理念到思维方式，从日常行为到官场规则，我们无不深受其影响。《论语》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和它所提倡的“君子”风范，对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无裨益。政界、商界，乃至军界有不少管理者都意识到这部中国古典的魅力，渴望从中寻求他们日常领导工作中所缺乏的理论支撑。尽管“为官之道”从本质上有别于“为官之术”，二者却也无法完全割裂。《论语之为官之道》广泛搜罗古今官场史料，注重以现代政治理念、执政文明和高尚意义上的领导艺术作正确阐释，对原著进行批判式吸收，使读者能够正确分辨其精华与糟粕。并且注意紧扣现实问题和管理实际，从而强化了阅读的指向性与实用性。有助于提高公务人员的道德修养、行政素养及现代行政意识。

作者简介

　　索宝祥，晋南人。六年游学，自杭至京；十年磨剑，杏坛耕种。年近不惑之岁，血未全凉而目视茫茫；身处江湖之远，位虽略卑而心忧怅怅。从未以儒家弟子自许，却也怀敬畏之心讲习《论语》；不敢以文学博士自矜，却试图把恐怖活动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打通，成一家之言。是故没有当过一天官，竟斗胆给数千官员讲为官之道，居然还弄出点小名堂，选修者甚众。

书籍目录

序《论语》中的领导科学第一章 《论语》归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今日讲习《论语》之背景第一节 民族复兴，文化先行第二节 文化自尊，儒学归来第三节 反击恐怖，文化献宝第四节 为官之道．不道之道第二章 圣人生平：闻达诸侯，行路多难——孔子与《论语》第一节 孔子的从政与游历第二节 《论语》简说第三节 今日《论语》之讲读第三章 从政根基：孝事父母，忠报国家第一节 自古忠孝难两全？第二节 身前、身后别样孝第三节 孝养、孝顺与孝敬第四节 读你、懂你更爱你第四章 从政品质：仁义持守，忠明以待第一节 仁义常葆、坦荡赤诚第二节 忠于职守、勤勉行政第三节 秉持公明、无忧无欺第五章 从政态度：用舍行藏，是是非非第一节 贤良士相机而动第二节 仕途向来非坦途第三节 从政准备岂可无？第四节 执政评价谁人定？第六章 从政规诫：自警自省，自厉自适第一节 自警：酒色财气教与交第二节 自省：君子小人分水岭第三节 自适：宠辱进退平常心第七章 领导艺术：恭宽信敏，惠以使人第一节 “茶则不侮”事何难？第二节 “宽则得众”人不怨第三节 “信则人任”法在先第四节 “敏则有功”业易建第五节 “惠则使人”情义天附录附一、于丹这块砖附二、《论语》这块玉

章节摘录

　　一、今日《论语》之讲法　　2006年，中央成立了“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名誉主席李瑞环，专家顾问团团长为前中组部部长张全景。2006年3月1日，特邀顾问香港汤恩佳博士到美国讲儒学，批霸权主义，讲完后布什总统还给发了奖状。　　批判地继承，辩证地吸收，无疑是今天讲习《论语》的应有态度。儒家文化中肯定含有不利于当今时代发展与进步的东西，必须摒弃。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抑制竞争；第二，礼法过度；第三，道德标准过高。儒家所说的“仁”、“恕”概念反对任何形式的竞争行为，包括战争、掠夺、诉讼等，并鼓吹无原则地保护弱者。“其争也君子”的射箭比赛可能是《论语》中仅有的反映竞争的条目，但还是严格限定在“礼”的范围之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充分竞争。这样做的恶果就是，在一个相对环境中，假如大家都是君子，这一套理论用起来当然如鱼得水；可假如有人充当了进攻性的先锋，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可能一步步地进犯。这时候的自然法肯定是留优汰劣，那么儒家不主张竞争、保护弱者的结果就是留劣汰优，并由此衍生出“明哲保身”、“枪打出头鸟”、“不患贫而患不均”等处世哲学。邓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主张“改革开放，引入竞争”，逐步让中国人建立生存竞争观念。第二，礼法过度，便容易导致等级森严，专制者高高在上，肆意弄权，践踏民主，使老百姓失去说话的自由。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评价郑相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当年子产不毁乡校，赢得孔子高度赞扬。原因就在于子产当时还是很尊重民意的。乡校并非一个教育机构，而是类似于西方议会的民众议政场所，人们可以在这里随便发表自己对政策的看法。有人提出取缔这个场所，免得影响政策的实施。子产反对，他说如果我们做得好，就不怕人家议论，如果做得不好，听听批评意见加以改进也是好事嘛。所以，儒学后来导致的专制不能记在《论语》头上。第三，儒家评判一个人的价值，总是把德放在第一位(今天考评干部还是按德、能、勤、绩的顺序排行)，至于这个人的实际贡献和能力则放在次一级的地位。这可能还是担心如果优先考虑才能与成绩，就容易引发官员的竞争行为，对现有的秩序造成冲击。但因为德是一个比较软的指标，不具有可操作性，所以，重德的结果就是人们变得虚伪，心口不一，在公共场合一般都不说实话，还喜欢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比如同样在一个企业里面，甲效率很高，布置的任务都能按时按量完成，从不加班，而乙见老板不在跟前就干私活，侃大山，老板一来，赶紧表现，甚至抱病加班，那么毫无疑问，受到肯定的就是这个家伙，因为他“表现好”。老板根本没有意识到是不是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他加班又浪费了公家多少电和水。　　《论语》的主旨显然少不了“道德”二字，但道德是什么？是调和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可软可硬的，变通性有时很大，有时却不容商量。总之，没有人能够充当道德的法官，也少有人敢拍胸脯说自己在道德上无可指摘，是道德完人。因此，《论语》宣讲者切忌“迂”，即不看时势，高高在上，一味地进行苍白的道德说教。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曾做过战地记者。有一次，他因追赶队伍，途径皖南小镇深渡。当时，小镇没有旅馆，只有饭铺。曹聚仁想找一个房间，店伙说楼上有一个房间，不过，要和别的房客伙住。因住房紧张，曹聚仁只能将就。“哪知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女，带着一位十六岁少女。……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也就糊里糊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店伙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做是恩人似的。”曹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猩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在战时，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所写的，一位手拿两只面包凫水过河去的德军，彼岸的法国少女便投向他的怀中来了。所以。吃饱了饭的道学家，在边上说说风凉话，实在太可笑了呢！”　　为了赢得普通民众的情感认同，《论语》宣讲者要对现代民众的世俗要求给予理解之同情，并正确引导，而不是单纯依靠粗暴的行政手段。在今天这个生存成本加大、价值标准多元化的世界上，要对很多现象作出单一的道德判断，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论语》讲师要降低学术的品位去迁就公众。复旦大学朱维铮先生说，“于丹的书我只翻了两页，没有能够读下去。她胆子大。”记者问，这话怎么讲。朱先生说：“不懂的东西也敢讲，不是胆子大是什么？”于丹走的是“六经注我”的路子，经典为我所用。这本亦无可厚非，但前提一定是对经典文本的准确把握。李泽厚先生给了于丹一个定位：是平民，不是精英，不是思想者，是布道者。西方是有很多公众讲座的，有些大学者也去做通俗讲座，而我们现在一些火热的通俗讲座，恰恰是一些缺乏研究或研究得不够深的人在讲。把历史资源、公众兴趣以及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其实还是很能打动人的。换句话说，这个东西得有人来做，而且还必须高人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