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劫机外交”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阮虹 访谈并整理,王仪轩，许光建 等口述  页数：145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卓长仁劫机案，因其是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而震惊世界。同时，由于当时中韩两国没有外交关系。韩国一直被视为与中国敌对阵营的国家，因此。中韩两国如何破解由劫机事件带来的外交难题，让被劫持飞机和机上人员安全返回。引起举世关注。    本书试图彻底打开本案所留下的历史“黑匣于”，通过对当年被劫飞机的机长和参与中韩谈判的主要成员的口述实录，客观地记录了卓长仁劫机事件从案发、汉城谈判到结局的全过程，透露了许多真实的细节，揭开了中韩外交破冰之旅的历史内幕。

作者简介

王仪轩，296号航班机长。男，1940年生，辽宁人。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时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飞行大队队长。后历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总飞行师、中国民航东北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并当选为辽宁省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代表、中共十三大代表。

书籍目录

引言一、案发　1983年5月5日　　王仪轩　　卢瑞龄　　王仪轩二、汉城谈判　1983年5月6日　　卢瑞龄　　王仪轩　1983年5月7日　　卢瑞龄　　许光建　　蒋正才　1983年5月8日　　卢瑞龄　　许光建　　钱光荣　1983年5月9日　　卢瑞龄　　蒋正才　　钱文荣　1983年5月10日　　卢瑞龄　　蒋正才　　许光建三、结局及影响　　王仪轩　　卢瑞龄　　许光建　　蒋正才　　钱文荣　1983～2001年追亿采访手记：感受历史的辩证法则

章节摘录

一、案发1983年5月5日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新华社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今天上午，一架中国民航客机被武装暴徒安卫建等数人劫持，被迫于当日13时10分在南朝鲜汉城。附近的春川军用机场降落。中国民航296号客机是今日上午10时40分由沈阳起飞去上海的。春川机场在汉城东北约80公里。据外电报道，这是美军的一个军事基地。 据了解，这架客机载有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人。——1983年5月6日《人民日报》沈阳1983年5月5日，星期四。早上6点30分，沈阳体育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安国瑞像往常一样，走到书桌前打开收音机，准备收听早问的全国新闻节目。就在这时，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封上的字迹告诉他，信是儿子安卫建写的。他颇感诧异地把信打开，只见里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爸爸、妈妈：我到远处做生意去了。永远忘记我吧，就当你们没有我这个儿子。”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安国瑞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学院院长。安卫建是学院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任职期间，曾因盗窃、持枪斗殴和流氓等行为，数次被警方拘捕。那么，他这次的不辞而别，会不会是又一次犯罪行动的开始呢？这个可怕的推断让院长也陷入了极度不安。他立即找到学院保卫处副处长栗增洪，让他马上检查一下存放在保卫处保险柜里的枪弹是否安在。检查的结果令人大惊失色：存放在其中的4支美制手枪及30发子弹全部消失！他们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保卫处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安卫建的密友姜洪军也同时失踪！姜和安卫建一样声名狼藉，也曾有过数次被警方拘捕的不良记录。情况变得更加令人担忧。栗增洪立即带人赶往火车站查找二人去向，但却一无所获。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失，通过其他途径展开的查找也都毫无结果。上午9点10分，学院决定向警方报案。皇姑区公安分局在接到报案后，迅速派警员赶往现场进行勘察。10点整，案情被报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11点40分，市公安局向该市各大车站及交通要道安保部门发出了对安卫建、姜洪军等人的通缉令，同时立即派警员赶往东塔机场截堵嫌犯。但是，当警员赶至机场时，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得逞的恶性劫机案已经在渤海湾上空发生了……口述实录王仪轩，296号航班机长。男，1940年生，辽宁人。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时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飞行大队长。后曾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总飞行师、中国民航东北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并当选为辽宁省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代表、中共十三大代表。王仪轩：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83年5月5号，那是我飞行生涯中，或者说是我一生经历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那天。我们要飞沈阳—上海—哈尔滨—上海—沈阳这个航斑．当然，航班号也是我无论如何都忘不了的——296，一架英制的“三叉戟”飞机。飞机上一共有96名乘客，其中三个是日本人，其余的都是中国人。我那时候是飞行大队长，同时也是教员，飞行的时候就是机长。这个航班的线路比较长，大概每星期飞一次。那次我飞这个航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要考察我们的一个机长，他叫和长林。他以前只是在白天放过单飞，因为这趟航班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夜航，所以刚好可以考察他的夜航能力，如果他通过考察了，就能够全天候放单飞了。296号航班原定是8点20分起飞的，但是我上了飞机以后，开车检查了一下，发现有点故障。于是，我马上决定暂停起飞，请地面人员做进一步检查。飞机打开舱门以后，我们机组有人从飞机上走下去。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小插曲曾经让几个劫机犯非常紧张，他们以为自己被发现了。大约10点半左右，故障被排除了，机组人员重新回到飞机上准备起飞。我们正式起飞的时间是10点49分。296号航班的机组人员一共有9个，其中有3名乘务员，另外6个人都在我们前面的驾驶舱里：飞行的有两个，我和和长林，还有两个领航员、一个报务员和一个机务人员。我们机组人员有配餐，在正常起飞的情况下，我们是到上海后吃午饭的。但因为这次起飞得比较晚，所以飞了二三十分钟，到大连上空的时候，我就对机组里暂时没有事做的领航员王培富说，你出去弄点吃的回来，等咱们到上海再吃饭就太晚了。王培富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一进驾驶舱他就说：“后面第三排的那六个人好像不太对劲儿，不老实，一直在嘀嘀咕咕的。”我听了以后半开玩笑地说：“准备好！准备好！把咱们反劫机的工具拿出来！”因为在那之前一年，发生过一起未遂劫机事件。局里的领导反复告诫我们要提高警惕，随时做好反劫机的准备，所以我们在飞机上准备了一些工具，包括木棒、消防斧，还有绳子。另外，我们在前面还放了几个汽水瓶子，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当武器。 大家把工具拿出来以后，我又嘱咐把门锁上。正这样说着的时候，我们身后就有动静了——有人想要闯进驾驶舱。就在这时，驾驶舱里的警报铃响了，这是我们事先和外面的乘务员约好了的，一旦他们发现有情况的话，马上赶到后舱按警报铃，我们前面一听到铃声，就知道后面出事情了。我听到警铃的同时枪声就响了，枪是往驾驶舱里面打的，因为门是锁着的，外面的人进不来，他们就往里面打枪，大约打了十来发子弹吧。子弹落到了我的腿边，落在地板上，把地板都穿透了，驾驶舱里全都是烟，还有木头屑子。当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打门锁，但就是打不开，最后他们用脚一踹，门开了。其实驾驶舱的门是很薄的，就是普通的三合板，这主要是为了减轻飞机自身的重量。因为我们里面已经有准备了，所以靠门的两个人一看到门被踢开了，马上就举起棒子和消防斧要打。但是机舱里的空间太小了，棒子和消防斧都举不起来，人也施展不开。劫机犯一看我们要打就开枪了，把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都打伤了。我们机组的另外两个人——林国荣和冯云武，赶快把受伤的人抬出了驾驶舱。我们驾驶舱里原来有六个人，现在四个人都出去了，只剩下了我和和长林两个人。这时，几个劫机犯全进来了。其实从他们打枪的时候开始，我和和长林就一直在晃动飞机，制造颠簸，为的是让劫机犯难受，干扰他们的劫机行动，结果晃了半天也没管用。我们一看没用，就让飞机紧急下降，因为我们要尽快想办法着陆。虽然地面的情况一点儿也看不见，但是根据经验，我觉得我们当时是在渤海湾上空。没想到为首的劫机犯冲进驾驶舱以后，跑到我身边猛推驾驶杆，嘴里还大声喊着：“148度1148度！汉城！”他喊的这个148度是飞行航向，我一听，心里吃了一惊：在渤海湾这个位置上，148度就是汉城方向啊！我想这是个什么人呀？他有准备呀！他懂行呀！我当时就是这么个感觉。这个人就是卓长仁。后来我才知道，他果然比较懂行，因为他上过航校，是辽宁省航校毕业的。我们的飞机本来就在紧急下降，卓长仁一推驾驶杆，飞机就下降得更快了，实际上已经是在往下俯冲了。劫机前我们在云上9000米，他这一推就到了云下。在云下也看不见地面，因为海上有雾，全是雾。这时候因为飞机在超速往下俯冲，速度太快了，飞机上的警报器就响了，警报灯也亮了，但是当时情况太紧张了，我几乎没有注意到。等我最后反应过来的时候，一看飞机的高度已经很低了。我大致算了一下，那时候每分钟的下降速度超过了6000英尺，因为显示下降率的表已经指到头了，也就是说已经超过6000英尺了，究竟是7000英尺、8000英尺，还是更多已经不知道了。我一看这种情况，赶快向上拉。那时候飞机离地面的高度可能还剩3000多英尺、不到4000英尺的样子，而且拉的过程还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因为向上拉的时候飞机不能直接就起来，还要继续下冲一段距离，所以，如果按这个距离计算的话，飞机一直往下俯冲，还有十来秒钟就要下去了！从9000米的高空这么快地冲下来，那人就全碎了，所以特别危险！在这个过程中，报话机里一片嘈杂，地面沿海一带的机场都在向我们喊话，因为报务员王永昌在卓长仁他们闯进驾驶舱以前向地面喊了一句：“有人劫机！”这句话我们东北沈阳、大连一带都能听到，所以他们都在找我们，里面都叫乱了！我当时一直在驾驶飞机，根本不能分神，也不能动，连头都不能回，所以也没办法和地面通话。卓长仁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很快就破坏了通讯系统，中断了我们和地面的联系。这样一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由我们自己想办法应对了。北京国家民航局总调度室。这里是国家空中交通安全管制的神经中枢，它全天候监控着全国范围内所有跨地区的高空干线飞行，并且控制着全国的飞行流量以及处理特殊情况下的飞行。值班的雷达管制员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显示屏，一切看上去都非常正常。但是，11点20分左右，屏幕上突然出现了罕见的异常情况：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号航班信号若隐若现，并且开始偏离航线。雷达管制员没有迟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民航局反劫机领导小绢……口述实录卢瑞龄，296号航班被劫持后赴汉城谈判的中国民航工作组副组长。男，汉族，1933年生，陕西人。中共党员，时任国家民航局国际司副司长，为民航局反劫机领导小组成员。后曾任中国民航总局国际司司长、中国驻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代表。卢瑞龄：5月5号中午，我接到总调度室打来的电话，说从沈阳飞往上海的296号航班有可能碰到麻烦了。我那时是民航局内部反劫机领导小组的成员，根据有关规定，一旦发生了劫机事件，或者是怀疑发生了劫机事件，我们立即就要赶到总调度室，并且马上将情况上报到国务院和中央，当时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劫机事件的部门，叫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当我赶到总调度室的时候，总调度正在雷达前观察情况。那架飞机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地面人员一直在向机上喊话，但是一直也没有得到机组的答复。那时候尊天上和地面的通信联络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虽然通话已经中断了，但是大家还不能立即断定飞机出事了。又过了一会儿，飞机从屏幕上消失了。我们开始猜测，它可能发生意外了，因为叫机长叫不通，不一定是通讯出了问题，而是机长根本不能回话。我们继续观察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发现那架飞机的踪影。大家越来越着急，开始多方联系，寻找飞机的下落。但是和其他机场通话后得知，它既没有到上海去，也没有到境内的其他地方去，我们不得不考虑它飞到境外的可能性。我们分析了飞机的几种可能的去向，在渤海湾上空，它走的路线无非是日本、朝鲜和南朝鲜。按照常理推断，如果飞机是飞往朝鲜的话，对方肯定会跟我们联系。飞到日本的话，对方也应该跟我们联系。可他们都毫无反应，那么只剩下了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飞到了南朝鲜。我当时是民航局国际司副司长，根据分工，民航的对外事务主要由我负责。在那种情况下，当然最好是立即和南朝鲜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了，但是我碰到了一个难题：我们和南朝鲜没有外交关系，两国的空中管制区域也没有联系——除非有什么飞机事先做出了安排，也就是大家事先约定好了几点开始联络，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怎么办？情急之下，总调度室的一个副主任提醒我，让我看看是不是还保留着南朝鲜民航局局长金彻荣的名片，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参加过亚太地区国际民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南朝鲜代表一直积极地和我们接触，虽然中国和南朝鲜没有外交关系，但两国代表在国际会议上还是可以接触的。我很快就找到了名片，由于情况紧急，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没有事先请示的情况下，用我的私人名义给金彻荣发了一份电报，问他，“我们有一架飞机失踪了，是不是在你们哪里？”我当时想，如果请示民航局领导和中央领导的话，我们就会花费很多时间。虽然296号航班飞往南朝鲜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但我们还是发了那样一份电报，并且开始焦急地等待对方的答复。296号航班在经过了一阵剧烈颠簸之后，飞机终于重新恢复了平稳。然而，驾驶舱里的局面已经完全被劫机者所控制。此刻，卓长仁的手枪就顶在王仪轩的头部。王仪轩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拖延，他只知道，接下去的一切，都将取决于他在这段不确定的时间里做出的决定。同地面的联系已经完全中断，他也不可能和副驾驶有任何交谈，他只能独自完成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和劫机者同归于尽，还是尽最大的可能保全乘客的生命？口述实录王仪轩：我们把飞机重新拉回到安全高度，在这个过程中，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向北飞15度，那是大连方向，我想首先争取到大连落地。于是，我就趁着拐弯的时候让飞机掉了个头，从罗盘上看，148度和15度在不懂行的人眼里是没有多大差别的，至少有的罗盘看上去差不多，因为飞机上有好几个罗盘嘛！我们向北15度大约飞了一分钟，卓长仁就不干了，他说：“不对！不对1148度不是往北，是往东南飞！”说这话的时候，他就站在我背后，而且拿枪不断地敲打着我。我在右座，那是机长的位置，和长林在我左边，他身后也站着一个人。我们身后还有三个人把着门，当时就是这种局面——他们五个人对我们两个人。我们只好稍稍向东调整了一下飞行方向，但卓长仁还是不停地说：“不对！不对！往东飞！继续往东飞！往左改！再改！”我们又改了一点，我心里想，大连去不成了，就准备去丹东吧！就这样，我们往丹东的方向又飞了一两分钟。卓长仁发现方向还是不对，又说：“不行！再改，再改，再往东边改！”这样一改，就真是往东飞了。往东飞就是对着朝鲜、平壤那个方向去了，我心想也行呀！如果不得不出境的话，能飞到平壤落地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

编辑推荐

《中韩"劫机外交"》：当代中国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