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历程
出版时间：2006-10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何怀宏,徐友渔,李银河 （等） 页数：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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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这36篇鲜活的个人思想独自真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不可磨灭的思想脉动，或者，某段苍凉悲喜的灵魂故事。 这些中国的思想者未曾主导过历史潮流的发展，甚至很多时候，他们也只能像大多数人一样，被动地接受时代的潮来潮去，但他们亲身经历着一幕幕历史的现场，并在内心深处忠实地记录着这个时代，这些思想者可能并不处在时代浪尖上，但他们的灵魂却一直映射着时代。即使在境遇最为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停止对国运民生的观察与思索。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他们的灵魂，不曾远行；他们的思想，仍在路上。 或许，在世代变迁、大浪淘沙之后，人们依然可以凭借这些带有口述性质的私人思想记录，来接近历史，再现历史……
作者简介
曹保印，《新京报》资深编辑，评论员。曾在《教育时报》、《教书育人》等报刊开设过新闻评论、心理咨询、民族文化研究等七个专栏。已在《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南方周末》、《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评论作品500多篇，其中多篇被中学语文教材、杂文选集收入。著有《直击中国教育底线》、长篇小说《草根儿》，主编有《精神历程》、《河南省小学法制教育读本》等，编著有《寓言故事》、《智慧故事》等。
书籍目录
序 何怀宏 徐友渔 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 季卫东 选择的自由与烦恼 葛剑雄 我当上海市人大代表的故事李银河 中国性文化的30年变迁 杨东平 中国NGO的新天地 崔卫平 经验的年代 蒋高明 向权力诉说真理 倪乐雄 田野上飘来苦涩的风 祖述宪 我怎样走上“动物解放”之路李宝元 一个农村孩子的进城路 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 傅国涌 星星的思想可以与太阳媲美王学泰 我的平反路 徐贲和 文学做伴 蔡定剑 是种子总要发芽 汪永晨 我与江河的故事 袁 岳 一位师挚对我的人生影响 程方平 我这样认识教育 周永生 思想、人生与社会 刘仁文 法学家为什么没有忏悔 邵 建 “走近”胡适先生 长 平 故园无此声 沈睿走 向女权主义 吴祚来 我们总是被一些声音掌握 毛寿龙 从考试中走来，从考试中走出 萧功秦 追求思想者的坦荡之乐 李檐我 与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邓正来 “学在民间”运动 莽 萍 同情心成长的历程 党国英 追求理性，且痛且行 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 梁小民 我与现代经济学 丁 东 打捞民间思想 陈家琪 不只是为了记住过去 杨 继 留学的迷思 何怀宏 心灵的九个瞬间 后记
章节摘录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形形色色的造反》、《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编）、《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 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无法抗拒的巨变，犹如大海波涛上的孤舟，犹如江河旋涡中的枯枝败叶，祸福安危完全不由自己掌握。这是100多年来中国人命运的缩影。但另一方面，人毕竟是有生命和灵魂的存在物，不是没有感知、没有价值、随风飘逝的尘灰，不只是建造历史大厦的砖瓦泥浆，在历史的潮流或逆流中，人可以判断、选择；当浩劫和罪恶发生时，如果不能反抗，甚至不能言说，至低限度可以记录。记忆、语言和文字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大财宝，身外别无长物的人可以因为拥有它们而在精神上富足。当然，这笔财富也需要小心守护，以免遗失或被盗窃。 1976年1月9日的成都寒风凛冽、浓云密布，这天清晨，我从收音机中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 人们的悲哀是自发的、巨大的，很多单位举行了吊唁仪式，还有单位以群众甚至党委的名义给党中央发电报，请求不要火化遗体，保存下来供人民瞻仰。上面有命令不准搞纪念活动，从报纸上看，吊唁安排得异常低调、敷衍，相反，还充斥着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的内容，甚至说邓小平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包庇，把矛头公然指向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10年，人们由开始的盲目和狂热逐渐变得清醒和反感。在两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被打倒之后，周成了被打倒的对象，这一点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干部中流传着毛泽东的一个指示：“批邓不批周，批周必大乱”。我们从电视报道中看到，在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时，江青没有脱帽，这马上引起各种议论和责骂。其实我注意到，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也没有脱帽，但没有人说朱德，因为他年龄实在太大了，而且，都知道他和周恩来是亲密战友，对他而言，决没有不敬的动机。 接近清明节的时候，民间自发的吊唁周恩来的活动渐渐高涨，从成都市的中心--人民南路广场到人民公园，大街小巷墙上贴满了歌颂和缅怀周的文章、诗词和绘画，其中一些水平相当高，观看、朗读和抄录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歌颂周的内容和对江青等的批判、影射往往结合在一起。后来，干脆出现了公开点名批判张春桥的大字报，作者是某工厂的技术员白智清。在大字报之前发生了争执，最后大打出手，一边是市民群众，一边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因为立场和观点的对立而口角，并且发展到拳脚相向，结局是造反派被打伤住进医院，四川省委的领导在中央的压力下到医院看望和慰问。 我清楚地记得，从1967年5月起，成都市民就是造反派的“铁杆后盾”，造反派和其他派别发生争斗时，一声号令就倾城出动，而现在全城百姓对造反派则是非常反感。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这才短短的不到10年！4月7日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传来中央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报道，我听得目瞪口呆，我绝对想不到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动”，想像不出成千上万的人在北京举行抗议，想像不出在一个历来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首都发生一场血腥镇压。报道中引证了“反动宣传”中的这种言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这话的震撼力、冲击力是难于形容的，它道出了我蕴藏在内心最危险、绝对不敢说出来的思想。 天安门事件的清理运动波及全国，几乎每个单位总有人出差北京，或者有职工的子女在北京上大学，“说清楚”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一时谣言流传，人人自危。这一年天怒人怨的迹象一再出现，7月底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伤极其惨重，紧接着8月中下旬在四川北部的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在成都有明显震感。大部分人家搬到户外居住，广场上、公园里床铺鳞次栉比，每家人的占地面积几乎就相当于铺位的大小。夏季的瓢泼大雨使露宿的人们叫苦不迭，院子里时常漂流着蔬菜和瓜果，刑事犯罪的数字直线上升。 几乎所有的工厂停了产，人们在户外受苦，但不敢回到家里，政府（那时叫“革委会”）动员但无济于事。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撤不撤街头的铺位，回不回家，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依中国几十年的规矩，政治运动的风暴一来，什么事情都不由分说，立即解决。 这件大事是：毛泽东逝世了。 记得是在9月9日下午，我和妻子正走在大街上，要去看一场电影（大概是关于“广交会”的纪录片，那时完全不上映故事片），突然，街头喇叭传出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电影院贴出停映通告，我们立即返家。一路上，看到每个人都是满脸茫然的表情。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极度茫然。10年来，毛已经被塑造为神，每个人每天都要重复若干遍“万岁”和“万寿无疆”，习惯成自然，这时听到的消息，好像是发生了一件违反自然规律的事。 随着收音机反复传来同一内容，加上各种后续情况的报道，我终于能够确定：毛主席确实是逝世了。10年的“文革”使得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政治上都异常敏感和有经验，我立即意识到：中国要大变，也许，我们这一代的命运前途也会随之改变。
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历了这最近“百年”、“十年”巨变的个人或有幸运或不幸的遭遇， 但从认识的角度来说又都可说是幸运的：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在如此之短时 间里发生如此之大变化的时代? ——序言·何怀宏 记忆、语言和文字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大财富，身外别无长物的人可以 因为拥有它们而在精神上富足。当然，这笔财富也需要小心守护，以免遗失 或者盗窃。 ——徐友渔 拒绝遗忘，不断描述自己的过去，给自己的成长过程尽可能地提供一种 解释或说明，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可以为自己(说不定也就是为我们这个民族)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可能做出的一件使所经历的事件“事件化”的工作， 即公众化、公共话题化的工作。它比那些大规模的旧房改造、推倒重来无疑 更紧迫，也更有意义。 ——陈家琪 这不是一本类似于“人生随笔集”的“私人小书”，而是集中反映各位 学者三十年精神历程的“历史大书”，从这些学者的精神历程中，读者自可 以看到中国社会在艰难中奋然前进、而又不无坎坷的侧影。 ——后记·曹保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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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22条)
- 是非常个性化的回忆，很显然讲述者们在已告之还有其他什么样的讲述对象时，有意识的比较而言的。崔卫平就把自己和好友徐友渔放在一起讲述不一样的童年里的不一样的记忆，对历史的无奈与感慨。也有个别论文形式出现的文章，例如李银河，她对性文化的变迁的研究，呵呵，好像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似乎拿来是为了凑凑数目······是为了研究知识分子的课题才买来的，没有想到可读性这么强。我甚至想起余华很久前写过的“自传”，让人兴味盎然~可以说非常好看，呵呵，鼎力推荐大家购买···
- 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我们探索之路的至宝
- 很好很负责的学者说真话的学者有民国范的学者遗憾的是李银河的档案跑题了；是否可以写一篇博文来弥补不足，满足读者仰慕之心？
- 特别好！精神食粮！
- 很不错的一本书，了解很多不曾关注的领域
- 所选学人还不够典型，可惜很多预约的学者未能如期顺利交稿。
- 感觉真好，就象和大师们面对面，文化大餐。。。
- 一灯不灭，薪火相传。
- 如果跟《陈寅恪与傅斯年》那种烂书相比，这个呢，还可以一看。就是说，作者毕竟还是个文化人。但是如果真的作为一本有关陈寅恪的专著来看，则就相当一般了。我的印象是，并不是作者经过多年以后，写出的一本关于陈氏的专著，而是他大学、研究生等等期间，有关陈氏的论文的合集。虽然主题都是陈寅恪，但是系统性、连贯性，就显得比较脆弱。当然，读起来，也就没有在与陈寅恪这样大家神交时，应有的快感。具体到文章来看，琐碎，平淡。为文老实，但有些学究气。或许学者可以看，但作为闲书来说，不推荐买。
- 长短不一，深浅不一，只有寥寥数篇可读性较佳。
- 当以较快的速度读完《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脑海中突然跳出一个曾经很热门的短语：狗日的粮食！
在图书馆选了沉甸甸的一捧书，路过文学类书架，看到这本书不合规矩地躺在空档处，象是被人随意地丢弃在那里，就随手拣了回来。怀里的书都有些晦涩，有一本轻松的书消遣一下也好。最重要的是，标题中的一个字眼比较妥切：“学人”，而非“学者”，更非“学家”。现在这世道，“××学家”遍地都是，写过一两本书，做过一两次演讲，接受过一两次采访，有那么一两个头衔……似乎就成了“家”，相比之下“学者”都成了谦逊语。窃以为，“家”应当是盖棺定论的称谓，不能用来互相吹捧或自我吹嘘。如果标准再严格一点，配以“学者”自居者，当也寥寥无几。《精神历程》一书的作者很多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或者大学教授，称之为“学人”极为妥当。
按照编者曹保印在后记中的说法：“生活总在想像之外，历史何尝不是？历史本来就是过往的生活——官方记载的，名曰正史；民间传播的，名曰野史；湮没于风尘之中的，姑且名曰‘亡史’吧……正史也罢，野史也好，总是过往生活的极少部分。而且，这极少的部分，也同样需要人们的证实或者证伪……组织出版这样一本书，意图通过众多知名【学者】（此处非‘学人’）的三十年精神历程自述，来展现一个时代的巨大变迁……”这样一个选题，视角是宏大的，意义是非凡的，其可读性应该是很强的。因为历史的碎片与个体的记忆互相印证，可以给后人带来体验性的感受，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和解读那段逝去的时光。但是不客气地说，本书并没有达到选题的目的，其原因正是曹先生在后记中谈及的：“本书的作者们在回忆自己的精神历程时……常常陷入难于落笔的痛苦之中……有的最终因为落笔的过于沉重，而掷笔叹息。”
正如野史比正史有趣，个体记忆比群体回忆更容易打动人心。正史往往因为宏大的主题而有意忽略细节，群体的记忆则经常因为符合化而抹煞个体的不同认知。所以我们读回忆性文字，更喜欢了解被有意无意忽视的细节，更愿意关注被遗忘的个体的真实感受。《精神历程》一书中，最具冲击力和感染力的正是填补历史空白和记忆空白的文字，例如王学泰的《我的平反路》。王学泰因为以“牝鸡司晨”映射时政，而搭上了文革中因言获罪的末班车；随后在拨乱反正中又赶上了平反的头班车。王学泰以平和的心态叙述了这一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没有控诉谁，没有指斥谁，没有丑化谁，让人叹息那个荒谬的时代，而理解在那种环境下不同角色的生存状态。例如，他提及一个审判员对他说，“王学泰，我们俩人没冤没仇，你也没有把我们家的孩子抱到井里去。今天我审讯你，是因为我挣这56块钱。”这个细节或许可以启示后人，在那个斗争年代，专政者也不是青面獠牙，也不是铁板一块，不能符号化地对待。再如沈睿的《走向女权主义》，沈睿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交了第一个男朋友，和他有了第一次性体验。毕业前夕，突然了发现了他的欺骗和背叛，决定分手，却没有分成。毕业就结婚生子，过着受压抑的生活，几乎放弃了自己读研做学问的全部梦想。后来遇到一个来华做学问的外国人，与她的交流中理解了女权主义，然后出国留学，研究女权主义……沈睿以冷静的笔调完整地呈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这在全书中是不多见的，因而弥足珍贵。她的前半截经历，在八十年代的“天之骄子”中极为普遍，带着梦想上大学，毕业后被生活所湮没，从不甘心到慢慢接受现实、自甘沉沦，而沈睿能够通过精神蜕变实现肉体救赎，具有较强的标本意义。但是，如果她不主动自我揭短，讲述真实的自己，我们就很难从她的文字中受到触动。
当然，如果从其他学人的自述中提炼故事，也不乏精彩之笔，但是很遗憾，他们并没有用心地讲故事，而是有意无意地遮遮掩掩。比较典型的是葛剑雄的《我当人大代表的故事》，他在文中说：“文革十年期间我在任职的中学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反对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所学校离不开我……文革一开始，我紧跟党支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党支部被夺了权，我当了一段时间的‘逍遥派’后，又成为新成立的‘校革会’下属‘专案组’的成员，等‘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学校，我继续留任，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评法反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学校的重要材料——无论是工宣队负责人的讲话、党支部的总结、红卫兵团的报告、学校代表的大批判文章——不是由我代笔，就是由我改定。”这样一个大红人，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又成为“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典型，并成为恢复人代会之后的上海市人大代表。《精神历程》中另一篇文章，刘仁文在《法学家为什么没有忏悔》中这样质疑：“为什么文革结束30年来，我们法学界始终没有出现过(如巴金)这样的忏悔、这样的讲真话的人？”把两者联系起来并不是说葛剑雄需要忏悔，处在历次运动的漩涡中而长青不倒的大有人在，除非别有用心地整人、害人，随波逐流并不是什么错。但是，如果葛教授能以更加坦诚的心态、更加细致的笔墨告诉读者他当时的思想状态以及如何处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际关系，相信对后人认识文革那种特殊环境下的人性会相当有裨益。可惜，葛教授把重点放在了当人大代表的光辉历程上。
尽管存在遗憾，但是相比之下葛剑雄的自述还算是有可读性的，大多数人要么在复述正史，讨论宏大的主题；要么选取某一方面的工作，汇报自己的学术或社会活动成果。例如，李银河的《中国性文化的30年变迁》，基本上算是论文综述，没有一点个人体验。杨东平的《中国NGO的新天地》，汪永晨的《我与江河的故事》，蒋高明的《向权力诉说真理》等虽然体现了新一代学人关注自然、关怀社会的新思维、新理念，体现了三十年来这个社会的进步，但是过于学术性的论题，过于社会性的表达，恰恰证明了36位学人中的大多数在逃避，逃避灵魂的挖掘、人性的解剖。因为不愿说，或者不堪说，而选择以学术的光环来掩盖内心的失语。他们跑题了，有意识地跑题。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的内心，不敢呈现真实的自己，只好端起架子谈学术，或者顾左右而言他。这可能便是曹保印所总结的“落笔沉重”的原因。
自从博客作为一种全新媒介的出现，网络上充斥着个性文字。个性化表达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自由自在、漫无边际地表述也成为可能，码字的轻飘远比变成铅字的凝重来得惬意。退回若干年，端起架子故作深沉地写作，代表着文字的份量；而现在，人们更重视自由表达所带来的快感。相反，太过凝重的文字，欲说又止的表述，多半是有所惧，有所怕，有所图，有所求。惧什么？怕什么？当然是怕失去得到的东西。图什么？求什么？当然是求想得到的东西。人人都为稻粱谋，学人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等学府的学人。狗日的粮食！ - 再贴一篇旧文，收录于《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故园无此声
长平
几天前翻阅《纳兰词笺注》，又看到这首《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我想起了十多年前，在一间简陋的出租房里，我捧着一本纳兰性德词选，苦苦吟哦的情形。那时候刚离开大学校园不久，没有工作，一位老师就经常帮我找点事情做，由此为书商写了好几本书，其中包括一本纳兰性德词新解。在这个工作中，这首《长相思》令我感慨万千。
那是九十年代初，社会上浪荡着很多和我一样的青年。我们既找不到工作，也不屑于到国家单位去上班。和当时整个国家一样，我们眼前一派茫然，但内心还是怀着某种信念。所以，我读到这首词的时候，就假想了一段山高水深、风雪交加的征程。在这段征程中，我们意志坚定，勇往直前，同时内心又充满了痛苦和惆怅。
而如今我对这首词感兴趣的地方，更在于它最末的那一句：故园无此声。故园者，故乡也，家园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这些词语敏感起来，同时也惶惑起来。
山高水深不是最可怕的，风雪交加也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乃是愈行愈远、愈远愈甚的“故园无此声”。
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前后几代人，或多或少地，都有过丧失家园或逃离家园的经历。对我个人来说，这个经历曾经壮怀激烈地发生，随后心安理得地度过，现在则开始显现出惴惴不安的后果来。
我没有王小波那样幸运，在十三岁的时候就从父亲的藏书里对古希腊着了迷，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一直到上高中，我都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那时候最想去的地方，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小城特里尔。从求知欲上说，大英图书馆也很有诱惑力，因为马克思刻苦攻读时在那里踩出了两道脚印。
在这种教育中，传统文化是被否定的东西，本土的每个人和每样事物都处于被改造以致进步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人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道理上怎么讲得通呢？这套价值体系也能自圆其说，首先它划分了社会阶级，其次它划分了社会发展的阶段，被否定的东西都可以归结到落后的区间和时间中去。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发生了一场文化热。这场文化热，虽然先前也有了好长时间的暗流，但是对我这样的青年来说，还是有如轰然洞开的天光，令人狂喜而又晕眩。少年的凌云壮志顿时变成了上当受骗之后的愤怒和迷惘。
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那时所有的大学都只有一个系，那就是西哲系，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读除马恩著作之外的各种西方哲学著作。这些如饥似渴而又不成系统的阅读，使我们都变成了图书馆里的无头苍蝇。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中国出了问题。不仅现实社会出了问题，而且自古以来就有问题。甚至，不仅是人的问题，更是地理环境的问题。我在将信将疑地读了几本地缘文化宿命论的书以后，有一种绝望的气息笼罩在心头，忍不住地生出逃离的念头。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杂志上一篇小说，名字叫“到美国去，到美国去”，那种被别人喊破内心隐秘的激动。
有一天晚上，我奋笔疾书，写了一篇酣畅淋漓的文章，叫“我的丑陋的故乡”，历数故乡山水贫瘠、文化委顿、经济落后的情形。然而，写完以后，我并没有感到痛快，而是遭到两种情绪的突然袭击，一种是数典忘祖的耻辱感，一种是脚下失去地基的空落感。我痛苦万分地将稿纸撕碎了，扔到窗外。
那是一个朗诵一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就要流泪的年代。但是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纠缠。从书本上，我找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我开始接受以近代契约论为基础的公民国家概念，认为国家乃是公民授权的权力组织，从而把它从祖国这个含混的概念中剥离出来。同时，我开始理解个人主义，从个体出发寻求普世价值观，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万族为一本，天下为一家。这在中国古代叫世界大同，现在则叫全球化。
其实这并没有真正解决精神的故园，也就是灵魂在土地上的归宿问题，却可以将这个问题悬置起来。在随后十多年的的新闻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忙于弄清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忙于思考解释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也忙于个人的生计。
我不得不说，一个人越是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的现实——乡村的贫穷与愚昧，城市的无序与功利，官僚的腐败与无能，民众的盲目与异化，他就越是对那些浅薄地赞美家园、歌颂故乡的声音投以警惕的眼神。
后来我到美国去访学，又到欧洲去旅行。我带着很复杂的情感，去了雅典，去了罗马，去了巴黎，还有纽约等等，这些西方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发生现场，和各种肤色的人接触。一方面，这些直观的感受和先前的知识一起，加强了我的世界主义观念，让我看到未来世界大同的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在现实世界中，甚至在理想的大同世界中，每一个灵魂依然需要一个它所归依的故园。
在美国，我接触到一些华侨，他们数十年没有回中国，甚至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们总是动情地赞美中华文化，遥想东方家园。我当然首先认为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很想给他们讲讲昆德拉的小说《无知》中的故事。
在这部小说中，两个逃离祖国的捷克人，魂牵梦绕地想要回故乡，二十年后终于如愿以偿。但是，他们回去以后，发现时间严重扭曲了记忆，在故乡并不能找到归属感。正如另外一位英国作家奈保尔回印度，去寻找血缘上的归属感，一年以后却绝望而愤怒地说，我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祖先的，异乡人。
我还没有开口，就已经从这些故事中理解了那些华侨。随后，极度伤感地，我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如果说，《无知》中讲述了两个逃离故乡的人终于失去归属感，而我，我们，难道不是，身处故乡却从来没有找到归属感吗？
我开始感觉到，这么多年来，我所从事的工作，我在报纸上写的专栏文章，都始终有一个幽灵紧跟在后面，一次又一次地呻吟：
故园无此声。
后来有一次在日本乡下访问，在唐风十足的建筑和礼仪中，传来琉球三弦的乐声，很突然地，我好像感应到从遥远的时空传来的召唤，惊起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原来我是东方人。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件事让我更多地思考文化上的灵魂归属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没错，我们的确从柏拉图那里，从罗素那里学到了知识，但是我真的很难说出口，说我的精神家园，就在雅典或者英伦。
为什么不向本土，向我们真正的家园求助呢？前不久，我在广东从化参加了一次盛大的中国儒教成立大会。我是多么羡慕那些笃信儒教救国的学者，他们的灵魂有了多么好的安顿，假如他们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但是我在仔细地聆听之后，的确无法认同那些漏洞百出的宣讲，甚至怀疑他们自己也是在自欺欺人。
难道我只能，要么放弃这个问题，斥之为矫情，要么继续挣扎在愈行愈远、愈远愈甚的“故园无此声”之中？
- 拖拖拉拉三天的时间看完了这本“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著名学人自述)，收获颇丰，尤其印象深刻的，有徐友渔的《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崔卫平的《经验的年代》，鄢烈山《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傅国涌《星星的思想可以与太阳媲美》，王学泰《我的平凡路》，袁岳《一位师挚对我的人生影响》，邵建《“走近”胡适先生》，长平《故园无此声》，沈睿《走向女权主义》，萧功秦《追求思想者的坦荡之乐》，梁小民《我与现代经济学》，丁东《打捞民间思想》以及曹保印的后记《生活总在想象之外》。
编者著名评论家曹保印先生发愿组织出版这样一本书，意图通过众多知名学者三十年的精神历程，来展现一个时代的巨大变迁，经过细心阅读，也不难发现，这的确不是一本类似于“人生随笔集”的“私人小书”，而是集中反映各位学者三十年精神历程的“历史大书”（曹保印语），由于总所周知的原因，作为生在改革开放时期的80后一员，对我们父辈那一代总是有一层隔膜，无法清晰理解那个时代的是是非非，这既有那段史实的严重“失真”（近段看了沈志华等历史学者对那段历史的挖掘和重新讲诉，感受尤其明显），也更有本身处于那段疯狂岁月中人的迷茫，总说“形势比人强”，但正如著名学者陈佳琪书中所说：“拒绝遗忘，不断描述自己的过去，给自己的成长过程尽可能地提供一种解释或说明，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可以为自己（说不定也就是为我们这个民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做出的一件使所经历的事件“事件化”的工作，即公众化、公共话题化的工作。它比那些大规模的旧房改造、推倒重来无疑更紧迫，也更有意义。”从现阶段来看，这项工作远远没有完成，仅凭巴金等老先生势单力薄的“忏悔录”，远远无法抚平这段历史给我们整个民族造成的“伤痕”，于个人而言，记忆、语言和文字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大财富，身外别无长物的人可以因为拥有它们而在精神上富足。当然，这笔财富也要小心守护，以免遗失或者盗窃（徐友渔语）。随着阅读经验和视野的不断扩大，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如果我们不能很好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就无法真正看清我们的未来，就如对一个人，你不清楚人家的过去，你就无资格也无能力去评测人家的未来。
于个人人生意义而言，更增强了一种人生的方向感。在这些学者真诚质朴的回忆中，被他们过去那种“刻苦”（照常人看来的确太苦）读书求知的态度所强烈刺激和感染，萧功秦先生回忆道：“从早年时期起，我就能从书本中，从知识与学理的追求中源源不断地获得精神欢愉的源泉，我还清楚得记得，当年在当工人的时候，哪怕只有15分钟的停电空隙，我都会跑到附近的宿舍去读哪怕是几分钟的书。”他们字里行间毫无诉求知苦之意，相反，在求知求真获得极大的乐趣有一种近乎一致的表述，尽管客观条件是那样的艰辛，与我们现在比起来简直天上地下，当然我并不是想鼓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相反，我觉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取得离不开客观物质条件。作为衣食无忧长大的一代人，自己却流于思想上的贫乏，求知求真的乐趣对曾经的自己来说“不可望也不想及”，当然这和从小到大僵硬考试制度的摧残以及现今现实生活压力有很大关系，但这实在无法称其为只会喊“郁闷”的理由，这一点上，我觉得萧功秦先生总结的很好，他说：“也许有一些自命为‘后现代’的人会认为，使命感是一种过期的多余品，也许有人会认为，热爱知识和学理，只是清寒的学人聊以自慰的借口，然而，我却实实在在地认为，它们两相结合而给予一个人的坦荡之乐，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无论在过去，也无论在未来。”鄢烈山先生说的更为直接和明了：“支持我从事‘公民写作’的首要心理动因就是，心底不服气，不承认任何人，任何势力比我高贵，不承认谁有正当权力控制我的思想和写作，强制我必须说什么。”想想自己也有过这样的“叛逆时刻”，但没有独立思考的后果就是，习惯性将所有问题归结为难以解决的体制问题时，也将个人置于无足轻重，无能为力的地位，从而消解了自己作为一名公民需要实际参与的责任，助长了缺乏道德感的冷漠，成为“犬儒”之一，正如杨东平先生所说：“在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做出乐观和悲观的预测是相对次要的，我们态度并不取决于这种判断，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必须实际地投入和参与这一进程。因为这同时一种心灵的自我拯救，我们不可逃遁，我们责无旁贷。”
重温著名家杂文家鄢烈山当年的“抉择”，再也不要那种“阴郁”的心境，那种没有穿透云翳的阳光，没有美丽动人的梦想，想象不出值得向往的远景的心灵灰暗，还是普希金说得好，人的心只有“憧憬着未来”，才能振作起来，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当然，人生不只是为了美好的明天，更是为了美好的今天。
- 历史的体温
在2008年我买了上百本书，其中不乏经典之作，涵盖古今中外。但于这批书中我最珍爱的二本却分别是《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
这二本书一直放在我的案头，时时抚摩，却不曾读完。因为这二本书包涵的内容太过于丰厚，每个学人或知识人都是一本大书，不管是他们的自述还是李怀宇的访问手记，读来都非常新鲜有趣，知识或思想都已成了他们的存世面目，远远超越于他们的肉身，与中国这片大地血肉相连，难以牵扯得清。
今天想说的是这本《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的自述》，单看名单，就够迷人的：何怀宏•徐友渔•季卫东•葛剑雄•李银河•杨东平•崔卫平•蒋高明•倪乐雄•祖述宪•李宝元•鄢烈山•傅国涌•王学泰•徐贲•蔡定剑•汪永晨•袁岳•程方平•周永生•刘仁文•邵建•长平•沈睿•吴祚来•毛寿龙萧功秦•李楯•邓正来•莽萍•党国英•楚树龙•梁小民•丁东•陈家琪•杨继。
大多系当代正活跃在学术界和公共言论舞台的学人，他们的成长史或阅读史几乎就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史，所以我说他们的自述是带着历史的体温，为我们记录了当下的历史现场。按编者曹保印的后记所言，本来还有赵汀阳、周国平、汪晖、周振鹤、茅于轼、葛兆光、朱家勤、廖晓义等人的自述，因落笔的过于沉重而掷笔叹息，没有与读者见面，也是殊为可惜的。
这些学者的回忆将进入我们的历史，成为我们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他们在历史的大潮中，拒绝遗忘和迷失，这种积极生活的态度给我以巨大的启示和榜样力量。
正如 何怀宏先生在序中所说：我们生活在现在，我们又生活在“历史”或“传统”中。……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在迅速的成为“历史”。“传统”在塑造我们，而我们也正在塑造“历史”……
愿这36位学人带着历史体温的自述陪伴着我们一起抵抗遗忘，映射时代，共同塑造我们的未来。
- 36位学者的“忆苦思甜”的文字，大多写的很有味道。其中的数人现已不在大陆了。有几个我还听过讲座。
自述所记录的除却个人的成长，兼有一些所感，令人振奋。
傅国涌的星星的思想可以与太阳媲美（p101），徐贲先生所言的大学里的宽容（p117）均让我十分感叹。
在这个哀伤的时刻，秉持自由的烛火，勇敢前行。
- 按：在《精神历程》一书中，我最欣赏的两篇自述是第六篇：崔卫平《经验的年代》和第十四篇：徐贲《和文学作伴》。可惜去年11月初读此书时，网上还没有此两篇文字的电子版，无法与学友们共享之。今天去崔卫平新浪的博客，发现她在3月3日就已将该篇文字贴上了，且发贴时间恰好还是15:15:15，有意思。崔卫平和徐贲的两篇自述恰好可以组成一个好题目：在经验的年代和文学作伴，可惜徐贲的这篇还没在网上找到电子版。崔卫平、徐贲、钱永祥他们三人是我欣赏喜爱的学人，且他们之间还都是好友，通道。崔卫平在北京，徐贲在美国，钱永祥在台北，遥相呼应。不过我们所谓的思想界、学术界对他们可是不大提及的，崔卫平的《积极生活》，钱永祥的《纵欲与虚无之上》，徐贲的《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学界的评论，回应极少。不过钱永祥的这本书和崔卫平的这本书又可以组成一个好题目：在纵欲与虚无之上积极生活”。里面都有一个“在”字，言辞背后是人的存在（human being）。
2007年3月14日
经验的年代——从八十年代出发
作者：崔卫平 2007-03-03 15:15:15
来源：http://blog.sina.com.cn/cuiweiping
蓝天里有一颗会唱歌的星
1978年春节前后某个星期天早晨，我同父亲一起出门准备上街，走到传达室被人叫住，“有你家一封信”。我清清楚楚看到牛皮纸信封的右下方印着“南京大学”的字样，但一时却想不起来这与我本人有什么联系，记得很清楚是父亲打开了信封。父亲是那种十分内敛的性格，有喜欢放在心里也不说出来。他一句鼓励的话也没有说，但是我能体验得到他内心的充实和满意。我分享了父亲的感受，也一句话没有说。
回到插队的地方办完了手续，我带着一只小箱子奔赴南京，箱子里装着一些换身衣服，还有一套竖排的线装书《唐诗三百首》（上下两册），书中注明由“蘅塘退士手编媚古居士重订”，这是几年前从邻居的孩子手中得来的。这套书一直跟随到我现在。
名为77级，实际上是78年二月份进校。我们中文系全班不到五十个人，九个女生，有一位是稍后扩招进来的，南大子女，她住在家里，其余我们八个则住在一个寝室里。我们早起跑步，天色未明就甩开脚步狂奔。学校的大喇叭比我们起得更早，不停地播放那几首歌曲，印象最深的是一首“蓝天里有一颗会唱歌的星”，因为当它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我们恰好头顶着深蓝色的天空，那上面依稀挂着几颗闪烁的晨星。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胡福明，是我们学校哲学系的老师。我因为私心喜欢哲学，便经常与哲学系的女生在一起。有一位不仅是我老乡，而且还同我家住一个院子。我会听她说，“胡福明从北京回来了，在哲学系做了一个报告，我们都去了”。“读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最早我是从这位女生的嘴里听说的。
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你能感受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张开嘴巴大口呼吸，一切都在重新开始。每天听到的消息总是令人振奋的，每个月出版的期刊都会有“爆炸性的”内容出现，阅读是当时一件十分紧张热烈的事情，伴随着痛苦也伴随着希望。所遇到的最大尴尬是一个留学生向我提起的，她是一位加拿大左派，她问我“你们粉碎了四人帮，但是用什么办法来阻止新的四人帮产生？”这个问题令我感到十分气闷。因为回答不上来，所以她消瘦坚定的形象至今记得很牢。
后来翻译哈维尔描述1956年对他本人的震动（当时他20岁，与我此时年龄相仿），感觉十分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他称之为“对于世界的最初经验”。那是一个人确立他与这个世界基本关系的时期，是奠定他一辈子看待世界的基本立场的时期。在一个否极泰来、百废待兴的年代度过自己的青春，培育起对于世界的基本感受和视角，那种深刻的经验足以影响一个人终生。哈维尔接着说，从那之后十年，人们都在这种气氛中生活，那是“一个获得进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对勇敢的时期”。对我本人来说，所经历的大致也可以这样表述。
除了阅读经典文学著作，当时最热衷阅读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正好哲学系调进了一位教员叫做孙伯骙，他原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此人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炉火纯青，每一节课都有许多灵感的火花。本科时我一节不拉地听过他讲授的“马哲史”，还蹭过他给研究生开设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是一字一句地研读过去。这本起先被认为是费尔巴哈的著作，文体晦涩，深藏的玄机也最多。念研究生时，我干脆隔系选了孙老师的课程，第一次拿到这个老师的学分。不仅是听课，原著是一定要读的，而且读得非常起劲。尤其是那些早期著作，一本接一本地读过去，关于伊壁鸠鲁的《博士论文》，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有些篇章爱不释手，比如从1851年底开始动笔写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7－1858年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比起仅仅见到马克思的结论，去了解马克思本人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不知道有意思多少倍。在那个年代，马克思是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窗口。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体现在一篇四、五千字小文章里，这文章发表在80年代中期的《云南社会科学》杂志，标题不记得了。
不要杀害那个无辜的人
疏异的感觉并不是从书本上开始的，而是深藏在个人经验之中。一次与徐友渔先生的争论中，我表达过某种不同的经验。对于友渔他们那个年龄上的人说，历史是从某个可以理解的地方开始的，比如1966年的文化革命，在它正在开展和进行的时候，友渔与他的同伴便能够从自己的立场去分析考察，“指点江山”，他们被赋予了某些重大使命和责任。我与友渔相差半代。正当天翻地覆的时候，还没有从童年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对于周围每天发生的事情，除了茫然还是茫然。激情与愤怒都需要力量，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培育出任何所需要的力量。
应该是1967年的某个夏日，我们几个孩子正在家里玩扑克，听到有人在外面喊：“xxx（我们的同学）的妈妈跳河自杀了。”放下手中的牌，我们一窝蜂跑了出去，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结果当然非常尴尬：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被水泡得肿胀的硕大的尸体，半个肚皮露在外面，还有一头散乱的头发。我第一次感到大河上方灰色天空的存在，感到自己所站立的地面正在塌陷。我的祖母是一位不识字的小脚女性，当她的某个儿子或者媳妇在体育场开完批斗大会后被游街示众，她就不停地上厕所，经常是我扶着她去。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一旦听见锣鼓家伙响，我的任务就来到了。我分享了祖母的悲哀与无力，也感到自己是十分无力和无奈的。不久之后祖母被遣散回老家，父母去了五七干校，姐姐下乡插队，我们（长我一岁的哥哥与我及两个妹妹）整个儿调进历史的缝隙之中了。我们像它的腹腔中的一截盲肠，或者不体面的“私生子”。
因此，与友渔他们处于历史的“正面”不同，我们处于历史的“背面”；与他们自觉地处于“历史意识”之中不同，我们不得不处于“历史的潜意识”当中；与他们从“历史的最强音”开始不同，我们是从历史微弱的一声呻吟开始的。福科曾经谈到1934年，当陶尔斐斯总理被纳粹刺杀时，所感到的震撼和恐惧（当时他8岁。）“我相信我这一代的男孩和女孩的童年都是由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所造就的。……我们的个人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的情况也可以说是这样。
当我学习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时候，这样的经验被压抑下去了。当然，此类经验很难找到恰当的形式来加以表达。如果它永远找不到形式，便可能永远不存在。当八十年代开始，一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时，尤其是存在主义，与许多人一道，我是属于坐前排沙发的。克尔凯郭尔、尼采、陀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萨特、加谬、还有一位西班牙人乌纳穆诺（有一本他的小书叫做《人生的悲剧意识》），这些人的著作，所提供的不是理论和概念，而是对于世界的感受，是释放某种生存情绪，是表达与世界的疏异关系，它们非常对我的胃口——从未有过地，它们帮助我接近自己及自己的生活体验。所谓“荒谬”对我来说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对于周围世界的迷茫心情，实际上片刻没有离开过我。此前多年头脑与感情之间分离分裂状态，在阅读这批著作时，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这些人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加谬、克尔凯郭尔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加谬的《局外人》，以一种十分冷峻笔调，描绘个人极度的脆弱不安，具有一种钻石般的品格。他的那本小书《西西福的神话》（杜小真译）和收在《正义者》中的几个剧本，有一种从黑暗中提取光明、从废墟中建立永恒的非凡力量。克尔凯郭尔将“个人”形容为“只身”的“隘口”，只有通过这个“隘口”即先成为“个人”，才能成为别的什么；如果不能成为“个人”，则将一事无成，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起点。它意味着如果是真理，哪怕坚持到只有你一个人，你的背后只有悬崖峭壁，乃至你自己就成为悬崖的一部分，也要坚持下去。相反，越是大多数人都赞同的立场，越有可能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将存在主义当个人主义来理解和接受的。迄今我仍然觉得，是否经过这样的“隘口”，成为这样的“个人”，是我与许多我的同龄人的分水岭。我们那个年龄上的人，大多数过着一种鱼贯般的生活。也许每个年龄上的人大都如此。
比较起来，陀斯妥也夫斯基是最能够与我们所处文化进行有效对话的。他的那本写于19世纪60年代的论战小说《罪与罚》，所讨论的问题在我们的环境中，始终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他的论战对手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观点支持了不止一代“革命者”，即所谓“创造历史的人是不怕弄脏自己的手的”。它将允许一些自诩为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们，在追求理想的同时，突然掉过头来追求“现实”，拾取非常“现实的权力”；它也将鼓励一些自以为是地骑在历史背上的人们，将没有理想的人们当作马蹄下的尘土随意蹂躏践踏；它迎合和满足了那种没有根据的自我误认或虚荣心，不仅认为自己的观点总是比其他人高明，而且从人格上来说，也比别人高出一等，因而可以随意凌驾于他人之上。《罪与罚》中的那个老太婆，是在“理想”的名义下最早被划掉人们之一。
陀斯妥也夫斯基对我来说，是一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阅读他的著作，体验他的思想，反观自己的存在，结果是将我自己从“历史”或者“时代”的最强音中彻底放逐，从那种表面上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轨道上彻底放逐。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就等于取消了别人与他争辩的资格，等于宣称自己拥有某种不言自明的真理。
1988年下半年，我写了《重读<罪与罚>》一文，这文章中的东西奠定了我此后思考的基本方向。在本人2000年出版的一本小书《看不见的声音》的序言中，这样的表达与其说是一种立场，毋宁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心情：“把自己放到无名的人们、无名的声音当中去，放到不幸失事与失败的人们当中去，放到被‘历史’的身影所掩盖的那些生活和生命的‘缝隙’中去，使得你与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人们有一种血肉相关的联系。在阴暗的潮湿的街道，夜晚笼罩下的城市与大地，空荡荡的墙角的拐弯处，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两声尖锐痛苦的喊叫，那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生命根部的疼痛，是你自己生命的尴尬、无奈和失去耐心。”
专业与业余
我把道德上先声夺人的做法，也看作一种Kitch（自媚）。1987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先后买过不止一本送给学生。经常有朋友对我说，“你是从米兰"昆德拉开始的”，尽管不是十分准确，但我并不准备反驳这样的看法。与许多人不同，“消极自由”对我来说建立得更早，我是从“消极自由”一步步走向“积极生活”的。至80年代末，我变成一个对于政治毫不关心的人，电视上几乎每晚出现的大人物的面孔，比如总理与副总理，我不能从相貌上把他们分辨出来。那种在社会大事件中感受到的兴奋和满足，我对此深表怀疑，而且感到很不习惯。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专业即文学修辞学方面。上一代人丢失专业的情况对于我们肯定是一个刺激。许多人弄了一辈子文学，毕其一生所写的文章，在后人看来竟然与文学毫无关系，对于这种局面，正在步上批评道路的年轻一辈感到非常不满。比起“符号功能”一说，当时更加佩服的是英美“新批评”。主张文学的问题要放在文学的框架之内；重视文本内部的各种照应关系，即使是涉及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要转化为文学内部能够消化和吸收的形式，而不是服从任何文学之外的权威。这一套对于我们非常有吸引力。这个立场并不等同于所谓“纯文学”的要求，因为它并不是要拒绝外部世界，而是强调以文学的眼光和手段来处理外部世界。
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是一个对于文学自身合法性的诉求；是在除魅的世界上，各领域自行营造其文化意义的一个现代性诉求，即“审美现代性”的诉求。这项诉求的深远意义并不在宣布文学与外部世界脱节，而是声明任何文学之外的力量都不可能给文学提供任何现成的意义，任何有关现实的描述都不可能直接担保作品的文学价值。有没有经过这个合法性论证是非常不一样的，需要文学本身给文学立法，站在文学的立场去思考社会政治诸问题，而不是站在社会政治的立场去要求文学。很可能经过论证之后，仍然继续强调文学表现社会现实的立场，但这回是出于文学的自愿，出于文学本身活力的考虑，而非一个高高在上的、不容置疑的力量的强迫。即便是政治，也并非只有政治家、社会运动家的政治。文学家也有文学家的政治，德国作家海因利希"伯尔用在作品中安放“倒钩”来代表作家的政治策略，它们是“是思想的火药和社会的慢性导火线”，而不是“炸弹”。
作为一种专业，不管是文学还是电影，对我来说，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它是一种有自身历史的领域，有在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有这个领域之内的人们所要面对的难题。那是一个艰难进展的过程，往往探索很多年并不见得有什么眼下的效果。但因为是面临挑战，所以令人欲罢不能，殚精竭虑，觉得中断或者离去是十分不忍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专业是一道门槛，需要经过长时期恰当的训练，才能得其门而入。当下“知识分子”这个词包含了更多社会角色的色彩，但是我理解的知识分子首先就是这样的专业劳动者，是在自身的领域中有所建树、有所进展的人们。而一个人一旦在专业上形成训练有素的眼光，他看待其他问题时也可能比较练达和成熟。因为在专业上缺少积累与耐心、在自身领域中站不住脚的人们，当他们对待社会现象发言时，也会摇摇晃晃、底气不足、因缺乏自律而漏洞百出。只化很短时间（一两年）就习得一种新语言而夸夸其谈的人，是比较不能够信任的。专业经验也是一种经验，而今天时代的宠儿仿佛是“理论”而不是“经验”。
当我为已故青年诗人海子一首总共八行诗句的诗篇，写出八千字的细读评论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哈维尔。因为不关心政治，我虽然知道“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但是对于谁上台、谁下台这样的事情始终记不住，此前没有听说过哈维尔的名字。我后来知道在九十年代初，有一个手抄本的《无权者的权力》中译本在某个范围内流传，但是我对此一无所知。应该是93年春天的某日，我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一位加拿大朋友读完丢下的红色封面哈维尔著作“Open Letters”时，我不知道此公何许人也。可以肯定，如果已经有人告诉我该书作者是一位总统，我不会去翻开哪怕一页。
除了专业的经验，一个人还有他的生活经验，包括社会生活经验。谓之“经验”，所谈及的都是一种较长时期的积累。社会生活经验是你在所处社会生活中，通过你的眼睛、耳朵、鼻子所感受到的那些，是与你周围的人们共同分享的，甚至无须特别用语言来加以沟通，是你们之间的密码和暗号。当然不是说这些经验具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不需要反思和批判，但是对于“反思”这个东西也需要“再反思”，不能因为“反思”而把自己架空起来，觉得自己是民族生活中的“超级人类”，脱离了民族生活的血肉与土壤。哈维尔的那些文章不是“理论”，是深深扎根于捷克民族社会生活经验之中，是他所处社会中人人每天吸进与排出的污浊的空气，是外人看不出来，里面人说不出来的那些。能够将这种经验加以表达，不仅需要道德上的忠直与勇气，而且需要一种特别的敏感与穿透能力。
而当某种深刻的民族生活经验得到表述，将不可见的共同体验转化为可以说出的句子，它同样是一种知识，而且是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知识：因为具有某种原生的、不规则的形态，是此前的书本上不具备的，缺少学科特点的，你甚至可以否认它是一种知识，但是恰恰是这种不完备的知识，可能成为某种专业知识的起点和取之不尽的源泉，在某些时刻，甚至引导着专业知识的方向。秦晖先生说“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是一位作家而不是别人，能够提供关于自己民族生存状况的知识，因为它同样是一种创造性文本。辨认这种知识，将它们也当做一种知识，这需要去除许多傲慢和偏见。
在很长时间之内，我将翻译与介绍哈维尔，看作是“业余的”工作。它花了我大量的时间精力，却丝毫不增添我在专业上的深度和高度，在单位里这样的“成果”我也拿不出去。当然我不会为此感到片刻的后悔，但是专业的要求始终在咬啮着我的内心，令我感到十分不安。在我看来，一个缺少专业知识的人几近于一个寄生虫，放弃对于自己专业知识的要求，就等于放弃做一个知识分子。当然还因为我始终十分喜欢我的专业，不管是曾经从事的文学还是后来逐步进入的电影，在专业工作中我感到心满意足，专业领域中小小的进展都会令我十分开心。一度我给自己定出的工作规则是——半年从事专业的工作，半年从事非专业的工作。实际上差不多也是这么个节奏，“专业”与“业余”工作成果双方各一半。某种挣扎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候变得十分尖锐。可以肯定地，如果不是遇上这个不安的年代，按照我没有出息的天性，我会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我心目中难以超越的榜样是中国社科院杨绛、黄梅先生。这二位的人品与文章都是我暗中研习的功课。在伍尔芙与波伏瓦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我与这个世界
大约是1991年或者1992年，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听了北大乐黛云先生的一个讲座，关于一本没有翻译过来的书，主题是“沟通”，也许是一本捷克人写的。随后我给乐黛云先生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自己感到最痛苦的莫过于“精神与现实”之间不能沟通，从精神到现实之间仿佛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应该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去过缸瓦市教堂和别的教堂。有一次在教堂遇见一位胖胖的女士，她笑眯眯地问我“哪儿不好？”是“工作”、是“家庭”还是“身体”？听上去口气就像一个大夫，言下之意我是出于其中之一的原因才来寻找上帝的。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
我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平衡与周围现实的关系：巩固自己的专业，在学科范围之内寻求一种受保护的平静生活；包括阅读陀斯妥也夫斯基、伍尔芙这样的作家，以寻找一个人自己的恰当比例，不大不小属于他本人，但是仍然感到深为不满。在日记中我写道：“我日夜奔腾不息的头脑，不知道在想什么，也不知为什么！”放在现在，我就能够对这种持续的不安作出解释了：一个人要想活得真正舒坦舒心，不仅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理顺与这个世界（the world）的关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不顺，感到无法进入这个世界，即使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给自己找出再好的说辞，心中仍然有一处是空洞的，不能填补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着很多力量将人们拒绝于这个世界之外，而人们为自己也找了相应的很多借口，将这个被拒绝的事实以动听美好的名义接受了下来。当然，身为女性，被拒绝的理由又多了一层；身为女性，接受被拒绝现实的借口又多了一个。
当我读到汉娜"阿伦特这样的句子时，认为它们首先是一个女性经验的表达，感到眼前一亮，：“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在“家庭领域”中，一切都是围绕着身体的必然性开展，围绕着“喂养”展开，女性每天所处理的事务不仅琐细，而且都在默默无声中进行。没有比“鸿沟”的比喻更能够表达来自身体生存的那种沉重的压迫，那种密不透风，那种消耗与徒劳。即使是大多数今天出门工作的妇女，她们能够拿得出去的理由也是为了贴补家用，养家糊口，也就是说，需要寻找一个“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理由，才能将自己安放踏实。专注于私人事务的“私人性”，在阿伦特那里是一种“被剥夺”的体现，所剥夺的是人人共同关心的事务，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与空间，是体现自己更高人性价值的那些内容。她所参照的是希腊城邦中只能埋头干活但不得开口说话的奴隶。
而这不仅仅是妇女的处境，而且是所有那些只能埋头于自己私人事务的人们的处境。表面上看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一种“自处”与“自得”，如同自由似的，但其实包含了一种自欺欺人在内，是把别人允许你做的事情当作一面旗帜竖起来，是被别人逼近一个角落没有办法只好说那就是整个世界。上个世纪中叶之前，身处各民族国家的犹太人便是如此。埋头自己的赚钱，对于周围社会政治不闻不问，到头来被别人送进毒气室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某种“政治冷漠症”甚至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无根的”、“丧失意义的个人”其实是在一个更加广泛的范围之内发生。封闭于自身存在的人们感到没有人站在他一边，没有人能够分享他的感情与感受；没有人理解他，谁也不会跟他一起行动。在无法得到他人确证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因而陷入萎缩和瘫痪，陷入晦涩和虚无。在失去了与他人共同享有这个世界之后，也失去了关于自身任何有意义的感觉，因为“意义”是在与他人的分享、与他人的交流沟通中获得的。而一个人一旦感觉自己是一个废物，他去做什么就成为不可预期的，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说的“一切就成为可能的”。
针对此，这位忠直无欺的女性提出的响亮忠告是——站到亮起来的公共生活中去！与他人一起分享这个世界，获得自身有意义的那种感觉。最喜欢阿伦特用的“worldly”这个词，即“富有世界性”，“富有公开性”，因而勇气便成为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开口说话的勇气。当哈维尔表述他所处的七十年代捷克社会，人人只是享有买哪个牌子的电冰箱或者电视机的自由时，所采取的是同样的视点。当波兰人米奇尼克与他的同胞一起，强调恢复社会的自主性，恢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活力，通过建设社会、建设自身来推动事情的进展，所运用的也是同一思路。在我看来，阿伦特这样一些表述，比如人的“出生”，人的“行为的自发性”，人的“行为的不可预料”性质，以及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端”、“新的行动”，所有这些，都浸透了浓郁的女性和母性色彩。阿伦特自己没有生过孩子，可是她的这些立场非常接近一个母亲对于世界的期盼和祈求。在我看来，“首创性”的诉求与女性孕育和创造生命的视野是同一的。
2002年，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我自己十分清楚其中的女性立场，只是外人看不出来——政治应当回到非政治的起源中去，回到广大、丰富乃至无限的人类生活世界中去；说到底，是先有了人类蓬勃开展的生活世界，才有了政治这种人类活动的形式；先有了人类生活这个深广的基础及其需要，才产生了政治活动的要求和机制。人类生活世界在前，而政治在后；不是政治引导生活，而是生活引导政治。这两者的关系不应当被颠倒过来，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活，他们就在什么情况下开展他们的政治活动；人类生活拥有什么样的性质，与此相适应，他们的政治生活就拥有什么样的性质。说到底，政治的活动不应该凌驾于人类生活之上，更不应该与人类生活为敌，而是符合人类生活的性质、条件和要求。
迄今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不怎么习惯开口说话，我奔腾不息的头脑也许与这种不得开口的经验有关，越是不让我说的，越是在我内心中翻滚不已。
原载《精神历程——36位当代学人自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
按：在徐贲先生的新浪博客上终于看到这篇《和文学作伴》贴上来了。
和文学作伴
2008-02-22
徐贲
我作为77届本科生,先是在江苏师院中文系当学生。文革后第一届中文系两个班,共一百多个学生,常是在一起上大课。除了拼音字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这类课程,文学课学的是《龙江颂》、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这样的作品。77届学生特别认真,花很多时间整理课堂笔记，记的都是一些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情节或语言分析。我在中文系呆了不到一年,转到了英文系。几个月后成为英文系的首届研究生。
说是首届,其实就是两个学生。当时的英文系专业粗粗分成文学和语法两个专业。我算是英美文学专业,我的师兄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他的专业是语法。我的导师就带我这么一个学生,平时不大上课,系里把我们这两个学生和中年进修教师放在一个班里,由外籍教师上课。这时,我第一次接触到用“新批评”分析作品,发现他们谈论文学作品有一套现成的语言,如“反讽”、“张力”、“叙述角度”等等。这套分析语言用起来很好,但过一阵子就成了老一套,说来说去差不多,简直就是洋板本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
我很怀念自己十几、二十出头时阅读文学的那种陶醉和莫名喜悦的感觉,那是一种直觉阅读的感觉, 很个人化,难以找到传达给他人的表述。基本上只是一种朦朦胧胧的感动。以前我在家里,我父亲教我英文和法文,读的是恰尔斯.蓝姆或蒙田这一类作家的小品。我父亲并不特意介绍我读小说或戏剧,是我自己找来读,原文的和翻译的都喜欢。那是一种全无目的的阅读,我喜欢那种被文字的优美彻底感动的感觉。甚至连斯塔尔夫人的《论德国》,我也是这样当文学作品来读的。文革时,就象戴思洁在《巴尔扎克和中国的小女裁缝》里面写的那样, 偷自阅读有一种反叛和自我解放的意义。虽然我现在已记不真切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福楼拜的《三个故事》、拉辛的《伊芙真妮》里的故事,但却还记得阅读时害怕被人发现的犯禁感觉,当然还有感动和感慨,不只是对人性的美丽，也是对人心的狭窄。在大学的课堂上,我学会了用“学术方法”去分析和解说作品,文学也就从唯美主义的陶冶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
课堂把文学变成一种专门知识,剪断了文学联接着个人自发感觉的那根脐带。自由的个人感觉,其实是一种个性化思想。在八十年代初,我并不懂这个道理。我当时朦朦胧胧走上了另外一条为文学寻找“思想”的道路。我对文学理论发生了兴趣。八十年代初可以称得上是文学理论的时代,张隆溪和赵毅衡是在中国开外国文学理论风气之先的人物。我至今还记得张隆溪在《读书》上发表的那些介绍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神话分析的文章和赵毅衡对新批评和美国意象派诗歌的评述。1985年,我在美国念研究生,修一门文学理论课,同班有一位从广州来的中国同学,在班上发言,总是要从口袋里掏出几页纸看一下。我很好奇,问他是怎么回事。原来他把张隆溪在《读书》上发表的那些文章特意裁出来,随身携带,用作上课发言的锦囊妙计。可见这些文章在当时的影响非同一般。
八十年代初,学外国文学的资料十分匮缺,大概只有在社科院这样的地方才有充分占有资料的优势。当时的文学理论是一个充满突破性思想能量的领域。刘再复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二元性格的文章,就是这样成为学术界“思想解放”标志的。许多新的思想都是在文学和文学理论界发生的,新的文学作品经常能成为一个众人谈论的议题,成为一种社会事件。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文学”的中心地位逐渐被“文化”所取代。历经九十年代,文化又逐渐向社会、政治思考转移,文学被一步步边缘化了。我也是在这个大潮中渐渐远离了“纯文学”。
我自己在八十年代初还保留着对文学的热情。记得1983年人艺由殷若诚主演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我在电视上看了,激动得一夜不能成眠,笠日写了一篇文章,刊载在当时的《戏剧研究》上。不止是所谓的“严肃”文化,连大众文化在八十年代也远比现在更能唤起人们的热情。记得我在复旦当博士生的时候,电视上正放映《上海滩》,研究生楼的前厅里从下午三、四点钟就摆满了占位子的椅凳,等晚上电视开播。去年我回国时,看到影象商店有《上海滩》的CD,买回来真想再重温一下二十年前的感觉。
我也还记得八十年代初读萨特的《苍蝇》时的感觉。在神的许多“秘密”中,最重大的秘密就是不能让人知道他自己是自由的。大神宙斯说,“一旦自由点燃了人心中的火炬,神便对人无可奈何。”大神宙斯对俄瑞斯托斯夸耀道,“我创造了你,我创造了一切。”说着,舞台上神庙墙壁打开,天空显现,转动的群星闪烁。宙斯以“震天动地”的声音接着说,“你看这日月星辰,旋转井然有序。……你听这群星和谐的声音,这优雅而雄壮的物界歌声,在天空的各个角落里回荡。由我主宰,……我下令,人生人,狗下狗。”(多么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俄瑞斯托斯对宙斯说,“你的宇宙不能替代我的自由。你是众神的主宰,你是岩石和星辰的主宰,你是大海波涛的主宰,但你不是人的主宰。”这时候,舞台上四壁合拢,宙斯“疲惫不堪,背驼腰弯”,再说话时,声音已经细弱如常人。人一站起来，神就颓然，疲惫不堪,背驼腰弯。我读到这里,觉得心房膨胀,真犹如点燃了一枝火炬。我不赞同萨特的政治，但喜爱他的文学作品。我现在有时在英语系开“存在主义和现代文学”这门课,每次讲到这个剧本,二十多年前的感觉就一下回到我的心头。
我在美国读的是英语学位,阅读和写作越接触理论,就越远离直觉的文学。有时在旧书店看到自己以前读过的文学书,忍不住要买回来,但顶多是翻一下,很少再有时间真的沉浸在其中。毕业后我在美国大学英语系教书,大部分的课都与文学有关。在课堂里讲文学或文学作品,那是一种“知识传授”性质的工作,和私自阅读完全不同。但是,正因为阅读环境的变化,我对文学阅读有了新的体验。
以前一个人读文学,变成了现在的和他人谈文学;以前的“我的阅读”,变成了现在的“我们的阅读”。这个变化让我切身体会到文学的公共性,使我学会了一种在“私自阅读”和“学术研究阅读”之外的第三种阅读,那就是“公共阅读”。在公共阅读中,读者不是专家,也不是“文学青年”,而是普通人。他们因分享人类的普遍价值和人性而能与任何他人一起阅读哪怕在时代、文化、文字上与他们自己再隔阂不过的文学。
我先是在一种叫“希腊思想”讨论班的人文基础课上学会这种公共阅读的。许多美国大学的人文课程是以人类文化传统中的“重要著作”(Great Books)为核心来设置的。“重要著作”实际上就是一个“思想库文本群”。在美国有专门的全国性“重要著作协会”,它负责协调“重要著作”的文选,教学的基本纲领和方式,书籍选目,教师的培训,并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对上述方面作修改和调整,等等。在大学里往往有一个具体负责“重要著作”教学的部门。这个部门在我所任教的大学称作为“大学讨论班”(Collegiate Seminar Program)。它的“管理委员会”由来自各系的十二位教授组成,它的教员也绝大多数由各系教授兼任。讨论班的宗旨是向学生介绍对西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影响的重要著作,并培养学生的分析、诠释、批判思维和交际表达能力,这是阅读任何著作都需要的基本能力,也是可以借助阅读重要著作来获得的能力。讨论班按阅读讨论内容分成“希腊思想”、“罗马、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纪思想”、“文艺复兴:十七和十八世纪思想”和“十九、二十世纪思想”四种,每个学生必须按此顺序一一修毕。每一个阶段的文本都来自多种门类,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社会政治著作等等。
负责讨论班的教授以讨论组织者和引导者的身份参加讨论,例如,“希腊思想”讨论班就并不是希腊学专家所授的专业课程。我发现,老师和学生一样,都是“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讨论班的原则是让学生充分参与,而不由“专家教授”对学生进行教诲或知识灌输。讨论班基于一种很普通的民主教育思想,重要的著作是重要的,但不是只有少数知识精英才能阅读和思考的,也不是绝对正确、不容一般人讨论和质疑的。教授和学生在讨论班里的地位是平等的,他的责任不是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虽然他有时需要提供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而是把讨论班变成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理性交际的训练场所。这是我在国内的本科和研究生班上都不曾见过的。
在讨论班上,教授需要有意识地向学生介绍理性讨论的一些基本方法和规范。教授会告诉学生,在自己提问和回答别人问题时应能区分三种不同的问题：关于“事实的”、“诠释的”和“价值的”问题,其中后两类是讨论的重点。教授还会在讨论过程中随时以具体情况提醒学生充分尊重别人发言的权利,不要故意曲解别人的意思,不要人身攻击,尽量使用礼貌得体的辩论语言,尽量逻辑而完整地陈述自己的意见,等等。教授也在学生提出具体见解的时候,要求他引述相关的文本以作佐证。教授更需要启发学生在重要著作中发现许多同他们现实生存相关联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教授本身的思想素质和修养是十分重要的。
这几年,国内有“大学改革和通识教育”的讨论,许多讨论者看到中国和美国对大学教育功能的定位不大一样。有论者指出,“美国人认为大学本科教育是一个自由人最基本的教育，它帮助一个体成长为一个具有理性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健全人。而中国的大学教育，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原因，还被定位成培养某方面专业人才的专才教育。双方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之目标是为了培养健全的个体，使其成为一个称职的文明社会公民；而后者之目标在于培养工具式的人才。”以我在美国大学教书的经验来看,这样的比较大体不错。但是，美国人自己也承认,在今天的美国也存在着职业训练和人文教育可能发生矛盾的问题。
这种矛盾并不是不可克服或调解的。强调文学(文科其它科目也差不多)的人文教育作用是强调它的普遍教育作用,这并不排斥它的专门教育或训练作用。对于现代社会中人来说,这两个方面是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的：普遍教育使人成为有德性、有责任的公民,而专业训练则使他成为在特殊领域中为社会服务的专才。
我在上讨论班课的时候发现，学生绝大多数都不是文学专业,比起文学的专门特征,他们关心的更多的是那些沉淀在文学中的与人的存在有关的普遍价值和意义问题,例如埃斯库罗斯的《慈悲女神》中“各方是非”和“更高伦理”的关系、索福克勒斯的《安蒂格妮》中的“王法”(人为法则)和“神法”(神圣法则)的冲突,人性的“悲剧性缺陷”(hormartia) 、《俄迪普斯王》中的“命运”和“自由意志”、“人间苦难”及其人性教育作用。还有同性恋女诗人萨芙的爱情诗歌，挑战爱情的“极限禁忌”，两千多年来，在许多社会中，隔阻人与人爱情的财产、门第、阶级、党争、肤色、种族障碍一道道地倒下，但是，性倾向这道“极限禁忌”的障碍却依然存在(李安电影《断背山》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个)。这些都是永恒的人文问题。
萨芙成为我执教的那所天主教大学常设课的必读作家，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天主教的正统教义反对同性恋，但是，天主教大学却允许和鼓励讨论同性恋。大学要发挥公民教育的作用，最基本的条件是宽容。社会可以不宽容，但大学不可以不宽容。大学宽容了，社会才能学习宽容，慢慢变得宽容。
我还发现, 大学教育的人文问题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它们总需要由思想提问者去形成、去挖掘。通识教育的一个基本作用就是引导学生去从似乎只是专门学科的问题中抽取出人文问题来。希腊讨论班上除了阅读史诗、悲剧,还要阅读欧几里德的《几何要素》选篇。讨论会关心的不是《几何要素》的数学专业知识价值,而正是它的人文价值。欧几里德几何学是一个最典型的概念逻辑系统,它从一个最基本的关于“点”的定义(点只有位置而不占有空间)出发,演伸出线段、角、园等等,终于构成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完整世界。最完美的点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任何画出来的、人们眼睛能看到的点,都不可能是真正的点,因为它必定不只是一个位置,而是占据了一点点空间。同样道理,我们能看到的直线必然不是真正的直线,我们能看到的园必然不是真正的园。真正的欧氏几何是一个只能用文字来表述、一个只有靠想象才能进入的世界。这个几何世界和文学世界、历史世界、伦理世界等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在讨论班上体会到了人的思想不能以学科设限,实在是一个奇妙的有机整体。欧氏几何和文学一样,可以引发了一系列至今仍使许多领域中的思想家着迷的问题,如语言和理念的关系(是语言反映现实,还是语言构成现实),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典型的柏拉图问题,“理念”和“现实”,哪个更真?),人的逻辑能力问题(康德把逻辑和时空感确定为人的规定性,维特根斯坦把“伦理”和“逻辑”定为世界存在的条件),“第一原则”问题(任何伟大的思想体系都可以归到象“点”的定义那样简单的基本理念吗?)等等。
讨论这些问题,为学生提供了“思想”训练机会。常常会有学生问,如果完美的“点”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如果我们能够想象永不能见的事物(“方的园”),那么我们神奇的想象能力来自何处?他们会争论想象是人的天性还是神的恩赐。这种争论本身比它可能达到的任何答案都来得重要,因为无论答案是什么,人的想象,人的理性,人的意志的自由性,都会在思想的凝视下显示出它们的光彩和神圣。人们再不能对它们熟视无睹,不加珍惜,再不能象先前一样容忍对它们的轻慢甚至践踏。
现代大学教育面临着有学术无思想的危机。公共阅读是纠正的方法之一。思想不是静止的,思想并不存在于真理式的终极答案之中,思想是人就人自身,包括人的存在价值、目的和意义的不断提问。在公共阅读中,老师和学生一起有了向他人提问的机会和场合。问题既涉及伦理,也涉及知识本身。例如,由语言能使我们想象永不能见的东西(如“方的园”、“冰冷的火”),会引发出“诗的现实”(“诗的现实”和“经验现实”,哪个更真?“真”又是什么?)。又例如,正如任何可见的点都不如只能存在于理念中的点来得完美,是不是任何一个世间的“好人”和任何一种现实中的“善”,都不如只能存在于理念之中的“好”和“善”?在基督教那里,这个至高的“好”和“善”就是上帝,在人道主义那里,这个至高的“好”和“善”就是“作为最高德性的人性”。我们对善和好的根源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不管这个解释是宗教的、传统的,还是人本论的,我们都会感觉到它是我们讨论好生活、好社会或者好政治的道德地平线。这道价值地平线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共同价值观。
1995年,国内知识界正在进行“人文精神”的讨论,我把教大学讨论班的体会和一些别的想法,写成一篇《从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的文章,寄给在上海的一位朋友。他是文学评论家,又是人文精神讨论的主导人物之一。他给我回了一封信,谈了不少感想,最后说,要是中国也能这样就好了。不觉又过了十年。人文精神已经没有人谈了。眼下许多人在讨论“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或“通才教育”)`和如何办成中国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我希望，在这些讨论中，大学的宽容和大学教育与道德公共社会的关系能成为受到关注的问题。
人文的文学其实就是道德公共社会的文学。就文学与公共生活和公共政治的关系,给我启发最大的是阿伦特和哈维尔。他们两人都谈不上是文学理论家,但他们的文学观却让我感觉到,文学没有边界,领悟文学不只是一种私自阅读的境界,也不只是一种学术修养,而且更是一种公共关怀。就文学研究而言,“学术”和“思想”的区别其实也就在寻求文学的理论意义和寻求文学的公共意义之间。
阿伦特引用的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森（Karen Blixen, 笔名Isak Dinesen) 的话说,“你如果能把苦难放进一个故事中,叙述出来,你就可以承受任何苦难。”阿伦特把文学叙事(也就是她所说的“说故事”)看作是一种坦然面对人生现实和理解政治自由的根本形式。“说故事”是一种外部设界,它限制了人行动的自由, 因为故事必须，也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中才能发生。故事也是一种内在的发生过程,人的行为一定会有不理想,不能预期的后果,就在人用故事把这些后果说出来的时候,他也就变得能坦然面对这些后果。说故事因此是一个学习坦然面对现实的过程。
阿伦特用“说故事” 来喻说的“坦然面对”,它不是指被动的接受或妥协,而是指以理解来接受事物的真实性。公共生活中的谎言和接受谎言都是因为不能面对事物的真实存在。不仅如此，“说故事” 还和政治自由有相同之处。政治自由是指接受人际关系的相互限制，让不同的人有“妥协”的机会。妥协也就是相互了解,相互取得一致和和谐,相互成为亚里斯多德所说的那种意见不合,但却能相互尊重的朋友。政治自由不是人与人关系的相互敌视,不是我有政治自由,你就不能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是坦然面对人与人多元存在的方式。人只有通过政治自由,才能接受人多元存在的真实性。所以有人称赞阿伦特，说她在政治理论中用“说故事”恰到好处地“将(历史)事件的内在真实透明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历史事件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偶然性,再没有什么能比文学叙事更清楚地显示这一点了。这正是文学，尤其是悲剧对于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喻说作用。
哈维尔是戏剧家，在对公共事务的思考中，他总是把政治引向对道德和精神问题的思考,总是坚持人的博大责任,这些都带有与实用政治截然有别的人文道德气质。神圣的人性、人的存在秩序、普遍的价值和目的、自由和正义,这样的经典人文关怀议题在现代强权和暴力政治中已经绝迹。但它们还能在文学、艺术、戏剧中得到表现和探求。经典悲剧尤其是一个保存这种人文关怀的思想宝库,一个可以不断让后代追溯和记忆的探索前例。
对哈维尔来说，戏剧是一种既独立思想又共同参与的公共生活仪式。上剧院和人们一般理解的“看戏”是有差距的。上剧院并不是单纯地去一个普通的娱乐场所,上剧场就如同是去教堂,人们上剧场不是因为无聊,需要消遣,而是因为人的精神会疲惫,需要定期的净化振奋。因此,人们在上剧院和上教堂时会有仪式化的穿着和行为。这种文化经验在中国是很缺乏的。除了几个演了又演的老戏剧,戏剧在中国文化生活中缺席,折射着公共生活的贫弱，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
和阿伦特一样，哈维尔主张人生责任的悲剧妥协, 也就是“生活在真实中”。他特别重视十九和二十世纪中欧“悲剧作家”,包括卡夫卡、哈谢克和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这些作家了解自己历史的特殊重负,他们的作品创造性地融合悲、喜剧的因素。哈维尔说,“在我们中欧,最认真的往往和最滑稽的混合在一起,”认真和滑稽之间的对立帮助观众“超越自我,轻松自我,”它“有不多不少的严肃性,恰够起破坏的作用。”这些中欧作家的作品在反讽和黑色幽默中寄寓博大的存在关怀,对自命不凡的救世宏论和得过且过的随波逐流都是一帖解毒散和清凉剂。
九十年代以后,我只是偶然才写与文学或文学理论直接有关的文章。随着知识越来越分门别类,不专门化的写作越来越没有专业合理性。我的许多写作已经不再能纳入“文学专业”的范围。我也因此索性以一种“业余”的心态来对待文学和文学阅读,仿佛又找回了十几、二十岁出头时那种纯粹因喜爱而读文学的心情。
与意识形态禁锢相比, 刻板程式的学院化“专业研究”一样可以窒息人的思想。萨伊德说,“一心只当业余者的人,未必象别人以为的那么无所收获,”反倒是因为真的喜欢, 可以长而久之，乐此不疲。在有“文学研究”建制之前,所有的作家和所有的读者，难道不都是业余的吗?艺术、哲学、音乐等等不也都是如此吗?哲学家罗蒂说,最好把哲学家看成是些kibtzers(多管闲事的人),他们自愿充当业余的文化旁观者和批评者。小提琴大师梅纽因说,“我真的但愿自己是个业余的提琴手。业余爱好者才是真正热爱做某件事情的人。我经常觉得那些搞专业的人其实很憎恨他们的专业。我真想能看到象以前在维也纳那样,每个人都因为喜爱而演奏音乐。”我想,文学的生命大概也是在那些真正喜爱它的业余读者那里吧。
- 36位正活跃在学术界和公共言论舞台的学者的自述，这些学者大多是出生于50年代，77、78、79三届考上大学或者研究生，有机会的还出洋读个学位或者进修之类，现在不仅在专业上有所成就，还不时在报纸上发表评论的意见领袖。
- 《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何怀宏 徐友渔李银河葛剑雄等著 曹保印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06年10月一版一次 36元
10月18日邂逅于北大野草书店 七五折 才读完徐贲和崔卫平先生的两篇自述，喜欢。单单这两篇就让我觉得不需此购了。^_^ 在搜狐读书频道找到该书的节选，但没找到该书的目录，书录之，共享之。不知道搜狐读书频道会不会连载完这本书？
序 何怀宏
01 徐友渔 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
02 季卫东 选择的自由与烦恼
03 葛剑雄 我当上海市人大代表的故事
04 李银河 中国性文化的30年变迁
05 杨东平 中国NGO的新天地
06 崔卫平 经验的年代
07 蒋高明 向权力诉说真理
08 倪乐雄 田野上飘来苦涩的风
09 祖述宪 我怎样走上“动物解放”之路
10 李宝元 一个农村孩子的进城路
11 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
12 傅国涌 星星的思想可以与太阳媲美
13 王学泰 我的平反路
14 徐 贲 和文学作伴
15 蔡定剑 是种子总要发芽
16 汪永晨 我与江河的故事
17 袁 岳 一位师挚对我的人生影响
18 程方平 我这样认识教育
19 周永生 思想、人生与社会
20 刘仁文 法学家为什么没有忏悔
21 邵 建 “走近”胡适先生
22 长 平 故园无此声
23 沈 走向女权主义
24 吴祚来 我们总是被一些声音掌握
25 毛寿龙 从考试中走来，从考试中走出
26 萧功秦 追求思想者的坦荡之乐
27 李 盾 我与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28 邓正来 “学在民间”运动
29 莽 萍 同情心成长的过程
30 党国英 追求理性，且痛且行
31 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到“自由主义”
32 梁小民 我与现代经济学
33 丁 东 打捞民间思想
34 陈家琪 不只是为了记住过去
35 杨 继 留学的迷思
36 何怀宏 心灵的九个瞬间
后记 曹保印 - 二十三
沈睿 走向女权主义
沈睿，学者、诗人，美国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证书、比较文学博士。现在美国海军学院任教，《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专栏作家。
1976年7月27日，唐山大地震的前日，盛夏酷热。我和七八个同学打好行李，搭车到了顺义县城。在县城，我们背上行李，向30多公里外的一个山村行军。
我们是高中最后一年级的学生。这是我们中学时代最后一个暑假。半年后我们就要毕业了。毕业后的方向似乎只有一个：下乡插队。我向几个同学提议暑期去山区做社会调查，调查山区农民生活。我的提议居然被几个同学响应了。也许我们都觉得所谓的社会调查，就好像是下乡旅行。我们都为集体活动兴奋不已。所以放暑假两三个星期后，我们就出发了。
如今回忆起来，事情好像那么简单。事实也的确那么简单。我们还在文革之中，虽然已近尾声，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在革命的尾巴里。我们没有预见到毛泽东和他的时代都很快就会过去。我们成长在文化革命时代。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上小学一年级。时代造就了我们。一个没有老师参与的社会调查就由几个学生自己决定了。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当时顺义县委书记。几个电话后，目的地就找好了。
那天晴空万里，热不堪言。我们自愿不再坐公共汽车，走着到山区去。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种自找苦吃的大行军。 七月骄阳。我是坚持走着去的人之一。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意志的锻炼。那天，我正好是第一天来月经，小腹揪扭着痛，腰酸腿软，难受得直想趴下。可是，“时代不同了，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我咬着牙，精神昂扬地走在前面。
我成长在相信男女都一样的时代。报纸上，广播里，课本上我们学习的都是男女平等的理论。具体怎样男女平等，在那个时代看来，平等就是一样，就是女性也可以做通常是男性做的工作，就是女性具有通常认为是男性的性格，就是女性也穿男性的服装。男女一样， 就是我们理解的男女平等。
在这种时代成长，我天然地相信男女平等。在任何事情上，我都没有认为自己比男孩子差。而事实上，我几乎比我认识的任何男孩子都强。那天的行军，就是我自强的证明。我不但可以跟男孩子一样行军，还可以比他们更吃苦，更有毅力和顽强。
那晚我们留宿在燕山脚下的一个乡村。我们的目的地第二天才能到。第二天的黎明就是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在地动山摇的刹那，我以为是山上的水库决堤了。我感到从地下滚滚涌来的像洪流奔涌的波动。在黎明的微光中，我被地动山摇摇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短暂，来不及想。等意识到是地震时，地震已经停止了。住在不同的老乡家的同学们大声地彼此呼唤，跑来聚集在一起。哪里地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
那还是电视时代之前。我们这七八个同学里还没有一家有电视。何况在一个无名的小山村里，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我们对外界一无所知。我们却没有犹豫， 坚持继续向小山村行进。我们都年轻，我们都被革命的理想主义激情燃烧着。
又走了整整一天，傍晚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胶皮的月经带已经把我的大腿内侧都磨破了，疼痛难忍。但我没有吭一声。我为自己自豪，觉得自己比坚强本身还坚强。
今天回忆起来，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象征意义。那就是我们那一代人成长的缩影。相信男女都一样。就是女孩子也有一个强烈的、坚强的自我：像一个想像中的出色的男孩子一样。
在这种意识形态里长大的我，1978年3月上了大学，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期间，我交了第一个男朋友，和他有了第一次性经验。就在毕业前夕，我突然发现了他的欺骗和背叛。在震惊与恐惧之中，我决定和他分手，却没有分手成。他的父母来到学校恳请我原谅他。我哭着给父母写信，不知该怎样做好。我的父母来信也说应该原谅他，因为一个男孩子花心并非不正常。他的父母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我还不到二十三岁，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从来都是一个好女孩。我同时为自己不再是处女感到恐惧。我原谅了他。
这个痛苦的经历让我开始怀疑 “男女平等”这个信条。那个时候，1981到1982年之交，一代人都突然接受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都在大谈理想的幻灭。与我生活和经历相关的幻灭却是极为具体的：男女不一样。一个女孩子结婚前要是处女，而一个男孩子却没有多大关系。我站在恐惧与羞辱中不知所措。大学毕业5个月，就结婚了。一年后，孩子就出生了。从此我的生活如同千万个中国城市女性一样，不但要天天上班，还要带孩子，做家务。我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方式。我身边的每个女性都是这样生活的。
但是，这种生活让我喘不过气来。有什么东西一直压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实实在在感受到的生活的重负。那是一个女人的生活的重负。在办公室里我要同其他男性一样，没有人因为我是女人而原谅我工作失职。在家里我要带孩子，做家务。丈夫并非不帮忙。可是他只是帮忙的，主责天然是我的。每天从孩子一睁眼，到孩子睡觉，我忙得根本没有功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天早上，我骑车先送孩子到幼儿园，然后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看我，我不知所以然。直到有一个人大声地冲我喊，“你脸上怎么了？”我停下车，摸摸自己的脸，看到手套上全是面霜，才明白我忙得把擦脸油放在脸上但是没顾得抹在脸上。
我很想继续上学，去读研究生。可是我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我的善良的婆母对我说，“你干吗要读书呢？你能读出什么来呢？你有丈夫儿子，你丈夫读书不就很好了吗？”婆母为自己的儿子自豪，因为丈夫很会读书。大学毕业的时候，由于那件背叛之事在当时的社会学校环境中被认为是道德问题，他被留校、留团察看，后来回湖北的一个师专工作。我们结婚三年后，他来北京在《诗刊》借调上班。他是诗人，读书是他的天职。我是女人，虽然我也一样大学毕业，但是，我的“天职”是作妻子和母亲。为了给他时间和空间看书写作，多少个周日的下午，我带着孩子去景山公园里的儿童游戏场。我甚至不能和女伴一起玩。如果我的女伴来了，他就会嘟嘟囔囔，抱怨我们谈话没有水平，浪费时间。我后来干脆不邀任何女伴来玩，省事。如果我要出去和女伴玩，他就会在我出去前抱怨不停。一次我和女诗人童蔚约好下午见面。他整个上午就不高兴，在我出门前跟我大吵一架，结果我就没去成。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我无法通知童蔚，害得童蔚在王府井大街白等我一场。
那个时代，报纸上也时时刻刻在宣传男人为四化做贡献，女人为男人的成功做贡献，当好贤内助。记得有个电影叫《乡恋》什么的，其中的女主人公在电影中只说一句话。她对她的丈夫说，“我随你。”报纸一片欢呼，认为这是中国妇女的楷模。
我还想上学
可是，我还想上学。1987年冬天，我没有让单位知道，偷偷地报考了北师大的研究生。考试是过完春节后的二月份。可他邀请了他的全家来北京过春节。理由是我们刚刚有了一间房子，他的父母还从来没来过北京。我请求他说，“能不能明年再请你的家人来，今年我要复习功课。”他没把我要考试的事情当回事。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四口与我们三口人住在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里过年。我哪里有可能看书？更糟糕的是我又怀孕了。我担心如果告诉单位，单位会因为我破坏了计划生育指标而生气，所以我一个人骑车去宣武医院做了人流产，又一个人骑车回家，一天之后就上班了，没有向单位请假。丈夫没有送我，也没有接我。对他来说，看书比送我接我去做人流要重要得多。我研究生没有考上。他得意地说，“我就知道你考不上。”
我们那时住在北京琉璃厂旁边的一幢古老的房子里。我们的隔壁邻居是一对工人夫妇。妻子是一个善良热心的人。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她给我很多指点。搬来不久，听到他们吵架。听到妻子在楼道里尖叫着乱跑。我听着听着，忍不住了，出去拉架。看到妻子血流满面，血滴答着，溅在她的鞋袜上。那个丈夫跳着脚地又打又骂，骂自己的老婆是“二婚头。”原来他们都是第二次结婚。我忍不住抗议，“你不是也是第二次结婚，凭哪条骂她？”他却自得地说，“男人结多少次婚都没有关系，女人让人破了身，还有谁愿意要？我要她就不错了。”
现实生活和我所相信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相差如此之远。我不知该怎样解释这一切。我只恨自己生为女人。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读书和写作。我写的东西常常被丈夫讥笑。一次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他看了后，嘲笑我说，“写得比卡夫卡差远了。”平凡的生活把人的梦想都磨灭了。暴力居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让我深深耻辱。一次丈夫把我珍藏的毛泽东的像章，不经我同意就送给一个外国留学生，我不高兴，从那个留学生的中国女朋友家出来，我抱怨此事。他在大街上再次大打出手，我的鬓角至今还有一个伤疤。这种暴力，居然成为我生活的经常的一部分。
1992年的春天，英国汉学家艾华来北京做研究，住在民族饭店。我对艾华和她的工作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是一个汉学家。那时丈夫已去了英国，就介绍艾华来找我。
艾华来了，她说她是做社会学研究的。我的家那时在西单大街路北的白庙胡同，离民族饭店很近，所以艾华天天都过来，我们就整日地聊来谈去的。慢慢地我看到艾华在做的事情。比如她喜欢收集报亭里的各种杂志，特别是那些俗里俗气的带女性封面的杂志。我不明白她在做什么，问，“这些难道也是你做研究的材料吗？”艾华点头，解释说她正在写一本书，关于中国的性别构建，特别是解放后的性别构建过程。我听了，不知道艾华在说些什么，只是点头，表示尊重。我那时以为研究是很神圣的，不明白那些通俗杂志有什么可值得研究的。
艾华跟我谈得更多的是生活本身，比如孩子、家庭和男人等等。艾华比我年长几岁，没有结婚，和一个男朋友住在一起，那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正努力创造第二个孩子。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个西方的女学者天天泡在一起。我观察她，对她的生活和工作都很好奇。
我对她没结婚并不觉得有什么新鲜的，因为那时我已经从报纸杂志上得知，西方的很多女性都是不结婚的。我的几个美国来的英文老师也都没有结婚，所以我误以为西方人不结婚是正常的。所以跟艾华谈及婚姻的时候，我就说到这个。艾华大笑， 纠正我说，“不是的，西方的主流社会女性也是以结婚为主的。大多数女性还是选择结婚的。”我听了后觉得很奇怪，“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结婚呢？”艾华听了我的问题，变得严肃起来，说，“任何男女在一起都会构成一个权力关系。任何一种权力关系都不会是真正平等的。我追求真正的平等，所以选择不结婚。”
我听了，愣在那里了，“权力关系？男女在一起一定会有权力关系吗？”我不明白。“当然。其实任何人在一起都有一定的权力关系，比如家长和孩子，丈夫和妻子等等，都构成权力关系。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 几乎无处不在。”
艾华的几句话震动了我。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夫妻或男女的关系，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艾华走后，那晚，我一个人久久地沉浸在艾华的话引起的震动之中，我觉得艾华说得那么对，可我怎么从来就没想过呢？我那时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在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里作编辑，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可是从来还没有人能用一句话把我一生感觉到的东西，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权力的不平等，说得这么清楚。
艾华第二天来了。我们继续聊天，我穷追不舍，不停地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想法是哪里来的？”艾华谈到女权主义运动和思潮，还说到福柯。对女权主义我略有所知。1989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玛丽·伊格尔顿编选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北京大学也于1992年出版了一本由张京媛编选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两本书我都有，也读了，可是没有读懂。前者翻译的是一些短篇的文章，是直接从英文的一个选集翻译过来的，文章虽短，我看了，很多都不明白。后者是张京媛自己编选的理论文章，有的翻译得很出色，也容易懂，比如埃莱娜·西苏的文章《美杜莎的笑声》，我读过很多遍，明白她号召女性拿起笔来写作，可是，她的诗意的语言，破碎的句子，还是让我如坠漫天大雾之中，不明白她到底要做什么。她把女性的身体说成是黑色的大陆等等，也让我觉得神秘而不可解说。因为我已经从好几位中国女诗人的作品中看到黑色的大陆之类的比喻女性身体的东西。而我觉得如果女性的身体和精神是黑色的大陆，这种自我强调的与男性不同反而进一步把女性神秘化。我对神秘化女性，不太以为然。
1992年前，中国大概只出版过这样两本女性主义的书。我读过，却没有读懂。我那时遇到不明白的理论，就想自己大概天生不是学理论的脑袋。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女人，大概感情丰富，理性不足。那时，丈夫多次对我说，“你是哲学的天敌，永远也不会理解理论。”我相信他，我天生就不是理论的材料。我看不懂理论。
我对艾华说自己对女权主义理论感到害怕，因为我读不懂。再说，女权主义有什么用呢？中国女性不是已经很有权了吗，难道还需要更多的权吗？艾华对我说的，并没有表示不赞成。她只是问我读过什么。我期期艾艾地谈到这两本书，并把他们从书柜拿出来给艾华看。艾华看了看，说，“你应该多读一些，仅仅凭这两本书，还是不够理解女权主义，我会给你寄一些书，希望能对你有用。”
几年后当我读过一些女权主义理论书后，我才意识艾华当时的平静是多么可贵。而我当时是多么的无知。无知者无畏。因为无知，我就敢说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无用。艾华说的女权主义那么清楚易懂，就是我的生活和感觉。可是，在接触女权主义之前，我一直以为理论是抽象的，与生活现实没有关系的。好像任何与生活有关的东西都不会高贵地成为理论。而艾华的话，她所阐释的理论，像一副眼镜，用这副眼镜，我突然看清了现实，看清了我自己的生活。这副眼镜，艾华只是给我看了一眼，我想知道更多，更多；我想获得这副眼镜，我渴望学习这种理论。
1993年春，艾华又来了，说她的书已经基本写好了，再来核实资料。我还是不太清楚艾华到底写了什么书。1997年艾华的书《中国的妇女与性：1949年以来关于女性性行为和社会性别的统治话语》出来后，我那时已经在美国，一个下午就把她的书读完了，我才知道她来中国到底是做什么来的！原来是这样的一本书！《二十一世纪》杂志于2005年2月号专门刊登了书评介绍这本书。而我那个下午读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把书放下，一个人抿嘴微笑，意识到自己走了多么长的一条路才到达艾华的书。
1994年的秋天，我把十一岁的儿子留在国内，一个人向美国飞去，去留学。第一个学期我选的课全是与女权主义有关的：“女权主义理论与发展史”，“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阅读。”妇女研究系的主任问，“你为什么要学女权主义？”“我回答说，“因为我是一个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好姐妹。我想理解为什么我成为这样的女人。我想理解女人。”
就是从贝蒂·弗里丹的《无法命名的问题》一文读起，我进入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进入的领域：理论。我后来在1997年给朋友林木的一首诗歌中这样写到自己来美之后对理论的发现:
我的书架上——来美三年我有了三个书架——排满了
不整整齐齐的书：女权主义理论，文学理论，电影理论，理论——
我泡在理论中。生平头一次觉得理论比很多小说好看，
有时也比诗歌耐读。在中国的时候，有一次开玩笑，丈夫说我是
“哲学的天敌。”因为，女人没有理论的脑子。沈睿的头脑不是
理论的头脑。我有点恼怒，又觉得他也许说的对。
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我可以读懂理论书，从小到大，到我三十六岁。
……
我开始读女权主义。我知道女权主义在谈什么。
她们在谈论我的生活，我经历的一切，我感知的一切，
我的身体，我的疼痛，我的历史，我的命运。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经历了这一切。
我是和所有的女人一起，
我是和我的母亲，婆母，姐妹，古往今来，
我们是不如男人的人。
如果男人是人，我们女人只是半个人，或与“小人”等同，
如我们的思想奠基人孔子所说。
女人的脑袋比男人小，个子比男人矮，力气不如男人大，
为此，女人要服从比自己大的，高的，力气壮的。
要三从四德，从父从夫从子，即使他们全是笨蛋。
女人有月经，女人脏，女人是祸水，是狐仙。
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注意这里的语义错误：
常识：人类的一半是女人。
概念就这样被偷换了。男人自以为是整个人类。
（我记得同名小说被热烈地欢呼过。作者得意洋洋，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女人是男人欲望的对象，有什么不好？
女权主义要女人不当男人欲望的对象，可怖！”
这让人哭笑不得的论断。）
语言就这样安置了我们的位置：不得越位。
我们接受了。我的母亲乐于这个位置，她为我父亲作了一辈子的饭。
我的婆母乐于这个位置，她为公公洗了一辈子的衣服。
她们教育我也如此。我和她们一样，生孩子，洗衣做饭，尽力作好女人。
作好女人很难。真的。因为要牺牲，忘我，付出，爱他人而不爱自己。
男人为我们花钱，为我们买漂亮的衣服，买化妆品，
让他们喜爱，让他们白天和夜晚都情欲奔发。
女人的情欲很可耻。我母亲从未与我谈过性。
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吓得不敢起床，
我以为只要躺在床上，血就不会流出。
女人的性高潮，这让男人害怕和渴求的神秘收缩，
使身大力壮的男人发疯，使瘦弱的男人发狠。
女人的情欲只有男人才能满足，
女人在自己的情欲之外。
我们用谎言喂养自己：
女人不能太聪明，也不能太能干，
一个家庭的稳定靠一个不怎么聪明和能干的女人。
伟大的男人需要弱智的女人衬托和崇拜，
当一个伟大的男人遇到一个能干和聪敏的女人，
他就渺小起来。这个逻辑我不大明白。
我爱男人。我相信他们是报纸头版上的照片，
他们主宰我们国家的命运。
他们在召集重要的会议，讨论权力的再分配。
他们决定诗歌的前途。他们决定诗歌该怎样写。
我爱我的男人，爱他的身体，爱和他做爱，
爱在他的臂弯里睡去，枕着他的汗水和鼾声。
我为远行的丈夫整理行装，等着远行的他归来。
我是一个好女人。
……
我就这样开始学习女权主义。
我发现我和男人一样能读理论书。我信仰男女平等。
这就是女权主义的定义。我成了女权主义者。
如果你相信这个原则，你也是女权主义者。就这么简单。
女权主义不是魔怪。如果你相信女人也是人，
你就是女权主义者。女权，女人作人的权利。
如果你嘲笑它，蔑视它，你就是在帮助剥夺你的姐妹母亲作人的权利。
女权，不是用一种压迫代替一种。而是，在男女不平等的历史和现实中，
为男女平等的未来开路，如果作为人，我们向往更好的未来，
女权的实现还只是蓝图。
你说我不该“为女权而女权”。
为什么？为女权而女权有什么坏处？
难道应该为男权而女权？
千年的历史已为男权安排了女权的位置，
在两千年的最后几年，聪敏的女人还要假装低着头，以衬托男人的高大？
“造反有理！”我曾是个红小兵，我相信对既存的规则的挑战，
这才是艺术的哲学。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对既存的诗歌挑战。
“妈妈，伟大的画家画出和别人不一样的画。”
我的儿子决心当一个画家。
我决心当一个有女权的女人。我不是第一个。
我甚至对爱过的人怀有深深的亲密亲情。但是，
我就要四十岁了。我不再接受“像男人的男人。”
我爱的人，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人，
如果他爱我，他应该跟我站得同样的高，
如果他爱我，他应该懂得，我爱自由，爱思想，爱戴闪光的耳环和叮当的手镯，
不为他人，仅仅为我自己的快乐。
把这首近十年前写的诗摘抄在这里，因为这首诗歌描绘了我走向女权主义的过程。也表达了我对女权主义的基本理解。
在我看来，女权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人权，是女性的基本人权。在中国，女性的很多基本人权还没有实现。仅仅是性别的不同，很多女孩子生下来就被家里抛弃；就没有机会求学；就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身体，性的特权主要还掌握在男性手里；在工作提升，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女性还是次要的一性。甚至国家工作人员，女性的工作权利由于国家的硬性规定也比男性少五年。虽然在中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英文的feminism被翻译成了“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性别立场。但是我坚持使用女权主义，因为我认为feminism是争取女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和权力的一种思想。
而女权主义这个词让很多人很反感。那时与我还在一起的丈夫，从来不屑读任何女权主义的书，就常常鄙夷地说，“你们女权主义者，就是喜欢开诉苦大会，诉说自己的种种受压迫”。他时时刻刻都表示很看不起女权主义，因为女权主义太个人经验化，直接联系到个人的生活，不像其他的主义，都抽象，都难读，都形而上学。在他看来，女权主义是如此具体和每一个人的生活相连，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义的“高贵”。
我不懂他的逻辑。对很多人来说，理论好像得是抽象的，与现实无关的，似乎是一种超人的特权。我暗想，如果一种社会理论脱离个人经验，脱离现实（现实是通过我们个人经验存在的），那种理论，到底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社会理论只有对经验，特别是个体经验说话才有意义，才有关，才在理。如果工人阶级对阶级压迫和剥削没有切身体会，马克思主义对他们就是身外之物，毫无意义。如果结构和解构主义不帮助我们认识隐含的社会力量和结构，我们干吗要了解结构和解构的操作方式？社会理论的意义是解释现实，洞察实践，而现实和实践都是通过个体存在的。女权主义理论的真正意义就是：因为这种理论谈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个体的存在在性别造成的压迫和不平等的制度中的位置，是女人生活的经验和在经验表象下的社会机制、结构、意识形态的综合作用。女权主义从个人经验出发，达到对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等等本质的认识。从个人经验，个体存在出发，是女权主义的分析策略。正如女权主义响亮地宣称：“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1998年，我在国内，几个所谓诗人名流正在吃饭，就顺便把我邀过去了。席间酒水杯盏之间，某位心怀莫名其妙的目的人突然说：“沈睿现在是女权主义者了！”本来是热热闹闹的吃喝玩乐突然安静下来，席间有三四位女士，看得出来她们与这些名流都有特殊关系，也都以有距离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突然成了阶级异己。那位据说是中国的叶塞宁的诗人突然站起来，大声宣告：“女权，什么女权！女人永远不可能有权，因为她们永远得在下面。”他很得意，似乎说出了真理。这种赤裸裸的性暗示，在酒醉微醺之后，也许不是过于粗俗，但是何其太雅！我觉得悲哀，悲哀的是某些中国知识男性对女性理解的浅度，对他们自己理解的浅度，甚至对人类美好的性生活的理解的浅度！我忍不住说出了我一生最为公开的对性的观念。我平淡地说：“女人只能在下面吗？那你的性生活也太单调无聊了。”中国的叶塞宁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激动地拍桌子大叫：“难道女人可以在上面吗？难道可以吗？”我说：“你没听说过台湾妇女的口号吗？‘不要性骚扰，要性高潮。’”我左右环看，那席间的女性都很鄙夷地看着我。台湾女性的立场是女性的性主动权。女性不仅仅是男性的欲望对象，女性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可是面对这些无法说通的人，我离开了，觉得实在说不下去了。
正是这些经验使我进一步走向女权主义。我决定不仅要研究女权主义，还要拿一个妇女研究的学位。2001年，我获得了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学研究证书学位。这是一个类似副硕士学位的学位，是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系颁发的最高学位。
2001年6月16号，我特地回到俄勒冈大学，参加妇女研究系的毕业典礼。在美国我得到了硕士、博士学位，但是我都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可是，我特地去了妇女研究这个学位的典礼。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典礼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那天妇女研究系共有20多位本科生，6位研究生取得学位。典礼上，系主任请每个人谈一谈你为什么选择妇女研究为专业。我坐在人群中，心潮起伏。我想到自己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40多年的生活，想到中国的女诗人伊蕾，那位以写《独身女人的卧室》而闻名的伊蕾。
我跟伊蕾并不熟悉。我们只见过几面，连朋友都算不上。1990年的冬春，伊蕾不速来访。我当时并不知道她的人人皆知的故事。由于丈夫还没到家，伊蕾和我有了单独相处的一两个小时。伊蕾对我讲了她那时的丈夫——某作家——因与什么少女有关而犯罪的事。伊蕾一边说，一边哭。我问她为什么不离婚。伊蕾说，她不想离婚。“是多么难找到一个男人！”我听了后，默然。这就是我们这些男女平等思想中长大的女性的命运吗？伊蕾叹气，“沈睿，我三岁的时候就老了。” 伊蕾就这样离开了中国。
1995年夏天，我回国去看孩子。伊蕾也正从俄国回来，正好来我家。当时的什么小报说她正在做生意。我问及她的生活，她说那些谣传都是胡说八道。她的确在努力赚钱，一个独身女人要养活自己啊。她开着玩笑。她问及我在美国做什么。我说我在学女权主义。不过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学下去，因为没有奖学金，可能就学不了了。伊蕾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你一定要学下去！我赚钱给你去学习，沈睿你记住，你不是给你一个人学的。你是为我们所有人去学的。”伊蕾的手突然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她抓得那么紧，我感到她的手的压力和她的语气的急迫。
2001年夏天的那个下午，我站在了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系典礼上，接过了我证书，讲述了伊蕾的故事。自那次一别，我就再没有和伊蕾联系过。那刻，我站在那里，呼唤伊蕾。我说：“伊蕾！我得到证书了！伊蕾，你听到了吗，我拿到证书了！我是为我们学的！”
回顾上30年中国女性的精神历程，我想，是有一大批知识女性从不同角度走向了女权主义。我们几乎都是从个人出发的，个人的经验构成了我们精神历程的基础。我们从小被教育相信男女平等，相信我们与男性一样。我在唐山地震前一天的行军就是一代女性这个信念的象征。然而，生活现实，特别是日常的生活现实挑战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一个一个地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成为了女权主义者。
在中国，女权主义者活动领域目前主要是学院、新闻出版和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学院，如果在图书馆查一下近些年出版的书的目录，博士和硕士论文的目录，我们会发现女权主义者在女性知识分子中的扩大每年都是以倍数增长的。北京国家图书馆目前（2006年2月）在女性主义条目下共有191本书，只有7本是1994年我离开中国之前存在的，其中三本是硕士或博士论文，从没有正式发表过。仅2004年一年，44个条目包括书和论文出版出现。由此可见女权主义思想在学院和出版界的发展状态。
每个写了以女权主义为条目的书的作者都由自己的道路走向女权主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一部分。 - 全书链接：
http://www.unicornbbs.cn/dispbbs.asp?boardid=17&replyid=16385&id=4615&page=1&skin=0&Star=1
还没能收集全书，才十来篇左右，不急，慢慢来。还是建议买书来阅读。 - 沈睿答王家新
沈 睿
中国女人，中国诗人，外国女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自画像──对王家新的《回答》这首诗的误读
当代中国诗歌研究中细读似乎是一个被忽略的方面。就我手中的几本书来看：《１９９８：现代汉诗年鉴》，《１９９８：中国新诗年鉴》，《语言：形式的命名》，《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在这几本勘称权威的诗歌年集的批评栏目里，诗歌评论几乎都是全景性描述。大部分全景都是以十年为单位，题目中带有“９０年代”诗歌如何的题目就有好几个。还有对８０年代诗歌的总结，或某个流派研究的等的论述。于坚为《中国新诗年鉴》写的序言更是回顾了８０和９０年代上下二十年的诗歌。全景性描述需要很大的功力，是我非能胜任的。对某个诗人全景性的研究，也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容纳下的，特别是这些诗人都还年轻或壮年，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我觉得写全景研究更有一种荒谬性。说不定，我总结说某某已经写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歌了，结果第二天，这位伟大的诗人在古希腊缪斯的指引下又写了一首更伟大的诗歌，那我不是要说伟伟大，或伟大伟大了吗，听起来好像结巴。我不要当结巴的批评家，就只好就某一个诗人的一首诗歌谈起。
林木君要我写评论，并说别怕得罪人，自告奋勇我可以从他解剖起，就是骂他，他也不生气。林木君与我结识，悠忽十五年，我甚至还记得他刚来北京时住在我家里的样子。后来过从，几乎天天相随，是我一生一世的朋友。林木君多年来称我为姐，信件署名多是姐姐地称我弟弟地称己，我每每读到他对我称谓，眼前就一片雾水。我的回信，从未署名姐过，因为不敢承担姐姐的责任和亲密。只是从今年开始，林木君对我以名称之，我惊喜之后，也略有悲哀。虽说我喜欢，也选择他对我直呼其名，因为这更符合我本人的交友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但是，姐姐是多么甜美的字眼呀。从最亲的朋友解剖起，或者说评论起，要相信朋友的承受力。因为，评论，批评不是拍马屁，不是只唱赞歌，甚至不是理解作者的意图，既使作者的意图十分伟大，难解，深奥。“作者死了！”罗兰～巴特早就宣布了一个当代文学批评的原则。巴特的意思十分明显，作品一旦发表，在公共领域流通，读者如何解释，就由不得作者了。作者对作品没有控制力。对作品而言，作者死了。此时此刻，就看评论家的功夫了。评论家是否有真知灼见，不是看他／她对作者的意图理解有多深刻。评论家不是跟屁虫。评论家只把作品当成材料，论证自己的见解，阐释作品的各种话语的力量和交织，从而达到对作品的更深层把握，对艺术构成的深层分析。批评家必须是独立思考者。最好的评论是作者看了评论后激动，气愤，委屈或兴奋地说，“我可没这么想！我可没想到这点！这可不是我要说的！”好极了！我没想说你说过东西呀，我说的就是你没想过的！你想过的，我不敢妄猜。你说过的，我重复半天，不是浪费我和别人的时间吗？鲁迅说浪费别人时间就是谋财害命，我可不想谋别人的财害别人的命。
林木君认为，眼下的诗歌写作跟“我们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我们写的东西几乎跟我们所处的时代几乎格格不入，我们说出的根本不是时代的症候。目前的中国，已经远非十年前的中国了。太复杂了，不再是简单的政治问题，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什么都搅和在一起，一片欣欣向荣，越来越难以分辨。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是什么样的人，物是什么样的物？需要细细地观察与琢磨？而如今，我们的诗人还沉静在自己的个人天地，对眼前的景象已经失去了分辨或表述的能力，已不能准确地说出，他眼前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或对中国的现状熟视无睹。而那些睹着的，写出来的却又是那般的无力，没有搭上界。”
林木君还认为，“一个只专注于所谓的技术，而忘了他的时代的人，终归要被时代和甚至是时间给忘了。文学艺术隶属于社会，人所发明的一切都隶属于社会，而我们的作品不能和社会取得联系，没有留下一个诗人在他的时代对其时代的思考又有什么用呢？”林木自谦说他的想法不太成熟，希望我能从我的角度说点什么。他建议我，“我觉得你可以写分析文章，从你自己的认识角度出发，无须怕得罪人。得罪了又如何？那只是你的个人看法，难道只允许他写，就不允许别人说话不成？一味地说好，又有什么趣味。我目前又不值得你写，要不然你就拿我开刀。”
林木君的想法，让我想了很久。我甚至没有给他写信回应他的思考。一方面，我觉得他想得相当成熟。他比我更了解中国诗歌的状况。近年来我真的没读多少诗歌，对诗歌发展状况，特别是诗歌和现实的关系如何，没细想过，不敢妄说。林木对中国诗歌与现实失去了联系感到不满，而我，对什么是“现实，”都不知如何定义，因此对诗歌和现实的关系，就不知该怎样反应林木的批评。比如，现实是不是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现实是不是我们每天的感觉和感情？如果没有感情和感觉我们还有没有现实？抑或，现实是我们的社会？时代？现实是中国人买汽车的梦想和实现？现实是不是一种个人想象？因为就是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现实。还有，难道写抗非典诗歌，就是反映现实？难道写一个梦想中的女人，就不是反映现实？我想来想去，想得糊涂起来。最后想，还是读诗歌吧，看看诗人到底写了什么？到底诗歌和现实是怎样的关系？到底今日诗人在怎样谈论现实和诗歌，和他们生活的关系？到底诗歌中的文本是怎样构建现实的？到底文本中呈现出的想象中的诗人和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林木君在信中还提出了诗歌和传统的关系，诗歌和技艺关系等等命题。我准备一一地读诗歌时，发现答案，回答林木。
写这个文章，我先声明，我不是专门研究诗歌的，我只是一个诗歌读者，写的也只是读后感。我对中国当代诗歌没有总体把握，因此如果我的读后感很狭隘，往往一篇文章只谈一首诗，很有以偏概全之嫌疑，这是由于我本人的读书和功力不够的原因。如果诗人不同意我的评论，认为我误解了他／她。我在前面已经声明过了，评论只是在说明我的观点，不是阐释作者的意图。误读也是一种读法。我常常想，其实读书都是误读，因为我们不是书或诗歌作者本人。只有书的作者或诗人本人才能正确地读自己的书，别的人，就是作者的情人，满怀爱恋，恐怕也是误读的。如果作者认为我误读了，生气就请写文章骂我吧，我先说道歉，请息怒，我本来就不相信我能正确地读别人的东西。我因为读了，想说我自己的想法，读错了，对不起，别生气。
拿林木开刀吧。从最亲密的好朋友的作品评论起，相信朋友的承受力。正在找诗歌，把上面提到的几本书加上几个朋友给我的他们的作品集从书架上拿下来，准备细读的时候，突然想，我特别熟悉一首诗，诗歌的作者是王家新，比林木和我的关系还亲密。更何况，诗歌描绘的人物之一，就是我本人，难道这不是天时地利人和地完美无缺吗？从自己开刀，从自己过去最亲密如今也是好朋友的人开刀，相信王家新的承受力，相信朋友们对我的写作的职业态度的信任，也就是说，相信我写这篇读后感不是会如某些人猜想地泻个人之私愤，报一箭之私仇，也不是要借批评著名王家新之机显自己个人之名，更不是要把王家新打翻，批评的目的不是对着作者搞大批判，个人恩怨式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入流。我之所以先写这首诗，因为我对此诗十分熟悉，而且据说，因为王家新是中国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灵魂的代言人。我就直指灵魂和精神，看看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和现实在诗歌中是怎样表现和把握的。而且，按理说，读这首诗歌，最该生气，最激动的人是应是沈睿，因此沈睿最有权对此诗发言。因为，我将运用我的权力。同时声明，我的下面的读后感，写好后，也给王家新看了。王家新的反应，正如我所在前面描绘的，是坚决否认他在写这首的时候，那么想过。我就笑了，自作聪明地、会心地笑了。此时，发表这篇文章，王家新，看在多年相知的份上，别生气吧。最后再补充一句。我的阅读不是客观的，是主观的，因为我不相信有客观的阅读这回事，对所有声称他们是客观阅读的人，都怀疑那个人脑子的IQ偏底，因为当一个人声称他是客观的同时，他就是主观的。所以我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的阅读是主观阅读。还有，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有那位朋友不怕挨刀，想让我看他们的诗歌，写读后感，就寄来吧。除了这首诗之外，我将来写的读后感，都是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才写。虽然写出来作者可能跟我跺脚。可是，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好朋友不容易，敬个礼，握握手，我们还是好朋友啊。
王家新１９９８年发表于《莽原》杂志第三期的长诗的《回答》是一首相当个人化的诗歌。诗歌描述的是诗人在离婚后的复杂的感情，对过去的回顾和未来的展望，继而思考了生活，命运和时代的关系。这首诗虽然是一首写个人生活感情的诗歌，其意义却不仅仅在此。个人生活的巨大变动在这首诗歌中只是一个契机，诗歌真正揭示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和个人生活都发生巨变的时课，感到的困惑，困窘，困苦，描绘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变化，价值观念转变的洪流中自我想象，自我定位，自我安慰。这首诗被现代汉诗年鉴编委会推荐的年度作品之一，可见其意义。
据王家新说，这首诗的发表，是非常被动的。诗于１９９８年初写好后，并不准备发表。结果被一个编辑看到了，坚持发表不可。结果，就在那个杂志上发表了，影响也不大。王家新是想安慰我，他的善意，体贴，我诚心地领了。我还是感激那位坚持的编辑，因为，编辑的眼光还是深刻──我也作过多年编辑，知道看见好稿子的兴奋，这首几乎会被锁在抽屉里的诗歌就这么出现了。
这首诗歌的题目是《回答》，特别是标题下还引了一行我的诗，似乎这首诗歌是对我的诗歌的回复。以《回答》为题目，给读者创造了一个印象，就是那些描述沈睿的梦想的诗行可能是沈睿自己说的。我声明不是的。以《回答》为题的根本涵义，我在２００１年发表我给林木的诗歌的时候，分析过了。此地我重复我的观点，给没读过的读者，提供一个上下文语境。我是这样写的：
“一九九八年秋冬我回到北京，朋友们见到我时都提及王家新写了一首名为《回答》的诗，是谈论我们的离婚的，并已经在《莽原》上发表了。他们好奇地问我到底给王家新写了什么诗，他才回答我。我大为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收到过，甚至听到过《回答》这首诗。再则，我的原诗并不是给他的，他似乎不该回答我，顶多他算是替林木回答我。这也许是为什么王家新从来没有把这首诗直接给我吧，你总不能无缘无故地“回答”一番吧。我在北京见到王家新的时候，问及这诗，并希望他给我一份。他说，“诗在杂志上，你自己去找吧。”我自然没找，全然因为我是一个负气的人。我说“你的诗既然是写给我，为什么你不直接给我呢？”我赌气不找，因为我觉得他用《回答》作标题是故作虚悬，用修辞的方式把自己的位置合理化和正义化。其实，我的确在一九九八年三月给他写了一首长诗，具体地谈了我对感情的考虑，题目是《金钱与爱情：戏写席勒──给家新》，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名义上给我的诗已发表了。我不知别人在我的位置会不会像我一样负气。我自然还是好奇的，后来评论家Ｄ说“沈睿你在诗中的形象是一个物质主义者。”我们都大笑起来。我更好奇了，还是没去找。后来在诗人ＺＨ处我读到王家新的《回答》那首诗，心中平静如水，同时也觉得他的诗很有份量。我觉得他写了一首很有意思的诗──他的文本反映了在这个令人困惑的时代，一个诗人是怎样想象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怎样理解世纪末的婚姻与爱情，甚至怎样理解文化，种族，性别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我这样理解他的《回答》──他并非是回答我，而是对整个世界的回答。人生沧桑，在人生巨变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试图评判自己的位置，解释自己的行为，为自己寻找存在的理由，或者说，让自己过得去，他如此，我亦如此。我理解他的位置。”
首先说明，因为这首诗是给我的，自然而然我就读了很多遍。后来我读的时候，就一边读一边微笑了。看沈睿在诗中是这么物质主义，就觉得有点自恋地喜欢沈睿──因为我讨厌不喜欢物质的人。我喜欢一个人喜欢吃喝玩乐。我常常怕不喜欢吃喝玩乐的人，好像他们不是活生生的人。爱买衣服，爱物质的沈睿是个活生生的女人，我忍不住对诗歌中的那个沈睿微笑。念《回答》这首诗，有时又笑不起来，因为他写的东西太严肃了，严肃到我不得不严肃地对待。王家新对我说，诗歌评论家程光炜认为这是九十年代最好的诗歌之一。我同意程光炜的意见。我想论证，我们这个时代，还没有几首诗写得如《回答》一样如此代表我们时代的精神，我们时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虽然有很多诗人都以为他们早就写出了传世之作，他们实在是不能跟王家新的这首诗相比。在我读的有限的诗歌中，经过我所受到的学院训练，我读这首诗的时候，想，王家新，你还可以啊，你这半辈子还真写了几首出色的诗！如果想了解中国九十年代社会转变对个人的影响，了解九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这首诗是首屈一指！
王家新在这首诗歌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在这首诗里，王家新写了很多东西，很多很多。主要、而且简单化地说，王家新勾画了我们这代某些知识分子的灵魂，给这个看不见的灵魂画了一副自画像。这一代知识分子，据说他们正在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他们正在创造这个时代文本本身。用这首诗里的语言说，这个知识分子是“我的同时代的人。”这个同代的人没有姓名，以“我”为称。相若相离的构成复杂关系的是另外两个有名有姓的人，两个女人。一个是沈睿，中国女人，一个是弗兰达，意大利女人。这三个人的关系是多么有趣啊。不是三角恋爱，如通俗小说一样。不是三角背叛，如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他们构成的是在这个日益国际化的世界里，以男女关系为隐喻的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对自我的想象，对自我位置的定位。我的读后感将从这首诗歌的三个人物形象出发，探讨九十年代我们面临和经历的时代变化怎样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个人，探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个人生活都巨变的时代，怎样理解自我，怎样对自我想象。我的批评立场来源于我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训练。用我的训练的术语谈，这篇读后感通过考察这首诗的性别政治，探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社会巨变的时刻，对自己的定位，对自我的想象。我谈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是整个知识分子，虽然我也相信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或许个体的灵魂也让我们瞥见了整体灵魂的一部分吧。
让我先说说两个女人的形象吧。说女人总是比说男人有意思一点。先说沈睿吧。在这首诗歌里，关于沈睿，有这样一些诗行描述她（你）：
你读了那么多女权主义
理论，如同你赴美后添置的衣服──
你从衣橱了取出一件，试试，扔在地板上
又去取另外一件。
你开着你的尼桑车，驶向你学习和执教的
美丽校园，或者准备着又一个烤肉聚会
在仿中产阶级的后花园里，
间或来信“过得怎样？”回答当然是“很好。”
你准备着你的金色的未来：绿卡，博士论文
一辆梦想中的更高档的红色跑车。
你也不再是那个走向金水桥头，举起右手
向着伟大领袖的遗像悲壮宣誓的小丫头了，
现在你出入高等学府，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
有着我欣赏的潇洒和知识分子气，……
再来看看弗兰达：
深秋的夜，我刚刚从弗兰达那里
回来，这个美丽的，一直在凝视你的
有着一头金色的卷发的意大利建筑艺术家，
在给我作了浓浓的咖啡后，
坐下来，唱起了关于她家乡的歌……。
那不勒斯远去了。弗兰达
在期待着，她是如此美丽，不是漂亮
而是美，同样，不是聪明，而是intelligent,
我们用笨拙的英语交谈着，竟能
深深地理解。她先是用拉丁文背诵了维吉尔，
而后又谈到《神曲》──因为我
提到了但丁。弗兰达在期待着，我懂。
我以把她写入了诗中，接着我还会
为她写诗──为了她那再次向我凝视的目光，……
不厌其烦地把这些诗行列上，是为了考察诗歌中的“我”看这两个女人的视角。在诗行中出现的沈睿，从“我”的角度看，可谓物质和庸俗。到美国以后，一是沈睿添置了很多衣服，她试这些衣服的时候，很有一种骄横的庸俗：“试试，扔到地板上，再试一件。”二是过着假老外一样的“仿中产阶级的生活。”开着（二手）尼桑车。开烤肉聚会，还梦想红色的跑车，绿卡和博士论文──金色的未来。王家新写这些行诗歌的时候，好像他从来没到过国外一样或他真的对国外一无所知。好像他不知道美国的一个博士论文通常要艰苦地写好几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他似乎也不知道，博士论文不保证金色的未来，就是一个教授在美国的生活也不过是中产而已，生活谈不上金色银色，文科新教授的生活，可能连铜色都谈不上。绿卡更什么都保证不了。不过正因为王家新对国外佯装无知，诗歌中的沈睿就更有深意了，因为这是一个创造，一个中国男人眼中的追求知识和独立权利的女人的形象。对这个中国男人来说，沈睿追求知识（女权主义），就如同女人喜欢衣服一样，意义非但不深刻，而且俗不可耐。女权主义对在诗歌中好像一个物品，和衣物的意义差不多。即使这个女人的“知识分子气”也只有在“我欣赏”后才有意义，不然，她本身不具备自足意义。沈睿在诗歌中从来没正眼看过“我”一眼，她总是一往无前的，开着车，梦着更好的车。沈睿读的女权主义理论书，就是扔的衣服，满地都是，没什么意义。沈睿和“我”的离婚的理由，诗中说：“我不会给一个女人带去她想要的一切。”“我更对不起孩子和我自己。”听听，这个“我，”明知自己不能给“一个女人”带去“她想要的一切，”但是他不是觉得“对不起”这个女人，他觉得反而是自恋自艾地对不起他自己？逻辑何在？
让我们反过来看看美丽的弗兰达吧。诗中一次用“美丽”来描述弗兰达还不算，还用了一次，两次用美丽这个词来描述弗兰达，弗兰达不消说，一定是美丽得无比了。弗兰达的美丽，在这首诗中是因为五个原因，一个是她的“金色的卷发，”也就是她的异域色彩，二是弗兰达的“女性气”或者不如说是妻子气，因为，“她给我作了浓浓的咖啡”，完全是女性的职责，女性的位置。跟沈睿比较，弗兰达更“女人味。”三是聪明，虽然诗歌中没有写弗兰达是如何表现聪明的，除了说弗兰达的英文不太好以外，也没描述她是何等聪明，但是，注意，诗歌中出现了一个英文字眼intelligent，显然诗人已经找不出伟大汉语的词汇来描述这个异国女郎了，只能用英文了，虽然英文也不是弗兰达的母语。这个英文词的意思就是聪明智慧，中文有相应的词表达。但是诗人没有词了。只能用英文了。四是弗兰达“为我唱歌，”如同一位当年的歌姬，除了从煮茶变成了煮咖啡外，本质没有变，是侍姬的角色，而且，一听“我”说但丁，她就谈起《神曲》，我是多么有知识啊，她应和得多么恰如其分！五是她对我的无言的凝视（欲望？），无言的爱（性爱？），她居然凝视了再凝视，一往情深！而且什么也没得到，因为我还是在夜深回自己的房间去了，留下弗兰达深深地遗憾吧！
在这样的对比中，中国女人沈睿是男性化了：开车和梦想跑车，教书（参与公众领域）；意大利的弗兰达才是真正的女人，又煮咖啡，又凝视我们的诗人（很像中国文人的理想：红袖添香的女人）。从空间上看，沈睿在外面开车跑在路上，弗兰达是在房间里。沈睿根本不看诗人一眼，弗兰达是长长的凝视。沈睿没给诗人唱过歌，沈睿只想自己怎样漂亮，把衣服换来换去的，也不问问别人的意见，弗兰达不表达自己的愿望，她有愿望，但不会对诗人提出任何要求，她唱关于家乡的歌给我，以此表达对“家乡（归宿）的”向往？在这样的对比中，诗歌说，“勇敢的女人正在诞生，她就出现在这首诗里，她讲了一个（中国）女人的故事。”读完这首诗，读者很难感到一个勇敢的女人诞生了，倒是感到那个叫沈睿的女人真不知好歹，离开了那么伟大深刻的灵魂，哪里谈得上什么勇敢？特别是还把中国两个字用括号括起来，不知深意如何？难道这样的女人只有中国才有吗？外国没有吗？外国，特别是当代西方，当然没有，在王家新的诗歌创造中。
这就是我们的同时代的某些男人对中国女人和外国女人的想象，理解，和表现。这就是这首诗歌的“性政治”──性别的权力关系。在这样的权力关系里，首先是重新书写了中国和西方的权力关系，把这个关系调了一个个。中国的男性抒情主人，在中国女人凝望前方，一往无前地开车往前走，离开自己之后，有西方女人来前赴后继凝望自己，在西方女人的目光中获得了自我的肯定。这是一个创新，虽然创新得和《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男主人公嫖白人妓女时，一边把钱往白女人身上揍，一边压在她身上，声嘶力竭地要她说“我爱你”这种拙劣的自我满足差不了多少。澳大利亚的汉学家白杰明用“操白种女人就是爱国”来概括这种心态，可谓一语中的。王家新没有这么直露，那个西方的intelligent弗兰达也只是欲说还休地凝望他而已。其次，王家新在诗歌中把抒情主人公“女性”化了。由于历史传统，女人据说生来是被看的，是被看的对象，在被看的同时，被剥夺了看的权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杰出的丁玲就向此挑战，写一个看男人的坏女孩，那个莎菲女士看南洋人凌吉士的目光，简直是剥光了凌的衣服：“那红红的嘴唇！”丁玲故意用写女人的樱唇的语言来写一个男人，把女人的目光夺了回来。如今这个二十末世纪末的中国男人干脆自己直接当被看的对象了。一个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在她的书中论述说中国男性有“把自己女性化的情结，”此话看来不虚。
现在我再来谈谈这个深思的和写作的男主人公吧。诗歌的背景很有深意。“我”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在德国的一个城堡里，一个中世纪的古堡。如果说有古堡幽灵的话，诗人本人似乎就成了这个幽灵。诗人在远离中国，远离中国历史，也远离当代中外沸腾的生活的古堡里。他如同古往今来的伟大的沉思者一样，在一个适于沉思的地方，思考他的生活，他的生活的目的，意义。如果他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他无法作这种深刻的思考。也不能设想他在别的背景里。只有在一个历史凝固的地点，这个地点好像是世外桃源，又好像是中世纪，他对当代急剧变动的男女权利关系的不解，困惑，对一个中国女人的离家背井，不渴望归宿这种举动的震动，困惑，对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困惑，对一个人的主体性的位置的困惑才显得格外深刻，明显。才能在想象中遇到一个从意大利来的传统女人，才能写出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写出某些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不自觉的选择和近亲，对不符合自己利益的现代性，比如女性的权利，本能的潜意识的抗拒和抵触。
在这首诗歌里，“我”从多重角度揭示了“我”的灵魂的深刻，伟大和不同凡响。自我的想象和形象都是为了揭示我的思考和灵魂的深度。诗歌首先表达了对自己诗歌写作的信心。比如：
她（沈睿）就在这种叙述中诞生，她来自和你
一起共同生活的过去。
我已把她（弗兰达）写入诗中，接着，我还会
为她写诗──为了她那再次向我凝视的目光。
写作这个行为，在这里成为造物主上帝，成为两个女人──沈睿和弗兰达可能存在的根本前提。似乎没有诗人的写作，这两个女人都不能独立存在，这种对诗歌写作的信心，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诗人的信心吗？我们这个时代歌颂自己写作的人还少吗？歌颂写作本身的人还少吗？好像写作诗歌真比生孩子还伟大呢。这种对写作的信仰，比宗教还虔诚，是不是与中国传统的对文学的崇拜有关？
其次，“我”不停地谈论时代和自己的关系，貌似非常深刻：
我自己的全部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又能否让我自己和我的同时代人，
──从我写作中走过，并脱下面具，为了
向一种黑暗的命运致礼？
结果呢？
我几乎不再关心
自己是谁，而只想说，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
什么叫忠实，什么叫不忠实，对于这一代人已经没有意义，
几千年的封闭造成了我们现在的自由，
也从来没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们，
而早年贫穷的伤害，不仅在加速着
一种地狱的贪婪，也使你我的自尊变了形。
触目惊心吗？非常真实地描绘了诗人自己的灵魂，简直是直白了，没有比这个更真实了，更真了。可是“我”不这样看，我貌似说自己的时候，都在谈论别人，而自己是：
一个白痴，仍踉跄于
陀斯妥耶夫思基笔下那混合着狂笑的风雪中。
这个时候，“我”成了英雄，孤独的英雄。成了陀斯妥耶夫笔下善良，理想主义，忠贞爱情的白痴。这种转换虽然没有必然联系性，可是，我“心如铁石，坐而不动。”我如此坚定，都不知道坚定的是什么东西。“而这些，对你讲又有什么意义，你已不屑去听。”多么悲壮啊，孤独的思考者，有灵魂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的诗人！跟一个说英文都结结巴巴的意大利女人，不用说话都理解深深，如今用自己的母语说话，“我”觉得谁也无法理解我的深刻，伟大，精神历程和思考，别人都不屑去听。
然而，通篇的思考却没有深度也没有力度。思考的结果是为自己被伤害的骄傲而哭泣。通篇的结构混乱和感情的混乱表达了灵魂本身──如果有灵魂的话──的困惑，受伤害，哭泣，叫喊，同时，又极力维护“一份中国人的面子。”在王家新熟练的语言和抒情方式的掩盖下，一个卑微的灵魂变成了莫名的光荣的灵魂，一个人对变化的世界的不理解和变成了世界对“我”的不理解，一个对两个世界的女人都没有理解的男人，想象自己是何等的可爱，值得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的一次次瞩目，好像是说，中国女人离开我了，我还有外国女人的注视，默默的等待，“我懂。”然而，反讽在其中的是，面对那个俗不可耐的中国女人，却使“我”灵魂崩裂了，“活，为什么活，爱，为什么爱，……让我感激的是我的失败，在我的无可挽回的失败中，我在朝向一种更高的不可动摇的肯定。”更高到哪里去呢？不可动摇的什么呢？又肯定什么呢？诗人似乎不清楚，他不知道他要到什么高地去，高这个字本身就高了。他只知道不可动摇。换句话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变化，个人经验的变化中到底要坚持什么？不知道，反正坚持就是胜利。在坚持中，他成了一个英雄，一个肯定的英雄，一个觉得自己英雄就英雄的英雄。关键的是，他英雄了什么？诗歌除了空空洞洞地重复这些空洞的灵魂的回声外，既没提出真正的问题，也没回答任何问题。这就是这首诗歌的成功所在──这个时代还有灵魂吗？如果灵魂变成了极度自恋，如果面对人生的困难，黑暗，灵魂除了自我正确一番，别人的人都是错误的，这是拷问自己的灵魂还是假装有灵魂？灵魂何在？
在这个没有灵魂的时代，这些知识分子却偏要说自己的灵魂沉重。在一个人人都找大米找得汗流夹背的热闹忙乱的时代，在很多人都做梦买汽车而梦中忍不住呼唤汽车的日子里，这些知识分子偏说大米没意思，别人找大米都没意义，只有自恋才有意义，只有自己才有灵魂。在中国女人跑到学校里学习女权是怎么回事的时代，外国女人回到中世纪厨房主动为中国男人煮咖啡去了。在自己被时代的变动困惑了，伤害了的时候，某些知识分子只好说是时代不理解我的伟大，我痛苦，怀才不遇呀，怀才不遇，听起来怎么那么耳熟？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王家新写了一首出色的诗，还没有别的诗歌把某些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道德沦丧，价值崩溃的时代的左右为难表现得这么好。还没有人能像王家新这样，把这个没有灵魂的时代通过所谓的灵魂的独白表达了出来。这首百感交集、百感混乱的诗歌，这首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知识分子的灵魂自白！这首可以和屈原的《天问》相妣美的诗歌！如果屈原对天空发问，对命运疑惑重重，渴望知道自己的位置──甚至是宇宙中的位置的话，王家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写了一首表达混乱的诗歌，他的西化的语言，中文中夹杂英文的实验，凝重的修辞，自我的怜悯，自我的爱恋，自我的凝视，自我的英雄，自我的拔高，自我的哀歌，都是这个时代的某些知识分子在东西方交流之刻左右不知如何是好的画像。是的，男权的时代正在完结，那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男权时代，我们的文明就是在男权时代产生的，一个时代的完结不是呼喇喇地大厦倾，而是通过个人的生活，我们的日常体现的。面对这种在个人生活中体现的时代的完结，我们人人都不安，我们人人都焦虑，我们人人都对旧的和新的百感交集。这不仅是王家新一个人，在这个意义上，王家新代表了我们的时代。更有意思的是，在这首诗歌里，王家新创造了一个西方的女人的目光，崇拜的，欲望的，不言的目光──一个除了为抒情主人公唱歌而没有声音的女性，和中国的传统歌姬精神相连的女性，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男性诗人的想象的贝亚特丽斯，这世界真是倒着走呢。
这篇读后感写得够长了。到此打住。在结尾的时候，我再重申一下自己的阅读立场。通过对这首诗的性别政治分析，我考察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代，对自我的想象和位置设定。奇怪的是，在我们这个人权成为政治的主要的议题时代，有些知识分子连想也不愿想女性主体性存在的可能性，也无法理解女性主体日益独立的意义，只好用陈词滥调来归纳和想象中外女人，用英雄化想象自己，用没有灵魂伪装灵魂，把空洞的灵魂当成伟大的灵魂。这首诗就是例子。
（２００３／７／５于新天堂岛庄园） - 好奇这本《精神的历程》最终抵达了多少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