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4-01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朱元石 页数:203 字数: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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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3年夏天,我们到了北戴河,经人介绍,与吴德同志联系上,对他进行访谈。他就住在国务院系统的临海边不过几十米远的一座小别墅里休夏。对老同志进行访谈,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这项工作我们就叫它为口述史,是一件带有抢救性,即抢救历史资料的工作。这是因为许多老同志大都不能写作,或因年迈病弱已不能亲自动笔,需要有人帮助把他们所经历的重要历史写下来,如果不是这样,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和历史见证就会湮灭。这不能不给人一种紧迫感。我们第一次去吴德同志那里,他早已在门外等候,老人十分谦和,彬彬有礼。我们在门外坐下谈了一会儿,感觉外面有些凉,怕他身体受不了,请他还是到室内去谈。重新安排了桌椅,各自坐定,很快谈入正题。老人细声慢语,说话非常平稳,用词很讲究,有长者风度。他有一个几乎是习惯的动作,不时地用他那苍白的手去抚摸自己的头顶。清癯的脸上虽两眼炯炯有神,但总让人觉得是一个病人。谈到个把小时,中间略为休息。这时就清晰地听到,海潮一阵阵很有规律的推动的声音,不过因为这声音是关在窗外的,竟同主人公的絮絮话语是那样地协调有致。我们的话题是由近及远、从后向前,是由谈最近、最重要、记忆最为犹新的事开始。第一次谈的就是动人心魄的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在1993年的这个夏天里,我们前后一共谈了14次,也就是14个半天,大致都是隔天谈一次。最后,我们还约定回北京如有空再谈下去,明年夏天如再到北戴河来则如法进行。可惜得很,回北京后除对原来的一些谈话做了一些订正的工作外,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未能继续其他话题。1994年的夏天,我们都如约到了北戴河,但是,老人才住下一个星期,便因感冒即回京进了北京医院。我们寄期望于1995年的夏天,但是这一年他就没有去成,北戴河的访谈从此不再。后来他几乎都是在北京医院里了,直到他在该年11月29日去世(享年82岁)。临终前,他非常想见我们,好像还有一些重要事要谈,因为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他的秘书没有传我们。这就使我们更抱着了遗憾。吴德同志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调北京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在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1972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69年、1973年分别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在根据1993年的访谈整理出来的这本吴德口述史,一共集有13篇,并不是依谈话顺序的先后,而中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们整理出来后都经吴德同志看过,并在大多篇章上留下了他的修改文字。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希望这本口述史,能为国史研究者提供严谨和宝贵的一方记录。朱元石2003年10月
内容概要
1966年,吴德同志调北京工作。此后十年间,他担任了北京市及党和国家一些重要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共和国历史上不平常的年代,他目睹了政府失去权威、“一月夺权风暴”后的动乱。经历了庐山会议、林彪事件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雨,更亲历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处理过程,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本书是吴德同志对其亲历的口述。
作者简介
吴德(1913-1995),原名李春华,河北丰润人。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会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调北京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2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
书籍目录
前言一、动荡的北京市委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彭真出了问题。/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李雪峰与我谈话时,只对我说北京的问题严重,毛主席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波不进的独立王国。 毛主席说,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检讨时说:共产党员能上能下,我也可以下去。 北矿工学院还没放我,我又被吉林来的造反派蒙上眼睛,架到汽车上拉走了?/周总理以为我被关在天津,派陈一夫同志坐汽车追到天津找过我。/江青说:你们市委怎么搞的,为什么不让人讲话。二、当政府失去权威的时候 中央文革小组指责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时帅看到北京很乱,提出要我们把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包庇“黑帮”,杨成武对周总理说:在晋察冀时我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 “破四旧”迎风而起,超越了常规。/北了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据火葬场统计是七十多人,/我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 毛主席的车一出来,争着和毛主席握手的人就把汽车包围了,进不得,退不得。/看见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上天安门的电梯口处坐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们说,应该检讨,我组织得不好。/红卫兵在北京,最多的一天达到300万,周总理要求各机关派人到市委接待站领人,中南海也腾出一些地方住红卫兵。 彭真在他的住处被人抓走了,周总理找成本禹,要他把彭真找回来。/造反派当时都在抢这些人,哪一派抢到了就有了“资本”,各派有可能为此打起来。三“一月风暴”以后 我和高扬文、丁国钰几位书记被造反派定为走资派。/有一天早上5点多,吉林来的造反派跳墙进来揪我,被一机床厂的工人看到了,双方差点打起来。/谢富治到关押我的地方对我说:毛主席认为北京市夺两次权影响不好,中央叫你们出来工作。 包围中南海是由北京建工学院开始的。/刘少奇迫不得已交了由王光芙笔录的检讨。许多造反派狂呼“刘少奇滚出中南海”。/周总理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是错误的,要求外语学院的两派停止这些行为。/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外交部、外交方面的事情是由周总理管的。 林彪支持中央文和小组、王力,要把所谓军队走资派揪出来,也有他的目的。/我的旁边坐了卫戍区的副政委刘福,他偷偷地告诉我:傅崇碧出事了。 清华、北大的武斗制止不下来,毛主席决定同时组织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组织进驻工作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副司令李神奇。李钟奇坐车进到学校后,“井冈山兵团”把他包围了,把他坐的汽车掀翻了,把他的文件包也抢走了。四、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 周总理向我和傅崇碧明确交代:要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那些人不清理,你们市里稳定不了,你们也工作不了。/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毛主席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五、难缠的江青 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解放万里后,毛主席说:就是搞人大会堂、十大建筑的那个人吧!这个人应该出来。/江青到香山碧云寺,万里陪同。进到孙中山纪念堂休息室,看到墙上挂着毛主席像,江青发火了:北京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还是国民党的市委,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挂毛主席像?她告诉万里,把孙中山的水晶棺和用过的东西以及展览物品统统弄走。 江青两次叫我陪她看电影《节振国》,说这个电影可以改编成京剧。/有一天,谢富治告诉我到钓鱼台开会。我到钓鱼台后,江青首先就对我批评开了:你为什么为个人树碑立传? 毛主席指定我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有批示,不能不去。江青对我大声说:毛主席的批示为什么不执行?你这个组长为什么不到任?/江青、张春桥责问我,为什么跟他们唱对台戏?张春桥说:有一个《红灯记》,你们就搞一个《渡江侦察记》,有一个《智取威虎山》,你们就搞一个《智取华山》。江青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人破坏样板戏,你知道不知道?六、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 文化组的人很多被江青整了,首先被整的是狄福才。刘庆棠他们提出“江青是文化界的旗手,一切要接江青的指示去办”。狄福才强调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事。/江青他们给我定了两条界限:第一条是不准和旧文化部的人、文艺界的人沾边,要和他们划清界限;第二条是艺术上的事不要多管,搞好八个样板团的后勤。 江青说:为什么拿反革命分干的作品来欢迎外宾?我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只说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句话。/江青说:这个片子拍了中国的阴暗面,是污蔑伟大的中国人民。允许外国人拍这样的片子,而且带出去,不只是错误,简直是汉奸! 周总理对我说,要我去人大。我说:我不能胜任,很多民主人士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周总理对我说:你怎么糊涂啊!/毛主席在人事安排前,指定人大要安排朱老总。董老、宋庆龄出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还是总理”;小平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排在小平之后。七、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吴忠告诉我发言的情况。他说陈伯达、汪东兴讲了话,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我急忙问:是谁反对毛主席?/我给见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聂元样在到处串联,揪所谓反对毛主席的人,会议有些不正常、/周总理说,我已把你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 毛主席在火车上与我们谈了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说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华北会议开得好紧张!江青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字,还说他把河北省会由保定搬到石家庄是个阴谋。 我检讨说:主席,我还在6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纪登奎禁不住跟我说:这个问题大了!/我看见周总理很紧张,听见他对电话中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李伟信交代说他们有一个《“571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拍着桌子骂李伟信: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八、关于在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四人帮” 的斗争 邓小平同,包对我说:你今天鼓了很大的勇气吧?周总理说:你们在会上吵起来了?我说:只是声音大了一些。/会开完后,王洪文过来同毛主席握手,并说要按主席指示办,毛主席作手势,要他不要翻过来覆过去,摇摆不定。 邓小平同志说:你这些意见不就是说我犯了路线错误?毛远新说:提意见嘛,要杀头吗?/毛主席说:刘冰的信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就在北京,写信为什么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他。九、“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 叶剑英写了一首打油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江青变脸了,大声说:你们要给叛徒翻案啊!/我们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归纳了毛主席批示的各种案例后写出来的。十、“反击右倾翻案风”纪事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不得人心的。/江青破口大骂张天民是“谎报”。/小平同志通知政治局的同,包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看《海霞》。/毛主席说邓小平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了。小平同志说:我要写信给毛主席把职务辞去。/毛远新当着倪志福的面说:上海、辽宁我们批邓敢于无法无天,北京市胆小如鼠。十一、 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经过 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有一个积累、演进的过程。/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从 3月 30日算起至 4月 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一百万。/4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张春桥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十二、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毛主席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有过多次指示。/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四人帮”已在采取措施,架空。控制华国锋同志,企图直接指挥全国各地,进而夺取中央最高权力,/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包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江青讽刺我说:你是京兆尹,大忙人啊!/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这种方式好,干净利索。十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建设 在那种条件下,抓生产不容易。/农民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外,还要种地、吃饭。/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北京市的经济建设会发展更快、更好。后记
章节摘录
插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市工作的决定。我当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到沈阳汇报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以及交代我所分管的东北局文教方面的工作。在吉林省工作多年,不免有些留恋,同时也知道“京官”难当。我见到宋任穷时,提出能否不去北京?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我又问:北京的情况怎样?他谈了些,又简单地说:彭真出了问题。我追问:彭真出了什么事?宋任穷说:你到北京后由中央同你谈。任穷同志不愿多谈。我在沈阳待了几天,5月24日到了北京。那时,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央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4日~26日),毛泽东时在外地,刘少奇主持。就在23日那天,中央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彭真还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他们的问题由所谓“对抗文化革命路线”上升到了“反党集团”。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笑着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你任第二书记。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由李雪峰与我谈。政治局扩大会议已临近尾声。我听了最后两三天的会议,听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的讲话。他们都是着重讲毛泽东思想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问题,因为前一段的会议我没有参加,许多事情不接气,听不懂。这时彭真同志已经不参加会议了。我到北京后,也就去见了叶帅。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了。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他参加了杭州会议、上海会议,会议上的情况他没有给我传达,在与我谈话时,只对我说北京的问题严重,毛主席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后记
1992年夏,我陪父亲吴德在北戴河休养,与李强同志比邻而居。那段日子,我常常看到父亲在廊子里的竹椅上与李强同志之子李延明聊天,一老一小谈得很投入。有时我也听上几句,是父亲回顾“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一些情况。由于平时听得多了。也就不甚在意。过了一段时间,听父亲说李延明把他们在北戴河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邓力群同志,引起力群同志关注。当时,力群同志在指导当代中国研究所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他和时任当代所所长的李力安同志委派该所朱元石、刘志男同志来采访,把父亲讲的记录整理成文。开始时间是1993年夏季,地点仍在北戴河。后来,文章的修订工作移到北京我们的家里。父亲说:“朱元石、刘志男二同志整理得很好,帮助查找了相关的背景资料,核对了每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先后次序。”“人老了,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误,多亏了他们辛勤而细致的工作。”这些回忆文章共15篇,父亲生前每篇都看过、改过,有些文章还找过了解当时情况的相关同志核实。文章基本上反映了父亲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整整十年的主要经历。我非常感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领导同志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的有关同志,当父亲在世时,就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刊登了这15篇文章中的一篇:《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父亲去世五年后,又陆续发表了另外三篇:《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从国务院文化组到四届人大》、《“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现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又将父亲的13篇回忆文章结集出版,更是令我不胜感激之至。书中所述事情已过去二三十年,父亲去世也九个年头了。他所经历的事实,已经真真切切地成为历史。把经历过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讲清楚,这是他为党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毛主席曾说过:“吴德有德,吴德是老实人。”我想,这本书就是一个有德之人所说的老实话吧。吴铁梅200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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