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底稿

出版时间：2006-5  出版社：中国档案出版社  作者：张鸣  页数：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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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个教书匠，读书写字，本是自家的功课，时间一久，就变成了习惯。每天如果不看几页文字，几天不写上几个字，心里就空得慌。据说，古代有写了文字，不求人知而藏之名山的，近人也有宣称，写东西只为自娱自乐，根本不想发表的。不过我从来没有这么高的境界，除了曾经写过的情书和偶尔写过的日记之外，写了就想发表，比较俗一点的说法，就是想把文字变成铅字，换些钞票。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时期，自己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能够卖文为生。　　理想化为现实，或者梦想成真，其实是个很煞风景的事情，尤其是像我这种不那么有品味的梦想。你会发现原来你的梦想居然是这样一种具体的劳作：在媒体的催促下，隔几天就要交作业，生命不息，作业不已。于是突然悟到，为什么佛家要用“业”这个概念，来概括说明人觉悟前的行为意识，真是生命有涯，苦海无边，作业难休。　　当然，没有人强迫我，如果我能横下一条心，把钢笔和电脑都扔到垃圾堆里，把书一把火烧了，从此披发人山，或者下海，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做不到。古人有把读书人比成吞砒人的，那时候没有鸦片之类的毒品，没事给自己找病的人就小剂量地吃砒霜玩，时间一长就成了瘾，明知道对自己身体有害却还要吃。读书的行为，有点类似，有上瘾的感觉。曾经看过一个外国的小说，说是在法西斯德国时期，某博士被纳粹抓去，不上任何刑罚，也不关集中营，好吃好喝，就是不许看书，几乎活生生憋死；后来冒险偷了看守一本关于国际象棋的书，在关押期间没日没夜地研究，从来不知棋的他，等到自由来临的时候，已经成了举世无双的高手。小说也许是虚构的，但我对书的痴迷，却的确是文化革命的时代，革得遍地找不到书这种情景逼出来的。　　余生也晚，“文革”爆发的时候，我才9岁。不过，不幸的是，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刚刚学会看书，不光看有画的小人书，还能看有字的大本书。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刚刚学会某种“本事”的时候，往往是最为着迷的时候，跟刚学会骑自行车，刚学会下棋一样，都劲头大得不得了，黑里白里就想这个，任谁也拦不住。可是，大家都知道，恰在这个时候，全国上下开始烧书了，一个“封、资、修”，就把几乎所有我们能看的书全伙囊括了，古代的都是封建主义，外国的都是资本主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是修正主义。就连家里有马恩选集，都会被指责说是不突出毛泽东思想，有教条主义之嫌。革命开始的时候，跟着大孩子屁股后面看热闹，不用上课，天天玩，打群架，还挺兴奋，可是时间长了，没有东西看，总觉得饥渴得慌。没等革命的热火劲过去，我们一些同病相怜的小伙伴们开始私下传起了书看。这些书，都是烧余抄剩的孑遗，有心人冒险藏起来的，不过都挺好看，有小说，也有别的东西。由于属于非法行动，而且狼多肉少，每本书传到手上的时候，规定的阅读时间都很少，少到了苛刻的程度，一本500页左右的小说，居然给你的时间只有3个小时。好在，那个时候，饥渴到了近乎疯狂地步的我们，看书个个都像是吞，可以一页一页囫囵个地咽下去。算起来，我肚子里大部分的外国小说，以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四大部中除《红楼梦》之外的三部，都是这么看完的。当然，比起那些能看到内部灰皮书的人来，我们在黑龙江农场所读到的东西，肯定属于小儿科，不过，那却是跟我生命的那一段息息相关的惟一精神食粮。　　就像杰克·伦敦笔下那个饿坏了的水手，获救后总是掩饰不住对食物的疯狂欲望一样，我眼下对书的感觉，多少有点饥渴久了之后的变态。最大的毛病不在于总是要看书，而是看得快，看得杂。待到能写或者写了有人要的时候，看了以后，就还要写点什么。2005年结集的随笔集《历史的坏脾气》，由于出版日期大大拖后，所以，这本书刚刚卖了几个月，我发现一年积攒下来的东西，又可以出一本了。　　现在这本集子里，虽说大多是写给报刊的专栏文章，其实还是读书的感想，东一点，西一点，点到为止，每篇都不长，每令读惯了长文章的朋友感到不解气。《历史的坏脾气》出来的时候，我跟朋友开玩笑说，这书放在卫生间里最合适，方便一次，差不多就可以看完一篇。我的东西，大雅之堂肯定是上不去的，而且我也不想上去，在单位，地位很边缘，做的事也很边缘。写随笔也就是图大家一乐，如果乐了之后还能想起点什么，当然更好。　　这样说，也许一向对我有学术上期许的人们，尤其是我的学生，会感到有些失望，说怎么这个张鸣怎么这么俗，怎么离学术越来越远?当然，学术我还是会碰的，大块的文章偶尔也会写上一篇两篇的，像从前在《读书》上发的那种，别人看来学术性比较强的随笔，也还会写。但是，我虽然身在高校，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学者，所以，对我来说，写东西就是要说事，借事讲道理，其实并不太在乎说的这个事和道理算不算是学术。对做历史的人来说，首先必须追求真实，不能不顾事实，没有根据地乱说；其次要写得明白晓畅，让人读了舒服；当然，道理讲得也能令人信服，而且若有所悟，那么，就更好了。我一向认为，在中国，思想的缺失显得比学术的落伍更加严重。在千人一面、千口一词的境况里，一个稍有个性的人，常常会感到窒息，打破这种窒息，对我来说，就是时不时地发一点不合时宜的怪论。其实，也只是看起来怪，本是用常识的理性判断出的常识而已。可惜，现在国人已经把常识忘记了。

内容概要

　　《历史的底稿》在社会生活里，一个稍有个性的人，常常会感到窒息。打破这种窒息，对我来说，就是时不时地发一点不合时宜的怪论。其实也不怪，都是些用常识的理性判断出来的常识而已。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北大荒，做过农i、兽医。后混迹于学界，在小围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做个教书匠。教书之余喜欢写点东西，其中不少变成铅字出版，有论文数十，学术随笔上盯。有所谓的学术专著《武夫治同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1953）》《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等，均遗憾多多。另有随笔集数种。

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卿本佳人两只老虎跑得快失了手的警察头子辫帅的人缘和地缘前头捉了张辉攒卢作孪之死杜月签的“维权”生涯“佛见喜”李莲英偏不说自己是俘虏傻人有傻福唐八先生革命的意外经验穿长衫的军人露胳膊的女人与武人的风化合法化的黑社会有兵便是草头王双枪兵与双枪将瞄准射击不可不读的檄文来了假冒的孙天生一出掉包戏的台前幕后上了梁山的《苏报》神经过敏的“经济特科”考试历史的进化课艺人的立场粪业、粪捐与粪政当上之所好具有正面价值的时候姓名之祸福有关八国联军与中国妓女的一点乱弹“吃大菜”及其他看杀名人茶壶茶杯和牙刷关公、汉室与火羊阵有关人头像章的一点考据有关名人和辫子的故事卧辙代表

章节摘录

　　两只老虎跑得快　　中国的抗战，产生了特别多的英雄，也产生了特别多的汉奸，最大的两个汉奸，要算是汪精卫和陈公博。虽然这两个人做汉奸时，能控制的区域，不过长江三解洲周围巴掌大的地方，但在名义上，他俩却是中国最大的傀儡政府的魁首。虽然在为虎作伥、跟日本侵略者合作方面，做作 和不见得比别的汉奸更多，但影响却最大。抗战胜利后，将他们钉在耻辱柱的最顶端，应该是名实相符的。　　汪、陈二人政治上是搭档，生活上也是好朋友。原本汪精卫出走的计划，陈并未参与，可是到了汪已出走，日本人却改变前约，不给汪一个体面的台阶，而原来参与密议的高崇武、陶希圣竞相逃离的时候，陈却从香港来到了上海，一头扎进了“火坑”，说是要够朋友，讲义气。

媒体关注与评论

　　只要领袖的感觉存在一日，汪精卫就必须做一日的不粘锅。而陈公博尽管地位不低，但毕竟在“领袖”的下面，是“臣子”，主要的任务是给领袖奉献才智，所以就无所谓了，得风流，就风流一下。　　——两只老虎跑得快　　赵秉钧安排刺杀这活虽然干得不怎么样，但办警察办得还是蛮有成效，连中央首长做的案，地方警察居然都能查出来。　　——失了手的警察头子　　革命从来都跟浪漫的诗人有着难解难分的缘分，只是，浪漫的诗人往往不知道革命完了之后做什么。　　——革命·诗·酒·佛·女人

用户评论 (总计4条)

•   　　不完全消遣，不完全休闲，全书由一个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就像作者所说的，极易成为厕所读物，马桶上一坐，往往一篇下来，生理问题解决了，似乎还了解了一些近代中国的人文风貌。历史人物都是双面的，没有人大善大恶，但往往所学的历史中只根据需要放大其中的一面。而这本书中，却还原了很多真真实实的人物，例如：辫子军张勋不再是个一心复辟拖着辫子的清朝遗老，而是一个为人义气，资助乡里的老好人；李莲英也未必是一个祸国殃民的死太监，只是一个唯唯诺诺远离朝政的奴才。。如果做学问的，研究历史的，这书却未必能入法眼，但静下心来读读，清末民初的群像，倒也一一浮于眼前。旅游途中结合书中故事，向他人娓娓道来，也能博大家会心一笑。
•   　　（录旧文）
  　　　　
  　　　　张鸣的非学术类书从来不难读，甚至说得口吻生花，《历史的坏脾气》正是一个样板。作为一个“教书匠”（张鸣自语），借专栏的篇幅框架，发历史之毫末，抒个人之情怀见解，这点上，张鸣干得的确不赖。
  　　　　
  　　　　《历史的底稿》据张鸣自己交代，是《历史的坏脾气》出版不久之后，发现手头篇什迭增，不觉间已够出另一本书，于是付梓成书的。这本书延续了张鸣好谈清末民初掌故珍闻的风格，将满人王孙贵族、大总统、大小军阀、革命党、保皇党、文人奇士诸子信手拈来，用慧黠的文字涂抹一番，然后略加几笔结案陈词。张鸣短篇专栏的点评，不作高深幽奥之语、不矫饰、不卖关子，而且多切合时事，借古讽今，借历史的拳头，敲今人的脑袋，于人于事多有裨益。
  　　　　
  　　　　就思想密度而言，“历史的进化课”专题的篇什尤为出众，当中压卷的《废科举：百年之痒与百年之羞》道出清末废科举实施之欠周全与酷烈，造成政府与士子的连接短路，政府无法再用科举这百试不爽的思维定式、行为习惯来笼络士子，于是在野的精英分子投效无门，那么清廷的分崩离析也是在所必然了。《农村宗族：命运在历史中旋转》分析了农村在清末直至建国之后，一直作为当朝政府的试验基地，不断被削弱当地实力、不断被压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资源、不断被撬走人才往外输出，造成农村当下虚弱不堪的状态。尤其是共产党人在理论与伟大领袖的指导下，对农村进行社会、文化及人的改造，以割裂传统宗族、地缘的联系纽带，重建农村新秩序为行动最终目标的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运动，致使几千年来一直结构稳定、平衡生存的农村出现发展尴尬、前途未卜的态势，这时宗族祠堂的重修与族谱的重出江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以上两者的合理性和感情归属性。
  　　　　
  　　　　“卿本佳人”、“好歹都是读书种”、“朝堂上的变戏法”都如专栏的快餐文字，短小精悍，但又不纯粹沦为鬻字卖空的把戏，却也啖之有味，前两个专题的文章细品之下，其营养成分较之后者更出色，看来张鸣纵论通史的本事平平，缺乏新意，比不上他谈清末民初故事来得大放光彩。
  　　　　
  　　　　张鸣的文字机警幽默，不好作典雅之语，也能自成一格，入口爽滑。长篇尤其优秀，纵横捭阖、条理缕析，直抒宏论，不落俗套，屡有新意，打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曲解、误解。书中精彩的篇什还有论武昌起义成功得来之莫名其妙的《来了假冒的孙天生》；论清廷急于改革，而拙于实施，胸襟短窄的《神经过敏的“经济特科”考试》；刍议袁世凯窃国动机的《进化论的牺牲品》；论建国后农村运动混乱并且收放不自如的《乡下人的革命性》，值得推荐。
  　　　　
  　　　　有几处笔误（或较稿的疏漏）需指出：
  　　　　1、P．64，“……袁世凯死党的庆亲王奕”，当为“奕劻”；
  　　　　2、P．161，东晋元帝司马睿继位已是40多岁，并不是“小皇帝”；
  　　　　3、P．162，西晋有四帝，第二届的惠帝、第三届的怀帝均为第一届的武帝司马炎子，最后一届皇帝愍帝司马邺为武帝孙，吴王司马晏子，并不是“二世而亡”；
  　　　　4、P．167，后秦姚兴为羌人，据《晋书•鸠摩罗什传》中载“兴尝谓罗什曰：‘大师听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可见张鸣说献“鲜卑美女”太武断；
  　　　　5、P．170，文昌帝君应为张亚子（附会晋人张育），非“张恶子”；
  　　　　6、P．173，为汉高祖制礼仪的是叔孙通，非“孙叔通”；
  　　　　7、P．180，汉武共立过两位太子，初立卫皇后子刘据为太子（即后世称的“戾太子”），就没有杀太子亲生母亲，卫皇后后来之见杀是由于太子“巫蛊之祸”受牵连的；李夫人得宠，生子刘髆，封昌邑王，也没有杀李夫人。其实汉武共生六子，就仅杀了后来立为太子的刘弗陵的母赵婕妤，张鸣说汉武每立太子，即杀生母的说法不对；
  　　　　8、P．187，唐太宗未立吴王李恪为太子，初立的应是长孙皇后生的李承乾。
  　　　　
  　　　　
  　　　　07/03/11
  　　
•   　　早上起来继续翻张鸣《历史的底稿》，有几篇挺来劲。不过读书向来是看了就忘。现在要记录一点什么的，记性全无。
  　　
  　　读什么遇见什么皆是缘分。恰巧有个朋友向我推荐过张鸣前一本著作《历史的坏脾气》，又恰巧我去借书时图书室放着这本，一翻尽是历史八卦，甚合我爱辛辣的口味。
  　　
  　　之前在别的作者那里也见过此论调：民国不如大清，总之是一代不如一代。从世风道德讲或许有几分道理。西北军的冯玉祥曾下令士兵统统剪掉辫子，革命嘛。结果士兵们哭得呼天抢地，纷纷把剪下来的辫子珍重地包好藏好。过了不久，冯玉祥贵为一方军阀，招兵定下一个关键条件：没有辫子的不要。原来有辫子的农民，才是真正的老实人，招来当兵——塌实。
  　　
  　　张鸣的几篇书评写得还算不功利，吴思的《血酬定律》曾看得我毛骨悚然，张鸣却写了几句看过之后让人点头的公道话：“潜规则的存在，为入仕的士大夫过上体面的生活 提供了可能，也提供了稳定性，利用这个规则过度牟利，不管怎么说都有破坏稳定的可能。潜规则给了官吏剥削民众的许可，但也对剥削作了限制，因为这规则的形成，不是哪几个官僚的事情，甚至也不是单凭官僚群体自己的意愿就能遂愿的，它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乡绅甚至部分民众精英相互博弈的结果。从正式制度的意义上讲，几乎所有古代的官吏都有贪污行为，但真正意义上的贪官其实并不多。潜规则意义上的贪官，只有到了王朝末年，所有的平衡机制逐渐遭到破坏，而且毫无限度的时候才会普遍出现。到那时候，不仅正式制度，而且隐性制度也崩溃了。”（《敲开一扇漆黑的大门》）这段话不免让人遐想时下的反腐倡廉工作。我们所受的教育，一贯以从前为万恶的旧社会，这种错觉似乎一时三刻也放不下来。可见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还有一篇替袁世凯翻案的文章也写得自成一体。张鸣认为，老袁是中国人迷信历史进化论的牺牲品。从某种角度看，皇权、君主*立宪也没什么不好，视具体国情而定。但是袁世凯开了历史的倒车，就担当了后世享用不尽的骂名。尽管按张鸣的说法，老袁此举乃抑制翅膀硬了的各地军阀日渐坐大，欲急进地收拢中央政府集*权。而今日公众眼里正面的革命党人、革命者，也并非那么纯洁无暇。先不说国父孙中山的负面新闻，就说咱们的农*民*运*动吧，什么土*地*革*命、四*清*运*动。张鸣的原话是：“正经八本的农民基本上没什么革命性，有的更多的是忍耐和起哄。做稳了奴隶，就一忍百忍，比唐朝的张艺公本事还大；求做奴隶而不得，就跟着起哄，比19世纪巴黎的无套裤汉还暴民。在革命时期，起哄也可以被说成‘革命的跟进性’，跟进得越踊跃，革命的声势也就越大；革命带来了破坏，但也带来了狂欢，只要不革到自家头上，那狂欢的愉悦可是爽到极致。”“我曾经跟当年参加土改工作队的老人谈过，他们说，在运动之初，他们对那些乡村的二流子也很反感，专找村里正经八本的贫雇农做积极分子，扶植这些人领导运动。然后这些人大半木讷老实，脑筋不灵，什么都说不清道不白的，而且往往不够勇敢，指望他们斗地主、分田地，形成一种革命的气氛，似乎是连门也没有。而那些明白事理，有文化的，此时又大半是革命对象，所有没有办法，只好请这些‘革命先锋’出山。这些人一冲二杀，大家跟上去，土改也就轰轰烈烈了。”（《乡下人的革命性》）
  　　
  　　哦。原来革命是这么回事。其实一点都不难以理解。虽然现在大家都往城里赶，不过可别忘了，咱们往上数几辈谁不是农民？那些风流倜傥的革命党人或名士大腕，如章太炎、邹容、梁启超，张鸣和哥几个都有仇似的，把这些人编派得准保今天十八九岁的孩子看了骂：傻×。
  　　
  　　唉。想想你我皆农民，那个起哄加忍耐的劣根性还是大大的有。这又一本扒大粪的书恃才逞骂又隐约其词言不尽意，出书的是中国档案出版社，床头厕尾翻翻，还是挺不错的——既然不是庙堂里的著作也只能这样了，至少你会知道义和团有多糟糕，当时外国人看中国就和今天全世界看伊拉克差不多吧，万恶的恐怖主义啊。
  　　
  　　
•   　　《历史的底稿》可以套用作者评李零文字的话“只觉其妙，却说不出什么名堂来。”
  　　去年，《历史的坏脾气》甚是风靡，我买来还未看，倒是先看了此续稿，张鸣在前言里说自己看书后总要写点什么，去年那本出版日期大大拖后，现在这本又端了上来，生育能力真强。
  　　读来容易的文字并不一定是容易写出，不过这本书给我的阅读感受是作者行文随意，自然，一蹴而就，不麻烦。就像在看博客文章，不需怎样的费力却讨了好。
  　　形形色色的好玩人物，曲曲折折的好笑事情，夹杂着貌似正经的叙述，好像冷面滑稽，只求会心一笑，牺牲了耐读性。
  　　值得赞赏的是编排在书末“书余”栏目内几篇书评文章。不惹笑，见解独到。譬如对唐德刚先生《袁氏当国》的批评，认为袁世凯洪宪称帝的动机，是对难以驾驭局面的一次不恰当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当世当时的急进中央集权运动，他的帝制不过是君主立宪。他的遗臭万年，既有作为孙中山反衬形象的需要，也有历史进化论的强大拉动。人们相信历史只能是向前走的，革命越彻底的制度就越进步；但历史真是有着自己的意志按照进化论行进的吗，何况这个前进的概念又是由西方现代史所规定？
  　　还有分析农民的革命性也很精彩，运动不等于革命，农民的革命性差、跟进性强，他们更多的是忍耐和起哄，等等，都是对我们“常识”的反思。作者却说自己的这些才是常识，是用常识的理性判断出来的常识。
  　　不合时宜的“怪”论可能正是我们打开思索通道的钥匙，读张鸣作品能感受到的最大妙处可能是发现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和趣味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