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的教育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社：军事谊文出版社  作者：马丁·范·克里费德  页数：156  
Tag标签：无  

前言

　　本书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马丁·范·克里费德关于军事教育比较研究的一部经典著作，英文原著由纽约的自由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克里费德教授曾在多个国家的战略研究机构任教，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以色列、挪威、南非等国的高级军事院校，本书即为克里费德教授在美国国家战争学院任教期间的研究成果。　　在本书中，克里费德教授首先论述了在现代社会人们成为军官的途径，并就美国体制和其他国家的体制进行了对比。接着，克里费德教授对军官的教育进行了追根溯源，从古希腊指挥官的培养到十九世纪初高级军事教育机构的建立，概括了军官教育训练的演变过程。对于近代以来的军官中高级教育，克里费德教授重点比较了普鲁士一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一苏联、美国等主要军事强国的参谋学院和战争学院的课程与教学。最后，克里费德教授剖析了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军官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　　克里费德教授以拿破仑战争结束（1815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为时间节点，将西方军官教育训练的演变过程概括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阶段从人类文明的出现直到1815年，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高级指挥官同时担任军官职务和地方行政职务，他们被赋予领导军队的职责是基于他们的出身和社会地位，而不是作为军人的才干。使他们胜任军队指挥职责的是他们天生或在战场上获得的素质，而非专门的教育训练。第二个阶段从1815年至1945年，基于以下两个主要原因：战争规模日趋庞大和复杂，需要对指挥参谋人员进行专门的训练；各国普遍建立起常备军，需要为和平时期的军官队伍提供一个容身的场所，由此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了为军官提供高级教育的机构。这一时期，虽然以柏林战争学院为代表的军官中高级教育院校在军官的培养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但绝大多数国家仍未将参加院校学习看作军官职业中的重要步骤，更未将其视为晋升高级军衔的必要前提。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945年，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定义与方式，地方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与专业化时代的到来，将军官置于非常不利的社会位置。这些以及其他各种因素迫使美国中级军官都不得不攻读高级学位，其他国家也纷纷步其后尘。但军官在地方大学接受的研究生教育对于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似乎并无多大正面的影响。军官的教育与作战并赢得战争的最终目标越离越远，失去了应有的相关性。

内容概要

　　《军官的教育：从对军事专业化的尊崇走向背离》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马丁·范·克里费德关于军事教育比较研究的一部经典著作，英文原著由纽约的自由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克里费德教授曾在多个国家的战略研究机构任教，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以色列、挪威、南非等国的高级军事院校，《军官的教育：从对军事专业化的尊崇走向背离》即为克里费德教授在美国国家战争学院任教期间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马丁·范·克里费德（Martin van creveld），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世界著名军事历史学家与战略研究专家。克里费德教授1946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后随家人移居以色列，先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接受教育，1971年起在希伯来大学任职。克里费德教授精通希伯来语、英语、德语、荷兰语，曾在多个国家的战略研究机构任教，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以色列、挪威、南非等国的高级军事院校。出版专著20余部，目前已被译为17种语言在学术界广为流传。主要著作包括《补给战：从华伦斯坦到巴顿的后勤史》（1977年），《战争指挥》（1985年），《战争的转型》（1991年），《国家的兴衰》（1999年），《战争面貌的改变：马恩河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的经验》（2006年），《战争文化》（2008年）等。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研究框架第二章 起源第三章 比较普鲁士一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一苏联美国第四章 问题第五章 结论第六章 建议参考文献人名中英文对照表

章节摘录

　　教员与学员开展模拟演习，努力解决各种“作战问题”，为虚构的战争制订计划，包括最终对日本进行战争的作战计划。教学方法中最重要的是进行作战推演，由军官们在一间铺满亚麻油毡的大房、间内使用战舰模型进行演习。这种方法据说有助于制订战术，并且促进了战略的现实性①。相反，研究历史则是不厌其烦地重复1916年的日德兰之战。与英国同行一样，美国海军也将这场战役看作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更是未来战役的范例。　　总而言之，美国高级军官的教育训练体制比它所部分效仿的世界领先的德国体制更为分散。美国没有任何一所高级军事教育机构能够在教育质量和社会地位上与地方一流大学相媲美。而且，无论是美国的整个文化还是各个军种的文化，都既不具备德国的教育理念，也没有法国的抽象数理科学（更不用说英国的体育运动思想）。因此相比之下，美国的高级军事教育并不重视理论，包括军事理论。其后果是：高级指挥官都是实干家，而不是思想家。在美式体制下，无论是毛奇还是施利芬都不大可能成为总参谋长。但客观说来，那些喜欢喝酒、性格随和、“约弗利老爹”型的军官也不可能混到这一职位。美式体制也不可能培养出类似于福熙之类顽固坚持“锐气”理论的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