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

出版时间：2005-9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黄亚生  页数：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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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投资目标国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年份，中国是全球性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二大接受国。许多人为中国大量引进FDI（外国直接投资）而欢呼，认为是中国改革的重大成就。    在本书中，黄亚生提出了一个引发争议的反诘：中国大量引进行FDI，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表现。    黄的前提是：FDI——根本上讲——是一个微观经济现象，而非宏观经济现象。在一定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如市场的扩张或劳动力的成本低下，一个国家获得的FDI多于或少于国内投资，取决于外国企业对国内企业的相对竞争力。FDI在20世纪90年代涌入中国，是由于中国国内企业不具竞争力。而且，无法为新的商业机会提供资本，外国企业以“向中国投资”作为回应。    黄界定了造成竞争力不足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企业的体制性主从次序，它将中国的大量经济资源分配给低效率的企业——国有企业，而没有将这些资源分配给有效率的私有企业。其结果就是中国企业的普遍无竞争力。另一个原因是严重的市场分割——这是因国家所有制所致——它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增长及投资选择，而对外资影响较小。    中国的FDI所带来的主要好处与以下方面有关：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私有化功能、提供给受到信用约束的私人企业的风险投资，以及地区间资本流动性的提高。黄认为，尽管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重要好处，但是，人们还是应该追问：为什么国内企业不能提供相同的功能？这个更宽泛的问题需要对中国的改革策略进行评价。中国的局部改革——尽管它成功地扩大了市场范围——但至今却未解决中国经济中与分配无效率有关的许多问题。

作者简介

黄亚生，原哈佛商学院教授，现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的通胀与投资控制》（1996）、《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2002）。是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麦克阿瑟基金的奖学金获得者。

书籍目录

图表目录缩略词表本书概要前言第一章　简介第二章　分析框架第三章　中国公司部门的问题第四章　对非国有企业的限制和外国直接投资第五章　国有企业与破产状态的所引致的外国直接投资第六章　经济条块分割与外国直接投资第七章　结论中文版后记：对一些问题的回答参考文献名词对照表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中国经济问题上，黄亚生正迅速成为美国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权威之一。正是这本书，将对学者产生重大的影响，实际上，也将深刻地影响到投资者，甚至影响到中国本身。这本书一定会改变大学里传授和研究当前政治经济的方法。　　——威廉?柯尔比，哈佛大学　　这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的全新、迷人的视角。黄认为较高的外资数量水平——部分地——源自中国未能有效地分配国内储蓄，这与人们在中国问题上大唱赞歌不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这本书一定会使人们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热烈的讨论。　　——苏珊?罗斯?阿克曼，耶鲁大学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它对100个更穷的国家的示范作用——的学生，应该研读黄的细致分析，该分析逻辑严密，学术性强，而且，它是目前市面上对中国的外国投资的规模和数量进行了最好的量化分析的书。认为外国投资令人放心的商业经理、银行家和资本经营者应以严肃的态度阅读此书，从而做出更好的准备以获得在中国经济改革下一阶段的成功。中国领导人也应研究这本巨著，但是，他们能够解决黄所说的“常常源自于制度”的问题吗？中国的制度转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取决于所给出的答案。　　——丹尼尔?罗森，访问学者，国际经济研究所

用户评论 (总计65条)

•   真实记载了改革时期的这一段历史，阐述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正、负面影响
•   硬币有正反两面.中国的FDI政策影响也是如此.近几年国内关于FDI的研究甚嚣尘上,但多数对FDI的影响持肯定态度.本书的许多观点则持否定态度,是我们辩证认识FDI影响不容忽视的视角.全书非标准的实证分析,而是采用了制度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力推荐阅读.
•   黄亚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知名的研究中国的学者，他的作品引人入胜，他比大部分中国人都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
•   论据，实例，分析都很充分。可以说是目前看到的对中国八九十年代经济转型的最好，最严肃的一本论文。观点独到。
•   全新角度解读中国引进外资的效果，很有启发
•   理解的中国发展的资本结构史
•   一位讲真话的学者,唯一可惜的是他不是中国人,虽然有中国名字和中国面孔.
•   相比国内（大陆）的所谓经济专家，黄教授可谓真正做学问的人
•   这本书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著作，虽然其结论可能要使很多官员难堪。但是，历史就是这样的，我们或许会因为一个不算真实的假设而开始我们的行动。
  
  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向前走，并且看到了美好的风景；现在，再调整我们的思路走得更好也不晚。
  
  书是好书，值得每个喜欢读书的人买一本来看，看看什么是严格的经济学研究，而不是国内常见的那种剪报式经济学研究。
  
  只是，当当没有给发票。
•   这书是我为了写论文搞研究买的，质量内容不错，希望有意的朋友买着看看吧。关注我们的民族企业就是关注我们的明天！！
•   让你从另外一个视角理解外资，而非一味唱赞歌
•   黄亚生的代表作，方法和结论都值得借鉴
•   中国没有神话
•   黄亚生的这本书写的很好！英文标题是“selling china”，但在翻译过来就改成现在这样了。
•   黄亚生的著作和文章几乎都由英文写就
•   只想纠正一下之前的错误评价，认为该书翻译不好，读之后感觉比一般的著作翻译好很多，蛮流畅的。受益匪浅
•   现在的出版好书不多，这本是好书中的杰出。它的英文名是sellingChina，让人深思。
•   亚生的著作，值得一读
•   价格很便宜，都是很不错的书。。。。
•   价格便宜时入手，买来待以后看
•   了解了解历史！！
•   看看以前的历史，找找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呵呵。
•   还没看 挺深奥的
•   好书。个人能力有限，读起来比较晦涩
•   外国人的眼光，写得很不一样
•   thisisawonderfulbook
•   早就想读黄亚生的这本书，正好这么便宜，立即收入帐下，呵呵。
•   分析的很透彻，条理清晰，数据翔实。体现了国外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从中可以更清晰的理解中国经济二元性的制度根结，以及政策取向的原因。总体而言，是一本值得好好阅读的书。
•   随不能赞同所有的观点，但是关于外资与中国经济系统弱点之逻辑关联很是赞同
•   对于喜欢经济方面内容的朋友来说可以看看，有自己一定的见解
•   学术性很强的一本书，个人感觉学习作者分析问题的方法还是不错的，内容有些偏见。
•   一个学院派研究的成果 比较客观 详实
•   分析的很透彻，条理清晰，数据翔实。体现了国外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   本书写的内容应该说很有见地，没有其他书的那种东抄西摘，读了很有用。
•   书的印刷还算不错，毕竟是打了五折，顶一个吧。
•   应该是本有技术含量的书
•   很专业，还在阅读中；视角也很新颖。
•   由于很忙，一直没有时间细看这本书，所以也就没有评论。很专业的书，很学术，等细读了之后再评论。不过，书的质量很好，订单处理，发货，到货都很快。快递也不错，很及时。这个先给个好评。
•   很不错的一本书，学到很多
•   这本书不错 有点深度
•   老公看了说还好！
•   不错，正常学习中....
•   看了很气愤，国企跟民企的恩怨，让我创业的想法遭受打击。
•   原本是好书，观点很新颖，可是译者没有译好，把英文文献翻译成中文，不能查阅原始文献，而且不知道是谁的观点，建议直接引进英文版，没有不要翻译。
•   大学里度过黄教授的英文版文章，觉得思考很有深度。但是买来中文版的，发觉翻译非常生硬，翻译水平太差。建议不差钱的话还是去Amazon买英文版的来看。
•   只想说翻译实在是僵硬，明显的感觉是直译中力求意译，但是整体又把握不好，读来晦涩...
•   书不错，就是书面很脏，有很多土，下次擦干净再发货！
•   拿到手里书，翻了翻略感失望：封面不整洁，有褶皱，边角有轻微破损，但愿不是旧书吧；纸张太薄，还有点盗版书的轻微刺鼻味，感觉不像正版。
•   难懂，读不下去。
•   勉强接受吧
•   翻译的质量太差
•   　　49岁的黄亚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明星。他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关于“龙象之争”的争论——印度和中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可以算是由他发起；他的第一本书拥有一个骇人听闻的名字：《出售中国》，讨论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真正含义；2008年出版的新书名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书中他重新讨论了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同经济发展道路。
  　　
  　　他出生于一个红色世家。他的爷爷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毛泽东说：“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父亲黄钢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是红色报告文学作家和剧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但是家族的第三代却选择了用不同的方式爱中国，不再是为理想社会的牺牲和对意识形态的颂扬，而是通过商业与资本的手段，以及发自外部的独立之声。他的哥哥黄晶生从英语教师变成为投资银行家，现任贝恩资本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黄亚生则在1981年留学哈佛之后成为一名商学院教授，目前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
  　　
  　　黄亚生的著作和文章几乎都由英文写就。他的第一本书《出售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时换上了一个中性的名称：《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书中他争辩说，中国大陆能够吸引来的高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其实正说明了中国经济和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中国企业的全面无竞争力状态，主要是由无效率的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以及其实践和政策造成的，而不是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固有的因素造成的……现在假定分配体系的运行如下：它系统性地将最精选的原料给了一个坏厨师，而最好的厨师得到的是劣质原料或根本就没有原料。在这种体系下，烹饪的质量就会始终如一的差……抑制国内企业家，导致了FDI的增加，造成了这种特殊的政治成本，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
  　　
  　　通常，经济学家们将一个经济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作为衡量这个经济体是否有竞争力的标准；黄亚生则争辩说，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正在对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造成挤压效应。
  　　
  　　黄亚生执着于探究他所认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1987年，邓小平在同来自南斯拉夫的政府访问代表团谈话时，对中国经济改革给出了如下的评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黄亚生对此的评述是：“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局限性的极为深刻的看法。改革的最大成功就是允许在一个严格的静态的统制经济体系中存在巨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为创新性地勤奋工作的企业家创业和企业扩张提供机会，这样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去除无效的、无用的国有部门。”这种策略令人遗憾的一点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与改革策略的一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毫无关系。而理论上认为这是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方面。”
  　　
  　　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他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由“草根资本主义”驱动，那个时代的英雄是傻子瓜子的年广久这样的人物，大量的草根创业家崛起；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则转入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个年代经济发展的典范是上海模式，推崇的是发展大型国有企业，以及通过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工程来拉动经济增长。显然，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更有活力，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而“城市男孩”们获胜之后，政府之手开始更为强势。
  　　
  　　他的许多观点乍看之下都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他的两个书名都很吸引眼球，但其实在两本书中都充斥着大量的数字和图表，可以被视为严肃到枯燥的学术书籍；他掀起龙象之争讨论的文章发表在《外交政策》上，名称即是：“印度能超越中国吗？”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开头，他争辩说将联想视为中国公司成功的标志并不妥当。他的理由是，联想的成功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性非常大，联想的几次融资都借助香港资本市场完成。也就是说，这家让中国骄傲的公司，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之外的资本制度。
  　　
  　　在同《经济观察报》记者的交谈中，他声称自己“好争辩”，同时也鼓励更多人去争辩，因为不争辩的结果是，“使很多的东西没人去质疑，所以这么多错误的观念，多少年来大家都接受了。”于是在同我们的谈话中，他争辩了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是如何不妥，争辩了如何重新认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也争辩了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政府采用的经济刺激手段和扩大内需方法。
  　　
  　　当然他也不仅仅是一位清谈者。他正在主持一个同时在中国和印度展开的项目，项目被分别命名为“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旨在将管理知识引入两国最底层也最基础的企业之中。我们的谈话就从他的这项实践以及他研究问题时的方法论开始。
  　　
  　　谁更了解中国
  　　
  　　经济观察报：你的中国实验室项目进展的如何？
  　　
  　　黄亚生：到今年为止，中国实验室做了三期，印度实验室做了两期，效果都还不错，企业家反应也挺好，所以我们肯定要接着做。
  　　
  　　我们每年都是从秋天开始，从中国选参加的公司，在美国选参加的学生。我们的学生身份很特殊，比如我今年带的几个学生，毕业以后分别在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和高盛工作。如果他们做这些项目的话，一般收费在六十万美元。当时创办这个项目，我的想法就是我有两年的时间几乎是无偿的使用这些人。我希望利用这种方式，使中国和印度的中小企业能够接触一下管理知识。今年有些企业家对我们给他做的报告非常满意，自己买飞机票到MIT，听学生给他讲。
  　　
  　　经济观察报：这个项目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商学院和咨询公司混合体？
  　　
  　　黄亚生：是，单纯从项目来讲，它就是一个咨询项目，唯一区别就是我们几乎不收钱。我们的主要费用由MIT校友捐赠。他们非常支持MIT在中国开展活动。
  　　
  　　现在中国商学院很多必修课完全是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制定。但三年前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总是去帮助中国的商学院培训教师，帮助它们提高教学，当然也很有意义，但是我想改变模式，去直接帮助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那更直接的办法就是，去帮助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我也希望利用这个项目来推动中国商学院教育更多面对社会，能够从第一天就接触企业，而不仅仅是在课堂里面讨论案例。
  　　
  　　经济观察报：你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但我相信你也听过类似的评论，说黄亚生写的中国实际上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中国，是这样吗？
  　　
  　　黄亚生：我更多是用英文写作，从这一点上讲肯定是写给西方人看。对这种评论可以有两种解释。正面的话可以说我英文好，负面的话就是说不了解中国。我也可以接受这种批评，没关系。
  　　
  　　十年以前，我记得当时我在一次会议上说——其实在写《SellingChi-na》之前，那时我已经开始思考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问题——中国吸引这么多外资，当然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它也有不太好的一面。我在会上讲到负面的因素，一个中国官员就问我：小黄，你去美国多少年了——他管我叫小黄，那时根本就是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用这种语言表示他显然对我的观念非常不以为然。我回答说我在美国很多年了。他就说，你显然对我们中国情况不是很了解。
  　　
  　　可能我对中国当时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但问题是，我的观点在后来却成为大家达成的共识，你说这是批评还是赞扬？我从1998年开始讲FDI存在负面因素的观点，那时这样的看法在国内认知度是很低的，然而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自己都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开始讲没有本地创新、本地企业缺乏竞争力，对外资优惠过多对本土企业发展形成制约，这是我十年以前就讲的问题。
  　　
  　　可能，比如说“老王”对中国的具体情况知道的比我多，因为他天天在这里生活。但是我觉得，事实本身是不说话的，事实本身不是观点，你得把事实撮合起来，然后你得去分析才能得出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上要比事实本身更重要。显然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上，我对中国情况不了解。但是有些东西你是不是非得知道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是不是有些东西都要知道才能做出正确判断？这是第一点。
  　　
  　　第二，不敢说吹牛，在国外做学问，我们做得很细。相比而言，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他们却可能会发表很惊人的理论，有一次开会碰到一个学者，我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正在重新修正凯恩斯主义。而我们的研究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我们要更加仔细。比如现在我跟两位MIT的同事在做一个研究，研究中国科技知识的生产，我花了一年时间，把中国科学家在海外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超过八十万份的文章收集起来，做了一个信息库。中国有人做这种事情吗？
  　　
  　　也有人就说我是在宣扬普世价值，维护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不适应中国。我觉得这都无所谓，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1949年以前，中国小脚女人也是中国的特色，为什么中国政府就要选择去抛弃这种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中国本身有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不足以构成应该维持它们的理由，它们也许是不合理的。很多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总的来讲，从体制方面我可能更接近西方的价值观。但是相比一些提倡西方价值观的人而言，我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我确实是从数据，而且是中国自己的案例来推理。比如温州的模式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市场经济模式，但温州也是中国，它不是西方；我提倡市场经济，提倡“私有产权”，我并不是在讲英国，我是在讲温州。如果有人说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我承认这一点，但如果有人说我总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我是不承认的，至少主观上我在尽量从数据和事实上出发。
  　　
  　　经济观察报：从早期做FDI的研究到现在，你的方法论是什么样的？
  　　
  　　黄亚生：FDI研究其实就挺能说明问题。首先它跟我接受的训练有一点关系，当时我看到的宏观数据，像中国这种国家——当时的情况还不如现在这么严重，经常项目有盈余，资本项目也是盈余，这种情况有一年、两年没什么特别奇怪，但持续十几年是这种状况，本身也就是很奇怪的现象了。我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我接受了这方面的教育。从宏观数据上既然解释不通，那它这里头肯定有一些微观的因素在后面，微观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就得你自己去找。
  　　
  　　然后，研究FDI方面的课题，从来都是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进行。我的研究完全是从中国企业出发。我当时怎么产生这种灵感？就是因为我可能比刚才说的那些中国官员更接触实际。我在上海、浙江、广东、江苏跑了很多企业，唯一可能我想到了别人没有想到，是别人在研究FDI的时候找外国公司，而我想自己应该找一个中方的合资公司，听听他们的意见。两边都谈了之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双方好像描述的是两个国家，虽然它们在同一个城市做同一个项目。
  　　
  　　我的方法就是，从宏观数据分析，然后到微观方面去找出答案。微观都是实地调查。那时我还在哈佛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搞案例研究是很厉害的。
  　　
  　　研究结论出来以后，也听到了一些看法。一种观点是，我提出FDI发生是因为中国本身的金融制度出现问题，他们认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不是什么特别惊人的结论。但是没有惊人结论，为什么没有人把它说出来？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必须要实验作为支撑，社会科学并不需要有特别多的数据，它在于什么？就在于很多人甚至很简单的东西都没有看出来，但被一个社会科学家看出来了，那就是这个人的贡献。在美国社会科学都是这样，说出来以后大家会觉得这里头很有意思：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说不出来。
  　　“特色”不足恃
  　　
  　　经济观察报：现在很明显，在怎么看中国的问题上差异很大，一种观点认为它危机四伏，是“泥足巨人”；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是全球的“模范生”。你的观点是什么？
  　　
  　　黄亚生：我可能更倾向于强调危机，但我可能不认为它是“危机四伏”这样极端。
  　　
  　　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优势认识清楚，中国可以说具备经济起飞的各个方面的优势，无论是它的教育水平，社会的基本面还是文化——后来也有人讨论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老跟别人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经济上成功达到或者是超过西方国家水平的经济体都在东亚：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如果从文化上讲，它也可以作为东亚国家，尽管从地理上它是东南亚国家。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察很说明问题，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具备经济起飞的良好基础——你可以说是它的地理位置，也可以说文化，或者是气候，谁知道，也许是吃大米呢。
  　　
  　　此外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自我演化机制。并不是说需要圆满的制度，一个制度并不需要第一天就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完美制度，只要它能给自己时间去调整和自我完善就可以。比如韩国最初是军事政权，但是在它的体制里，没有完全把自我产生出的改善力量消灭掉。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它也在进行制度的演化。
  　　
  　　回到初始的话题，中国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不成功的因素要比成功的因素少，但是不成功的因素却是关键的。比如韩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各方面都很相似，甚至都吃辣菜。而且朝鲜和韩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朝鲜是更富有的一方，它有矿产，有工业。朝鲜的工业化程度要远远高于韩国。但是今天的韩国和朝鲜相比，差异就很大。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制度。我想不出任何别的区别。制度——主要是经济制度，但政治制度也很重要——对一个国家能不能经济起飞，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你有很多很好的经济起飞的条件，但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自我改善的制度作为基础，也不见得就能经济起飞。
  　　接下来要讲为什么我对中国比较悲观。中国现在碰到的很多问题和现象，并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其实这些“特色”我们在其他国家也都看到了。拉美化在国内曾经讨论比较多，但大家主要看的是收入分配方面。在我看来，收入分配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在收入分配上之所以拉美化，是因为中国经济模式拉美化，而不是社会模式的拉美化。从几个具体的方面来讲，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是在中国的储蓄中，主要的储蓄是公司储蓄和政府储蓄，周小川曾经讲过，中国的银行储蓄中最大一块是居民储蓄，第二大是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比较少，但是政府储蓄增长率非常高，企业储蓄增长率也相当高，反倒是居民储蓄没什么增长。这跟我的研究完全一致。
  　　
  　　我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政府储蓄率增加，公司储蓄率增加，居民储蓄率没有增加，在巴西我们都看到了，巴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完全是一样的；外资挤出内资，巴西七十年代就是这样；圈地运动，巴西是这样，它叫做人为工业化，就是把农民赶走，然后用政府的权力来建城市，那时还没有什么工业开发区或者特区，这些都是后来的词。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有二十年的时间，巴西的经济飞速发展，如果用GDP衡量的话。但接下来是二十年的经济停止发展阶段，危机四伏。我们现在来比较中国和巴西的情况：收入分配上相似，储蓄率情况相似，城市化的情况相似，政治上也都是一个执政党，中国跟巴西当时所处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并不是一对一的相似，比如全球化之类，但有些差别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差别，而是时代和时代的差别。
  　　
  　　从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上来看，中国在我看来隐藏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像有些人讲的那样，中国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是在其他国家都有，并且都是失败的。我很难想象，就好像癌症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但是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就让他兴旺发达起来。所以，我对中国还是有很多担忧的。
  　　
  　　我最近的这本书，《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落笔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11月份，最后一章我已经讲到，当时中国的GDP是11%，虽然GDP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却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受外需制约的程度相当严重。那时候，有一种观点叫脱钩论，我从来不相信脱钩论。在GDP增长达到11%的时候，我已经对中国经济比较担忧。到了2009年的8月，有了半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是不是我就应该表示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显然不可能。在美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对出口依赖很大的时候我就对中国经济表示担心，现在，美国的居民储蓄已经从2005年相当于GDP的负的5%，变成正的7%，美国经济盘子这么大，一个12%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很多产品不可能再去指望美国人消费。
  　　
  　　很多人说，你讲了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还是好好的?中国过去10年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外需，而且这种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牺牲了国内的内需，主要是消费的内需，也就是居民消费。它为什么还能发展？这取决于美国人完全失去了理性，取决于美国的“疯狂”。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刚才我讲到的数据表明，美国人的行为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还是像过去那样子，只增加供给，而不去实行制度上和政策上的调整以促进消费内需，转变成消费型的经济，以后不可避免会产生生产过剩、泡沫破灭。任何政府都不能强迫老百姓消费。所以我对中国以后一年、两年的经济走势非常担忧。一两年内，即使美国的GDP增长恢复了，消费也不会恢复。
  　　
  　　经济观察报：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恐惧会不会达到刺激消费的效果？
  　　
  　　黄亚生：这个问题很重要。这里头有一个隐含的观点，就是中国老百姓自愿选择不消费，其实他兜里钱多的不得了，存在银行里的钱多的不得了。所以我可以用通货膨胀的恐惧——从负面来讲就是通货膨胀的恐惧，正面上来讲是搞社保，来降低人民自愿储蓄的积极性。在我看来这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我需要去看数据，我的数据来源是政府自己做的中国城乡居民收支调查。我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数据库，一直分析这个数据，我写上一本书时候从1980年代开始看，最近一直看到2008年和2009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我很仔细地去看，就想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中国老百姓，他手里到底有多少存款？
  　　
  　　要是从有关部门公布的居民储蓄来看，那多的不得了，而且每年增加非常快。但是在做城乡居民收支调查时，其中有一个问题，不是问你有多少存款，而是问你的利息收入是多少。这样根据利率你可以算出存款。我现在算出来的数据表明，如果有关部门公布的典型居民储蓄是100块的话，我用居民收支调查的数据测算出来的是40块。
  　　
  　　也就是说典型的老百姓，他的存款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数字本身不真实；但如果这一百块钱是真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巴西话题了，那就是收入不均。因为参与城乡居民收支调查的都是典型的家庭，高收入的人群往往被漏掉。也许中国10%到15%的家庭控制着中国50%到60%的存款。回到我们讲的促进消费。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中国肯定也是这样，从来都是富人储蓄，穷人消费。如果说典型的中国居民手里并没有那么多钱的话，再去使他恐惧，再去搞社保，对他作用并不是那么大；对富人来讲，这是一个危险的策略，一旦富人认为他的资金要贬值，他会把钱转移到国外去，造成资本外逃。
  　　
  　　如果一般的老百姓手里掌握了很多的钱，那这个策略是能够成功的;如果富人掌握了大部分钱的话，这个策略就非常危险。中国的脆弱性就在这个地方。过去大家均贫富，那没什么关系，1988年时出现抢购，大家觉得有通货膨胀就去买盐、买米；现在的有钱人绝对不会因为通货膨胀就去买彩电放家里，他肯定要到纽约买房子。如果这时候中国60%居民储蓄里有50%——相当于中国居民总储蓄的30%逃到国外去，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现在而言，居民消费指数并没有上升，也就是说居民消费没有上去，但是资产消费上去了，从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可以看出。一般来讲，比较有钱的人才去做资产消费，比较穷的人才去做产品消费。如果大家有这样一个预期，会有资产通货膨胀，那就会产生我们说的资本外逃；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泡沫捅破，如其不然，则泡沫崩盘的一系列后果我们都知道。任何国家的政策执行者，第一要防止泡沫的形成，第二泡沫刚刚形成时要捅破它，我没见到一个政府是要故意把泡沫吹起来。这是我想象不到的。
  　　
  　　经济观察报：但是GDP的增长不重要吗？
  　　
  　　黄亚生：这也特别有意思。现在奥巴马讲话从来不提GDP，他提的是就业。西方制度中有一个非常关键之处是让中央银行保持独立，从制度上就不让它去追求就业；而政府所有其他部门都在追求就业。客观来讲，要想提高一个社会的稳定性和政治的稳定性，也应该追求就业，而不是追求GDP增长。GDP增长和就业之间没有必然的矛盾关系，但你可以选择追求带来就业机会的GDP增长，也可以追求没有就业的GDP增长。中国更多的是没有就业增长的GDP增长。我也仔细去看过数据，官方测算的就业率很高，但是中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2005年，平均退休年龄减少了一岁多——退休就不算失业了。中国的退休年龄很低，比别的国家早十年，测算出的失业率自然随之降低了。
  　　
  　　关于国情论
  　　
  　　经济观察报：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所达到的成就？
  　　
  　　黄亚生：如果看盈利水平，在国外有人进行过测算，要从它的资本回报率等标准来看，它还是不如私有企业。然后我们来解释国有企业为什么有利润——它有优先选择项目的权利，好的东西都给它，先让它上市，资金紧缺的话，先保证它的供应。政策赋予国有企业的条件非常丰厚，这种情况下谁能跟它们竞争？我并不觉得国有企业有什么真正的改善。国有体制最成功的国家是新加坡，即使是新加坡，也有人做过测算，新加坡的国有企业也不如私有企业。
  　　
  　　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重组我非常有意见。我以为，当时政府应该把盈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非盈利的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对社会的承诺和义务承担下来，不要让那么多工人失业。如果我们算这笔账的话，我觉得中国的储蓄率高和中国居民不消费，很可能跟上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的国企重组有关系。中国居民受过这种创伤以后就变得非常谨慎。
  　　
  　　另外，如果不是这样，可能会减少一些社会的动荡，减少一些收入不均，因为你保护了那些最弱小的、没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的、差不多到退休年龄的工人。
  　　
  　　然后，国企重组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国营企业虽然整体盘子很大，但它们仍很分散。这就给民营企业造成了政策上的空间。但是当你面前是一个非常强大、很抱团，而且说话很强硬的一个集团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觉得如果中国将来有一天经济出现了问题，历史学家重新去研究这段历史的话，可能就会指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长话短说，对国营垄断企业创造的盈利，我是一点也没有信心的。
  　　
  　　经济观察报：无论它们用了多么大的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现代公司——比如到海外上市，比如进行内部改造，经理人都去读商学院？
  　　
  　　黄亚生：那会起一些边际上的作用，就是使这些国营企业西装穿得更好。
  　　
  　　但是，任何一个研究经济的人，或者不需要研究，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企业有没有竞争能力，必须在竞争环境里才能做这个判定。一个运动员必须经过比赛我们才知道他是第一还是第二名。现在没有比赛。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我看来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股东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我看来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股东都是同一家。
  　　
  　　经济观察报：你不赞成 “国情论”？
  　　
  　　黄亚生：我知道中国很多人都说要走自己的路，但是不是别人走过的路就不能或不应走？哈佛大学有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一种理论叫后发者的优势。后发者为什么会有优势？因为它可以少走冤枉路。班里有一个学生的学习方法已经证明非常有效，你何必要一定不那样做？
  　　
  　　还有人说，市场经济道路西方走了四百年，我们起码也得走四百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人类拿到第一台计算机用了两百万年，第二个人拿计算机学习两个月就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再等两百万年，再去拿第二个计算机？
  　　
  　　我也不是说市场制度一夜就能形成，也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好像我学游泳，不是说学一次就能学会，但至少应该让我去学。如果学都不让你学，当然就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
  　　
  　　还有一个观点也是非常奇怪的：中国不应更民主，因为国民素质不高。这种结论本身我觉得是没有数据支持的。且先不说这点，如果你觉得是因为国民教育程度不高，你应该投资教育，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给他免费教育的机会，上大学不应该收他这么多学费。你可以采取其他很多的措施，如果你认为民主是应该追求的目标的话。如果你认为我们中国国民素质不行，那你就应该提高国民素质，而不应该说不该更民主。
  　　
  　　阿玛蒂亚·森有一本书 《好争辩的印度人》。中国人不好争辩，在我看来文化可能是20%的原因，因为我也是中国人，我好争辩；另外80%的原因是制度原因，使很多的东西没人去质疑，所以这么多错误的观念，多少年来大家都接受了。
  　　
  　　从1980年代看过来
  　　
  　　经济观察报：从纯粹经济角度的比较，哪个年代更符合你所认为的开放呢？
  　　
  　　黄亚生：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我记得有一首歌，说天安[5.06 0.00%]门广场可能马上就变成个体户摆摊的地方了，那是以贬义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当时小型企业发达，创业气氛好。也并不是说当时的政策怎么自由，法律怎么自由，而是政府开放，没有强力执行。1980年代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靠自下而上推动的。
  　　
  　　第二，当时农村经济非常自由。在给农民提供金融支持方面也做得不错。我曾经就此写过一篇论文。当时中国金融体制的覆盖面能达到这种程度：70%的农户能够获得贷款，而1990年代只有30%。另外，我们的统计研究表明，在1980年代的时候，农户获得贷款跟农户的政治地位，比如是不是党员，是不是村干部没有多大关系。另外在1980年代，是哪些农户更容易获得贷款呢？是那些要去经营，要做非农业小买卖的。而在1990年代开始，一般农户要是搞非农业，获得贷款的渠道并不多。
  　　
  　　经济观察报：那么后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乎你的意料吗？
  　　
  　　黄亚生：如果说经济增长，一般人马上就理解成GDP增长；但如果用居民收入增速而不是GDP来衡量，1980年代是最好的。即使是用GDP来衡量，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人均GDP增长的速度也没有超过1980年代。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计划生育。影响人均GDP的一个因素是人口出生率，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在1990年代人口出生率变得很低。所以，1990年代人均GDP的增长，有一部分跟经济增长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在我看来，本来应该是1980年代的中国央行行长因为小额贷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中国的小额贷款在1980年代相当发达，通过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几乎覆盖了整个农村。而且这些小额贷款还带来经济奇迹，带来了乡镇企业。但是它在1990年代中断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从1993年开始受到大规模的限制，到1998年全部停止。农村信用社在1988年时已经开始搞民主选举，社员选举他们自己的经理。1990年代全部取消这些改革措施，而且把网点从1985年大概四十多万家，减少到1998年的九万多家。我认为这在农村金融方面是一个大的倒退。
  　　
  　　现在很多的经济问题也跟当初这个决策有关。比如人民收入增长速度的降低，比如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很多农民可以在本地创业，但他创业必须获得资金。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家，本来都是农民。如果不能创业的话，他这时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贡献自己的劳动力。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有产阶级，现在变成无产阶级。打工的话，只能到沿海地区来，到广东。全国各地的农村劳动力来到广东，广东的劳动力市场平白无故增加了一亿人，但工资却不可能增长这么快。这就是为什么在2004年、2005年时出现农工荒。政府实行农业减税政策，对农业进行一定补贴之后，务农的回报有所增加，劳动力流出的速度马上减少。这说明当1990年代很多人在广东打工时，大家接受的工资水平是自己非常不情愿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假设我是一个广东的企业家，本来土地价格上涨、劳力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我应该去发展新的技术，但是到了1990年代，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我很难拿到银行贷款，却能得到很多劳动力资源，这时候金融成本变得无限高，劳动成本变得无限低，我肯定愿意做一些最简单的、劳动密集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广东三十年前在做鞋做袜，现在还在做。全世界都看不到这种情况。
  　　
  　　1980年代之后的这些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会非常深远，而且不是很快就能改变的。
  　　
  　　经济观察报：对经济政策的现状你怎么看？
  　　
  　　黄亚生：很多中国人将中国的四万亿跟奥巴马的救市相比。奥巴马有救市和救企业行为，但在另外一方面，他是要对银行和金融机构进行制度改革。他是要改变旧的体制，而不是去加强这些体制。
  　　
  　　中国国内的学者在讲到罗斯福新政时，总是强调罗斯福修路。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在解释美国时，总是用中国的方式去解释美国。比如中国政府愿意去修路，就解释罗斯福也去修路，实际上罗斯福当时除了修路之外还有很多工作，美国现在的很多制度，比如社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银行风险控制制度，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新政里有一部分是政府花钱修路，但更重要的是改革。
  　　
  　　我为什么现在变得比较悲观？本来我觉得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影响到中国，中国会去反思，为什么美国的金融危机对我们影响这么大？为什么我们这么依赖于出口？得出来一个结论会是为什么我们内需这么弱？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不如GDP增长那么快？但从过去六个月来看来的话，并没有特别多引出这方面的讨论，反而使很多人得出个中国是“救世主”的结论，并认为已证明了“中国模式”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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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亚生著<Selling China>，中文版书名没这么标题党，为<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该书中心思想，中国政治性主从次序压抑民企的融资和商业机会，因而依赖外国直接投资(FDI)。我很怀疑教授主题先行，如同传说的魔镜，每个人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以教授为鉴，我不想单纯批评，尝试提出另一个模型。
  　　
  　　外资在教授设想的政治次序中处于什么位置？通读全书，没有明确的答案。其中一些表述，外资政策取向是经济而非政治的。根据上下文，译为依赖是贴切的，迟早会产生政治影响。但教授明确指出，外资同样始终受到诸多限制。
  　　
  　　外资是属地概念，与内资相对，产权也是民资，与国资相对。这个次序显然继承自改革前。教授应该记得，当年国资地位最高，外资最低，等同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地位中下，具有“两面性”。如今连“敌人”都能宽恕，甚至依赖，为什么唯独针对“同路人”呢？都显示双重标准。双重标准又如何协调？
  　　
  　　1988年宪法11条修正案，规定民企是国资的“补充”，“将政治性主从次序严格地合法化”，显示教授政治的幼稚。中国的法律传统是“法无允许不可做”。修正案还同时承诺保护民企的合法权益，都宣告民资合法，只是语义谦卑，执行中什么是补充，基层官员有充分的自由。与教授的理解正相反，这是鼓励。没有这种以退为进的政治智慧，改革走不到今天。
  　　
  　　教授将政府对国企的义务绝对化。但作为整体，政府是上级，国企是下级，任何官僚机构，上级都比下级有更多选择。教授列举中国经济制度三特征，将条块分割与政治次序并列，说明理解这不属于政治范畴，但无视两者存在矛盾。条块分割，意味着对辖外一视同仁地排挤。民企低于辖内的，但高于辖外的国企。
  　　
  　　教授批评那些肯定外资的观点，只能解释外资的绝对量，不能解释相对量。同样适用教授自己，只能解释相对量，不能解释绝对量。我不能相信，任何海外投资者，会把内资受压抑作为哪怕次要的决策依据。等于说一个男人因虐待女友而受其她异性青睐。这挑战商业和生活的常识。
  　　
  　　本书首先质疑FDI排挤外贸合约，教授视为外资两可的选择，这是纯经济学观点。从管理的角度，企业直营业务的战略性一定高过外包业务，进入新市场前以合约探路，是常见的商业攻略。教授辩解合约同样能转移技术，这只是商业职能之一，管理，即各项商业职能的整合，正如明茨伯格所说，不能在实践之前和情境之外传授，同样难以用合约界定。
  　　
  　　这也是主流经济学观点，即关注(或局限于)资源配置，默认市场结构不变。同理，合约方式将原市场结构平移至新兴市场，只是被人力成本放大数量，或应合约方情况微调。但FDI要先在新兴市场演化分工协作，最终的结构不同。因此与合约不能在微观层面，而要作宏观对比。
  　　
  　　FDI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以中国市场之大，更重要，也是教授视而不见地，近乎空白，按亚当·斯密的分析，分工协作的“市场红利”极其丰厚。FDI原市场发展成熟，海外华人经济体(ECES)相对更小，两地的“利差”悬殊。
  　　
  　　奇怪地是，教授详尽讨论外贸合约受排挤，却未提及FDI参与的内贸合约，相关数据可能难以获得，但凭经验，始终伴随FDI成长而不是受排挤。联想就是从代理惠普开始学习做PC。很多情况下，价值链只有部分环节外资准入，只能寻求本土合作伙伴。如物流企业宝供，成立时只有宝洁一家客户。即使全准入，基于整体成本收益，也经常联手内企。
  　　
  　　多边贸易的历史虽然悠久，现代市场只是近几个世纪、西欧、北美和亚洲一小片地区的特例。中国30年前更严禁任何交易。这是经济史的常识，教授也陈述了这个事实。但他的关键逻辑，如外企竞争力/内企竞争力，民企高效率，还是都隐含中国业已存在完善的市场。只有在市场中，竞争力和效率才可比。
  　　
  　　教授念念不忘民企有效率，又是如何论证地？最可乐的一句，“国外经济学研究表明，在任何地区、任何行业，民营企业都比国营企业有效率，更有竞争能力。”这正是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中所批评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倾向于得出一般命题，假定对任何时间、地点和文明都适用。”
  　　
  　　现代市场中的民企是由契约界定，19世纪下半期两权分离，都对公众开放。而在传统社会，如果可以称为企业，总是基于血缘等人身关系，依附政治。战国末年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吕不韦与其父有段经典对话，大意是耕田能获利十倍，经营珠玉获利百倍，立一国主获利不计其数。直到胡雪岩、黄光裕三千年，中国“民企”都有同样的追求，也同样因此身败名裂。
  　　
  　　王安青年赴美求学，在IT业创业成功，还是要传位儿子。家族企业的封闭远远超过教授批评的国资。教授推崇的温州模式，代表本土民企和市场的高度，传统色彩依然浓重：局限温州社群、热衷投资不动产，即著名的温州炒房团，等等，并未超出历史上的徽商、晋商群体。
  　　
  　　就本文的主题，现代市场的进步之处，在于和政府“立约”，达成微妙的平衡。经济学定义政府是公共产品，自由主义强调小政府，都和现实有距离。现代政府之于市场，能兼顾两个存在矛盾的目标：既积极干预，又价值中立。
  　　
  　　现代化在西北欧发源地及盎格鲁-萨克森国家是内生地。市场演化同步或超前政府，是平衡的必要条件。但世界其它地区，现代化是受前者的政治、军事冲击而起，因而这两个领域的现代化超于经济，也就难以平衡。
  　　
  　　不能阻止，政府也有义务弥补失衡，直接聚集和投放资本。各国基于自己的历史实践，发展出形式和程度不同的计划经济，又可分为莱茵-东京的混合模式和苏联的单一模式。相应压抑市场的发育，固化了失衡。积极干预经济，是与传统政府的不同，但价值不中立，是与内生现代化的不同。外生现代化的速度是后发优势，失衡却是对后来者的诅咒(Curse To The Late Comer)。
  　　
  　　亚诺什•科尔内证明，计划经济无效率。有两点修正：其一，这是仅就自身而言。各国都奉行某种赶超(先发国家)战略，首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斯大林经济思想更多地师承李斯特而不是马克思，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成功即失败。赶超实际上是模拟，计划经济只有参照市场才能确定效率。其二，微观无效率，但宏观以一元的计划分工协作，模拟多元的市场，也能迅速收获斯密的红利。
  　　
  　　有利必有弊，也会模拟失败，透支未来。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陷入滞胀，苏联也沉寂下来。市场不只有效率，还有创新。但创新不能计划。90年代当美国新经济即将起飞，苏联却崩溃了，日本一蹶不振。欧洲大陆形势稍好，福利国家也濒于破产。各国都做过改革的努力，但积重难返。
  　　
  　　中国同样甚至更早经受计划经济的危机，只是被连绵的政治运动掩盖。参考刘晓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对文革的分析，计划经济身份取决于政党伦理身份，激烈争夺“革命群众”资格，暗合科尔内揭示的制度性短缺。农民的剩余被征集殆尽。知青的浪漫和伤痕后面，重工业远不能吸收过剩的城市劳动力。
  　　
  　　正如危机的两面，中国较早开始改革。如果改革路径的选择，像上述国家和教授期望地那样内向，结果会不同嘛？但历史的必然和偶然，别开生面，改革和开放联动。开放的初衷是引进技术和投资，30年后评估，引进技术毁誉参半，引资则被认为大获成功，只有教授等少数人唱反调。
  　　
  　　但正反的观点都执着局部和数量，忽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摸着石头过河，当时的决策者并无意识，但客观造成这样的结果，还引进一个市场，模拟内生现代化的“立约”，与计划机制渐进的改革并行，形成双轨制。
  　　
  　　模拟是用不同的一套机制，结合特殊的形势，实现相同的功能。机制包括：外资两头在外，产权完全独立。ECES投资者有认同、易沟通。西方企业的示范和公关，CCP政党伦理推崇人民利益和历史趋势，具有丰富的转型和统战经验，高效率的技术官僚团队。各级政府招商引资的竞争，等等。
  　　
  　　特殊形势包括：大陆封锁时期，已和香港商界建立联系。启动改革的同时，达成港澳回归协议，实行和平统一的海峡政策。招商引资因而兼有建设和统战的责任。冷战博弈，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打开经贸交流之门。历史人物的作用，周公的政治遗产、邓公的改革方略，等等。
  　　
  　　旧轨则沿袭计划经济，套用教授的术语，按行政次序分配资源。按管辖权，辖内高于辖外。辖内按行政级别。这两层就是教授所谓的条块分割。同一级别事务，适用格雷欣法则，相对容易标准化、程序化的排挤不容易的。
  　　
  　　渐进的改革，初期主要是放权让利。放权的过程，是行政次序的松动，结果却使其加强。基层单位的管辖权被固化，以模拟独立产权，自由度扩大，以模拟市场主体，从而部分地参与新轨市场，在旧轨范围内模拟市场，包括一个证券市场，以政策市著称。一些行业甚至出现再国有化的逆潮。
  　　
  　　直到今天，民企从国有银行贷款仍非易事。但这是因为行政而非政治次序。政治次序在文革时达到顶点，到80年代中期已经衰弱。就是那个年代，外资和民资不存在，计划经济一统，实际上也是以行政次序为主。
  　　
  　　首先，市场中的投资是两个独立主体的契约。但中国经济的旧轨，无论怎样逼真模拟市场，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国企和国有银行属于同一主体，国企融资是把左手的钱放右手。但民企是另一个主体。美国没有这种政治次序，或者次序正相反，联邦政府同样执行繁琐的公共采购程序，但内部调配资源便捷地多，其次，按行政级别分配融资额度，国企有级别，民企没有。
  　　
  　　最后，银行是对企业个体放贷。即使民企整体有效率，不代表个个有效率。市场中的金融机构发展了复杂的绩效和风险控制体系，熟练的团队，甄别客户，还借助证券市场、征信等外部机制。在中国改革初期，这些都是空白。国有银行收益没有概念，但损失明显。国企已有完整的拨款和统计流程，信息相对透明，民企管理尚不规范。基于上述的格雷欣法则，银行也会倾向前者。
  　　
  　　中国民企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与双轨都有交集，甚至就是两个群体。90年代民资相对增长，不是因为什么政治次序松动，而是三个趋势的叠加，新轨一个：与海外的宏观“利差”下降，民企的微观管理提升。
  　　
  　　旧轨两个，一个较正面，模拟市场，国有银行学习投资，都有进步，提升旧轨企业包括民企的效率。另一个负面：民企和行政体系相互渗透。其中一些方式合法：争取官方荣誉，与行政体系建立商业联系，民营企业家加入政协，等等。非法方式报道很多，在此不赘述。即使合法方式，因而获得更多资源，相应压抑次序更低的企业，激励民企整体在这种“公关”上耗费大量资源。
  　　
  　　教授质疑中国为什么要渐进改革，是个伪问题。正确的问题是为什么能，而东欧不能。改革从词义应该是渐进的。东欧改革最初也是，计划经济物资奇缺，偏重重工业，留出了大片空隙，允许贸易和初级工业成长。但随着空隙填充，和计划经济迎头相撞。一部分渐进地渗透、腐败，引起左派批评。另一部分不能渗入，引起右派批评，发生激进的政治运动。渐进的改革就失败了。
  　　
  　　中国同样经历这个进程，但延后和缓解，因为有新轨。关于双轨制的研究，多强调双轨的冲突，但这个案例，双轨是互补的。旧轨全面摸拟本土新轨市场，效率的提升远远超过，计划经济模拟海外市场，仅仅模拟市场的技术结构。这个效应，和新轨一起，缓解了民资对计划体制的冲击。
  　　
  　　单一计划经济如果单纯地自由化，就像教授的理想，只能转型混合计划经济而不会是市场。混合模式下，民企不是作为整体与政府立约，而是以个体，如同国企那样，从属于个别官僚机构。宏观结构和单一模式完全相同。
  　　
  　　这样的民企也不可能像教授以为的硬预算约束。单一模式下，收支两条线，意味着激励也软，一定程度缓解软约束的弊端。但混合模式下，激励变硬，约束仍然软，因而恶性扩张，比单一模式更坏。日本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天文赤字，东南亚金融危机前，韩国和东南亚企业数倍于资产的负债，都是这样产生的。
  　　
  　　私有化也不是受阻于政治次序。各级官员其实很有积极性，即使不能化公为私，将国资转成流动性更高的股权和现金，也能扩大自由度，减轻管理的责任。最初“模拟”管理层收购(MBO)，其实是按行政级别私有化。舆论哗然，又转向外资并购。看上去验证了教授的依赖理论。
  　　
  　　关键在于定价。外资有成熟的定价实践，再次显示官僚机构对程序的迷恋。但以凯雷收购徐工案为代表，仍倍受非议。反映的深层问题，外资只能确定当期价值。所有国企，总能追溯到一个时点，无偿划入资源，换言之，没有支付历史成本。如果只是模拟独立产权，可以搁置。但私有化意味着完全分离，必须付清历史成本。技术上不可行，外资也没有这样的经验。考验中国改革者的创造力。
  　　
  　　教授贬低中国的同时推崇印度，当然角度还是错的。印度获得更多的合约，这首先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差异。其次没有推动本土市场演化。印度经济也存在双轨制。中国的双轨都是现代的，印度却一个是后现代，一个是古代。双轨之间不冲突也不互补，而是远离。教授这样的西方观察者，更容易看到前者。
  　　
  　　教授的理论缺陷也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的缺陷。中国改革是从“零市场”进化到，而不是从“全市场”堕落到“半市场”。市场是历史的具体的存在，却被抽成某种先验的普世的价值。
  　　
  　　同样适用格雷欣法则。教授引用很多数据、案例，显地非常“科学”，但和主要观点没有必然联系，后者缺乏有力地，甚至没有论证。分工协作是最古老的经济学思想，但难以量化，就被后辈抛弃。今天的经济学被讥讽为一门“精致的伪科学”，“还是能解决一个现实问题：数学系的就业。”
  　　
  　　还显示学科分割多么严重。现实中的经济整体被分成宏观和微观，再细分成200个小学科。教授迷失的地方，对管理学、政治学，却是基本的常识，也能被历史的长视角穿透。如果教授对上述领域有所涉猎，也许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不停地在一个误解上堆砌另一个。
  　　
  　　不应轻率地评价作者个人包括动机。但本书多处“为赋新辞强说愁”，教授接受媒体的采访，也透露了一些线索。教授对父亲，一位老革命者，怀有复杂的感情：年轻时可能如其他儿子一样叛逆，父亲听到苏联解体，心脏病发作，不久离世。这些都使教授潜意识抵触父亲的信仰，并催眠了本书的思路。
  　　
  　　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而是政治宣传品。日裔学者福山所著<历史的终结>也是。耐人寻味，威权社会后代移民西方，往往比东道主更虔信其价值，就像文革时“黑五类”子弟往往更“革命”。教授批评父亲是教条主义者，但他不过是另一种教条。父亲的信仰是为了改造世界，他却是为了批判。
  　　
  　　也暗合儒教思维，教授21岁才离开中国。儒教不同于其他道德体系规定底线，消极的善。而是规定上线，积极的善，所谓君子。但积极的善是动机和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造成儒教徒一种恶习，设立能力无法达到的标准，从而道德审判他人。也会迷信精神万能。本书即暗示乐观的解决方案，只要撤消政治次序，一切都会好。
  　　
  　　我们讨论的历史在继续。习惯称为资本主义，并不准确。资本只能带来增长而没有发展。真正重要的是人和人的联系，只是长期被资本的稀缺掩盖。近期的金融危机，可能标志资本主义衰亡的开始。盖棺论定，才能理解这个绵延数百年的宏大运动。
  　　
  　　中国改革尚未成功。模拟的立约和市场，终究不是原型，当然原型也有其它可能。正如计划经济的极限，有迹象显示这种模式也即将见顶。金融危机更使其提前。改革如果还要前进，必须并轨，清算历史，与企业整体立约。前30年改革、前170年革命的积累，我们持有谨慎的乐观，能打破后来者的诅咒。
  　　
  　　<旧约·出埃及记>记载“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
  　　
  　　2009.7.15
•   　　学术界对外资问题的关注和探讨由来已久，美籍华裔学者黄亚生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外资政策，他的《出售中国：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书2003 年年初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其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这本书，连同作者与印裔学者韩太云（T a r u n Khanna）合作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一文让黄亚生迅速成为中、印两国改革和发展问题上的明星学者。
  　　
  　　“制度基础论”的思考取向
  　　
  　　黄亚生的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在其著作出版之前，对中国FDI（海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研究者大多从FDI 的供给面进行分析，关注的是中国宏观经济中对外资具有吸引力的优点，例如迅速扩张的庞大市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出色的基础设施等等。黄亚生则独辟蹊径地从需求面切入分析，通过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实践中产权安排（成立外资企业）优于合约安排（本土企业按照外包订单制造）等一系列“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的剖析，得出“FDI 在20 世纪90 年代大量进入中国，是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的表现”的观点。
  　　
  　　另外，在对中国吸引外资的一片赞美和欢呼声中，黄亚生冷静地指出了中国已经深陷“外资依赖顽症”，并且正在为此付出不菲的代价。例如：该模式仅仅创造了非常低的附加值，在人民币升值时面临巨大的挑战；压制民营企业的发展实际上也压低了外资的质量，也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外资的融资功能
  　　只局限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广大农村的创业潜力遭到漠视；重外资轻民营企业的模式不仅违背效率原则，也违背公平原则，“是用世界上的穷人的钱去补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黄亚生的著作里并没有很复杂的经济学模型，更多的是层层推进的对一系列问题追问和剖析，而分析所基于的资料除了来自学术界、国家统计局以外，还有1991 年与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合作的“地
  　　方政府官员对FDI 态度”的调查以及大量的深入市场一线与企业管理人员访谈的第一手材料（他和助手在1998～2001年到北京、香港、广东、上海、江苏等地做了大约30次访谈）。这对一位操作宏观经济课题的经济学家来讲是难能可贵的，那些来自一线的生动感触是一味地蜗居书斋挖掘数据所无法得到的。也许就是访谈过程获得的第一手材料给了他提出问题和寻找解释的启示，也许他就是从企业家对融资困难的抱怨中直觉地意识到，FDI 首先是一个微观经济问题而不是宏观经济问题。
  　　
  　　 黄亚生还在不断深入接触中国和印度的企业界，为他长期关注的课题——中国和印度私营部门比较做调查研究工作。7月份，在清华大学组织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他谈到最近到印度调研的感受：在与印度企业家的接触中，明显地感到一种自信心的提升。他认为，印度企业家的这种自信就来自健康的微观制度基础，一批世界级企业，像Infosys（软件）、Ranbaxy（制药）、Bajaj Auto，Mahindra（汽车）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涌现出来，让众多私人创业者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希望。在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交流中，给他
  　　印象最深的是企业对如何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视以及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各种体制性约束，与印度形成明显的对比。
  　　
  　　按照黄亚生“制度基础论”的思考取向，制度比资金、技术等具体的要素更重要。他对通过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的观点和政策持保留态度，他注意到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一个扭曲现象：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但是FDI在世界各国中一枝独秀。在对中国引进FDI“成就”的一片赞誉中，他在中国制度现状和FDI异常地大规模进入之间建立起逻辑关联：虽然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但是由于体制上的原，银行贷款却大规模地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反而面临着资金匮乏，结果它们只能向外资求助；当国有企业因为经营不善成为被收购对象时，如果是民营企业来收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被视为“私有化”，是不被允许的，而外资收购则被视为“吸引外资”而受到各级政府欢迎而且给予大量补贴；另外，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地提高了外商讨价还价的能力。
  　　
  　　总之，中国的现状使企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从而为外国企业人为地制造了商业空间，导致外资的大规模进入。
  　　
  　　
  　　渐进改革的隐形成本
  　　
  　　黄亚生的书自面世以来（中文版2005 年出版）在读者中得到的反馈有褒有贬，而且正反两面的意见都颇为激烈。支持者认为，《出售中国》一书不仅对学界、企业界有很大的启发，对政策制定者也有很大的启示，“中国领导人也应该研究这本著作”。异议者则指出，其关于中国存在严重的“外资依赖症”、“外资挤出内资”等观点都值得商榷。
  　　
  　　在中文版的“后记”中，黄亚生对“外资依赖症”问题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简单地看外资内资比例，可能会得出中国引进FDI 并不突出的结论，英国、德国、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在这一比例上都超过了中国。但是这一比较方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些国家的内资大部分是有私营的，而中国所做的投资中大部分是国营的，国营部门的投资是不计成本的过度投资，所以这样的比较方法得不出准确的结果和有意义的结论。
  　　
  　　如果只看外资与中国私营部门内资的比例，中国的外资依赖程度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已经是“非常反常”了。（考虑到是否把集体企业归入私营部门两种处理办法，从2003 年的数据看，外资与私营部门内资的比例在29% 到58% 之间，而20 世纪90 年代的巴西是5%，韩国是1.1%，中国台湾省是2.8%，美国是6.2%，加拿大是8.3%）。
  　　
  　　6 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商务学会（AIB）2006年会上，有学者对黄亚生“将中国私营经济的落后状况归咎于政府对外资的迷信”以及“外资挤出内资”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采用国家统计局从1998 年开始的企业景气调查数据（1998年和2002 年两个年份的数据，样本量分别是14万和16万家企业）所做的研究结果显示，从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绩效表现来看，民营企业表现最好，然后依次是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有限责任企业和国有企业；即使在外资企业类别当中，中外股权合资企业的表现也优于外商独资企业。他们的结论是，转型后的中国企业，其中许多是民营企业，通过向外资企业学习，现在已经能够向跨国公司展开还击，“野蛮人被制住了”。
  　　
  　　黄亚生的确在著作中提出中国内地企业竞争能力弱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证。实际上他本人并不同意“外资挤出内资”的观点，他认为内资受到的挤压是来自不合理的经济制度而不是外资企业，相反，外资在民营企业发展遇到阻碍时反而“代替了中国内地极不合理的金融体制”，提供了风险基金的作用。所以，上述质疑可能打歪了靶子，并没有瞄准黄亚生的核心观点。
  　　
  　　黄亚生列出中国“外资依赖症”的主旨，并不是为了说明“野蛮人”（外资）的坏处，而是要从根本上归结到中国渐进改革策略的成本：他反驳了中国改革模式是“帕累托最优”的观点，认为这种改革策略存在高昂的隐性成本，例如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是以银行体系的质量下降和潜在的金融危机为代价而得以维持和扩张的，民营企业得不到公平的增长机会等等。如果没有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支持，这些成本如何“完全解决”也始终是一个疑问。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黄亚生最近的观点：“中国的改革现在已经处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她具备了成功的所有要素，但是其成功并未获得保证。”
  　　
  　　
•   我倒觉得黄要批判的是中国对于市场的管制，而改革开放的成功恰是市场的开放。
  其次是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负负得正？
•   回ls
  中国肯定有欠批之处，但黄找错地方，把孩子倒掉，把洗澡水留下了。
  黄应该是鼓励私有化地，他知道俄国的情况，仍然认为中国会好。所以我说他主题先行。
•   卷卷占位置，然后慢慢看，哈哈
•   要说私有化受阻不仅仅是因为行政次序未免太简单了，楼主理应记得上次那两个中国智库的对话，中国政府肯定会全力维护国有垄断资本的核心地位，因为这关系到执政党的地位！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   正相反，我以为必要时，为了政权会放弃产权的。
  沙俄都能放弃农奴制，我们至少比沙俄先进。性质等同国企的人民公社不也放弃了？
•   回楼上,,这个必要是存在的..
  当产权影响党的主权的时候, 不过那样做党内的压力会很大..
  国内已经没有邓老那样威信的人了, 想要培养出蒋经国那样的人更加艰难..
•   培养出马英九却不是难事.
  有的时候 那么一个人就够了~
•   早就过了人治的时代了，组织比人更可靠，更有回旋的余地
  小马哥也是组织的产物。
•   LZ明显对俄国的情况一无所知。
•   黄亚生的观点和论证都令人印象深刻，这篇述评也是比较客观的。黄亚生认为，中国外资依赖症的根本原因是国有企业的至上地位，他把国内行政、金融、法律等制度下国有企业享有优先地位，民营企业遭遇歧视最后归结于中国想要保持社会主义，并不是特别能说服人。毕竟这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原因。
•   写得比较中肯，是篇有价值的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