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

出版时间：2007-8  出版社：宗教文化  作者：李际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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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内收集的是笔者几年以来研究大藏经的阶段性成果。大藏经研究，是佛教文献学研究的一部分，也是版本研究的一部分，以笔者的经验，版本研究如果仅仅凭文字叙述，有些问题似乎难以表达清楚，笔者一向主张版本研究要"图文并茂"，读者便于理解，研究者说理有据。这是《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插入不少图版的目的。其中许多图版是国家图书馆的珍藏，一般读者不太容易见到，笔者将这些图版插入《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中，正希望使读者能够见得到并能够欣赏，使各界同好能够共同研究探讨。 
近代以来，随国内佛教学术研究的潮起潮落，大藏经的研究时起时伏，许多著名佛学研究大家，都关注佛教大藏经的研究。然而，大藏经研究又受到实物的限制，见不到，摸不着实物，没有办法从事研究。笔者服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承前辈学者的精心蓖集，这里成为研究大藏经得天独厚的宝地，丰富的藏品，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结集时，仅对个别字句、标点符号等做了调整，个别地方做了补充注释，其他地方保留原貌。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李际宁：《佛经版本》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李际宁:《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李际宁、陈红彦[选目]：《佛教文献留真》
  　　（北京：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10年版）
  　　
  　　 佛典版本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研究和立论受到材料的严格限制，借用陈寅恪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的话说，就是“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专治这门学问者不过数人而已，其中较著名的有童玮、李富华、方广锠、何梅和李际宁。李际宁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研究员，著有《佛经版本》（李际宁2002）和《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李际宁2007）。由于佛典版本学在中国不太发达，可以参考的专业书籍很少，许多读者遇到相关问题时，都会去参考李际宁这两本书，但不是谁都能注意到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现借李际宁等编刊《佛教文献留真》（李际宁等2010）的机会，对李际宁（2002）和李际宁（2007）两书尝试提出一些批评和补充意见。
  　　
  　　 编订《契丹藏》的诠明
  　　
  　　 汉文大藏经的雕印始于北宋初年的《开宝藏》，目前仅存残卷十余种，收藏于中外各国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去年有《开宝遗珍》（方广锠等2010）的刊行，将散存于世界各地的全部残卷仿真复制500套。同《开宝藏》相比，存世的辽代单刻佛典乃至于零本的《契丹藏》在版本学上的价值可以说毫不逊色。1999年春，北京某拍卖行出现一部《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唐窥基撰），刻本，卷轴装，仅有卷上，首残尾全，存十六纸。从卷尾“上三十五”推断，卷上总的纸数应为三十五纸。此《疏》被韦力高价买下，并于2002年出资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据原件影印出版仿真本若干部，并托作者考证。作者先后写出《影印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疏跋》（李际宁2007：229—235）和《拍卖行中出现的辽刻经疏》（李际宁2002：100—103），根据版刻风格将其定为辽刻。
  　　 该《疏》卷尾有题记曰“燕京悯忠寺讲唯识论法华经释诠晓定本”，高清晰图版刊于《藏书家》第12辑封二。诠晓本名诠明，是辽代唯识宗的大著述家，曾主持编刻《契丹大藏经》，为避辽穆宗讳，易名诠晓。关于诠明的生活时代，作者提到：“据毕素娟考定，诠晓生活时代约在后唐天成年间至辽圣宗统和末年，活动时期当在10世纪中晚期至11世纪初。”（李际宁2007：232）此说当是引自毕素娟（1996）撰《辽代的雕版印刷品》。但最早将诠明生活时代考订为“约在五代后唐天成年间（926—930）至辽圣宗统和末年（1012）”的文章，是张畅耕和毕素娟合撰的《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张畅耕等1986）。从发表顺序上说，作者应引用这篇文章才是。
  　　 后世文献提到诠明时，尊称他为“无碍大师”（《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天字引《元一统志》）或“钞主无碍大师”（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序》，智光《重镌云居寺碑记》）。作者提到“辽圣宗赐号‘无碍大师’”（李际宁2002：102；李际宁2007：232），但辽圣宗赐号在文献上无徵。北京大兴县履磕村有一“无碍禅师之塔”，塔上署“至元六年建”。据学者研究，此塔主体部分应为辽塔，多半就是诠明的灵骨塔，“至元六年”只是该塔重修的时间。关于诠明出家前的姓氏和籍贯，由于资料缺乏，前人只能凭借其他材料猜测。比如张畅耕和毕素娟就说：
  　　 陈垣作《释氏疑年录》，辽僧入录者凡十五人，其俗籍无一例外，皆是析津府属县。台湾省王吉林作《辽僧补传》，入传大德凡十九，亦多析津人氏，诠明大师之灵骨，置于燕京属地，似与前述可能有关。因系揣测，有待实证，故后记之。（张畅耕等1986：89）
  　　2004年，韩国松广寺出土诠明《法华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一和卷二刻本，卷一前有刘晟所撰《抄序》，明确提到诠明“俗姓刘氏，世为燕人焉”（西脇常記2009：Ⅲ·128 写真4）。往年张、毕二人所猜测者，已经可以坐实。
  　　
  　　 丰润出土“小字本”《契丹藏》
  　　
  　　 据高丽僧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记载，有一种《契丹藏》“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学者遂据而推测《契丹藏》也许有“大字本”和“小字本”两种。1987年，河北省丰润县天宫寺塔出土过一批辽刻佛典，内有《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如来陀罗尼经》、《佛说阿弥陀经》、《佛顶心观世音经》、《金光明最胜王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诸菩萨名集》、《大乘妙法莲华经》、《大乘中兴三藏圣教》等。尤其是其中一函八册的“小字”雕印八十卷本《华严经》，千字文号与应县木塔出土的已被定为《契丹藏》零本的八十卷本《华严经》残本完全相合，极有可能就是“帙简部轻”“纸薄字密”的《契丹藏》“小字本”（李际宁2002：93—99）。
  　　 这批佛典现藏河北省丰润县丰润区文管所，虽然至今没有出版任何正式的考古报告（《楮墨芸香——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图录（二〇一〇）》收有部分丰润辽经的图版），但据作者说，介绍这批辽经的文章共有三篇，即董宝莹、刘均合、陈少伟合撰的《天宫寺塔修复中出土珍贵文物及标本》（董宝莹等1991），陈国莹的《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陈国莹1989），以及郑绍宗的《丰润天宫寺发现的辽代刻经》（郑绍宗1997）。其中董宝莹等人的文章发表在《丰润文史资料选辑》，作者介绍说“这是一份发行很少的内部资料，笔者一份承著者赠阅，尚未见到原刊，亦未详发表年月”（李际宁2002：95）。其实文章刊登在《丰润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董宝莹等1991：13—34），我手上就有一本。这一辑《丰润文史资料选辑》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方志馆地方文献第二阅览室可以查阅，作者供职国图，似不应“尚未见到原刊，亦未详发表年月”。
  　　
  　　 蒋唯心考证《金藏》
  　　
  　　 诠明著作残本最早发现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金刻藏经（《赵城藏》）之中。这部藏经的雕印过程，最早是由蒋唯心所作《金藏雕印始末考》阐明的。《始末考》有南京支那内学院铅印单行本（蒋唯心1934），还收进北京三时学会编印的《宋藏遗珍叙目》（三时学会1935）。蒋唯心是四川璧山人，生卒年不详，曾在支那内学院随欧阳渐和吕澂研究佛学。蒋考证《金藏》时年纪轻，学力浅，若无高人指点，怎能以如此高效率解明《金藏》真相？担任幕后指点的高人就是吕澂（号秋一）。欧阳渐《得初刻南藏记》说：
  　　 秋一住院垂三十年，善内外明，孜孜以诲人。学生蒋唯心就之学，慨然启迈往之志。二十四年两游晋，初访太原，出雁门，访大同云冈，无所获。后棲赵城，粗粝陋室月余，得识《金藏》原委。承秋一指示，作《金藏始末考》，而后千百年《金藏》之真庐明白于天壤。（欧阳渐1944）
  　　 蒋唯心后来又入川访查当时刚刚发现的《洪武南藏》，不幸在路上遭到强盗撕票惨死，这在《得初刻南藏记》中也有记述：
  　　 然其赴赵城也，无端书遗嘱置诸簏，已而涉风陵，果舟覆没顶，救不死。岁杪奔丧入川，事毕，促之崇庆上古探《南藏》，途次盗掠之，中夜窃遯，盗觉而害之。遗嘱之谶幸不死于水，而卒死于兵。法未获而身殊，才足器而命乖，赍志不录，吁其痛矣。（欧阳渐1944）
  　　 欧阳渐还给《金藏雕印始末考》写过一篇跋，刊于《宋藏遗珍叙目》，提供了不少关于蒋唯心生平事迹的资料。因未见今人引用欧跋，现将其全文抄在下面，供佛典版本学者参考：
  　　 法事才难，年富志强足以积学，而中道摧折，如我内院英英诸子，每一举念心痛不可自持也。顺德黄树因善梵藏文，东川聂耦庚善四阿含，石屏许一鸣善因明，皆弱冠病死，短折不永年。其最惨者，无锡黄通如刺激于共匪神乱剖腹死，璧山蒋唯心丁艰回璧绑匪撕票而亡，之二子者，善考据皆青年，而蒋生经涉世途，洞悉情伪，能为法事奔走耐劳苦，吾尤所希冀者也。二十三年夏，走山西云冈，有《云中访经礼佛记》，秋走山西赵城，有《金藏雕印始末考》，所留贻于世者，如此而已耳。考金藏雕印始末，思想入微，搜剔得间，纠正日本人纰谬尤为切要，于此一文，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流欤。譬彼河海，此惟滥泉，耳即涸竭，恸何如哉。即此金藏，犹有莫大研究者也，金藏不下七千余卷，所借出获睹者不过五百余卷，中间有重出之书为两种刻版者，又有后来错杂掺入非全藏原书者，七千余卷，都须详审考别真面。乃法未穷海，人已丧残，偶检遗篇，伤心惕目，嗟乎唯心，吾如之何其勿悲哉。民国二十五年五月朔欧阳渐。（三时学会1935：42右—43左）
  　　 《金藏》残片也曾发现于西北地区的敦煌和吐鲁番（李际宁2002：114—118；李际宁2007：34—42、43—67）。作者曾根据党宝海（1999）的《吐鲁番出土金藏考》，引用过德国突厥语权威茨默（Peter Zieme）关于一件回鹘文印经发愿文的翻译和研究（李际宁2002：118；李际宁2007：41—42）。作者随后又提及魏文捷翻译的一篇《一件回鹘文雕版印刷品的供养人及尾记》（彼德·吉姆2002），并说“原作者是德国人彼德·吉姆”。至于这位“彼德·吉姆”与上面提到Peter Zieme有何关系，文中未作任何交待，仿佛是无关的两人似的。其实，这位“彼德·吉姆”正是茨默教授，魏文捷所译就是党宝海引用的那篇茨默论文。作者未能明确地将Peter Zieme与“彼德·吉姆”勘同，极易引起读者的误会。顺便提一句，茨默论文里提到的T. Moruyasu，不是汉译所谓“T.莫里雅苏”，而是指森安孝夫（Takao Moriyasu）。
  　　 中华书局刊印的《中华大藏经》，一般人都以为是由任继愈主持以《赵城藏》为底本影印，作者自然也不例外（李际宁2002：108）。其实，最早建议将《赵城藏》用作《中华大藏经》底本的是吕澂，可参看他1961年7月2日写给中华书局的信（高山杉2010：160）。任继愈不过沿用吕澂已有主张而已。
  　　
  　　 “子虚乌有”的《天龙山藏经》
  　　
  　　 1950年至1952年，胡适在调查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书库所藏原北京大悲寺《碛砂藏》时发现：
  　　 在配补的明本之中，还有建文元年己卯刻的《天龙山藏经》。因为成祖要毁灭建文一代的事实，故“建文”两字都被挖去了，只剩“元年己卯”的纪年。这是很少见的史料。（胡适1997：553）
  　　这个所谓《天龙山藏经》，完全是胡适自己的发明，在史料上没有根据，拿它做为推论的前提，结论肯定不会牢靠。作者就是被胡适之说所误，想当然地认为存在一部《天龙山藏经》。
  　　 作者在整理国图所藏原属柏林寺的《碛砂藏》时，发现其中有八十卷本《华严经》十二册（每册一卷）残本，显为明代配补本。从卷一题记“元年己卯岁春”而且“元年”前面有剜改痕迹判断，此经也是胡适发现的那种建文帝时的《碛砂藏》配补本。作者在胡适之说的基础上，搜集若干证据，推论在建文帝时曾雕印过一部大藏经，经板藏于杭州天龙禅寺，可以叫做《天龙寺藏经》或“天龙寺大藏经”（李际宁2002：148—152；李际宁2007：97—108）。
  　　 归纳作者所提证据，主要有二个。证据一，所谓《天龙山藏经》的十二册《华严经》带千字文帙号。但问题是一部带有千字文帙号的刻本佛典，不一定意味着它背后另有一部大藏经。这部明本《华严经》既然是用来配补原《碛砂藏》本《华严经》的，那么它那些与原《碛砂藏》本《华严经》千字文帙号相同的帙号，不过是沿用《碛砂藏》本《华严经》原来的帙号而已，不能由此推论它出自其他某部独立的大藏经。
  　　 证据二，《华严经》卷一尾题后面有一上覆荷叶、下托莲花的牌记。牌记中有三行题记，作者将其点断为：
  　　 谨募众缘，重刊大经全部，功德仰祝
  　　 皇图巩固，帝道遐昌，正教流通，众生饶益者
  　　 元年己卯岁春，天龙禅寺主持比丘行满敬识
  　　作者认为既然说到“重刊大经全部”，可见是刊雕了一整部大藏经，而且是以四大部为主体的所谓“小藏”。
  　　 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重刊大经全部”一句的点读。其实，“全部”二字应属下读，即“全部功德”，指“重刊大经”所获“全部功德”。正确的断法应是：
  　　 谨募众缘，重刊大经，全部功德，仰祝
  　　 皇图巩固，帝道遐昌，正教流通，众生饶益者
  　　 元年己卯岁春，天龙禅寺主持比丘行满敬识
  　　 牌记所提“大经”，就是《华严经》的别称，常读佛典者，一望即知。拿常见的华严宗章疏来说，宋僧净源的《华严金师子章云间类解》中出现过“云华十玄，根于《观门》，刚藏六相，源乎《大经》”，“《大经》云：蕴性不可灭，是故说无生”，“《大经》云：华藏世界所有尘，一一尘中见法界”，他提到的《大经》都是指《华严经》。当然，被习称作“大经”的，还有《无量寿经》等，但行满既然雕刊《华严》，那么在牌记里用《大经》指《华严》，是十分自然的事。
  　　 “天龙山大藏经”既然难以成立，“元年己卯岁春”也不是它的开雕时间，至于行满更不是“这部藏经的主持者”。行满不过是将原《碛砂藏》中经板已经毁坏的《华严经》加以补雕而已，“元年己卯岁春”记录的只是这部《华严》的补雕时间。至于经中题记所记录的那些助刊人，也不是什么《天龙山藏经》的助刊人，而只是配补本《华严经》的助刊人而已。
  　　 李富华、何梅合著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由于接受了李际宁“大经全部”的读法，也认为“大经全部”指《般若》、《华严》、《宝积》、《涅槃》所谓“四大部经”：
  　　 值得注意的是，“重刊大经全部”一句的意思，“大经全部”当指四大部经，但是目前仅见《大华严经》一部，其余三部是否已重刊，尚待来日新资料的发现。（李富华等2003：289）
  　　这都是离真相越来越远了。
  　　 事实很简单，不用绕那么多弯子。原《碛砂藏》的《华严经》板片毁损严重，无法刷印，于是天龙禅寺僧人行满就募缘重雕了一部（“重刊大经”），而不是先由行满刻出一部“天龙山大藏经”，然后某些人再拿这部“天龙藏”中的《华严经》经板，来配补《碛砂藏》的《华严经》。由于断句的错误，结果产生了一部子虚乌有的《天龙山藏经》，这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一个例子。可惜作者未能严密检核自己的推论，至今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李际宁 2010）。
  　　
  　　 李立义还是李立叉
  　　
  　　 元朝初年，曾有西夏遗民参与汉文大藏经《普宁藏》的雕印（李际宁2002：135—140），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有光明禅师李惠月（作者有时也把“惠月”写作“慧月”）。靠《普宁藏》中留下来的一些汉文题记、朱墨色戳记和西夏文牌记，李惠月印经和施经的事迹得以为后人所知（李际宁2002：141—147；李际宁2007：185—207）。据作者录文，李惠月汉文施经墨色戳记内容如下：
  　　 河西李立义光明禅师惠月舍体己
  　　 财印造一十二大藏经散施诸方普
  　　 愿见闻生生见佛世世闻经者谨记
  　　作者据此推断，这位光明禅师“俗姓李氏，名立义，法名慧（惠）月，法号光明禅师”（李际宁2002：144；李际宁2007：196）。
  　　 但是，李惠月的俗名不大可能是姓“李”名“立义”。我们都知道，“义”是“義”的简化字，古人若写刻“义”字的话，定会写成“義”。比如在李惠月所施《华严经》泥金写本的施经题记中，就有一个“義”字。在写本和印本佛典中，有一个字非常像简化字“义”，那就是“叉”（梵语“洛叉”、“药叉”、“木叉”的“叉”）。“叉”字有时封口，有时不封口，不封口的“叉”字，十分接近简化字“义”。我怀疑“李立义”应作“李立叉”。
  　　 那么，“李立叉”到底是光明禅师的什么名字呢？在李惠月施经朱色戳记中，有“李光明禅师”七字。“李”字后面两个字符是西夏文，据史金波译释，是“大德”的意思。“李光明禅师”就是“李大德光明禅师”（史金波等19××：××）。施经墨色戳记中与朱色戳记“李大德光明禅师”相应的文字，是“李立叉光明禅师”。或者更简单些说，与西夏文“大德”二字相应的，就是这个“立叉”。我们似应在西夏语“大德”二字的读音中（西夏文“大”字拟音*ljịj，“德”字拟音*tśhja，李范文1997：518、813）寻找“立叉”二字的起源。
  　　
  　　 洪武南藏的图版资料
  　　
  　　 明代是雕印大藏经的高峰期，其中最早的一部是《洪武南藏》。这部藏经的经板毁于大火，印本一直没有发现，直到抗战时期，才在四川崇庆县上古寺发现全藏印本（李际宁2002：153—154）。发现者是支那内学院的研究员德潜法师。欧阳渐《得初刻南藏记》说：
  　　 国都沦陷，院藏内外典三万卷荡然无存。工作无器，行迈无赀，然不可已已。从吾入川者不乏人，德潜英迈，以秋一教导继蒋唯心之作，住崇庆上古月余，遂得遇初刻《南藏》之真面也。（欧阳渐1944）
  　　吕澂所撰《南藏初刻考》（欧阳渐1944）是最早研究《洪武南藏》的文字。
  　　 在《洪武南藏》中，发现了久佚的唐代唯识宗名著义忠撰《百法明门论疏》，支那内学院很快将其刻板刊出（义忠1935），在尾跋（似是吕澂所作）中提到：
  　　 右《百法忠疏》二卷，《天圣释教》始见著录。佚失将五百年，今无意得之成都灯旭苾蒭处。《宋僧传》云，义忠《百法论疏》最为要当，移解二无我归后，是以掩慈恩之繁，于今盛行称为忠本，所谓列群玉贯众华云云。玩绎是篇，信非益誉。亟为校刊以饷学者。（义忠1935）
  　　 作者认为《洪武南藏》“图版资料亦未公布”（李际宁2002：154），这是不正确的。吕澂《南藏初刻考》一文初刊於支那内学院蜀院编印的《内院杂刊》，其中附有很多图版，包括《百法忠疏》的图版，只是后来编进各书时才被删去。作者未能见到初版，故有“图版资料亦未公布”之说。《洪武南藏》收藏在四川省图书馆，2003年3月曾由四川省菩提印经院影印出版。
  　　
  　　 最早的方册本藏经
  　　
  　　 自明南北藏之后，藏经雕印史上起一革命，即方册本（俗称线装本）藏经的出现。方册本藏经始于《武林藏》（李际宁2002：164—169；李际宁2007：83—96），完成于《嘉兴藏》（李际宁2002：170—175），而集大成于清末民初金陵刻经处、江北刻经处等所刻佛典。武林即杭州古名，《武林藏》经板据说藏于杭州昭庆寺。
  　　 中国学者对《武林藏》最早的介绍，大概要属吕澂《佛典汎论》（作者以为此书出版时间“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误）中的一段话：
  　　 嘉靖间，因南北藏版存内府，请施不易，遂有私家方册本之改刻。版存武林昭庆寺（见支那内学院藏本明刻《华严疏抄》序文）。改梵本为书册，自此为始。今全佚。盖当时刻工不良，印行垂六十余年，即模糊成废本也（亦见《华严疏抄》序文）。（吕澂1925：30右）
  　　 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国图工作，竟未见《佛典汎论》原本（国图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该书初版本和再版本多部），参考引用的居然还是佛教协会影印的本子：
  　　 吕先生这部《佛典汎论》今天已经不大好找……笔者使用的还是稍早以前中国佛教协会选印的教材，说它“稍早”，是因为书上没有说明印刷年月，笔者只能猜测大约“出版”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部书简直说不上有真正意义的“装潢”，白色书皮，四个黑体大字“佛典汎论”，极为简陋，但是书后所附图版却相当清晰，只是图版中没有吕先生说的“武林藏”。吕先生这段论述，后来常常被研究者引用为论证“武林藏”存在的证据。遗憾的是，这部经我们今天也已经见不到，有关资料的出处成为“记载”而没有实物证实了。吕先生所说，只是一些零本，这些零本是单刻，还是带千字文的大藏本，都不清楚。（李际宁2002：165）
  　　有说这几句话的功夫，还不如把《佛典汎论》原书借出来看一下。另外，作者恐怕完全误解了吕澂的意思。吕澂从未说过他手里有或者见过《武林藏》的零本，所以作者也不可能在《佛典汎论》书后所附图版中找到它。至于吕澂所提“支那内学院藏本明刻《华严疏抄》”，不是指《武林藏》的零本《华严疏抄》，而是说这部明刻《华严疏抄》的序文中交代了有关《武林藏》刻印的一些情况。内学院藏明刻《华严疏抄》似即《华严经行愿品疏钞》，该书收进《卍续藏》，书前有新安道奎《重刊序》，其中提到“予恒伤清凉著述六百卷之繁今多散落，即《续疏》十卷亦不复存，幸此一卷《疏钞》昭庆藏板具为，不知何缘南北两藏俱未收入，嘉兴书本亦然”。“昭庆藏板具为”一句不可解，真实情况如何，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梁启超在《大乘起信论考证》序里说：“七千卷之大藏，非大加一番整理不能发其光明；而整理之功，非用近世科学方法不可……深觉此种方法若能应用之以整理全藏，则其中可以新发见之殖民地盖不知凡几。此实全世界学术上一大业，而我国人所不容多让者也。”佛典版本学正是这样一块有待于开垦的学问的“新殖民地”。正如作者所说，此学“受到实物的限制，见不到，摸不着实物，没有办法从事研究”，“如果仅仅凭文字叙述，有些问题似乎难以表达清楚，笔者一向主张版本研究要‘图文并茂’，读者便于理解，研究者说理有据”（李际宁2007：236）。但是，作者近年来在未见实物或实物照片的情况下，考证中村不折旧藏吐鲁番出土小字刻本《妙法莲华经》与苏州瑞光寺出土《法华》同版（李际宁2009），颇有悖于往年提出的治学原则，实在无法让读者完全理解和心服。由此可见，中国的佛典版本学距离完全成熟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德]彼德·吉姆（Peter Zieme，2002）：〈一件回鹘文雕版印刷品的供养人及尾记〉，魏文捷[译]。《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
  　　 毕素娟（1996）：〈辽代的雕版印刷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2期。
  　　 陈国莹（1989）：〈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文物春秋》1989年创刊号。
  　　 党宝海（1999）：〈吐鲁番出土金藏考〉。《敦煌吐鲁番研究》1999年第4卷。
  　　 董宝莹、刘均合、陈少伟（1991）：〈天宫寺塔修复中出土珍贵文物及标本〉。《丰润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丰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丰润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方广锠、李际宁（2010）：《开宝遗珍》。北京：文物出版社。
  　　 高山杉（2010）：〈支那内学院佛学史料三种〉。《世界哲学》2010年第3期。
  　　 胡适（1997）：《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
  　　 蒋唯心（1934）：《金藏雕印始末考》。南京：支那内学院。
  　　 李范文（1997）：《夏汉字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富华、何梅（2003）：《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李际宁（2002）：《佛经版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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