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

出版时间：2001-9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黄力之  页数：332  

前言

　　1978年12月，严寒中的中国涌动着一股暖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果断地抛弃了“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口号，宣布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全会预见到，这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因为它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表明，一个新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开始了，中国的面貌注定要被这个过程所改变。　　时至今天，这个被称为“新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当代”)的历史过程已经有20多年了。如果说，20年前新时期是作为一个幻想的图景而存在的，那么它今天则是作为活生生的事实而存在了。没有人可以否认，20年后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板块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的变化。研究幻想如何变成现实，研究这个现实的一切方面及其内在联系，应当成为一个紧迫的学术课题。　　以审美文化领域而论，当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几乎全部改写：传统的观念体系和方法论被普遍摈弃，新思想、新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滋长，文化格局由一元而迈向多元，繁荣与混乱同步进行……　　如何认识审美文化的当代变迁呢?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一个被早已抛弃的传统方法——意识形态解读如幽灵般地出现了。比如说，在某批评家俱乐部里，人们一方面欢呼“正统文学”的消解，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模式来予以解释：“其实说到正统文学的消解，我们无法忽略正在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巨大催化作用。如果说前者是冰山，后者无疑是烈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原理在今天表现得如此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实在是太感性，太经验了。”　　再如，著名作家张贤亮在指出“目前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思想现象’，即思想并没有反映它的社会基础和基础的变化”时，认为：　　浩劫后的中国经历近20年的改革，社会存在、社会关系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条件都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的社会形态逐渐解体，新的生活条件逐渐成熟，旧的数字化生存正急剧地被现代科技所造成的全新的数字化生存所替代，那因市场经济而使“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从而出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新的幸运骑士”，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觅和召唤他们在思想上的代言人。　　对这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人们实在是太熟悉了。正是在这20年中，正是这些主张“消解”正统意识形态的人们，不断地对意识形态论进行解构，主张用“纯审美”、“纯艺术”、“主体性”、“形式本性”来分析审美文化现象，今天为什么又让意识形态话语复辟了呢?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是解开人类社会精神生活历史之谜的惟一钥匙。甚至，解构意识形态论这种行为本身，也有赖意识形态论才能作出真实的说明。　　有识之士许明先生颇为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文思想界在意识形态批评模式上的尴尬之状，他说：　　在文学界，“意识形态”成为僵化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理念性符号，向这种“符号”的告别成了80年代文化一文学运动的內在意义。　　但是，实际上当代中国文学向意识形态告别并不成功，它执拗地违背一些理论家的初衷和意愿，不肯背离它的意识形态本性，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活的意识形态史。　　有鉴于此，我认为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中国，当实证地而非臆测地研究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各个方面，已具备了可能性，写出审美文化的活的意识形态史是完全有必要的。它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一次重新验证，是一次重新启蒙，也是一次发展与推进的尝试。

内容概要

　　《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以审美新潮与传统审美文化的冲突为重点，分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历史时期，通过剖析重大审美文化事件和风云人物，描述并阐释了20世纪后期的意识形态史。　　全书对下以问题有精彩论述：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渊源及当代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意识形态分析之弊端；　　新时期思想文化界对意识形态论的反思乃至批判；　　改革开放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连锁反应　　当代中国不同性质的审美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意识形态战略的现代化内涵。

作者简介

　　黄力之，1950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市。1987年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任上海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专著《信仰与超越：卢卡契文艺美学思想论稿》获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三等奖。

书籍目录

引言绪论第一节 现代中国的文化国情：意识形态批判第二节 意识形态论的溯源及面临的当代问题第三节 当代审美文化意识形态史的社会基础第一章 80年代（一）：新潮冲击波第一节 大变革时期的意识形态走向第二节 先锋试验：现代化与西化的纠缠1.先锋派的西方本土意义2.拟先锋派运动的兴起和消解3.先锋试验对现代化的介入第三节 人的当代复兴1.从人道主义、异化到主体性2.“人的复兴”背后的意义第二章 80年代（二）：改变历史第一节 “重写文学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五四运动的意义裂变与现代作家的重新定位2.“文艺的本性是审美”--“重写文学史”的美学理由3.理论的困境与现实的欲望第二节 文化“寻根”：返回史前1.现照文化之根2.躲避现代化第三节 大众文化的狂欢节1.文化版图的改变2.市民社会的非自觉文化表达第三章 90年代：意识到了的意识形态（上）第一节 反思时期（1989-1991）1.国内气候与国际剧变2.反思期的审美文化3.中国：跃上新台阶第二节 王朔与《废都》：市民社会的文化飞跃1.市民社会的理论与现实2.王朔：活着就得对得住自己3.《废都》：启蒙神话的破灭第三节 谁来拯救人文精神1.前奏：后现代主义思潮2.“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基本阵势3“人文精神失落”的实质第四章 90年代：意识到了的意识形态（下）第一节 从“躲避崇高”到“幸运骑士的代言人”第二节 “国学热”的意识形态困境第三节 “现实主义复归”：下层民众的美学要求1.为什么重提现实主义？2.“现实主义复归”的灵魂：人民性3.“人文精神”为何拒绝“现实主义复归”？第五章 重建主流文化第一节 80年代：主流文化保卫战1.几场保卫战的备忘录2.主流文化保卫战的特征与文化意义第二节 90年代：现代文化格局的形成1.由被动走向主动的“重在建设”方针2.从“双百”方针到主旋律与多样化相统一3.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构成附录 关于世纪末中国审美文化的理论思考一、世纪末审美文化的危机二、审美文化中的主体分化三、市场经济机制对审美文化的影响1.精神产品商品化2.市场经济机制为亚文化和反文化准备了社会力量四、摆脱危机的操作难度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何新在文章中还引了元杂剧《单刀会》中一句唱词：　　“那不是江水，是五百年流不断的英雄血！”　　何新恰到好处地呼唤了传统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以同这种颓废虚无的现代情绪相抗衡。　　对这种真正渗入血液之中的先锋派情绪，连号称“思想库”的李泽厚也不得不有所保留。李泽厚注意到《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恰好是两个‘无’——一切是虚无，连虚无也虚无，于是像Sisyphus徒劳无益却仍然必须艰难生活着，整个人生便是这样。有什么办法?你别无选择！人不去自杀，就得活。活就得吃饭、睡觉、性交、工作、游玩……嘲弄这个生活，嘲弄你自己，嘲弄一切好的、坏的、生的、死的、欢乐、悲伤、有聊、无聊……这就是一切。一切就是荒诞，荒诞就是一切。”“荒诞是否能通过嘲笑而不荒诞呢?不知道。也许。”李泽厚承认了自己的困惑和为难之状：他支持了新潮，但这种新潮在中国有何意义呢?问题就在于，“中国要走进现代化，欧美要走出现代化”。盲人给眼明的人指路，这能不荒谬吗?　　在85新潮期间，当何新(甚至还有李泽厚)从国情出发对先锋艺术表示疑虑时，“文坛黑马”刘晓波冲撞而出，竭力将先锋运动 推向极端，甚至从审美领域推向民族心灵的塑造。刘晓波在1986年的一次会议上作了爆炸性发言：《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认为危机不仅在于传统文化仍有市场，就是反传统的先锋艺术也面临灭亡——因为它们“还不够现代派”，他说：　　“(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就造成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这方面‘色厉内荏，的典型是王蒙、高行健的一些作品，在莫言的《爆炸》里也很明显。”　　刘向往的是，像贝克持(《等待戈多》作者)那样，“将从生活中体验到的苦难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人类痛苦的高度去品味”。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西化主张已经透露出来。　　几乎与此同时，刘晓波还自编自导了“与李泽厚对话”这出戏，引起了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惊诧。刘晓波要干什么呢?不就是要真正的、彻底的“现代派”吗?可他为什么要拿李泽厚开刀而不拿任何一位正统的老先生开刀呢?这就是戏剧性之所在，只有拿主张“西体中用”的李泽厚开刀，才能见出来先锋思想家的义无反顾之态势，才能见出刘晓波西化中国的坚定立场。　　刘晓波声称：“我与李泽厚的分歧在表层上是对不同文化、不同理论的选择，而在深层上则是对现实的不同抉择：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最终是回归传统，继续停滞，沉浸在几千年陈旧的文明之中；还是以否定传统为起点，抛弃几千年所因袭的重负，走向一个开放的现代世界。”　　为什么说李泽厚属于“回归传统”而不是“否定传统”的一派呢?刘晓波认为李泽厚的“积淀说”是一个类似于黑格尔的“现实即合理”的命题，“李泽厚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自我否定，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挽救世界于悲剧之中的依稀曙光，我对传统文化的自我反思是走向极端的自我否定，传统文化给予我的只有绝望和幻灭。”　　刘晓波明确主张：“在立足于改革与开放的当代中国，要想确立真理，就必须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以西方的异质文化为参照系打破传统文化这个惰性极强的庞然大物。”在这样的立论基点上，刘晓波的所谓“真正现代派”的追求当然不只是一种美学追求，而是对文化、对民族性、国民性的一种改造企图。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逻辑。正当’85新潮走向顶峰(以“19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为标志)，而且其西化中国的自觉意识与当时的“文化热”(以《河殇》为标志)接上了轨时，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爆发了。之后，’85新潮中的一些头面人物纷纷出走西方国家，寄人篱下，而且不得不以自己的“意识形态面目”为生，这就给整个先锋艺术蒙上了一层阴影。至此，横贯80年代的第一大新潮悄然退落。尽管在90年代还有新的变种在自生自灭地存在着，却是再也构不成令国人震惊的大潮了。　　3．先锋试验对现代化的介入　　必须承认，先锋艺术运动首先是一个艺术运动，它产生于传统艺术达到相当成熟的时候，开辟了审美趣味和艺术表现的新天地，其美学上的意义自不待言，对这一意义进行探讨也是有必要的。限于论题，本书不在这一点上展开。　　有人在世纪末总结中国先锋思潮时，一方面认为80年代对先锋思潮的批评是“社会学话语与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总是以自己固有的阶级论的二元对立项，对新的创作现象进行误读，将艺术范畴和学术领域的讨论政治化”，另一方面又肯定先锋艺术“对抗原有的旧式意识形态”，“高举启蒙主义的旗帜，不断为当代文学乃至社会注入摆脱极‘左’愚昧的精神禁锢的思想力量”，这一观点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既反对对先锋思潮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又怎么能承认先锋思潮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或者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呢?看得出论者实质上是只承认先锋思潮的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反对全面地、辩证地去分析其意识形态功能。　　先锋运动到底有没有意识形态意义呢?如果有，又是什么性质的意识形态意义呢?　　从时代背景来说，先锋运动是与思想解放运动同步发展的，是在政治领域里推倒“两个凡是”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在文艺思想领域里，随着“两个凡是”的垮台，那种以政治批判为内涵的意识形态模式也就自然终结。文艺界的思维创造精神获得解放，特别是《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发表《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以后，文艺摆脱对政治的依附，独立追求审美境界，已成为历史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高度地评价先锋运动的美学意义，淡化其意识形态意义，本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问题是，审美文化的某些内在规律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挥了作用，先锋运动从介入现代化的角度掉落在意识形态的陷阱之中。这一点，支持新潮的人们与反对新潮的人们都承认之。　　支持者如许子东，他认为“中国的新潮文学，是以‘纯文学’倾向来显示其非文学性的政治文化影响的”。　　“中国的现代派”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荒诞”工作，实际上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在我看来，进入“文革后”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影响，虽然高举时代进步(20世纪现代文化)的旗帜，虽然力图寻找民族文化的依据，但实际上它的文化意义。主要还是对现有政治文化环境的一种冲击。这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冲击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帮助中国“新时期文学”解脱政治宣传功能的束缚，帮助文学向政治“申请自主权”，争取文学的独立性；二是帮助中国青年宣泄他们的精神文化的危机感。显然，后一种精神宣泄带有更多争取个性自由(乃至社会变革)的思想启蒙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