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出版时间：1998-11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于光远  页数：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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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解密京西宾馆原定20天的会议何以延长到36天，华国锋定框框，原定的三个议题何以被突破，“只进不出”，人事调整，陈云进常委，“宜粗不宜细”，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华国锋作检讨，真理与“凡是”的正面交锋，胡耀邦四次发言，极言“党内有党，法外有法”，小平的手稿被“发现”，揭示转折时期的最大谜底，二胡“胡耀邦、胡乔木”之争，农业文件的藏头藏尾。

作者简介

　　于光远（1915-），中国经济学家。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1年起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后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等职。　　　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50年代末，参与组织了有关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果、经济发展速度与比例等重要经济理论讨论会。70年代，他参与组织了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一他积极支持新学科的创立，如生产力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等学科，并对经济效益学、教育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学科提出了指导性见解，还先后发起组织了与上述学科有关的学术研究会、学术团体和学术活动，创办了有关刊物。著有《关于规律客观性质的几个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个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论社会科学研究》、《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论地区发展战略》、《中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选编》等。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篇　真理标准讨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第一节　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　第二节　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附记：一个材料和一个考证第三节　从真理标准讨论到中央工作会议第二篇　关于华国锋的开幕讲话第一节　会议的出席者第二节　华国锋在开幕会上的讲话第三节　重读十一大报告　第三篇　重点转移和三大议题的讨论第一节　分组讨论第二节　关于着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附记：评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第三节　第二次大会：纪登奎对农业文件的说明第四节　关于农业问题的议题第五节　关于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议题第六节　关于国务院务虚会这个议题第四篇　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第一节　陈云提出解决冤假错案问题　第二节　争取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附记：1978年“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附：胡绩伟对此文的一点补充第三节　应该对“天安门事件”进一步作科学分析附记：确认“天安门事件”是伟大的革命事件第四节　华国锋在11月25日大会上的表态第五节　一件会外发生反映到会内的事情第五篇　正面较量，点名批评汪东兴第一节　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第二节　汪东兴与“两个凡是”第三节　吴德的检讨发言第四节　康生问题第六篇　真理标准问题的交锋第一节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第二节　我与杨西光、王惠德的三次联合发言第三节　一场端正思想路线的哲学辩论第七篇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节　热烈的西北组第二节　胡耀邦与中央工作会议第三节　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四次发言附记：　我与胡耀邦的一段交往第八篇　人事与机构调整第一节　中央人事问题第二节　中央专案组等几个机构的问题第三节　西北组的《十二点建议》和其他类似的建议第九篇　邓小平和“宣言书”的起草第一节　邓小平和外国人的两次谈话第二节　邓小平关于闭幕讲话稿起草的几次谈话第三节　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附：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第十篇　叶剑英功不可没第一节　叶剑英讲话的起草情况第二节　关于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第十一篇　闭幕与散会第一节　关于华国锋在闭幕会上的讲话附记：　我对华国锋的印象第二节　闭幕时汪东兴的书面发言第三节　对五个常委在会上的立场观点再补充讲几句第四节　中央工作会议散会第十二篇　命运之门向中国打开第一节　强调科学思想的会议第二节　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第三节　倡导改革的会议第四节　推进建设的会议第五节　宽厚团结的会议附记：　邓小平与许世友等九人的一次谈话第六节　善于引导的会议第十三篇　举行三中全会的那五天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出席者和列席者第二节　三中全会的召开第三节　中纪委的选举和陈云的讲话第四节　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任职和免职结束语：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附记：最后一点说明附编：一、中央工作会议前夕的一些情况二、关于“两个凡是”与“反对两个凡是”三、杨西光在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四、三中全会与科学技术工作五、强调科学思想，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两点体会六、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附记：三位副总理和我的谈话七、提高经济效果及其他——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八、答记者问九、答友人再版序言

章节摘录

　　第一节　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及历史意义做出了明确的叙述。下面是决议中的这部分文字：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我了解这次全会。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我也参加过多次讨论。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稿有关三中全会那段文字时也逐字逐句注意过，认为文中所作的论述除个别的字句外，完全符合这次中央全会会议之前、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的事实。自从这次全会开过到今天，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人们正在对这次会议进行纪念。当我们用这20多年我国的社会实践去检验这个会议时，我认为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上述评价毫不过高，只有不足之处。这是因为在这20多年中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由于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的进步，是起草这个决议文件时所想象不到的。这次全会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其伟大。在这个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着重追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个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为什么我想做这件事呢？请同志们看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这个《公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文件。《公报》一开头在叙述了这次全会的出席者和主持者之后，紧接着专门写了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话：“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在这个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做了一个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做了一个注释：“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公报》和《邓小平文选》注释中指出的“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两个问题今天可能许多人不那么了解它的具体内涵。我从头到尾出席了这个中央工作会议，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也非正式地列席了。我认为应该根据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实，把这两点讲明白，或者说对这两点作一个很长的“注脚”。我觉得这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我应尽的一个责任。我有一个看法，那就是：虽然三中全会是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做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因此我们今天使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说法。但是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对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准备好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中取得共识。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格是很高的，不但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五位常委）全部到会，而且在十一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资格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会的45．4％的人，也参加了这个会。加上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即现在所说的“三副两高”中的党员，有中央军委常委，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中央直属机关、各中央国家机关、各军委直属机关、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许多重要问题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取得共识，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把原先没有通知到会的中委、候补中委通知到会，就成了中央全会了。　这两个会议，三中全会开得很短，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长，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为三中全会的7倍。但是三中全会是正式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只是起为三中全会作好充分准备的作用。既然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准备好了，我们就一定要充分重视中央工作会议的作用。中央工作会议是值得纪念的，但不必也不应单独纪念，只要我们认识到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把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包括在内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先把这个关于两个会议相互关系的看法写下来。下面我用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说明这一点。第二节　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追记这个中央工作会议，最好能够介绍这个会议的酝酿和筹备过程。但是我不能根据自己的回忆做这件事。这倒并非因为时问隔了这么久记不起来了，而是我当时就不知道有关情节。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在几位中央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最后又怎样做出了决定；不清楚中央工作会议开幕时华国锋的报告是怎么起草的，在起草过程中是否征求过其他几位常委的意见；如果征求过，华国锋对自己原先提出的稿子做过一些怎样的修改；等等。这些情况我当时都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因此在这里只好不说。当然党史研究者会设法查明这些情况，我也希望弄清楚这样的史实（参见附记）。当然，召开这个会议的历史背景我当时是清楚的：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把他们从党和国家的统治者的地位上拉了下来。除去这一群祸国殃民的邪恶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生打开了道路，这是举国上下高兴的事。但是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华国锋等人的立场、观点并没有立即转变过来。华国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深，并囿于自己的水平，同时也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没有也不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愿意让在政治思想水平上、在智慧上、在治党治国能力上比自己不知高明多少倍的邓小平出来领导党和国家，因而在1976年10月到1977年3月近半年的时间内，一方面提出要揭批“四人帮”，集中批判“四人帮”的“极右路线”，一方面在“批邓”事实上已经搞不下去的情况下还要“继续“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讲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第三个版本。按照这个方针，邓小平也就不好出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国家，“天安门事件”和许许多多冤案错案也就得不到平反，我们还要继续执行“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那套路线方针政策。这样一个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干部其中包括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强烈反对。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信件，局面开始有所改变。两个多月后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被撤销的所有职务，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又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十一大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期间，大批“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得到平反，回到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由于处理重大案件的大权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中，仍有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1978年2月举行十一届二中全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中央全会我列席了，五届人大我是代表)。这时候国务院也得到了改组。许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在国家机关中担任了领导职务。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开始步人正轨。但是当时思想上受“两个凡是”的禁锢，讲的还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一套。我参加了五届人大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文件的基本调子改变不了，我只能做到讲一通拨乱反正的言论，在起草组内同一些人争论一番，但改变不了他们的观点，只能做到“我讲了，我的灵魂得救了”。至于揭批“四人帮”中遗留下来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天安门事件”性质问题，广大群众和党员干部要求平反，但是汪东兴、吴德、张耀祠出来反对，因此不但许多1976年清明节去天安门追悼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革命青年还在囚禁之中，而且又有人因为发表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批评吴德的言论而以犯了“恶毒攻击罪”被投入监狱。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继续受到极大的压抑。党内民主和社会上的民主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党内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没有受到批判，而吹喇叭、抬轿子者也不乏其人。对粉碎“四人帮”后继续出现的这样的局面，广大群众干部当然极不满意。但是“四人帮”的覆灭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一个大解放。人们比以前敢说的话多了，谁也恢复不了“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那种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而人民暂时无可奈何的局面。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进入1978年之后，局势有所进步，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尤其重要的是思想路线尚未端正。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在讨论中遇到了颇为顽固的抵抗。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需要开展一次讨论，让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碰撞较量，才能求得一个解决。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高兴地得知有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而且收到了要我出席这个会议的通知。附记：一个材料和一个考证在写这篇追记的过程中，我在故纸堆里发现一个有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材料，经过一番研究，我做出这样一些初步判断。我查到的那个材料是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记录，那是当时我抄来的材料。韦国清向邓小平请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总政治部准备发一指示，要求在全军干部中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问小平同志的意见。邓小平答复：“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就是一个小企业，生产队也应实事求是。……这就是毛主席讲的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思想僵化。……叶帅说，要把这篇东西印发到全国去。”关于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的讲话中也讲到了。华国锋那天讲话时我听得很清楚，他说在一次中央常委听1978年7月到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情况汇报时，大家认为那个务虚会开得很成功，叶剑英听了很满意，提议在理论问题上也开那样一个务虚会，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这件事知道的人比较多，大家认为三中全会后1979年那个理论务虚会就是叶帅提议召开的。其实叶帅提的理论务虚会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当然后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丰富得多了，但是叶帅想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内容也是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主要内容。　从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一点。邓小平说开这个理论务虚会可以起“索性摆出来讲，免得背后讲”这个作用。摆开来讲，当谁的面？当然是当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面，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这件事。叶帅讲的理论务虚会不是三中全会后1979年开的那一个，在1979年举行那个理论务虚会时，问题早就已经摆开，而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摆特摆过了。叶帅讲的那个理论务虚会已经实现为中央工作会议，不是1979年的那一个，这一点我还可以从邓小平回答韦国清的第二个问题时的谈话进一步得到证明。韦国清向邓小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能否印发邓小平九月间在东北的讲话。那次讲话是很有名的，是讲真理标准问题的。邓小平的回答是“可以在机关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给部队发通知，等一下务虚会”。可见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这个务虚会是很快就要召开的，不是以后1979年开的那个。邓小平与韦国清谈话的时间，离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只有二十五六天。看来在10月14日后不久，中央提出召开中央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举行那个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10月底11月初就发出了，因此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间，推算起来在10月底，即在这次讲话半个月之内。这是我对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知道的唯一可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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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后人知道历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种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者的态度。我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作为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我觉得应该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自己当时以及现在的想法写下来，就此有了《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于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