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自传

出版时间：1996-2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苏)托洛茨基  译者：石翁、施用勤,张以童、张以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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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俄国当时革命领导人中，其政治面貌被歪曲得最严重而且长期难以恢复的是托洛茨基。长 期以来，托洛茨基被当作最凶恶的敌人，几乎是谈“托”色变。“托派”，不但在苏联党内而 且在中国共产党内也被当作敌人。
作为革命元老之一，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十月革命后内战期间都做过很大的贡献。当 时他的地位高于斯大林，这一点，斯大林本人也是无法否认的。
托洛茨基的历史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当时列宁在国外，主要是他领导了１９０５年的二月革命；
二、他是十月革命的直接指挥者，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主要是由他和斯维尔德洛夫直 接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
三、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期间，托洛茨基临危受命，仍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在两 年多的时间内亲临前线，身先士卒，粉碎了邓尼金、高尔察克和英法等国支持的叛军的斗争， 拯救了苏维埃共和国。
四、内战结束后，交通瘫痪，托洛茨基又兼任了铁路人民委员的职务，他用铁的纪律和有效 的行政手段，使铁路运输恢复了生机。
有关托洛茨基的事迹，长期以来是个禁区，因而大家对他所知甚少。中国的出版界到上世纪 ９０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后，才开始客观地谈到托洛茨基，揭示当年苏联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托洛茨基自传》。这本自传的译者石翁等写了一篇很长的《译者前 言》，对托洛茨基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可以从中了解不少我们过去不了解的情况。
章世鸿

用户评论 (总计18条)

•   　　托洛茨基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苏联政权的主要缔造者，内战期间的重要军事领导人。
  　　
  　　列.达.托洛茨基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他和列宁一样，具有同时代的其他革命者不具备的伟大天赋，因此，能够脱颖而出，称为苏联革命的伟大领导者。
  　　
  　　他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于独立思考，具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他思想具有跨时代性和前瞻性，因此往往能高屋建甄，明确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
  　　
  　　通过读他的自传，我最大的收获是一个伟人最重要的是有独立自主的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灵魂，这样在某些政治情况下往往不知所措，如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科夫，他具有很高的才干、奇特而高妙的主义，却没有坚定的思想，因此他注定只能作个旁观者。
  　　
  　　托洛茨基为什么会输给斯大林呢？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托洛茨基是输给了斯大林所代表的党内的庸才集团，而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这是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其次，托洛茨基才干出众，造成他个人的极端自负，或者说是自大吧，使他忽视了在他周围频频出现的危险。同时的这种自负的性格使他与党内的庸才集团格格不入，难以调和，这就使他成为了党内的少数派。再次，托洛茨基从本质上来说是个知识分子，而斯大林是个典型的狡猾的格鲁吉亚农民。在进行内部斗争，或者说施展阴谋诡计方面他远不如斯大林。综上三条我认为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对苏联的领导在最开始就埋下了以后苏联解体的种子，那就是党内的官僚主义，据说在五十年代以后苏联就形成了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党员，这就好像党内的毒瘤，最终造成了党的溃散和国家的解体。
  　　
•   　　在一个没有政治理想的年代，读一个理想主义者写的书，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在共产主义的发展史上，这样一个和列宁平行的人物，因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而被当局者故意掩埋在历史的故土里，无论是对历史中过往的当事人们，还是对现在正在经历历史的我们，都是一种不公平。
  　　
  　　然而我说这话，仍然是犯了托洛茨基的错误：政治上的幼稚病。这本书一共500多页，由于我对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历史知识的欠缺，前300页读来都觉得懵懵懂懂。渐入佳境是从十月革命以及布列斯特合约这几章开始。也是从这里开始，苏俄内部斗争的苗头有了微弱的反映。从此以后高潮迭起，叫人手不释卷。
  　　
  　　读这本书时一直在感叹：革命的理想主义，如果没有政治手段的辅助，只能如镜花水月。
  　　
  　　托洛茨基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这本写于1929年的书，某些预言在今天读来都仍然振聋发聩。但这个并非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物，在面对政治斗争和他不屑地称之为“乡巴佬”的斯大林面前，恰恰是对残酷性严重估计不足，不仅革命理想破灭，连身家性命也付予敌手，身死异国。
•   　　 花了一个月断断续续地看完了。说实话，仅就托氏在20世纪革命的重要性而言，这本书完全没有达期待值。但是，如同这位争议性人物的一生，这本书倒是可以作为诸多思考的原点，引发一些话题，其实我要讲讲不仅仅是革命，或者历史，还有gossip。
  　　　　
  　　　　 先谈谈这本书的技术问题吧，翻译的很烂：错字很多，历史人物的附注非常敷衍，插图排版极其没有责任。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纸张，背面的字都能看到。开个玩笑，如果托洛茨基了解到自传在中国被一家如此大牌的出版社，当作盗版一样的来处理。不知道他如何感想。如果是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理论，他是绝对不会对盗版有异议的。当然，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这本书是 托洛茨基自己写的，他本人是不会傻帽地取《托洛茨基自传》这种名字，而且他只写到了1929年。对译者取这样一个书名，我表示极大地不解和困惑，就用《我的生平》这一俄国名字还自然些。
  　　　　
  　　　　 托洛茨基如果不做革命者，他绝对是一个很棒的作家。对童年、青年描写的几章，浸透了俄罗斯人特有的风格，大气之中有着深沉地悲悯，加上托洛茨基总是喜欢插入评述，显得很有意思。不过话又说回来，胜利者是从来不去主动写史的，自有人来做，而失败者却常常会责无旁贷地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他们的一切文字都充满了自我的褒奖与对胜利者的贬斥和怨气。托氏同样不例外。
  　　　　
  　　
  　　 提到托洛茨基，必然离不开列宁，斯大林，特别话题是以“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为中心的话。对此看的书籍较少，没有深入研究，摘引一些，谈谈感想吧。
  　　　　
  　　　　 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特性必须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革除各种传统和习惯的过程中才会得到改造和发展。
  　　　　
  　　　　 在十月革命两个月之前，我写道：“对我们来说，国际主义不是像采列捷夫和切尔诺夫认为的那样，是可以随便出卖的抽象概念。没有欧洲革命，就没有持久的、决定性的胜利。”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和解。”4年之后，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正准备瓦解斯大林集团并批判其民族路线的列宁几乎完全引用了我的这句话。那时，我建议和解，而列宁回答：“斯大林会送给我们一个虚假的和解。”
  　　　　
  　　　　
  　　　　
  　　　　 马克思所愿景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奠基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基础上的，而他们共同的革命对象是整个资产阶级。列宁对此的修正是“一国社会主义论”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理论”。即使列宁倡导建立了共产国际，他本人非常反对民族主义，但他对马克思的修正，导致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直接挂钩，社会主义蜕变为和资本主义国家对立的一种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这样就直接地放弃了对资本主义釜底抽薪式地革命论述。虽然他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但这两点改动再走到斯大林主义，其实只是一步之遥。换句话讲，斯大林的官僚体制、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其实正是建立在“一国社会主义论”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理论”基础上的。至少我理解，马克思主义下的“共产主义”必须要超“民族国家”理论才具有效性。在这个基础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就显示了它特定的价值。
  　　　　
  　　　　 2008年伊格尔顿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有以下几句话，同样具有启发性。
  　　　　
  　　　　 王：马克思晚年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回信时曾经谈到，像俄国这样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一种更合理的社会，这也是中国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但事实上俄国没有成功。您认为在理论上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吗?
  　　　　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西方很多人，尤其是左翼人士，都会说“不会”或者“不大可能”。我认为20世纪人类经历的灾难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最需要、有必要、但最不可能的国家建立起来，这是一个悲剧。
  　　　　 徐：您好像在《理论之后》提到过这一点。
  　　　　 伊：哦，是吗?这么说吧，首先，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等等，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关于社会主义有可能在某个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观点实际上起源于斯大林，这是修正主义理论。我想当代西方社会主义者大多会认为你可以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这种制度需要得到发达国家的支持。而这恰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面临的问题，当列宁意识到俄国得不到发达国家的支持时，他深知十月革命面临着巨大危机，会面临失败，我支持这个观点。我有时半开玩笑地说，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富人才能走通。记得马克思好像说过，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只会扩大物质匮乏。我认为问题之一在于，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加速发展生产力，而加速发展生产力则会催生集权政府以驾驭经济发展，这样就很难有民主的产生。西方大多数人会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密不可分的，绝对密不可分。社会主义意味着政治民主向经济领域渗透。所以说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本身会陷入自我矛盾之中：它会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会运用政治体制来遏制民主。西方很多左翼人士会将这样一种体制称作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仅指斯大林本人的做法或者俄国的社会主义，它指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模式。如果社会主义革命采取这种模式，你就有陷入斯大林模式的危险，除非你能得到其他方式的援助。（原文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901/66005.html
  　　　　
  　　　　 问题设计的非常愚蠢，其次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上提问者停止了继续发问，转到了别的话题，放掉了一个值得思索的东西。
  　　　　 不过，仅仅就“悲剧”二字来说，我们还是能够明白托洛茨基的意义，有些东西还是无法讲太多。
  　　　　
  　　　　 最后想讲的是，虽然书中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怨言很深，但放弃了历史责任的其实还是他自己，他部分放弃了对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支持，当然，那是的他，面对羽翼已丰的斯大林，已经无法对抗了。
  　　　　
  　　　　 可惜，这就是历史。
  　　
•   　　以前一直不知道什么是托派，只知道有那么一个人，以托为名，是大反派，却没有一个精确的了解。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提到的那头被驱逐，并被概念化成敌人的猪，似乎暗指就是托。
  　　有多少人知道，他曾经是苏联外交的决策者之一；有多少人知道列宁和他的交往；有多少人知道他和列宁的头像曾经并排挂在无数面墙上。
  　　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造就了多少个如此的悲剧英雄。
  　　
  　　越飞，是托洛茨基的亲信，曾经担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与德和谈的首席副代表，百度百科写着，1927年在苏联逝世。
  　　逝世。
  　　
  　　“逝世前”越飞给已经被开除出党的托洛茨基的绝笔：
  　　您在政治上总是正确的，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正确。总有一天党会认识到这一点的，而历史一定会作出评价。所以现在您不必担心，如果有人离开您。尤其是，如果加入您队伍的人不像我们大家所预期的那么多，那么快的话。您是正确的，但是使您的正确主张取得胜利的保证在于决不让步，勇往直前，坚决拒绝一切妥协，这正是列宁取得胜利的秘诀。
  　　
  　　理想。
  　　书的写作的总体评价不一定真的值得5星，但从内容上来说，尤其是中后半部，非常值得一看。
•   　　每当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为首的“托派”，人们往往是谈虎色变。盖因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以来的近八十年时间里，在整整几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动或反革命的代名词。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1929年10月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就有托洛斯基反对派“积极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的定性，在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中，甚至有“汉奸托派”这样的字眼，而《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也是顶着“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在1947年被处决的。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但是，从这一决定中可以看到，王实味是平反了，但托洛茨基并未昭雪，因为王实味是个好同志的前提，恰恰是他“没有”“参加托派”；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死有余辜了！
  　　
  　　中国人民一代又一代地学习着毛泽东的著作，不断地深化着反托意识；人们在为王实味英年早逝扼腕叹息时，不会想到还有一个比王实味更富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国舆论宣传的特点，托洛茨基渐渐淡出了普通大众的视野，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托洛茨基。人们知道十月革命，却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人们知道苏联红军，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红军的缔造者，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知道新经济政策，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是新经济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苏联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却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间，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防止希特勒上台；人们知道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等几乎一切领域……
  　　
  　　这样的一个伟大人物，又是如何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的呢？
  　　
  　　1921年秋以后，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后又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虽然列宁此前曾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因受蒙蔽而支持了斯大林。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与之相比较，他们之间的所谓“不和”根本微不足道。列宁曾不止一次向党和共产国际表明，他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列宁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格鲁吉亚问题使列宁认识到了党的官僚化和权力被滥用倾向的严重，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个警告只是一种暗示，还不是断言。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在信中专门补充了一段对斯大林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被后人经常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1923年3月5日，列宁感到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了，便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但是，1922年3－4月俄共十一大后担任了总书记的斯大林是不会束手待毙的，由他领导的书记处（以及组织局）当时已经从政治局手中接过了绝大部分行政职权。斯大林利用手中的组织权力，通过任免，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将支持托洛茨基的人免职。这一过程甚至波及到基层，不反对托洛茨基的人不能担任厂长、车间党支部书记、会计和誊写员等职务。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许多省的代表会议的代表是在没有差额的情况下根据省委书记的推荐选出的。从1922年夏天起，省委书记名义上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推荐选出的，实际上是由书记处任命的。
  　　
  　　在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里，斯大林为了排挤托洛茨基更是殚精竭虑。自列宁病情加重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开始，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结成了“三驾马车”，很快又由“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和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在这种情况之下，将列宁极不利于斯大林的政治遗嘱在党内公布已不可能，更毋论执行了。而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并决心与之一同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反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的罪名。
  　　
  　　斯大林为首的官僚机器否决了托洛茨基在经济建设道路、党内民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问题等等领域的理论和提案，并发动了持续数年的、一连串的批判托洛茨基的运动，最终于1926年褫夺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将其逐出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在党的最高委员会上作最后陈词时警告各派说：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反对派；而且，在一片嘲笑叫骂声中，他预言将有一系列血腥清洗，说其中不仅他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多数布哈林分子甚至斯大林分子都将遭到灭之灾；他相信斯大林的胜利是短命的，而斯大林体制将会突然垮台，彻底崩溃，因为眼前的胜利过分依赖暴力。很不幸，历史让托洛茨基成为了先知：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将所有他曾经的对手和盟友，通通送上了断头台；1991年，苏联解体。而预言了这一切的托洛茨基1927年11月14日被开除出党，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1929年1月20日，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国境”。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客用冰镐暗杀。
  　　
  　　关于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问题，国内外都曾颇有一番曲折。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以及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托洛茨基一直被当成反革命来丑化。在革命的旗号下，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歪曲无所不用其极，托洛茨基的著作被严厉禁止，阅读、传播托洛茨基著作者按反革命论处，被判处死刑、流放，最轻的也要监禁几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开始为三十年代“大清洗”中的冤案平反。就在托洛茨基即将迎来公正评价之时，苏联解体了。因此，苏联未能就托洛茨基平反做出一个正式的“官方结论”，可谓是不了了之。
  　　
  　　就中国来看，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随着国内外形式的变化和党史、共运史研究的深入，几十年来有着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这些转变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著作及一些官方的权威党史著作中。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针对托洛茨基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从这条注释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引用了斯大林报告中的原话，对托洛茨基极尽丑化诋毁之能事，绝口不提托洛茨基在苏联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功勋，而仅强调他及其派别是“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工人阶级的“死敌”，任何一个革命者抑或仅仅是有一丝正义感的普通群众，在看了这样一条注释后，必然义愤填膺，对托洛茨基及其派别除之而后快。
  　　
  　　1989年以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空前挫折。在这样的形式下，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文中关于托洛茨基的注释修改为如下内容：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
  　　
  　　从注释内容的整体来看，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依然是负面的。但是，这里有两个改变：一、注释中加入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相对于1952年版毛选中的注释，中共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军事领域的工作，而列宁历来是高度重视托洛茨基的军事工作的，差不多是主动地接受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判断。二、删去了原注释中大量丑化和污蔑性词汇。
  　　
  　　更大的改变接踵而至，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文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又有所不同：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注释中又有了三个可喜的变化：一、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领导工作；二、将颇带蔑视色彩的“清除”出党，改为了较中性的“开除”出党，体现了中共对托洛茨基态度的温和倾向；三、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删去了原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的不实之词。仅就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观点而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就有这样的表述：“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但是，注释中“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这句评价并没有改变，这是致命的。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中有坚持马列主义的内容，反对列宁就等于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共绝对不能接受的。
  　　
  　　就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在人们以为托洛茨基的平反要等到下个世纪才能解决的时候，《毛泽东文集》第六、七、八卷出版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均有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对其评价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首先，也是最最重要的，这里删去了旧注释中“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评价，这等于说“反对列宁”是非真，如果是真实的，就不必删去，正因为是非真，所以应删去；事实上，托洛茨基非但没有反对列宁，反而在一系列大是大非面前是列宁最可信赖的战友，这从《列宁全集》中收录的大量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和信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其次，删去了原注中“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的评价。这个删改十分必要，因为托洛茨基其实一直是顾全党的团结的大局，致力于党内民主建设，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忍辱负重的。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员，他与斯大林的斗争是党内斗争；他从不笼统地否定多数派（先是“七人小组”，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破裂后，则是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中右派联盟）的政策，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出对方的错误，阐明自己的观点，还为对方指出纠正错误的方法和正确途径，预见对方的错误将导致的后果。他对多数派的批评都是一种建设性的批评。这与多数派一味谩骂、固执己见的作风大相径庭。
  　　
  　　第三，新注释中对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后各个领域中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逐一点出了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
  　　
  　　第四，使用了“遭暗杀”字样，体现了中共对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否则的话，完全可以使用“被处决”。
  　　
  　　至此，中共终于对托洛茨基有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想要扭转几十年来根植于人们头脑中被歪曲的观念恐怕比修改毛泽东著作中的注释更艰难。这需要史学工作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与时俱进，有所创新，让历史中不再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这是当代史学工作者的义务，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
  　　
  　　
  　　
•   　　在斯大林政权的敌人中，托洛茨基无疑是最凶恶的一个。所以，即便他已流亡国外，斯大林仍不能释然，屡派杀手，直到将他刺死才罢休。连赫鲁晓夫这位一心想为斯大林制造的冤假错案的牺牲者恢复名誉的人，在访华时也竟把“托洛茨基分子”这顶帽子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然也豪不客气地回敬了一顶。在戈尔巴乔夫平反冤案的顺序表中，托洛茨基仍被排在最后一名。
  　　　　
  　　　　托诺茨基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人们为什么对他这么耿耿于怀呢？看了这本书，读者会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托洛茨基。他从年轻时就投身革命运动，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成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理论家和领导者。他一手领导了1905年革命，在列宁不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的情况下，又是他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国内反动势力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掀起内战，想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监中。当时布尔什维克刚刚获得政权，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而他们接管的国家又是被沙皇的腐朽的统治和连年战争消耗殆尽的国家。在这危若累卵、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托洛茨基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担起了革命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在两年半的内战烽火中，他亲临前线、身先士卒，以其天才的组织能力在战火中建起了一支红军，并率领着这支队伍南征北战、粉碎了邓尼金
  　　　　、高尔察克、科尔尼洛夫、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等英法两国支持的叛乱部队，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
  　　　　
  　　　　内战结束后，苏维埃共和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它将在一片废墟上进行建设，但经济建设的命脉——铁路运输却濒于彻底瘫痪，又是托洛茨基兼起了铁路人民委员的职务，他用铁的纪律和有效的行政手段，使铁路运输恢复了生机，创造了“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奇迹”。
  　　　　
  　　　　这样一个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人物，怎么会败在斯大林手下呢？
  　　　　
  　　　　托洛茨基本人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他说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每次革命之后都会出现“热月政变”，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例外。他这样说决不是为自己巧言辩解，只不过表现出他过于热衷理论、书生气十足罢了。
  　　　　
  　　　　一般说来，规律越普遍，它所能解释的事物就越多，因而也就越笼统、越空泛。因此，任何一条普遍规律都要有无数特殊规律来补充。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一条普遍规律的话，则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每一步具体发展都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最起码是几个可能性。这些可能性都有成为现实的可能，至于哪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往往只是一些微少的偶然因素所致。无论哪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我们都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前此的一切因素都促使社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但在另一种对立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时，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根据来证实这种现实是历史的必然。托洛茨基未必会否定如果没有他和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如果说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的话，那么这种必然性是十分脆弱的，它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取决于托洛茨基和列宁存在这个偶然因素。“热月政变”的必然性也同样脆
  　　　　弱，在“热月政变”成为现实前同样也存在着其他可能性，只是历史是不可逆转的，某种可能性一旦成为现实，其他可能性便被排除。不过，我们总不能因此就否认其他可能性也存在过，也有成为现实的可能。遗憾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是既
  　　　　成事实，而不是选择。所以，用历史的必然性来解释斯大林获胜的原因，难免会流于空泛。只有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列宁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6人政治局中的力量对比，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首先分析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由于布尔什维克长期处于非法组织的状态，因此不可能有广泛的党内民主。纵观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和捍卫政权的历史，使人有如履薄冰和走钢丝之感，一个机会把握不住、一个重大的失误都会导致整个历史重写。就是由于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列宁和托洛茨基高瞻远瞩、雄才大略，英明果断、才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并使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渡过了重重难关、转危为安。
  　　　　
  　　　　十月革命只迈出了夺取政权的第一步，真正确定政权性质的工作——立法和建立新制度的工作更加艰巨。但由于当时俄国的落后，广大人民的文化素养低下，人民和广大党员与党的领导层的距离非常遥远，又加上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权还十分脆弱，国内外敌人的猖狂进攻，使列宁无法实现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不得不使集权的倾向逐步加强。在喀琅施塔得反革命暴乱后，他取消了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使多党联合执政变为一党专政，党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最后集中在政治局。从1919年到1923年约4年期间内，列宁主持政治局会
  　　　　议约296次，处理和决定了2851个问题。在内战期间，由于党组织、工作方法和组织制度的全部军事化和高度集中制，使任命制得以普遍实行。十大又通过了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这个决议消除了在党内不同观点派别斗争的可能性。这种情况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使本来是为了推动国家发展、促进社会民主正义而建立的专政有可能变成与其原来宗旨相悖的异化物，使工具本身变成目的，产生一批享有特权的官僚。
  　　　　
  　　　　印战结束后，列宁发现了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的弊端和国家领导人陷入官僚主义泥潭的危险，他力图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加强监察机构、取消委任制、进行民主选举避免这种危险。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努力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既没有改变国内战争期间己确立的政治体制框架，也没有改善权力高度集中的状况。正因如此，列宁在重病期间才如此重视格鲁吉亚事件，直至下决心撤消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因为列宁把它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
  　　　　
  　　　　有必要声明一下，上面所述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权力高度集中，只是为了对斯大林获胜的历史背景加以分析，而不是对苏维埃共和国体制的否定和贬低。相反，当时的体制是当时历史环境的必然产物，非此苏维埃政权就不能生存。另外应注意的是，那时苏维埃体制还处在草创阶段，带有应急和临时的性质。一旦条件允许，列宁立即考虑改革体制，从根本上消除官僚主义和其他隐患。还要说明的是，权力高度集中并不等于个人独裁、个人崇拜和终身制，后者是斯大林体制的特征。列宁领导时期，处于权力核心的是党的领导集团，是一个实行集体领导的政治家集团。造成这种差别时主要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个人品质、素养和人格的差异。
  　　　　
  　　　　但斯大林恰拾利用了列宁试图加以纠正的由历史所造成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为他独裁创造了基础。他通过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勾结控制了政治局，通过组织局安插亲信、排除异己，反对派别活动的决议使他可以把一切反对派都置于死地，集权制产生的享有特权的官僚成了他的权力基础。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幕后活动后，他在搞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已经稳操胜券了。
  　　　　
  　　　　当然，在酿成这一结果的过程中，列宁本人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态度，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托洛茨基的自传中，只讲列宁对他的信任及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列宁对斯大林的态度似乎只有嫌恶和不信任。可实际上，斯大林在权力角逐中获胜与列宁对他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他和托洛茨基一样，曾是列宁心目中的继承人人选。
  　　　　
  　　　　为什么列宁把两个性格、品质，才能完全不同的人做为自己的接班人人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谈谈列宁心目中理想的领袖所应有的素质。列宁认为，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是能够把理想主义者忠于学说的原则和实用主义结合起来的人，而且还要有足够的个人感召力。列宁本人就具备这些素质，他的实用主义使他不至沦为乌托邦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使他在处理实际问题上注重策略性、灵活性和随机应变；他的理想主义和理论原则又使他能够高瞻远瞩、忠于理想，永远不为实用手段所左右，而是让手段为目服务，从而保证他不至跌入实用主义
  　　　　的泥潭之中。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实际上是一个能够把忠于理想原则和实用主义的不择手段结合起来的人。但在现实中，这种人并不多见。
  　　　　
  　　　　托洛茨基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高瞻远瞩、历史洞察力、魄力和组织能力等都是毋庸置疑的，在布尔什维克的最高领导人之中，在这方面能与列宁相媲美的只有托洛茨基。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都证明了这点。但托洛茨基的灵活性、策略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却不能令列宁满意。在《火星报》编辑部分裂时，托洛茨基纯粹出于对列宁的手段不满而与列宁分道热镳，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时，他又是出于道义考虑而与列宁发生分歧，他为了使世界无产阶级认识问题的本质并揭穿布尔什维克与德国勾结的谎言，不惜冒遭受重大损失乃至失败的危险
  　　　　。列宁则不同，他对现实必要性考虑得更多一些，一旦看到现实必要性，他就能排除其他考虑，乃至使用一些不大光明磊落的手段，如在他反对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时那样，有时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乘德国的铅封车返回俄国。此外，列宁对托洛茨基是否有足够的个人感召力也很怀疑。读了他的自传，我想读者也会觉得他是“至察无友”的人，他对布尔什维克其他领导人的评价也确实过于苛求。他的用人原则完全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考虑，决不为个人和集团利益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他对明仁斯基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
  　　　　
  　　　　斯大林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没有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表现出领袖的大智大勇，他的才能完全表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不受任何理论和原则的束缚，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后来列宁可能发现，斯大林不是不受理论和原则的束缚，而是根本就没有理论和原则，理论、原则在他手中也不过是达到目的手段而已。托洛茨基的长处与列宁的一个长处相比，并无太大距离。而斯大林的长处与列宁的另一个长处相比，似乎还要胜一筹。因为列宁毕竟是个革命理论家、理想主义者，他要建立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社会，他在行动中不会完全摆脱理想、理论和原
  　　　　则的束缚。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更加器重斯大林。斯大林在布尔什克的领导人中，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但在十月革命后，他的地位稳步上升，除了他强烈的摄取权力的欲望和不择手段、随机应变的能力外，列宁的器重恐怕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内战期间，战胜白军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头等大事，在每一个战役的胜负都关系到共和国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斯大林支持和操纵的军事反对派严重地干扰了红军的战略部署，造成了许多无谓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仍没有制裁斯大林，而是极力设法调和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以至托洛茨基愤怒地谴责他搞“靠不住的妥协”。
  　　　　
  　　　　1922年间，尽管斯大林与列宁之间产生了一些磨擦，但列宁仍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每次见面都与他长谈。直到年底写遗嘱时，尽管他的选择倾向于托洛茨基，但他还是希望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能够竭诚合作，避免使党分裂。直到他确信斯大林掌权将葬送十月革命的理想、破坏社会主义原则时，才决心撤掉后者的总书记职务。可惜为时已晚，斯大林羽翼已丰，更主要的是列宁的健康情况已不允许他亲手把“炸弹”投向斯大林了。
  　　　　
  　　　　任何一场政治或权力之争，胜负都是由实力对比决定的。早在列宁患病之前，虚荣、野心勃勃、权力欲极强的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为夺取最高领导权进行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由季诺维也夫提议斯大林任总书记一职。列宁患病后，接班人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由于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共和国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被他们视为夺取最高领导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为此，他们更加紧密地勾结起来。加米涅夫本人没有野心，但他完全处于季诺维也夫的影响之下，布哈林也站在斯大林一边。这样，除列宁之外的5位最高领导人中，托洛茨基处于绝对少数。
  　　　　
  　　　　当列宁还能从事斗争时，托洛茨基依靠列宁的支持，还有获胜的可能，甚至在列宁逝世后，他利用列宁交给他的“炸弹”，也仍有获胜的可能。但他却出于对“空位期”和党的分裂的顾虑，没有积极地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从而导致自己彻底的失败。当列宁已经决定撤消斯大林总的书记职务，开除其党羽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的党籍时，他还有所保留，仍希望斯大林能改过自新，希望最高领导层能竭诚合作。在他的对手们私下策划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时，他却令人不解地无所作为，竟然还去郊区打猎，以致染上使他丧失战斗力的疾病。托洛茨基这样做，也许是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即便获得胜利，其结果能维持多久是颇成问题的。也许他是出于自信，象他这样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转折契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人，只要有机会，必将会东山再起。因此，他
  　　　　想进行一场长期斗争，从做青年工作入手。但他没有充分认识他的对手斯大林，对对手们针对他进行的斗争的性质也不够明确。这场斗争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来说，是一场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夺取权力是唯一目标，因而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对手是获得或保持权力的障碍，不把障碍除掉就得不到权力，所以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干掉对手，这场斗争与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以往的党内斗争完全不同，在那些斗争中，尽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胜主要是依靠理论和决策的正确性，通过辩论和投票解决问题。这种党内斗争是同志之间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分歧的斗争，斗争的双方是同志，所以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保留观点，也给人改过的机会。可惜这个优良的党内斗争传统被罪恶的夺权斗争破坏殆尽。
  　　　　
  　　　　季诺维也夫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的下场也十分可悲。开始时，他为了实现其权力野心，无原则地与斯大林勾结在一起，并且比斯大林更加迫不及待地想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党的领导层，在苏共十二大上，又是他主张扣压列宁的“遗嘱”。季诺维也夫打着他的如意算盘，他想利用擅长捣阴谋诡计的斯大林除掉托洛茨基，只要托洛茨基一垮台，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毕竟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党的最高领导权决不会落到一个只会在幕后摘小动作的人的手中。但他错了，他想利用斯大林时却
  　　　　被斯大林所利用，他也没有想到他与斯大林联合进行无原则的权力斗争时，对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基础和党的原则破坏有多大。
  　　　　
  　　　　托洛茨基垮台之后，斯大林马上把矛头对准了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发现上当，便转而与托洛茨基结盟，但为时已晚，斯大林已牢牢地控制了全党，他动用以切力量，使反对派处于被动挨打、根本无法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季诺维也夫为了免遭天顶之灾，又向斯大林投降。此后，他更是被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上。基洛夫被暗杀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以列宁格勒反对派总部组织暗杀基洛夫的罪名逮捕并判刑，后来又再次进行审判，被判处死刑。他们早就了解斯大林的为人和残忍本性，他们在与托洛茨基结盟前就写下遗书，一旦意外死亡，定
  　　　　是被斯大林暗杀。尽管如此，他们在内务部严刑逼迫他们承认捏造的罪行时，仍相信斯大林虚假的承诺而在法庭上自作自践。季诺维也夫临刑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
  　　　　”当斯大林的卫队长在酒宴上表演这一场面时，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后合。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历史惨剧啊。
  　　　　
  　　　　倒是布哈林对斯大林的本质认识得更为深刻：“他（斯大林）是一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使一切服从于维护他自己的权力。他怎样改变他的理论，全看他此时要搞掉的是什么人。他设置种种圈套，指控人们搞背叛。”在这方面，他比托洛茨基高明，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是由于后两人的国际视野比斯大林的开阔所致，斯大林整布哈林是反右的历史趋势的体现。但就是这个对斯大林的本质认识颇深的布哈林，在20、30年代的苏共党内斗争中，也不象他在其遗嘱中所说的那样清白。在20年代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中，布哈林是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因为当时的党内斗争仍沿袭列宁时期党内斗争的传统——论战，当然已不是真正的平等辩论，而是采用包括吹口哨、跺脚、驾大街等不正常手段在内的种种方法剥夺对手的发言权。似乎不应怀疑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真诚，他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论战的确是由于他与后者的理论观点有分歧。但他不会不知道斯大林的目的和种种阴谋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仍积极协助斯大林，不能不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污点。
  　　　　
  　　　　看了这些事实，我们不得不赞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评述斯大林夺权斗争时的一句话：可悲的不是在党的领导层中有斯大林这样的人物，而在于他的对手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不过，还应补充一点，即托洛茨基相对来说责任最小，一是因为他在列宁丧失活动能力后，确实处在寡不敌众、孤掌难鸣的地步，二是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他一人对斯大林背弃十月革命理想和列宁主义原则的做法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直到40年被斯大林派遣的特务杀害。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目光短浅，他们为了自己夺权
  　　　　或其他原因与斯大林联合起来战胜了托洛茨基，但全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本人很快也成了这场胜利的牺牲品。
  　　　　
  　　　　早在托洛茨基被暗杀之前，他的所有亲人几乎都已惨遭不幸。在他被驱逐出国后不久，他的前妻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及他的小儿子谢尔盖、女儿尼娜、女婿涅维尔松和他们的两个幼小的孩子（托洛茨基的外孙），还有另一个女儿齐娜伊达的丈夫沃尔科先后都被杀害。齐娜伊达逃到柏林也难逃脱死神的追逐，1933年被苏联特务杀害。在流放及流亡国外时一直陪伴托洛茨基并协助他工作的长子列夫也在巴黎被苏联特务暗害。这就是这位十月革命领导人、苏维埃制度谛造者的命运。他惨死异乡，还背负着列宁主义、苏维埃制度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含冤九泉，不禁使人感慨历史的不公。 不过，历史终究是历史。1988年以来，苏联陆续为斯大林在20－50年代所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和党籍，害人者也受到了应有的遣责。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的杰出领导人也先后得到平反。87年11月，苏共中央书记雅可夫列夫宣布，苏共中央已决定重新编写党史教材，88年6月，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因歪曲历史，为斯大林的阴谋服务而被禁演。
  　　　　
  　　　　由此看来，历史是公正的，它不会永远任人篡改，迟早会做出它的庄严宣判，嘲弄历史者必将受到历史的嘲弄！
  　　　　
  　　　　由于托洛茨基的自传是写给知情者看的，因此，一些重大事件只做了些提示，粗略地勾勒几笔就够了。其中某些重大事件，尤其是列宁在患病期间与斯大林进行的斗争，在斯大林掌权后被一笔勾销，有关文献被严密封锁，官方党史对此更是讳莫如深。有鉴于此，在这里对此稍加介绍并非多余。
  　　　　
  　　　　首先介绍一下有关外贸垄断权的斗争。1921年，大多数党的领导人认为外贸人民委员会不能有效地处理国际经济交往事务，因而主张放权或取消外贸国家垄断。斯大林、布哈林都赞成这种观点。1921年底，参加里加谈判的苏维埃代表米柳亭宣称将取消外贸垄断。但列宁却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对国家利益的严重侵犯，这等于允许外国商人同国内私商直接接触，这是十分危险的，它将导致破坏苏维埃本来就十分虚弱的工业，有助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和俄国商人、农民结盟，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
  　　　　
  　　　　
  　　　　22年3月，列宁的观点似乎已经获胜，并颁发了几条加强外贸垄断的法令。但这并不是最终的胜利，政府和中央委员会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并制定新计划。这些做法严重地损害了苏维埃外贸代表在同外商谈判中的地位。列宁对此深感不安，他写信给斯大林要求重申外贸垄断原则，并撤消一切反垄断的计划。斯大林在列宁的信上批道：“我不反对在现阶段‘正式禁止’放松对外贸易垄断方面的步骤。但我仍认为，放松将是不可避免的。”
  　　　　
  　　　　5月22日，政治局接受了列宁的观点。但在列宁第一次发病和休养期间，反垄断派获得了胜利。在10月6日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因病未能出席），通过了索柯里尼柯夫降低国家贸易垄断的提案。列宁决定为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而战斗，他分别给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写信、会晤，谋求支持。当他得知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与他观点一致时，他于12月12日建议与托洛茨基结盟，共同反对官僚主义。13日他给政治局发出急函，断然要求否决上述中央决议。政治局被迫让步。斯大林在列宁的信上附了一张条：“列宁同志没有改变我的看法，即认为……关于对外贸易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但他最后还是做了让步，同意重新审议这个问题。
  　　　　
  　　　　
  　　　　12月15日，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便条中请他在中央全会上表明，说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并在给斯大林和其他中央委员的信中宣称“我已就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同托洛茨基达成协议，……托洛茨基将和我一样坚持我的观点。”
  　　　　
  　　　　12月18日举行的中央全会宣布它原来的决定无效，这一斗争以列宁的胜利告终。列宁兴高彩烈地向托洛茨基祝贺：“好象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由此可以看出，这场对外贸易垄断权的斗争仅仅是列托联盟所筹划的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一个战役，而与官僚主义的决战却是由格鲁吉亚事件触发的。
  　　　　
  　　　　格鲁吉亚事件最后决定了病中的列宁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关系，使列宁下决心彻底铲除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党内官僚主义。可以说它是列宁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为捍卫他的革命理想和原则所进行的最后的斗争。
  　　　　
  　　　　格鲁吉亚事件的起因比较复杂。在1920到1921年间，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由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共和国所订立的双边协定来调节的，每一个共和国都有一套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平行的结构，各个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指导地方政府，但同时又通过党的内部纪律服从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
  　　　　
  　　　　1921年，列宁要求把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3个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组成一个泛高加索联盟，斯大林的朋友、高加索局的首脑奥尔忠尼启则十分热衷于这项事业，但遭到了格鲁吉亚共产党的强烈抵制。格鲁吉亚人关心民族独立，强调格鲁吉亚在苏维埃体制框架内独立的原则。格鲁吉亚人与高加索局的矛盾由于奥尔忠厄启则轻视地方领袖的意见而进一步激化。在奥尔忠尼启则准备新的进攻时，格鲁吉亚人通过了决议，坚持他们的民族独立不可侵犯。奥尔忠尼启则无视格鲁吉亚人的意见，依靠较为驯服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领袖宣布建立一
  　　　　个联邦政府。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与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1922年整整一年，这场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它是苏维埃共和国体制建立以来，在各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所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1922年8月10日，政治局会同组织局成立一个委员会，旨在调整俄罗斯联邦及其他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委员会成员中俄罗斯联邦的代表有斯大林、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等，其他共和国各出一名代表，格鲁吉亚的代表是穆迪瓦尼。委员会主席是斯大林、他起草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独立的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即所谓的“自治化计划”的决议，该计划使各独立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使俄罗斯联邦政府凌架于其他共和国之上。列宁由于患病不能办公，没有参予此事。
  　　　　
  　　　　
  　　　　斯大林的决议草案遭到3个共和国的抵制，格鲁吉亚人更是断然反对。奥尔忠尼启则对此做出反应，高加索局不仅通过批准了斯大林的决议案，它还运用党组织的上下级关系命令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必须服从斯大林的命令。
  　　　　
  　　　　正在康复的列宁对这个问题十分关心，9月，他听取了斯大林有关委员会工作进展的情况汇报，斯大林把有关的全部卷宗送给他。列宁经常会见所有当事人，但他当时对事件的态度还是倾向于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列宁曾指责穆迪瓦尼是“有稿‘独立活动’嫌疑”的分子，不过，他也认为斯大林有些操之过急。因此，列宁拒绝了斯大林的自治计划，并建议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列宁说：“我们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为了保证平等，他从斯大林的计划中删掉了有关各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段文字，并
  　　　　建议改成“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组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列宁建议成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联邦执行委员会和一个新的联邦人民委员会，俄罗斯联邦政府不是联盟的政府，它本身也将纳入这个组织的管辖范围之中。
  　　　　
  　　　　但斯大林却不能忍受这点，他一心想造成既成事实。他认为列宁对此事的干预毫无意义，并对此十分愤怒。在一次会议上，他和加米涅夫就列宁的备忘录交换了简短的便条。
  　　　　
  　　　　加米涅夫的便条上写的是：“伊里奇已下定决心为维护独立而战斗。”斯大林回答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坚决地对付列宁。”9月27日，斯大林把列宁的备忘录送交政治局，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信，公然指责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说他鼓励分裂主义分子，对列宁的论点逐条批驳。在意识到他在中央委员会将处于少数时，他才全面让步，把他的自治计划改为联盟计划。
  　　　　
  　　　　10月6日，列宁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张便条：“加米涅夫同志，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斗。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在联盟的中央委员会中绝对坚持由 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 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
  　　　　
  　　　　中央委员会接受了列宁的观点，一致采纳了这个计划，并指定一个委员会担任起草一个草案提交下次会议。穆迪瓦尼不反对这个草案，但他要求格鲁吉亚也象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样做为独立成员，而不是南高加索联盟的一部分。格鲁吉亚人再次向莫斯科抗议、反对泛高加索联盟，斯大林粗暴的答复引起了更加强烈的抗议。于是奥尔忠尼启则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他依靠莫斯科书记处，命令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者离开他们的本土，把他们召到莫斯科听候处理。但这些措施也不能使格鲁吉亚人屈服，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退让。他们
  　　　　还给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写信，但这使他们受到新的指责。更叫他们失望的是列宁听取了布哈林的汇报后，在10月21日给他们的复电中对他们加以谴责。格鲁吉亚人不能期望从莫斯科得到公正的处理，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们于10月22日集体辞职。奥尔忠尼启则马上指派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莫斯科立即接受了前中央委员们的辞职和新的任命。但老的中央委员们并没有停止斗争，他们实行怠工，针对着莫斯科的意外事件和控诉接连不断。这种情况激怒了奥尔忠厄启则，他竟然在办公室中动手打了一位穆迪瓦尼的支持者。马哈拉泽等人写了一封抗议书，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
  　　　　
  　　　　直到这时，列宁才对此事有所警觉。当政治局要他投票表决书记处派往格鲁吉亚负责调查党内争端问题的委员会名单时，列宁弃权。他对这个委员会能否秉公办事表示怀疑，因此他想寻找其他情报来源，以便对事件做出判断。于是他指派正在格鲁吉亚的李可夫对此进行调查。这时，列宁才意识到他与斯大林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分歧是原则性的分歧。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斯大林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简单粗暴的方法与他想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的目的是一致的。这在斯大林自治计划的第六条中暴露得最充分：
  　　　　“本决定如经中央赞同，不予公布，而作为通令转发给各民族的党中央，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再作为这些共和国的愿望予以公布。“玩弄强权把戏”，硬把强制命令乔装打扮成民意，弄虚做假，搞阴谋诡计是斯大林处理事情的典型手法。危险的是这种命令主义的搞法已成为一种制度，起原则并非来自十月革命。
  　　　　
  　　　　列宁也要巩固国家，但他认为少数民族的问题只能慢慢地解决而不能强制，国际主义不能作为集权主义的牺牲品。列宁的联盟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则，这就是要保持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权利和它们各自的民族感情，他所创立的体制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侵犯其他民族，同时要保证各共和国的地方共产党人能够在党内从法律和体制上维护自己的观点。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在一个被他征服的国家中竟然象总督－样，这是打击整个革命政体的迹象，而且还将继续为害。格鲁吉亚事件在列宁眼中的意义骤然增大，用什么方式解决格鲁吉亚问
  　　　　题变为一场关系到十月革命原则和传统，苏维埃共和国向何处去的斗争。因此，列宁开始考虑撤换斯大林，彻底改变党的建制，扩大中央委员会的规模，恢复它的权威。为了完成这一工作，列宁积极活动。
  　　　　
  　　　　最关心接班人问题的斯大林对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接近深感不安，做为中央委员会指派的患病的列宁的监护人，他千方百计地限制列宁的活动，医生为病人开处方和做建议须和监护人协商。列宁的秘书发现，不是监护人服从医生，而是医生服从监护人。斯大林还正式指示，在列宁病榻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要向他本人汇报。在斯大林的严密“监护”下列宁的活动受到严重的干扰。列宁为了争得行动权，不得不以拒绝与医生合作相要挟。
  　　　　
  　　　　12月22日，斯大林得知克鲁普斯卡娅据列宁的口授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即祝贺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获胜的短笺，斯大林就在电话里对她进行“无端的辱驾和威胁”。
  　　　　
  　　　　12月23日到31日之间，列宁口授了一份文件，其中最后一条是1月4日增补的，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文件。12月30至31日，列宁口授的是关于民族问题和自治化问题的文件，他在这里严厉地谴责、批评斯大林的民族政策。
  　　　　
  　　　　为了从政治上彻底搞垮斯大林，列宁全力以赴，积极准备。1923年头几个月，他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格鲁吉亚事件。3月3日，委员会得出了它的调查结论。3月5日，列宁口授了那封授权托洛茨基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的短信以及给斯大林的最后通谍。3月6日，列宁口授了支持格鲁吉亚人的便笺。列宁打击斯大林的“炸弹”已经制好，可惜他已不能亲自用它来炸毁目标。3月7日，列宁再度中风，3月10日再度偏瘫，从此完全丧失说话能力，列宁的政治生命到此结束。虽然他把“炸弹”（他的笔记和全部案卷）交给了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没有在十二大上把它投出，却与斯大林达成了“靠不住的妥协”，使列宁在其政治生涯最后时期所做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付诸东流。
  　　
  　　
•   　　 第一次知道托洛茨基这个人，还是看中译本《骑兵军》的时候。我好奇的盯着波兰军队的讽刺海报上的这个猥琐的老头，纳闷为什么他竟然会和列宁并排站在一起。
  　　 当然，才疏学浅的我后来也知道了，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伟大，但是列宁是伟人，托洛茨基却只能是英雄了，而且还是悲情英雄。
  　　
  　　 他的这部涵盖了他颠沛流离一生的大半的自传，我个人觉得最有趣的地方，莫过于托老对于自己童年趣事的记叙，当然隐隐约约，这些小事也印证了一句中国俗语：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书的第四章记叙了这样一个事情：当时班级里的优等生托洛茨基同学，因为被怀疑策划了一场针对一位教师的搞怪活动，而被学校开除。虽然这是屁大点儿的一个事，但是却映射出托老未来的政治生涯中，有战友，也有背叛者，有同情者也有观望者，但是最后，托老注定是失败者。
  　　
  　　 托老的失败，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领袖，一如他自己说他更是一个作家。在我眼里，托老始终摆脱不了一个优等生的影子，而不能随世事的发展转变角色，这就好比当年我玩MU（奇迹）的时候160多级还是弓箭手一样，托老这一辈子恐怕都没转职。
  　　 当然，托老还是一个革命战士，一个优秀的作家和一个牛XX的思想家，但相比于列宁和斯大林，这些个职业的优势就不突出了。列宁是领袖，斯大林是政治家，而托老的革命战士优等生作家思想家这些头衔，虽然多，但是职业特技不行，斯大林虽然各项属性都不如托老，但是人家是“政治家”，人家职业特技牛X，一招致命，全频攻击，所以对付托老时人家必然要会心一击，所以托老必然要被挫。
  　　
  　　 其实向托老和斯大林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各地历朝历代都有发生，君不见项羽刘邦？君不见宋江高俅？君不见XXXX……
  　　
  　　 所以，假如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在一个小学上学，当班长列宁捂着肚子走出教师的时候，刚刚答对问题并坐在前排的优等生托洛茨基同学，显然不会预见到，因刚才答错题而在墙角罚站的劣等生斯大林，会抄起一根凳子腿，走过来，将他打到在地。
  　　
  　　
  　　
  　　 所以说，这是个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故事。 哈哈哈。
  　　
  　　
•   　　最近看托洛茨基的自传，他的《论斯大林》，秘书写的《托洛茨基流亡生涯》。极度自信，而有才能的人，博闻强记，即使在被自己一手创立的国家放逐之后，也没有因此失望或者消沉。差不多无时不刻的写作，他的文笔强劲自信，也并不避讳自己和列宁的分歧，要想证明一件事情总能够旁征博引，特别是在遗著中驳斥斯大林手下捏造历史伪造档案时，层层深入，句句反驳，实在值得很多人敬佩，也值得很多人去害怕，女儿和儿子受到迫害致死，也只是让他憔悴几天，随即又投入到著述的工作当中去，直到被克格勃暗杀，死前仍然坚信第四国际有着光明前途。第一次受到袭击，子弹扫过整个房间，托洛茨基夫妇二人躲在床底才免于一死，仍能镇定自若，叫来秘书继续写作。即使在最后，遭到暗杀，头部被冰锤砸破后，还和暗杀者拼命搏斗了五分多钟。不愧是十月革命的指挥者。只是以一个人对抗一个“帝国”，他的命运或许是早已注定了的。
  　　
  　　克鲁泡特金感叹过，两个起源如此相近的民族，波兰和俄罗斯，波兰人是那么勇于反抗专制，俄罗斯人却总是选择沉默。现如今，那些怀念斯大林时代的人们，鼓吹洁净民族的光头党们，都应该把自己身上专制主义的奴才习气洁净洁净。
  　　
•   　　花了一个月慢慢看完。原来感兴趣的有两个问题。一，托如何从列宁之下第二号领袖的位置，被斯大林彻底夺权。二，所谓托派思想，究竟和后来的路线有什么区别。
  　　
  　　对于一，书中只有一章，他解释的原因是人们普遍的庸俗心态造成革命意志的消退，从而导致他这样的革命家不再被人理解和追随。而斯大林个人，无论是素质和手腕，在托看来都不值一提。
  　　
  　　二，托的继续革命，就是要把红旗插满全球，输出革命；而斯大林要守成。这是当时的说法，后来也是要在全球大冷战的。
  　　
  　　没有看过其他相关材料，仅从自传本身解读。托的失势，从小处说，是他不善于建立自己的班底组织；从大的方面看，当革命成功以后，大多数人希望能享受成果而不愿意继续扩张寻找新的敌人。
  　　
  　　托的自身经历，擅于对外而不擅长对内斗争。对流放这样的失势也看的开。
  　　
  　　托自我评价是一个作家。他把作家看得比革命家、政治家的地位高。
  　　
  　　政治家必须懂得妥协交易，51%对49%就是胜利。而文青会追求极致完美，不断上升，继续革命。
•   　　“回忆录的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次兴盛起来，这种兴盛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原因在于有很多值得讲述的东西。时代越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人们对于当代的历史就越富有浓厚的兴趣。”
  　　
  　　托洛茨基在1929年写下这段话。我没有读过他的自传，甚至都没有见过，这段话是我通过覃里雯知道的。很久以来，我就对历史传记充满着迷恋，这种迷恋已经无从查找其渊源。那些足够配写或者配被人写传记的家伙们无限好奇，我想知道，他们的人生是怎样的迷人才使他们具有了在这个世界上留名后世的资历？
  　　
  　　但是毫无疑问，在阅读过程中我忽略了对于这一原因的探究，而是被人物的经历本身所吸引，毫无疑问，沉浸其中。除了里面的人物不断的在握的大脑里活动言语之外，别无他物。我的大脑不会再去思考我所希望得到的答案，而是完全受到了传记者当事人的支配，任意由它选择。
  　　
  　　这是一次又一次的愉悦的经历，我成了历史的旁观者，但是却无法发表旁观者的意见。我被巨大的时间间隔压的难以思考，只是在懊悔：为什么那时候我没有在现场？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被人为垮的大感觉……
  　　
  　　
  　　
•   先杀后论
•   不错.简明扼要,如药品说明.
•   回楼主...托洛茨基可以算是一个伟大演说家，个人魅力也元胜于钢人，但在政治手腕上来说，和那个貌似忠厚但狠毒无比的高加索人相比差太远了。
  当然托洛茨基的继续革命论乃至在农村建立军事化管理的这些想法比斯大林更左，对人类世界危害更大。从本质上讲他和斯大林乃一丘之貉，我们也只能做这个猜想“要是布哈林执政的话那苏共由列宁建立起来的党内民主会不会那么快荡然无存？苏联会不会有更好的前景？”
•   布哈林好像没有做一把手的魄力 ...
•   就像瞿秋白 说到底都只是一介书生
  理想主义者～
•   指望布哈林不如指望斯维尔德洛夫，这个才是真正论能力论威望在布尔什维克里可以碾压斯大林的人物
  可惜死得太早
•   托氏很有些清高狂狷。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人事问题，他居然在看法文小说。
  约瑟夫是没有被他放在眼里的。
•   这个说法让我想起了切格瓦拉，最终把命送出去的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