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出版时间：1989  出版社：求实出版社  作者：昆廷·斯金纳  译者：段胜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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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追溯了13世纪末到16世纪末，即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着重探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欧洲主要政治思想流派的渊源，其学说的基本内容和对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分析了国家、主权、社会契约和人民的政治权利等观念是怎样从中世纪思想体系中产生，又是怎样在新旧交替的变革中洗去了封建和宗教的色彩，最终成为近代政治理论的重要范畴。
作者认为：......近代西方的政治思想正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中世纪理论遗产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用户评论 (总计24条)

•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昆汀•斯金纳
  　　
  　　（上）文艺复兴
  　　
  　　前言——写作本书的三个宗旨：第一，扼要介绍有关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政治思想的主要著作；第二，利用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起的政治学说来阐明比较笼统的历史主题，昆汀说道，正是在13世纪后期到16世纪末这一时期内，从“维持他的国家”——意味着支撑个人地位——的统治者概念决定性地转变到另一种概念，即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定和法制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第三，示范说明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一种特殊方式，本书的方法论在此略去不谈。
  　　
  　　第一部分•文艺复兴的起源
  　　
  　　第一章 自由的理想
  　　
  　　意大利早在十一世纪时就出现了一种赞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与当时的假设——即继承制的君主制是唯一健全的政府形式——格格不入。这些城市转变成独立的共和国，每个城市依照执政官而非统治者的意志进行治理，且执政官也是每年更换以遏制其权力欲望，从而维护人民的自由。且执政官的统治也逐渐被另一种制度所取代，即政府中心是一名叫做podestà（市政官员）的官员，他被授予了该城市拥有的potestas（最高权力），由选举产生，另一核心则是由四十名左右的社会名流构成的参议会。意大利北部城市大多采取了这种共和自治政体，在此制度之下，他们享有了事实程度上的独立，在法律上却仍是罗马帝国的附庸。
  　　
  　　为了维护其自由，诸城市在击退了外来的武装进攻的同时，也发展了其政治思想。反对帝国干预城市自由时有两个明确的概念：维护主权与捍卫现有的共和制。“自由”一词在此既是指政治独立，又指共和制。
  　　
  　　为了弥补其弱点——捍卫自由的宣言没有法定效力——就必须对古代法典的权威态度有根本的改变，这里突出的人物是萨索费拉托的巴尔托鲁。他的首要贡献就在于方法论，即当事实与法律相冲突的时候，必须使法律符合事实，而非传统上与之相反。故而按照意大利如今的实际情况，城市本身由人民组成，人民具有绝对的统治权，拥有和皇帝一样的权力——他进而扩展了君主的概念。他提出，“在一个承认有上级的城市，凡事应请明君主，若不成，则可自行执行规章制度。城市便是国君自身。”另又声称，“城市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安排，必须能够维持已确立的共和自治类型。”在上诉制度上，自由城市中人民成为上诉法官，成为唯一存在的上级。
  　　
  　　在与帝国斗争的同时，意大利城市的盟友便是教廷，然而教廷对于世俗权力的扩张，又使得城市向帝国寻求帮助与自由的依据，在夹缝之中生存的城市必须要寻找一种既不会让教皇来干涉自由，又无须将自由让与他人的方法。在这种境况下，帕多瓦的马尔西利奥提出的观点是，一，教会并不是一种能够形式任何法律的、政治的、或者其他强制权力的组织。首先要拒绝教会的免税权力，“凯撒之物归凯撒”，表明在财产上要服从现实统治者，继而拒绝教会不受民事法庭约束且可以干涉法律的权力。“任何权力都来自上帝”，故而教会只能被看做一个信仰者集会（congregatio fidelium）；二，保卫教会会议至上主义来反对教廷君主国，世俗当局应当提升对教会的权力，“无论何种强制性权力，都理所应当的由信仰坚定的人类立法者来执行”，而不是教皇，也不是红衣主教或者任何教士集团。马尔西利奥的目的在于，证明共和国理所当然应在法律上完全独立于教会之外，从而职责教会想要支配和控制共和国事务的努力是“不公道的专制”。
  　　
  　　第二章 修辞学与自由
  　　
  　　但是共和国的自由并未维持多久。由阶级分裂造成的内乱和暴动为君主制走上台前的机遇，也就由此诞生了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即称颂君主们为统一与和平的缔造者。但在即便大潮之下，也有寥寥城市努力地捍卫着共和自由的价值，例如米兰。对于13世纪末的共和自治的首创者来说，有两种政治学分析传统，一来自于经院哲学，一来自于修辞学——正是两种传统使他们得以维护他们的政治经验所具有的的特殊价值并使之概念化，从而证明维护自由可以与保卫和平相一致。
  　　
  　　先来说修辞学，其本身的目的在于：提升以最大限度的清晰和说服力草拟官方书信和诸如此类的文件能力。但是修辞学家们渐渐偏离了原先仅关注书信格式和书信范文的传统，转而开始关注共和国的法律、社会和政治事务。在13世纪，书信写作和正式公开演讲艺术相结合，对公开问题的讨论做出了贡献，由此也就产生了两种写作题材：新型的城市编年史与箴规编类的书籍。而后者则让修辞学家们以天然的政治顾问面貌出现，再也不针对日后会成为司法官员的学生来写，而转而面对官员；这一类书籍为日后君主宝鉴类的著作确立了榜样。
  　　
  　　修辞学者认为，学习修辞时不仅仅要灌输写作规则和技巧，还要适当地研究和模仿古典作家。由此，学生将古典诗人、演说家和历史学家不仅仅看做各种文体技巧的大师，而是当做本身就值得效仿的文人，十四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就此滥觞。与此同时，在贵族政治迅速发展而选举制日益衰落的境况下，修辞学使人们得以对城市共和国特有的政治价值进行全面大规模的辩护，这些作者发展了一种意识形态：致力于维护共和自由的中心价值，而且在分析其存在弱点的缘由，以保证其生命的延续。
  　　
  　　而修辞学是如何为自由提供辩护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自由在这里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独立和共和自治。共和自由衰落的原因在于，一是因嫉妒心的腐蚀而带来的社会和谐的缺乏，二是私人财富的增加。斯多葛主义在中世纪意大利学者中兴起，并不与教会相关，而是学者们认为贪婪和奢侈会侵蚀传统的共和自由。若要维护自由和保卫和平，谋求个人幸福与城市繁荣的统一，便产生了两种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颇有影响的思路，一是以休谟为代表的观点，二是以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为代表。休谟认为只要有强有力的政府就可以杜绝腐败，若政府执行不力则无可挽回。而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则认为，若统治者堕落则再良好的制度也无计可施，相比于制度，统治者个人的道德更为重要。所以关键不在于制度，而在于统治者、人民和法律的精神。
  　　
  　　其中，拉蒂尼属于后者，认为“衡量是否真正高贵的唯一准绳必须是具备德行”，“德行在哪里，高贵就在哪里”。与有效政府有关的并非是他的机构而是运行这个组织的人的观点和精神，故而作者向统治者们进献种种真眼，重申主要德行的古典象征。拉蒂尼提出，君主应当“审慎（先见、谨慎、知识），节制（诚实、清醒、节欲），刚毅，有耐心，不屈不挠，有正义感”；且要避恶行，不要满足于貌似德行而怠于实践，避免各种吝啬与贪婪；除此之外，统治者的最高职责则在于保证刚正不阿的典范，不惜一切抵挡诱惑。
  　　
  　　
  　　—未完—
•   　　 与施特劳斯学派在国内学界的风光无限相比，剑桥学派多少显得有点冷清。其中的道理不难明白，施特劳斯学派在提倡“经典细读、慢读”的原则下，实则有一种“天下之道、舍我其谁”的傲慢，可以让青年学人产生一种学术自负感。如今投身于施派门下的青年学人，其门户之见日深，比之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各大门派有过之而无不及。施派对于古典文本，有一种近乎迷信般的崇拜，甚至一些真伪可疑的版本，施派也一概不论，不去考订文本，反而径自拿来阅读。君不见，如今不少施派分子，练着篡改的《九阴真经》，俨然成为走火入魔的“欧阳锋”。与之相反，剑桥学派宛如少林功夫，乍一看无甚花哨，然内力雄厚，一招一式皆有板有眼、扎扎实实，看似浅显，实则博大精深。然武林之中，投身少林一脉毕竟少之又少，“一典在手，神功即成”的神话吸引了太多太多的“东方不败”，大家阉割了对现实的触感，一头扎向施派的《葵花宝典》。剑桥学派掌门人昆廷•斯金纳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在中国遭际的冷遇，正好反映了当下这种浮躁的学术状况。
  　　
  　　 一、版本问题
  　　
  　　 对于不通英语的读者而言（通英语是指可以读英文学术著作，而不是指过英语六级、八级、托福、GRE的考试机器，甚至也不应包括不懂政治哲学的英文教授），中译本的版本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时下市面上流通的奚瑞森、亚方的译本，其翻译让人摸不着头脑，反而不如段胜武等人译的1989年的版本（后来这个版本就没有再印刷过，据传，段胜武后来放学从商去了）。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学术风气与上世纪80年代真不可同日而语。
  　　
  　　 二、该书与施派观点的区别
  　　
  　　 剑桥学派的掌门人昆廷•斯金纳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前言中指出：“研究一部政治哲学代表作的来龙去脉，不仅能更多地了解到该书写作的原委，我认为这还能使我们掌握一种方法，借此能够更深刻地洞察其作者的本意；而按‘经典派’特别推崇的方法，单纯翻来覆去地读原著，我们是没有希望做到这一点的。”这段话可以视为剑桥学派的纲领，其中所讲的“经典派”，就包括施特劳斯学派。施特劳斯学派强调阅读经典、细读文本，并无过错，也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的。但他们的“细读”，只是就文本解读文本，由此产生的大量二手文献，不但没有让我们更加接近“原文”，反而有“越俎代庖”、取代“原文”之嫌，比如，该派掌门人列奥•施特劳斯的《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索》，就大有对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和《论李维》取而代之的嫌疑。该派对伽达默尔“先见理解”的思想进行批评，自己却妄加了一些“哲人与大众的对立”、“显白与隐微的教诲”等先见，使文本成为了他们“六经注我”的工具。与之相反，剑桥学派则强调在精读文本的同时，不能停留在文本上，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尤其是当时的思想语境，阐发文本的思想。
  　　
  　　 施派虽也提出“历史地理解”，“像古人理解自己一样理解他们”，但其意思在于，那些优秀的古人只关注“永恒的话题”，很少与同时代人哪怕是同时代的思想家交流。“古来圣贤皆寂寞”，圣贤与古代圣贤的交流密度，要远远大于身边的圣贤或准圣贤。这种方法论的偏见，使得我们看到施派对文本的解读中臆测的成分很多，一个显明的证据是：施派分子常常在同一文本的解读上有很大的歧义。只就文本解读文本，难免不会添油加醋。而剑桥学派将文本置于历史背景，将理论置于实践中检验，就多了一分说服力和现实感，也让我们知道：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不是从天上来，不是从读古书中来，而是从生活的砥砺中、从与时人的思想交锋和吸纳中产生。所以，在重视古典的思想资源方面，剑桥学派更推崇古罗马的西塞罗（大多结合时代背景进行了转化），而施派则更重视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喜欢贴着古代大师走，信奉“大师即真理”）。
  　　
  　　 三、重新发现思想者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共6百多页，分上下卷，上卷讲文艺复兴，下卷讲宗教改革。书中涉及思想家人数众多，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彼特拉克、但丁、马基雅维里、路德、加尔文之外，其笔墨更多地放在了一些我们并不太熟悉甚至未曾耳闻的人物上，如：巴托鲁斯、布鲁尼、波焦、贝扎、莫耐等（还有很多，未能一一列举）。那些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巨星”们，其思想不仅仅是由于自己的天才，或者来源于对古代思想资源的挖掘，而更多的是来自同时代人共同思考的成果。比如在宗教改革期间，起历史推动作用的，不仅仅是路德、加尔文这样的明星改革家，有很大一部分是一些小册子作者，这些作者或者匿名，或者名不见经传，但他们的思想却颇为前卫、激进，对当时的宪政主义思想萌芽起到了很大的催动作用，并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博丹、霍布斯、洛克等近代思想家。后来所讲的“社会契约论”，在这个时期，也已有其思想先声。
  　　
  　　 所以，所谓历史书上的那些思想家、天才，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的幸运，让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如此光芒夺目。实际上，当我们潜身历史深处，会发现，在他们同时代，有很多与他们思想不相上下的人物。重新挖掘这些历史上的思想失踪者，并以此关照当代现实，或有不少启发意义。
  　　
•   　　摘自《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朱谷力
  　　
  　　 在今日看来，“民主”和“法治”理念正是人类于文明进程的巨大贡献，然而三百年前，这还只是人们思想中萌生的尚未成熟的概念。三百年来，民主、宪政、法治理念经历了深刻的发展，其曲折经历恰可以通过一本本经典之作串联起来。回味经典的过程既是品读民主、法治等核心理念的过程，也是思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民主、法治实践的过程。
  　　　　相对于众多历史悠久的“大部头”经典之作，本书的出版历史似乎要逊色一些，这部出版于上世纪70年代的书略显年轻。然而这丝毫不影响本书在现代政治思想领域的经典地位。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评选中，这本书入选50年最具影响力的一百本书之列。
  　　
  　　　　“剑桥学派”创始人代表作
  　　　　回首当年，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发展起着怎样的作用？立宪主义产生的背景是什么？这样的背景导致了西方立宪主义存在哪些缺陷？加尔文主义后革命理论对于日后的民主政治发展又有何影响？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这本经典之作中，昆廷 斯金纳回答了这些问题。
  　　　　也许你对昆廷 斯金纳的名字并不熟悉，但这个生于1940年的剑桥大学现代史专业教授却是享誉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界的人物。他是“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文艺复兴时代的共和主义思潮及其对英国和美国革命的影响作出了开创性的分析。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中文版由奚瑞森、亚方译）是昆廷 斯金纳的代表作，是研究中世纪后期到现代早期西方政治思想演变的经典著作。这本书于1979年获得沃尔夫森史学奖，并入选《泰晤士报文学副刊》50年最具影响力的一百本书。除作为代表作的本书外，昆廷 斯金纳的其他著作有：《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哲学中的理性与修辞》、《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等。
  　　
  　　　　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之源
  　　　　这本书共两卷，分别探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主要政治思想流派的思想渊源和政治主张。作者追溯了自13世纪后期至16世纪末，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并通过对这两个时期的社会与知识背景的阐述，展示了在历史环境中研究历史文本的督导研究方法，并对重要的政治词汇和概念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梳理。
  　　　　作者通过分析国家、主权、社会契约和人民的政治权利等观念是怎样从中世纪思想体系中产生，又是怎样在新旧交替的变革中吸取了封建和宗教的色彩，并最终成为近代政治理论的重要范畴，试图告诉读者——近代西方的政治思想正是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中世纪理论遗产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诚然，这本书虽然是研究现代政治思想发展的经典名著，但绝非没有受过批评。囿于历史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书中的一些观点仍有待商榷。然而，经典作品的含义并非是完美无瑕，而是值得后世读者反复品味。
  　　　　有书评人这样评价这本书的意义：昆廷 斯金纳向我们指出了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我们不应该把我们自己的主题或思想强加于过去的思想之上，而应该努力按照他们的本意去理解他们的思想。
  　　
  　　
  　　
•   　　摘自《环球时报》 作者：郭 方
  　　
  　　 斯金纳在梳理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这两段历史的过程中，对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作了系统论述
  　　　　　　系统论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人文主义价值
  　　
  　　　　英国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所著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文艺复兴，下卷：宗教改革），对于关心现代国家与法制观念及相应体制起源的读者来说，是一本必读的学术专著。过去我们在研究一般性的政治思想史与法制史时，往往由古希腊的民主制、古罗马的共和制一下子
  　　　　跳到了近代英、美、法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与法制，有些突兀之感。而我们在接触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这些重要的历史时期的问题时，常常感到对其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各种意识形态难以把握。斯金纳的这部著作就是系统阐释这个问题的一部权威性学术专著。
  　　　　自由、平等、民主、共和、宪政、人民主权、空想社会主义、个人的生存与财产权利、社会福利、革命与反抗的权利等等，这些词汇与概念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但将这些观念及其政治实践的萌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渊源搞清楚却非易事，斯金纳的这部著作围绕这些关键理念，对13到16世纪欧洲历史与政治思想的发展作了系统的论述。但他又并不是简单的叙述历史，事实上，斯金纳是在梳理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这两段历史的过程中，向今人揭示了现代国家观念、法制观念及自由思想的源头。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的研究开始形成
  　　　　本书上卷“文艺复兴”开篇就将文艺复兴的起源与“自由”的理想联系在了一起。作者指出，“自由”的政治观念是意大利北部的市民与城市共和国于12、13世纪在抗击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教皇的霸权、捍卫城市自由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但丁、马尔西利奥等意大利杰出人物在这场斗争中阐明了“共和国”、“人民主权”这些观念，并结合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献，使人文学科的研究开始形成，对政治思想的研究也从此步入新阶段。
  　　　　书中接着论述了为什么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政治学术研究的成就会如此辉煌。作为一个工商业发达，四面有强敌窥伺，经常要进行外交与军事斗争的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人文学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保卫共和国的自由和使公民的素质得到全面发展。从彼得拉克树立了这种理想后，佛罗伦萨的人文学者萨卢塔蒂、布鲁尼、布拉乔利尼等人在他们的著作里，都对城邦民主时代的希腊和共和时代的罗马的政治制度与公民品质进行了深入阐发，使自由平等观念深入人心。
  　　　　到15、16世纪之交，西欧强大的君主国的兴起对意大利构成了威胁，意大利也出现了王公贵族僭夺城市主权的情况，文艺复兴后期的人文学者面临新的挑战。一些学者认识到君主制在当时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力图用人文主义的理想影响与教育君主，并尽量保卫市民的自由和共和制度。马基雅维里就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他的《君主论》虽然惊世骇俗，但并没有背离人文主义的传统，他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政治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理想有了深入认识后，由此探讨了“政治”与“国家利益”的本质内涵。
  　　　　接着，昆廷•斯金纳又以他对文艺复兴的精深研究，进一步论述了当文艺复兴的影响传播到意大利以北的欧洲后，在法、德、英等国发生的“北方文艺复兴”对现代国家法制建立所起的进一步推动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人文学者运用古典文献的知识对《圣经》和罗马法的批判研究上。尤其是对君主与人民关系的探讨，直接产生了从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君主》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等一系列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著作，莫尔以“乌托邦”的形式表现了人文主义的共和理想，指出由等级制度产生的特权和滥用私有财产是各种社会弊端的根源。
  　　
  　　　　宗教改革者发展了革命的理论
  　　　　本书下卷从分析路德宗教改革的政治意义开始，说明改革的本质在于反对教会拥有统治人民的权力。路德及其他宗教改革者的思想明显受到人文主义者对教会弊端的抨击和对《圣经》批判研究的影响。从14世纪反对教皇与皇帝专制的“教会全体会议权力至上”主义者到研究罗马法的“立宪主义者”，都殊途同归地提出了人生而自由并处于平等和独立地位的“天赋权利”的“自然
  　　　　法”概念，并指出，政治社会、国家与成文法律的形成应遵循保护人的自然权利的原则，任何君主都应遵守由全体人民制定或同意的法律的约束。如果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不公正的侵害，他就有上诉和反抗的权利。这些政治思想在路德等人发动宗教改革运动后，成为欧洲各国改革者进行反抗的理论根据，并与英国及北欧各国以“国家主权至上”原则建立的国家教会的民族意识相辅相成。
  　　　　斯金纳在他的论述中指出，宗教改革的激进主义思潮并没有在否定罗马教会的权威处止步，而是发展了革命的理论，并从16世纪后半期与反抗专制君主的斗争结合起来。斯金纳列举了宗教改革者们的理论：苏格兰的布坎南提出了全体人民有反抗和诛戮暴君的义务；尼德兰的加尔文教革命者也以反抗暴君的理论为武器，通过了废黜西班牙国王的法案；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学者奥特芒从法律和历史上论证说，人民有权选举、监督和废黜国王，最高权力应掌握在会议代表手中；莫尔奈认为人民与国王等统治者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人民建立国家是为了保护其天赋的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如果统治者侵犯了人民的自然权利，人民就理所当然拥有反抗并推翻统治者的权利。
  　　　　昆廷•斯金纳在结论中将这个时期的政治理论与17世纪的英国革命联系起来，指出此时有关近代国家及近代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已经具备。斯金纳的这部著作以深厚的学术功力分析了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的源头，极具说服力。至于其他西方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与不同观点，读者也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并参照它们作出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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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gad.info/the-foundation-of-modern-political-thought-i-notes.html
  　　
  　　
  　　昆廷·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是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名著，作者为剑桥学派的代表学者。引用下一般介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是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昆廷·斯金纳的名著，时间跨度自13世纪后期至16世纪结束，是研究中世纪后期到近代早期西方政治思想演变的经典之作。全书共分两卷，分别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个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想家的代表作、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进行了介绍。同时，作者还重点阐述了这两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揭示了这个时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的转型意义。此外，书中对当时所产生的、今天仍在发生重要影响的一些政治词汇和概念加以追根溯源的梳理，从而澄清了人们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一些误解。”
  　　虽然英文版本我也有，本来想对照着看，但在电脑上看着很累，还是看了中文的。本书的翻译有些拗口的地方，但总体还是不错的。我看的依然是电子版，目前看完了上册，下册正在进行时。上册讲文艺复兴，我以前买过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但只看了一点，对于文艺复兴的知识还停留在一般性的常识上，如文艺复兴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不同，前者是振兴西方文化的传统和源头，后者则是要砸碎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明改造传统；文艺复兴是对人的地位的彰显，将人从中世纪宗教的黑暗中解放出来，将人类放到历史舞台的中心……
  　　每个人在早期对一种知识的认识如果在以后的时间里没有机会更新，就会长久形成僵化和狭隘的意识。其实如果不做研究之用，这些东西几乎不会触碰，所以我有时想，人类的历史被接受的那一块永远是僵化和线性的，永远是因果关系明确和直接的，我们不愿理解历史的复杂之处。顺带提一下，今天在报纸上看到某位北京学者说：“进入现代世界以来，许多国家都经历了由阶级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其特征就是打破有形无形的世袭制和固定不变的阶级、阶层分化，公民权利在所有人群中相对均等地分配，公民命运最大程度地不受出身和暂时身份的影响。”什么叫阶级国家？什么叫民族国家？对这种概念的想当然和稀里糊涂，由此得出的美好结论也是值得怀疑的。
  　　所以认清一种概念的知识谱系，梳理它的历史起源和流变就显得非常重要。否则往往说着这个概念，却指向另外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就很可笑了。在学术圈里，“言多者必不信”，一流的学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化，或者说这几乎是一个起步阶段。斯金纳的这本书本身就是对西方进入近代的思想和社会转变进行历史的还原。在阅读过程中，作者对各种材料的掌握和熟稔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而他的两个主题，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我在阅读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时，就被欧洲宗教历史和由此演进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吸引，或者说我一直想把这一领域搞清楚。斯金纳的那本书的下册可以对照着希尔的看。希尔的那本书我做过很多笔记，改天读完上册，再统一做一次梳理。想必对我会有帮助。当然，我在写这些札记时，尽量将我的知识储备、困惑和思考写出来，这也许仅仅是对个人知识体系的一次小小的梳理。所以我尝试将想象的读者设定为我自己。
  　　此外，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尚无中文译本，不过在pku的欧洲研究中心网页看到一个博士说已经翻译了第一卷，待出）三卷本我也下了电子本，等去上海后再读。这个领域其实我比较陌生，因为专业不符，但却很能勾起我阅读的欲望。既然最后选择去上海，那就不要荒废时光，希望几年之后，内功修炼的足够厉害，各路武林门派的招数都能略知一二，杂学才能成才呀，郭靖张无忌老师，向你们学习，你们要淡定。
  　　一
  　　读完上册，才知道为什么波普尔要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攻击柏拉图，我曾在一篇读书笔记《纸上谈兵》中提及过波普尔对柏拉图历史主义的批判，侧重在本质主义。读完这本书，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原来柏拉图可以说在政治学说中处于国家主义的位置，所以波普尔从历史经验上找到柏拉图作为哲学的源头，借批判柏拉图及其影响下的西方本质主义思维惯性。波普尔的所谓渐进社会工程，就是否定革命，赞成社会的点滴改良，对于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他把这种愿望的根源归结为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本质主义。因此从政治思想上，他属于自由主义。
  　　莫尔的《乌托邦》得出了柏拉图式的结论，马克思和考茨基把莫尔当做了社会主义者而不知他一方面批评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又为国王效劳。而马基雅维利简直就是国家理论最激烈的拥护者。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恰恰在于他与同时代人那种表面赞颂美德实际是保守地维护统治阶级秩序和利益有着遥远的距离。这里的统治阶级，指的是贵族及其子弟。为什么将一种学说和观念历史化显得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当代思想资源必然将历史当成意识形态的战场。
  　　“君王宝鉴”式的写作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主要的论述形式。这些人文知识分子著述规劝君王与贵族，企图用雄辩术和演讲来为国家和社会指明方向。插一句，马克思主义常说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但实际上一个社会的贵族精英和官僚阶层是客观存在的，在权力结构上，他们是决定一个国家政策的群体，在共和与民主政体中，贵族精英们喜欢的是民主而不是共和，因为民主体制可以保证精英阶层的利益，也可以保证一个国家是由精英们统治，而不是由平民参与的权力组织进行决策。
  　　激进的社会革命摧毁的不仅是国家权力结构，还有社会结构，后者的残酷程度往往无法想象，也无法控制。这就是为何中国的近代革命如此漫长而残酷。五四激进思想从根本上就是要彻底摧毁传统中国赖以维持运作的文化和社会机制。1949之后，这种历史进程实际上一直在延续，中国革命的彻底一面在于它摧毁了传统社会机制，在废墟上建立的社会机制由动员转向了控制，在1949年以前，中央政府的权力基础之所以薄弱，恰是因为它的革命没有将传统中国的社会机制摧毁掉，而是在它的历史累积与瓦砾堆上重建了社会分层。因此它必然将历史累积的沉重包袱一并揽了下来。90年代国内保守主义兴起，一个可以料想的政治意图即是用传统文化来缝合革命所造成的社会机制的崩溃以及（扭曲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道德体系和社会价值观的混乱。但他们视而不见的是中国社会控制的密集程度超过历代王朝，而传统文化和伦理又往往被统治阶层视为工具。而实际上，统治人们日常生活的还是传统伦理的那一套东西，你还提倡它干什么呢？
  　　二
  　　再谈谈马基雅维利。我之前读过他的一点《君主论》，对他有一个印象：就是他鼓励君主可以为了国家做一些不道德的事，而这种事又是不可避免的。
  　　马基雅维利：“统治者与人民的美德不一样。人民的主要长处在于他们对温顺的服从有着特殊的倾向性。人民只要求不受压迫，因此在政治生活的戏剧中，指派他们担任右台词的角色几乎没有困难。只要他们的统治者不掠夺大部分财产或荣誉，他们就心满意足，而且基本上柔顺。”p200
  　　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以平常人的道德尺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这个印象使我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统治者难免犯错，他们做了坏事也许也是迫不得已。尤其是对一个中国人而言，这种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非常容易被接受，比如我们经常被教育：政府也有困难，请大家多体谅。所以很多人质疑：为什么你是一个受害者而要站在政府的角度想问题？这不是有病吗？这不是劣根性吗？这不是奴性吗？
  　　的确是有病。我们从小就没有接受过真正的政治常识的教育，政府是人民交税养的，他们的第一原则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作为个人，你不首先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而要花费心思为统治者分忧，吃饱了撑着。社会问题很多是需要大量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去解决的，政府完成不了或者也不应该由他们去做的事，就需要大量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去完成。社会组织的薄弱，只能说明政府对权力把持过紧，不愿松手。各种官僚不是对手中的权力负责，而是对手中权力实际的赋予者负责。此种体制的自循环与封闭也使其成为惊弓之鸟。
  　　事实上，如果不回到马基雅维利的时代，不把他的思想放回到历史现场与脉络中，当代人就很难理解他。文艺复兴是在反抗中世纪教廷与教士阶层干预世俗政治权利的背景下展开的，它回到了西方历史的源头寻找变革的思想资源。文艺复兴重新认识了人的问题，批判了宗教组织对世俗权力的掌控，而在罗马教廷对各个欧洲宗教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背景下，欧洲民族国家才开始真正兴起，在限制罗马教廷的世俗权力的过程中，民族意识也开始膨胀。罗马教廷对欧洲的独立政治权利被一点点削弱，各个欧洲民族国家在这种历史运动中渐渐形成了独立的国家意识，将国家世俗权力与宗教事务进行了分离。因此西方世界在此过程中才真正完成了一次文明的华丽转身，此后的启蒙运动、科技革命、工业革命、自然理论的突破等等都是这种影响的后续。所以在世界历史上，常常把1500年作为近代的开端。
  　　马基雅维利之前的时代，君主的统治权力由罗马教廷教皇作为上帝的中介而授予，所以亨利八世想离婚娶个新老婆还必须得到教皇的书面批准，否则离婚就没有合法性。所以亨利八世比较仇恨罗马教廷，也大概有这个私人原因。与马基雅维利同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对“命运”的看法开始出现一些宿命论的调子。这实际上与正统的宗教话语体系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比如马基雅维利将命运比喻成一个女人，人们可以通个人的努力战胜命运，征服命运。而在基督教中，个人对命运的态度不是反抗与战胜，而是接受。所以路德在鼓励个人与上帝直接交流，反对教廷拥有世俗政治权力和暴君统治的同时，又坚决反对人们用暴力的手段反抗暴君。所以以前看路德对德国农民起义的谴责态度感到疑惑不解，因为你既然通过新信仰鼓动了人们的变革热情（宗教改革不是单单限于宗教领域，它必然牵涉到政治和社会层面，因为在此之前，宗教与世俗事务紧紧裹在一起），又反过来谴责这些支持新信仰并且通过行动履行新信仰原则的人，这就很奇怪了。读完这本书，我才明白，路德教义本身的政治潜力实则是把双刃剑，它从神学出发必然以神学为终点，而在政治革命的世俗进程中，不可控制的恰恰是依据此类思想原则采取革命的行动。所以即使是一种激进的思想，其背后必然带有保守的性格。当革命真正发生时，当初鼓吹革命的人都消失不见了。他们会以反革命的新面孔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
  　　三
  　　对于（城市与国家）统治者，马基雅维利赋予他们一个新形象：半兽半人。他说由于统治者被迫懂得如何像一条野兽一样行动，因此学会了既模仿狮子、又模仿狐狸的行为。这种形象在他的思想中是肯定的，斯金纳说这是因为马基雅维利对人性持悲观态度（p217）。对人性的悲观态度并不新鲜，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以及整个基督教体系，都是对人性持一个悲观态度，原罪，得救，堕落等等都在同一话语体系。而在我的阅读印象中，对人性持乐观态度的往往出现在文艺复兴中那些赞美人性的作品和在宗教诞生之前人类轴心时代的思想中。比如《十日谈》对宗教结构的批判是通过赞扬自然人性，在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的电影《十日谈》中，各种性欲的镜头与场面直接出现在宗教场所中。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中心主题：美德可以战胜命运，即美德有助于克服命运控制我们事务的力量。为什么这些人文主义者不停地谈论美德或品德？而马基雅维利却大谈君主与平常人不一样的“美德”——君主甚至可以作恶，只要它的结果有益于国家（城市）。斯金纳分析说，这是因为其他人文知识分子在谈论美德的同时意指美德的拥有者只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那么谁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呢，只能会贵族及其子弟。所以人文知识分子谈论美德的重要性，背后就是要提醒那些无所事事的贵族们，不接受教育及其新知识，就不会有美德。而一般平民如果接受了教育和新知识就有可能有美德，那么贵族的地位就会受到动摇，所以贵族朋友们，你们要居安思危。
  　　这是非常有趣的。按照我们的理解，这些精英知识分子们倒是真会操心，因为只要这样才能保持住整个社会的权力等级结构不发生变动。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赞成精英统治与民主体制。而马基雅维利则明显不同，他的君主可以作恶的思想说明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他赞成人民参政、肯定共和制度及平民政体，更将他的政治思想与上述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分开了。笼统地说，马基雅维利在政治思想上兼职就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是一个左翼的人文知识分子。比如他质疑人文主义者关于自由理想的若干流行假设，认为人民参政的重要。
  　　在与圭恰迪尼的论战中，马基雅维利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教人做坏事的老师，有着一个凶恶的形象。两人的论战文字有些非常精彩，比如圭恰迪尼批评马基雅维利，说他颂扬分裂犹如由于某种治疗某个病人的疾病的药功效良好而颂扬他的疾病本身。
  　　四
  　　下面谈一段与当代中国或许有联想的历史。马基雅维利的时代，佛罗伦萨的精英们正在研究威尼斯的混合政体，大量的研究“自然转向复制其制度”。在当时，威尼斯政治社会稳定，而佛罗伦萨由于战乱导致政体不稳，一批知识分子转而羡慕和学习威尼斯的稳定政体，研究威尼斯混合体制的成就，希望根据佛罗伦萨自身的情况，引进“威尼斯模式的修改型”。“13世纪以来，佛罗伦萨政治学说的主题之一便是两种信念，一种信念是认为一切内乱必须作为倾轧而加以取缔，另一种信念认为倾轧是对政治自由的最严重威胁之一。这是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史上根深蒂固的观念。而马基雅维利是个异端（p282）。“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他们未能认识到古罗马的“骚乱”乃是公民积极参政的结果，因而乃是最高的公民美德的表现。所以，他们没有达到马基雅维利明显认为的一种根本性的政治洞察力：“一切有利于自由的立法都来自阶级之间的冲突。”因此阶级冲突不会使共和国解体，只会使共和国巩固（斯金纳，p281）。上述内容的确很有意思，可以写篇文章专门谈佛罗伦萨引进威尼斯模式。当然，这对我来说困难重重。
  　　“马基雅维利的论点使当时蔚然成风的对威尼斯的那种“宁静”的重视态度蒙上了重重阴影”。在政治自由与政局稳定之间，君王宝鉴派争论说，政府的最重要任务与其说是维持人民的自由状态，不如说使人民享有安全与和平（p197）。
  　　在共和形式的政府统治之下，人民的自由是如何渐渐受到威胁或竟至丧失的。这些人认为：过分热衷于追求私人财富乃是使自由和公共美德难以维持的主要危险之一（p252）为什么共和政体会使人民的自由渐渐丧失？共和与民主政体的具体区别究竟在哪？我自己到目前为止也没彻底搞明白。不过马基雅维利肯定平民政体和大议会统治。而圭恰迪尼则支持贵族形式。
  　　五
  　　下面做些摘录与点评，有些与上面的内容有呼应。
  　　昆廷·斯金纳：“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国家被看做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唯一源泉，而且是他的公民效忠的唯一恰当目标。”世俗政治与宗教分离之后，统治者的权力来源就是一个新问题，以前是必须通过宗教机构做中介，现在则直接来源于上帝。一套新词汇也必然出现。
  　　一种观点强调：政府只要其制度强有力就有效，只要其机制未能有效运转便腐败（这种观点的杰出代表是休谟），另一种认为，倘若控制政府制度的那些人是堕落的，即便是最最出色的制度也难望塑造或约束他们，反之，倘若这些人是有道德的，制度健全与否便是次要问题。正是这个传统（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强调：需要首先维持的与其说是政府的机制，不如说是统治者、人民和法律这三者的精神。可以说早期的修辞学作者正是持第二种观点（斯金纳，p82）。
  　　奥古斯丁曾把政治社会描绘为强加于堕落的人以拯救他们的罪恶的一种神授的秩序。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则把城邦当做是达到纯世俗目的的纯人类的创造（p90）。
  　　人民权利的转让与委托的区别。
  　　巴托鲁斯和马尔西利奥都假定，人民事实上都愿意为了方便起见委托“进行统治的角色”代表他们行使他们的主权权力。p109
  　　如何确保“进行统治的角色”的行动事实上始终全部置于握有主权的全体人民的最终控制之下p109
  　　马尔西利奥：非选举产生的国王统治着并不心甘情愿的人民。这些国王很容易忘记他们的真正地位仅仅是被任命来执掌法律“以造福公众”的当选官员。
  　　民众主权学说，主权在人民手中，人民只能将主权委托，而不能转让予人。
  　　12世纪后期专制君主及其继任者为自己辩护的主要口实：要维护共和自由，就必然产生政治混乱，可是由一位独一无二的绅士统治却总是可以保障和平。
  　　人民有可能享受和平的的幸福而不必丧失自由：其关键是保证由人民自己来发挥“和平的保卫者”的作用。p113
  　　卡里古拉他希望全体罗马人总共只有一个脖子。p138
  　　布鲁尼将一部罗马史当做最明显地证明他的这样一种信念的证据：人民只要有参加政治事务的自由，便能创造伟大业绩，一旦这种自由从他们手中夺走便必然沦为堕落。p139
  　　15世纪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重新出现这种人的本性与能力的反奥古斯丁观点。即对人性持乐观看法。
  　　文艺复兴后期政治理论。为君主们举起一面“镜子”，为他们提供一个理想的形象，并要求他们尽力彻底地对照一下。p190
  　　法学人文主义者：关于法律和政治原则的讨论往往越来越多的转换为关于历史先例的讨论。于是在相应的程度上，历史就成了意识形态：对政治论辩的引导开始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以此为基础，陈述形形色色的“古代体制”对立主题的指示作用。政治论辩的基础改变，求助于自然法——求助于历史，对16世纪后期革命意识形态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p319
  　　人文主义者对《圣经》的研究对16世纪政治思想的发展的影响。
  　　随着对《新约》知识的增加，人们开始广泛地注意到一种具有非常大的政治意义的潜在影响：教廷的世俗权利与现有组织与原始教会的原有理想和制度严重脱节。p326
  　　虽然毫无疑问唯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最充分地表现美德的却永远是传统的统治阶级。p363
  　　所有的北方人文主义者后来都进而说明了对于传统的统治阶级的这种信念所依据的比较一般的和非常保守的道理。……为了维持秩序最为良好的政治社会结构，我们不应该损害任何现有的社会荣誉，而是相反地应该尽可能维持这些社会荣誉。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术语说明这一至关重要的理论，声称维持这种“秩序”是以维护现有的“等级”为前提的。p364
  　　到了莎士比亚时代，关于政治制度的静止画面，等级与秩序，开始受到16世纪后期的宗教激进派和政治革命者的破坏性的质疑。
  　　人文主义者使人文教育在公众生活的地位提高。贵族阶级也开始意识到学识的重要。
  　　在16世纪的后期，贵族子弟开始充斥意大利以北地区各大学，他们日益增长的学识，使得这个阶级相应地似乎有道理声称，在传统的贵族阶级身上确实可以找到最高形式的美德和真正的高贵；而这也就必然有助于保证基本上消除由于重新获得学识而对既定的阶级结构所带来的危险。p370
  　　伊拉斯谟基本上本着柏拉图《共和国》的精神设想：政治理论家应考虑的基本问题必然是如何在共和政体范围内维护正义的法则。
  　　马基雅维利则更多本着近代功利主义者的精神假定，应该问的基本问题必然是如何维护共和政体本身。p381
  　　六
  　　针对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思想史的写法，我手边刚还有他的论文《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回头再读。
  　　社会的变迁不是人们接受了一种新思想然后就开始改变这么简单。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几乎所有的官方和学术论述中，都将其称之为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开始的历史进程，为此封了一个“总设计师”的名号。按波普尔的说法，社会是根本无法设计的，因为人类历史的累积造成巨大的传统，这是任何一种社会变革无法忽视的问题。
  　　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期，中国的农民早已经开始自觉的“探索”——这是因为他们饿得太久，穷得太久。改革开放根本上是被动的，或者说它的起点是底层的主动压倒了上层的被动。这是在前不久读到卢跃刚的一次演讲受到的启发。以前我也总认为改革开放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现在则可以分开来看：一方面是下层长久积压的历史能量推动了改革，另一方是上层面对此形势不得不变，某种程度上是重新整合与利用了社会情绪。但一旦启动，改革就是无法阻挡的，某种程度上，不会轻易受到上层意志的控制。80年代的民主运动，就是上层技术官僚企望单方面引进西方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而在意识形态上打压随着上述舶来品一同来到的“普世价值”。这一方面充分说明改革的被动性，也暴露出改革本身就是单面出击。原来被国家体制力量捆绑的部分资产与人流，一下子出现松动，这当然就是历史的机遇——无论是资本原始积累还是新一轮圈地运动，都有能抓住历史机遇的人。所谓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自然也包括“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权力及其近亲。所以深刻的社会变动完全无视历史的累积与结构，必然造成意料不到的严重后果。海外那些隔段时间就预测中国会出现大的社会震荡的预言总是落空，并不是中国模式本身的消化能力有多强，而是这种模式的解释框架出现了问题。中国现在的开放程度可能是其他国家无法想象与理解的，一方面传统文化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但由于这一百年不断受到（启蒙）知识阶层的攻击，元气大伤，在文化重建的意义上对待传统文化总是会出现犹豫不决、拖泥带水的态度，什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都是扯淡。这种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受到国家知识精英的攻击固然是内心焦灼心态的表现，但也在客观上冲击了文化重建的历史基础。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从五四激进反传统到文革激进毁坏传统的象征文物再到80年代新启蒙时期再次将传统文化当成了靶心，直到经历80年代末的挫败，一部分知识分子才开始以“新儒家”为身份、以保守主义为立场集中发言，为传统儒家文化重新寻找在文化重建上的位置。但很少人注意到，在文化的背后，这种新思潮在社会大众层面引起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潮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与政治的一次亲密接触。虽是同床异梦，但结果却是双方都满意的。
  　　2010年7月20日-8月4日，广州
•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又译《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译者为段胜武等。此版本的翻译尚可，有兴趣的学友可对照商务版本，两者的差别不难看出。 透露一点小道消息，貌似译者段胜武弃学术而从商了。呵呵
•   商务/译林的译文有用词不太恰当的地方，也有作品名不稳当的地方，但不差。接受了他的语调，获取信息没有障碍
•   读完全文，也没有发现具体使用剑桥学派的方法揭示出具体施特劳斯具体哪本书哪个观点有谬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是整本书全部出错了么
•   LZ的意思是比商务译的好？
•   很早以前通过往复看过这篇。这书1989年就出过译本。
•   受诟病不就是这个中译本吗？斯金纳著作的中译本似乎从来没有好评过。
•   是另一个, <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
  译本总之都不讨好.
•   我对照过, 觉得还行, 已经不容易了.
•   我印象中是有人“诟病”过的，翻了一下往复的老帖，云中君这样说过：
  “我知道商务出版了斯金纳的巨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我虽然没有中文译本，但从网上读到该译本前言的翻译，发现其谬误远比李宏图严重，而且有很多是非常基本的错误，比如将英文"二手研究著作"(secondary works) 翻译成“次要的著作“，真是难以想像。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这样重要的著作，而且是由向来以翻译水准高为招牌的商务出版，水准也如此之低，是不应该的。难道偌大的中国，就连找一位能精确翻译这样一部著作的人都没有吗？或者说连找一个能仔细校对翻译的人都没有，我真的很想不通。”（http://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s=&threadid=21675）
  一直没买商务的这个译本，倒是在网上下到1989年求实出版社的译本。从俗认为老译本保险些，也就将就开始读了。照malingcat这么说，哪天买一套商务版去，毕竟云中君只对照了一个前言。等自己能力强点，再搞个英文版，嘎嘎！
•   呵呵，我说这文怎么似曾相识呢
•   我们几个往复人对云中君论斯金纳没下文一直耿耿于怀。
•   呵呵, 我不大习惯往复. 看来楼上各位都很专业啊. 欢迎批评.
  我这篇是2003年写的, 但说到专业, 还是彭刚老师等人写得好.
•   “买本什么书好呢，“经典”还是“思想”？经典之皮不存，思想之毛焉附？但是，且慢，没有思想之灵魂，何来经典之实体？思想生了经典，经典生了新思想，新思想又生新经典，新经典再生新新思想，循环繁衍以至无穷。恍惚看见巨大的库房，一边是无穷的蛋，一边是无尽的鸡，斯金纳穿着管理员的蓝围裙，拿着厚厚的记录本，嘲弄地看着我：“蛋都曾经是鸡，鸡也都曾经是蛋，你要找的应该是历史上某一特定时刻，看它是鸡还是蛋，最关键是当时的环境氛围，看这记录：驿马动、火迫金星、大利西方。”斯金纳逼近过来，蓝围裙变成了白大褂，“其实重要的是你的心理，你为什么要找此蛋而不是彼蛋、找此鸡而不是彼鸡，还有你想拿它怎么样，炒了、煎了、煮了？吃了还是孵化？你要知道，代为孵化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可是加入这个鸡蛋-蛋鸡世界的最好方式哦。你，要不要来一只试试？”
  哈哈哈哈，太幽默了。幽默诙谐真的是需要水平
•   不是鸡就不会孵鸡蛋，这世界就是这么残酷，但是在你孵蛋之前，又怎么知道自己不是鸡？未来永远在变化，最难变的才是真理
•   斯金纳的马基雅维利还是台湾的译本要好得多。。。
•   借贴请教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考试的英文和能用的英文有什么区别？
  我个人考试成绩还不错，但深感迷惑的是，到底什么样的英文才是够用的？
•   看你说应用的哪方面?
  最简单的我认为是阅读应用.
  认真学半年GRE,看时代就没问题了．
  至于其他，就要长期积累了．
  特别是口语．．．
•   顶了再说，虽说未必有时间翻阅。
•   “对一致性的追求容易造成如下危险：首先，“强行统一”，也就是把不成体系的思想体系化，把不一致的思想一致化，不惜虚构一个更高的信念系统，以解决作者明显的自相矛盾；其次，“寻找托辞”，也就是认为作者处于“被迫害时期”，必须从字里行间去理解他的“微言大义”。”
  ——这段话很像是针对施特劳斯的批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