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3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斌,程桂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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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莫言可以批判——在文学圭臬的衡量下 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所赢得的掌声余音未了之际,编辑这样一部《莫言批判》之书,似乎是对“大师”的不敬,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我们并非昏了头,以对抗性的游戏为娱乐,也并非有破坏“神话”“偶像”的怪癖,或夸张地做着“我独清”“我独醒”的大梦,而仅仅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我们思考着,行动着,做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却自信有这样做的必要。 或许在那些貌似热血者看来,莫言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批判莫言是不识时务,无理取闹,哗众取宠。然而,文学的问题应该交给文学来解决。任何奖项都不是作家的护身符,不是铁血丹书——这当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这样的观点会被智者所认可:莫言可以批判,与其获奖无关,仅与我们对文学的热爱和思考有关。 早在获诺奖之前,莫言便已声名显赫,集“怪才”“奇才”“天才”“鬼才”(当然也是“人才”)于一身,这么“多才”团结在一起,足以证明莫言之才——诺奖不也是证明吗?然而,一切文学的评论应该依据作品本身,而不是靠这些璀璨夺目的桂冠——固然,它们颇具迷惑之力。 对于“文人相重”时期的文学评论,我们有些不以为然。若文学评论成为基于面子与利益的友情演出,评论被置换为表扬,批判退位,那将是文学的不幸——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而言。如果文学批评只是见风使舵,批判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而仅仅是把掌声送给那些显赫的大家,那这样的文学批评还有什么价值可言?我们以为,若莫言获诺奖就仰之弥高,有意回避其创作中的严重问题而不敢批判,与其从事这样无意义的文学研究,还不如归园田居,乐得逍遥与心安。 如果站在理性的高峰而不是极端偏激的立场上,无可否认,莫言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小的成就,曾给读者带来真的启迪、善的熏陶与美的愉悦;也无可否认,莫言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小的失误,也曾给读者带来假的误导、恶的困惑与丑的恶心。 我不会故意地说些偏激之语来放大莫言创作的问题,以便为批判莫言寻找合理的依据,事实上,莫言的创作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不少论者也曾经指出。其问题是如此严重,如此“大”,还用得着多此一举来“放”吗? 莫言高举艺术叛逆大旗,蔑视文学艺术规律,这几乎是他创作问题的根源。红萝卜与红高梁呈现出的艳丽红色,给读者的黑眼珠以刺激的亮色,读者惊呼起来。这惊呼给了莫言莫大的驱动力,他开始在文学的大漠上驰骋,日行千里夜行八百,风烟滚滚,势不可挡,左冲右突,上天入地,率性而为。连莫言自己都被莫言的成功所陶醉,他甚至有些眩晕,他宣称,“庄严朴素的创作者不接受任何艺术原则的指导”,“我看,艺术方法无所谓中外新旧,写自己的就是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顺心顺手就好。……无论在创作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不妨有点随意性和邪劲。”这种言论若不是自以为是的极端狂妄,便是因见识浅薄的极端自卑而生的极端反弹。莫言生在红旗下,其童年至青年却没有能够长在春风里,“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经济的窘困使得莫言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没有享受过艺术阳光的充足照耀与艺术雨露的充分滋润,因此他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然而其不幸的遭遇完全不能成为其蔑视艺术法则的充足理由。 我们当然不必劳神地猜想,莫言是否长着艺术的反骨,但故意叛逆的艺术观念长期盘踞于其脑海中,发芽、生根、长叶、开花、结果——但结出了有毒的苦果。 那么,莫言的创作到底有哪些严重问题,要我们甘冒大不韪来编批判书呢? 第一,醉心写脐下三寸。消费主义穿着黄金打造的“三点式”,在文艺的舞台上搔首弄姿,跳着艳舞,以性感的身姿与妩媚的眼神,引无数作家竞折腰,莫言也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于是,各种关于性的描写,常态的,变态的,人与人的,人与兽的,通奸的,强奸的,乱伦的,真实的,意淫的,丑陋的,恶心的,压抑的,宣泄的……不论有无必要,都慷慨地不吝笔墨,蛊惑着读者的生理而不是引领着读者的灵魂。 语言的修辞方面也显出莫言作品性语言的泛滥。 水瓢在地上弹跳着,咯咯响着,像一只求偶期的雄蛙。(《丰乳肥臀》) 她的神情安详得宛如一只怀孕的母兔。(《丰乳肥臀》) (士兵)右手四个指头握着光滑的像女人小腿一样的枪托脖子。(《丰乳肥臀》) (上官盼弟)在爆炸大队里养尊处优,身体肥胖,好像一匹怀孕的母马。(《丰乳肥臀》) (来弟)双乳在上下一笼筒的黑袍中剧烈摇摆着,大多开着瑰丽的毛羽,好像两只刚刚交配完的雌鸟。(《丰乳肥臀》) 我感到他十分青春,好像一只刚刚能够跳到母鸡背上制造受精卵的小公鸡(《丰乳肥臀》) 月亮吐出清辉,宛如美丽的贫血寡妇。 爹,你这一次可是做大了,好比是安禄山日了贵妃娘娘,好比是程咬金劫了隋朝皇纲,凶多吉少,性命难保…… 皎洁的满月高高地悬在中天,宛如一位一丝不挂的美人。(《檀香刑》) 他的心就如遭受了突然打击的牛睾丸一样,痛苦地收缩了起来。(《檀香刑》) 鸟枪手和弓箭手也满脸的尴尬,走在书院外的大街上,如同裸体游街的奸夫。(《檀香刑》) 鲁迅在《中秋二愿》中,有一愿即是希望文学创作者“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不想,“下半身写作”在今日却成为时尚,莫言作为杰出的弄潮者陶醉其中。余辈虽非封建余孽,但并不能对此持与时俱进的观念,终究看不惯莫言作品中的“满纸性爱言”。 第二,热衷写酷刑血腥。高举叛逆大旗、刻意求新的莫言,疲惫地寻找着可以搬移到纸上的新题材,而眼前却是虚空,于是便闭目养神。一个冒充艺术女神缪斯的女魔头缓步进入了他的梦中,写血腥吧,写酷刑吧,写怎样杀人吧,说完便倏忽不见。莫言以为缪斯光顾,恍惚神灵附体,顿觉精神百倍,想象之思维如脱缰野马,下笔有如神助,便开始了写血腥,写酷刑,写怎样杀人。血腥的场面见于其众多作品,比之于《红高梁》这一小巫,《檀香刑》才是集大成者。请君试看: ……起码是在这一刻,我不是我,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我是大清朝的法律之手! 他将手腕一抖,小刀子银光闪烁,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便如一粒弹丸,嗖地飞起,飞到很高处,然后下落,如一粒沉重的鸟屎,啪唧一声,落在了一个黑脸士兵的头上,那士兵怪叫一声,脑袋上仿佛落上了一块砖头,身体摇晃不止。 按照行里的说法,这第一片肉是谢天。 一线鲜红的血,从钱胸脯上挖出的凹处,串珠般地跳出来。部分血珠溅落在地,部分血珠沿着刀口的边缘下流,濡红了肌肉发达的钱胸。 第二刀从左胸动手,还是那样子干净利落,还是那样子准确无误,一下子旋掉了右边的乳粒。现在钱的胸脯上,出现了两个铜钱般大小的窟窿,流血,但很少。原因是开刀前那猛然一掌,把钱的心脏打得紧缩起来,这就让血液循环的速度大大减缓了…… 赵甲把从钱身上旋下来的第二片肉摔在地上,按照行里的说法,这是谢地。 当赵甲用刀尖扎着钱肉转圈示众时,他感到自己是绝对的中心,而他的刀尖和刀尖上的肉是中心里的中心。上至气焰熏天的袁大人,下至操场上的大兵,目光都随着他的刀尖转,更准确地说是随着刀尖上的钱肉转。钱肉上天,众人的眼光上天;钱肉落地,众人的眼光落地…… 莫言写血腥场面,多从杀人者的视角写,但见赏玩的烈焰熊熊燃烧,而丝毫不见作者怜悯的微光,只有骇人的尸骨令人毛骨悚然,毫无审美的愉悦。 第三,沉迷于丑恶事物。“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众所周知的千古名言,而莫言灌输的则是“爱丑之心”的病态心理,这当然是徒劳的。当莫言愉快而勤奋地把各种丑恶事物堆砌在纸上,企图建造辉煌的大厦时,“大厦”却在众人叹息的风声中轰然倒塌——看看那些建筑材料便可知其因:蛆虫,鼻涕,脓疮,污垢,屎尿屁…… 莫言在《红蝗》中这样言说:“我像思念石板道上的马蹄声声一样思念粗大滑肠的肛门,像思念无臭的大便一样思念我可爱的故乡。”“我多少年没闻到您的大便挥发出来的象薄荷油一样清凉的味道了。”“我们的大便像商标的香蕉一样美丽为什么不能歌颂,我们大便时往往联想到爱情的最高形式、甚至升华成一种宗教仪式为什么不能歌颂?”“像”“往往联想到”“甚至升华成”怕是莫言的虚假想象,即便是莫言的真实感觉,但也不会是正常的读者的感觉。 王金城认真地审视莫言的“审丑”后,指出: 面对莫言小说大面积存在的丑,由于观察视点不同可有多种杂芜形态。有具象写实的丑,有抽象象征的丑;有恐怖的丑,有滑稽的丑;有特写的丑,有散点的丑;有以丑为美的丑,有化美为丑的丑……但是,由于理性的消隐,不管是赋予美的事物以丑的意象,还是赋予丑的事物以美的意象,都使莫言小说缺乏审美意义的丑,而更多的是非审美意义的丑。所谓非审美意义的丑,是指以积极的恶的形式对生活美粗暴地予以否定,表现道义上的恶和违反生活常态的畸形。 莫言不是为美而审丑,写丑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完全有悖于美学的基本原则,有悖于常人的基本心态。鲁迅在《半夏小集》中曾说,“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莫言似乎不懂这个道理,或者懂得这个道理而故意背叛。 第四,迷失于民间立场。民间写作是莫言的座右铭,莫言将其看作是产生伟大作品的法宝。在《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一文中,莫言认为民间写作,“最终还是一个作家的创作心态问题”,他极为看重“为老百姓写作”与“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之分。其宏论洋洋洒洒: “为老百姓写作”、听起来是一个很谦虚很卑微的口号,听起来有为人民做马牛的意思,但深究起来,这其实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其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代言人”“时代良心”这种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的玩意儿在作怪。 所谓的“为老百姓的写作”其实不能算作“民间写作”,还是一种准庙堂的写作。当作家站起来要用自己的作品为老百姓说话时,其实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当然,任何作品走向读者之后,不管是“作为老百姓的创作”还是“为老百姓的创作”,客观上都会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作用,都会或微或著地影响到读者的情感,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不会也不必去考虑这些问题。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因此他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他也不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 “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无论他是小说家、诗人还是剧作家,他的工作,与社会上的民间工匠没有本质的区别。一个编织筐篮的高手,一个手段高明的泥瓦匠,一个技艺精湛的雕花木匠,他们的职业一点也不比作家们的工作低贱。 在讲理论、举例子之后,莫言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真正伟大的作品必定是‘作为老百姓的创作’,是可遇不可求的,是凤凰羽毛麒麟角。”这“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结论着实惊人,令人怀疑他是否要“语不惊死人不休”。按照这一结论来打量文学史,远且不论,鲁迅等致力于启蒙的知识分子的创作,都在可“商榷”范围内了。莫言的言论显然贬抑了那些在创作时有“考虑”的作家,那些“考虑”——也就是莫言说的揭露、鞭挞、提倡、教化,是责任的担当——这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不可推卸,无论以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 莫言既然把民间立场提升到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高度,难免无视民间的固有局限,精华与糟粕不辨,写出了《神嫖》等“民间之作”。 第五,放逐道德评判。尽管道德在许多年前就被问多少钱一斤,于今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个“贵族”,而在文学之中,道德评论常被看作迂腐陈旧而受到指摘。然而,我还是“顽固”地在此重提道德的话题,以固守心中自以为是的“明镜台”。如果文学摒除了道德的因素,善恶不辨,不重视价值判断,不再注重给人以善的引导,不使人向上而是向下,那么,这样的文学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莫言明确说,作家“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他也曾发表玄而又玄似乎高深的言论:“庄严朴素的创作者不接受任何‘艺术原则’的指导,不被任何清规戒律束缚,他们是最不讲‘道德’的最道德者”。然而道德的缺席使得莫言的作品缺少积极的意义,缺少激励人向上的力量。读者在阅读莫言作品中所感受到的是与善相对的“恶”。如《檀香刑》,呈现的是酷刑的赏玩与刽子手的愉悦。在《丰乳肥臀》中,脱离了道德“羁绊”的行为则与动物无异,回到了“原生态”。在《欢乐》《丰乳肥臀》中,我看到的不是对母亲的真诚讴歌,而是亵渎。 解构主义有时是“摇头丸”,莫言服下之后便对道德判断、价值标尺也不屑一顾地摇头了。 第六,漠视女性尊严。在男权社会中,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应该放弃道德和价值评判,而应该有所“考虑”地为女性言说,即便不能也不应该贬抑女性,无视女性的尊严。莫言的作品显示出男权思想的虎踞龙盘,站在男权中心的立场上津津乐道。性是莫言小说的精彩看点,性当然不是雷区,不能给作家设置毫无意义的羁绊,但是,我更关注的是“怎么写”,有无必要,尤其是在“下半身写作”的乔木枝繁叶茂的今天。莫言作品中的女性是为男性服务的,只要有需要就可以达成肉体的狂欢,红红火火的《红高粱》是如此,讴歌母亲的《丰乳肥臀》竟也是如此,而《神嫖》则更显男性的神通。《神嫖》中的乡绅季范先生在大年初一突发奇想,要把高密城中所有的“婊子”招到家中来嫖。季范先生邀请了全城的名流来观看他“神”嫖“二十八宿下凡尘”: “二十八个婊子忸怩作态,淫词浪语,把盏行令搞得满厅的男人们都七颠八倒……婊子们酒都上了脸,一个个面若桃花,目迷神荡,巴巴地望着风流倜傥的季范先生,有性急的就腻上身来……” 季范先生吩咐众婊子:“姑娘们,脱光了衣服,到毯子上躺着”。…… 二十八个婊子脱光衣服并排躺在毯子上,那些绅士名流都傻了,怔怔地看着季范先生,我们的老爷爷说季范先生脱掉鞋袜,赤着脚踩着二十八个婊子的肚皮走了一个来回,然后季范先生说: “汉三,给她们每人一百块大洋,叫车子,送她们回去”。 就如章长城所言,“‘嫖’而能‘神’,可见决非一般的性交易”,“《神嫖》中的‘婊子’则全是性欲的符号,男人作贱、泄欲的工具,流露出浓厚的厌女主义倾向”。莫言不深究妓女存在的社会悲剧因素,却口口声声“婊子”,这些“婊子”完全为男性、金钱而存在,难道“婊子”便没有尊严吗?对照阅读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便知两位作者思想境界的高下。 第七,语言欠缺修炼。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常识,故而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孜孜不倦地在语言方面努力提高,以便给读者提供“艺术”的感觉。莫言在语言方面还应该更努力,其名作《檀香刑》中就呈现出大量的语病,就如李建军所评价,“粗糙和生涩”“不伦不类”的文白夹杂,“是生涩的,失败的,有的甚至文理不通,让人别扭”。“钱苍狼,你枪法如神,学识过人,本督赠金枪,委尔重任,将尔视为心腹,尔非但不知恩图报,反而想加害本官,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本督虽然险遭你的毒手,但可惜你的才华,实在不忍诛之。但国法无情,军法如山,本督无法救你了。”从这段引文看,莫言连文言文的人称代词尚且拿捏不准,也难怪读者“别扭”。莫言对鲁迅有微词,姑且不论莫言的观点确切与否,但就语言艺术来看,莫言远远不能望其项背,尤其是在文言文的修为方面。 第八,叙事不知分寸。下笔有如神助、洋洋洒洒、不假思索、立马可待……是一些美好的词汇,作者果真能够文思泉涌地写出好文章当然令人钦佩。莫言的想象力似乎夸张得惊人,来了灵感便收不住笔,尤其是对于血腥的、丑恶的场面,近距离地逼视,进行自然主义地“秉笔直录”,不知节制与取合提炼。 除了上文提到的《檀香刑》的惊人写作外,还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证:小说《红蝗》则大肆描写九老爷九老妈的淤泥之战,对于九老妈身上淤泥的描写也浓墨重彩: 从头到尾九老妈被不同层次的彩色淤泥涂满。白色淤泥涂在她的小髻和她的脖子上,这种白色淤泥主要成分大概是鸭屎,黑色淤泥涂在她的肩膀到臀部这一段,黑色淤泥的主要成分是不是十年前的水草呢?绿色淤泥涂在她的臂部到膝盖,绿色淤泥的主要成分是不是三十年前的花瓣呢?从膝弯到尖足,这是卧在草地上的九老妈最辉煌的一段,象干痴的血一样的暗红色的淤泥,厚厚地沾在九老妈的腿上,那种世上罕闻的臭气就是从这一段上发出的。 在小说《欢乐》中,莫言描写一些跳蚤在母亲身体——包括肚皮、肚脐眼、乳房、阴毛、阴道爬,并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为自己开脱责任——“不是我亵渎了母亲”。王金城反问得好:“那么会是谁呢?如果不是亵渎,那就是赞美了?”如果莫言把握分寸,就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叙事。 第九,写作限于重复。一个作家如果不能以灵动多变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即便不是严重的问题,然而一味地重复却也不能说是高明。莫言创作的重复是很明显的,王金城曾概括为人物形象的重复、情节的重复、感觉的重复、情境的重复。如人物形象的重复,莫言小说的主角“剽悍粗犷的男人和生命旺盛的女人”,小说《丰乳肥臀》中上官家的女儿们几乎是一个人的“分身术”,如王金城所言:“个个春情烈火,野性娇艳,在情欲上过分张扬,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激情勃起便直奔性的主体,性格上的共同特征是炽烈、轻浮、放纵、早熟、坦率,你很难分清来弟与领弟、招弟与念弟谁是谁。” 莫言创作的问题不少,仅以上所列若能引起莫言、其他作家与读者的思考,便也感到不枉费笔墨了。我不想列出十条,除了因鲁迅说过国人有“十景病”外,也是要与那些常列“十大罪状”的声讨檄文区分开来。 我们由衷地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高兴,我们也由衷地本着对文学的热爱对莫言进行批判。批判莫言也是我们对莫言、对文学的热爱方式。这种批判,是文学的批评——指出问题,奉上善意与期待;不是恶毒的攻击——罔顾事实,进行诋毁与咒骂。这种批判无损于莫言对中国文学的意义——但,更有益于文学。 莫言曾说作家不是为党派而写作,对此我们持赞同的态度,伟大的作家的确应该把仁慈的目光投射到全人类。莫言有自己的文学思考,有自己的艺术感觉与创作实践,我们认为,莫言若果真能爱惜自己的才华,必会在思考后有更大的成就,创作出真正的不朽之作——那也正是我们所非常乐于看到的。 本书所选文章的观点我们未必完全赞同,而选用是因为这些文章并没有恶毒的攻击,有的只是对于文学的思考、不满、质疑、批判与期待。这些文章或是语气谦和,平实质朴,或是锋芒毕露,言辞激烈;或就某一作品进行议论,或就普遍存在的明显缺点展开评判,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然而都真挚诚恳,都足以引起人们的思索。因篇幅所限,尚有不少精彩的文章未能收录。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结束,然而我们还觉得意犹未尽,也许是因为我们一直阅读莫言的作品,并对莫言充满了太多的期待。但是不得不就此打住,并以这样发自内心深处的话作为结语: 批判的目的不在于批判本身,而在于最终的无可批判。 李斌 2012年12月于赣江之畔
内容概要
《莫言批判》内容简介:无可否认,莫言在文学创作上有不小的失误,曾给读者带来假的误导、恶的困惑与丑的恶心。在文学圭臬的衡量下,编者列举了莫言醉心性描写、热衷写酷刑血腥、沉迷于丑恶事物、放逐道德评判、漠视女性尊严、语言欠缺修炼、叙事不知分寸、写作限于重复等九大“罪状”,却仍感意犹未尽。
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所赢得的掌声余音未了之际,编辑这样一部《莫言批判》之书实在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我们思考着,行动着,自信有这样做的必要。
文学作者固然需要肯定、需要鼓励,然而我们以为,肯定不是盲目的肯定,鼓励不是盲目的鼓励。若“捧”的大旗高扬于文坛上空,定然也是对于作者的误导,遑论读者。
如果文学批评只是见风使舵,批判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而仅仅是把掌声送给那些显赫的大家,那这样的文学批评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作者简介
李斌(1979—),男,博士学位,副教授。2010年6月毕业于苏州大学,获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研究。在《学术交流》、《鲁迅研究月刊》、《江海学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欧阳予倩佚文辑录、研究与年谱长编》(12CZW060),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欧阳予倩佚文研究与年谱补遗》(12YJC751032)。程桂婷,女,博士学位,副教授。 2010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获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研究。在《当代作家评论》、《作品与争鸣》、《当代文坛》、《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疾病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影响(ZGW1101)、主持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疾病对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影响(11WX17)。编著:《苏州作家研究系列•苏童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红高粱家族》批判江 春 历史的意象与意象的历史 002——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得失谈汪树东 从价值层面重读《红高粱家族》 013潘新宁 《红高粱》的失误及其原因 022甘藻芝 倒错的“丰碑” 026——评《红高粱家族》第二章 《檀香刑》批判徐兆武 极刑背后的空白 036——论《檀香刑》的主体和主题缺失马航飞 道德感的缺席与身体美学的泛化 043——以《檀香刑》《兄弟》为例李建军 是大象,还是甲虫? 051——评《檀香刑》第三章 《丰乳肥臀》批判蔡梅娟 对真善美的叛逆 070——评《丰乳肥臀》刘蓓蓓 李以洪 母神崇拜与“肥臀情结” 078——读莫言的《〈丰乳肥臀〉解》楼观云 令人遗憾的平庸之作 090——也谈莫言的《丰乳肥臀》阎浩岗 “反着写”的偏颇 092——《丰乳肥臀》对“革命历史小说”的彻底颠 覆及其意味唐 韧 百年屈辱,百年荒唐 102──《丰乳肥臀》的文学史价值质疑第四章 《蛙》批判李建军 《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 110殷罗毕 封闭在历史洞穴中的想象 121——《蛙》与莫言暴力史观的限度朱 威 进退维谷的民间反省 132——评莫言长篇小说《蛙》李 一 思想匮乏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138——从莫言的《蛙》谈起第五章 《生死疲劳》批判师力斌 才华的消费 148——读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李云雷 华丽而苍白 151——评《生死疲劳》毛琴霞 做大作家岂能舍弃道德追求 154第六章 《红蝗》《四十一炮》等批判贺绍俊 潘凯雄 毫无节制的《红蝗》 160李 钧 叙事狂欢与价值迷失 165——评莫言的《四十一炮》宋 昕 无力的炮声 175——观莫言《四十一炮》中创作的滑落常智奇 理论准备不足将使莫言没言 182——读《断手》有感第七章 性•欲望•媚俗批判邓晓芒 莫言:乳恋的痴狂 186孙玉双 媚俗:莫言近期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 197章长城 论莫言小说中的性别盲区 200薛月兵 欲望•狂欢•迷失 206——试论莫言小说中的欲望化书写吴 刚 从颠覆历史到取媚世俗 213——论莫言新历史小说的审美趋势周景雷 莫言小说的困境与“堕落” 218第八章 文化•审丑批判王 干 反文化的失败 224——莫言近期小说批判罗慧林 当代小说的“细节肥大症”反思 231——以莫言的小说创作为例刘广远 颠覆和消解:莫言小说中人的“异化”与审丑 244第九章 心态•感觉及其他批判朱向前 莫言:“极地”上的颠覆与徘徊 254陈清义 论莫言小说的得失 262梅琼林 对立与虚无 271——莫言现象的哲学基点和艺术视角论纲杨联芬 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 281蒋 泥 莫言的文学世界略评 293第十章 王金城的投枪王金城 从审美到审丑:莫言小说的美学走向 322王金城 从常态到变态:莫言小说的性爱诉求 334王金城 从崇拜到亵渎:莫言小说的母性言说 343王金城 消解崇高:莫言军事小说的文化解码 351王金城 文本重复:莫言小说的内伤与内因 356王金城 理性处方:莫言小说的文化心理诊脉 363第十一章 诺贝尔文学奖的蛊惑李建军 直议莫言与诺奖 372张 闳 莫言,或文学应该如何还债 386蔡梅娟 要注意文学评价的民族立场 391——从莫言获得诺奖说起张涛甫 莫言热背后的冷思考 393陈 辽 理智对待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395
章节摘录
直议莫言与诺奖(李建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然而,诺贝尔文学奖却是将“世界性”和“全球性”当做自己的追求目标的。也许是为了补偿它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对中国文学的轻忽和怠慢,竟然在12年的时间里,两次将该奖颁给身份不同的中国人。最早的那一次,就不去说它了,现在单说最近的这一次。那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为什么会最终选择莫言呢?根据“诺奖”评委会10月11日公布的“实际内容仅两行文字”的说法,是因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在我看来,莫言的写作,就其文体风格和精神本质来看,并没有多少“中国传统文学”的因子,而且在处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结合问题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激情和勇气。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的突出特点,是“其言直,其事核”的写实性——即清代学者蒋彤所说的“文洁而事信”和“无虚假无疏漏”的“坚实”,是对“白描”技巧的倚重,是紧紧贴着人物的心理和性格来刻画人物,是追踪蹑迹地追求细节描写的准确性和真实感,是强调文学的伦理效果和道德诗意,那么,莫言的小说不仅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而且几乎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莫言写作最大的问题,就是“文芜而事假”,——芜杂、虚假、夸张、悖理,这些就是莫言写作上的突出问题。莫言的作品中,没有中国文学的含蓄、精微、优雅的品质,缺乏那种客观、冷静、内敛的特征,缺乏那种以人物为中心、从人物出发的叙事自觉。相反,莫言的写作,是极为任性恣纵的;他放纵自己的想象,习惯于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来写人物,常常把自己的感觉强加给人物,让人物说作者的话,而不是人物自己的话;让人物做作者一意孤行要他们做的事,而不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处境、性格和心理定势可能做或愿意的事。 2000年3月,在题为《福克纳大叔,你好吗》的演讲中,他说,“每当我拿起笔,写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时,就饱尝了大权在握的幸福,在这片国土上,我可以移山填海,呼风唤雨,我让谁死谁就死,让谁活谁就活”——从这种莫言多次使用的“骄倨傲暴”的话语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意孤行的独断和不可一世的骄横,是写作领域的“无法无天”的“专制主义”,而不是真正伟大的作家应该具有的谦虚态度、平等精神和文化教养。从人物的角度来看,莫言所选择的,是一种异化的、外在化的叙事方式,是作者的形象遮蔽人物形象的叙事方式,是作者的话语压倒人物话语的叙事方式,——人物完全被淹没在作者自己的话语狂欢的洪流里。2005年,莫言在香港的题为《我怎么成了小说家》的演讲中说:“也有人说,莫言是一个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批评我觉得是赞美。一部小说就是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把他所有的感觉都调动起来。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我的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就算小说写作的确“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小说家也不能毫无边界地描写感觉,不能将人物写成完全“感觉主义”的动物。然而,莫言小说的致命问题,就是感觉的泛滥,就是让作者的感觉成为一种主宰性的、侵犯性的感觉,从而像法国的“新小说”那样,让人物变成作者自己“感觉”的承载体。《天堂蒜薹之歌》第六章这样写金菊的心理和行为:“想起夜里的事,她心里怦怦地跳,血往脸上涌。她情不自禁地再次扑到他身上,用牙齿轻轻地咬着他的脖子,并且贪婪地吞咽着被他脖子的灰垢污染成咸汗味的口水。她咬住他脖子一侧那根粗大的动脉时,感到它强有力地搏动着。这澎湃的搏动令她心醉神迷,难以自持。她咬着它,舔着它,用两片嘴唇夹着它。她感到内部的器官像鲜花般开放了。这时她说:高马哥……高马哥……就是死了,也不冤枉了……”这里所写的人物的几乎每一个动作和心理活动,都是夸张的、怪异的、不真实的,完全出于作者自己的不切实际的想象,是作者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了人物。我们无法想像,“内部的器官像鲜花般开放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只知道这样的想象,实在太诡异、太不同寻常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歇斯底里的疯狂,这种卡通画式的简单,是莫言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的特点。例如,在《红高粱》里,余司令竟然这样对待自己的“干儿子”(实际是亲儿子):“他拿过一只酒盅,放到我父亲头上,让我父亲退到门口站定。他抄起勃朗宁手枪,走向墙角”;“余司令走到墙角后,立定,猛一个急转身,父亲看到他的胳膊平举,眼睛黑得出红光。勃朗宁枪口吐出一缕白烟。父亲头上一声巨响,酒盅炸成碎片。一块小瓷片掉在父亲的脖子上,父亲一耸头,那块瓷片就滑到了裤腰里。父亲什么也没说。奶奶的脸色更加苍白。”这样的叙事,显然是对席勒的《威廉•退尔》的简单化模仿。在席勒的作品里,瑞士的民族英雄退尔拒绝向奥国总督盖斯勒用来侮辱瑞士人的那顶“帽子”敬礼。盖斯勒的手下认出退尔就是放走牧人鲁特赫德的人,罪不可赦。盖斯勒在退尔的儿子头顶上放了一个苹果,只要退尔用箭射中苹果,就可以免罪。神箭手退尔一箭射中。最后,盖斯勒死在退尔的箭下,瑞士民族获得了解放。在这个故事里,退尔是被逼无奈才向儿子头上的苹果射箭的,然而,在《红高粱》里,没有任何人把酒盅放到余司令儿子的头上,并强逼他拿枪射击,——他之所以有如此疯狂的举动,完全出于一种完全不可理喻的冲动,即证明自己的儿子是否“有种”。 这种幼稚而疯狂的行为,在任何心智健全的中国人看来,都是不合情理、不可思议的。虽然它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格格不入,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毫无关系,但在西方读者的“误读”中,却有可能被错会为《三国演义》中的传奇英雄的壮举,有可能被误解为神秘莫测的“中国性”和倜傥不羁的“中国气质”。在《檀香刑》的第六章,孙眉娘这样在月光下抒发自己对钱丁的爱情:“鸟,鸟儿,神鸟,把我的比烈火还要热烈、比秋雨还要缠绵、比野草还要繁茂的相思用你白玉雕琢成的嘴巴叼起来,送到我的心上人那里去。只要让他知道了我的心我情愿滚刀山跳火海,告诉他我情愿变成他的门槛让他的脚踢来踢去,告诉他我情愿变成他胯下的一匹马任他鞭打任他骑。告诉他我吃过他的屎……老爷啊我的亲亲的老爷我的哥我的心我的命……鸟啊鸟儿,你赶紧着飞去吧,你已经载不动我的相思我的情,我的相思我的情好似那一树繁花浸透了我的血泪,散发着我的馨香,一朵花就是我的一句情话,一树繁花就是我的千言万语,我的亲人……孙眉娘泪流满面地跪在了梧桐树下,仰望着高枝上的鸟儿。她的嘴唇哆嗦着,从红嘴白牙间吐露出呢呢喃喃的低语。她的真诚感天动地,那只鸟儿哇哇地大叫着,一展翅消逝在月光里,顷刻便不见了踪影,仿佛冰块融化在水中,仿佛光线加入到火焰里……”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与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经典场景极为相似的画面,但是,让人费解的是,这样的夸张而煽情的告白,既不“真实”,也不“感人”;既无“中国性”,也不“莎士比亚化”;它是对“魔幻”技巧的过度利用,是一种纯粹主观化的虚假描写,并无多少美感和诗性可言。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丰乳肥臀》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创造力衰竭、艺术性平庸“文字匠”莫言,更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一部如此平庸的小说竟然获得大奖,而且被读者和传媒“炒得”沸反盈天。我们的文坛怎么了?——楼观云《令人遗憾的平庸之作》《檀香刑》是一部缺乏分寸感与真实性的小说。它的叙述是夸张的,描写是失度的,人物是虚假的。……作家不负责任的随意和失去分寸的夸张毁了一切。莫言用自己的文字碎片拼凑起来的是一些似人而非人的怪物。——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莫言却在反文化的旗帜下干着文化的勾当。莫言的亵渎理性、崇高、优雅这些神圣化的审美文化规范时,却不自觉地把龌龊、丑陋、邪恶另一类负文化神圣化了,也就是把另一类未经传统文化认可的事物“文化化”了。——王干《反文化的失败》莫言似乎过分欣赏自己的感性知觉而走过了头,对理性矫枉过正的挣脱,却导致“怪圈”的产生:他非但没有因此在感性描写上充分自由,反而陷入另一种造作的“理性”圈套,……莫言创作的这种致命缺陷,不仅仅是内容的虚假、做作,也招致形式的苍白、浮肿。——杨联芬《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早在1990年,就有人指出莫言已经“疲惫”了;现在我说,莫言已彻底倒了,倒在了因极度宣泄而吐血的路上,有重复的人物、重复的情节、重复的感觉、重复的情境为证……——王金城《文本重复:莫言小说的内伤与内因》“诺奖”评委会看中莫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作品中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然而,莫言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运用是不成功的。他不是弘扬“魔幻现实主义”的精华,而是拾取“魔幻现实主义”的糟粕……——陈辽《理性对待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编辑推荐
《莫言批判》编辑推荐:中国文艺界对莫言作品及诺贝尔文学奖的集体反思与当头喝棒。张闳、李建军、蒋泥、王干、陈辽……50余位文学评论家和大学教授,对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火力集中的地毯式轰炸。这是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所赢得的掌声余音未了之际,中国文艺评论界对莫言作品及诺贝尔文学奖理性反思与评论的集子。如果文学界不允许批判,就让批判从我开始;如果文学界鼓励批判,就让批判从莫言开始。批判的目的不在于批判本身,而在于最终的无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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