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北京工业大学 作者:张英 页数: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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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路上 我想做一个伟大的记者。直到现在,我才确定记者是我的终身职业目标。 作为记者,我的名字是2002年12月5日在《南方周末》上出现的。那篇稿子是《大陆运台文物都有一个“故”字头》,采访的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带我进《南方周末》的是向阳,我被视为有一定经验的记者进了文化部。《南方周末》的门槛高,我和所有进《南方周末》的同事一样,从零开始干起。 开始我和所有的进入《南方周末》的记者一样,不习惯。《南方周末》没有职业培训,也没有采编手册。在北京的记者站,实行的是完全松散型管理,每周去一次记者站,开评报会报选题。从报选题到采访、写稿,完全是记者自己联系、安排。习惯了被管理的我,突然到这样一个放羊式管理的报社,非常的不习惯。好在过了两个月左右,我就进入了工作状态。 我接下来写的是4个版的专题:为2003年春节推出特刊“金庸影视”专题,从《射雕英雄传》开始,到正在拍摄中的《天龙八部》,我采访了张纪中、鞠觉亮、李亚鹏、周迅、周杰、胡军、周晓文等人。不久,因为关于北京永定门的报道《北京开门》,我通过了《南方周末》的试用期,正式成为《南方周末》的记者。 翻阅2003年的报道,《冯小刚:我要拍艺术片了》、《戴思杰和小裁缝》、《王志文这人》、《金庸: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以及《金庸的节日》、《崔健:因为恐惧,所以批判》、刘震云专访等这一系列文章算可以留在我的书籍里。那一年是摸索期,但我没有让《南方周末》的编辑失望,通过这些独家专访,慢慢我知道《南方周末》的新闻应该怎么做了。 之前,我在各家报纸干,无非是凭着年轻,身体好,勤奋刻苦,能写会跑,拥有一定的资源。任何有野心的年轻人都可在他的单位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但是,很快,你会发现,做一个勤奋的蚂蚁,是没有出息的,你得按照体制内的潜规则,先是成为编辑,再当副主任一主任一编委一副主编一主编,那是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价值和道路。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才华横溢的年轻记者,大部分人在几年后变成一个平庸的部门主任,想方设法往上爬,成为管理团队和既得利益者队伍里的一部分。没有人把职业记者当成终身职业,也没有这样的价值观。 只有《南方周末》,给了记者激情、理想和信念。到了2004年,我已经成为本年度发稿最多的记者。葛优、徐克、几米、沙拉·布莱曼、周迅、吴倩莲、赵宝刚、周星驰、德波顿、杨争光、贾平凹的专访,世界遗产大会专题,余秋雨专访及余秋雨文革调查应该算是那一年让《南方周末》自豪的报道。 因为文化新闻只在局部有影响,到了2005年,我开始调整,由电视、电影、娱乐、文学扩展到教育新闻,陈丹青离开清华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我独家抓住了这个机会,让他谈了大学艺术教育制度对艺术的危害。 在2006年,我开始放弃当作家的念头。《南方周末》文化部有数位高手,王寅是诗人、摄影家;夏榆是小说家、散文家;李宏宇是翻译家、影评家;周俊是旅行家、散文家;朱力远是小说家;向阳是剧作家。我的长项在哪里呢?与他们相比,我小说、散文不敢拿出手,再说我即使有这方面才能,凭着自知之明,也顶多算个三流的,但如果把精力花在新闻上,做一个职业新闻人,我有可能做到一流。 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在2006年里,我开始以职业新闻记者来要求自己。这一年我发稿达61篇,有《濮存昕:跳进“人艺”这锅粥》、《复旦自主招生》、《郭敬明抄袭案》、《卡拉OK版权收费》、《作协专题》等文化热点新闻,也有《出得了电影局,进不了电影院》、《长沙歌厅走出来的电视艺人》、《北京儿艺体制改革轨迹》、《洛丽塔从禁书到“世纪经典”》、《韩寒白烨之争》这样的文化现象观察和专题,有范小青、胡戈、阎连科、莫言、余华、陈忠实、武和平、胡因梦、潭恩美这样的深入专访,也有《追寻那支西去的红军》这样的研究性题目。我拿了5个月度好稿奖、2个总编特别奖、1个年度新闻二等奖。 《南方周末》是一所好学校,这里有一支高水准的编辑队伍,和他们合作,锻炼了我的业务能力。从一个采访的准备功课、提纲的设置,到现场的采访技巧,还有后期的写作,我都获益匪浅。比如,通过和文化部的向阳、吴蔚、陈一鸣的合作,学到怎么写新闻;从新闻部的张捷和后来加入《南方周末》的袁蕾那里,学到了新闻的整体结构。我深深地感受到,在别的报纸干,我交出去的是原材料;在《南方周末》,我交出去的是作品。 到了2007年的时候,我的发稿量达到了66篇。盘点一下,我保持了原来的传统,比如有郭敬明的官司案、新闻发言人、作协扩招专题,王卫平谈中国电视意识形态方面的专访,也有4个版的《大明王朝》专题,更有对老南京遭受破坏、文化部推行上岗证谋利的调查,还有《海艺辱师门全记录》这样的特稿尝试,也有关于慰安妇赔偿调查、上海教科书停用重编的深度调查;还有我打破部门壁垒,为新闻部民生版的选题贡献,比如《公民韩寒的交通问题》等,为此,我还获得了5个月度新闻奖、2个总编奖、《南方周末》的年度十佳员工奖和年度新闻三等奖、教育部新闻专题奖。 在2008年,我在职业记者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发稿量高达97篇,获得了6个月度新闻奖、1个总编奖,《张艺谋解密开幕式》获得《南方周末》的年度新闻二等奖,《中国制造李连杰》和《“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吴冠中谈中国美术现状》获得年度新闻提名奖。 2009年,我发稿91篇,获得4个月度新闻奖,2个集体月度新闻奖。我参与了中国梦,开拓周末图书出版项目。我获得《南方周末》优秀员工特别贡献金奖。这一年,我在访谈领域有明显的进步,比如关于许倬云、戈贝尔、刘小萌、奈斯比特、金冲及的访谈;在热点人物上,我也没有放过,比如葛优、库恩、季羡林、张艺谋、莫言基本上都是独家专访;在热点事件上,我对社会热点名人做广告立法解读专题,张爱玲小团圆专题,文化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专题、香港电影北上专题、知青专题、世界音乐专题、《新闻联播》改版专题基本上都是厚实呈现。 有时候,和新闻部或者和经济部的同事聊起来,听到他们认为文化部的采访容易、写稿容易,我就觉得是一种误读: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很多时候是凭着惯性在工作,因为它往往是在事件发生以后才开始,你只要顺着事件的逻辑,把真相和前因后果查清楚,写出来就好。不管采访多少人,你是一个简单的采访,甚至是三言两语的采访。 而文化部做的新闻呢?通常是公众知道的人物,每一次采访都要有新料出来;通常一个热点有几百家媒体采访,可见有多难。为一个人物,采访两小时,资料收集和采访提纲可能是两到三天的准备,加上采访、写作,可能是一周。时政、社会、经济新闻的竞争对手有那么多吗? 2010年开始,是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第八个年头,受报社委托,我负责图书出版方面的开拓工作。可能我不会像以往7年里那样写那么多稿子,但对于我以后的每一篇新闻报道,我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写出代表《南方周末》高水准的稿子来。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像已有的《南方周末》记者那样,能够把名字铭刻在中国新闻史上。 虽然我已经38岁了,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记者,我的路才刚刚开始,我希望能够永远保持激情和动力,保持一个人在路上奋力奔跑的姿势,就像《南方周末》的那几句广告语:你见到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纸上,你见不到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路上。
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通过张英对名人的采访,你会发现,陈道明、冯小刚、葛优等人的故事,的确很激励人。张英的提问,如此犀利又如此坦率。在他的逼问下,一个个名人被迫撕下伪装,亮出了一个自己的底牌,原来,在盛名与辉煌之下,他们成功的过程竟也如此琐碎和庸常。这一点,会给我们日常的坚持增添一份信心与安慰。
书籍目录
总序:你必须抚摸他们,他们是中国跳脱的心序:在路上第壹辑 新闻现场 为什么要骂张艺谋 ——张艺谋批评史 余秋雨“文革”调查 吴冠中假画调查 谢晋的最后时刻 海艺“辱师门”调查第贰辑 体制与人 濮存昕:跳进“人艺”这锅粥 张和平:“人艺”温和的变革者 到处都有张和平 “就是一个体制问题” ——吴冠中谈中国美术现状 陈道明:“我原来就不是往人群里走的人” 演员陈道明第叁辑 文化真相 金庸:学问不够是人生一大缺憾 吴宇森:我拍电影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 “文革”都成历史了,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 ——专访张艺谋 中国制造李连杰 “就是希望政府知道这个事儿” ——李连杰的“术”和“道” 冯小刚:《唐山大地震》拍摄揭秘 葛优:我现在就想娱乐大众 王志文:所有的戏都是在演我自己代后记 张英:南瓜泡沫第一猛人
章节摘录
版权页:谢晋走了,张艺谋来了“张艺谋的沦落,终究是电影制度的问题。一个问题成堆的电影体制,把好端端的张艺谋变成了一个文化怪物。这个富于才华的导演,最终辜负了我们25年前对他的热烈期待。”文艺批评家朱大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对张艺谋的捧,是从对谢晋的贬开始的。据朱大可回忆,最早批评谢晋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李劫,在上海的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组主办的一个电影讲座上,首次提出“谢晋电影时代应该结束”,赢得在场影评员的热烈掌声。1986年7月8日,朱大可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这些缺陷包括“谢晋电影的商业性质”,以及“标准的好莱坞审美眼光和习惯”,“更令人不安的是谢晋一味迎合的道德趣味,与所谓现代意识毫无干系”。文章被大量转载,引发了关于谢晋电影的大讨论。李劫发表了《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文章。认为谢晋这位颇有才气的导演,在银幕上向四周“团团作揖”,以换取一片‘热烈而盲目”的喝彩声和掌声。对张艺谋电影的挖掘,是在这场批评后不久发生的。“大概是1987年,《红高粱》到上海首映时,《文汇报》的文艺部主任给了我一张票,叫我务必看一看。我去看了之后,觉得有些新意,在随后由《文汇报》举行的讨论会上说了这意思。”李劫说,出席那个讨论会的,都是当时所谓的先锋人物,比如张献、孙甘露、格非等。“《红高粱》在上海文艺评论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甚至有人当场表示,这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盛大节日。《红高粱》向世人表明了,中国电影不再按照权力意志炮制,而是随着创作者自己的意愿编导。”李劫说,对谢晋的批评给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登场,扫清了道路。几个月后,《孩子王》上海首映式上,陈凯歌高兴地对朱大可说:“你的刀捅到了中国电影的肺叶子上了。”“对《红高粱》的肯定,确实是希望中国电影有所改观,突破谢晋模式。”李劫没想到的是,“张艺谋后来会变成谢晋第二,并且比谢晋还要谢晋”。朱元璋式的传奇张艺谋是用来推翻“谢晋模式”的“武器”,但张艺谋从来就不是这其中一员。张艺谋一出生,父亲头上就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很压抑、扭曲。1978年9月,超龄6岁的工人张艺谋几经周折,破格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由于当年学院招生过多,开学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人贴出大字报,针对学院扩大招生名额和破格录取学生的事,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已经人学的张艺谋经历了退学、再入学,两进两出才艰难完成了4年的学业,这不是他的同班同学陈凯歌、田壮壮等人所能体会的。“张艺谋登上电影行业的历史舞台,是一个刘邦式的故事,一个朱元璋式的传奇。”李劫总结说。1988年2月23日,《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西方A级电影节中获得大奖,消息传回中国,被认为是“为国争光”,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还举行了庆功宴。然而,仅仅三个月后,风向就开始变了。1988年5月起,以《中国电影报》为大本营,发表了一系列对《红高粱‘》的批评文章。5月5日,《中国电影报》将这部作品称为“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10日,该报再次刊文《干涸的心田》,将批评的调子升为“辱华”。
媒体关注与评论
张英不是那种可以用领域来定义的记者,他是一个可以与“记者”这一职业全息对应的完整意义上的记者。他的几乎出自本能的好奇,他的罕见的新闻敏感及其捕获、突破能力,使他成为南周这个中国第一周报多年的发稿冠军,同时也佳作累累。 ——《南方周末》副主编陈明洋作为《南方周末》的一杆老枪,张英说,他的路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成熟记者的自信。祝愿他打破老枪的宿命,在记者的路上走得更远。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
编辑推荐
金庸、吴冠中、陈道明、张艺谋、王志文、冯小刚、吴宇森、濮存昕、李连杰、葛优、张和平……他们为什么说了平时不肯说的心里话?因为他,是中国一流的文化记者。《中国文化现场》是《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张英八年积累心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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