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学术考论

出版时间：2010年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邵东方  页数：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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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邵东方博士所著的《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顾名思义，这就是要论崔述的学术，而且是就中国学术史而论之。书中的内容正好包括了这两个方面。　　现在东方要我为他的这本书写一篇序，我很快就想到的，是人们目前是否还认为有研究崔述学术的必要和可能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关于崔述，早在本世纪前期顾颉刚等先生已经研究过了，结论也早有了，现在还有什么再研究的必要？又也许有人会换一个角度说，崔述当然还是可以再研究的，不过以前研究他的学者都是一些大师，现在我们是否还有取得新进展的可能？在这里我愿意谈一些管见，请专家和读者们指教。　　首先谈对于崔述是否有再研究的必要与可能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崔述学术的本身是否还有再研究的价值，二是经过顾先生等的研究以后，是否还有再研究的必要。　　关于第一层意思，比较简单，因为崔述学术主张的核心是“无征不信”，这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个有永恒意义的命题，只要有用“六经注我”的方法研究历史的现象存在，崔述的上述主张就总值得我们记取和思考。　　关于第二层意思，顾颉刚等先生在几十年前对于崔述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将使他们的学术晚辈永远怀有敬意。为什么呢？因为第一，顾先生等随着时代和学术的进展，把崔述为了维护儒家经典的纯洁性而进行的疑古辨伪，发展成了为维护历史和文献真实性的疑古辨伪。以儒家经典为基准的疑古辨伪固然也要求真，但它的是非定于一尊，即儒家经典之一尊，所以其特点是封闭的；以历史真实性为基准的疑古辨伪，则除了知识的限制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限制，而知识的限制本身总是要在历史的过程中被否定的，所以应该说顾先生等的学术特点是开放的。

内容概要

　　崔述（东壁）为清乾嘉时期学者，以“以经证史”的原则对所见古书古事进行了系统的辨伪考信。随着上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崔述著作为胡适、顾颉刚等所推重，“几于一时人手一编”（钱穆语），遂等于“古史辨”运动之先声矣。治史当然首先必须对史料进行辨伪考信的工作，然学术的工作必然带有学者主观及所持方法理念之影响。海外“诠释学”所谓作者“应谓”“必谓”二层次之挖掘，谈何容易。故对崔氏学术之研究考论，在新世纪仍有其必要的价值。该书为邵东方先生崔述学术研究之用心力作，对崔述学术诸方面及后世对其学术之接受进行了详尽的考论，并附崔氏《考信录提要》原文及英译，对有志中国古籍迻译之学者颇有启发之功。

作者简介

邵东方，江苏南通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斯坦福大学、佛光人文社会学院。现任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学术思想史及古典文献学。撰有《文献考释与历史探研》等论著。

书籍目录

序关于崔述学术的几个问题崔述的疑古考信和史学研究——与王元化先生论学书（1992年5月25日） 　王元化先生致邵东方君书（1991年8月10日）　王元化先生致邵东方君书（1991年12月4日）　王元化先生附识（1992年7月12日）崔述的古史考证与周公摄政称王问题崔述在清代儒学定位之重新考察论胡适、顾颉刚的崔述研究经义求真与古史考信——崔述经史考辨之诠释学分析附录　考信录提要　Prolegomena to My Inquiries into Verifiability（KaoXinlu tiyao）初版后记再版后记

章节摘录

　　孔子说音乐是可以被知道的，这可不容易！谁敢说知道音乐？当然，音乐能打动我们，但你想把它当作一个对象去认知、理解，极其困难！其中很重要的是对“始作，翕如也”有各个角度的分析，最后把它解释成这么一个意思：凭开合之势而发起（这个“翕”字不只是合，而是鸟飞起之前的先合后开），出现一个原来没有的状态，而且这个新出现的状态一定是盛大的、动人的。音乐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叫“真音乐”。由此出发，来理解这章后面所说的“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进而理解孔子思想中一种很根本的思想方式，就是在境域中生成意义和领会。它是说，孔子善于在某个语境中，在某种生存情境或历史情境中，就此情境而发话，生出新鲜的意思，引出活泼的理解。　　我们来想一想：孔子一生难道只是要做一个教书匠或所谓的教育家、历史学家吗？只是规规矩矩地录用鲁史旧文，以它作为（对孔子那时而言的）“近现代史”的教科书吗？尤其是，他就拿别人记的这么一本“大事记”抄过来搁这儿，我们儒家就靠这个来“自见于后世”？简直是笑话！再说了，春秋时代很多邦国都有自己的历史文本，后来绝大部分荡然无存，只有靠儒家这个学派用生命保存的东西，才传下来了。要光是个“大事记”，能传得下去吗？所以要理解孔子的文本和思想，如果完全离开他的人生，离开他和他的弟子群的生存焦虑、牵挂和奋斗，就会生出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断。　　何等哀痛！何等悲愤！善良、正直被邪恶、狡诈所谋杀，以至于十一年正月之事都被“隐”去，以“首尾对牵”的方式、“正”事消隐的方式，来悼念隐公。但这种哀悼又何其微约！只有“公薨”两个字，就像写意画上只勾画两笔，留有大片的空白，但却映衬出无比深邃浓重的谴责、要求和呼唤。所以你说当年那些听微言、传微言的孔门弟子，能不被激发得心潮澎湃吗？老师不告诉你，你怎么知道这意思？可你一旦懂了这意思，啊呀！这《春秋》大义、这正义感马上勃发出来！这么好的人，这么惨的下场，怎么办？这儿难道只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吗？一切希望没有了吗？不然。希望恰恰在这种地方冒出来，历史的正义就要在这儿发出声音！不是公然谴责，而是非常隐微、非常沉痛，但又非常厉害——让暴君、乱臣、贼子惧。他能不惧吗？！　　只要有《春秋》的元意在，通过隐微构成随时可能逼临的势态，就总可能出现那防不胜防的东西，让“王正月”重现。乱臣贼子就会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哪儿藏着。你当面谴责他，他倒不怕的。你不就骂骂我吗？我身后哪管洪水滔天！但你让他感到自己随时可能遭到某种不测的报应——想说又说不清，但随时可能来，觉都睡不好——你看他怕不怕！“王正月”就像个魂一样，总悬在那些乱臣贼子的头上，或藏在他们脚下。你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那冲天一击？——聂政、荆轲就出来了！以这种方式，“公薨”就不止于暗淡悲哀，而与“元年春王正月”相通，用音乐对位、诗歌兴发的方式，引出更深沉的希望，造成“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的“反”效应，或是素王的所谓“绘事后素”的“素绚”（“素”是空，是缺位，由素引得它更绚烂）效应。　　在儒家的视野中，为孝很艰难、很曲折，所以一定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9.4）。这很不简单，不仅因为孔子喜欢音乐，他就思想活泼不固执，而且这种乐化思维还透入儒家学说的全体，即使在对待儒家最基本的原则上，你都没法去必求、去固执、去坚守，这就不同于康德对待道德律令的态度。儒家知道在人心的深处、最原本处，没有那种固定化、必然化原则的地位。所以孝道只能出自于人生情境，而不断地调整于、再成就于人生情境，绝没有一丝一毫的固守之可能。我们前面讲的儒家的“双非”（非普遍主义和非特殊主义）的含义其实是一种情境之义，由境来生意来成真，所以此情境中的逃走不出于孤立的爱己，因为在这儿爱己与爱父还交织不可分。可见孝也不是特殊主义或个别主义，它一定是时时外溢——爱父母必反诸己身，又必迁延至利国家。这是“孝亲哲理”的大立意，切切不可含糊过去。　　《忠信之道》讲：“至忠如土，化物而不伐；至信如时，毕至而不结。”我们看郭店楚简的表述风格很有独特之处，很爱用身体性的词汇和表述方式。而且它这个身体性又不是完全限于肉体性，它是带有情绪或情感的，通过情绪把身心联系起来。像这个“忠”，好像是道德范畴，但把它比成土，万物都化归为土，是完全境域化的。而“至信”反而要体现在“时”上，并不是说守信守得都要抱柱而死，而是不打结，处理得恰到好处。这两个都是让你不要执著，不要“意必固我”，不要固执在它的观念性内容上，而要把它实现在人生的情境之中。所以我说，这里的“土”与“时”都是“身”影。德行在这儿都是有质地的，如同曾子之孝是有质地、有“质鲁”之风貌的那样。此处绝没有观念或概念的主宰或独行。　　孔子和儒家一直面临一个紧张关系：又要从政，又不肯与现实政治同流合污。所以，他一方面不能像道家那样，一隐了事，而一定要入世而求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像法家、纵横家那样，一切以说服和打动君主为转移，专门揣摩君王心意，乘风使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就处在一个两难境地：真儒有其浩然真身——孝悌仁义忠信，有六艺的微妙美好的境界以及《春秋》大义，不可玷污，但又时时处于可能被玷污的情势里。这正是孔子人生的痛苦之处，但也是激发孔子中庸智慧的沸腾处。　　人伪就容易变得悭吝，就失境、失情，这不是一般的小气，而是思想方法上的彼此分开，变得主客孤立；然后就充满这失去情境的思量，也就是主体面对客体的思虑、琢磨，哪个对我好……而这样的主客思虑就与被思虑的对象分离而无从结合了。由此可见，伪出现于天性不盎然之处，也就是喜怒哀悲之气不能充分舒张到思想和感受之处，或缺少忧乐之情处，于是思想就失其元气而彼此隔膜，变得悭吝干硬，这样真心诚意也就不可得了。如果已经进入这种情境，已经很吝了、很虑了，到这时候你再去修养，说我要“存天理、灭人欲”，就不行了。这时，就应该像庄子讲的：“不如相忘于江湖。”鱼回到江湖相当于回到天性，回到情境，这跟原本儒家的意向是一致的。　　当子代能够明显主动尽孝的时候，亲代却开始离开人生的主流，逐渐远去了，这也是一种隐。曾子就说，你想侍亲的时候，亲却不在了，所以很悲哀。由于世代交替，本身就有一个时间上的错位造成的隐藏，或者说是隔离。总之，慈爱，孝爱，亦悲亦喜，说远还近，说近还远；乃是发自天性的隐蔽的发生境域，所以在儒家看来，它是人生的意义之源，诚心诚意之源。　　至诚就是一个最感人的音乐境界，它有一种互根互缠意义上的“正反馈”效应（正反馈就是所做事情的后果，回过头来又促成新的行为），或“诚者自成”的“无息而新新”这样的效应。在这个境界里，人会感到极度的自信、欣悦、出神，感到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品尝到了人生的至味。这是因为你进入了“当下反思”而非“事后反思”的境界，你所体验的，同时被你正在想着，而你想的，会回过头来使你再去体验，再去想。所以你爱的，会使你再去爱，自放大而扩充到万物；喜怒哀乐，皆从心所欲，而皆中节，也就是相互中节。这是《中庸》的最高境界，不感受到它，就还没有把《中庸》读透，嗅到它最饱满醉人的芬芳——思想的、精神的芬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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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认识历史，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如何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之面目，这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史家或曰历史工作者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崔述作为乾嘉时期的学者，并不在当时学术主流中间。然而百多年后，他却受到古史辨派的推重，其中自有缘由。《崔述学术考论》对崔述学术方方面面之论述，相信会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