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的时空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宁  页数：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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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透过这些主题纷繁的文章，可以感受到一种可贵的理论与批评意识的诚实。张宁一直在寻求一个说话人的此时此地，这个位置既是被社会历史所给定的，又是批评家在理论话语中自觉构建的语境。他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表现出对我们的生活世界与理论话语之间的“错位”的关注，即对我们的此时此地与我们操持的理论话语关系的考察。传播媒介加大加快了信息散播，也加速了理论的旅行。一种常常是产生自西方的理论在旅行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或我们上一时代的权威理论沿袭至今时，这种理论就发生了语境与问题的转移，理论的经验语境变得不饱和了，理论与经验发生了错位，有时连问题与批评对象也变得不真实了。张宁不满于知识的纯粹复制与传播，持续地寻求着理论话语在我们自身的经验语境中可资借鉴的意义，或恢复理论的文化与社会批评功能。　　因此，他在关于“全球化”的命题之下发现了“内部的全球化”这样的易于被忽略的一些问题。全球化理论对于张宁来说首先意味着一种观察自身视野范围内的复杂事务的一种方式，理论对他来说不是纯然的知识或谈资，而是一种敏感性，对貌似合法化了的不公正、对沉默的大多数所饱受屈辱的敏锐感知。他意识到，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剥夺、支配）与文化（霸权）及其制度性的不平等（比如受教育的权利）被掩饰在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共同体内部，以至于竟然不能发现、不能表述某些区域与阶层的贫困也是制度性的安排这一问题。

内容概要

　　《内部的时空》系作者多年写作的结集。内容分“内部的时空”、“历史的重量”、“伦理学的沖突”和“文学之外的眼睛”四个方面，在非学科的意义上涉及哲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等领域，既有基于切身体验的对生、死、时间与永恒等的“玄思”，也有与此玄思相关的对现实的介入。这种“介入”通常不是针对时代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间题，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之处，发现政治学的端绪和伦理学的冲突。即便偶尔涉及所谓重大问题，如“全球化”、“现代性”等，也通常能够落脚于一个具体的、被经验着的位置上。作者敏感于对悖论的表达，文风亦深沉而细膩。

作者简介

　　张宁，山东菏泽人，1960年生于广西南宁，成长于河南商丘，现居广州，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曾先后就读于郑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分别获文学学士、文学博士学位，并长期供职于郑州大学。曾出版批评文集《生活的发现》、专著《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等。

书籍目录

序：用批评讲述的“自传第一辑 内部的时空现代传统、公众期待与文学的内部秩序内部的“全球化”——一种难以表达的隐痛我们的“现代”和“现在”——被抓住的和被放逐的“底层”与“纯文学”——两个不相关事物的相关性一个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汤姆林森的地方性令人迷惑的“先锋“文学死了”的背后混合的游戏第二辑 历史的重量草丛中那低矮的墓碑被偷回的时间这个日子、这个事件与我们永远的剧场诗人火的余烬，或绝望中的希望走出弥达斯逻辑“竹内鲁迅”的中国位置一件陈年旧事与两种民族主义第三辑 伦理学的冲突意识到悖谬和仅仅体现悖谬——2000年的自述“错位”的故事胜利者也不享有豁免权责任感的秘密被遗忘的团结，或者觉醒——也谈“长江《读书》奖”风波不带伤的黎明还没有到来看不见的痼疾——日常生活分析四则那使你坐卧不宁的良知的触角别愤怒，也别“主义”，只体味情境——“范跑跑事件”的三个悖论看得见的“相互自律当你放弃固执时就会遭到误解第四辑 文学之外的眼睛“撒谎者”的故事童话里的笑声对死亡的咒语与永生性渴求爱的悖论金钱的非金钱性“阉割情结”的文化意义罪者或有限者卑微者的不朽方式已经晚了，在迷路之前改写与再生日常生活中的极乐岛跋：有限者的探索

章节摘录

　　这位乡绅临终仍在关注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永生性。他要通过自己某些品性（如节俭）的流传，使自己在生物性质毁灭以后，某种生命依然活在世上。那两根固执地伸出的指头，意在阻止他与这个世界的彻底割断。他点一点头，满意地把手垂下，睡去了，等待着醒来看到灯盏里依然是一茎灯草，而不是两茎或更多。　　生物学模式是农业社会各文化中的主要永生性模式。依靠传宗接代、血脉流传，依靠以财产继承为显象形式的人的心理能量和品性质素的传递，必有一死的人仿佛可以永恒地活在这个世上。这就是为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以经久不息地流传于中国传统社会之隐秘的心理动因。这一情形至今还保留在中国广大的乡村里。这不只是观念陈旧与否的问题，还是牵涉着一个人的生与死的大事。倘若理性可以照亮人的隐秘的心理，它就得同时赋予文化以另一种有效的永生性模式，以使无法摆脱文化而生存的人们获得某种宗教般的慰藉。我有一位世代居住在北方乡村的表兄，在妻子生了第四个女儿后，仍然不顾高额罚款和扒房牵牛的威胁，坚持要生一个儿子。他说出来的理由似乎并无说服力：“如果没有个儿子，我死丁谁继承我的家产？”而他的家产不过是几乎家徒四壁的一座破房子。显然，他想让继承的是自己的被文化规定流传的血脉，这种规定是武断的，但也是有效的，它意味着一个人在他的社会共同体中是否能被接受，而接受与否又取决于按照文化规定是否能够获得永生性。“绝户”和“断子绝孙”（即非永生陸）作为咒语至今仍广泛存在于中国的乡村语言中。　　尽管生物学模式依然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中国广大的乡村里，但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所包含的文化模式却是与之根本有别的。我们当然可以把这些革命描述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努力过程，但也可以描述为人的永生性模式的转变过程。未来的神圣性和走向未来的必然性，可以使一个来自乡村的小伙子一下子摆脱各种旧的关系和传统文化模式中的各种要义，变得热情而激动，自信而坚定。它也持续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其最典型的表现体现在“牺牲”这一价值中。如果说西谚“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体现了一种普遍的状况，那么监狱里的审讯、拷打、孤独和死亡威胁则最容易把一个人带向他自己，带向一种如果不是具体的恐惧、也是一种人皆有之的存在性恐惧。但我们已经看到，同样是经历“二战”，我们基本上没有萨特式的从监狱里凸现出来的那种存在性的荒谬经验。我们有的是面对死亡的坚定和明晰，是一种令人激动而不是“恶心”的经验——“砍头如当风吹帽”、“我愿把牢底坐穿”、“烈火中永生”……如果谁能够把自己维系在一种不朽的事业中，如果谁能够把自己汇人滚滚向前、永不中断的革命洪流中，那么，死亡对他就算不了什么，假若它是需要的话；牺牲也会被赋予永生的价值。　　如今，某些古老的永生性模式仍然保留着翻新的可能，其中就包括专注于宗教和精神的神学模式。它“表现在来世观或其他形式的从精神上征服死亡的观念中”。虽然其固有的僵硬的神学内核可能与越来越世俗化的当代生活格格不入，但只要它专注于宗教性和精神性本身，而不是专注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占位、扩张和“唯一性”，只要它专注于礼拜和祈祷本身，而不是礼拜和祈祷的固有形式（一如耶稣在安息日时为他吃麦穗的门徒辩护的那样），从而与其之外的世界保持一种可能的对话关系，那么，它就依然保持着它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同时，在它的另一面，也极有可能脱颖出通向未来的巨大活力。　　也许，最具个人性的永生性模式是创造性模式。这种创造性模式使人通过他的创造品而获得某种不朽性。这种创造品不仅指艺术作品、科学或学术成就，而且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也指对当事者而言有意义的工作。这种工作不管看起来多么伟大或多么细小，其本身都是对自己独特的和持续发展的个人价值的肯定，并与更高意义上的人类事业相呼应。在这种创造性的工作中，人醉心于工作过程，也关心工作的结果，过程和结果是相统一的。但在垄断性、科层制、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当代社会，这种创造性工作、这种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性越来越趋于减少。人们只关心工作结果的交换物和心理附加物，而越来越冷漠于工作结果，厌恶于工作过程。人的内在的统一性、连续性遭到了破坏，单面的存在、碎片般的感觉、死亡的气息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马克思在19世纪所批判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过程，其实也是个人的永生性模式的衰落过程。　　……

编辑推荐

　　在《内部的时空》中，作者一再地在批评话语中援引个人的记忆与经验，使理论问题与必要的自省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