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

出版时间：2009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徐晋如  页数：267  
Tag标签：无  

前言

　　“作为高等院校恢复诗词写作课程后的第一部专业教程，徐晋如《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一著于诗理诗法抉发精微之外，尤重独立高贵人格之树立，对推动二十一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国学复兴运动功不可没。”　　“尽管当时的有识之士作出了挽救的努力，一些高校的中文系甚至还开设了选修课程（现存唯一的教材：国家图书馆，ISBN978－7－5633－6688－0，徐晋如），隨着汉语的进一步演变以及与其他语种的交融，到了二十一世纪末，掌握这门技艺的人数已经寥若残星，诗词终于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独立思想家，徐晋如思想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二期.如果说么人苏世——北大第一保守派思想文录》代表了第一期，那么《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可视为前后二期的分水岭。”　　数个世纪之后，学者们或许会对这本《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作出如上这番“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histo－ry），前提是这本小书的发行量大到足以产生一定影响。

内容概要

　　《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独具慧心，自成体系，融理论与实用技法于一炉，兼顾普及与提高，总体水平远越同类书之上，虽王力《诗词格律》、龙榆生《唐宋词格律》不以过也。作者学识渊宏，才华横溢，对诗词义理有深湛之研究，更兼在创作方面体验丰富，早成海内名家，故是书立论，皆自甘苦中来，实为导航诗海之明灯，功莫大焉。学诗词者一编在手，识理真而入门正，别裁伪体，继武风骚，厚植根基，循序渐进，必臻大成。

作者简介

　　徐晋如，字康侯，号胡马，江苏盐城人也。诗人，学者，保守主义思想家。已出版《忏慧堂集》《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人苏世——北大第一保守派思想文录》，另有《二十世纪诗人征略》《孔子的真精神》《中国现当代历史反思》等待梓。诗作功力宏深，慷慨悲凉，前辈学人李慎之许以“字藏珠玑，笔带风雷”，同辈学人余杰、檀作文以为当世诗家第一。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总论第一章　诗人与诗心　诗经是贵族创制——继承古代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高贵灵魂的基本特征——真正的诗第二章器识与胸襟　情感、器识、胸襟与文艺创作——胸襟是什么——两种伪胸襟第三章　体性与门径　诗词体性的三个特征——学诗的门径——不可只盯唐宋，须学晚清第二编　诗说第四章　声韵与格律　什么是近体诗——分辨四声——十分钟掌握近体诗格律——特例：拗体第五章　近体诗对仗的理论与技巧　为什么要训练对对子——《文心雕龙》论骈偶——近体诗对仗要求——对仗的技巧——工对——对仗的基本原则——宽对——借对——无情对第六章　五律作法一：炼旬与字眼　诗的句法特征——语序错综、成分省略——十字格与流水对——五言诗句字眼第七章　五律作法二：谋篇布局　五律的起承转合——首联起承之法——尾联转合之法——中二联的经营——五言排律及虚字的运用第八章　七律作法举隅　五律和七律体性差别——七律的句法特点——七律的章法——作诗两大秘诀第九章　绝句的作法：以渔洋七绝为例　绝句起源——古绝与近体绝——五绝作法——从渔洋七绝归纳出十二种作法第十章　五言古诗的作法　古体诗非古代自由诗——古体诗的平仄——古体诗的用韵——五古短制与长篇的体性二五古短制的作法——五古长篇的作法第十一章　七言古诗的作法　七言古诗与七言歌行的区别——七言歌行的作法——长庆体、梅村体、《秦妇吟》——七言古诗的作法——韩愈、李商隐七言古诗第三编　词说第十二章　填词概说　词的起源——词与音乐——词调与词谱——词的艺术风格——词的四个特征第十三章　词的句法、韵位和炼句　长短句：词的基本句法——尖头句：词的特殊句法——词的用韵——词用代字第十四章　词的用笔与章法　词的九种笔法——起笔——上片的结法——下片的结法——过片的写法第十五章　常见词调作法举隅　如何选择词调——八声甘州作法——满庭芳作法——蓦山溪作法——浣溪沙作法——临江仙作法——蝶恋花作法——菩萨蛮作法——减字木兰花作法第十六章　词的修辞与作风　柳永词的风格与作法——张炎词的风格与作法——吴文英词的风格与作法——晏几道词的风格与作法第十七章　檃括与寄托　檃括：化用诗语——寄托：比兴第四编　结语第十八章　诗词的当代命运　诗词的定义——诗词与白话——诗词与今声今韵——诗词与用典——真正的时代气息——鲁迅、陈独秀、陈寅恪、丁宁——新诗与诗词：民族诗歌的两路附录一：近体诗十六式附录二：词范附录三：诗词古今异音字举隅附录四：诗词写作入门宜读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诗人与诗心　　我国文学导源于《诗》三百零五篇。当春秋之时，赋诗言志之事盛行于朝聘盟会之间，贵族子弟皆以《诗》为必修之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即此之谓。《诗》中《雅》、《颂》之部，除少数篇什作用有别，其余多为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对此，自古迄今未有异论，而《国风》一百六十篇，论者颇有以为皆出自民间，如近代说《诗》者多认为《关雎》是当时民间自由恋爱之诗。对于这个问题，钱穆先生指出：“《诗》不云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当时社会民间，其实际生活状况，曷尝能有琴瑟钟鼓之备？又如《葛覃》之诗，曰：言告师氏，言告言归。当春秋时民间，又曷能任何一女子，而特有女师之制乎？故纵谓二南诸诗中，有采自当时之江汉南疆者，殆亦采其声乐与题材者为多，其文辞，则必多由王朝诸臣之改作润色，不得仍以当时之民歌为说。”　　我国现代著名学者朱东润著有《（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也证明《国风》一半以上为统治阶级之诗。而那些不能明确证明为统治阶级所作的诗，依理推之，也当是贵族所作，或经贵族整理。盖民间歌谣自古及今，其形式莫不简单，措词莫不直率，而又不忌鄙俗，如钟敬文先生所引客家山歌：　　门前河水绿飘飘，阿哥戒赌唔戒嫖。　　说著戒赌妹欢喜，讲著戒嫖妹也恼。　　桃子打花相似梅，借问心肝那里来？　　似乎人面我见过，一时半刻想唔来。　　即春秋当时来自民间之歌谣，如“既定尔娄猪，曷归吾艾豭（古音通叶）”，亦与《诗》三百篇大异其趣。两千多年前编定的《诗》三百篇，其文学价值之巨大，内在意蕴之丰富，竟是后世任何民间的歌谣所无法比拟者。若说这些诗篇是产生自民间，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反对《国风》是贵族文学的论者，多以《国风》中出现了很多劳动场面为据，说《国风》作自奴隶农夫。这是不知周代的社会实际，徒以西方奴隶社会说去想象中国的结果。实际上，在周代，农业生产的方式是集体劳动，上自天子，下至列士，都要参与农事。中国古代的贵族和西方中世纪“流血不流汗”的贵族完全不同，他们是亲身参与到劳动中去的。另外，遇有重大祭祀，从天子到普通贵族，从后妃到普通贵族妇女，都会亲身参与劳作，准备祭品。这些，无论是在《左传》、《国语》以及《礼记》中，都有大量的史料记载。　　又，凡诗中描写民间者，并非直事铺陈的赋体，乃是有比兴的意义在。比如收进中学语文课本的《伐檀》，其意义是“刺贪也。在　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毛诗注疏》），而并非什么“劳者歌其事’’的诗篇。诗的字面意义，并不代表.诗的真正意义。《国风》中所有从字面上理解是男女相悦之辞的作品，其实皆别有怨刺之含义，故而在周代，由王室出面，把它们谱以特定的乐调，施于特定的场合。故知《诗》三百篇，贵族之文学也。　　惟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统治阶级不再能够承担本应由他们承担的高贵与责任，这时候，一位伟大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孔子。孔子招收学生，向他们传授本来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学习的诗、书、礼、乐、射、御等课程，并通过言传身教，让学生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德。从此，基于知识和美德的内在丰盈，塑造出一个全新的阶级：士大夫阶级。或者，用孔子的话来说，是大人、君子。他们凭借知识和美德，成为诗国文化的奠基人和实际建筑者。他们是真正的贵族，但不是noble，而是natural aristocracy，即不是依靠出身，而是依靠知识和美德而高贵的自然贵族。不论是在位的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还是失位的屈原、李白、杜甫，他们都是士大夫。中国文学的传统，从一开始就不是来自民间的草根文学，而是深深打着士大夫烙印的雅文学。　　方孝岳教授尝以中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相比较，亦得出结论，“中国文学为士宦文学，欧洲文学为国民文学”：　　仲尼之学，学为人臣。自汉世学定一尊，于是士之所学，惟以干禄，发为文辞，本此职志。于是学术文艺界，无平民踪迹。……诗赋歌曲，虽略近单表情感，然考其大凡，或以陈辞巧丽，取悦人君，或以怀抱不展，发为哀怨，皆非平民所可与闻。不似欧洲文学，立于政事学术社会之外，以个人地位，表直观情感，虽与三者有密切关系，然具转移三者之能力而与之并立，不若我国限入三者之漩涡也。欧洲文学发源于神话（myths），民智鄙野，神万物而为言也。其后国际多故，人事渐杂，于是诗歌繁兴，或表神物之信仰，或表英雄之崇拜，或夸武勇，或达敬爱，如Country son9、Lyric Poem、Heroic Poem、Epic等是也。由韵言变为散文，于是有幻言（Romance）之类，国家精神、宗教精神、恋爱精神，俱席卷而入。降及近世，小说戏曲大盛，曲尽情态，气象更富。凡皆本国民之精神，表其对物之情感，或批评，或叹美，或实写，于自身有独立之价值，而不假他物（政治学术等）之价值为价值。作者亦仅持其对物之观念，而绝不有自身地位存于胸中也。　　中国文学不能脱离政事、学术、社会而独立存在，重身份、崇雅正，皆因其源出士宦，是士夫君子之文学。此其所以遗世独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成其为中国文学者。　　其实，在新文化运动以前，《诗经》产生自民间说从来就不占主流。认为《诗经》产生自民间，其说（田记）自汉代。汉代人最早提出所谓的采诗之说。最有代表性者，为东汉公羊学家何休。他在《公羊传解诂》中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南宋朱熹据何休说并信之，认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传序》）。　　然而，公羊家注经，多以“六经注我”，大半不足凭信。即以此采诗说而言，究竟是何人采诗、在每年的什么节令采诗、采诗的方式究竟如何，这些问题，汉代人各家说法都不相同，甚至有同一人的说法前后不一的。由此可见，古代并无采诗的定制，更没有明确的证据，各家皆是臆测，这才有关于采诗的纷纭众说。　　汉初说诗者有齐、鲁、韩、毛四家，均没有从民间采诗的记录。在汉代以前的典籍中，也根本找不到从民间采诗的记载。相反，倒是《国语》中两次提到，是“公卿至于列士”、“在列者”献诗：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周语》）　　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公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袄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晋语六》）　　《国语》产生的时代甚早，远比汉代人说史为可信。又毛公传（zhudn）诗，去古未远，皆为先秦古说，阐述《诗》三百在周代的政治功用与其真实意义，确然不移。然而，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胡适为首的一批人，出于政治需要，完全回避这些对他们不利的证据，在学术上大搞造假活动，这才树立起诗产生自民间的“新文学传统”。　　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还通过概念偷换，大搞逻辑游戏，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比如鲁迅就说：“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保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诚然，自有生民以来即有随口而歌、自然成韵的韵文，但那些韵文只能算歌谣，不能算作是诗，也不能认为是文学。说一件东西的源头，当然要从它具有成为这个东西的性质的阶段开始说。江河不捐细流，细流和江河都是水，因此可以说江河起源于细流。人体主要是由碳水化合物组成，但我们能说人类起源于碳水化合物吗？显然不能。因此，中国文学的源头，只能从《诗经》算起。　　袁宝泉、陈智贤二位先生积二十余年研究之力，考辨《诗经》民歌说，得出如下结论：　　1.先秦并无采诗的记录。自民间采诗的说法起源于汉代，它是受汉武帝设立乐府呆诗的影响而产生的。　　2.司马迁和齐、鲁、韩、毛四家研究《诗经》的专家，都一致认为《诗经》的作者们为“圣贤”。这表明汉初学者的明确见解，即《诗经》并不是什么“里巷歌谣”或“民俗歌谣”。　　3.根据现有的材料进行考察，《诗经》里能够找到之作者，他们均为奴隶主贵族及其亲信，而没有一个是“民”，这一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合乎逻辑的推论是，《诗经》全部是“圣贤”亦即贵族们的作品。　　4.逸诗的水平不及《诗经》，而本文（按：《（诗经）民歌说考辨》一文）中所引逸诗的作者有周天子、诸侯、大夫等等。风诗是诗经中艺术水平之最高者，如果认为风诗有平民或奴隶创作的民歌，那就无异于承认劳动人民中有生而会作诗的天才，他们没有或仅有较低文化水平，却能够写出艺术造诣很高的文学作品，以至天子、诸侯、大夫等人的作品都无法与之比肩，这显然是有悖于常理并不符合实际的。　　5.朱熹是力主风诗为“民俗歌谣之诗”的。《诗经》民歌说到了他已趋定型。但统计与分析表明，他在解诗时大多沿袭和引申汉　　儒的说法，并无多少创见。朱熹（关于）“民俗歌谣”说，是经不起推敲和检验的。袁、陈二位的论述，见诸他们的专著《诗经探微》，此处兹不备引。　　综上所论，吾国文学传统，实即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之传统。中国光辉灿烂的诗国文明，是士大夫创造出来的。汉之大赋、汉魏六朝之古诗乐府，唐之诗、宋之词，莫不如此。惟元曲悖离此一士大夫文学之传统，故元曲之文学价值不能与唐诗宋词相比。今人可诵唐诗宋词名篇无数者，问能诵元曲否？职是之故，今人凡举中国诗歌，类以诗词并称，而曲体例不阑人也。

编辑推荐

　　《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看起来是讲具体作法，其实是教人如何做个真正的诗人。详述诗法，而探本诗心，为坊间一切谈诗词写作之书所未有。且讲得明白精要，实在难得。因诗法繁密，谈起来容易琐碎；诗心深窈，说来又涉玄眇。能讲得如此深著明切，足见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