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匈）格雷什科维奇  页数：252  字数：156000  译者：张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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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悲观性预言不同的是，尽管东欧国家所面临的是一个比19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深刻和持久的衰退过程，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却似乎在那里扎下了根。是什么因素成就了这样的结果？和十年前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相比，东欧人为何较少地对体制性变革所带来的残酷的社会后果表达抗议？为何那里没有出现地区性的威权或者民粹转向？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为何被证明为具有抗击危机的能力？以及经济危机以何种方式影响到该地区的政治局势？本书着重讨论的就是上述这些问题。我希望通过与拉丁美洲加以对比来帮助拓宽东欧转型研究的视野，反之亦然。我还希望向比较政治经济分析领域中那些想要探究东欧经验的教师和学生以及报道该地区事务的记者们提供有趣的阅读材料。我花费了四年的时间写作本书。从1993-1996年，我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政治学系任教。1997年，我在位于华沙的中欧大学社会学系工作。在布达佩斯时，我参与了系里的一个名叫“转型目标为何”的研究项目。我们的目的是对中东欧正在出现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作出恰当的概念性说明。

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解释的是这样一个看似悖论的转型现象：东欧国家经济上的崩溃和政权的剧烈嬗变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失序以及国家治理的失败，而是同时完成了向自由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的转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东欧国家告别专制政治与计划经济的双重羁绊，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均衡，也即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一种低水平的均衡。东欧国家转型出现这种结局的机理何在？本书作者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探讨东欧国家转型的动力机制和内在逻辑，并且与之前拉丁美洲国家的转型进行比较，从而令人信服地指出，东欧国家中的某些至关重要的结构、制度、文化因素一方面制约了各种导致混乱、失序乃至危机的问题的出现或者减缓了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它们也确实有利于转型比较平稳的运行和实现。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作者为匈牙利人，作为一个亲历东欧历史性变革的学者，他对东欧转型的观察、理解、分析和思考有一种活生生的现场感。这也是本书让人感兴趣的特色所在。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东欧人本身对其转型历史的看法和评价。　　

作者简介

　　贝拉·格雷什科维奇，匈牙利人，现为中欧大学国际关系和欧洲研究系主任，教授。于1977年和1980年从布达佩斯经济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又从匈牙利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其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欧洲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欧元区域的扩张、政治和

书籍目录

代序前言第一章　引言：崩溃预言的消失与低质民主体制的到来第二章　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危机与新自由主义转型第三章　孤立的经济改革者第四章　当地的改革者与外国顾问第五章　对经济困难的社会反应第六章　对后共产主义时期民粹主义的再思考第七章　民粹型转轨策略：从比较的角度看匈牙利经验第八章　补偿：政府的一种策略第九章　匈牙利转型中的冲突、社会协定与民主发展第十章　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注释参考书目

章节摘录

第二章　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危机与新自由主义转型在本章中，我凭借对拉丁美洲经验的研究以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何以在东欧国家取得成功。更具体地讲，我将讨论新自由主义策略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得以战胜所有其他的转型方案。通过对这两个地区发展路径的特征与结果的简要比较分析，我着重提出一些使它们能同样受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念与策略的影响并接受这些观念与策略的重要的共同条件。我也会指出它们之问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可能会有助于说明这两个地区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相互间的差异。新自由主义策略为何得以胜出？大卫·利普顿与杰弗里·萨克斯在1990年初将东欧1989年革命领导者的政治决定称作是“对欧洲的回归”，这种回归包括建立多党制议会民主体制以及有着大规模私人部门的市场经济体制。利普顿与萨克斯也强调指出，在选择采用任何一种西欧经济模式之前，这些国家应该具有市场制度的“共同核心要素”（Lipton and Sachs，1990，1-2）。尽管在没有先选定某一种具体的市场体制模式之前就建立“核心”的市场制度似平并不可行，他们的实际意思可能是说，东欧民众在确立转型方案时必须在下述问题上达成共识：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制度”以及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利普顿与萨克斯发现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共识要多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我的目的是理解东欧民众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达成这种共识。实际上，首要的问题便是：人们如何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对政策改革的共识？更具体地讲，我想要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为何在东欧国家胜出。新自由主义策略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得以战胜所有其他的转型方案？在回答这类问题时，我相信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是有助益的。人们要想将这种研究视为目前条件下的一种适当且有益的类比，就应该记住：到共产主义垮台时，新自由主义式的方略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政策范式。也是在1990年，约翰·威廉森（Iohn Williamson）发表《华盛顿所说的政策改革意味着什么》一文。在那篇文章中，约翰·威廉森描述了“华盛顿的对经济问题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机构当时的流行观念”，这些人物与机构包括国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国际金融机构、美国政府的财经部门、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思想库（Williamson，1990；Williamson，1993，1329）。斯坦利·菲舍尔（Stanley Fischer）在评论华盛顿共识时总结道：“关键的事实是，现在已经不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主要经济发展模式：参与发展问题讨论的各方目前都在说着同样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就是指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Fischer,1990，25）。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策略？在使用“新自由主义策略”、“新自由主义方案”或者“新自由主义措施”这些词汇时，我采用的是亚力杭德罗·福克斯利（Alejandro Foxley）的定义。他们的含义既包括短期的新古典主义式的经济稳定措施，也包括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前者是指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措施以及汇率政策（通常都意味着贬值），后者的目标是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增加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这类结构性改革包括贸易自由化、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Foxley,1983）。同样，我的分析也有赖于对政策改革方面的“华盛顿共识”的更详细的说明。约翰·威廉森对“华盛顿共识”有这样的描述：“它是世界范围内学术潮流的结果；拉丁美洲国家（主要是通过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努力）助长了这种潮流，而东欧国家则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些潮流。”（Williamson，1993，1329）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Luis Carlos Bresser Pereira）在其评论文章中指出了这种共识的学术渊源，并断定七国集团国家的财政部以及二十家最重要的商业银行的总裁们共同认可这一共识（Bresser Pereira，1993，19）。这种政策方案包括下列一整套措施与手段。1.必须要恢复财经纪律2 有必要减少政府补贴，尽管教育与卫生保健事业应该成为公共开支的重点3.有必要进行税务改革，并且税务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扩大税基及降低边际税率4.必须让市场来确定利率，而且真实利率必须为正值5.汇率也必须由市场来决定6.有必要实行自由化的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机制，尽管并不一定要实行国外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7.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应该废除8.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9.对经济活动的管制要解除10.产权要得到保护与保障早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战略方案被正式称为“华盛顿共识”之前，对其的应用已经遍及全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中，稳定方案一直被用来作为克服宏观经济与外部失衡的手段。可是，在1980年代中期，当债务危机在第三世界国家爆发并且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外汇危机成为常规现象时，实际上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实施过一种或几种新古典主义的稳定措施。只有几个国家——阿根廷、巴西与秘鲁——实施的非正统的稳定方案没有主要依靠限制需求的措施（Nelson，1990，9）。而且到1980年代中期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中长期的结构调整措施，而根据上述标准，这些措施具有新自由主义的特征。这类措施包括实施灵活的汇率安排、提高真实利率水平、刺激出口、对公共部门的投资方案做合理化改革、加强收入征收工作、削减对公共服务与公共分配物品的补贴、实行贸易自由化、进行税收改革、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减少公共部门的从业人员（世界银行，1988，转引自Nelson，1990，9）。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而言，这些结构性改革意味着它们大大背离了以前的发展模式，即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转向对主要社会团体的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而这些利益集团也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是到了1980年代晚期与1990年代早期，反对新自由主义战略的人士似乎在对政策与理想社会理念的争夺中失利。巴巴拉·斯道林斯（Barbara Stallings）认为现在就宣称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获得胜利仍为时尚早，可是即便是他也强调指出：“当代的这种方向性变革的幅度比193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大。”（Stallings，1992，76）在1980年代末直至1990年代，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继续以更快的速度推进。在发生这种世界性战略转向的同时，国际金融机构——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参与也越来越多。这既体现在它们所批准的方案的数量上，也体现在他们所提供的金融支持的程度上（Stallings，1992，70，78）。东欧国家1990年代的情况如何？从1990年1月到l995年4月，二十六个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有二十五个国家曾尝试过一次或多次施行财政与货币稳定措施（其中的六个国家实行了几种不同的方案），并引进市场化的（灵活或固定）汇率机制（Fischer,Sahay and vegh，1996，50）。大部分稳定方案都是非正统的措施，因为它们含有收入政策以及政府对工资增幅的不同形式的控制（比如累进制的或限制性的税收或收费）。东欧国家迅速地在国内市场、对外贸易以及建立新的私人企业等方面推行自由化政策。以德·梅罗（De Melo）、德尼泽（Denizer）和杰尔布（Gelb）在1995年提出的三种衡量经济自由度的标准（De Mel0，Denizerand Gelb，1995）——国内市场的自由度、对外贸易的自由度以及私人企业的经营环境——来看，东欧地区经济自由度居中的国家的得分值已经从3增加到70。根据这种衡量标准，得分为0代表中央计划型经济，而得分为100则表示该国实行的是经合组织国家的典型经济体制（Murrell，1996，31）。到1994年，东欧国家经济自由度得分的中位值高于所有中东欧国家的平均值：捷克共和国的得分为90，而匈牙利、波兰以及斯洛伐克的得分值均为87；并且众所周知的是，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在1996年成为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彼得·默雷尔（Peter Murrell）总结道：“从总体上看，这是经济史上最剧烈的经济自由化时期。”（Murrell，1996，31）尽管各个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大部分东欧国家迅速地提高了私人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根据1994年底的估算，捷克共和国的贡献率为75％-80％，波兰与匈牙利的贡献率均为55％，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贡献率为40％。罗马尼亚私人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5％，保加利亚的这一比例为24％，克罗地亚是40％，斯洛文尼亚是40％，同时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来自私有部门（Brada，1996，77）。我们在后共产主义世界看到的事情发展过程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发生的情景相似：新自由主义的方案获得压倒性胜利。怎么会以及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且东欧国家为什么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这种状况？社会性认知与外部压力全世界的人“像寻找经济发展的圣杯那样”涌向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略。对这一现象有两种流布较广的解释。根据第一种解释，这种转向是社会性认知的一个范例（Kahler，1990，31）。依据这种看法，新自由主义获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事实证明它比其他竞争性方案更为优越，而且政府部门最终逐渐接受了这种方案。人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政策（Keynesian Policies）或者发展经济学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与其他地方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东欧国家，人们针对斯大林式的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体制——这一地区所特有的替代性方案——提出差不多同样的看法。人们常常会提到，社会主义体制必然会带来经济的崩溃，无论这种体制是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还是经过改革的社会主义（Kornai，1990，1992a；Sachs，1990）。根据这种看法，经济专家与公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认识到社会主义体制是无法改革的。可是，一旦现存的体制破产，他们自然就会转向采用正确的战略。

编辑推荐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在苏联解体之后，关于东欧会出现大范围政治与经济崩溃的黯淡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虽然经济衰退的程度很深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东欧的政治生活中却没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曾出现的那种剧烈动荡的现象。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中东欧人对体制变革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的抗议要少于十年前的拉美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中东欧社会在面对经济困难时主要采用了较少破坏性的抗议形式？为什么许多人担心的整个地区范围内的威权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回潮没有出现？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能够抵御危机的威胁？经济危机对这一地区的政治领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激励作者写作《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的是这样两个问题：预言的失败与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转型现实。

用户评论 (总计15条)

•   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分析很透彻···
•   从忍耐到抗议，是一个从质变到量变的过程，放在不同的环境变化的过程和结果都不同。
•   为我国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范本，值得一读。
•   这部书很好，但是很枯燥，需要有很大的毅力才能读完。
•   在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政治与经济崩溃的现象,也就是说那种预言并没有变成现实.分析家们出自于理论模式的判断,其结果是大相径庭.
  读了<<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积极分析>>一书,对匈牙利人贝拉的科学分析态度所折服.他把拉丁美洲与东欧国家的广泛比较,然后才对转型时期的一些特定问题作出评价.
  书中的第四章,对后共产主义时期转型的重要性及意义.第五章对东欧国家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活趋向稳定很少暴力,第十章提出的个人结论与预见,都很有必要.是书中阅读的核心部分.
  这本书翻译的很流畅,阅读起来节奏感比较自然,对于那些喜欢了解,分析国际政治尤其是东欧演变过程的读者,耐心地读下去,从中会发现许多偏见在书中得到了矫正,这也许是读书的最大收获.
  对于读者群能不能收到更大的共识,真的不敢预想,因为目前喜获阅读和研究这个方向的读者很可能是''趋之若骛''.凡对此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粗线条地看一遍,也许会爱不释手的.
  书是好书,就是定价高了些.但是,广西师大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窥视东欧国家变化真相的窗口,很感谢了.作为读者,有了思想活跃的平台,真的是很难得了.
•   理论性比较强，基本上每看一章就得在百度或者Google搜很久……不过还是令人获益匪浅的。
•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作者是匈牙利人贝拉•格雷什科维奇，现为中欧大学国际关系和欧洲研究系主任，教授。虽然这本书是09年由张大军老师翻译过来的，但其实原版书是在1998年写作完成的。所以作者写作该书时没有经历过俄罗斯普京这样的强人政体，也没有经历过08年的次贷危机，但是89年到98年这十年间也诚然是东欧这些后社会主义国家最关键的十年，相对于美国与西欧，有关东欧国家的学术专著尤其是东欧人自己写自己的书籍在国内翻译甚少，所以说这本书之于我们也是打开了一扇窗，环比东欧，就像作者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也许会对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有一些启示作用。 其实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回答了以下两个问题即预言的失败和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转型现实，预言的失败主要是指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东欧的政治生活在转型过程中会发生剧烈动荡的社会冲突没有出现，转型现实主要是指中东欧社会在面对经济改革的困难时采用了较少的抗议形式以及在东欧并没有出现地区范围内的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回潮。整本书10个章节基本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展开。前两章，引言部分即概括崩溃预言失败这一事实以及东欧向新自由主义转型的两种解释，三四五章主要介绍东欧的经济改革方面，包括改革者，外国经济顾问的作用以及民众对经济困难状况采取非暴力行为的分析，六七章是对转型东欧民粹主义的思考，得出民粹主义者提出的经济方案与新自由主义经济者提出的方案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更有可能是精英集团内部利益诉求的再分配这一观点，八九章侧重于东欧各国政府尤其是匈牙利政府对政治经济环境的一种维护，包括对经济受损者的补偿方案以及社会冲突的化解，民主机制的有效运行等实施方案，最后第十章总结全篇表述出作者所定义的东欧转型后的这一种低质的民主运行方案，也就是参与式的民主与排他性的经济方案此处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细节暂且不谈，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作者对这两个核心问题的回答。首先，为什么关于东欧后社会主义时期并没有爆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沿着作者的思路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下几点，第一错误地运用了类比的方法，将东欧与拉美国家的转型作比较，由于经济基础，文化差异的诸多不同，因此两者的可比性值得我们思考；其次共产主义的很多结构性、制度性以及文化遗产再加上转型式衰退的后果，对争斗性集体活动产生一种结构性效果，东欧所继承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不会像拉美那样，导致极端的贫困，城市化程度低，居民分散，加之国有化的普遍存在，政府采取了分而治之以及战略性补偿的策略，都使东欧各国居民对经济困难的主导型社会反应模式是退出和在政治领域的民主程序（即抗议性投票），而不是发出声音，这也保持了政治稳定。 第二个问题是东欧各国何以形成了这样一种独具特色的“低质”的东欧民主模式，一个重要的解释是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在3年内同时引进，而都没有完全落实，当然和上面提到的因素也有关系即领袖人物并没有做好准备，在上张投影提到的共产主义体制的许多结构性、制度性和文化性遗产产生了一种阻碍动员以及相应的具有政治稳定作用的效果，一般老年人——尤其领养老金者，无法举行罢工或者从事骚乱活动，“非正规方法”转向地下经济，不触犯刑事法律的退出形式也可能产生有利于稳定的正面效果。作者以此猜想下去经济和政治领域之间的低水平均衡在中期内会一直存在，即表现相对较差且具有混合式特征的市场经济体系，不健全、精英式且带有排他性的民主体制，以及弱势的公民群体，当然这个弱势也是与西方相比。 当年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得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全球范围内的全面胜利也许是有些过于乐观了。格雷什科维奇的优势在于，与其说《抗议与忍耐》是在为我们解释一个现象、或是为一个问题寻求到了确定性的答案，毋宁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促使我们从差异性的角度观察问题，从而摒弃经济决定论、全球主义的目的论，重新从活生生的现实情境发出，来观察、思考问题。当然成书已经13年，白云苍狗，世事无常。萨达姆，拉登已变成了白云飘飘，三个代表进化到科学发展观，美国已经换了三任总统，东欧现在也面临着重新融入欧洲主流社会等现实问题，相信许多问题的结果作者今日修订的话也会发生很大的差异，这是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到的。其次，毕竟苏东剧变不足30年，任何结论性的原理还要进一步由时间的考量才能定性，一些更深层次的材料的出现也许会使我们对东欧形成新的认识，所以理论大部分停留在假设的层面，还需我辈同仁多多探讨，发觉才是。 阅读更多 ›
•   不容易得到的常识
•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以丝绒革命的方式，和平实现了国家的转型，就此，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不无乐观地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必将胜利，并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而就这些国家转型后的状况来看，此论断显得过于乐观。
  　　这场看似温和的革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废墟，即民主政体前提的缺失，同时，各国的经济也在急速下滑，对政治家们形成严酷挑战：如何才能在这个废墟上重建家园？人们纷纷抛出对东欧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悲观预言，即“后共产主义时期民主体制破产”理论，而这类理论的依据，则多是源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转型中社会动荡、暴力行为频现的现实。
  　　
  　　但东欧国家在转型后几年内，用事实击溃了这些悲观主义者的预言，而这事实，就是不完善的民主体制与不完善的市场体制和平共处，形成了一种被格雷什科维奇称为“低水平均衡”的态势，这种低水平的均衡，也正是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质。在通常语境下，低质、低水平是带贬义色彩的词汇，但历史却在这里拒绝了普遍定义，这种低质民主与低水平均衡，确保了东欧各国远离社会动荡与破坏性的抗议，抵抗住了社会的失序以及国家治理的失败。
  　　格雷什科维奇分析的起点，是东欧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一现实，他从政治-行政环境、外部影响、民众反映、政府的补偿策略等方面将东欧国家与拉美国家进行了比较与评价，并将匈牙利作为个案，进行了具体研究。得出“民主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全落实，是二者低水平均衡能够存在的原因”的结论，并且，他预言这种现状将长期在东欧国家存在。
  　　格雷什科维奇的宝贵之处在于，他在书的开头就强调他的大部分结论是暂时性的、假想的，所以与其说《抗议与忍耐》是在为我们解释一个现象、或是为一个问题寻求到了确定性的答案，毋宁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促使我们从差异性的角度观察问题，从而摒弃经济决定论、全球主义的目的论，重新从活生生的现实情境发出，来观察、思考问题。
  　　
  　　（FOR《东方企业家》2009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   　　《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你和我的明天
  　　20世界最后20年里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变局，以极激烈的方式，挑战着那些结构严谨、论证缜密的社会发展理论。由现代化理论挑起的，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否会趋同的辩论，也在那些变局面前由喧嚣激昂走向沉闷淤滞，继而走向沉思。历史的发展没有脚本，只以过程的具体性，不断增添人类文明的经验。在中国，当“转型”这个词携载着褪去狂妄的理性，嵌入社会发展的话语体系内，我们熟悉的是从“四个现代化”到“经济体制改革”的相替。匈牙利学者的这本书，让有着相似阵痛的人们读来，心头百感交陈。爱恨情仇、苦闷与宣泄、光荣与梦想、希冀与幻灭……时代的巨大，个体的渺小，更加赋予了一个急速变化时代独有的气质。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1989年的东欧剧变，抛开意识形态之争，无可否认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亨廷顿的“第三波浪潮”在此处高歌猛进，走向凯旋的高潮。柏林墙、哈维尔、瓦文萨、团结工会、圆桌会议、戈尔巴乔夫……一连串熟悉如常的名词被历史定格，多少次梦寐以求的日子降临来到，那么接下来怎么办？龙应台说，在黑白分明的时代中，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可是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里黑暗深不可测。作为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共产主义，其价值、制度和运作逻辑，不断地在现实社会的具体发展面前，作着历史性的变迁。我们就这样从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风云际会走向光怪陆离的九十年代，走向更易迷失目标的二十一世纪。
  　　民主了，未必是宪政了，即便宪政实现，大部分人还是得低下头面对衣食住行这样那样细小入微的问题，告别极权主义的人们，将面对一个漫长艰难的建设过程，在荒芜的废墟上百废待兴。政治话语不断在变，身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还有具体的经济实体，是极难产生一夜剧变的。每一个国家的转型模式，都有其具体的历史承接和现实条件的约制，格雷什科维奇对转型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分析，在历史比较分析的宏观脉络内，因其作为社会变动的亲历者的身份，在政治、行政、经济三位一体的理论模式中，引入了转型起始对原有模式依赖性的生动分析。
  　　时光荏苒，二十年倏忽而过，我能欣喜地看到，世界新增八个发达国家的名单中，昔日的东欧国家赫然济济一堂，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还有爱沙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立陶宛、波兰、拉脱维亚也发展劲头十足，昂首挺胸排在预备队里。我突然想到了秦晖、金雁夫妇的《十年沧桑》一书，书如其史，沧桑过后是繁荣，大病初愈时的苍白是元气恢复的起点。你说化疗后的虚弱归罪于必要的医疗程序呢，还是归咎于顽疾肿瘤来得合理？而且在东欧蔚为成风的民主化、市场化、激进改革大环境下，寡头垄断仅仅出现在俄罗斯，从这一点推断，民主化市场必然导致寡头制的逻辑无法成立。
  　　在民主制度的缺席下，“没有制度化的政党、缺乏职业政治领袖、不存在负责任的精英群体、没有有效的政府机制、缺乏组织化的民间社会、没有发达的中产阶级以及历史上不存在企业家精神”在如下的愁云惨淡下，东欧国家是如何从捉襟肘见过渡到长袖善舞的境界，东欧何以没有走向拉丁美洲那样的尴尬境地，而本书的论述主题，即在于此。转型期间的正义如何执行，是纽伦堡审判中疾恶如仇的模式，还是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那样的宽恕为怀， 罪与罚的实现、公理的实践，这些转型期间的正义执行，似乎不是本书的重点。书中的关键词之一是“新自由主义”，也就是说，在“新自由主义”这种经济模式下，东欧诸国日夜马不停蹄地步入辉煌。
  　　这一概念说来很简单，第一点解释是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第二点是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增加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它的结构性调整措施包括“贸易自由化、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其实一言撇之，第一条即休克疗法，第二条便是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在《十年沧桑》里提到，尾大不掉的帝国遗留下问题种种，这么一个臃肿的身躯必须经过痛苦的稳定化阶段才能克服其巨大的惯性，于是休克疗法呼之即来。一边是治疗的过程，一边是医治的预期目标，因为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所以转轨后的国家，首要之务是分散政府的权力，这个权力虽然可以一厢情愿地去做许多有益事情，但有害的事也是因它产生。政府在自由市场中的角色定位，不过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者。
  　　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暗流涌动，伯林的担忧始终没有过了保鲜期，只不过，此时此刻，没有了秘密警察和集中营，没有了无处不在的窃听风暴，抗议、游行、罢工更多受到了民主程序的制度性和时间性安排的束缚，一切愤怒和发泄，都在有条不紊地照章进行，民主体制从低素质走向成熟，市场经济从弱不禁风成长到根深叶茂，这一切，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就如同晚清的预备立宪图景下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曲高和寡，如同民国初年的国会选举，除了让大众可望不可及的苛刻选举资格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徇私舞弊，但至关重要的是，这是迈向宪政主义的第一步，改良之路是一点一滴的进步累积而成，不骄不躁，心平气和，胡适在当年的春风化雨，犹在脸庞上吹拂。
  　　
  　　成稿于09-05-18
  　　
•   ++越来越牛逼了耶~
•   显然你比我拼，你睡眠时间比我短，向你学习，恩。
•   胡博士的话俺还是认同滴
•   没兴趣
•   难得，写得如此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