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10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 白睿文 页数:491 字数:430000 译者:罗祖珍,刘俊希,赵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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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和许多西方人一样,我第一次真正接触中国电影始于1980年代中期,那时第五代导演开始在西方崭露头角。那些电影令我惊艳。早些年造访中国内地时曾见过张艺谋、陈凯歌和田壮壮,我为他们的热忱与激情所感动。而他们初试啼声之作——《红高粱》、《大阅兵》、《黄土地》和《盗马贼》——皆使我大吃一惊。殊难一言道尽他们如何从众多不同面向予人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那是一种处理电影语言、陈述故事及塑造角色的新方式,一种观看人与处境的新方式。《盗马贼》尤甚表露此点,田壮壮的处理方式值得记上一笔——凭其纪实角度侧写世界,既深刻又澎湃,不温不火但又发人深省,纵使当时我对他一无所知,但已坠入其剧中世界的冲击。所以当罗杰·艾伯特[1]拉我上他的节目,谈谈我心目中的1990年代十大佳片时,出于对《盗马贼》的珍爱。我将其评为首选,即便它早已于1986年完成。我自圆其说地谈到我可是在1990年才第一次欣赏到这部电影。它就是如此光彩夺目。这些年来我持续关注第五代导演的动向,虽然他们面对着几乎无从克服的政治困境,但他们的功力却有增无减。此后,又一震撼及启示来到面前:台湾。相较许多评论家及制作人已开始以侯孝贤为议题,在接触台湾电影方面我算是晚了一步,而我看的第一部片是《多桑》,由侯孝贤的编剧吴念真(之后也在杨德昌的《一一》中担纲演出)所导。在同一份名单中,《多桑》也成为我1990年代十大佳片中的第三位。
内容概要
众声多元的艺术写照, 华语电影的辉煌记录。 美国当代新秀学者对当代两岸三地二十位华语电影要人的深入访谈 大陆:谢晋、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张元、王小帅、贾樟柯、李杨 台湾:侯孝贤—朱天文、杨德昌、吴念真、李安、蔡明亮、张作骥 香港:许鞍华、关锦鹏、陈果、陈可辛、陈耀成。 这部杰出的访谈录,以探究各位华语电影工作者的重要作品为主,关注他们的成长岁月和美学追求,兼及艺术、商业和政治之间复杂交缠的关系,并展望全球化大背景下华语片的未来。在作者的精心准备的提问中,“第五代”、“第六代”、“台湾新电影运动”、“香港电影新浪潮”……这些华语电影“最好的时光”,如草蛇灰线,浮现在更宽广的历史与文化脉络之上。这本集子将为当代华语电影世界最杰出的一些导演的想法和理念提供第一手资料。
作者简介
Michael Berry(白睿文),1974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现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华语文学、电影、流行文化和翻译学。著作包括Speaking in Images: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200
书籍目录
序中文版自序谢辞内地 谢晋 电影创作六十年 田壮壮 放风筝的盗马贼 陈凯歌 历史革命的反叛电影 张艺谋 佻达飞扬的色彩 张元 在电影的桑拿里的出出汗 王小帅 禁拍中国 贾樟柯 捕捉转变中的现实 李杨 中国电影的希望?台湾 侯孝贤 与朱天文 文字与影像 杨德昌 幸运地不幸 吴念真 在文化殖民的阴影下书写台湾 李安 电影的自由度 蔡明亮 困于过往 张作骥 从边缘拍摄香港 许鞍华 影语年华 关锦鹏 从幽冥怀旧到身体欲望 陈果 香港独立电影 陈可辛 泛亚洲电影的先驱 东耀成 最后的中国人参考书目
章节摘录
问:您拍摄《舞台姐妹》的时候,不曾想过会遭受这么大的批评?答:根本不会想到,那时谁会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国家主席刘少奇(1898-1969)都没想到会遭到这种命运。他受到严厉的批斗,邓小平也是。邓小平被打倒了几次,送到江西劳改。他又复出之后,问我们的国家怎么会搞成这样?他思考了很长时间,倡议了很多政策上的改革。他跟所有人一样都有同样的疑问——当时并不是我一个人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把这问题看得太小了,整个国家都陷入混乱,连国家主席都被打倒。我为什么拍悲剧?不是我想拍,而是生活逼得我非要说话不可。我很多朋友被打成“右派”,吃了很多苦,有些人就走了,我一定要替他们说话,要为这些不能再说话的人发声。所以像《牧马人》、《芙蓉镇》都是在极大的激情之下拍的。如今很多人都在谈歌舞片、数码片,认为那是观众唯一关心的。其实相反,只有对社会生活真诚的感情和切实的反省才能打动观众的心弦。《天云山传奇》就是这样~部电影。“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有很多冤案。胡耀邦(1915-1989)做总书记时把几干万人的冤案都平反了。所以这部电影在这个时机出来,获得很大的共鸣及世界的注目。《芙蓉镇》也是,中国的问题不看这部电影你不会了解。《芙蓉镇》到日本上映时,日本人说:“谢导演,原来是这么可怕的灾难,这么小的镇子也发生这么大的悲剧,你们真是苦啊!”通过我的电影,人们更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美国是不可能拍出这样的电影的,因为两个国家的历史经验不同,美国人怎么会过这种生活呢?所以必须研究我们国家的历史才能了解我们的电影。很多美国学者写的文章都不着边际。很多人说谢晋导演你吃了很多苦,我说不是我,是整个国家!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死在牛棚,骨灰都几乎找不到了。我们经历如此巨大的悲剧,我们自己把它克服了。现在第六代导演根本没经历过这些,他们拍出来的电影当然跟我们不一样。有些影评家很糟糕,老拿我们比,但比较是不可能的。美国今天的电影怎么跟卓别林(CharlieChaplin)的电影比较?它们完全不同。美国现在不可能拍出跟卓别林一样的电影,因为时代完全不一样。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现在不可能拍出1950年代美国最优秀的电影,难道现在的美国电影工业还可以出现另一个卓别林吗?不可能。每个时代都有它电影的风格,而我们和下一代的电影风格不同,我觉得非常自然。问: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电影导演因为当时激进的政治气氛而无法拍摄电影。然而您不同,在那段时间您作为一个电影人,仍持续您的电影梦——或该说是噩梦?在这样社会动荡、政治高压的年代拍摄电影,是什么样的景况?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拍过电影,拍过样板戏。当时虽然还没复职,但是什么都打倒了,都没人了,所以我和其他一些年轻电影导演就被指派拍样板戏。这些戏都是当时政治气氛的产物,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场噩梦。不光是一场噩梦,我父亲吃安眠药自杀,母亲眺楼自杀,都是我去把他们抱上来的。当时我还关在厂里不许出来。一开始我很自责,后来也想通了,这不是个人的悲剧。那不只是针对我,即使那些创建我们国家的人也都遭受了迫害。我估计以后会有很多的作品从这场悲剧里出来,会有真正反省“文化大革命”的杰作。这是人性的毁灭,发生在父子之间、朋友之间,这是时代的悲剧,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提到“文化大革命”总会称它“史无前例”。我们应当记得这个词,“史无前例”,过去历史上没有过。毛主席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围以后一定会出现非常重要的作品。我想,研究一个国家的电影,尤其是重要的电影,要了解很多那个国家的历史背景。越战结束后有些电影拍得非常好,像科波拉(FrancisFordCoppola)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Now,1979)。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也不会有这些电影创作出来。后来我几部主要的电影也一样,像《天云…传奇》。问:您曾与谢铁骊[1]、梁廷铎等多位导演合作拍片,经验如何?两位导演一起拍戏又是如何分工?答:颜碧丽是创作组组长,那时我还没有正式复职,但实在没人,所以就把我调出来拍片。我现在想起来很后悔,拍这些没什么意思,但那时候拍样板戏是一种光荣。我们拍根本就不算数,都要江青同意。《海港》拍了三次,第一次是我跟另外一个副导演,后来江青说不行,把他淘汰,我跟谢铁骊拍。江青说了一句:“重拍!”就得重拍,甚至把导演都刷掉。还好没把我刷掉。只要不满意,就一直重拍。那段时间是噩梦。现在回头看,我们拍这种戏干什么?但当时是大事。《海港》是样板戏,剧本和演员全都是中央指定的。工作人员的压力很大。问:两位导演如何分工呢?答:各个导演的水平不一样,《海港》就两个人凑合着拍,一个当导演,一个就当副手,遇到情况就两个人解决。拍起来很痛苦,并不是很愉快。艺术的东西不能强制的,之前有的戏是我自己愿意拍,但这是上头命令的。虽然两个导演一起拍,其实两个人都不愿意。问:《啊!摇篮》是您在“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部电影,也标志了您作为电影工作者艺术风格的改变。在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解冻时期,是什么令您决定拍摄以延安保卫战为背景的主题?答:事实上,这个时期我的第一部片是《青春》,是“文革”期间没拍完的,陈冲在里面演一个哑巴女孩。下一部才是《啊!摇篮》。这部戏虽然是描写对日抗战之后的解放战争,但它的人情味很重。在《红色娘子军》不能通过的东西,这部戏都有。这部戏是描述战争期间军人之间的恋爱,也是一部小孩的戏。这部戏的小孩演得最好。我们选了十个小孩子演员。片子描绘国民党军队攻打共产党的大本营,解放军从延安撤退的情景。把小孩装在篓子里,背在毛驴、马背上,小孩演得非常好。“文革”期间所有被批判的东西,包括爱情、人性,《红色娘子军》里没有的东西,都在这部戏里出现了。问: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您拍了多部与“伤痕文学”作品有关的电影,包括《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许多评论者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品缺乏批判反思,然而您的电影,尤其《芙蓉镇》,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您如何评价这个时期的作品?
媒体关注与评论
谢晋:我一直希望贡献最美好的东西……我一生的志业都希望经由我的电影、我的电影里美好的东西,给予他们一些希望。田壮壮:我自己老有一种感觉,风筝挺像中国人.中国人有时候很希望能够飞起来,但又希望有人牵着他飞,离开这条线他反而飞不了……陈凯歌:我觉得我所有电影的人物都是叛逆的。都是对社会怀疑的。都是对现存的环境挑战的。其实在《霸王别姬》里,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人。张艺谋:说心里话,喜欢浓郁的颜色、强烈的颜色.我还真没有什么理论……是感性的选择胜过理性的选择……就是本能地喜欢。候孝贤:当导演若不懂得编剧,基本上是吃亏的。变成只是技术上的,永远要仰赖别人,那样是很难的。你必须有想法、有结构,做导演一定需要这些。杨德昌:我一直认为,电影或艺术本身。其实并不关联到国族性,只关联一件事,就是人性。对人类来说,电影提供了与生活经验最贴切的东西。李安:我总爱拿烹饪比拟电影。拍片像是在办杂货……越好的食材在手。拍出你要的电影的机会越大。剪接是当你下厨时,你必须忘掉你在想什么……而不是把拍到的看成结果.那只是一部电影的烹调原料。许鞍华:他(胡金铨)觉得导演的工作是在陶冶观众.不过他也认为导演不应认定电影的首要目标是商业,即便它必须是商业的。这些都是我向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事。马丁·斯科塞斯:我看到白睿文对当代华语电影有着极高的热忱.而他似乎就是为这段历史留下新页的不二人选……这本著作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提供中国内地、香港及台湾(而非局限一处)的绝佳写照。大卫·波德维尔:白睿文与这些电影工作者极为珍贵的互动,以及他对中国文化和华语片历史的深厚学识,使他得以对这些主要创作者有寻根究底、洞见非凡的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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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病逝后,孝贤感慨台湾新电影也走了,而《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收录了杨德昌生前最后的访谈。同时邀请了美国名导演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1942年11月17日生于美国纽约市皇后区,美国电影导演,曾获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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