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7-09-01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怀宇 页数: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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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我从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这两年来,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沐浴在春风里,幸福地访问着文化界的前辈们。本书记录的是历史长河中的留声。时间真是奇妙,有时很快,有时很慢,尽在人心间。前辈常会感慨新时代的健忘。唐德刚1970年访台时,蒙林语堂盛情召宴,至大酒店时问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对方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沈君山1999年住院时,杨振宁前往探病,被门房小姐挡了驾,一番周折后才能进去。杨振宁坦然告诉沈君山,以前他和某歌星同机,下机后歌星前呼后拥坐加长轿车而去,他的场面虽然冷清些,也有加长轿车来接,同机旅客乃耳语相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历史还算公正,时至今日,林语堂开的文化公司还没有倒闭,而杨振宁新唱的忘年情歌也家喻户晓。正是抱着对历史长河淘尽风流人物的信心,我才敢坦然前行,为前辈们留下回忆。访谈是件苦差事,事后回忆起来却总是甜蜜的。几乎每一场访谈都让我想起年少时考试的情景,访谈前苦做功课,访谈时谈笑风生,访谈后细心整理,从始至终都如履薄冰。每次见受访者前,我总恨不得把相关的资料都找到,力求如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到了和受访者面对面时,我总提醒自己:忘记那一堆繁杂的资料,只选几个最感兴趣的问题。笑谈之中,相激相荡,自然会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我是一个好奇爱问的年轻人,在前辈面前,又时时克制自己:只做一个真诚的聆听者,尽可能用最简洁的问题,引出最详尽的答案。我自认是沈昌文的“粉丝”,努力向他学习与大文化人“谈情说爱”的本领。沈昌文自称是“小文化人”,那么,我就是“小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访谈时如同一个空杯,尽量从大文化人的智慧中汲取陈年醇酒。回忆是靠不住的。如果有朋友问我:“你记录的访谈内容真的可靠吗?”我会很负责任地回答:“不一定可靠。”我年方而立时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就常常不准确,推己及人,怎么能苛求我爷爷的同代人在笑谈风云时如背史书呢?我常想,《史记》为“史家之绝唱”,难道其所记之事就全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吗?我不止一次发现,受访者面对我说的话,与其亲笔所写的文章或所作的其他访谈,内容并非一致。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杨宪益和杨苡兄妹、黄永玉和黄永厚兄弟回忆起共同经历的事情就有出入。亲人尚且如此,朋友之间的回忆更有诸多版本。我喜欢这种多元,历史如果只有一个版本就不好玩了。我不大相信所谓的绝对权威与标准答案,一家之言需要众多旁证,心存疑问的求证往往更能走近真相。我乐于尽我所能记录下每位前辈的一家之言,为历史留一个存疑的版本。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当我做了这么多访谈之后,再看最可圈点的“赤裸裸”一词,不免感叹其难度之大,几乎无法完成。且不论遮丑的自传衣不蔽体,也不说美化的传记涂脂抹粉,即使是一位真诚的老人,在经历大半生风云变幻之后,一心想准确无误地回忆历史,又如何克服心理和生理的种种局限呢?陈寅恪说对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钱穆则说对历史需保持“温情与敬意”,可谓深知史海之浩瀚与人生之无奈。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一代人的历史世界。我的访问对象多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民主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唯无数知识人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使我如醍醐灌顶。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我无意用我的访谈记录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只想在和前辈们的对话中,留下每个人饱含温情的笑声和泪影。重构历史世界非我所长,还原历史细节也是难事,我也不认为通过我越来越多的访谈就可以汇集成一代人“群体”的精神。现实世界里以群体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现象绵绵不绝,使我对独立的“个人”更为珍视。尊重个人,追求自由,容忍多元,是我和前辈们毫无代沟的共鸣。在我的访谈录里,“大家”是你我身边的平常人。我不相信完人,也无缘拜圣人,只是幸运地访问过有情有趣的文化人。
内容概要
《访问历史》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层人物江艺平女士所器重。此书受访对象性格各不相同,在访谈中却都无保留地袒露心声,听他们反思历史,嬉笑怒骂,臧否人物,元气十足。无论是回顾历史的伤感,还是品评人物的激情,所感受到的是众位大家与普通人相似的七情六欲。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我人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本书的三十位访谈对象,平时居于世界各地,他们多经历了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既受传统文化之熏染,又受欧风美雨影响,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 今日世界又快又热,而文化大家渐行渐远,访问历史尤显意义深远。重寻他们的传奇人生和晚年心境,他们的思想境界和处世之道,他们对历史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思考,也是重温中国知识人那一个世界的心路历程。
作者简介
李怀宇,1976年生,广东澄海人。《南方都市报》副刊首席记者。著有《亲爱的风流人物——58位港台妙人素描》。
书籍目录
许倬云 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 金耀基 中国的现代转向要靠第一流的大学 陈之藩 秋水文章不染尘 罗 孚 我行我素我罗孚 倪 匡 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 李育中 泛舟书海纵横论 周有光 百年风云笑谈中 黄苗子 郁风 一流人物一世情 杨宪益 是真名士自风流 沙博理 不辞长做中国人 吴冠中 东西艺术高处相逢 黄永玉 创作的起点是快乐 丁 聪 笔底才情敌万夫 沈昌文 谈情说爱当编辑 何兆武 兴之所至自由读书 高 莽 在翻译和绘画之间 汤一介 乐黛云 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 陈乐民 资中筠 美国与欧洲文明一脉相承 贾植芳 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 钱谷融 漫谈中教出高徒 徐中玉 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耐磨 何满子 天地有罗网 江湖无散人 方 平 搞翻译要像袭人一样一心一意 草 婴 一个人的翻译 一个人的遭遇 鲲 西 一去不回唯少年 辛丰年 我是一个落后的音乐爱好者 流沙河 我牵着庄子的裤脚混入文化圈 后记
章节摘录
序言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我从事新闻工作,有时却不太醉心热的新闻,反而迷恋冷的历史。这两年来,我是一个“旧闻”记者,沐浴在春风里,幸福地访问着文化界的前辈们。本书记录的是历史长河中的留声。时间真是奇妙,有时很快,有时很慢,尽在人心间。前辈常会感慨新时代的健忘。唐德刚1970年访台时,蒙林语堂盛情召宴,至大酒店时问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对方大声反问:“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沈君山1999年住院时,杨振宁前往探病,被门房小姐挡了驾,一番周折后才能进去。杨振宁坦然告诉沈君山,以前他和某歌星同机,下机后歌星前呼后拥坐加长轿车而去,他的场面虽然冷清些,也有加长轿车来接,同机旅客乃耳语相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历史还算公正,时至今日,林语堂开的文化公司还没有倒闭,而杨振宁新唱的忘年情歌也家喻户晓。正是抱着对历史长河淘尽风流人物的信心,我才敢坦然前行,为前辈们留下回忆。访谈是件苦差事,事后回忆起来却总是甜蜜的。几乎每一场访谈都让我想起年少时考试的情景,访谈前苦做功课,访谈时谈笑风生,访谈后细心整理,从始至终都如履薄冰。每次见受访者前,我总恨不得把相关的资料都找到,力求如傅斯年所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到了和受访者面对面时,我总提醒自己:忘记那一堆繁杂的资料,只选几个最感兴趣的问题。笑谈之中,相激相荡,自然会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我是一个好奇爱问的年轻人,在前辈面前,又时时克制自己:只做一个真诚的聆听者,尽可能用最简洁的问题,引出最详尽的答案。我自认是沈昌文的“粉丝”,努力向他学习与大文化人“谈情说爱”的本领。沈昌文自称是“小文化人”,那么,我就是“小小文化人”:“胸无成竹,事无定见,学无定说,不受一宗一派拘束,更无一恩一怨羁绊。”访谈时如同一个空杯,尽量从大文化人的智慧中汲取陈年醇酒。回忆是靠不住的。如果有朋友问我:“你记录的访谈内容真的可靠吗?”我会很负责任地回答:“不一定可靠。”我年方而立时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事情就常常不准确,推己及人,怎么能苛求我爷爷的同代人在笑谈风云时如背史书呢?我常想,《史记》为“史家之绝唱”,难道其所记之事就全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吗?我不止一次发现,受访者面对我说的话,与其亲笔所写的文章或所作的其他访谈,内容并非一致。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杨宪益和杨苡兄妹、黄永玉和黄永厚兄弟回忆起共同经历的事情就有出入。亲人尚且如此,朋友之间的回忆更有诸多版本。我喜欢这种多元,历史如果只有一个版本就不好玩了。我不大相信所谓的绝对权威与标准答案,一家之言需要众多旁证,心存疑问的求证往往更能走近真相。我乐于尽我所能记录下每位前辈的一家之言,为历史留一个存疑的版本。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当我做了这么多访谈之后,再看最可圈点的“赤裸裸”一词,不免感叹其难度之大,几乎无法完成。且不论遮丑的自传衣不蔽体,也不说美化的传记涂脂抹粉,即使是一位真诚的老人,在经历大半生风云变幻之后,一心想准确无误地回忆历史,又如何克服心理和生理的种种局限呢?陈寅恪说对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钱穆则说对历史需保持“温情与敬意”,可谓深知史海之浩瀚与人生之无奈。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一代人的历史世界。我的访问对象多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民主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唯无数知识人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使我如醍醐灌顶。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我无意用我的访谈记录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只想在和前辈们的对话中,留下每个人饱含温情的笑声和泪影。重构历史世界非我所长,还原历史细节也是难事,我也不认为通过我越来越多的访谈就可以汇集成一代人“群体”的精神。现实世界里以群体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现象绵绵不绝,使我对独立的“个人”更为珍视。尊重个人,追求自由,容忍多元,是我和前辈们毫无代沟的共鸣。在我的访谈录里,“大家”是你我身边的平常人。我不相信完人,也无缘拜圣人,只是幸运地访问过有情有趣的文化人。节选贾植芳:历史的最后阶段是喜剧李怀宇 中国20世纪还有没有知识分子像你一样待过四次监狱?贾植芳 比较少。有个老外讲,一个人经历过两种生活就什么都不怕了,一种是打仗,一种是坐过监狱。我因为住过好几次监狱,对监狱都无所谓了。有吃的,有喝的,又不花饭钱,不花房钱,还有保镖,有警务人员。监狱就像外婆家里一样。前年,电视台拍电视,请我到提篮桥监狱去了一趟,远东最大的监狱,英国人修的。以前我在那里住着,这回我是贵宾。李怀宇 第一次进监狱时你还是学生,怕不怕?贾植芳 不怕。那时候就十九岁,大年夜关进去,好饭是吃不到的,一个老犯人跟我说:“你是政治犯,受优待,吃的跟我们刑事犯不一样,看守所欺负你人小不懂事,克扣你的囚粮费。”第二次开饭了,我就把窝头、咸菜摔在地上,说:“我是政治犯,不吃这种饭。”后来他们真的给我重新送饭来了,四个花卷、一碗米饭、一碟炒肉,还有个鸡蛋汤。李怀宇 第二次进日本人的监狱,怕不怕?贾植芳 不怕。日本鬼子的监狱可以买酒喝。上面有人来检查,看守人员就说:“今天你不要喝酒了,上面有人来检查。”李怀宇 第三次进监狱后,中统特务提了一个办法,让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反共宣言就可以出来,你拒绝了。贾植芳 “一二?九”抓进去,是共产党嫌疑分子;1947年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进去,说我是共产党的忠实走狗。90年代台湾开近百年中国文学国际会议,邀请我去,台湾《中央日报》讲:此人十分反动,30年代我们处分过他,40年代也处分过他,日本人也处分过他,他替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来了,也关了他多少年,像刘邦的大将韩信一样,“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李怀宇 四个监狱有什么不同?贾植芳 国民党也好,日本人也好,北洋军阀也好,可以看书,家里可以送东西,可以给看守钱让他给我买东西,可以吃大饼油条,一毛钱就给他两毛钱。人民政府不能买也不能送……李怀宇 后来在监狱里能看书写东西吗?贾植芳 没有看书。“反右”的时候,他们拿了一张名单,都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杨兆龙、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王恒守、张孟闻,问我认识吗?我说:“这些人都是同事。”他们问:“你看这些人是什么人?”我说:“这些人解放前都是教授,英美留学生。”用他们的说法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问我:“你呢?”我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倪匡1935年生于上海,1957年到香港,1992年移居美国,2006年回到香港。居港期间,倪匡创作了大量小说、剧本、散文,其中以卫斯理系列小说最为著名,为创作量最高的华语作家。我和古龙是1967年在台湾第一次见面,之前我代武侠小说杂志约他写稿,他写了《绝代双骄》。他写了一段就断稿,我帮他续了很多。所有名家的小说我都续过,金庸续过,古龙续过,卧龙生续过,诸葛青云续过,司马翎续过,我喜欢续小说,我觉得很好玩。倪匡先生的住处位于香港铜锣湾,高处可见豪宅,低处是一片旧楼,他说:“每天看着窗外风景,告诉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刚坐下来,他就介绍:“我们在美国的房子很大,见过的人没有不喜欢的。这房子是一个建筑家专门建给一个舞蹈家住的,三层五千多尺只有一间房,反而有四个洗手间,古怪到极点,我一看就喜欢。”从平静的美国回到热闹的香港,倪匡顺其自然,说起美国神采飞扬,谈到香港妙语连珠。一个下午的采访,是在笑声中度过的。我说:“今天是来听你讲故事的。”“有人叫我写自传,我的自传三百字就可以写完。我从1957年来香港快五十年了,这五十年除了写稿,还是写稿。”倪匡操着有浓重口音的粤语,讲话速度飞快,“写稿之外,就是吃、睡。人家问我现在忙什么,我整天睡觉,而且一睡就做梦,人家笑我的人生有两次,梦中一次,现实一次,好像庄子一样,都不知道是现实还是梦中。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做梦做出来的,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小说在梦中想到很古怪的情节,我一定即刻跳起来,记录下来,要不然明天就会不记得了。昨天我就梦见潜到海底,见到一条古怪的鱼,奇怪,我根本就不会潜水。”这位自称是世界上写汉字最多的作家,即使今天出品锐减,谈起写作,还是感慨良多:“我写稿除了稿费没有第二个目的,没有什么崇高理想。因为我发现我来到香港以后,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除了写稿,我去打任何工都不够资格,不够学历,不够经验,也不够能力。我做生意都亏得厉害,一次炒股票,一次炒黄金,我以为最容易了,结果亏得几乎跳楼。最后只有哈哈大笑。现在我知道,上天造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事,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本事,不要硬来。”如今酒烟的配额已经用完,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在谈话中,他对后辈作家的作品如数家珍: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婆妈,也觉好看;余华的《兄弟》是晚清讽刺小说以来最好的讽刺小说;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要看三遍才看明白;平路的《何日君再来》有相见恨晚之感。对自己的妹妹亦舒,他也不忘吹捧:“亦舒的小说好看,文字简洁明了,情节发展得快,人物性格鲜明,这是小说的必要条件。”谈到兴起,倪匡起身带我欣赏他和倪太、女儿倪穗和洋女婿、儿子倪震和周慧敏的照片。又进电脑房参观两部电脑,随手打开的那部电脑桌面上是倪匡夫妇、倪震和周慧敏四人在美国旧居前的合影。突然,他说,客厅里还有一样好东西,原来是舒淇早期的裸体写真集。他笑道:“真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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