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7-4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丹青 页数: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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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来卸去教职,一时不得闲。《退步集》付印两年来,杂稿积攒,又可以勉强凑本书,出版社那边是早在催促了。 班上的几位同学,今已毕业。论文答辩是排在去年最后一周末,漫长的陈述、提问、讨论、通过……待师生相偕走到校门口,暮色四合,告别走散,就像数年来的下课与下班。此前,离校表格早经填妥,我知道,这是在学校的末一回尽职了——单位走人,照例置饭局。先是系里做东,共三桌,随即慷慨激昂,相继发言,问中免不了吆喝灌酒,我竟索性醉了,吐了两口,还居然晕眩起立,喋喋胡说,同时脚下虚软着,迅速地想:能自己走出去吗 ?结果还好,和众人寒暄合影,握手如仪。不久院领导请客,座中有副系主任忻东旺。这老兄真是厚道人,趁着院长在,就二年级本科生迄无固定教室的旧案,陈情再三,一脸的急切,使我想起自己初来时的不懂事——如今我可练得很世故,单位里教学早已不置一词了。 接着是回请系中的老师,倒像年度聚餐,彼此说些同事们才会调笑无忌的话,哄堂大笑,问或无言。要说的,上回都曾说过、听过了,像我这样的走,什么意思都不好说,也说不好,笑话于是最相宜。共事七年,幸得同事长辈一向对我很宽待。再接着,是请当年力荐清华聘用我的袁运甫等几位老教授,饭桌上,也像大前年禀告去意,迟疑半天开不了口,临近席散,心里的歉意仍堵着,趁片刻静默,这才捏了酒杯站起来。 年关便这样过去了,连日好太阳。元月初,离校的手续得分头去财务科、人事处、外事办、房管科、教具组一项一项办,每个办公室暖意融融的,是清华校园那种六七十年代起造的灰砖老平房。走进去,总一眼看见几个盆栽停在南窗下翠绿着,枝叶舒展,盈盈然,n1不出名目,也不知哪位科员平时养着的。手续过程自然是客客气气,笑眯眯,签字、签字、签字,然后盖戳——那年来清华报到也暖冬,也是这几个办公室,科员则是另几位,同样笑眯眯——我看着盆栽们又是贤惠又乖顺的好模样,浴着京西太阳光。 是啊,单是盆栽也得有人好生供养着,体制怎能轻易改!只是那些天校园楼道里东张西望穿行着,竟仿佛闯入外单位:仅仅几天前不还在这里上班么?不料手续一办妥,眼前种种忽然就此退远、隔开、事不关己:原来会有这种感觉吗,我真暗暗惊讶自己的无情,而浑身是生命中大可承受的轻!、 专一僻静的绘画生涯,告别很久了。我所做的事,唯电脑里存一堆文件,每个小方块标着拼音字母“W”,下端是文件名。平时写写改改不觉得,到了要成书,才发现自己这样的不知轻重:早先的话题已嫌太纷杂,年来还居然好意思出面谈鲁迅,而且三篇,而且那么长……先前哪想到回国会来教书呢?结果辞职走掉;更不料此事演成社会话题,从此好像欠了前世的债,给舆论逼成“批评专业户”——为什么我要和当今教育过不去?因为糟蹋青苗、贻误将来。为什么我要指骂城市建设?因为摧毁记忆、人心迷失。但眼前的情境何其真实而庞大无边,这样子叫嚣,反倒如我诅咒的事物,无一例外地使诅咒者施行自我的毒害。那真是我该做的事情么?倘若旁观,我会起厌烦,因这样的角色其实上了道德正义的当,太看得起邪恶,同时,给沉默的大多数当戏看。 而各种话题只管不由分说递过来,写下去、写下去,也竟自以为是、自以为非,贸然拿去发表了:是我招惹还是在被招惹?是如今的言论空间稍许放宽,还是仍旧太少太可怜?或许都是原因吧,有些话题说说无妨,管它有聊无聊,我的文字性格是常在调皮与认真、抵赖与招供之间。偶或遭遇严肃的命题,虽则尽可能正襟危坐写写看,待完篇,始知事情大不简单。近时《南方周末》忽然讨论文艺复兴与中国,几位论者拉我凑点小热闹,才下笔,便发觉这话题动辄涉及偌大的社会与国家,以我的肤浅和业余,相配相宜么 ?即便有话可说,要说得诚恳说得对,委实很难。 近时我警觉到是在本行的岔路上越走越远了,沿途风景渐渐殊异而陌生,虽谈不上畏惧,步子好像得缓一缓,看看能不能回到仿佛起点的那么一种状态:怎样的起点呢,我心里有数,然而说不像。眼下是将积蓄的旧稿打发掉,给案头做清洁——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常是误与被误,我如今被告知自己的文字有人读,包括审查机关。记者问:你对“言多必失”怎么看?不消说,我已失得一塌糊涂了。 看人失言,有快感,善心的读者则会替作者起忧虑。今年再供应一回这类琐碎的快感吧,只是很粗浅,也很有限:删是肯定要删的,零零星里手工活是理顺上下文,好比缝补丁,针脚细密,使今后连自己也不记得哪里曾经删。剩下的事,是选择图像往页码文字间配进去,那是我的快感,目下还不确定配置哪些图片。 书名,这回没得现成词语好借用,只得老老实实添两个字,叫做“退步集续编”。 2007年3月25日写在上海
内容概要
本书由近两年陈丹青的杂文、演讲、博客、采访汇编而成,与《退步集》在体例上接近,既有对教育体制的系统剖析,也有对“文艺复兴”的借题发挥,还有三篇关于写鲁迅的杂文。责编陈凌云说:“读《退步集》时,能感觉到陈丹青的一腔热忱,文风犀利老辣轻快,是一个提问者的姿态。但到了《退步集续编》,他不仅提问而且试着回答,尤其是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有些篇章显出用力过猛,这可能源自他逐步对国内现世的了解。另一个感觉是陈丹青缺少对话者。” 与《退步集》相比,本书话题有所调整:教育、城市的议论相对减少,人文与艺术的剖析,相对增加。回顾往事,作者向历史借一双眼,试图更为清晰地描述当今文化的种种情境,于是谈鲁迅、谈文艺复兴、谈木心。
作者简介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现定居北京。早年作《西藏组画》,近十年作并置系列及书籍景物系列。业余写作,2000年出版文集《纽约琐记》,2002年出版《陈丹青音乐笔记》,2003年出版杂文集《多余的素材》,2005年出版杂文集《退步集》,影响巨大。
书籍目录
岁阑闲谈绘 画 自我的纪念 回想陈逸飞 如何成就大师 悲剧与春梦 一时聚散教 育 一格一格降人才 致《新闻调查》 艺术学院与艺术教育 公事与私论 人与体制,体制与人 教育的现实与现实的教育 “师生关系”没有了专 题 写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展来华前夕 再谈文艺复兴作品展来华 文艺与复兴 笑谈大先生 鲁迅与死亡 鲁迅是谁? 我的师尊木心先生杂 谈 影像与城市 城市与想象 我只是偶尔潜回上海的丧家犬 我们远远不了解人性 历练与青春 羞耻与责任 历史背景与形象工程博客选摘 快乐的奴隶 关于表达之一 关于报答之二 美国的老人 文化牌 文艺与草根 若无其事 五月日记 关闭博客的话
章节摘录
鲁迅是谁 鲁迅是谁? 写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讲演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点紧张。昨天特地剃了头,换双新皮鞋。我不会当场讲演,讲到鲁迅的话题,尤其郑重,总要事先写点稿子才能自以为讲得清楚一些。下面我按着稿子念,再作些发挥,请诸位原谅。 一 鲁迅先生的纪念会,七十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 粗略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鲁迅话题为民族革命问题所缠绕;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鲁迅话题则成为准官方意识形态,在大陆无人敢于冒犯,在台湾被长期封杀。总之,“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 八十年代中期,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挪进学术领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戏剧性过程。二十多年来,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不再能够,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搜寻任何说法,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抛弃官方意识形态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同志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七十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五十年“政治话题”到近二十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七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黑格尔、托尔斯泰、尼采、马克思……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产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治符号;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因此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 七十年来,鲁迅墓前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罢,发乎内心也好,官方与民间不再主动拜祭。鲁迅清静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这种暧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热的“鲁迅政治”一样,都是反常与变态,是历史的冻结。目前这份已告冷却的鲁迅遗产,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遗产。 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三 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不愿读就不去读,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二,鲁迅很难还原。三,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不论与鲁迅有关系还是没关系,这种变化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来访,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一、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击斗争的恶习?四、怎么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五、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 其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其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我不认为这是骂人,反而指为骂人者,真是一种骂。但既是谁都用这个词,姑且从众吧——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楼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耶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良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恶习、模式、话语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书叫做《鲁迅:最被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即曾公然宣判鲁迅为“双重的封建余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四,怎样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是的,我们这代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错:从六七十年代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通栏标题读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书刊以及文人写作中读到同一句话,是两种读法,两种后果,两回事。是的,鲁迅曾是左翼阵营的大将——在他的时代,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十之七八选择左翼立场,譬如法国人文人阿拉贡、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彼德鲁齐等等,不仅左倾,而且是准共产党员——当“双重封建余孽”鲁迅先生晚期靠拢左翼,摹写“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击“无产阶级”青年肝脑涂地,被枪毙。但及早道破左翼内部的虚伪、狡诈、霸道、浅薄,同样也是鲁迅。为什么呢? 因为其五,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账,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可资翔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组时代背景、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借以提醒我们为什么难以还原鲁迅。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壮年时期,北方是军阀政府,南方是国民政府,江西是苏维埃政府;而军阀在各省据有势力,国民政府曾分为宁汉政府,许多省份还设有苏维埃地下政府。到了鲁迅的中期与晚期,中国粗粗统一,但仍有南京政府与延安政府,抗战时期还有南京伪政府与重庆国民政府;而在鲁迅居住的上海,有日租界与法租界。 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等,这些海龟派与今日的海龟派不可同日而语,各有真正的学派、主张和势力。政治流派,则先后出现过君主立宪派、共和派、保皇派、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在座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巴金”的笔名,就是取两位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中文译名:巴库宁和克鲁泡特金,他比鲁迅谈论“无产阶级专政”还激进,居然公开顶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名,活了一百多岁——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一挡节目还公布了史料:虽然昙花一现,形同儿戏,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政党出现过上百个。 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如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当然,自也有许多无党无派的文人。教科书总是凸显鲁迅年轻朋友中的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察看鲁迅通信的朋友,却有国民党军人如他格外溺爱的李秉中;有鲁迅为之谋职,解放后被镇压的国民政府县官如荆有驎;也有先左后右的青年,如选择台湾的台静农。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则有俄国没落诗人爱罗先珂,有美国左翼小子史沫莱特与斯诺,而内山完造与增田涉等等日本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说到鲁迅与他同代人的交友范围,今天即便人脉最广,身份最特殊的角色,也不可能与社会身份杂异、政治立场截然对立的人群维持朋友关系或彼此为敌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朋友等同朋党,胡风集团、二流堂圈子,均曾获罪,关押自杀多人,株连千百。政治集团的类似案例更是不可胜数。八十年代迄今,则朋友关系大致是权利关系,或以升官,或以发财。相对纯粹的私人友谊勉强恢复常态,然而众人的出身、职业、观点或有差异,但我们全是国家的人,教育背景和整体人格,都是一样的。 总之,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经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至于鲁迅的言论与思想,再早、再晚,都出不来。他的时代,是中国现代史国家祸乱与历史机会最为密集的世代,也是春秋以来唯一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时代。倘若他被认为高于其他人,因为有其他人;倘若其他人不认同他,便说明那是群雄并起的年代。他身后被高悬、孤立,使我们只能仰望他一个。近二十年,那个时代与他对立的学说大约出齐了,然而最初的阅读形同烙印:我们读鲁迅在先,读其他人在后,听他骂人在先,得知骂他的文章在后。这种先后差异,不可低估。 但这些都不重要,真的要害,是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 譬如,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他活画出旧文人孔乙己的凄惨末路,但对学者教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他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绝不会料到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甚至县长;他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许多人讥嘲他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兄弟失和诚然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此外,要论无可申说的个人委屈和无妄之灾,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阅历深厚;晚期,鲁迅主动阅读马克思学说,但从未被命令以唯物主义检讨、修改以至公开否定自己的著作;不消说,他从未申请入党,从未听说全国文联与作家协会,从未被阻止或恩准阅读“内部文件”,从未由于行政级别分到或分不到一间住房,从未接受过哪位人事处科员的威胁或奉承;他的葬礼与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礼完全不同,不是国家操办;他被覆盖“民族魂”大旗的殊荣不是根据国务院或中宣部的指令;当国母宋庆龄与国师蔡元培以私人身份出席他葬礼时,伙同沈君儒章乃器等第三势力,而葬礼的秘密策划与公开策动,是当时的青年乱党如冯雪峰与大批左翼青年。这些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却堂而皇之站在鲁迅的灵柩旁轮番演说,慷慨激昂,公然咒骂政府的无能与不抵抗。 对不起,还有:鲁迅生前从未见过粮票和布票。 五 所以周令飞动问“鲁迅是谁”,鲁迅怕也弄不清“令飞是谁?”——令飞与我同岁同届,我一见他,除了头十秒钟惊喜,旋即发现他是我的哪位中学同学。我在他脸上搜寻鲁迅,结果读到所有老知青的心理与生理密码:十六岁我下乡落户,在赣南零上四十度的酷暑中割水稻;他十六岁当兵,在东北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站岗;八十年代我去了纽约,他去了东京;在台湾,我有一位爷爷,他有一位太太,当初他俩在东京向中国大使馆与台湾办事处申报婚姻,两边的官员均不敢作主成全这对政治鸳鸯……反正令飞同志的成长与他祖父没有任何相似之点,却和我出奇地相似。 我也见到令飞的爸爸。多么熟悉的老上海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许广平先生晚年经历了所有国家高干的悲喜剧,那是由人事处、房管所、中央领导以及历届运动编写的曲折剧情。假如鲁迅先生半夜敲门回家,海婴母子必须花费无数口舌才能使鲁迅听明白——只有一部分故事早已为鲁迅所熟悉,那就是左翼分子的上纲上线、弄权整人。但他绝对想不到当年左翼小圈子的争斗,日后竟扩大为神州大地数十年斗争生活,其中,单是“气宇轩昂”的左联“元帅”周扬同志当了文化部长,六十年代又遭报应的个案,就会使他大开眼界。 这就是鲁迅决定拯救的孩子们。调动他平生所有经验,他也弄不清这些孩子玩的是什么把戏。 七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 或曰,难道时代没有进步吗?大大进步了。“革命前辈的鲜血岂能白流!”我相信诸位不会误解我在夸大过去,贬低今天。事物与人物需要比较,至少,一个物质的现代化中国足使鲁迅目瞪口呆——鲁迅早年在北平穿着单裤过冬,无缘享受空调;鲁迅坐车有感于道路颠簸,无缘驰骋高速公路;他主张抛弃毛笔,可未曾梦见电脑;他晚岁收藏不少《世界裸体美术全集》,可惜看不到今日的超短裙……一个价值迷失的中国也足使鲁迅与他的敌友哑口无言。不过他早经预先绝望过了,好像知道将要认不出未来的中国,他说过,未来是坟,坟的未来,无非是被踏平。 西方人物的身后命运怎样呢?譬如,启蒙运动确实塑造了今日西方,尼采果然标举了新型知识精英的立场,马克思大大颠覆了资本主义。然后,启蒙先贤、尼采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代展开、追问,并持续超越。当列维?斯特劳斯怀疑晚辈福柯或德里达的学说时,他知道审慎而准确地用词;巴特出道之书《写作的零度》旨在与长辈萨特辩难,而他最后著作《明室》的扉页,题写向萨特的《论想象》致敬……十倍百倍于鲁迅耗尽心智的文化论战,在西方从未停止,那种激烈、深度、不苟同,尤其是丰富的建树,远远超过鲁迅与他的敌友。在西方,文人从未被打倒,而是被质疑;从未被神化,而是被纪念;从未被架空,而是实实在在地被试图理解、被持续研究。我所亲见的西方人谈起先贤与哲人,并不大惊小怪,只是平静而诚恳的尊敬。 我们只有一位鲁迅。当我们这代人被纵容阅读鲁迅及不准阅读胡适,乃出于同一的缘由和性质。而鲁迅死后,他的价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继续传递、提升、展开。他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却被迫停在过去时。同时,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今“与时俱进”的国情又将鲁迅和马克思的脸涂得又红又白,他们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国现代史上空,既当圣人,又做恶人:不是吗?今日千千万万中学生大学生对马克思或鲁迅敬而远之,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他们年年必须背诵马克思教条(俗称“马概”)以便通过政治考试,又年年被迫阅读鲁迅并书写读后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鲁迅有哪些价值?孩子们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与鲁迅被重视的程度是半世纪以来最低点,除了屈就而厌烦,年轻人对他们没有尊敬,没有爱。 这也是为什么维护或质疑鲁迅的种种絮叨,均难发生真的影响和说服力。我们既难消除鲁迅,也难以挽救他,他在我们够不着的某处,他甚至不属于自己的血亲:当周令飞问道“鲁迅是谁?”我猜想,他愿意强调的身份并非仅仅因为他是鲁迅的孙儿。他与父亲在家里提起祖父,恐怕不常称之为“爸爸”、“爷爷”,而是直呼“鲁迅”,正像七十年前周作人指着自己妈妈说:“这是鲁迅的母亲。” 说来不仅是令飞的祖父,五四前后的重要人物都被架空了、作废了: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漱溟、马寅初……这份名单顶多进入学术研究,不再发生温热,投射光芒。他们的命运模式是这样的:先是失败的历史英雄,接着,空留英雄之名而遭遇历史性失败。“鲁迅话题”不能只谈鲁迅。只谈鲁迅,将会加深他的孤立,使这孤立更精致,更难以把握,“鲁迅研究”本该是文化研究,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拿什么去研究鲁迅——当海涅对歌德微妙地不敬、庞德改动艾略特的诗章、巴特评析纪德的文体、纪德发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度、博尔赫斯偏爱叔本华的哲学、昆德拉分析贝多芬的乐谱,他们不必顾虑种族与时空的阻隔,因为他们当然地属于同一的、有效的欧洲人文大统,不曾迷失于历史谎言,更不会在历史断层的深隙中,坐井观天;当以赛亚?柏林大范围质疑启蒙遗产,并居然从康德的线索中清理出民族主义信号时,他是在挽救并丰富前辈的学说,而他纵横检视古希腊迄今的思想遗产,乃基于对西方文化版图足够的资格与确信。 我们有这样牢靠的资格与确信吗? 10月以来,鲁迅逝世七十周年似乎成为媒体与社会一组相对自发的话题,看过去显然不是官方纪念的老花样。可喜的是,当今中国莫可名状的文化形态,其表层,稍微有一丁点接近鲁迅时代的意思了:知识景观逐渐铺展,言论空间有限豁裂,开放的国策不容逆转,旧有意识形态在年青一代相对失效。总之,这都是好消息——不是对鲁迅的好消息,而是对于我们。 最近我收到几家媒体关于鲁迅的问题,重复道: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鲁迅?我的回答是:一,不必勉强。当年《呐喊》《彷徨》再版时,鲁迅就不愿意,说不要用他阴暗的念头影响小孩子。二,七十年来的历史剧情是我们解读鲁迅的珍贵资源,因为他的光焰需要我们世代作有效的映衬。换句话说,第三,鲁迅早将自己烧毁了,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回到这篇讲稿的题目:“鲁迅是谁?”我愿去掉“鲁迅”两个字,改成“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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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逃一路叫骂”的文字 ——评陈丹青《退步集续编》 “我看不出我的言论给教育带来任何‘什么’。我只是逃开,同时叫骂几句,就像小时候在弄堂打架,打不过,一路逃一路叫骂,骂给自己听听,也骂给别的弱者听听……”陈丹青在回答记者关于他罢教事件的后果的提问时,如此答记者。(《退步集续编》,第320页) 不管陈丹青先生本人愿不愿意,当年的清华罢教事件都使得他本人成为一个“超级男生”,在媒体和网络多管齐下的爆炒下,陈丹青一边打理在清华大学的最后一届学生,一边通过约稿、采访、序跋、演讲、博克等等的形式“一路逃一路叫骂”。《退步集续编》便是这些文字的结集。 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显示的,这本“续编”与两年前出版的《退步集》可谓一脉相承,文章编排篇章有所调整,但实质的内容无非还是绘画、教育、影像、城市等等领域中的问题与思索。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读者还会看到陈丹青先生的《退步集三编》、《退步集四编》……如此“退步集”将成为陈丹青先生的专利,只要陈丹青一息尚存,“退步集”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且,不管是“三编”、“四编”还是“绝编”、“无穷编”,所谈无非还是这些问题。 之所以做这种近乎无聊的预测,绝对不是缘于我对陈丹青先生的创造力没有信心,而完全是缘于我对中国诸多问题一再重复的厌倦与悲观。李银河先生在北方文艺版《王小波全集》序言中指出,王小波作品的盛行不衰“这个现象也表明,王小波批评的对象有些还活的好好的。当初,王小波的作品刚面世时,我就听到这样的说法:他们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而到今天,这些话语、这些思想仍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事实上,不仅王小波的批判没有过时,李敖、柏杨的批判没有过时,就是多半个世纪前鲁迅的批判也没有过时。中国向来不缺乏积重难返的问题,亦不缺乏发现问题、提出对策的仁人志士,但永远缺乏问题的实质性解决。就我的个人观感,恐怕陈丹青的这些“一路逃一路叫骂”的文字,也不会那么容易过时,论者所批判的对象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可能都会依然岿然不动,论者所弘扬的常识过去、现在乃至未来可能都会还是镜中月、水中花。未知陈丹青与广大读者以为如何? 阅读《退步集续编》的过程,一直是一个很沉重的过程。陈丹青身为油画家,总习惯拿禁锢艺术的种种“无物之阵”开涮,甚至所有的教育问题,终归都是由作者眼中艺术教育的失败引起。诸如我们对于民国艺术史的遗忘,诸如我们对艺术教育的异化,比如我们对于“文艺复兴”的误读……真可谓“问题一箩筐”啊。对于中国情况不清楚的读者,可能只是以为就艺术教育问题所在多有,而深谙内情的读者则明白,艺术教育的失败只是诸多失败的个案与缩影而已。至于失败的根源,作者也指出来了,即“学术行政化,考试标准化,教育产业化”。(第108页)只是在这个搬一张桌子都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年代,谁也不知道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面对堆积如山的问题而在解决方法上无计可施的时候,除了绝望还是绝望,这心情自然好不起来。因此我郑重建议读者,如果不想让心情变坏或者还得考艺术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的话,最好不要再读《退步集续编》,否则人心坏了人心散了,与现行艺术体制同流合污的勇气就没有了。 当然值得指出的还有,《退步集续编》与《退步集》相比,新加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作者谈鲁迅的文字,另一部分是作者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前者如“笑谈大先生”、“鲁迅与死亡”、“鲁迅是谁?”;后者如“关于表达”之一、之二等等。关于鲁迅的几篇文字,与坊间所谓研究鲁迅的文字大不相同,读者可以开开眼界。作者自序云“管他有聊无聊,我的文字性格是常在调皮与认真、抵赖与招供之间,”这种我行我素多少成就了陈丹青的独立思考,而在全民皆犬儒的时代,这点独立思考的精神理应被尊敬。 我唯一的担心是,今年陈丹青送走最后一届学生而重操画笔之后,缺乏了对险峻环境的切身体验,是否还会有源源不断发现问题的慧眼?或者即便发现了,是否还有付诸于文字的热情?……说一千道一万,美术界多一个陈丹青不多,但是艺术界少一个陈丹青,恐怕所谓“文艺复兴”的希望就更渺茫了。 ——陈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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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退再退,所为者何?退到历史深处,借一双眼,邀请我们更清晰地照看今日种种文化情境。 《退步集续编》与《退步集》相比,本书话题有所调整:教育、城市的议论相对减少,人文与艺术的剖析,相对增加。回顾往事,作者向历史借一双眼,试图更为清晰地审视当今文化的种种情境,于是谈鲁迅、谈文艺复兴、谈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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