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魂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林贤治  页数：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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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作者步入五四以降现代中国历史的深处，从历史的尘埃中勾勒出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及一串串意味深长的精神事件，批判性审视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历史道路及其生存困境，并着力彰显出他们在困境中的言说方式及其选择的价值。作品以其提问的深度、概括的精准以及包孕的思想动量而备受学界、思想界关注。在作者笔下，不绝如缕的英魂最终凝结为一条闪光的精神线索。循此线索，在梦寻的道路上，驻足于这一座座精神的驿站，读者当能更好地体味出作者在在言及的所谓“知识分子精神”的要义及其恒久的魅力之源。

作者简介

林贤治，当代著名学者，广东阳江人，长期生活在农村，1981年起从事编辑工作至今。 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午夜的幽光》，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等。 主编《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曼陀罗译丛》、《流亡者译丛》、《流亡者丛书》、《世界散文丛编》，以及《散文与人》、《读者之旅》、《记忆》、《人文随笔》、《文学中国》、《人文中国》等丛书、丛刊多种。编选《绝望的反抗》、《野百合花》、《自由诗篇》等数十种。

书籍目录

自序五四之魂五四：没有学者的时代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自由报人邵飘萍文化遗民陈寅恪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存在的见证左右说丁玲巴金的道路读顾准两个顾准再说两个顾准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夜读遇罗克

章节摘录

1五四之魂 第一部分其实，把五四说成是“事件”并不十分确切。这是一个短时段，惟凭一群知识者的努力，累积了巨大的精神能源。在中国，从颟顸的官僚到中学生，从武人到遍身油污的工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五四”这名目，可是对它的意义，则普遍缺乏了解的兴趣。他们也许会从因循的教科书或报刊那五四之魂 目录重新发现历史（1）重新发现历史（2）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1）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2）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3）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4）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5）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6）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7）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8）“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1）…“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2）…“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3）…“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4）…“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5）…“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6）…“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7）…“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8）…2五四之魂 第二部分由于五四反传统的整体性与彻底性，使得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在坚持其固有立场的时候，不得不退让半步，接纳西学作为工具，借以披饰传统思想，于是，从此有了所谓“新传统主义者”之称。单看这名目，就知道五四是建立了功绩的，容不得抹杀。然而，他们正是借了五四创造的条件

编辑推荐

《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看点：1．《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系林贤治先生最新思想文化评论集。与作者前此作品《午夜的幽光》相较，《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集中于探索五四以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2．林贤治先生在当代思想界，尤其在青年人中享有盛誉，《午夜的幽光》连印两次，足见一斑，本次推出《五四之魂》，内容更切近我们的精神生活，出版前景理应出色。3．《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纳入“五月丛书”，目前汇集了钱理群先生与林贤治先生的重磅作品（《午夜的幽光》、《我的精神自传》《五四之魂》《论北大》），与《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同时推出的即为钱理群先生关于北大的文章合集《论北大》。

用户评论 (总计15条)

•   知识分子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尤为独特，作者以犀利的眼光深入解剖了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人生悲剧性的历史因素，可以说是一部真实而令人唏嘘不已的思想史。
•   在喧嚣的年代，在寂寞的空气里，读到林先生的书，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五四精神不绝，精神之光永光所谓的五四精神所谓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精神也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的精神只是，当你分不清主次，看不透现实，不知道该如何做人的时候，你不会懂这本书，你不会懂鲁迅当你不珍视太阳的时候，太阳对你毫无意义所以，好书留待有缘人
•   有内涵 值得一读
•   文笔雅致,特别是关于 顾准 的章节,用笔行云流水,鞭辟入里,引人深省!
•   OUHUA ES：鲜花盛开的时节五四精神，可以说是中国人心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情结，也是特殊的一个政治情结。 每逢大自然勃发的春天生机中，每个年轻人心中都会泛起一阵向往和骚动。 当国家面临外扰内困，一群年轻人如何扛起了救国驱辱的重任？五四运动——这个披着光环的词语——已被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史碑上。 关于五四，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的记忆里面似乎只剩下了穿着学生装——特别是那些蓝衣黑裙短发的女大学生，走在街头，不畏强暴，高呼口号的情景。而对于五四运动精神的含义，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的影响，了解得就更少了。直到最近看了一些关于五四的书、评论，接触了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作品，我对这场影响了中国命运的运动，又有了稍微深入一点的了解。 我想在这里我没有必要再赘述“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但凡上过初中历史课的中国青年都会对“五四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前因后果有所了解。“五四运动”之所以被后人所铭记，成为中国青年人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次青年学子的民主爱国运动，在国家外受凌辱，内患不绝的危难时刻，提出了尊重“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唱响了“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强音的缘故，更是因为它为中国前途的探索做出了历史贡献。 记...得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指出：“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和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文明以‘拯救中国’。”岁月如烟，流年似水。 是的，9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而且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创造并留下了值得让几代中国人学习和自豪的“五四”精神。 反思五四以及同五四相联系的主题词，在当今中国仍有现实意义。 比如救亡——在今天有了同五四时期和50年前完全不同的情况，“恢复国权”是人民共和国早已完成的任务。但是,祖国统一尚未最后完成，国家富强还是艰巨任务，世界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各国间竞争极其剧烈，以实力优势为凭借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旧猖撅，从这样的形势和意义上来说,“国外列强之压迫”问题仍然存在，危机意识不能忘却。 比如启蒙——三次伟大的解放思想运动，也就是三次伟大的启蒙运动。现在，各种各样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的东西相当盛行，“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发扬科学精神，是中国人应当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的启蒙任务。 比如科学——兴国之所以要靠科学，不仅在于生产力这个物质层面,而且在于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这个精神层面。科学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真正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意义，不妨比照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把科学思想称为第一精神力量。 阅读更多 ›
•   　　书还没有读完，是电子唐茶版的。几乎每隔两页就不由自主移动手指向下移，来添加一个书签。结果就是还没看完一半，书签就有了几十行，结果导致太多了跟没放书签一样。
  　　
  　　越看越察觉到自己对法学、社会学和历史的无知。自由、信念、法治、社会、知识、文化、民族、权威、集权、主义、革命、运动.......这些熟悉的词汇在里面被反复的提到，有一种感觉，就好像盯久了一个熟悉的字，越久看越觉得它陌生，从这本书里独到这些词汇的时候给了我同样的感觉。它们结合，变异，衍生，扭曲......似乎需要从介绍基础的社会学历史学理论和观点的书籍看起，才能改变目前读起来一知半解、越读越陌生的状况。
  　　
  　　所以我常常想，或许，对于我来说，知道五四的精神是彻底西化的精神，是完整颠覆的精神，就足够了。对于我来说，了解胡适、陈独秀和鲁迅这三位那个时代的巨擘，他们的分歧和认同的大致，就足够了。或许对于我来说，见到文革留给历史的重创中一部分的伤口，就足够了。或许对于我来说，认清纵然不在官场、文场，也要无党无私，不骄不谄，就足够了。
  　　
  　　
  　　
  　　
•   　　54时期军阀混战，社会激荡，相对来说思想控制不严，各门各派都可以大鸣大放，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是什么。
  　　等于说把旧的思维模式打烂，再按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建立新的。
  　　作者高度赞美54精神，同时惋惜和痛恨这种精神的泯灭不继。不知可曾想过这个跟社会环境有关系？
  　　在一个专制传统如此强大的国家，54时期是它中间突然控制失效的很短的时间，让人透透气。然后就一张黑幕盖住，重新回到黑暗时期。
  　　个人能做什么？
  　　过去，现在，将来？
  　　
  　　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史还是值得一读的。
•   　　这本文集由两中篇《五四之魂》和《胡风“集团”案》领衔，余下都是这一公一母孕下的babies。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始（非政治化的19190504），文革为止（之后一笔带过），写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向读者交代何为“五四之魂”、“知识分子”是必要的。“‘五四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解放的精神，创造的精神。”“所谓知识分子，首先得有相当的专业知识，他立足于自己的专业，关心专业以外的广大社会，并且以自己的理想价值，设法加以干预，批判，改造。”作者认为启蒙性、批判性、颠覆性是知识分子的一般性质，他们的最大特征就是对现实不满，“无论如何不会与权势者合作，而是站在无权者一遍，挑战主流社会”，“即使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仍然得以曲折的形式，表达个人的基本理念和良知。”
  　　　　
  　　在这两个概念认定下，作者描绘了一道几近光滑的斜线，代表五四精神随着知识分子群体在自身的堕落和国家权力的扭曲之下，从高到低，直至趋零。全书的主线即是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的互动。
  　　　　
  　　五四一代大抵出身绅士阶级家庭，有着相当一致的经历：入私塾，出留学，熟读经书也通晓西学，完整的知识结构让他们视野开阔，气质不凡，但东西文化的差异也给他们带来内在的分裂性质，随着斗争环境展开，而易于趋向对传统的偏离和决裂。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的联系，加之清末民初的政治动乱，没有一个独裁而强硬的政府是他们的最大幸运。枭雄们忙于立足脚根，于是知识分子拥有了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宪法上是否有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践的可能性。“赛先生”和“德先生”掀起风云，在那里，科学是一种理想和知识的法则，而对民主的阐释，往往与人权问题有关。胡适这样描述：“整个运动，用尼采的话说，就是以价值重估为特征的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要推翻一切，要尝试，要判断；要批评，要怀疑，根据新标准去评价旧事物。在这价值重估的过程中，任何事物，不论怎样高贵，也不论怎样低贱，都应重新估价。婚姻、同居、守寡、就学、基督教——没有一样神圣得可以不接受人们批评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怀疑、批评、反抗的时代。”
  　　　　
  　　作者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三人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加以论列。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在作者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永远站在国家权力的对立面，以独立批判之精神矗立于世。以这条标准线，作者眼中的三个代表人物的高低自然立显，大致是，陈独秀早期锐意，中期沉沦，晚期觉悟，典型性“U”抛物线，胡适一直含糊，跟“好政府”眉来眼去，拿学界政界打太极，典型性波浪线，鲁迅特异，傲视天下，终生不曾安然妥协，典型性“以45度角向上前进”的斜直线。
  　　　　
  　　1920年代开始，党派意识社会化，各种舆论管·制的行政手段逐渐强化，“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是一个‘自维生’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它已经不可能从外部环境连续输入自由能和输出熵了。这时候，党化的环境切断了交换的渠道，非平衡态无法维持，代谢反应消失，自我更新中止。”一心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大一统的政府靠拢，思想的争论趋于两元化，“本土文化论”和“全盘西化论”之争，以文化的容含性，可看作是前期诸多论证的汇合。1920年代中后期，文化运动退潮，中国进入政党和政治强人的霸权时代。蒋介石宣扬的爱国主义，只能是有利于权力者。这种集体主义概念含糊不清，容易让人产生幸福幻觉而忽视个人权利的追问、争取和斗争，“集体主义与霸权主义本来是一壁之隔，当围绕人的个体性问题一旦被搁置起来的时候，两个房间的通道就被打开了。”而延安的整风运动以机械化的阶级论一刀切，排拒了西方的民主理论和经验。两大政党由于相同的民族土壤，以及所遭遇的民族战争的特殊气候，使之表现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同层面的皈依。
  　　　　
  　　“科学是一种精神，反蒙昧主义的态度，观察和判断世间事物的方法，但是在阐释中往往被等同于科技，沦为强权政治的辅助工具。民主被解释为简单的多数，是权力集中的基础，结果不可渡让的个人权利和个人意志被集体淹没了，出现了如鲁迅所说的‘以众虐独’的局面。”而卢森堡说“这种多数是由少数几个强有力的首领，‘一群随机应变的骗子、被同化的弱者，以及尾随在他们后面的、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群众’组成的。”五四被解释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体意义，一去不复返，而荧光日趋微小。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从生活到思想被重新整合，无人例外。“单位”是个巨物，无所不包，每个人都皆由它与社会发生关系，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其神秘而威严的存在。人们被赋予一种集体感、归属感，惟其如此，才觉得自己渺小，任何独立的企图，转瞬之间就会变成孤立无援。知识分子被“分子化”了，各大人物开始自我检讨“曾经的荒谬”，作品必须审查，动辄以立场问题被苛令禁止。由战争培养起来的敌情观念和军事化作风对文化的介入，沿袭下来成为常态，“运动”只是此基础上的集中强化。
  　　　　
  　　1955年的“胡风集团案”是对知识分子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开始，其后的反右和文·革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同一逻辑的延伸。毛选择胡风作击刺和解剖的对象，思想的对立是最根本的。早年胡风就针对毛的客观主义思想报告，写过许多倡导主观主义的评论文，他还不安分地介入毛对《文艺报》的批判，写“三十万言”，结果被抓现行。最高领导人的“动机在许多时候是极其简单的，甚至可以因某个事物的触发而在转瞬间改变一切，这就是政治的随意性。”在通过国家第一部宪法的第二年，官方的所有做法都无视了宪法的存在。侵犯个人通信，把隐私当作阳光下的证据，由最高领导人出面忠告“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把“密信”交出来，中宣部和公安部集中办公，全无司法独立性可言。“非法性实质上是一种暴力，它通过为所欲为，通过制造侮辱、损害、欺诈和恐惧到处产生暴力。”法律成为了政策，成为了政治问题。宪法遭到权力践踏，除了制度上缺乏监督，同时民众缺乏法制思想也使法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普遍性。此时，思想权威、个人崇拜的确立，政治斗争不合理的延续，阶级意识贱视知识分子等，都已露端倪。
  　　　　
  　　“反右斗争以言治罪，株连家属···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对五四传统的全面背弃。”费正清说：“其结果等于砍了中国人的头，使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革命的理想是解放人民，不是控制人民。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都受了罪···革命开始吞蚀革命者了。”“双百鸣放”和“大民主”成了请君入瓮的traps，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纷纷进书以达天听，无不自踩三脚，再三呼万岁，及至文革，以至于“在一个只懂得说谎的国度里，诚实就是思想。”
  　　　　
  　　当然，观点交流的可能性没有了，思想只能进入地下状态，“数十年间，包括‘文革’，在知识分子中间堪称‘思想者’的，实在只有张中晓和顾准两人。”一人以思想而罹难，一人以罹难而思想，张中晓偏重于个体，人的内面问题，精神问题，追求“道德的民主”，而顾准思考的是国家、群体，社会的外部问题，政改问题，追求民主政治。张中晓说，“哲学的任务是在于使人有力量（理性）改变外来压迫和内在冲动。”“人们喜欢，或人民安于生存，这是蒙昧主义和奴隶制度的生命力和现实根据。蒙昧迷信和奴隶制度，仅是对精神的自由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和势不两立的。但对于没有精神的自由人来说，却是舒适的枕头。”顾准说，“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他们不限制，相反正在发展批判。”中国不可能从内部生长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属于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
  　　　　
  　　学者们对五四的批判集中在激进主义上，林毓生说：“五四人物，不是悲歌慷慨便是迫不及待；但是思想上的建树，实在是非常有限的。”李泽厚“这种运动仍然是内容第一，破坏性的。”王元化认为“我们在二十世纪变动太厉害，这跟五四那一套有很大关系，不能不承认五四是一种历史的切断，带来了不好的后果。”“每一次激进改革都是失败，每次失败都认为是不够彻底，下一次改革就要更激进···”作者对此，为激进主义正名，以期为五四运动扳回颜面。激进主义是“旨在变革社会的一种战斗的、不妥协、不退让的状态和立场，指的是一种偏激的、片面的、批判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他们所以激进，是因为要在短时段内毁坏一个压迫了几千年的巨物，他们要把许多代人的任务由一代人担负起来。”“在这里，建设和破坏实际上同期而至。”“许多新名词的出现，其实意味着价值的颠覆和重建···”“对于一次重大的历史性变革，激进与否，激进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革的前置部分，倒不见得是变革者一时的头脑发热或故作姿态。”
  　　　　
  　　作者反击道，“1990年代利用‘目的论’批判五四，否定五四的知识分子平民性质及其革命意义，可以说是八十年来所有颠覆五四的言论和事件的一次集中的倒影。这些学者一方面批判卢梭及其同时代人的理性主义；一方面使用犬儒式的理性主义——通过所谓‘学理’进行‘后验主义’的理性建构——而根本不予考虑历史发展情势的必然性、急迫性，以及人类个体生存价值的合理性。这种超乎实际的民主和自由需求之上的关于‘主义’优劣的文化类比是典型的学者的把戏，其荒谬之处，首先在于脱离具体的民族历史环境，脱离惟有他们可以给出唯一的评判标准的当代人的生存。”最后结论，“由于五四过早夭折，它的实质性意义无法得到彰显，而它那种赋予革命形貌的外在的东西，便与‘文化大革命’等现实中的破坏性事件在一些学者那里混淆起来，成了民族的祸害之母。”
  　　　　
  　　以上是对作者思路的梳理，个人也谈谈陋见吧。
  　　　　
  　　1、针对当代学者认为“科学民主不过是西方话语霸权的产物······五四一代对西方殖民话语完全掉以轻心，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所以才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否定态度”，作者力驳“五四先辈即使被‘殖民’，也没有半点殖民心态；倒是他们今天做定了‘主权国’的英雄，却嚼着满嘴化不掉的洋名词不放，成了‘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十足的孱头！”
  　　　　
  　　在我看来，五四一代习得和宣扬的，只是西方文明之皮毛，而未得其精神，他们对待中国文化的激进、决裂、专横的态度正是中国思想的专制孕育出的“逆子”，以专制的思想对待思想的专制，硬币的两面，始终是同一母体。
  　　　　
  　　对于提倡白话文学，领袖人物陈独秀的态度十分坚决：“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他加盟并支持“反宗教大同盟”时，周作人异议答辩，作者认为这是“五四式的宽容”，十分难得。对此，我并不认同，因为陈独秀决绝的“自以为是”，可看出这非态度上的宽容，而是能力上的“无力”，就像狮子不吃斑马，只是爪牙不能及，而非没有吞噬的欲望，这或许也是陈后来介入政治的重要原因，因为他发现自己无法独大，无法舒畅地实践自己的理念。
  　　　　
  　　2、作者说，“启蒙首先意味着破坏。有人把启蒙视同建设，这种建设，也只能在破坏之后作整体的重建。”我不能苟同。
  　　文化作为精神体，具有无限容量，更新一种文化并不需要破坏其中一部分甚至全部来为新思想腾出空间，所谓建设只能是破坏后的重建，在我看来是毫无根据的。
  　　再则，何为启蒙？不在于用激烈醒目的言语和行动去博得群众注意，用外族的理论概念摒弃本土的传统文化，启蒙是开启民智，驱除蒙昧。真正的启蒙应该把注意力和行动力放在培养民众智慧上，当民众养成了健全宽容的自我时，何为当，何为不当，他们自有判断力，他们才是文化的真正载体和希望所在。而五四的知识分子往往以自己的思考代替民众的思考，民众始终亦步亦趋（甚至可以说根本无动于衷），而没有真正长进，这种精英意识其实远离了民众，而新文化运动也就成为知识分子自导自演的“闹剧”。
  　　　　
  　　3、作者用自我设定的五四精神和知识分子的标准，去弹评各位人物，未免有失偏颇。许多“知识分子”向新生的国民政府靠拢，作者对此相当不屑。人们的理念和实现理念的方式都是多种多样的，知识分子固然要充当改造社会的先锋，但当真正触动体制的机会摆在面前时，坚持“独善其身”是否真的有益？不能因为形式上妥协而贬低实质上的成就，“新生活运动”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是知识分子参与并取得相当的精神和物质成就，这些知识分子的努力丝毫不逊那些“在野”知识分子的“喋喋不休”。作者将历史活动中的无数个个人的丰富精神和多样的生命可能性，挤压进了一个狭窄的框架。当然我这样也有失偏颇，因为作者写作本书并不是为五四人物一一列传。
  　　在《文化遗民陈寅恪》的小文中，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书：及至柳如是于歌筵绮席间议论风生，不禁赞曰：‘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矣。’，作者非议道“狎昵，庸俗，明显是一种没落的士大夫情调。”食色性也，作者未免太苛刻，陈寅恪如斯坦率，何不看作真性情？
  　　　　
  　　4、马基雅维利说，政治原本是个圆，没有立场的界限可言。我想，世间何事不成圆？过犹不及，物极而反。专制是一种片面的思维方式，一种权力意志的态度，它是激进、绝对、偏见、仇恨的母体和源泉，任何用激进、绝对、偏见、主观去对付它的做法，都只会壮大它，给它注入新的生命力，让它组织更大的反噬。以暴制暴，只会制造更大的暴，以怨报怨，只会孕育更大的怨，愤怒只会喂养残忍。
  　　对专制的真正消解之道在于温和而全面、包容也客观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自信的态度，也是一种弹性的技巧，更是丰富博大的知识追求。它并不攻击专制本身，事实上它不攻击任何事物，以不动制动，无用力点，专制就不能借力蓄力打力。那么消解的行动是什么？就是它本身，用温和让激进局促，用全面让绝对羞愧，用包容让偏见赧颜，用客观让主观中和。知识分子应该表现出这种雍容大气的力量，让这种力量贯注民众之心，民智打开，睿智之光普及，专制自然无所藏匿。
•   中国国民就是太温柔敦厚了，所以在启蒙上一直没有迈出大的一步，仍然在专制之下亦步亦趋。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句话。
  中国的现实是什么样的？鲁迅说了：铁屋子。人们生活在铁屋子的黑暗之中，现在一部分人发现外面的阳光并且希望让铁屋子里面的人感受到这阳光，进而让他们认识到这世界并非是铁屋子中的那样狭隘黑暗。怎么办？铁屋子不仅不会自动开门而且会千方百计的阻挠这一部分先觉醒的人，因此对于五四那一群人而言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这个铁屋子。
  这就是林贤治为什么尖锐的鄙视那些向国民政府靠拢的人的原因，而且林贤治鄙视的也不仅仅是向国民政府靠拢，而是向任何政府靠拢。在20世纪的中国体制下，一切的政权都只能是民主的阻碍，而且他们不会主动放弃阻碍。知识分子要做的是打破这种阻碍，倘若现在自己先站着政府一边了，还谈什么打破的话？
  从这个层面上说林贤治的完全无政府主义的，他欣赏的是俄国的那种知识分子。专制政府相对于“我们”而言永远是“他们”。对于林贤治这个人的了解，建议你去读一下他的《鲁迅的最后十年》那本书，他写那本书或许就像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一样，都是倾注了自己十足的感情的。
•   对专制的真正消解之道在于温和而全面、包容也客观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自信的态度，也是一种弹性的技巧，更是丰富博大的知识追求。它并不攻击专制本身，事实上它不攻击任何事物，以不动制动，无用力点，专制就不能借力蓄力打力。那么消解的行动是什么？就是它本身，用温和让激进局促，用全面让绝对羞愧，用包容让偏见赧颜，用客观让主观中和。知识分子应该表现出这种雍容大气的力量，让这种力量贯注民众之心，民智打开，睿智之光普及，专制自然无所藏匿。
  这段话写在《庄子》的评论中倒是蛮好的。然而你真的认为现实吗？
  我知道激进的做法是有一些的弊端，而且可行性几乎没有；但是温柔敦厚也必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所以我只能说中国人要想自由民主只能靠等，或许是现在历史机遇还没到吧
•   2009-09-05 11:06:24 程*小小
  温柔敦厚为什么不会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只是见效缓慢罢了，但效果显著，不易反弹。
  自由民主只能靠等？等什么？等风云际会，英雄一呼百应吗？中国不再也不能要英雄现世了，英雄后的影子就是权威和专制。
  如果你看到林达、刘瑜们的书，你便会相信，柔能克刚，她们就是温文理性不激进的，但对当代许多青年世界观造成了巨大影响，中国就是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来普及智性。
•   “对专制的真正消解之道在于温和而全面、包容也客观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自信的态度，也是一种弹性的技巧，更是丰富博大的知识追求。”
  这观点，我想当认可。
•   那是不是要靠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特点”标有“宽容,温和”等特点的圣人来为我们启蒙呢？
•   作者说90年代的批判五四是通过所谓‘学理’进行‘后验主义’的理性建构——而根本不予考虑历史发展情势的必然性、急迫性，以及人类个体生存价值的合理性。那么作者对五四知识分子独身其外不与政治的观点岂不更是后验？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政思想、精忠报国古来有之，加之当时水深火热的历史背景，知识分子必然是参与式的，甚至不参与都成为当时就诟病的把柄，周作人不就是一例？
  没看过此书，读书评还是想来拜读一下~~写的不错。推荐一下~~
•   不解决民生就无以开启民智，民众的思考只能陷于囚徒的困窘。这个国家，精英的思考必须能引领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