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作品集(Ⅷ):宗教社会学

出版时间：2005-11-1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德）韦伯  页数：356  译者：康乐,简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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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教展现了人性的一个基本的和永久的面向，而宗教社会学则试图解释人们身边这一现实存在。宗教社会学中，韦伯的研究举足轻重，尤其在比较宗教社会学方面的学术水准，其奠基地位举世公认！　　“如果要简洁地以一名话描述出所谓世界诸宗教的主要担纲者，那么，可以这么说：儒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官僚：印度教，维持现世秩序的巫师；佛教，浪迹世界的托钵僧；伊斯兰教。征服世界的武士；犹太教，流浪的商人；基督教，流浪的职工。”韦伯这句话画龙点睛地描绘出世界各大宗教的特色，也是他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多年的心血结晶。相对于韦伯其他针对世界各大宗教的具体研究，《韦伯作品集（Ⅷ宗教社会学）》偏重理论的构架，带有提纲挈领的性质。

作者简介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历任析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国内读者所知晓。 　　康乐：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 　　简惠美：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宗教的起源一、基于宗教或巫术动机的共同体行动之原初的此世性二、精灵信仰三、"超感官的"力量的起源四、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五、神祇的世界与功能神六、祖先崇拜与家父长祭司制七、政治团体的神与地方神八、一神信仰与日常性宗教九、普遍主义与一神信仰十、强制神、巫术与崇拜神第二章 巫师--祭司第三章 神概念、宗教伦理、禁忌一、伦理之神，立法之神二、超神的、非人格性的力量，神所创造的秩序三、禁忌规范的社会学意义，图腾信仰 四、禁忌化、共同体关系与定型化五、巫术伦理与宗教伦理，罪意识、救赎思想第四章 "先知"一、与巫理由、祭司对立的"先知"二、先知与立法者三、先知与传道者四、秘法传授者与先知五、伦理型预言与模范型预言 六、先知启示的性格第五章 教团一、先知、信徒与教团二、教团的宗教性三、预言与祭司经营第六章 神圣的知识、布道、司牧第七章 身份、阶级与宗教第八章 神义论的问题第九章 救赎与再生第十章 救赎之道及其对生活态度的影响第十一章 宗教伦理与"现世"第十二章 文化宗教与"现世"西中名词对照表索引

用户评论 (总计32条)

•   　　 马克斯•韦伯《宗教与世界》 读书笔记
  　　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并不是宗教现象的本质，而是因宗教而激发的行为，因为此种行为乃是以特殊的经验及宗教特有的观念与目标为基础。因此，基于宗教意识的有意义的行为方为社会学家所应加以研究的。
  　　韦伯的研究重点首在宗教行为对于伦理与经济的影响，其次则在于对政治与教育的目的取向行动系列之外的影响。虽然在以一般经验法则为依据的观点看来，宗教或巫术的行为并不如手段—目的关系那样理性，然而至少相对而言是理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理由要将之排除于有规律的缘故。
  　　救赎宗教所信奉的不是“神圣的律法”，而是神圣的信念。因此，在伦理层次上，他们往往基于支撑他们的预言与卡里斯马要素而采行一种革命性的步调。生命态度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非是完全奠基于宗教所赋予世界的意义。置身于此种宗教信仰类型的人通常享受不到内心的安宁，因为他们会一直不断地受到内在紧张的侵扰。基于此种信仰而兴起的可以是朴素的救赎宗教，像是佛教，也可能是救世主宗教——当它们所宣扬的是对一位救世主的仰望。
  　　就前者而言，其对伦理行为的影响全是基于被认为能够有益于救赎的事功。这些事功可以是：1、纯粹仪式性的行为或典礼：这能够使拥有个人性克里斯马的人越入神秘主义的境地；由于有关神圣的诸事被赋予如此大的重要性，以至于仪式主义遂与理性的行为背道而驰。2、社会性事功：例如基于爱他人而促成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这可以导致“善行”的伦理性系统化。3、个人的自我完成：根据某种救赎的方法可以使信仰者达到个人神格化的形式——只要他自己相信能够通过狂迷忘我或陶然迷醉的方式而具体化身为超感官的存在。
  　　救世主宣称自己乃是人与神之间的一名超俗世的中介者，并且通常自命是与神合一的。神秘现象的十足意义便在此显现出来，因为救世主乃是恩宠的施予者。
  　　佛教与基督教二者皆宣扬不抵抗恶；依宗教立场看来，一般经验所教给我们的是：暴力只会引发暴力，随着暴力而来的顶好也不过是改造与革命，因此奋力争取正义最终并不是建立起更大的正义，而是更大权势的追逐。
  　　神秘的宗教仪式一般而言与审美活动，诸如舞蹈、歌咏、音乐、偶像——总之，一切能够导致狂迷忘我、陶醉忘形的活动——有着极亲密的关系。一旦艺术成为自主且自觉的事象并且企图创造出本身的价值，而此种价值或可以一种内在解放的方式给个人带来救赎之时，宗教与艺术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进一步加剧了。此时，艺术被视为一种“被造物的神性化”，一种欺人耳目、甚至是渎神的匹敌势力，足以推翻宗教的特权地位。
  　　韦伯说世上仅有两个纯正的一神论宗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新的宗教一旦确立，教士的工作便是要促使新的教义更为人所理解，维护它以抵挡相敌对的先知预言，且界定出神圣的与世俗的各个领域。
  　　神圣知识一般而言是指经书圣典及教义的知识，经典所包涵的是启示与神圣传统，而教义则是教士及教权制理解下的经典诠释之清楚界定。除了解释经典、与敌对教义斗争的职责之外，教士还必须防止俗众对宗教的漠不关心。教士所谨事的是一套神圣的传统，而先知则是带来个人的启示，且基于一套新的律法而树立起权威的人。再者，先知很少出身于教士阶层，而通常视个俗人。
  　　宗教行为可能导致典型的达人现象：禁欲的与神秘论的。禁欲是与以下这个意识俱来的一种伦理的、宗教的行为：行为乃是受到上帝的引导，因此个人感觉自己乃是上帝意旨的工具。禁欲进一步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方面，禁欲可采取逃离现世的形式，斩断一切家庭与社会的纽带，弃绝一切个人的拥有及一切政治、艺术与情爱的关怀，以此，个人或许才能够惟服侍上帝一事是顾。这就是韦伯所说的出世的禁欲，天主教的僧侣即是此一类型。另一种形式是入世的禁欲，以清教徒为例：此中人亦以为被造物乃是上帝的工具，并寻求通过个人的职业行为来荣耀上帝，例如过一种模范的家庭生活，在生活的任何领域里都行止严谨、将一切个人的职务都当成是上帝所命的职责而敬事履行。
  　　除了禁欲者自认是神的工具，而神秘论者自认是神的容器。
  　　宗教本质上是都市的产物。
  　　官僚阶层一般而言也不太在乎宗教；这是由于其本身的理性主义所致。惟有当宗教成为社会秩序的一个要素或法律规制的一个要项时，方才为其所重视。资产阶层通常都是最为虔诚的人，而此种虔诚惟于资本主义之兴起以及逐渐强调宗教伦理之际，方才发扬彰显起来。
  　　宗教太常被利用来正当化社会上层的地位。
  　　此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形上设定的一种驳斥，亦即驳斥后者认为一切的文明事务都可以化约到一个单纯地起因——经济的下层结构——之主张。
  　　新教的精神是生活理性化的资源之一，而生活理性化有助于创造出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以基督新教并非资本主义的唯一、甚至充分的因素。基督新教并非资本主义的惟一因素，而是因素之一，甚至可以说只是资本主义的某些层面的因素之一……
  　　事业的成功会加强个人的召命，并且可以被解释成一种被拣选的保证，因为惟有那受选者真正拥有有效地信仰。
  　　禁欲有助于生活层面的理性形塑，这被认为是符合上帝意指的。通过个人意志有条不紊的努力，不断地自制会导致个人生活行为（甚至是企业行为）的理性化，是以，清教徒变成特别善于筹组企业，同时也长于理性化经济行动。 不过，事业的成功一般而言是反映在财富的不断增加上，这与顺服上帝命令过清简的生活一事两相矛盾，清教徒岂不因此而犯下了首尾不一之罪？一点也不。该受谴责的并不是对财富的追求，而是沉溺于财富，享用凡金钱所能买得到物质，以及因此而致的殆懒与肉体的骄奢淫逸等等。因此，个人必不可浪费光阴，因为工作方能荣耀上帝；另一方面，个人财富的享用必须只限于为了维持个人生存、提供一种清简且服从神圣律法的生活所绝对必要的物质。
  　　以此，工作上最大可能生产力与生活上对奢侈的拒斥，导致一种生活样式，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精神——创造出资本主义发展的适切氛围。事实上现今的资本主义者已不再具有此种精神意态，但这并不能改变清教的禁欲——入世苦行的一种禁欲——原先是抵拒财富的享受，另一方面并且将经济道德从营利欲与利润追求的传统局限中解放出来的事实。为了使工作保有彰显上帝荣耀的性格，利润必须运用在必要且有用的目的上，亦即，以投资的方式再投入工作中。因此，清教徒便毫不止歇地累积起资本。
  　　宗教社会学也不能讲其本身限定在仅对宗教现象做解释得层次上。其目的是要找出宗教行为如何在某些方面因应或影响其他的人类活动，并且受到这些活动的影响。
  　　不能单就道德伦理或宗教来解释经济，只不过是因素之一。韦伯的用意在于理解人类行为中各种不同的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不是将所有的因素都化约为单一的一个——被形上地视为决定性的那一个。
  　　韦伯写宗教一些列著作，其目标似乎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借基督新教之外的其他宗教来检视物质环境对于宗教信念与思想的影响，反之，检视后者对道德行为以及（间接地）对经济取向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在于间接地肯定西方文明的独特性：惟有西方文明产生出合理的经济体系、合理的法律行为、合理的艺术等等。其他的文明里并不是没有理性化的文明现象，只不过彼等之理性化已证实不足以创造出科技性的工具，并且提供其本身再向前发展所必要的精神装备。
  　　幸福的人很少仅满足于拥有幸福，因他感觉有必要为他享有的幸福辩护，将之正当化为他所应有的权利。一般而言他会在所属的社会阶层所持的判准中找到这样的正当性，因为正当化所涉及的并不只于宗教因素，还牵涉到伦理的、特别是法律方面的考虑。因此，支配阶层不只倾向于独占社会的利益，并且也意图垄断精神上的恩典；此外，为了巩固他们的权力，他们致力将其他人规制于某种道德行为类型之下，或更通常视规范于某种生活态度里。
  　　在过去，在世界任何地区，构成人类生活态度最重要因素之一者，乃巫术与宗教的力量，以及奠基于对这些力量信仰而来的伦理义务的观念。
  　　“经济伦理”所指的是行动——根植于宗教之心理的、事实的种种关联之中——的实践激活力。
  　　【世界诸宗教的“担纲者”】：1、儒教是俸禄阶层——具有文书教养且以现世的理性主义为其性格特色者——的身份伦理；2、古印度教的担纲者是一个具备文书教养的世袭性种性阶层，他们并不出任官职，而是担负起作为个人及群体之礼仪、灵魂私牧者的功能。他们形成一个阶层分化为取向的稳固中心，并形塑出社会秩序。；3、佛教的宣扬者是沉潜冥思、拒斥现世、离弃家园、流转四方的托钵僧。只有这些托钵僧才是成色十足的教团成员，其余皆为宗教价值较低的俗人：亦即宗教意识之客体而非主体。4、伊斯兰教在初期时，是个进行征服世界之战士——训练有素的圣战士骑士团——的宗教。与十字军时代的基督教翻版相较，他们只缺性的禁欲。到中世纪，冥思、神秘的苏菲派，在平民阶层的狂迷法师的领导下，至少取得与伊斯兰教主流分庭抗礼的角色。5、自从犹太人在巴比伦之囚后，犹太教就是个市民的“贱民民族”——其真确意义将随一下叙述的展开而清楚——的宗教。中世纪时，犹太教转而由一个受过犹太教特有典籍与礼仪之教育的知识阶层来领导。此阶层代表的是一个愈来愈无产化、理性主义的小市民知识阶层。6、基督教——无论是古代、中世纪还是新教，它始终不失其为独具一格的都市的、尤其是市民的宗教。
  　　宗教形态一旦塑成，便会对所有异质性阶层的生活样式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
  　　幸运者很少只满足于自己就是幸运这个事实。除了幸运，他还要求确认他有权利幸运。宗教为幸运者提供幸运神义论。
  　　宗教的宣示与许诺自然是针对那些有救赎需求的大众而发。
  　　罪被认定是不论何种不幸的根本因素。
  　　无论是原始的还是文化的，不管先知预言的也好，非先知预言的也好，各色宗教所提供的救赎资源原先大多是此世的实质好处——健康、长寿、财富。
  　　人的宗教禀赋不是平等的。拥有此种能力，救赎一种“克里斯马”；某些人确实可以被召唤起这种克里斯马，但绝非人人皆可。
  　　教会在性质上，亦即根据其教阶执事的厉害状况，必定是“民主的”，因为必须使得救赎财成为人人皆可致之之物。此即意指：教会所采取的是普遍恩宠论的立场，主张所有在其制度之下的人都具有十足的伦理禀赋。
  　　理性主义是指：以越来越精确的抽象概念为手段，越来越能理论性地支配现实。换一个观点思考，理性主义又可以是：以越来越精确地计算合适的手段为基础，有条理地达成一个特定既有的现实目的。一般而言，一切有系统地、毫不含糊地指向无可移易之救赎目标的实践伦理，都是“理性的”。
  　　卡里斯马一词所指的是一种不平凡禀赋的人，无论这种资质是实际真有的、自称具备的，或是人们假定认定的。
  　　“传统主义”一词所指的是，将日常的惯习视为不可违犯之行为规范的一种心理态度与信仰。
  　　神秘主义者：一种特有的虚心谦卑、行为的极小化、一种宗教性的隐姓埋名，以对立于现世、抵拒自身的现世行为，来确证本身的救赎状态。反之，入世的禁欲则通过行动来自我证实。
  　　巫术的施行，要不是为了唤起克里斯马救赎为了防止邪灵鬼魔。
  　　国家是一个要求独占正当的行使暴力的的团体。
  　　
•   　　讨论了各种社会宗教范式，对其社会经济构建的涌向。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剖析了基督教思想发展到新教文化的产生，清教徒生活文化的阶段，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铺垫了良好的基础。一本很不错的形而上和形而下实际状态互动的书。
  　　同时也是一本很生动的，主观，客观。唯物，唯心论教材。 本书中的内容会告诉你，唯心在一定范围类是占主导作用的，唯物业必须确保时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才是不败的法则。
  　　
•   　　 从社会学角度切入，韦伯认为印度教、儒教、包括伊斯兰教及犹太教，都没有扬弃巫术崇拜的维面。但【巫术在韦伯语境下范畴比较狭隘，并非寓超验性的一种自然的神启宗教，而本身业已是受到那种分裂于超验性的自然法所支配的了】，故演变成了以宗法制度即家庭官僚集权制为内涵的宗教类型。照韦伯来看，这是导致中国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所在，也是佛教无法入世、一味遁世的原因，对于前者来说，宗教始终是“士”以顺世的即慰藉，无有对此世的根本性的超越诉求，故只能流于世俗化的地方崇拜/巫术崇拜层面，而对于后者来说，此世的社会模型则只能为农民或小工商所异化（比如佛陀在世时的印度贵族制和共和制混交为一，甚至部派时代的团体化的佛教，业已与权力争夺相互纠缠为一），成为必须被绝对脱离与扬弃的对象，正是对人及世界的这种根本的绝望导致涅槃境界是“性空”的，而非似基督教的神性，既是“仁爱”/人性的又是大涵的/神性的。佛教中“宗教达人”或知识主义者这种极端的遁世倾向又进一步加剧了现世的佛教团体无法历经革新、脱离巫术/自然法层面。相反，韦伯指出，基督教后来则超越家庭集权的社会结构，扩展为一种“爱邻人”式的团契类型，它所以具备更熟健的理性法则【事实上，我认为这种理性法则该被严格地界定，它自然超过自然法的维面，亦超越一般知性的维面，毋宁说，自然法正是一种类型的知性，但这种理性也并非是完美的或绝对健全的，它可以被定位为Hegel《精神哲学》中理性这一阶段中的国家环节，但却远未及最终的绝对精神阶段中的宗教境界】，乃在于与国家律法间历史性的协动，虽也必不断产生极端的禁欲主义的枝蔓对基督教的世俗化进行抵抗（像Origen等神父都层曾经严肃地拒绝过与罗马帝国合作，但之后的教父则选择对国家律法相对地妥协，以扩展自身的宗教权力及利益）。如是，基督教即将自身具有根本性的超越论意谓的神启教义，注入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故生产出了“入世禁欲”谱系——无论如何，末世论被无限延迟，而我们则对此世负有一定责任，或曰，在此世历经历练（这同时也是一种妥帖的生存智慧），方能迎来最终救赎。在各种类型的宗教中，基督教算是将自身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调节的最好的了。
  　　 不过，韦伯的视角又过于拘于古典的理性主义了，故他将自然宗教/巫术崇拜与神启宗教/理性崇拜设立为二元对峙的。这样，在有限的理性视域下，万神殿的产生也被解释为人的一种社会需要。如，谷神或战神仅止被解释为人的某种生存需要的延异，虽解决了为何泛神崇拜中神格是不固定的——它随着人的需要而变异，但另一方面也掩蔽了无论自然宗教或神启宗教中所共享的乞灵性。事实上，任何一神格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对超验性进行隐喻及象征，它的解释维度绝不止于社会学。像考察Nous缘何从潜能之种生发为纯智的Sophie，再从此演化出诸种智慧类型及“堕落”的物质界，这种演进过程即超越了人的社会向度，指向一种宏大深邃的存在的本体论向度，而国家律法作为其中一种理智类型或环节的标示，是从此中分化出来的而非相反。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缘何韦伯在解释印度教、伊斯兰教时有诸多偏颇了，从社会学角度上来说，这二者都无有历经国家律法的中介、进阶为具有理性法则秩序的社会化的宗教，但从教义角度上，我们却不能说，它们是受到狭义的巫术崇拜/自然法所支配的。印度教及伊斯兰教的乞灵诉求并不亚于基督教。社会作为宗教教义的一种实现是必要的，但完全的实现又绝无可能、永被延迟，故苟若仅以社会化的程度来衡量宗教内涵，仍旧是有偏差的。因事实上，印度教、伊斯兰教的教义的自然性或巫术性本然可被还原为不二于而非分裂于超验性的，它当体即直投乞灵性，故完全可忽视国家律法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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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典自然要有大脑拧紧的准备，何况是德国人写的，何况是韦伯，何况是谈宗教。
  　　
  　　尽管有这种觉悟，这几天还是感到脑炸了。几次恍惚间似乎见到了诸神的天空。但一看到封面韦伯严肃的面孔（不知是谁想出这个封面设计的），马上收敛起哈喇子，正襟危坐，读下去。
  　　
  　　我也不谙德文、日文，英文也相当凑合。但我想如若我能精通语言的话，我是定要看看原文的，因为翻译得相当难以理解。这个难以理解，是在语言逻辑上，而不是它的内容。事实上，韦伯的意思大体是可以猜得出的。
  　　
  　　说归说，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述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善于分类型把握特点，以及世界的比较视角。这位不停在讨论理性的先生在分析各地宗教时能圆熟地使用各宗教的要素用来分析比较，让我感觉他是在写这本书时把不同宗教的材料放在不同的小格子抽屉中，随意抽取。这不能不对他的分析能力感叹一番。但同样苦了读者，要随着他的交响乐吃力地解读~~
•   　　 对此书的评价本来只想给两颗星，因为翻译的质量实在不能接受，但是为了表示对韦伯的敬意，还是给了三颗星。
  　　 虽然说翻译的质量比价差，但在阅读过程当中，还是能感受到韦伯思路的清晰，例如各个章节的大、小标题对于其中的内容是很精练的概括，本来可以为读者提供很好的阅读帮助。
  　　 个人感觉翻译的质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过于粗糙，不符合中文的文字习惯。比如书中引用孔子格言：“不从顺比凡庸的心志更低劣”，既然是引用孔子的话，翻译者就该用孔子的原话，而译者并没有这样做，并且翻译出来的句子极大的增加了理解的难度。
  　　 二是语病很多，比如“宗教与性有极端密切的关系，虽然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则无，而且也有直接与间接的不同。”这样翻译出来的句子实在是不通，我只能凭借猜测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这还不算最坏的，因为有的翻译出来的句子连猜也猜不对意思。
  　　 三是对许多重要的名词有滥用之嫌，比如对“理性”一词，其涵义在各处差别非常大。对此我估计是翻译的问题。
  　　 总体来说，书的前部分要较后部分翻译的好些。
  　　 读这本书的收获除了从中获得的一些新知识外，恐怕就是深刻的感觉到文字表达的重要性。文字作为思想的传播媒介，必须妥善的运用才行，不重视文法，不关心表达的语句是否通顺，会给文章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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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获得一些中国的知识阶层信仰宗教的统计数字，但似乎没有人在详细做这个调查工作。知识与宗仰信仰之间是什么复杂的关系？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一书中的《知识阶层对世界诸宗教的影响》一节中谈过这个问题，在此我不再展开论述。以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感觉到中国的知识阶层正在不断地投入宗教信仰的“黑洞”之中。
  　　 2003到2004年间，我居住于贵阳市，于2004年底离开贵阳，并日渐与贵阳的知识份子群体拉开距离。除了一些生活的变故之外，最主要原因在于，贵阳的知识份子们正在陆续地投入了佛宗密宗的怀抱之中。每一次聚会，所谈的不外是“活佛”、“放生”、“神通”这些话题，很难再进行纯正的学术对话。贵阳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缩影，在成都、广州、深圳等地，我的知识阶层的朋友圈中，信仰佛教（尤其是密宗）的人不在少数。
  　　 这只是中国南方的个人视眼中的知识阶层的信仰情况，在中国北方呢？我的一位北漂朋友前一段时间向我倾诉了在北京的虚无：他身边的绝大部份的知识份子们都信仰了基督教、天主教，让他感觉到一种不可捉摸的虚无，因为他也是从将要信仰的边缘撤退了回来。
  　　 因为中国南北政治与文化气候的不同，所以中国南方的知识阶层更容易接受带有巫术色彩的佛教密宗，而北方的知识阶层更容易接受基督教、天主教。
  　　 中国的知识阶层在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为何逐步地迈入宗教信仰的世界？每个知识份子有自己的选择一种宗教去信仰的个人原因，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会相同，但是，作为同一个阶层中的一分子，他们无法摆脱自己这个阶层的一些“共同背景”，换言之，因为这个阶层碰到了一些转折性的问题，在这种转折的背景中，阶层中的个人宗教选择将不全然是个人原因，这“个人原因”不过是阶层原因的症状表征罢了。在西方世界的眼中，知识与幸福相反（知道得越多就越不会幸福）；而从常识上来说，知识也与宗教相反，也就是说知识懂得越多越不可有信仰宗教，因为宗仰信仰有明显的反智反理性倾向，而知识则会阻碍你去信仰宗教，所以，你不可能同时拥有关于宗教的知识和宗教信仰。
  　　 但中国的知识阶层似乎正努力将“知识”之鱼与“信仰”之熊掌左拥右抱，这“贪婪”的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韦伯认真考察过宗教的发生学，他发现，在所有宗教的起源中，都与身份、阶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最低层的农民来说，他们从来就不曾成为“一种宗教的担纲者”，“只有在受到奴隶化或赤贫化的威胁下，才会成为宗教的担纲者。”军事贵族呢？“军事贵族——特别是封建势力的——通常并不容易转变成一个理性的宗教伦理之担纲者。”官僚更不可能诞生宗教，“官僚制的特征经常是，一方面极度蔑视非理性的宗教，然而另一方面却又将之视为可利用来驯服人民的手段。”商人也不太可能成为宗教的担纲者，因为“他们生活之强烈的现世取向，使得他们不太可能倾向先知型或伦理性宗教”。在层层的分析与剥离之后，韦伯发现，许多宗教基本都是从“职工”中诞生的，他说：“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是个独具特色的职工的宗教。它的救世主耶酥是个小镇职工，而他的使徒则是流浪的职工，其中最伟大的保罗是个帐篷制造匠，他对农业事务是如此不熟悉，以至于在其书简中错误地应用了一个有关接枝过程的比喻。”所以，“与农民阶级相较之下，职工阶级显然更倾向教团宗教、救赎宗教以及（最终）理性伦理的宗教。”韦伯发现，除了“职工”这个阶级之外，“小市民阶层”也是“较易倾向一个理性伦理的宗教，只要存在着有利于此种宗教之出现的条件”。也就是说，宗教的发生，除了群体是“职工”之外，居住于城市也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宗教的发生学往往也会成为“个人的宗教发生学”，后来者信仰宗教的历史中，什么阶层什么身份的人更容易信仰宗教，仍然可以验证韦伯的理论的正确性。如果我们似乎有些古板地从韦伯的视角审视今天中国知识阶层的宗教信仰现象，大致可以找出这种现象的原因。自从八九之后，中国的知识份子地变急剧地发生变化，在此之前，中国的知识份子是社会与文化的启蒙者、是精英，有意识地充当了中国的“文化祭司”——一种虚幻的宗教感在支撑着他们。但八九之后，中国社会大转型，一切都市场经济化，知识份子被从社会的核心旋转着甩出来，体制的离心力让这昔日的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祭司”阶层失重，最后，被定型为“职工”，专业化的分工让知识阶层不再高于农民，不再比商人更感觉良好，甚至比不上官僚阶层，知识与学术被变形为一种与教育或传媒有关的“技术”，从形而上的层而跌入了形而下的实用，再没有比这种“变形记”更让中国的知识阶层啼笑皆非的历史大变革了，犹如一场恶梦。知识份子成了“职工”，大学职工、媒体职工、文化产业职工……而这些“职工”的生活环境不再是以前的权力高层沙龙，也不是可以被大自然分散注意力的乡村，他们离开“工作场所”之后，即是“小市民”。
  　　 “职工”加“小市民”就是现在中国知识阶层的真实处境，这种处境，自然谙合了韦伯所讨论的“宗教发生学”，只不过现在的中国知识阶层不用“重新发明宗教”，已有许多种宗教供他们现成地挑选。但为什么偏偏是基督教与藏传佛教成为中国知识阶层的选择？
  　　 基督教与藏传佛教，按照韦伯的说法是“伦理宗教”，这种救赎宗教会给信仰者预设“拯救”，所以也就要求信仰者无限服从人格神与神在地上的代理“祭师”、教团。信仰者必然清空自己的心灵，以便于使它可以被神灵或冥想所充满。当中国的知识阶层失却了指导、批判社会的“特权”之后，心灵处于一种闲置状态。这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讨论的中国知识阶层之所以逃避进宗教“黑洞”的第二个理要原因：心灵的不够强大。强大的心灵是无所依恃的，它不用依恃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特权、爱情、性……尤其不用依恃宗教，只有将这些潜在的依恃完全排除掉的而自足的心灵才是强大的心灵。但中国知识阶层的心灵则不是这样的，它们需要有所依恃，当“政治”不需要它的依恃，并且这种依恃变得不可能之后，它自然会选择另一种意识形态——宗教。
  　　 关于这一种“政治替代”，我们可以反推雷蒙·阿隆的理论以证明。雷蒙·阿隆在其《知识份子的鸦片》一书中指出：“上帝之死在人的灵魂中留下了一片空白，但是内心需要依旧存在，需要一种新的基督教来满足它。只有知识份子能够发明甚至宣传一种为学者所接受的旧信条的替代物。”这种“新的基督教”在雷蒙·阿隆这里指的是共产主义，西方社会的知识份子们从宗教失落退到了共产主义，而今天的中国恰恰相反，从共产主义的失落退到了宗教，为何这种相隔不到一个世界的相互运动会在共产主义与基督教之间转换，答案是：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宗教。习惯了共产主义的中国知识阶层（不管是习惯于依恃还是反抗）在被共产主义扫地出门之后，自然，因为“灵魂中留下一片空白”，于是选择了宗教。
  　　 至此，我们讨论了两点中国知识阶层之所以选择宗教信仰的原因：成为职工与心灵不够强大。但有一点我们尚未讨论：为何选择的偏偏是天主教、基督教与藏传佛教？其实很好解释：中国知识阶层更多是东方式地从仪式的角度来接受宗教，然后才是宗教精神，而这三种宗教，正好完美地提供了各种巫术性的仪式。在韦伯看来，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各教派的弥撒或者告解，或者藏佛教的各种仪式，本质上都是巫术的残留或者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吸引更大多数的信众而加放的巫术成份。尤其是藏传佛教，在韦伯等西方社会学家眼里，更是披着佛教外衣的原始巫术。因为中国儒家的精灵崇拜的影响，中国知识阶层更容易接受带有巫术性质的宗教。事实上，中国的知识阶层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理解，更多还是从巫术的角度进行，比如参与各种仪式，着迷于各种活佛们制造的心理暗示的幻想……在知识阶层的宗教情结中，本质上还是巫术信仰。
  　　 为什么我会反对中国知识阶层这种宗教信仰，并不是因为我是个无神论者。雷蒙·阿隆在《知识份子的鸦片》中不无讽刺地说：“一些为自己的无神论而欣慰并敌视宗教生活的左派知识份子，希望像传教士传播宗教信仰一样来传播不信仰宗教的思想，并确信通过消灭神和推倒祭坛就能解放人类。”我不是左派知识份子，更不曾象雷蒙·阿隆所讽刺的这样天真，但是，我仍然要反对中国的知识阶层堕入宗教的“黑洞”。理由是：这种宗教信仰是对社会问题的个人化偷换。
  　　 当一个知识份子在对社会问题进行解决与判断的“外向”过程中，转而成为一个“向内型”的宗教信仰者时，社会问题被缩小、偷换成了个人问题。这是知识阶层信仰宗教最大的危害之处。也许个人问题的解决可以很快地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它并不能绝对地让社会问题得到解决。知识阶层将社会问题内化为自己人格、修养、救赎的神学问题，正是逃避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可以缺乏知识阶层的声音与力量，但是，在中国最需要这种声音与力量的历史转型期，知识阶层居然缺席，堕入了宗教的“黑洞”之中去。只要信仰者认为自己存在着原罪，自己需要被神所拯救，只要自己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自我的“灵魂救赎的事业”，社会问题绝不会自动被消除，政治的力量因此而将会“压倒一切”。韦伯指出：“由某一民族之社会特权阶层所支持的救赎宗教通常在下述情况里有最好的发展机会：即当此一阶层已被解除武装，并且无法再参与政治活动，或对政治活动已无兴趣时。”曾经的知识阶层如今已被“解除武装”，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发展壮大”了救赎型的基督教与藏传佛教。韦伯引述当时的德国现状：“实际上，今日我们德国知识份子之多少有点罗嗦的‘宗教’兴趣，与政治上的挫折有密切关系，因为政治上的挫折导致他们对政治的不关心”。这种“不关心”正是将社会问题的自由宗教化。
  　　 我虽然不是一个国家阴谋论者，但我仍然认为基督教与佛教是得到国家大力推扬的两种宗教，具体论据我不想举出，但事实就是这样，这两种宗教正好可以消耗掉知识阶层的注意力与精力，社会问题因而可以政治性地、行政性地解决，而不用顾及知识阶层开出的药方或他们的批判。这种政治将知识阶层“消毒”，知识阶层自动“去政治化”的现实，等于是告诉人们不应该抱怨太多，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自己的救赎问题与内心的幸福，于是，社会和政治的承诺被弱化与遗忘，转移了造成当下中国社会痛苦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也消除了人们生活巨大改善所需要的多元化的解决之道。
  　　 实际上，中国知识阶层的“天路”选择正意味着它堕入了宗教的“黑洞”，本质是安于现状并支持现状，正因为如此，这种集体的堕落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   说实话我没太看懂。能给我解释解释不？
•   其实，韦伯写的东西真的很难懂，而且体系庞杂，但是如果认真看还是可以理解一些。这本书主要介绍中国的宗教，其实是韦伯宗教体系的一部分，包括：印度教、犹太教……韦伯写这个系列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只出现在西方？”所以，他从宗教文化的层面对比各个地区的不同，阐明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原因，亦即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西方出现资本主义的原因。《儒教与道教》这本书也一样，不过他前面费了很大的篇章在介绍中国传统社会各方面的特质，也是为了进一步剖析中国宗教产生的基础，然后进而得出中国宗教的特点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证明【在中国这种社会所具有的独有特质下时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这是我个人浅薄的认识。
•   恩，俺在上海也买了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也挺不错。
•   呵呵，我的案头也放着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   这还是相对好的译本。你看看《知识考古学》试试。
  韦伯的抽屉不小，但是比不上伊利亚德的大。他们都有个毛病，就是开一味药，治百家病。
•   《知识考古学》已经转让给逸石了，葛兆光说还是看台版好，王德威翻译的吧
•   的确，前面还能揣测作者原意。
  看到后来完全一团浆糊。
  而且，我到现在还没搞懂本书的结构。
•   这套书都是由台湾学者翻译的，可能语言上有些不太习惯吧。我粗看过一遍，未觉得翻译质量太差啊！
•   我觉得翻译的挺好的。你将这套书的《法律社会学》和阎克文译本对照，你就会发现还是这个翻译的好。这个版本表意比较准确，虽然有时候用了一些不常见的词汇。而且这个版本的译著做的很好。
•   麻烦问下哪个译本是比较推荐的，本人对韦伯比较感兴趣，不过这本书看到后来就一知半解的。
•   单就中文语言习惯来论翻译欠妥，何况这是台湾译本，语言习惯不同也是正常
•   我也觉得可能有语言习惯的因素。我看这两个译者翻译的《资本主义精神》，感觉注释详细，语句通顺，远胜大陆的绝大部分翻译作品。
•   感觉汉语被德语强奸了，完全不是汉语表达习惯。
•   您的文章确实揭示出了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非常危险的倾向，值得每个有责任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反思！
•   lz可以看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   嗯，我想。。要真从长远的历史来考察这个问题的话，西方靠哲学、宗教支撑精神体系，而中国是靠关系、伦理；中国之前也没有从本土上发展形成完整的一套“形而上”的哲学体系，比较靠近宗教的好像也只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了。。也就是说，我们好像没有“形而上”过，所以我们不知道何谓“自由”，而必须得有所依附……
  至于现在所谓的“知识份子”阶层沦为“职工”，我觉得是必要的阶段，知识、科技也要“开诚布公”，不能搞“神秘主义”——似乎手里握有知识这项法宝就能稳坐钓鱼台、永远高别人一个档次了。所以我觉得说知识份子投靠宗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人不是因为空虚，而是真心实意想学法，毕竟像佛教这样拥有如此完善的哲学体系的，至少现在是绝无仅有的，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很有好处，也许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弥补从事高尖端科技职业而造成的精神生活不完整；另外一种人可能就有点迷信了，应该就像lz说的那些人吧——谁说那些受过高等高高等教育的人就不迷信了？他们缺乏足够的生活经验，所以反而更容易受到某些利用宗教来进行欺骗欺诈活动的人的诱惑，他们的迷信甚至比那些从商生意人的迷信更深！
  科技工作者们从崇拜科学技术到崇拜宗教的那个神灵，这有什么区别呢？从一个神秘主义跳到另外一个神秘主义！为什么西方社会就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呢？其实说来，现代所谓的“科技”这种东西也不是我们本土产生的，都是从西方引进学习的！我们根本就没有掌握建立这种科技的哲学核心，没有这个根基去建立空中楼阁，这迟早会出事的。
  我们必须看清楚，我们的现代科技和宗教信仰——都是从别人那儿弄来的“二手货”，就像现代从欧美引进的机器，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制造生产，却无法仿制，仿出来也是粗制滥造，因为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其生产原理和过程。
  也许，必须得从这两者中间权衡发展，也许会走很多弯路，但是找到我们自己的路，是必须的。希望也是必然的。
•   问题就出在知识份子本身！
•   阙姐姐你好认真啊！～
•   你没有宗教信仰，没有资格来评判宗教信仰。
  就如同你没有吃过糖，却断定糖是毒品一样可笑。
•   楼上的,你要吃毒药死掉才知道毒药会死人?
•   知道lz的担心，觉得写得挺中肯的
•   一方面痛恨英国为首的周王朝，一方面为自己的古中原心理难过。我原本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职工后代与小市民，梦先生提到的韦伯书中的军事贵族，我是否想做？
  　　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是希望做知识份子。我现在心里的中原是欧菲亚大陆，这是一个现实的大陆，不管是职工、小市民还是知识分子都一样。我提出来的是自己的经历说明梦先生的假设是基于知识分子的假设，我只是一个现代中原大地上的失业者和小市民，我读书并不优异，但希望发生法国德国当年的那些事情。二战的德国有如晋国败于楚庄王，小市民生活的楚地与梦先生经历过的黔中已经不是过去的楚地了。我的心理问题是秦晋不在相近而是相远，欧洲和亚洲各执一端，近代的羞辱无法变成复仇。所以我情愿相信不需要知识分子，要替代就是让无聊变成无趣，小市民只是无赖一个，以此来唤醒晋国的畏惧。——让自己成为被学习的对象，因为有梦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知识分子不存在了，我就不无赖了。美国有比尔盖茨这个孔子，中国就得有李斯和秦始皇。就当看的一回小篆。
  我读书读过什么，一战的战场上每天战死几万人，二战中人死的更多。我害怕战争，却希望战争。小篆总是杀气腾腾的。
  昨天想过什么，原始狩猎和网络搜索的精神动机是一样的，基于知识分子的搜索和小市民的搜索不一样，前者可以不用担心晋国远近的问题，而我这个后者却一定坚持自己在制造新的宗教。谁去把遥远的欧洲变成近在咫尺？当然是专业的、扎实的、以及与欧洲一样人道的。知识分子并不违禁而小市民却在违禁。写这些就像在出卖孤儿一样唯一的女儿，但愿她不是湘楚的人，去迁徙去吧，穿越到英国做女王。
•   而从常识上来说，知识也与宗教相反，也就是说知识懂得越多越不可有信仰宗教，因为宗仰信仰有明显的反智反理性倾向，而知识则会阻碍你去信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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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200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共计161人。其中有明确宗教信仰者116人，占72%；极可能或可能有宗教信仰者20人，占12.4%；本人信仰不明，但承认有宗教背景者8人，占5%；无神论或无宗教信仰者12人，占7.5%；无资料记录者5人，占3.1%。。
  http://godoor.net/jidianlinks/kx/ye-nbe.htm
  你的这个常识，只是你自己的“常识”。越是不了解事实的人就越自以为是。
•   中国知识阶层之所以选择宗教信仰的原因：成为职工与心灵不够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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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95%的美国人说他们信上帝，我是（one of them）其中之一。
  照你这么说，美国95%的人都是心灵不够强大了。越是“心灵不够强大”，国家就越民主、自由、强大。
  而中国很多类似你的强大心灵，却只配在天朝吃地沟油、喝毒奶粉，孩子在豆腐渣校舍里学习。“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你的“心灵强大”确实很“强大”！
•   我仍然要反对中国的知识阶层堕入宗教的“黑洞”。理由是：这种宗教信仰是对社会问题的个人化偷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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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问题难道不是一个个 个人的问题造成的吗？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你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还想去解决国家、社会的问题？
  你能想象一群道德败坏、唯利是图、毫无诚信的人能给社会带来福音？
  而且，你的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伪问题。选择宗教信仰并不代表逃避社会责任，美国建国初期，制定宪法时共12个代表，其中8人信仰基督教。可以说，正是有了信仰，人才能在正直的道路上走下去，国家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法制社会。
•   我虽然不是一个国家阴谋论者，但我仍然认为基督教与佛教是得到国家大力推扬的两种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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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知至极。既然大力推扬为什么还要在现实中打压、限制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