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档案・近代卷（下）

出版时间：2004-07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何光沪,秦晖,任不寐,袁伟时  页数：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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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思想多元化的世纪。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工具理性，人的发展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种种思潮风起云涌、异彩纷呈。它们推动的社会变革大大地加速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古老的中国也在这个世纪在被动的状态下走向开放……这些思潮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今天。在新的世纪，我们又应当如何去继承和反思这些思潮呢？　　当下，中国的大学日益壮大。然而，我们的大学生乃至我们的知识阶层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并没有保持应有的清醒与个人的尊严。这种精神状况恐怕是基于对人类文明的知识匮乏或者误解……　　有鉴于此，这套书对人类有史以来的经典的思想文献进行了选择性的汇集，以期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大学教育提供一些基本的精神，为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大学生提供一些基本的观念和知识，以达致中国公民精神境域的提升。

书籍目录

一、教育：人类的自卫儿童是上帝的产业[捷克]夸美纽斯回到自然[法]卢梭教育书简[瑞士]裴斯泰洛齐附录：自由和顺从[瑞士]裴斯泰洛齐我的教育信条[美]杜威儿童在重建世界中的作用[意]蒙台梭利二、法学：人类的自治所有权不受侵犯功利原理[英]边沁为权利而斗争[德]鲁道夫·冯·耶林从身份到契约[英]梅因立法者的罪[英]斯宾塞法律的道路[美]霍姆斯三、理性的裂变哲学和哲学史的起始(节录)[德]黑格尔人类的由来[英]达尔文论人与动物[法]霍尔巴赫伦理和科学[法]彭加勒理性的颠覆生存空虚论[德]叔本华为什么我是命运[德]尼采“那个个人”[丹]齐克果四、革命幻象及其反省我控诉[法]左拉论“爱祖国”[德]海涅秩序党的疯狂[法]普·利沙加勒《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节录）[德]马克思论“抽象权利”之必需[俄]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的是什么？[俄]列宁五、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六、美国革命和美国精神（二）七、另外一个中国八、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章节摘录

　　可以说每个儿童都有一位辛勤的教师，其教学技巧之高可以使世界各地的儿童都取得相同的成绩。人们说得最好的语言就是在没有人能教他们任何事情的婴儿期学习的语言，不仅如此，如果儿童以后学习另一咱语言，即使没有人专门教他，他也能讲得同第一种语言一样完美。因此一定有一种特殊的能够帮助婴幼儿发展的心理力量在起作用。而且这不仅仅对于语言，因为两岁的儿童已经能够识别周围所有的人和物。如果我们确信这一点，那么对于儿童担负着内部形成(innerformation)的重要任务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我们自己都经历过幼儿期，经历过生命的头两年。儿童不仅要认识周围所看到的事物，要了解和适应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在他们还无法受教育时就要建造起将来能变成我们智力的复杂结构，为了我们的宗教情感建造起我们特殊的民族与社会的情感基础。这仿佛是大自然为了保护儿童免受成人经验的影响而给予能促进儿童发展的内在教师(the inner teacher)以优先权。在成人的智力能够影响和改变儿童之前，儿童已有机会建筑起完整的心理结构。　　3岁时儿童已经打下了作为一个人的人格基础，直到这时他才需要受特殊教育的影响。他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因而人们很可能会说：3岁上学的儿童已经是一个小大人了。心理学家常常断言如果将我们成人的能力同儿童作一比较，我们将需要60年的努力才能赶上3岁的儿童。他们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了这个意思：“3岁的儿童已长大成人。”然而儿童在其环境中形成的这种特殊的吸收能力还远远没有穷尽。　　儿童过去通常是3岁进入我们最初的学校。因为他们还没有接受能力，所以没有人能教他们，然而他们却给了我们伟大的人类灵魂惊人的启示。我们的学校是为儿童准备的一所房子，而不是一所真正的学校。我们为儿童预备了一个场所，在这里儿童可以直接从环境中吸收弥漫文化(diffused culture)而无需任何直接教学。入学的儿童都来自社会最底层而且他们的父母都目不识丁，然而这些儿童在5岁前都学会了读、写，而且没有人教给他们任何知识。如果参观者问他们：“谁教你们写字?”他们常常惊讶地回答：“教我?没有人教我。”　　4岁半的儿童竟能学会写字，而且竟然是在没有感觉到任何人教的情况下学会的，这在当时仿佛是奇迹一般。　　新闻界开始谈论“自然地习得文化”问题。心理学家怀疑这些儿童与一般儿童有所不同。我们自己对此也好长时间迷惑不解，直到经过多次重复试验我们才得出确切结论，所有儿童天生具有一种“吸收”文化的能力。如果这是真的(我们那时仍在争论)，如果文化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我们就给儿童提供一些其他的文化要素。我们发现他们的“吸收”能力远远超过读和写，他们还具有“吸收”植物学、动物学、数学和地理学的能力，而且同样地容易、自然、不知疲倦。　　由此我们发现教育并非教师教的过程，而是人的本能发展的一种自然过程。不是通过听，而是依靠儿童作用于环境获得的经验。教师的任务不是讲解，而是在为儿童设置的特殊环境中预备和安排一系列有目的的文化活动主题。我们的试验是在许多不同的国家进行的，到现在已进行了40年，随着儿童的成长，父母们不断要求我将我的方法扩展运用于年龄更大的儿童。后来我发现个体活动是刺激与促进发展的一个因素，而且不仅适用于学龄前幼儿，而且同要适用于学校低年级、中年级和高年级的儿童。　　　　我知道我的命运。总有一天，我的名字要同那些对可怕事物的回忆联系在一起——对那史无前例的危机的回忆，对那最深刻的良心冲突的回忆，对那挑起与迄今为止一切被信仰的、被要求的、披上神圣外衣的东西对抗的、决断的回忆。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尽管如此，我的骨子里却没有了任何教主的意味——宗教是庸众的事。同信教人接触以后，我必须洗手……我不要任何“信徒”。我想，我不至于阴险到信仰自己的程度，我从来不同庸众说话……我很害怕，有一天人们会尊我为圣人。你们一定会猜想到，我为什么先将此书出版，就是叫它防止糟践我的事发生……我不想当圣人，宁愿当傻瓜……也许我就是傻瓜……而尽管如此，或者，宁　　可尽管如此——因为以前，没有比圣哲更具欺骗性的了——我是真理的呼声。——但我的真理是可怕的，因为过去人们称谎言为真理。——重估一切价值：这就是我给人类最高自我觉悟活动的公式，这一活动在我身上已成为血肉和精神了。我的命运要我一定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我应当知道，我是流行了千百年的虚伪的冤家对头。是我首先发现了真理，因为我认为谎言就是谎言——用鼻子闻出来的……我的天才在我的鼻端……我反对的东西，从来没人反对过，尽管如此，我却是否定精神的敌人。我是前无古人的快乐使者，我所认识的高尚使命迄今还没有个名目；从我开始又出现了希望。尽管如此，我不可避免要成为不祥之人。因为，假如真理同千百年来的谎言相争，我们一定会感受到梦想不到的强烈震撼，地覆天翻。那时，政治这个概念，将在一场精神之战中烟消云散。一切旧社会的权力产物会被炸得粉碎——因为它们都是靠谎言起家的。一定会战争，有一场地球上从未有过的大战。从我开始，世界将会有伟大的政治出现。　　　　从平常的含义上说，“群体”一词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职业或性别，也不管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群体”一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重要含义。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它非常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它无疑是暂时的，然而它确实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特点。这些聚集成群的人进入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我姑且把它称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换个也许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　　不言自明，一些人偶然发现他们彼此站在一起，仅仅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获得一个组织化群体的特点。一千个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的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从心理学意义上说，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群体。要想具备群体的特征，得有某些前提条件起作用，我们必须对它们的性质加以确定。　　自觉的个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是就要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但这不一定总是需要一些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点。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有时，五六个人就能构成一个心理群体，而数千人偶然聚在一起却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另一方面，虽然不可能看到整个民族聚在一起，但在某些影响的作用下，它也会变成一个群体。　　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它就会获得一些暂时的然而又十分明确的普遍特征。除了这些普遍特征以外，它还会有另一些附带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因组成群体的人而各有不同，并且它的精神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对心理群体不难进行分类。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时就会看到，一个异质性群体(即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会表现出一些与同质性群体(即由大体相同的成分，如宗派、等级或阶层组成的群体)相同的特征，除了这些共同特征外，它们还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从而使这两类群体有所区别。　　不过在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的群体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它们的共同特点。我们将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总是先来描述一个族系全体成员的共同特点，然后再着手研究那些使该族系所包含的种类有所区别的具体特点。　　对群体心理不易作出精确的描述，因为它的组织不仅有种族和构成方式上的不同，而且还因为支配群体的刺激因素的性质和强度而有所不同。不过，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一个人终其一生性格保持不变的事情，只有在小说里才能看到。只有环境的单一性，才能造成明显的性格单一性。我曾在其他著作中指出，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拿破仑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最恭顺的臣民。　　这里不可能对群体强弱不同的组织程度作全面的研究，因此我们只专注于那些已经达到完全组织化阶段的群体。这样我们就会看到群体可以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它们一成不变的样子。只有在这个发达的组织化阶段，种族不变的主要特征才会被赋予某些新特点。这时，集体的全部感情和思想中所显示出来的变化，就会表现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前面所说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才开始发生作用。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中，有一些可能与孤立的个人没有什么不同，而有一些则完全为群体所特有，因此只能在群体中看到。我们所研究的首先就是这些特征，以便揭示它们的重要性。　　　　……　　我们要时刻牢记，中国人口众多，各地会定期发大水或闹饥荒。很多国家的事实都表明，社会条件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在中国，似乎不怎么灵验。传宗接代是中国人的首要愿望。最穷的人家也要在儿子很小时就给他们娶媳妇，随后这些孩子又生出一大堆孩子，就好像他们生活有保障一样。还由于一些其他原因，中国人的生活简直就是干活、吃饭，吃饭、干活，几乎就像一个短工，这已经难以避免。如果一个外国人不能马上意识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缺钱”，他就不可能长期与中国人相处。事情一开始做，他们就要钱，因为他们一无所有，给了钱，做事的人才有饭吃。即使是小康人家，急需用钱的时候，也很难筹集到起码的数目。中国有个意味深长的说法，用以形容办丧事、打官司时被迫借钱的窘状：“过贱年”，就是　　说好像一个饥饿的人，不顾一切地寻求帮助。除了境况较好的人家外，谁都不可以：指望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立操办这类事情。令人绝望的贫穷是帝国最突出的现实，它使得人与人之间明显变得冷漠。在物质困乏的压力下，人们已形成一些固定的习惯，即使是直接的生活需求不再紧迫时，他们仍保持艰苦的生活水平。中国的生活就像一个椭圆，钱和粮是它的两个圆心，一切社会生活都围绕着它们旋转。　　帝国民众的极度贫困、他们为生活所需而进行的长期艰苦的抗争，以及在各种难以想像的条件下所遭受的令人同情的苦难，都是世人皆知的。中国人的慈善行为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也都只不过是想从令人绝望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哪怕是千分之一那么一点点。这些苦难一直沉重地压迫着他们，要是遇到灾荒年头，还不知要糟多少倍呢!中国的有识之士应该意识到他们那些缓和痛苦的办法．是彻底行不通的。无论是靠个人的慈悲，还是靠政府的干预，即使做得再好，也只能改善表面的症状，对于根除疾病完全无效。就像发冰块给伤寒病人一样——每个人就这么多，没有医院，没有饮食，没有药物，没有护理。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人没有变得更慈善，而是在全然缺乏制度、预见和管理的情况下，一直保持行善的习惯。我们都清楚，即使一个有教养的人，长期面对既无法阻止又无力帮助解决的灾难，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现代的战争就是一个明证。第一次看见血，会精神紧张，产生难以消除的印象，但它很快就消失了，人也变得麻木了。对有经验的人来说，对血的恐惧一生只有一次。中国经常发生战争，人们对战争的结果也早已习以为常。　　对残疾人的态度也能说明中国人缺乏同情。中国人一般认为，呆子、瞎子，尤其是独眼龙、聋子、秃子、斗鸡眼都应该避而远之。似乎生理上有缺陷，道德上也一定有缺陷。据我们观察，人们不会对这些人冷酷无情，但总是缺少同情。就像古犹太人认为的，这些人肯定暗中犯了罪，因此才遭到这样的惩罚。相反，西方人会对这种人产生发自内心的同情。　　一个不幸患有残疾的人，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不能忍耐嘲讽就不能活下去。对他最温和的方式是描述他的缺陷，以引起众人的注意，药铺的伙计会对一个病人说：“麻子老兄，你是哪村的?”一个斜眼人听到“眼斜心歪”也不足为奇，假如是个秃子，就会听到：“十个秃子有九个是骗子，最后一个如不哑巴，也一样。”这些不幸的人终生都必须逆来顺受，只有当他听到长年不断的嘲弄而不再愠怒时，才能够安于生活。　　对精神有问题的人，中国人同样坦率得过分。旁观者会说：“这孩子是个笨蛋!”可实际上，他也许并不笨。不断地重复说他不长脑子，很容易摧残他未发育完全的智力。以这种方式对待精神病患者或者其他病人，也十分普遍。也许恰恰就是这种方式导致了疾病的产生，并使之更为严重。他们所有的毛病、生活的细节成了公众的谈资，而他们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完全习惯于被称为“疯子”、“二百五”、“蠢货”等。　　在一个重视生男孩的民族中，因没有孩子而遭到谴责与嘲骂，一点儿也不奇怪。就像传说中先知撤母耳。的母亲，“为了激怒她，仇敌触动了她的痛处”。不管有意无意，一个母亲悄悄地闷死了她的一个孩子，人们对此并不大惊小怪，那一定是个女孩。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世界历史上的19世纪是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上个世纪启蒙运动在精神领域的突进经过世纪之交的法国大革命在本世纪引起了全球性的社会变革。经历多次革命、内战与80多年的政治动荡后，法国终于解决了宪政与民主、自由与平等的协调问题，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共和国。英国经过多次宪政改革，完善了政党政治，实现了普选权，完咸了代议制下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过渡。德国经过1848年革命与俾斯麦时代的渐进改良，也在本世纪内废除“反社会党人法”而实现了议会民主。这样，英国起源的近代自由宪政与美国起源的近代民主共和终于融会成为世界潮流，并通过俄国、土耳其的改革乃至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戊戌变法而影响到东方。同时，英国禁止奴隶贸易、美国废除黑奴制、俄国的农奴解放与日本的“四民平等”则结束了传统的身份制而建立了人权与契约自由的社会规则。上个世纪起源于英国的产业革命此时也借电力与通讯等惊世成就而登上一个新台阶，它一方面与近代科学互相推进，把人类对理性的自信进一步强化，同时导致“理性的异化”这种“现代病”，并引起浪漫主义等反理性思潮的反弹，另一方面它也以强大的力量推动市场经济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价值体系向世界各地延伸，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这一过程实际上在那时已经开始。而19世纪40年代的两件事——英国军舰轰开虎门，古老的中国在被动状态下走向开放；马克思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声，社会主义成为国际运动——则成为这一过程的两大标志。　　正如这两大标志所象征的，现代文明的这一全球性挺进具有多元的性质，在19世纪它主要地表现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世界性思潮的兴起。它们上承上个世纪启蒙运动中伏尔泰“理性法庭”与卢梭“情感法庭”的二元紧张，以及更早时代天主教文艺复兴中世俗化理性化潮流与新教改革中救赎伦理因信称义的二元悖反。它们体现了现代化进程对传统世界进行改造的巨大成功，以及这一现代化内部发展起来的深刻矛盾：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人的发展在个性化与社会化两个层面上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深刻性乃至终极性至今影响着当代世界，即使在其中一方严重受挫乃至引起“历史终结”之说的情况下仍然如此。　　然而，这些矛盾的存在并不能遮蔽它们作为现代文明思潮所共同具有的一些基本价值。尤其在19世纪这个世界史上最终走出中世纪桎梏奠定现代化格局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发展到了十分典型或日(在今人看来)十分“古典”的形态，其双方：对立的程度是后来盛行“趋同论”、“修正主义”与“中间道路”的时代不可比拟的，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它们作为“现代性”的两翼面对专制、奴役的传统世界，在争取自由、民主与基本人权的进程中有着近似的立场，即后来罗尔斯所说的“第一正义原则”。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与古典社会主义一社会民主主义者共同推动的结果。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者争取普选权的“宪章运动”六项主张，其中五项成了后来宪政改革的成果。19世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响亮地宣称“自由主义者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是人民解放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并痛斥了那种所谓“公道的沙皇”优于西方“虚伪的富人民主”的警察民粹主义理论。同样是19世纪的美国南北战争中，“社会主义将军”魏德迈在马克思的赞许下为北方而战，为自由主义的胜利建立了功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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