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4-04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余英时 页数: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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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诸文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易被忽视的方面,阐发了汉代循吏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魏晋士风的演变同传统儒、道思想的复杂关系,并在此背景之下,重点论述了明清以来商人阶层兴起的渐变过程,这一阶层在精神领域同传统思想文化的密切关系,及其为原有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重要变化,极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述与中国情怀》、《中国怀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控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书籍目录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士魂商才”——《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本自序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关于“新教伦理”与儒学研究——致《九州学刊》编者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
章节摘录
什么是中国文化?我们怎样才能讨论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广大的题目?不用说,我们势非采取一种整体的观点不可。如果采取分析的途径,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文学、民俗各方面去探索以期获得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确定结论,那将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分析过程。但是另一方面,整体的观点则难免有流于独断的危险,思想训练不够严格的人尤其喜欢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武断地为中国文化定性。 我个人由于出身史学,一向不敢对中国文化的性格轻下论断,虽则我自己也一直在寻求一种整体的了解。几经考虑之后,我最近企图通过一组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的问题来掌握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这种处理的方式也许比较符合前面所提到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最近构想。这一组问题一方面是成套的,但另一方面也分别地涉及中国文化的主要层面,在分别讨论每一个层面时,我将同时点出中、西的异同。我希望从这一角度来说明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内在关系。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何以不可能完全等于西化也许可以从这种对照中凸显出来。 一谈到价值系统,凡是受过现代社会科学训练的人往往会追问:所谓文化价值究竟是指少数圣贤的经典中所记载的理想呢,还是指一般人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实际倾向?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便显示了西方文化的背景。西方的理论与实践(约相当于中国所谓“知”与“行”),或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距离较大,其紧张的情况也较为强烈,这也许和西方二分式的思维传统有 关,此处无法作深度的讨论。无论如何,乌托邦式的理想在西方的经典中远较中国为发达。(“礼运”大同的理想到近代才受西方影响而流行起来。)中国思想有非常浓厚的重实际的倾向,而不取形式化、系统化的途径。以儒家经典而言,《论语》便是一部十分子实的书,孔子所言的大抵都是可行的,而且是从一般行为中总结出来的。“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听其言而观其行”、“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这一类的话在《论语》中俯拾即是。《春秋>>据说是孔子讲“微言大义”的著作,但后人推尊它仍说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或“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总之,现代西方人所注重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或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差异在中国虽然不是完全不存在,但显然没有西方那么严重。(这一点我已在《史学与传统》的序言中有所讨论。)我特别提及这一层,意在说明下面检讨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我将尽量照顾到理想与实际的不同层面。 我们首先要提出的是价值的来源问题,以及价值世界和实际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一事的两面,但后一问题更为吃紧。这是讨论中西文化异同所必须涉及的总关键,只有先打开这一关键,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去解说由此而衍生的、但涉及中国价值系统各方面的具体问题。 人间的秩序和道德价值从何而来?这是每一个文化都要碰到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西的解答同中有异,但其相异的地方则特别值得注意。 中国最早的想法是把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归源于“帝”或“天”,所谓“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天生烝民,有物有则”,都是这种观念的表现,但是子产、孔子以后,“人”的分量重了,“天”的分量则相对地减轻了,即所谓“天道远,人道迩”。但是孔子以下的思想家并没有切断人间价值的超越性的源头——天。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意识,这个意识内在于人性,其源头仍在于天,不过这个超越性的源头不是一般语言能讲得明白的。只有待每个人 自己去体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说孔子不正面去发挥这一方面的思想,并不是他不相信或否认“性与天道”的真实性。近代学人往往把孔子的立场划人“不可知论”的范围,恐怕还有斟酌的余地。“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之类的语句对孔子本人而言是不可能没有真实意义的。孟子的性善论以仁、义、礼、智四大善端都内在于人性,而此性则是“天所以与我者”。所以他才说“知其性者则知天”。后来《中庸》说得更明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道家也肯定人间秩序与一切价值有一超越的源头,那便是先天地而生的形而上道体。“道”不但是价值之源,而且也是万有之源。但是在中国人一般的观念中,这个超越的源头仍然笼统地称之为“天”;旧时几乎家家悬挂“天地君亲师”的字条便是明证。我们在此毋须详细分析“天”到底有多少不同的含义。我们所强调的一点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以为人间的秩序和价值起于人间,它们仍有超人间的来源。近来大家都肯定中国文化特点是“人文精神”。这一肯定是大致不错的,不过我们不能误认中国的人文精神仅是一种一切始于人、终于人的世俗精神而已。 从3世纪初叶汉代统一帝国的终结到4世纪初叶南北分裂的开始这一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的时代。关于这一转变,中外史学家的论著多至不查胜计。在这许多现代讨论之中,魏晋士风曾是一个特别受到注目的问题。所谓士风,牵涉到两个不可截然划分的方面:一是知识分子(当时称之为“士”或“十大夫”)的思想,一是他们的行为。就思想言,其特色是易、老、庄的三玄之学代替了汉代的经学;就行为言,其特色则是突破传统礼教的藩篱而形成一种“任诞”的风气。关于这一新士风的兴起和发展,从来的解释都着眼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般背景方面。其中,尤以政治的背景最受史学家的注意,即所谓“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这一论断,大体说来,是有坚强的根据的。 但是魏晋士风的发展并不是单从外缘方面所能完全解释得清楚的。我在旧作《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曾试图用“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的观念说明这个时代的知识阶层在内心方面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该文不是对传统的解释加以否定,而是想在传统的解释之外增添一个理解的层面。但是该文断代仅止于西晋之初,对汉末以来名教崩溃的整个过程尚嫌语焉不详;至于东晋以后门第社会新秩序的重建,因限于体例,则完全没有谈到。本文对该文的论点有进一步的发展,取材则详略互见,所以基本上本文是该文的一个续篇,希望读者兼观并览。 这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是史学的专题研究(初稿刊于《知识分子》季刊1985年冬季号)。骤看起来,这个题目似乎太大,与现代一般“窄而深”的史学专题不合。以范围而论,本书概括了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和社会变迁;以时间而论,它上起中唐,下迄乾嘉之世,差不多涵盖了一千年的历史过程。但事实上,本书并不是泛论宗教史、社会史之作。现代的史学论文大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一般而言,史学工作者都遵守19世纪阿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研究的对象是问题而不是断代”(study problems notperiods)。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经过比较严格的规划的,因此问题的焦点相当集中。我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儒、释、道三教的伦理观念对明清的商业发展是否曾发生过推动的作用?这一中心问题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水中一样,自然会激起一轮轮问题的波纹,从中心一直延伸到边缘。本书所包括的时代虽长,所涉及的方面虽广,但是整个论点却是扣紧着问题的结构而建立起来的。 本书分析禅宗、新道教和新儒家是从三教的人世伦理及社会影响这一特殊角度着眼的。因此上篇既不是通论性质的宗教史,中篇也和一般哲学史或思想史对宋明理学的处理迥异其趣。我所特别注意的是三教在人世伦理方面相互交涉的复杂过程,尤其是禅宗对理学的影响。宋代新儒家“援释人儒”,开创了理学的新传统,从历史的观点说,这是早在宋代即已成定案的了。程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状》和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都不讳言明道、横渠早年出入释、老,最后才“返求诸六经”。宋儒“援释人儒”的成功正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我们今天既无理由更无必要来翻案了。而且我可以断言,任何翻案的努力都将是白费的。但是宋儒究竟为什么非“援释人儒”不可?又通过哪些具体的方式来“援释入儒”?这一类在思想史上具有关键性的大问题似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认真地从事系统的研究。有之则不过挟偏见以攻击理学而已。我在中篇试图从人世伦理的观点对这些问题提出若干观察。我当然承认,这些观察是初步的,并且不免带有片面性。但是我必须坚持,如果我们希望对理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获得一种比较完整的了解,那么本书所特别强调的这一面无论如何是不能忽略的。 在分析了三教人世伦理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研究宗教和道德观念对中国商人阶层的影响。这是本书下篇的主旨所在。但是一涉及观念的社会后果,我们的研究便不能限于思想史的范围之内,而必须进入社会史的领域。所以下篇事实上是从思想流转与社会变迁的交光互影中观察商人阶层及其意识形态的新发展,从16世纪以来,中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功能在实质上日益重要。与此相随而来的是他们在社会价值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显然上升,甚至他们的法律身份也有改善的迹象。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和日本的史学界在对明清商人的研究上作出了辛勤的努力,他们搜集并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也对许多具体的制度和事象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但一般而论,由于基本预设、概念架构以及分析方法都不相同,他们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商人的客观世界和经济活动方面,至于商人的主观世界,包括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各方面的问题,在他们的研究取向上是不占重要地位的。通过本书下篇对问题的提法及其解答的尝试,我希望促起史学界正视明清思想史和社会史上这一大片未经充分开拓的园地。 这部专题研究的撰写起于两种外缘:第一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热烈讨论;第二是近年来西方社会学家企图用韦伯(Max Weber)关于“新教伦理”的说法解释东亚经济现代化的突出现象。我在本书的序论中已提到这两点,但仍有未尽之意应该在这里略作补充。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这部《文集》是沈志佳博士费心费力编成的。她近几年来搜集了我所有的中文论著,分门别类,重新编排。这里所集四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热心印行这四卷《文集》,先后也很费周章。我必须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20世纪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我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我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我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王国维云:“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可见这是一切治学之士的共同感受,我也唯有借这两句诗来自解了。 1901年梁启超写《中国史叙论》,在第八节“时代之区分”中首先提出中国史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是“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很明显的,通过当时日本史学界关于“东洋史”的研究,他已接受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对欧洲史的分期模式。梁氏这篇论文是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开山之作,和他第二年(1902)的《新史学》一文同样重要。就他所提出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基本概念而言,他确实拓开了中国史研究的眼界,其贡献是很大的,但就其所援引的“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分期而言,他却在无意中把“西方中心论”带进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欧洲史分期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合流,使许多中国新史家都相信西方史的发展形态具有普世的意义。以西方史为典型,中国史直到清末都未脱出“中古史时代”,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家的共同信仰。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便明白承认:“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见第二编第一章)但是我自始即不能接受“西方中心论”这一武断的预设。在广泛阅读西方文化史、思想史之后,我越来越不能相信西方是“典型”,必须成为中国史各阶段分期的绝对准则。现代中、西之异主要是两个文明体系之异,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中古”与“近代”之别。在中国史研究中,参照其他异质文明(如西方)的历史经验,这是极其健康的开放态度,可以避免掉进自我封闭的陷阱。所以我强调比较观点的重要性。但是我十分不赞成“削足适履”式的比附,因为这将必然导致对于中国史的全面歪曲。1877年马克思在《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变作一种历史通则,应用于俄国史的研究上面。这一强烈抗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四卷《文集》所收的史学论著,虽然写作的时间有迟有早,大体上都是从上述的立场出发的。我诚恳地盼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余英时 2004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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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 20世纪 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作者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作者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作者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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