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腹地考古图记

出版时间:2004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英]奥雷尔·斯坦因  译者:巫新华,秦立彦,龚国强,艾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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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是一部大型考古报告,是斯坦因1913年7月至1916年2月,历时2年8个月、行程11 000英里,东迄河西走廊,经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阿姆河上游和伊朗;南自兴都库什山,经准噶尔,北达内蒙古西部地区,在这一时空范围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资料及研究成果。《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记载了作者所考察的古代遗址、墓地、道路遗迹与所发现的大量重要文物。其中重要遗址和墓地有麻扎塔格山废堡遗址、尼雅遗址、鄯善“东故城”佛寺遗址、楼兰古城遗址、汉代长城及烽燧遗址、吐鲁番佛寺遗址和墓地以及从瓦罕经加兰、罗申、舒格楠至达尔瓦孜沿途的古老堡垒遗址,还有锡斯坦的科赫依瓦贾圣山上的萨珊遗址及其南部的史前遗址等。关于古代道路的考察,发现颇多,如穿过达丽尔和丹吉尔山谷的中印古代佛教交流之路、喀拉塔仁什河首次探察的古道、从罗布泊到疏勒河的重要古代通道、塔里木盆地北边的古代文献所载之“北道”及其绿洲、从喀什穿越俄属帕米尔和阿姆河上游所路经的古代丝路等。在上述古代遗址附近和道路沿线发现了大量重要文物,如藏文文书、卢文木简、佛寺壁画、丝绸、汉文木简和佛教经卷,党项文、藏文手稿和雕版印刷品等。古代墓地出土的遗物,主要有萨珊时期、伊斯兰时期的文物,以及史前时期的石器和彩陶,还有用于体质人类学研究的400多个古人骨骼标本等。这些考古遗迹、遗物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成为研究新疆、中亚考古与历史,探索古代丝绸之路的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20世纪许多与此相关的“新学问”的建立,无不与这些新材料的发现有着直接关系。
本书作为一部大型考古学专著,除了以上所说的重要学术意义之外,它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本书对这一地区的古代遗址和遗物考察及研究中,始终以古代道路遗迹探索为“纲”。如果说“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东方和西方的光耀寰宇的历史“项链”,那么这条古代欧亚大通道上众多的古代遗址和历史文物则颇似这条“项链”上熠熠生辉的“珍珠”,是“丝绸之路”孕育出这些历史的“珍珠”。没有古代道路,这些历史的“珍珠”和这条历史“项链”也就不复存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在本书中始终以探索古代道路为“纲”。
第二,“亚洲腹地”的古今变化,使作者在考古调查中特别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斯坦因以其渊博的知识,探索并记述了古代河流的变迁、绿洲与沙漠间的环境变化,以这样的视角所进行的科学考察,无疑对揭示古代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当前人们进一步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及采取相应对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第三,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研究人类历史,古代遗存涵盖面相当广泛,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包括人类一切科学知识。因此,一部好的考古学著作必须是多学科的结合。80多年前编著《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一书时,斯坦因邀集了当时相关知识领域最著名的科学家共同合作研究,如他曾邀请乔伊斯(英国皇家人类学学院副主席)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索罗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教授)进行岩石和沙子的分析研究、史密斯(大英博物馆副馆长)进行石器研究等。对这里出土古代文物中所发现的涉及汉文、梵文、和田文、粟特文、回鹘文、蒙古文、藏文、突厥文等资料,斯坦因邀请了当时这些领域最著名的学者马伯乐、西尔文·列维、勒柯克、弗兰克、W L 兰茨、威尔海姆·汤姆森、F W 托马斯教授等进行了整理、翻译和研究。《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由于多学科学者的良好合作,极大地提高了其学术水平,而且为这类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与《西域考古图记》一样,这里的考古资料是迄今研究新疆考古与历史最为宝贵的资料,斯坦因以此为基础所开展的研究,也是代表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至今仍具有学科开创性、基础性的科学意义。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成果揭示出的历史显示:新疆自汉代以来已成为华夏的一部分,新疆地区的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新疆的古代历史和文化。在现在的新疆地区,汉唐以来至今2000年间,汉族持续是这个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一员,一直起着政治主导作用。这些对我们正确地认识新疆历史,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所反映的新疆古代历史说明,新疆各族人民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他们与祖国共兴衰,汉唐时期是华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考古资料也反映出这一时期新疆历史处于其鼎盛时期。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为世界所瞩目,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吹响,祖国将与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共创新的盛世。汉唐时代中华民族的新疆地区开发历史,为我们今天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有力的、科学的理论支持。
《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作为一部学术专著,从科学的视角向人们表明,新疆的开发要注意处理好“人”、“地”关系。人类的活动不能忽视与自然协调,自然的承受力是有一定限量的,本书所揭示出的这些人类历史的宝贵经验或教训,都将是我们当今建设新疆、开发西部地区的精神财富。
毋庸讳言,《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虽然有重大科学价值,但作者于20世纪初在我国西部地区所开展的“探险”活动,无疑是属于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此书现在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是当年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者们所不愿看到的。  “据说,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列宁:《资产阶级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459页。。这大概就是历史魅力!今天我们组织翻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也正是基于它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 英国人。原籍匈牙利。早年在维也纳、莱比锡等大学 学习,后游学牛津大学和伦敦 大学。1887年至英属印度,任拉 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 学校长等职。在英国和印度政 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 探险。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 1901)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 的古代遗址,其旅行记为《沙埋 和田废址记》(Sand-buried Ru- ins of Khotan, London, 1903), 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 (Ancient Khotan,全二卷,1907)。第二次探险(1900— 1908)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 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 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 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 旅行记为《沙漠契丹度址记》(1912),其中有敦煌骗宝经 过的详细记录;其正式考古报告为《西域考古记》(1921), 至五卷。第三次探险(1913-1915)又重访和田、尼雅、楼 兰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五百七十余 件敦煌写本,还发掘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其正式考 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全四卷。还著有《在 中亚的古道上》(1933),对二次探险做了简要的记述。 1930年,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被南京政府拒绝,其所 获少量文物,下落不明。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 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在 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 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本人除上述考古报告和旅行 记外,还编著有《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 古代佛教绘画》(1921)一书。其论著全目见《东洋学报》第 33卷第1号。其生平事迹详见米尔斯基(Jeannette Mirsky)著《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爵士传》(1977)。
虽然斯坦因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这种只顾事业而不分国界随心所欲的探险考古活动,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斯坦因第一次来敦煌是1907年3月。这是他第二次中亚腹地探险活动。当时,他不仅在莫高窟看到了精美的壁画和彩塑,而且采用各种手段,尤以“唐僧之陡”为名,骗取道士王圆箓的信任,以极少的白银,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大量的写经、文书和艺术品。当他离开莫高窟时,仅经卷文书装满了24箱子,精美的绢画和刺绣艺术品等文物又装了5大箱。后经清理,卷文完整的有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一大批其它文物。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以500两白银的捐献,从王圆箓手中换去570部汉文写卷。这些卷子是王圆箓专门收集的,均为完整的长卷,价值极高,但又被斯坦因卷运到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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