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3-01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钮先钟 页数:243 字数: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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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的书名为《战略家》。首先必须阐明“战略家”此一名词的意义。然则何谓战略家?又必须先了解战略的内涵。概括言之,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行动,一种计划。 战略的起点为思想,对所将面对的未来环境思考如何适应之道,即为战略。战略的终点为行动,能把思想化为行动,战略始不至于沦为空谈。 思想与行动之间又要有一座桥梁,否则就会彼此隔绝,战略遂不能形成整体。此一桥梁即为计划。有计划思想始能落实,始能有体系,始能逐步付之行动。计划乃行动的基础,行动必须接受计划的指导。无计划的行动不特不会有效,而且还可能祷成大错。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知必须思想、行动、计划三位一体,然三才是战略。必须如此,思想始不至于空洞,行动始不至于盲昌:因此,从事战略思考的人,拟定战略计划的人,采取战略行动的人,都可称之为战略家。 专以思想为务者自可称之为战略思想家,专以行动为务者则可称之为“将”。从行动的观点来看,战略亦即为“将道”。我国兵圣孙子可能为世界上第一位对将道作理论研究的学者。拟定战略计划的人又应列入哪一类?古代战争比较简单,拟定汁划的人往往即为指挥作战的人。换言之,计划与行动均为将的任务。时至近代,业尚分工,计划的作出与执行,遂分别由不 同的人来负责。执行者为指挥官,作出者为幕僚。19世纪,欧洲各国普遍设立参谋本部,于是战略计划的作出遂成为参谋本部的专业。这也是世界环境变得日益复杂所导致的必然后果。 负责战略计划的作出的人必然有深入思考能力,与专业思想家几乎是难分伯仲。他们又一定能了解行动的指挥,否则其计划将成为纸上谈兵。所以他们是既能思考,又能计划,而且 也精通将道。他们虽不被认为是战略思想家或名将,但却位于两种专业之间,并且也兼有二者之长。 本书在组织上共分十五章,前七章所论为我国历史中的战略家,其重点放在思想与著作两方面。后八章所论为西方历史中的战略家,其内容包括思想、著作、计划、将道各方面,可谓应有尽有,其中又有两章专论英美的海权思想,值得注意。 各章虽各自成一单元,彼此似少联系,但合而观之,又还是能够帮助读者了解所谓战略家的意义,并提供研究战略思想及著作时的参考。 ——钮先钟 2000年4月4日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关于古今中外的伟大的战略家的为将之道和战略思想的入门性读物,分为中国篇和外国篇,以时间为纲,重点讲述其著作的成书背景及其中反映出的战略构想,旨在阐明“战略家”这一名词的意义,在分析的同时使读者因此对战争史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纲要性的认识。
作者简介
钮先钟,1913年7月生,南京金陵大学理学士。曾任《台湾新生报》编辑、“国防计划局”编译室主任、军事译粹社发行人、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教授等职。现为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荣誉教授。出版有译著及著作近百种。
书籍目录
前言中国篇 第一章 吴起:孙吴比较第二章 孙膑:孙子第二第三章 尉缭子:作者与时代第四章 太公与六韬第五章 曹操与诸葛亮:比较研究第六章 李卫公问对第七章 元明清三代战略思想简述西方篇第八章 克劳塞维茨与孙子第九章 毛奇三不朽第十章 史里芬与计划第十一章 马汉:著作与思想第十二章 近代英国的海权思想第十三章 富勒:装甲兵之父第十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三大名将第十五章 综论西方名将的将道
章节摘录
在答田忌问中,孙膑又提出一项曾经惊世骇俗的“新”观念。即为“必攻不守”。有人认为此语似不合理,又有人称誉它是孙膑的独特见解,值得特别重视。事实上,孙膑之言并无任 何特殊新意,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的问题是大家对它未能作出适当的解释。 照字面上看,孙膑似乎是主张在战争中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攻击而不防御。这当然是不合理也不可能。事实上,孙膑的原意并非如此浅陋,他所强调者为必须经常采取积极进取的“攻势”战略,而不可采取消极无为的“守势”战略。此种观念实为古今中外战略家的共识,一点都不新奇。 其最大的特点是提出海防战略的三大原则,即所谓“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又是“御海洋”的观念。它认为海防必须防之于海,主张“哨贼于远洋,击贼于近洋”。用现代语来解释,“御”的意义就是“制”,“御海洋”也就是“制海”。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制海”观念在中国战略思想中的出现是远比西方要早。 富勒认为武器对战争的影响总是双方面的,因为战斗是意志和直觉的乘积。意志鼓励人接近敌人并将其毁灭;直觉促使人远离敌人以使其本身不被毁灭。所以一切武器的发展,基本原则都很简单,那就是剑与盾,象征着攻击与防御。所以一切将道的基础,即为以小心来节制大胆。简言之,攻击与防御是密切配合,结为一体的,好像一位拳击手的左右手一样。富勒认为攻守的密切配合为一切战争艺术中的一个常在因素。 他在20年代即开始提倡机械化(Mechanization)的思想,他说:“当前的时代已大致为一个机械化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中的陆军必须走机械化的路线,因为军事组织是跟在社会组织后面的。,’因为他认为:(一)一切战场上的车辆都必须是履带和装甲的,而最后飞机或火箭将变成武器中的王牌;(二)一切战略的目的,都是要使敌军指挥系统发生脱节和瘫痪。 …… 书摘2 《六韬》的第二卷为《武韬》,今本一共只有五篇,比其他各卷都少,似乎其内容已有佚散。概括言之,这一卷所包括的各篇应以军事战略为核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而有杂乱无章之感。现在只能依照顺序对各章作个别的讨论: 一、《发启》。这一篇颇有哲学意味,其思想来源似出于道家,但也与孙子相通。例如:“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与孙子所谓“无智名,无勇功”的观念有所暗合。而其“故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之言,更可能是导源于孙子所谓“鸷鸟之击,至于毁折者,节也”的观念。 二、《文启》。这一篇的结论为:“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很明显地含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但为什么把这一篇列在《武韬》之内,则很难解释。 三、《文伐》。在《六韬》全书中,这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篇。“文伐”是《六韬》所首创的名词,其意义即为使用各种不同的非军事性手段宋打击敌国。孙子所说的“伐谋”和“伐交”,实际上也都可以算是“文伐”。这一篇对于“文伐”的方法,分为十二节来加以详细讨论。概括地说,即使用各种阴谋来减弱敌方的国力,破坏其团结,妨害其政务的正常运作。对于十二节的内容不必细述,因为都是些世俗所熟知的方法,例如贿赂、美人计等,但此种观念本身却深值重视。因为所谓国家战略(大战略)的运用本来就是以非军事因素为主,如能以非军事手段达到目的,则又何必使用武力。进一步说,“文伐”也可以作为发动战争的准备。“文伐”若已奏效,则也就能“胜于易胜”。所以,此篇的结论曰:“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此与《韩非子·亡征》篇中的观念也非常接近。也就是说必须等到对方已经出现败亡的征候,然后才发动军事行动(乃成武事)。 四、《顺启》。这一篇所讨论者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即“何如而可为天下政”?简言之,也就是如何能够建立世界秩序,似乎是儒家“平天下”观念的引申。其所提出的理论为:“文王问太公曰:何如而可为天下(今本在此少一“政”字)?太公曰: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则天运不能移,时变不能迁。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这的确是一种具有宏观的理论,其关键在于一个“盖”字。换言之,必须重视整体,重视全局。 五、《三疑》。这一篇假设武王有三个疑问,而太公则提出解答:“武王问太公日: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强,离亲、散众,为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谋用财。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以上所云是一种非常高深微妙的战略原理,也代表道家“物极必反”的哲学思想。任何国家扩张过度则必然会自动崩溃。所以,“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后攻其强”。简言之,即使其丧失理智(明),作盲目的扩张,以授我可乘之机。 《武韬》共五篇,已大致讨论如上。就宇义来推测,《武韬》 的内容应着重“武”的方面,即军事战略,而与《文韬》有所不同。但事实上,很难说它们之间在性质上有重大差异。这似乎可以显示这部书的内容不仅已经不完整,而且更可能曾遭后人的编排甚至于删改。这也是读古书时经常会碰到的情况。 《龙韬》 《龙韬》为《六韬》的第三卷,今本共列有十三篇,为全书篇数最多的一卷。全卷内容都是属于军事方面,其引语也一律为“武王问”,足以显示其与前两卷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概括言之,《龙韬》所讨论的范围是以“为将之道”为焦点,其内容都比较实际化,很少深入到理论的层面。不过,其中还是有若干篇值得研究,并且与较高层次的战略研究具有配合的关系。以下的讨论所重视者即为这些部分,至于其他的部分则从略。 一、《王翼》。用现代观点来看,这一篇所讨论的主题是最高统帅部(或参谋本部)的组织,相当地有意义:“武王问太公曰: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为之奈何?太公曰,凡举兵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纪纲。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这一段话有两点值得分析: 重.在整个军事组织中,“将”是惟一的核心(以将为命),将必须是通才,他不是专家,但要能利用各种不同的专家。 2.将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参谋组织,按照作者的理想,应由七十二位专家所共同组成,各有其专司,以作为统帅的辅弼。 从这一篇的内容上看来,可以想像在战国末期,军事组织已有长足的发展。照这一篇的构想,统帅部的组织相当庞大,分工也相当细密。其中包括许多专家,例如天文(气象)、地理、 兵工、工程、心战、军医、会计等。姑不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否已能达到此种标准,但至少可以显示《六韬》作者具有高度现代化的眼光和见识,很令人佩服。 二、《论将》。这一篇的主题非常明显,并且也有其特殊的见解,即所谓“五材十过”之说:“武王问太公曰:论将之道奈何?太公曰:将有五材十过。武王曰:敢问其目。太公曰: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绥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以上所论与孙子的意见只小有出入,但似乎还更为精密。其最显著的差异为《六韬》把“忠”列为必要条件之一,这是《孙子》所不曾列入者。此种差异可以显示时代的不同。孙子是春秋末期的人,在那个时代为将者多为各国贵族,其效忠本国大致是毫无疑问的。但到了战国后期,各国都竞用客卿,所以“忠”当然也就成为一个必要的条件。这篇结语说:“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这段很容易看出又是在抄袭《孙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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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家》在组织上共分十五章,前七章所论为我国历史中的战略家,其重点放在思想与著作两方面。后八章所论为西方历史中的战略家,其内容包括思想、著作、计划、将道各方面,可谓应有尽有,其中又有两章专论英美的海权思想,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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