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

出版时间：2013-2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晓芳  

内容概要

《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大学日语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2》为2012年大学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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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苏明仙认为，大江元小说技法的自我指涉性，就是面向他者将自我差异化、陌生化，通过虚构文本与文本外世界交流的形式表现了大江的“自我省察·自我批判以及自我辩护·自我代言”。（苏明仙2006：172）《被偷换的孩子》以貌似读者习以为常的私小说形式为诱饵，诱惑读者进入一个自认为自己熟悉的思维常轨。大江利用与惯常思维方式和传统模式不同的元小说技法，打破读者常规性的审美感受方式，使他们的阅读期待屡屡受挫。在由此产生的反讽效果中，读者日趋麻木、萎钝的思辨能力被重新激活，由语言的自动化带来的审美疲劳再次被新鲜的感受代替。在这个意义上，反讽促使读者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私小说模式和文学观念的不言自明性，正是利用元小说事实与虚构的混同、叙事话语与批评话语杂糅的叙事特征，大江的自我指涉作为建构新的元小说修辞发挥着作用。元小说技法形成了对传统小说形式的反讽，展现了与历来的私小说不同的新的创作方法的可能性。 在《被偷换的孩子》的续篇《愁容童子》中，步入老年的古义人带着儿子阿亮与研究古义人小说来到日本的美国女性罗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按照罗斯的解释，古义人在故乡的举动就是以堂吉诃德式的行为，其结果就是屡受伤害，直到最后由于头部受伤处于昏迷状态。小说人物罗斯引用、阅读的著作都和对“古义人”与“古义人”小说的解释有关。在罗斯看来，古义人的故乡经历可以说是对《堂吉诃德》的戏仿。归乡的古义人和罗斯在山谷村庄的行动，是不断追寻“古义人”的创作并对其小说作品进行解读的行为。对“古义人”来说，就是对自己小说中描写的事实和虚构在现场进行确认的行为。 在元小说中，作家声音和自我意识的凸显往往体现在作家借人物身份对写作进行谈论上。在《愁容童子》中，对写作的谈论也多次出现，主要是通过大江笔下的人物来实现的。人物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大江小说解读的一个切人点，体现了作者文学创作过程中强烈的自我意识。这样，大江自身的写作行为与其所构思创造的故事形成小说的双层叙事结构。大江将可看作是自己生活内容之一的读书体验也写进小说，形成了对传统现实主义和私小说的反讽。 在《愁容童子》的序章中，古义人的母亲面对前来采访的女学者，谈起了古义人的创作。也就是说，作者大江面对读者在虚构世界中重新强调“这是谎言”。大江借人物之口面向读者声明故事的杜撰性，从而导致了对传统小说真实性观念的消解，在故事的似真性和故意消解真实性之间形成反讽的间离，形成了元小说意义上的反讽。 《愁容童子》中不仅通过作品人物对古义人小说的评论，古义人自身对小说技法也有着自己的思考。第六章《桃太郎》中，古义人以“桃太郎”为原型向村里的中学生说明民间故事生成原理的同时，也是对自己以山谷村庄为场所的作品群的结构分析。此外，小说中还导人了现实中评论家加藤典洋对前一作品《被偷换的孩子》的批评。加藤典洋推测了小说没有明示的那件事的核心。即古义人和吾良被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右翼团伙的年轻人强奸，为发泄怨气，两人向警察告发了他们的“蹶起”计划这一作品中的原事实。加藤的推测使古义人异常愤慨。在此，作品人物古义人读了作品外即现实中的真实人物的批评，修正了关于“作品中的原事实”。对作家大江来说，作为先行文本的《被偷换的孩子》的这一情节在《愁容童子》中经过古义人对自己小说的反思达到了自我解说、自我批评的目的。虽然古义人并没有说出真相，但通过与加藤典洋解释的对立，体现了古义人的自我抗争和自我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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