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和国 论法律
出版时间：1997-4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古罗马] 西塞罗 译者：王焕生
Tag标签：无
用户评论 (总计13条)
- 虽然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柏拉图的观点，但是其对法律的强调远远超过柏拉图。西塞罗关于法律的强调是用来论证混合政体的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从自然法出发，将世俗的法放到一个很低的位置，认为一切法律应该从哲学中的沉思而来，从自然的那套法则中出来。现实的法律只有在服从于自然法的条件下，才具有道德上合法性的论证。从自然法出发似乎就能解释为何会有“恶法非法”这一说法出现。继自然法的论证逻辑之后，西塞罗将正义的真正内涵提出来，将正义的论证回归到人的本质上加以解释。在解释过程中充分展示人的本质中含有某种神性，将人与神看成有相似的血缘关系，从而否定其在《国家篇》中正义出于城邦或者国家的论证逻辑。界定正义之后，西塞罗高度强调宗教信仰以及宗家法的重要性。在信仰得到保证之后，其又确立官员相关的法律，因为其认为混合政体的特点就体现在官员职务的设定之上。
- 这本书虽有很多残缺，很多时候读到精彩的地方突然短缺，但是还是很值得一读。文中很多思想与柏拉图有相似之处，当然我也听老师讲过：西塞罗在很大程度是只是做一种文字整理的工作，其真正厉害之处在于其文字的煽动力。其通过对希腊城邦的观察，得出亚里士多德笔下所谓的变态政体和正态政体之间 是有一个自然的转变的内在逻辑，在这一点上是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阐明内在的逻辑联系，推动政体变化的真正因素。西塞罗进而得出最好或者说最适合国家的政体应该是混合政体，因为其使得三种政体可能产生的邪恶达到平衡。当然其政体理论不可忽略的逻辑前提是正义的论证。其甚至将正义追溯到灵魂的层面，并且很好地利用西庇阿之梦，将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得到很好的论证。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必定是产生基督教的逻辑，此岸世界的疾苦或者为城邦或者国家整体利益作出的牺牲或者奉献都是为了追求彼岸世界灵魂得到更好的安宁。
- 写于11.1.20前后
《法律篇》中的自然法思想
一、《法律篇》中的自然法思想
自然法思想在西塞罗之前，已有萌芽，但在《法律篇》中，得到了较为详细的阐发。《法律篇》中，西塞罗论述自然法的逻辑，初看起来，似乎并不容易捉摸，但加以推敲，仍是有迹可循的。我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一定的梳理。
《法律篇》的第一卷是对法律和正义的通论。讨论一开始，西塞罗就提出了一种在“比法庭实践所要求的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考察，探讨一种“包容全部普遍适用的正义和法律的领域”的愿望。西塞罗指出，只有在人类受到的大自然的恩惠、人生活的目的、人的联合及伙伴关系等得到明确的阐发，法律和正义才能被解释，质言之，“正义的本质”“必须在人的本质中寻求”。
接下来，西塞罗援引并认同了既有的“最博学的人们”对法律概念的界定，即：“法律是根植于自然的、指挥应然行为并禁止相反行为的最高理性”。然后，西塞罗进行了一些词源学上的考察，认为希腊“把公平的观念归于法律”，罗马“给了法律以选择的观念”。从而推论，“正义的来源就应在法律中发现”。同时他也提到，存在另一种形式的法律——成文法，这是“老百姓对法律的界定”。西塞罗论述到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出，存在不止一种形式的法，有抽象的法和具体的法的分别，或者可以说，这里已经孕育了自然法的苗头。要在民众中发挥法律的作用，成文法无疑是直接有用的。“但在确定正义是什么的时候”，要“从最高的法律开始”，这种法律是先于成文法，甚至先于国家的。既然这种“大写的法”是先于文字、先于国家的，那么，按照西塞罗的逻辑，我们在“大自然中寻求正义的根源”也是理所必然的了。
接着，西塞罗开始了他具体的论述。他并没有放弃在一开始便做出的、在人的本质中寻求正义的承诺，随即开始了对人的本质的探讨。这似乎也是对希腊传统的遵循——我们当了解我们自己。他指出，人之异于动物，首先在于他与神分享了理性这种神圣的东西，正确的理性即是法，这亦为人神共有。进一步推论，分享法的人必定分享正义，从而成为共同体的成员，这个共同体就是整个宇宙。其次，人具有区别于其它“会死亡的物体”构成物的“由神在我们体内造成的”灵魂，这说明，人在来源上，和神有血缘关系，任何种族都有对神的知识和承认证实了这一点。第三，西塞罗指出，人和神共有美德，美德即是“得以完善和发展到其最高点的自然”。这里，西塞罗说美德是自然，并没有给出论证，他似乎认为这是当然的。美德和理性、和法的关系也不十分清楚。如果认为美德等同于理性和法，那么他的这一论述没有起到实质的作用。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出，西塞罗的目的是明确的，即表明人和神及自然的亲和关系。由此，大自然给予了我们慷慨的馈赠，并从感觉、身体、面容、人声等诸多方面构造了人，“强化和完善了理性”——这都是大自然独自的作为。
谈完了大自然对人的馈赠，西塞罗按照他最初给出的提纲接着讨论人生活的目的——“为正义而生”以及人的伙伴关系。西塞罗认为，人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他们共享理性，“尽管人的所学有不同，但至少在具有学习能力这点上没有区别”。而且，“没有任何种族的任何人不能获得美德。”在西塞罗看来，各个种族在道德的好恶上存在一致性，（尽管现在看来，并不必然如此），所以存在一个“能使人类变得更好的”“正确生活的原则”，“该原则对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并平等地为所有的人所拥有”。同样的，“正义也将为所有的人所同样地观察到”。接受了大自然馈赠的人也就接受了理性，接受了法律，从而接受了正义。——在西塞罗这里，人多少显得有些被动。——人类同时，“为某种仁慈和亲善的自然情感连结在一起”结成一体。这样，西塞罗不仅为一种超越空间和时间的最高的法的存在论证了一种可能性，而且逐渐逼近“正义为大自然所固有”这一论点。
为了进一步论证正义出自大自然、“权利不基于人们看法而基于大自然”，他提出了善为善本身的观点：“凡是正确和光荣的东西都应当因其正确和光荣而渴求……任何东西如果不是其本身值得赞美就不能算作善，或至少是……不能视为大善”。对于这个观点的论证，西塞罗更多地运用了实例，或者是一种反证的方法。他认为，人类服刑不是法院的决定，而是“复仇女神折磨和追逐着有罪者”。他给出的例子颇值得玩味：没有哪个恶棍是如此厚颜无耻，而不抵赖罪行，编造借口。（也许，他只是为了逃避惩罚）如果，人只是怕犯罪而违法，则他可以在野外抢劫孤立无援之人的财产，因为他不会遭到惩罚。同时，正义的原则也不是来自各民族的法令、君王的敕令或法官的决议，那样，“法律就能让不正义变成正义”，只要我们愿意。这里似乎也存在一种“多数人的暴政”的意味。接着，他用树的质量和年轻人的品性类比来指出，“善和恶都是由大自然判断的”。（但是，类比的方法多少是不可靠的）从而，得出结论——“与自然保持一致的生活是最高的善”。
西塞罗所努力想达到的，在我看来，就是克服世俗法律的可变性，从而在横向的跨文化层面达到一种普适性，在纵向的跨历史层面达到一种稳定性。进而排除律法上的一种相对主义，使得正义能一如既往地得到伸张。那么，什么是正义？西塞罗论证说，合乎自然即正义。那么何谓“合乎自然”？这里，我觉得，就需要我所谓的一个“自然法的代言人”，来传达自然的声音，告诉我们如何才能与自然保持一致。在西塞罗那里，这似乎不是什么难题，“因为我们共有的智力使我们了解了各个事物，并将之清楚地显现在我们的心智中”。这大概就是叫我们诉诸理性罢。
二、由“自然法”和“道法自然”想开去
“自然法”和“道法自然”，这两个字面上十分相似的提法很能引发人联想的冲动，事实上，确有人将两者同时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渊源。[1]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呢？当然，首先要说明的，西方也是在近代才从中世纪对人的压制中摆脱出来，或者说近现代的自由就是对中世纪压抑的一种反动。（当然也有人反对将中世纪一棍子打死，譬如熊彼特），而中国民间则被认为一直多少是过于自由了，但无可否认的，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中还是存有极强的压制，且不说专制。同时，这种“为什么西方有、东方没有”的韦伯式发问是很危险的。自由的产生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能还包涵历史的某种偶然。但这样的比较分析，多少能带来一点助益。
是不是因为道家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所以中国没有发展出自由的观念？我觉得，这样的回答是不负责任的。而且，道家的自由是很消极的，主张绝圣弃智，是反理性的。而西方的自然法，尤其在西塞罗那里，是极其重视理性的。
在我看来，自然法和道法自然对自由的兴起和发展的作用方式是很不同的。道法自然，主张清静无为，讲求自化，不加干涉，所以达到由着事物本性去发展的状态，进而达到自由。而西方的自然法，并不是直接得出自由，自由只是作为自然权利的一种，由自然法派生出来的，自然法为自由提供了一种合法性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法只是为自由的价值提供了一种超越的观念。当然，自然法的存在还使得人，作为个体，全都笼罩在一种高于自己的权威下面，达到一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和宗教别无二致。平等和自由存在张力，同时，平等从对抗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的角度来讲，有助于自由的实现。
“子不语怪力乱神”，在论语里，孔子只有两次提到“天”（子畏于匡、子见南子），他的核心概念“仁”则缺乏超越的精神。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谴说，似乎又只是一种对君主的约束和规制。朱熹的天理，也有很强的伦理倾向，重在对既存秩序的维护。他们都没有从某种超越中，生发出自由的观念来。或者我们更该反过去探寻，为什么古典的自然法观念的自然权利中包含了自由。
参考文献
[1][美]大卫·鲍兹.古典自由主义
.陈青蓝译.北京:同心出版社,2009
[2][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
.沈叔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按语：苏力先生译本的中译前言是误导性的，强调西塞罗政治思想毫无独特之处，说其要素都可以追溯到诸如柏拉图和波利比乌斯（Polybius）等人。但事实上西塞罗的《国家篇/政治篇》的政治思想却呈现了一种与柏拉图《理想国》截然不同的气质：一种基于政治历史和现实政治参与的真正的政治理解，这甚至映照出柏拉图《理想国》的诗意气质。这里，我想说的是，或许就政治教诲而言，西塞罗比任何其他古代思想家都更为真实和切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有过分智识化的倾向，这个为自然法思想所克服）；同时自然法获得了最显著的位置，相对于柏拉图而言，这又似乎弱化了智识（intelligence）的关键位置，因为自然法要么直接向良知敞开，要么不再需要卓越个体理智的苦苦求索而只需要普通人朴素的探寻和接纳。而且在界定自然法的时候，西塞罗精炼地陈述了斯多葛学派的道德宇宙图景。
《国家篇》大略写作于BC54-51年，基本佚失，1820年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手操本，但也非全本。这是模仿柏拉图《理想国》的对话体。西塞罗首先辩护了积极的政治生活是人应尽的义务。在将国家（commonwealth）界定为“人民的事业（res pupuli, res poblica），即人们基于正义和共同利益的集合体”之后，西塞罗比较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各自的优劣并且将一种糅合了三种政制的混合均衡政制推为最优制度安排；随后西塞罗以罗马的历史作为典型来说明这种混合政制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回到对国家的定义，西塞罗辩护了国家必须以正义为基础，正义就是自然法，就是正确的理性的指令和诫令。最后一卷借著名的“西庇阿之梦（the Scipio’s dream）”来说明正义生活、正义的政治家的永世酬报，附带讲述了斯多葛派的宇宙图景。
《法律篇》完全与《国家篇》一体。卷1在论述了斯多葛派的宇宙论和人性论基础上，将法律本质上界定为根植于自然的最高理性，否定了法律实证主义，将法律还原为宇宙道德的规定。随后两卷中，西塞罗分别给出了有关宗教法和政治宪法的纲要，其内容以罗马共和国的法律传统为依据。
因为是残篇，对阅读有不利影响。西塞罗蛮多极为经典的论述。苏力译商务版和王焕生中央编译出版社版都可读，后者更详细一些。英文参考剑桥政治思想史系列Zetzel版】
《国家篇》卷1
《国家篇》模仿了柏拉图《理想国》，采取了对话的形式，由Scipio,Philus和Laelius等人讨论最好的政制，不过前面有西塞罗的前言。在卷1前言中，面对Epicurean学派对积极政治生活的鄙夷【不过也反过来可以看出退出政治已成了一种严肃的选择】，Cicero为积极的政治生活做了辩护。
“西塞罗将政治生活的正当性诉诸自然：“自然已经给人类植入了对于德性的强烈需求、植入了对维护公共安全的如此强烈的愿望，这种需求和愿望超过了一切来自欢乐与闲散的诱惑（nature has given men such a need for virtue and such a desire to defend the common safety that this force has overcome all the enticements of pleasure and ease）。”【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 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页。下同】与知识不同，德性仅存在于使用之中，而其“最高贵的使用便是治理国家，并且是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现那些哲学家们在他们角落里大声讨论的东西。”【12，参照了王焕生译本】西塞罗甚至说政治家比学者更值得尊敬：“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利用自己的行政权力和法律惩处迫使所有的人去做那些哲学家以自己的讲演只能说服少数人去做的事情，那么这样的市民理应受到比探讨那些问题的学者们更大的尊敬（that citizen, who through his formal authority and the punishments established by law compels everyone to do what philosophers through their teaching can persuade only a few people to do, is to be preferred even to the teachers who make those arguments）。”【13】
伊壁鸠鲁学派有另一个主张：参与政治太辛劳，也容易遭受伤害。西塞罗说这只是区区障碍，而且“共和国是安全的，由此，我得到充分回报。”【15】而且“祖国生养教育我们，并非不期望我们给予某些积极的回报。…她给予了我们这些有利条件，她就可以在她需要时使用我们的勇敢和才华的更大和更重要的部分。”【16】这里政治参与甚至成了一种义务。而且，参与公共生活的最主要动机是“决心不受小人统治，不让小人摧毁共和国。”【16】而没有平时的预备和谙习，在危急时刻再投身政治为国服务是不切实际的。即使不愿意从事国务活动，也应该重视政治科学，以便被迫参与时有所准备。
以上为绪论，西塞罗要讨论的是国家，因此在绪论中先辩护了政治参与和政治生活的正当性。他指出希腊七贤都曾在治国事务中承担重要角色。Cicero说自己将陈述的论证并非新的，而是追忆Rufus报告的一次著名的谈话。
Tubero向主角Scipio提及“第二个太阳的问题（太阳双影现象）”，Scipio自己更赞赏Socrates因放弃讨论自然问题专注人生和道德问题，认为这表现出来的更大智慧，而Plato笔下的Socrates其实是柏拉图自己试图“把苏格拉底式谈话的幽默和锐敏与毕达哥拉斯特有的晦涩和对许多方面的知识的艰深理解融合为一体。”【21】这时Philus，以及年迈的Laelius等人都来了。
Laelius认为在探究家庭和国家事务获得完满知识之前去探究上天是不智的；Philus不同意，他认为家是整个宇宙，而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这个家园：“这个家并不是为我们建筑的城墙所封闭的，而是整个宇宙，是诸神给予我们特权与他们分享的家园和祖国（Our home is not the one bounded by our walls, but this whole universe, which the gods have given us as a home and a country to be shared with them.）。这（了解家里已经或正在发生什么）肯定很重要，特别是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无知，我们就一定会对其他许多重要的东西无知。除此之外，仅仅了解有关自然的事实并进行调查，至少也会给我最大的愉悦。”【22，宇宙是神人分享的家园的斯多亚观念对于《国家篇》中的道德论证和《法律篇》中的自然法思想都是核心的】Philus回忆了Galus的天体仪和博学，后者（Galus）解释了月蚀，驱散了军中的疑惑。Scipio进一步提供了斯多亚学派的视角：如果考察了诸神和永恒，就能领悟地球是何等之小，罗马人是何等渺小。认识到土地、房屋和财富给人的乐趣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一件幸运之事。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从自然法而非市民法的角度来真正声称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他，“自然法禁止任何东西为任何人所有，除非他知道这东西的用处以及如何使用它（the common law of nature, which forbids anything to belong to anyone except someone who knows how to employ and use it）。”【28】因而，“军事统帅和执政官都应划归为必要之物而不是可欲之物，应该处于责任感而承担，而不应该出于追逐名利而承担。”【28】Scipio甚至补充了一个完全Plato式的论点：“有什么治权、有什么官职，有什么王位能比一个这样的人，一个蔑视人生一切事物，把智慧看得比它们更珍贵，除了永恒和神性外对其它一切从不考虑的人的心态更优越？(What power, what office, what kingdom can be grander than to look down on all things human and to think of them as less important than wisdom, and to turn over in his mind nothing except what is eternal and divine)。尽管人们都被称之为人，但只有那些精于人生固有的各种知识的人才真正配用这个称呼。”【28/王版22】
Laelius引用了句“人们只观察远空，却从未看见躺在他们脚下的是什么”来表明一种反对态度，他主张，“应该研究哲学，但要有节制。…如果这些希腊人为之献身的研究如此强有力地吸引了你，那么还有其他研究，更适合自由人，更能加以应用：指导我们的生活，甚或用于为国家服务。…那些就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事情，更值得去探索。”【30】天上有两个太阳不打紧，而保民官Tiberius Gracchus的行为将民族划分为两派这才是要命的。对两个太阳的事情，“我们活着无法学到任何东西，或者，即使我们确实学到了一切能够知道的，我们也绝不会由于这知识而改善或更快乐些（we can know nothing about such things, or, even if we knew all about them, such knowledge would make us neither better nor happier.）。”【31】“应该研究那些能使我们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的科学。这是智慧的最高贵的运用，德性的最高表现和义务，是拥有美德的最好证明（The skills that make us useful to the state: that, I think, is the most outstanding task of philosophy and the greatest evidence and function of virtue）。”【32，可以看出年迈的Laelius有很强的反智主义倾向，或许这代表西塞罗的旧罗马概念】于是Laelius要求Scipio讨论何谓最好的国家形式（best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因为后者与Polybius和Panaetius等精通政治学的希腊人交往从密。
Scipio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我对最伟大与最智慧的希腊人留给我们的讨论这一论题的著作都不满意。…(我)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家庭教育，而不是依靠书本获得知识的罗马人。”【33】遵循逻辑规则，Scipio首先定义了国家（commonwealth）：“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并不是人们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权/正义的一致和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这种联合的第一原因并非出于个体的软弱，更多的是出于自然植于人的某种社会精神（the commonwealth is the concern of a people, but a people is not any group of men assembled in any way, but an assemblage of some size associated with one another through agreement on law and community of interest. The first cause of its assembly is not so much weakness as a kind of natural herding together of men）。”【35，这个定义中，自然法是最基本的，因而为判断civil government的型式提供了客观的标准】
“作为人民的事业的国家，为了能长久地存在下去，都需要由某种审议性的机构来治理（ruled by some sort of deliberation）。…这一职能一定要授与一个人或者是授与某些被挑选出来的公民，或者必须由一个全体公民的组织机构来承担。”【36】这样就有君主国、贵族统治或民众政府三种统治形式。“这三种政府形式中任何一种，尽管不完善或在我看来不是最好，都还是可以忍受的。”【36】君主制中，臣民几乎被排斥在公共司法和审议之外；贵族统治下，民众被剥夺了参与公共审议和行使权力的可能；民主制中，因为不允许等级区别，因此其“平等也是不公平的（that very equality is itself inequitable,）。”【36】因此就算运行良好时，三种政府形式都各有缺陷，而且，“它们还有其他种种危险的缺陷：每一种政府形式面前都有一条陡峭泥泞的道路，会导致一个与它邻近的腐败形式。”【37】一个人的绝对统治容易蜕化为僭主政治；贵族统治容易蜕化为寡头统治；而人民的绝对权力也容易变成暴民政治。“国家政体的这种轮回和循环变更和交替是引人注目的。”【38】Scipio认为第四种政体最值得推荐，“它是由我前面谈到的那三种国家政体恰当地混合而成。”【38】
在Laelius催促下，Scipio还是先对比三种原初政体谁最优。在君主国甚至选举（vote）的国家，“人民被要求给予他们一些他们自己也并不拥有的东西”【38】，而审议职能和法官都常常以出身或财产为依据授予的。Scipio说，除了民众政府之外，自由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安身之地，“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更可爱（sweeter），但如果对所有的人来说自由是不同的话，那么它就不配称之为自由。”【38】民众政府的支持者认为，“当人民保持他们的权利，便没有什么比那更美好、更自由、更幸福的了。因为他们是法律、审判、战争、和平、缔约、生命和财产的主人。他们认为，只有这种政府才能被正确地称之为国家，即‘人民的事业’（if the people holds to its own rights, they deny that there is anything more outstanding, more free, more blessed: they are masters of the laws and the courts, of war and peace, of treaties, of the status and wealth of every individual. They think that this commonwealth (that is, the ‘‘concern of the people’’) is the only one properly so named）。”【39】“法律是公民联合体的纽带。…如果平分人们的财富并不可欲，并且人们固有能力的平等又不可能的话，那么至少同一国家的公民的法律权利应该同等。除了是公民在法律下的联合体之外，国家还能是什么呢（Even if equality of property is not appealing, and if the mental abilities of all cannot be equal, certainly the rights of all who are citizens of the same commonwealth ought to be equal. What is a state if not the association of citizens under law）。”【40，听起来很现代】民众政府的支持者认为其他类型的国家根本无权享有其冒称的名字：国王只是僭主而已，“在任何情况下，臣民都必定是奴隶，区别仅仅在于是仁慈主人的奴隶还是残暴主人的奴隶。”【40】“贵族”的称号也是自封的而没有获得人民的认同。
贵族制的支持者会批评(抽签的)民主制犹如“领航员是通过抽签从旅客中产生的船，很快倾覆。”【41】“国家的安全应该取决于最优秀者的智慧，特别是因为大自然已规定那些在品德和精神上更优越的人应该统治弱者，而且规定了弱者会情愿服从强者。…有什么能够比依据德性治理更为高贵呢（when virtue rules over the commonwealth, what could be more glorious）？”【41】有美德者把自己的生活如同法律规范一样向同胞公民们示范。单个人在政策制定上存在困难，“在单个人统治的孱弱（weakness）和多数人统治的轻率之间，贵族制便处于一种中间位置，那是一种最富有节制的统治状态（the aristocrats hold the middle ground between the weakness of a single person and the rashness of many. Nothing can be more moderate than this）。”【42】贵族制的支持者还批评说，民主政府的法律平等不可能维系下去（人民常常将特权授予许多个人），而且“那种所谓的平等实际上是最不公平的：当地位崇高的人和地位低下的人（这样的人在每个国家中必然存在）享有同等的荣誉时，这种平等本身便是最大的不公平。”【42】
Scipio却说自己会选择王制为最优。“君主的名字对我们就似乎是父亲的名字，因为君主对待其公民就犹如他们是自己的孩子。…君主制吸引我们是由于我们对它们的感情，贵族制则由于它们的智慧，民众政府则由于它们的自由。”【43】君主制可以从天神那里找到支持，因为“甚至所有的天神都服从于唯一的王的意志，”【44】而整个宇宙是由一个心灵统治的。“如果人们心中有什么君主似的力量，它一定是以一种单一的成分为主导，这就是理性（因为它是人心的最佳部分），而且，如果理性处于主导地位，激情、愤怒和鲁莽行为就没有立足之地（if there is a kind of royal power in men’s minds, there will be the rule of one element, namely judgment (that is, of course, the best part of the mind); and when judgment rules, there is no place for lust, none for anger, none for rashness）。”【46】“国家如果安排给一个以上的人，就会没有任何权威来进行指挥，因为分割了的权威什么也不是（if authority is exercised by several people, then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there will be no controlling power; and unless power is undivided it is nothing at all）。”【47】因此在最好是一个人的公正统治。在人民统治下，人民会滥用自由，“一些无辜的人被流放，许多公民的财产被抢劫，引进了每年改选执政官制，人民眼前有了一束棍棒（Fasces），不论什么样的诉求都获得了许可。”【48】而在危急时刻，人民却由宁愿把一切权力授予一个人。这一独裁官会被称为“人民的主人（master of the people）”。
这样则三种政体都有各自的正当理由。君主受人尊敬，但“当国王开始不公正时，这种政府形式就立刻结束了，而这位君主就成了一位僭主。这是最坏的政府，虽然它与最佳的政府密切相连。”【50】这是最先的变化，其结果是贵族制或民主制。民主制很容易滑落为暴民统治，“这种无限制放纵的最后结果便是，公民头脑变得如此吹毛求疵和神经质，只要稍加行使治权，他们便会发怒并不能忍受。由于这种情况，他们也就开始忽视法律了，最后是完全没有任何主人。”【52】“过度的自由会变成一种极端的奴役。这种极端自由造就了僭主和僭主制的完全不正义和残酷奴役。”【53】僭主通过折磨贵族来讨好人民。而最后贵族或寡头又可能推翻僭主。“这样一来，国家的统治权就像个球，僭主从国王手里攫取，贵族或人民又从僭主手中夺走，随后又有某个寡头派别或某个僭主从他们手中窃取，因此，没有一种政府形式能够长久地自我维持。”【53】
因此，在Scipio看来，君主制是三种基本政府形式中最好的一种，但一种温和而平衡的政府形式甚至比君主制更为可取。“一个国家中必须有一种最高的和君主的成分，某些权力应该授予上层公民，而某些事物又应该留给民众来判断和欲求。这样一种宪制，首先提供了某种高度平等，而平等是自由人在任何比较长的时间内难以置之不顾的；其次，它具有稳定性（I approve of having something outstanding and monarchic in a commonwealth; of there being something else assigned to the authority of aristocrats; of some things being set aside for the judgment and wishes of the people. This structure has, in the first place, a certain degree of equality, which free people cannot do without for very long; it also has solidity, in that those primary forms are easily turned into the opposite vices）。”【53】Scipio说，罗马共和国是混合政制无与伦比的典型，因此他将以罗马共和国为典型来勾勒理想国家。
卷2
Scipio说自己的讲述是从Cato处得来的。诸如克里特、斯巴达等城邦的宪制几乎为一人独创，而罗马的优越之处在于其宪制汇集了多代人的卓识和经验。Scipio描述了伟大罗马的进程。
Romulus不在沿海，而是在河边建城：危险；道德风气不良；希腊的重大缺陷和革命频繁的原因就在于沿海。抢婚Sabine少女；划分为三大部落（tribes）和三十族区（Curiae）；让最杰出的人加入他的绝对权力，成立元老院；顺从占卜；把一般平民划分到有名望的公民的保护之下。“Romulus统治了37年，为我们的共和国奠定了两块非常出色的基石，那就是占卜（auspices）和元老院（senate）。”【63】以至于有Romulus永生为Quirinus的神话。这里插话谈到Plato的《理想国》只是玄谈，而scipio这里谈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在Romulus死后，在争执中元老院设计出新的制度：空位摄政王或王位空缺（interregum）。这一君主推选制强调的是君主的品德和智慧，而不是世系。第二位君主是Sabine人Numa，Numa通过元老院法律肯定了自己的君主权威，遏制了战争倾向：分配土地，消除对战争的热网，建立了更大的占卜制度。“把由于热爱战争而变得野蛮而残忍的人们的思想转向仁爱和慈善。”【68】Numa的贡献是引入了宗教和和平精神。
Numa死后，人民推选Tollus为国王，后者照样在族区大会上肯定自己的王权。Tollus军事活动杰出，制定了宣战法则，“凡未经公开宣布或宣告的战争就应当视为非正义的和邪恶的。”【69】Tollus之后是Ancus为王国，以战争征服了拉丁各族。在这时候，外来文化进入，“从希腊流入我们城市的确实不是一条小溪，而是一条文化与学术的大河。”【71】科林斯人Demaratus来到罗马，而其子Lucius成为Ancus的好友，参与了国王的所有决策，然后被推选为第五位国王，这第五位国王Lucius Tarquinius祖籍是希腊人。Lucius扩大了元老院，区分了“较大家族的元老”和“较小家族的元老”，增加了骑兵组织。在Lucius被Ancus的儿子们杀死之后，Servius Tullius担任第六位国王，他是首位未经人们挑选而获得王权的人，只是得到他们的善意和认可。Servius很懂政治：挑选出骑士，将全体公民分为6个等级，让不同等级享有的权利不同，“使得最大多数的票数不属于普通公民而是属于富人。…尽管没有一个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但选票的多数是掌握在那些对国家的最高福利至关重要的人们手中。”【74】
到此，scipio补入了卷1中关于混合政制最优的标准，说罗马迄今的政制虽然有混合的因素，却并不存在任何平衡。“因为在有一位官员终生任职（特别是，如果他是一位国王）的国家中，即使那里有一个元老院，甚至即使人民也拥有某些权力，尽管有这些事实，但王权却必定是至高无上的，而这样的政府就不可避免地是君主制。”【75】。这时就谈到罗马最后的王国Tarquinius Superbus,他虽也有战功，但是杀死了前任Servius,极为骄傲自大残暴。其大儿子强暴了Lucretia,公民Lucius Brutus将公民同伴们从暴政中解放出来。人民放逐了国王和Tarquinius家族。这里Scipio加了评论，“任何一个民族的幸运，…如果依赖于某一个人的意志或性格的话，那么就是脆弱的。”【79】而在所有政府形式中，君主制是最易于变化的。“僭主Tarquinius推翻整个君主制并非由于他攫取了什么新权力，而仅仅是通过错误使用他已拥有的权力。”【79】
240年（751-509）的君主制后，“君主这个称号变成了罗马人深恶痛绝的称号。”【80】用任期一年的两位执政官（consul）取代了君主。允许公民上诉。政府实际上由元老院管理。之后大概共和16年，“从国王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人民要求获得某种程度的更大权利。这样的要求也许不合情理，可是共和国的本质要义常常压倒理性（as a result of their having been freed from monarchy, the people should claim rather more rights for themselves; that took place not much later (about sixteen years) in the consulate of Postumus Cominius and Spurius Cassius.This development was perhaps not completely rational, but the nature of commonwealths often overcomes reason）。”【83】毕竟必须在执政官的权力、显赫公民的影响力和人民的自由之间寻找平衡，国家才能存在下去。于是在罗马设立了平民护民官来平衡执政官和元老院的权力。后来在斗争中同时废弃了执政官和护民官，设立了最高的十人团（Decemvir），完成了十二表法。第三年在暴动中废除了Decemvirs并恢复了执政官和护民官。
这样，在讲述了罗马的历史典范后，Scipio重申了混合政制的优越性，“一个国家是通过不同的因素而获得和谐的，其方法是把上、中、下三层阶级公正且合乎情理的混合在一起。”【90】然而，正义是这种链接和一致的纽带，“没有正义来帮助，这种一致是永远不会出现的。”【90】况且，在Scipio对国家的定义中正义就居于核心位置，因此，仅仅讨论政制而没有讨论正义，根本不能算完成了对理想国家的讨论。
卷3
这一卷讨论正义。西塞罗又作了一个引言。语言和理性作为交流纽带将人们联系起来。知识和哲学值得尊重，政治科学和治国艺术也值得尊重。“如果两条道路之中只能选择一条，那么尽管那种专心研究最崇高技艺的安静生活看起来是更有福的，政治家的生活却肯定是更值得称赞和更荣光荣的。（But if it should be necessary to choose one path of learning or the other, even if the tranquil pattern of life devoted to study and learning may seem more blessed, nevertheless civic life is both more praiseworthy and more glorious）。”【93，就英文而论，Blessed/praiseworthy+Glorious等词的选用，说明Cicero并未作出绝对的比较，（甚至微微倾向于思辨的），而主要是强调了两种生活的不同维度。】在对话开始的时候，大家要求Philus为邪恶（wickedness）或非正义辩护。
那么Philus就说，“我们所探讨的正义是政府的产物，而完全不是自然的产物（The justice we are considering is something civil and not natural at all）。”【95】在正义概念和原则、风俗和习惯、宗教等方面，埃及、波斯、希腊、罗马各不相同，甚至在一个城邦中都千差万别。结论是“行动时要审慎，而不是要合乎正义；明智与公平并不一致。”【97】“法律强加给我们是由于我们怕受惩罚而不是由于我们的正义感。因此，世界上不存在什么自然正义这样的东西，并且据此，便得出人并非天性正义。”【98】国王是僭主、贵族是僭主，人民的自由也不过是放纵而已。彼此的害怕和软弱才导致Scipio推荐的混合政制，“因此，不是自然或者愿望，而是软弱才是正义之母。”【100】最好的选择是行为不义而不受罚；最糟糕的是遭受不义之害且行不义，而正义则是居间的道路。法律是以效用（utility）而非正义为基石，罗马就不是通过正义，而是通过明智来赢得帝国的。
这里前后都佚失甚多。之后有Laelius发言。Laelius持自然法的论点。“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相合的正确理性；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的和永恒的；它以其指令提出义务，并以其禁令来避免做坏事。此外，它并不无效地将其指令或禁令加于善者，尽管对坏人不会起任何作用（True law is right reason, consonant with nature, spread through all people. It is constant and eternal; it summons to duty by its orders, it deters from crime by its prohibitions. Its orders and prohibitions to good people are never given in vain; but it does not move the wicked by these orders or prohibitions）。”【104】“罗马和雅典将不会有不同的法律。…只有一种永恒、不变且将对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有效的法律；对我们一切人来说，将只有一位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god）,因为他是这种法律的创造者、宣告者和执行法官（all nations at all times will be bound by this one eternal and unchangeable law, and the god will be the one common master and general (so to speak) of all people. He is the author, expounder, and mover of this law; and the person who does not obey it will be in exile from himself）。”【104】挑衅的战争是不正义的，只有防御和报复的战争财可能是正义的；最佳者统治较弱者是自然的秩序。要区分不同的统治：“，据说心灵支配躯体并支配贪欲。心灵支配肉体犹如国王支配他的臣民，或犹如父亲支配孩子，而心灵支配贪欲时却犹如主人支配奴隶，要限制并摧毁其力量。因此，国王、统帅、行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通知公民时就如同心灵统治肉体。”【105】Laelius也隐隐表达了对罗马从正义转向诉诸武力的忧虑。
Scipio赞美了Laelius的论点。Scipio进一步将正义应用到对“人民的事业”这一国家定义中去：没有正义，一人统治只是暴君，“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是为暴君所统治，我们就不该说我们有了一个共和国的坏形式，而应该说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共和国。”【108】寡头制同样如此，而多数人的统治没有正义就沦为多数人的暴政。“我看不出共和国的名称如何更适用于多数人的专制（tyranny of the majority）。人民只有当构成人民的各个个体由一种正义的关系而汇聚起来时才存在。”【109】Scipio这里采纳了一种很严格的定义标准：缺乏了正义，就不存在国家或共和国。
卷4 卷5
卷4基本佚失了。讨论公民的社会分类，在一国中保持道德的高标准，青年人的身体和精神训练。“心灵优于躯体。”【113】
卷5也基本佚失了，讨论的是理想政治家的资格条件和职能。“罗马共和国是稳固地机那里在古老的风俗和人的力量之上。…风俗习惯培养了接触的人，而接触的人维护了我们古老的风俗习惯和他们祖先的制度。”【119】Cicero隐约抱怨了其时代已经背离了共和国的风俗，“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而不是由于任何偶然事件，以致使我们只保留了共和国的形式，却早已丧失了其实质。”【120】“Numa统治时期的长期和平才是我们城市的正义和宗教之母。”【120】政治家当熟悉司法和法律；羞耻感在震慑公民上不比畏惧感差。“对于国家管理者来说，目的是要使市民们生活幸福、使市民们的生活财源充足、财富充沛，因赞誉而荣耀，因德性而尊贵（this guide of the commonwealth aims atthe blessedness of the life of his citizens, that they should be solid in their resources, rich in property, well endowed with glory, honorable in virtue）。这是人间最伟大最美好的工作（I want him to be the person to perfect this task, which is the greatest and best among mankind）。”【127】
卷6
Scipio说，虽然伟大的行为本身就是Virtue最大的酬报，但神圣的美德却渴望着更持续稳定的东西。借着西塞罗仿效了柏拉图《理想国》中El的死里复活的神话，讲了一个Scipio之梦（Scipio’s Dream）。在梦中，Scipio碰到其先祖老Scipio,告诉其一些天国的事情。“凡是曾经维护过、帮助过或者扩展了其祖国的人在天堂都有为他们专门准备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享有一种永恒的幸福生活。人间所作的一切事情，再没有比按正义汇聚和联合起来的人们更让统治整个宇宙的至上神满意的了。”【128】灵魂都活着，肉身由于监禁，然而，人“鼻息将灵魂交给躯体的监护（in the guardianship of the body），除非有上帝（正是他给了你生命）的命令，一定不要放弃人的生命，免得看起来你在逃避神赋予人的义务。”【129】“请爱正义和虔诚，…这样的生活就是通往上天之路。”【130】
地球很小，有九重天，“就是九个坏，或者更确切地说九层天，它们连接成为整体。其中之一，也就是最外面的，便是天堂之天；它容纳了所有其他，其自身便是至上的神，它掌握着并拥抱着所有其他各层天。”【130】和谐之音，周年，人间及其价值的渺小，“杰出和优秀的人们从哪里发现他们真正的奖赏呢？所以，只有你看着高处并期待这永恒的家和安息之地，你就不再关注那些粗俗民众的流言蜚语，或者信赖人们对你探索的奖赏。”【134-5】
“努力吧，同时要清楚，会死去的并不是你，而仅仅是你的躯体。因为你的外形所显露出来的那个人并非你自己；灵魂才是震泽灰姑娘的自我。…要知道，你就是一个神——如果神就是这样一个灵魂：它生活、感受、记忆和预见，它统治、治理和驱动它被置于其上的那个躯体。”【135】”灵魂是唯一自动的力量，它就当然没有始点且是永生的。…最佳的任务便是承担保卫你的祖国的任务；一个关注这些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训练的灵魂将更快地飞到它合适的家和永恒的住所。这个飞行甚至可以更快一些，如果灵魂（尽管仍受着躯体的限制）向外观看，并且，通过对于灵魂之外界的沉思而使灵魂自身尽可能地脱离躯体。”【136】
《法律篇》卷1
《法律篇》是《国家篇》的续篇，其法律就是理想共和国的法律，内容大致基于罗马的实在法和习惯。对话由Cicero,伊壁鸠鲁派人士Atticus以及西塞罗的兄弟Quintus组成。卷1是法和正义通论，也是最精华的部分，论述了自然法的思想和斯多葛学派的世界图景。
在谈到Romulus的神话时，Cicero指出，“历史和诗歌应遵循不同的原则。…因为对历史来说，评论万事的标准是真实，而在诗歌中，标准一般是其所给予的愉悦。”【150】Atticus要求Cicero应该写一部历史，因为罗马迄今的历史著作不能与希腊匹敌。但Cicero没有大把空闲时间，而仅剩的零星闲暇将关注更重要的活动，也就是法律。随即Atticus要求西塞罗就市民法（ius civile）做一个专论。于是在漫步在利里斯河（Liris）边时有一个法律漫谈。
Cicero说，一般法学家对市民法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其效用，而缺乏对普遍法律的理解。为了理解法律和正义，必须先要理解“自然给予人类的惠赠是什么，人的心智蕴含的能力，我们出生到世上的责任，什么是人们连结起来（what nature has given to humans; what a quantity of wonderful things the human mind embraces; for the sake of performing and fulfilling what function we are born and brought into the world; what serves to unite people; and what natural bond there is among them）。”【157】因此，法律科学不应当从司法官的法令或十二铜表法中推演出来，而“应当从哲学的最深层秘密中推演出来（from the deepest core of philosophy）。”【157】这样，所谓的市民法便被限定在一个狭小的本质，因为需要解释的是正义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以及万民法。
“法律是植根于自然的、指挥应然行为并禁止相反行为的最高理性。…这一理性，当它在人类的意识中牢固确定并完全展开后，就是法律。因此，他们认为法律就是智识，其自然功能就是指挥正确行为并禁止错误行为（law is the highest reason, rooted in nature, which commands things that must be done and prohibits the opposite. When this same reason is secured and established in the human mind,it is law. And therefore they think that law is judgment,the effect of which is such as to order people to behave rightly and forbid them to do wrong）。…正义的来源就应该在法律中发现，因为法律是一种自然力。它是聪明人的理智和理性，是衡量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law is a power of nature,it is the mind and reason of the prudent man,it distinguishes justice and injustice）。”【158】为了适应民众的方式，采纳了成文法的样式，但“最高的法律远远早于任何曾存在过的成文法和任何曾建立过的国家。”【159】必须在大自然中寻求正义的根源；“统治着大自然的是不朽的神明们的力量或本性（all nature is ruled by the force or nature or reason or power or mind or will – or whatever other word there is that will indicate more plainly what I mean – of the immortal gods）。”【159】
在众生之中，人被“创造他的至高无上的神给了他某种突出的地位：因为在如此众多的不同种类的生物中，他是唯一分享理性和思想的。而又有什么比理性更神圣呢？而理性，当其得以完全成长并完善时，就被正确地称为智慧。”【160】人和神共有理性，而正确的理性就是法，因此人也与神共同拥有法。“整个宇宙理解为一个共同体，神和人都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161】甚至可以说人与神之间有一种血缘关系，因为“尽管构成人的其他成分都来自会死亡的物体，因此是脆弱的并会消逝的，而灵魂却是由神在我们体内造成（although all the other things of which humans are composed came from mortal stock and were fragile and bound to perish, the soul was implanted in us by god）。”【161】唯有人类具有对神的知识。大自然丰富地馈赠人类，不是偶然的。人的禀赋，理性，眼睛宣示了人的性格。“神创造和造就了人，渴望人成为所有创造物中的首领。…自然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得理性得到巩固和完善。”【163，西塞罗和斯多葛学派的道德思想中蕴含着性善论或善一元论的思路】
因此，“我们为正义而生，法权（right）不基于人们的看法而基于大自然（we are born for justice and that justice is established not by opinion but by nature）。”【163】人与人之间没有类的区别，理性对我们是共同的。人们共享正义感。虽然坏习惯引起的腐败常常扑灭了自然的火花，但正义仍为所有的人同样观察到。“当苏格拉底如同他经常所为的那样，诅咒那第一位将功利与正义分离的人时，他是正确的；因为他控告这种分离是一切危害之起因（so that Socrates rightly used to curse the person who was first to separate utility from justice, and to complain that that was the source of all ills）。”【165】友谊在于无区分的爱。
至此算是序言，确立大自然是正义的来源。这里有一点与Plato等不同：“只有一个人们可能据以共同生活的原则，该原则对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并平等地为所有的人所拥有。”【35，这算是斯多葛学派的一个重大进步】西塞罗不求其原则为所有人的赞同，只求为智慧的人赞同，而像伊壁鸠鲁学派那样实践自我放纵的哲学家则是误入歧途的。犯罪和亵渎是无法赎罪的。人服刑非因法院判决而是复仇女神对良心的拷问。“正义只有一个；它对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约束力，并且它是基于一个大写的法，这个法是运用于指令和禁令的正确理性。”【170】正义不是基于成文法或民族习惯。“如果不是把大自然视为正义之基础，那就意味着摧毁人类社会所依赖的美德。”【170-1】不过事实上，“由于各种诱惑的腐蚀，我们不能清楚地分辨什么依据大自然是善的事物。”【173】我们应当追求正义、友爱、清醒、温和与自制。“指向最高的善，这是我们所有行动的标准，所有的行为都应该指向获得最高的善。”【176】芝诺（唯一的善和唯一的恶）和学院派（最高的善和最大的恶）的争议是可以解决的。“与自然保持一致的生活是最高的善，亦即过适度的、符合德性要求的生活，或者说遵循自然并按她的法律生活（it is the highest good either to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e,that is, to enjoy a moderate life equipped with virtue, or to follow nature and to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can be called its law）。”【178】人能够也应该这样去做，“要知道，谁认识了自己，他首先会感到自己具有某种神性，意识到自己拥有的智力如同如同某种神圣的影像。他将总是如此行为和思考，不辜负众神的如此伟大的馈赠（The person who knows himself will first recognize that he has something divine and will think that his own reason within himself is a sort of consecrated image of the divine. He will always do and think things worthy of this great gift of the gods）。 …他将认识到他是一个善者，从而也是蒙福的（he recognizes that he is a good man and for that reason he perceives that he will be blessed）。”【179，这算是斯多葛学派对苏格拉底问题或阿波罗神谕的回答么？】
卷2
漫步之后，坐在非普利努斯河的小岛（the island in the Fibrenus）上展开新的讨论。人有两个祖国：故乡家园和公民身份的祖国。“但在我们的热爱中，那表明了我们所有人共同公民身份的国家的名字一定占据首位。”【184】因为更有包容性，更伟大。
西塞罗仍然先重复了自然法的论点。这一卷要讨论具体法律了。“那些为了指导各民族而以多种形式和适应当时急需制定的规则，之所以称为法律，主要因为善意而不是因为它们是真正的法律（The legislation that has been written down for nations in different ways and for particular occasions has the name of law more as a matter of courtesy than as a fact）。”【188】但凡不公正与邪恶的法律都不是真正的法。因此法(Lex)源自“选择”就意味着选择正义。“创造法律是为了公民的安全、国家的长存以及人们生活的安宁和幸福（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laws were invented for the well-being of citizens, the safety of states, and the calm and happy life of humans）。”【188】这里西塞罗强调了市民法必须奠基于自然法。
西塞罗认为首先是要认识诸神，因此在Quintius要求下，西塞罗用典雅的语言制定了一个宗教法律的要点：纯洁地接触诸神；不得有个人的神；保留家族和祖先的礼仪；崇拜那些如神的人；履行宗教礼仪；节日不诉讼；祭司安排；大祭司是战争与和平的决断者；妇女不得在晚间献祭；偷窃圣物与杀父同罪，作伪证、乱伦的极刑、不得向神敬献土地。这些法律大多以罗马的宗教实践为底本或基础。之后西塞罗分条款予以解释为何如此行。
卷3
讨论有关选任官（Magistracy）的制度安排和法律。“选任官的职能是治理，并发布指令、有益且符合法律的指令。由于法律治理着选任官、因此选任官治理着人民，而且可以确切地说，官吏是会说话的法律，而法律是沉默的官吏（this is the power of the magistrate, that he be in charge and ordain behavior that is right and useful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Just as the laws are in charge of the magistrates, so the magistrates are in charge of the people; it can truly be said that a magistrate is a law that speaks, and a law is a silent magistrate）。”【224】按照《国家篇》中，最理想的国家是自由民族，这里西塞罗要为最理想的国家提供一个法律体系。“事实上，一个共和国的全部特点都是由其对官吏的安排所决定的。我们不仅必须告诉官吏他们的管理权限；我们还必须告知公民在什么程度上有义务服从官吏（the allocation of their powers defines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Nor must we instruct them only in the manner of ruling, but also in the manner of obeying the citizens）。”【224】
西塞罗的公法大纲是：权力应当是正义的，公民应当尽责并毫无怨言地服从之。强制服从和申诉权都存在；各种次要官职；市政官、监察官、大法官、两位执政官、任职期限、紧急状态下的独裁官、元老院的职权和选任资格、十位平民保民官、官吏具有占卜权利、选举制度、集会的出席规定、不得颁布个人例外的法律、投票的规定、离职审计。基本上与罗马共和国的法律实践相同。强调了均衡政制。“最高权力给予人民而实际权威给予元老院，就使得我描述过的保持平衡和谐的制度成为可能。”【239】西塞罗照样依次解释了各条规定。
江绪林 2012年11月11日星期日 - “人民只有当构成人民的各个个体，由一种正义的合伙关系而汇聚起来时才存在。”
西塞罗对正义的理解和重视让人有种震颤的感觉，觉得一个不正义的国家便不能称为一个真正的国家，一个不正义的政府也不能称为一个真正的政府，一个不正义的民族也不能称为真正的民族。而正义，究竟是否这么重要，正义又是由谁来捍卫呢？
暑假去律所实习的第一天，律所的的前辈们便给我们上了思想教育课。记得有个律师问我们对中国法治的现状的看法，有个同学说到，维护正义不应该是律师的职责，律师的职责就是最大化的为当事人的利益考虑。得到了律所前辈们的大大赞赏，说此观点与贺卫方老师的观点有相通之处。我不知道贺老在那篇文章中有此一说，也没有学过《律师职业的道德规范》，只是忽然觉得有点震惊，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经济发达到使正义也出现了明确的分工和专业化。
我不知道今天还会有多少人相信正义，争取正义，甚至看重正义。在《理想国》看到苏格拉底和色拉叙马霍斯争论正义的时候，我往往感慨苏格拉底看清了正义的本质，而色拉叙马霍斯却看透了正义的现实。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对正义的理解是什么，也不知道对正义的定义是什么，甚至也许都没有人会去争辩什么是正义。是它太过理想化而不可捉摸，还是我们太过现实而不愿触碰。
但不管正义是什么，我始终认为最基本的正义应该是一个是非的基准线，正义的最低标准也至少应该保证是与非天平的平衡，而不至向非一端倾斜。伯尔曼曾经说，法律，应该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而正义，难道不也是这样么？我不相信西塞罗说的“正义作为一种品德，只有少数人才具备，因此也只有少数人才辨认和感悟它”。我相信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现代的人类每个人都具备感知和辨认正义的能力，虽然不确定是否每个人都具备正义这个品德。但，正义应该也同法律一样，应该被信仰，否则将无法发挥其功用。如果我们都不信仰正义，在正义被遭到践踏会摧毁的时候，我们都不采取措施维护它和保护它，那么我们终将漠视它，而漠视会让我们最后失去它。
中国人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民族，因为没有信仰，所以没有畏惧，没有底线，所以我们往往最容易迷失，这也是中国现在道德风险逐步增加的原因之一。但信仰，必须要有可以相信的理由，中国的法律要被信仰，还需要法治的逐步建设与完善。而正义，我们信仰它，不需要那么多的制度和条件，只需要内心的需要。正义不是谁的事，而是每一个人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着维护正义的使命。
如果我们今天失去了正义，我不知道我们明天还会有什么。
- 译作与译者，倒是很般配。作者中文水平，不如大多数初中生。翻译之劣，近世少见。商务印书馆列这本书为汉译经典，实在匪夷可思。所谓汉译经典，是指原文经典，还是译作经典？如果作为劣译经典，本书倒是极有可能获此殊荣。
苏力近年来好像不糟蹋原著，他就活不下去。他要把罗马的、美国的一些法学著作弄糟，才会罢休！这本书也不例外，看他的译作，伤心又伤神！
不过幸好他的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任不下去了，糟蹋北京大学的能力又小了些，万幸啊！
- 可能因为是苏力从英语翻译过来的，感觉还行吧。好像王焕生有个拉丁、中文对照的本子，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 西塞罗的<法律篇>，真是很舒服的一本书。
开篇就从一棵橡树下开始。这棵面前的树，也通向一棵由想象种植的橡树----《马略篇》里“度过无数岁月直至白发苍苍”的橡树，从它的枝叶中，曾飞出----
“朱庇特形状奇异的金色使者”(“the tawny messenger of Jove, seen in wondrous shape”）。
多美呀。
西塞罗所关注的是:国家大法,而非琐碎,具体,仅对市民有用的司法章程.(What is as grand as the law of a state? What is so trivial as the function of the jurists?)
但讨论这”法“ 与”正义”， 不应在法庭，而应效仿柏拉图，漫步于柏树林间和林荫道上。因为，再没有别的方式，能够更清楚地阐述：
”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惠赠是什么,
人们所享用的最出色的财富是什么,
我们出生和生活在这一世界上所要追求和实现的目的是什么,
是什么使人们联合起来,
以及在他们中有什么自然的伙伴关系.
只有在这一切都清楚后,法律和正义的来源才能被揭示."
因而, 法律科学(the discipline of law)----
"不应从司法官颁布的法令中来,而应从哲学最深层的秘密中推演出来(from the deepest core of philosophy)"
也因而,
最应当关注的,不是具体法律文件的写就,具体问题的回答, 所要讨论的,应当包含:
“作为整体的普遍正义与法(the whole subject of universal justice and law)”,
而所谓“civil law”, “只属于其中一个小而窄的范围”。
法律的本质,也只有在人的本质(human nature)中探寻.
（旧博客，呵呵）
- 刻薄但是大实话= =
- 哎 看着确实吃力
- 我还以为这种类的译著都是这样的。。。
- 对比徐奕春先生译的《论老年 论友谊 论责任》（《西塞罗三论：论老年 论友谊 论责任》），就知道苏力的译作有多差。但我不明白，居然还有人无原则、无是非地夸赞苏力的译作非凡，真让人莫名其妙。贻误后学，实在非浅啊！
嚼饭与人，也得先把口腔洗干净吧？原作本是干净、卫生、营养，益人良多；而译者却在翻译过程中，把自身固有的细菌病毒，夹杂其中传染给读者，让人情何以堪！苏某人率尔操觚，学术良心何在？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 的确很美。
说到橡树，就想起那部动画《凯尔经的秘密》，丹丹如若没看过，可以找来看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