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 作者:玉珮珩 页数: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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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与园》是一本早该于2008年下半年就出版的集子,只是因为本刊十几位编辑都投入到第29届奥运城市与建筑、奥运文化与人文类各种书籍的编撰中,所以极不情愿地将它拖至现在;这确是—本早该面世并应在建筑界及公众中予以传播的集子,因为它用看似普通但颇具寓意的文字讲事件、说人物、评书刊。玉先生是我的前辈,我是不该在这集子前写这段文字的,只是,玉先生已多次表示要我为之写个前言,我推辞无效,可转念一想,恰好借此机会写个读书体会吧,也算是对读者的一个真诚的荐书文章。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它让我们想到青春飞扬的岁月,想到文化传统下的文学精神,想到“五四”给中国带来的伟大文艺复兴。据此我十分钦佩玉佩珩的《城与园》一书,因为他用为建筑、为社会的文字,书写着需要做大做强的建筑文化与建筑评论,这一点是极难能可贵的,其可贵点正在于通过他的践行,使建筑文化的传播扎实而有力,文中不仅殷切、热诚、情思、宏厚,更为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复兴孜孜追求活力充沛的新生。哲人说:好的写作恰似一部大典,可供我们反复学习和品味,我愿玉两佩珩《城与园》的随笔小书成为这样的“大典”,使之成为点亮建筑师心中书写的明灯,成为让社会认知并理解建筑师的“新阅读”。
作者简介
玉珮珩: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从事建筑设计至退休,一级注册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书籍目录
他点亮着建筑师书写的 “明灯”建筑师的守望关于新现代主义的思考本土化: 渐进并充满乐趣的过程奥运的说道建筑与文学引起的话题翡冷翠到塞纳河 (一)翡冷翠到塞纳河(二)萨尔茨堡的旋律建筑与异教徒:回望科尔多瓦清真寺蒙古访 “古”粉红的启示南欧归来想到了些什么台北离我们并不远龙应台说 “现代”城市的 “复兴”珍惜建筑的生命我们城市的“肺”健康吗城市的后现代生活建筑师妥协与无奈下的焦虑建筑也可 “恶搞”吗理性与自然,矛锋与盾里——从深圳双年展想到的摄影和建筑谁更真实城市混响中的建筑师角色苏州的城与园圆明园的难題家住手帕口文与质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永恒和活力粗与细简约和丰盛知识和信息艺术取胜或技术取巧真古董与假古董建筑画和建筑师的画算账与不算账胡同和四合院小城镇和大话题旧建筑的建筑学过早凋零的林徽因我读《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建筑美学和今昔美学建筑的留存 历史的阅读远远望去张开济和张永和大师安藤忠雄的 “中国挑战”崔健的执著和他的阐释林鹤和毛尖后记
章节摘录
他点亮着建筑师书写的“明灯” 自2007年本刊先后推出“建筑学人随笔”系列之马国馨院士的《学步存稿》及《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的《建筑师的非建筑阅读》两书后,在马院士的举荐下我们特别找到玉佩珩高级建筑师。玉先生是我印象中建筑作品颇为细腻,且是我结识的建筑师中颇具文采的。初步接触且交谈还是2002年在西子湖畔的“第二届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他就建筑与文学的关系及建筑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令人钦佩的是,近年来他在建筑创作之余,以特有的敏锐及洞察力(事实上是一位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撰写了大量文风朴实的文章,其新颖的视角及理性的构建不仅为建筑师赢得话语权,更从多侧面表述了作为一名建筑师的特有思索。因此,尽管玉先生多次谦虚地表示他的集子并不成熟,但我们还是愿意为他出版这本随笔集。 这是一本早该于2008年下半年就出版的集子,只是因为本刊十几位编辑都投入到第29届奥运城市与建筑、奥运文化与人文类各种书籍的编撰中,所以极不情愿地将它拖至现在;这确是一本早该面世并应在建筑界及公众中予以传播的集子,因为它用看似普通但颇具寓意的文字讲事件、说人物、评书刊。玉先生是我的前辈,我是不该在这集子前写这段文字的,只是,玉先生已多次表示要我为之写个前言,我推辞无效,可转念一想,恰好借此机会写个读书体会吧,也算是对读者的一个真诚的荐书文章。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它让我们想到青春飞扬的岁月,想到文化传统下的文学精神,想到“五四”给中国带来的伟大文艺复兴。据此我十分钦佩玉佩珩的《城与园》一书,因为他用为建筑、为社会的文字,书写着需要做大做强的建筑文化与建筑评论,这一点是极难能可贵的,其可贵点正在于通过他的践行,使建筑文化的传播扎实而有力,文中不仅殷切、热诚、情思、宏厚,更为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复兴孜孜追求活力充沛的新生。哲人说:好的写作恰似一部大典,可供我们反复学习和品味,我愿玉佩珩《城与园》的随笔小书成为这样的“大典”,使之成为点亮建筑师心中书写的明灯,成为让社会认知并理解建筑师的“新阅读”。 BIAD传媒 《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 金磊 2009年5月7日 建筑师的守望 近年来非建筑专业类的报刊常有关注或涉猎“建筑”的文章引起人们注意,这些文章又多出自业外人士之笔。文字透出一股清新味道,笔头触角伸及哲学、心理、伦理和艺术诸领域,视角自然也与建筑师不同,读来大有异趣。 像笔者这样的普通建筑师,原也把“建筑”当作自己的梦中情人。实际的工作却远非想象的那么洒脱,上学时不屑二顾的种种重复性或烦琐的劳动占去一生里的大半时光,回首看成绩才那么一点点,还并不满意。说起来有点不敬不敏,因为太懒不怎么翻阅业内杂志,除非工作的需要。原因是有的文章看不大明白,不怪别人,赖自己浅薄;有的文字又太过于干巴,常识性的评论,打不起精神,有时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眼高手低? 业外人士,由于他们不像建筑师那样和建筑太贴近,这就好了,其文字有了纵深,论说的空间就大,即使让建筑师看来颇为可笑的地方,看看听听也是有益的,还有趣。我读它们,不把它当作专著,因而也包含了我的宽容。 朋友借给我一本近日出版的书,赵鑫珊先生的《建筑是首哲理诗》,赵先生读了好多书,走了好多地方,我和我周围不少建筑师是自愧不如的。我最欣赏的是他的恣意笔耕。厚厚的一本书,作者一定也不想让读者全盘接受他的观点,我想借用赵先生的一句话,表达我对不能苟同的地方的态度,就是“我尊重这种创新,但不赞美”。我还是被这本书吸引了。而最直接的受益,就是它引动了我想写下面这些文字的欲望。 日子一天天临近新的世纪,大家都在说进入21世纪。建筑师们如何进入新的世纪?我倒是想先不忙,先静下心来,想想在即将过去的世纪里留下了些什么。新中国成立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以来,我们国家就像是一个沸腾的工地,城市空气质量差,不能不说与此也大有关系,这是笑话。这么短的时间里有这么大的建筑量,建筑设计的思想、观念、理念,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化又如此激烈,这在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有深度的评说那是需要建筑史学家和建筑评论家慢慢去做的事。 建筑师也不妨谈谈自己的看法,和专家们比,犹如相对于专业演唱,我只是卡拉0K一下,不用怕跑调儿。 电影人常用“档期”这个词儿。借用—下,建筑师群体或个人的事业的兴败,也可以说是和整体建筑事业的发展“档期”相关的。 既然是业余唱几句,也就为了谈说方便、不怕唐突,凭直觉弄出三个档期。建国以来我国建筑事业发展曲线有三个比较触目的高潮,鲜明地构成每一个时期的建筑风格,也推出一批成熟的建筑师。这三个高潮均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形势支持。直至今天仍可以在这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建筑物上找到时空印记。以下具体的拉杂是以北京为例的,因为首都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有其不可代替的代表性。 第一个高潮是建国初期,当时的经济形势是共和国进入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百废待兴。苏联遵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援建中国的156项工程建设主要是工业项目,对城市面貌没有造成大的影响。倒是几个大城市几乎同时兴建的不多的几座文化、展览类建筑非常令人注目。如北京的苏联展览馆(后来易名为北京展览馆)和中央广播电台(现为广电总局办公楼)。它们高傲地矗立在灰灰的平和的年久失修的民居中,其实并不让人舒服,可也给老百姓带来一种欣喜。记得当时我们疯狂地拥入刚刚揭幕的苏联展览馆,这是北京老百姓可以进入的第一座大型公共建筑。张德沛老师至今还把中央广播电台这栋建筑称作小白楼,其实它的装饰和用料都很粗糙和不大高级。 苏联的建筑艺术以正统的“学院派”的观点看是不入流的,只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才引入新生的共和国。当时年轻的中国建筑师把这些建筑视为“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典范。幸好大家明白这是苏联建筑师在俄罗斯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并非中国。他们也就没有全面照搬。 从旧社会转入新社会的建筑师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他们有了从未有过的大有作为的机遇。大家通过学习,努力适应新社会。建筑师们自有自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为人民服务和听人民政府的话,好像不言而喻,社会主义内容不是问题,民族形式是什么?中国的建筑师在工作中也不乏自己的探索。就以20世纪50年代初先后落成的北京几个旅馆而言吧,张镩先生主持设计的西郊友谊宾馆,采用了华丽的传统形式的大屋顶,杨廷宝先生主持设计的位于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虽然采用现代建筑的处理手法,但与周围的环境和原有古代建筑巧妙过渡,不愧为大师之笔。而戴念慈先生设计的北京饭店西楼则采用了折中的手法,比例尺度和色调均非常得体,尤其和老的北京饭店的相互关系处理得无可挑剔。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建筑创作领域的氛围是相当宽松的,才得以为我们留下了这许多堪称“经典”的建筑实例。宽松的创作和学术环境还可以从建筑教育中找到例子,吴冠中先生从中央美术学院被“打入冷宫”——清华大学建筑系。却意想不到地找到了知音,吴先生不止一次说过,建筑专业学生最理解他的形式美,这时美术院校已对形式美谈虎色变了。 后来批判“大屋顶”属经济领域的革命,是和“三反”、“五反”运动相关的。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展之前,社会上还有私人执业的建筑师事务所,有些人勾结私人营造厂、不法资本家一块干了损害国家利益的违法事。当年不法资本家用“假冒伪劣”药棉坑害抗美援朝前线的最可爱的人,引起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怒。 建筑设计中的大手大脚受到责难是对的。艰苦的岁月刚刚结束,人们总想有限的财物能省着点花。所以,批判或批评其实都是非形而上学的范畴。意识形态的革命还只限于文化艺术的中心敏感地带,如对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的批判,对于处在艺术边缘的门类,如建筑,人们也只是更多注意的是它的物质性。一本杂志(《新观察》)上刊登的漫画也只是讽刺建筑师比慈禧太后还会花钱,被讽的建筑师只是背影,酷似张铸先生,业外人是不大注意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除了上文提到的例子以外,北京还建成大量可圈可点的宏伟建筑或建筑群,今天看来还挺宏伟。不怕挂一漏万,略举几例;北京市百货大楼,四部一会办公楼,北京市委办公楼,北京市儿童医院等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值得在此一提的还有一桩公案。就是建国伊始,关于首都城区规划的一场争论。原由是梁思成、陈占祥二位先生于1950年呈文周总理,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最终这个“政府行政中心区域最合理的位置是西郊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地区”的建议未被采纳。近年来旧事重提,争论好像没有结束,从梁先生当年的学生的论文的阐述和陈总工程师的遗文就能感觉到。平心静气而论,这是一个永远的课题。我们大家为维护北京这座精美的古城,为首都的现代化,做了多少有益的事,也干了多少有害的事。希望21世纪里,比上一代人做得更好。现实与怀旧的矛盾却会永远给人们提出考题让你求解。 第二个高潮是国庆10周年前。这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大兴土木本来是隆重的庆祝或纪念的活动之一,工程一旦建成,它们又凝固为历史的一部分,比原本要庆祝或纪念的初衷更隽永,更有意想不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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