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两轮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徐中玉，郭豫适 编  页数：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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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十年前，八百里滇池之畔，睡美人西山之下，风鬟雾鬓之春城，万物复苏的季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讨论及教材编写会”，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至四月四日，在昆明温泉宾馆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转眼之间，学会、会刊，满三十岁了！从无到有，从八十余人的代表，到今天八百多人的会员、近二十次年会和各种讨论会，学科发生了多少变化。张文勳教授作为当事人、发起人之一，为我们特地撰写了这篇文章，详细回忆了学会成立的前前後後，描述了那些前辈老师们在会上如何热烈地讨论争执。

书籍目录

编辑部报告特稿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的季节——回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成立争鸣“诗学考据学”：一个值得关注的诗学问题文章论宋文话《丽泽文说》考论略论清人所编清代古文选本的文献价值与文学批评意义韩驹文论思想探析——兼论韩驹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古文观的接受经典《文心雕龙》文体论与目录学嵇康古琴美学中的养生观与自然论户田浩晓《（文心雕龙）研究》的朴学精神金针度后学——王更生教授“龙学”方法论述评域外与地方古代中国的科举制与中国文学特点美国学者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特点评析论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终结说的思想来源论中国古代文论的地方性——以云南古代诗文论著为中心诗论词学曹丕的诗学成就与清商曲辞宋末元初诗文批评理论的确立与转型——以戴表元的批评理论为中心论词学史上的“元批评”宋人接受柳宗元诗歌在理论上的成熟——以刘克庄《后村诗话》为中心郑杲《杜诗钞》之诗学价值以清儒治经史之术治词的开山之作——论清代江昱的词集疏证论成肇唐《唐五代词选》对“重、拙、大”的疏离论沈雄的词史观念袁枚、沈德潜诗学论争缘由新考潘德舆与嘉道年间的唐宋诗之争厚：清代中后期宋词风格论的核心范畴近代词地位及研究状况评说《唐二家诗钞》发覆柳絮与中国人的审美特征文献高榛《唐诗品汇》中刘辰翁评点辑录访谈“深入地、放大了眼看材料”——兴膳宏先生谈“中国文学理论研究”

章节摘录

　　特稿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的季节——回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成立　　十年“文革”之祸，使神州大地万马齐喑，百业萧条，学术界更是重灾区，广大知识界受害尤深，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曾出现过一个小高潮，但“文革”一开始就骤然被打人“封资修”的十八层地狱，除了偶尔见到一些大批判文章之外，就无声无息了。至于从事本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和打击，根本谈不上去研究了。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十年动乱终于结束。经过一段时间的拨乱反正，国家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光辉大道，大地回春，冰雪解冻，万物复苏，社科界、文艺界也迸发出新生的活力，很快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上世纪六十年代，复旦大学教授郭绍虞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主编一套大学教材《中国历代文论选》，参与编纂工作的有刘大杰、夏承焘、钱仲联，马茂元等多位教授，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三卷本，内容上起先秦，下迄明清，一次印刷数达17000余册至32000册不等，影响很大，对我国古代文论的学习和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文革”结束后，国家教委（即教育部）又委托郭绍虞教授主编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论选》，得到复旦大学的大力支持，并由武汉大学王文生任副主编，参与编写工作的有钱仲联、顾易生、蒋凡、李庆甲、张海珊、田念萱、黄屏诸先生。1978年，这套教材正在编写中。同年十二月，上海师大和上海师院联合举办“典型问题”学术讨论会，我应邀出席会议，这是“文革”后还少有的学术会议，我也是在“文革”后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又是第一次来心仪已久的上海，所以心情特别激动。会上结识吴调公等许多学界朋友，其间还应华东师范大学马兴荣教授之邀去给研究生讲学。但是更多的时间则是和劫后重逢的二十年前北大文艺理论进修班的老同学欢聚，如王文生、康倪、陈钟英、李学娴等等。王文生是我在北大时的挚友，我们虽然都是向前苏联专家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学员，但更多的兴趣还是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如《文心雕龙》等。离开北大后各自返回原校，我一直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研究和教学的主要方向。文生则两次到复旦大学进修，师从郭绍虞教授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继而作为郭先生的助手、副主编，主持《中国历代文论选》编写组的日常工作。我到上海后经常到编写组住处，了解他们的编写情况，新结识了顾易生、蒋凡等同行朋友，并得知受国家教委的委托，拟举办一次“中国古代文论教材”编写学术讨论会。当时国家正处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期，经济还较困难，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也不容易。在酝酿过程中，我表示愿请云南大学筹备此次会议并在昆明召开，得到郭绍虞先生和国家教委的同意，我和王文生随即着手筹备工作。在上海期间，由王文生引荐，先后拜访了我仰慕已久的著名学者郭绍虞、李俊民、王元化等前辈。我还专程到南京大学拜访程千帆先生，又到杭州大学拜访姜亮夫先生，谈到筹备学术会议之事，得到他们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并提了很多建议，并表示一定来昆参加会议。　　我回到昆明及时向校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了学校和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随即成立了工作小组，着手筹备工作。王文生等有关同仁，也在上海积极筹备，包括会议内容，与会学者名单等等都作了详细安排。“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学术讨论及教材编写会”，终于于1979年3月20日至4月4日，在昆明温泉宾馆顺利召开。这次会议是一次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学术会议，我说它有历史意义是由于“文革”刚过去不久，像这样全国性的、规模较大的学术会议在国内还不多，会议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学术自身的发展，对激励知识界解放思想，调动他们积极性，努力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贡献力量，都起了极大推动作用。为了使饱受“文革”之苦，如今获得解放的与会专家学者们，有一个较舒适安静的环境，既能调理身心，又可聚精会神，讨论学术，不受外界干扰，我们特选在昆明旅游休闲胜地温泉宾馆开会。那时候这里的生活和住宿条件算是很好的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的教师为主的代表八十余人参加了会议，老一代学者有程千帆、钱仲联、吴组缃、杨明照、周振甫、顾学颉、王达津、马茂元、霍松林、舒芜、姚奠中等等。当时还算是中年的学者有敏泽、袁行霈、牟世金、吴文治、蒋凡、张少康、蔡厚示等等，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盛况空前。还有许多老学者都希望能来参加会议，因健康原因未能如愿，郭绍虞先生寄来开幕辞录音，姜亮夫先生飞机票已买好，临行因血压高而未成行，寄来大会发言提纲，周扬同志发来贺电，云南省委副书记高治国、云南省副省长刘披云、省教委主任李福钧、云南大学校长赵季等出席了开幕式。会议期间，组织游览了昆明风景名胜西山、石林、大观楼等处，还在云南大学组织了几场学术讲座，邀请了程千帆、周振甫、敏泽等著名学者主讲，受到热烈欢迎。这次会议能有这么多的学者来参加，现在回忆起来着实不容易，那时的交通没有现在那么方便，老先生乘飞机要买到票也不容易，乘火车都要好几个昼夜，但是大家都克服困难，兴致勃勃地来了。会议就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有关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许多共识。最后还成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议圆满成功。根据我现在的回忆，我认为这次会议取得以下重要成果。　　第一，解放思想，迎接学术春天的到来。“文革”十年的思想禁锢，学术界噤若寒蝉，一旦雪化冰融，大家情不自禁，为学术春天的到来而欢欣鼓舞，心情舒畅，思想解放，学术讨论出现自由开放，畅所欲言的局面，这是本次会议体现出来的突出精神，也是最主要的收获。会上大家自发地对“四人帮”及其同伙陈伯达等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种种谬论，进行大胆地揭露和批判。会上表现出来的思想活跃，心情愉快的生动场面，充分体现出学术春天的到来，预示我国学术界将步入兴旺发达欣欣向荣的丰收季节。　　由于思想得到解放，精神枷锁一旦解脱，人们的心情也十分舒畅，我们用心花怒放、喜形于色去形容当时学者们的情绪是十分恰当的。与会的许多老先生，多数是数十年的旧友重逢，劫后余生，感慨万千，会议之暇，在优美的温泉风景胜地，或沐浴于暖气氤氲的碧玉泉中，或漫步在杨柳依依、清山叠翠的螳螂江畔，谈诗论文，殷情叙旧，言之不足，则寄情于诗词，彼此唱和。我当时备有一本小册子，敬请先生们题诗以作纪念，手稿至今仍珍存，时或诵读，先生们虽多已仙逝，然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三十年前的情景，宛如昨日。程千帆先生兴致最高，会上发言，慷慨激昂，痛斥“四人帮”，而诗思亦如泉涌，在我的纪念小册上一鼓作气，题了四首七绝和《临江仙》一词，其中一绝云：“赋陆评钟聚一堂，新知旧学共论量。鲰生亦有挥鞭意，未觉萧萧白发长”。其驰骋学林，跃跃欲试的豪情壮志，跃然纸上。钱仲联先生有诗云：“滇海残樱半作尘，碧桃又荡满城春。人间已换昆明劫，来唱红云白发人。”昆明劫是暗引昆明湖有劫灰的传说，表示“文革”已经结束，学术盛会，在此召开，多少白发人聚会于此，其喜悦之情可想而知。故先生又有诗云：“八方冠盖此南来，多少雕龙辩口开。旧事稷门何足数，万峰如海放天才。”可以说这是对此次盛会群贤毕至，热烈讨论学术盛况的写照。平时不多言谈的周振甫先生也情不自禁，吟得《滇游杂咏》多篇，其中之一云：“花映春城自合歌，论文集会事无多。若论谈艺谁倾国？绝艳惊才说彦和”。的确，无论是“文革”之前还是“文革”结束之后，专就中国古代文论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没有的。这是第一次，大家能聚在一起讨论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难道还不应该去赞美吗？还值得一说的是马茂元、舒芜两先生的诗。他们是表亲兄弟，因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多年未能见面，此次来开会得以见面，并住一宿舍，激动不已，彻夜长谈，感慨唏嘘，其情可感。马先生有诗以纪其事云：“总角情亲两弟兄，读书犹记共灯檠。名山志业余衰鬓，风雨联床百感生。”舒芜先生也录其旧作赠我，诗云：“伏枕依微听晓钟，涉江残梦采芙蓉；十年吕览噤千口，一夕虞廷殛四凶。往事问天都冥漠，余年许国尚从容。日边回首长安近，华岳高秋出翠峰。”这些都是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所经历的往事能引起知识界的共鸣。然而往事终于过去了，“余年许国”则是大家的共愿，青老学人们的爱国潜能，从此将得到迸发，这也是当时许多饱受“文革”之苦的有志之士的共同心愿。与会的顾学颉先生、霍松林先生、蔡厚示先生、袁行霈先生等都有诗作题赠，我也有一些诗作唱和。这一切，成为文论会期间的文坛雅事，使会议在理论讨论的热烈气氛外，增添了不少情趣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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