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略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咸炘  页数：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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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略》以评论之体，寓目录之用，俾学者入一门则知一门之疆略概略，对于中国传统学术之各方面，均有简明亲切之指点。先生撰时年二十三岁，《学略》目次后有按语云：“戊午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起稿，二十三日夜毕，中间有事旷，实十昼夜力也。尚当改补。九月九日删补付印。”后先生颇为不满，谓此书颇有芜滥，见先生弟子李克齐、罗体基编《推十书系年录》，盖学随年进，自不以初年所见为定论也。惟扼要精审，至今仍不失为初学津逮国学之良好读本，故为之标点校勘，收入《国学初阶》丛书，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

作者简介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号宥斋。四川双流人。主尚友书塾讲席十余年，又历任敬业书院哲学系主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近代学术史上英年早逝之天才学者，虽得年仅三十六，而著书二百三十五部，四百七十五卷。笃学精思，明统知类，举凡哲学、诸子学、史学、校雠学、方志学、文学以及道教研究，均有重要创获。发前人所未发，卓然自成一家。广大圆通，胜义纷披。张尔田、陈寅恪、梁漱溟、蒙文通、吴芳吉、卢前、唐君毅均对其学术成就推崇备至。蒙文通更誉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书籍目录

学略一经略易书诗礼周官礼仪礼礼礼记三礼总乐春秋四书孝经学略二小学略学略三史略正史古史编年纪事本末杂史载记传记方志诏令奏议地理政书谱录金石史评学略四诸子略周秦诸子儒兵法名纵横杂道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杂家小说家学略五文词略文诗小品学略六丛略经济杂考札记博物类书艺术学略七总略学略八序略附编一：书原附编二：书原答问附录：刘咸炘先生传略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小书，比较老，但是版本不错，字大内容好
•   民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的大碰撞，都出现了一大批的大家，作者即是其中之一*可惜英年早逝，只能从书中找其智慧了
•   　　劉鹹炘(1896~1932)，字鑒泉，別號宥齋。清光緒丙申年(1896)11月29日出生於成都純化街“儒林第”祖宅。祖父劉沅，字止唐，父親楓文，字子維，均為蜀中知名學者。
  　　劉鹹炘五六歲時，先後從兄咸滎和父親學習。9歲時，更加篤學好問，每天讀書達數十冊。 　　
  　　1914年，他18歲，其父卒。乃就從兄劉咸焌受業，開始研究古文的格調並詳細研究班固的《漢書》，隨後又研讀章實齋的《文史通義》，於是更知道著述體例綜合的原則。22歲時，寫成《漢書知意》四卷。是書於昔人譏評班固之語，糾辨甚詳，發明《漢書》的義例甚有創見，這是他史學評論的開始。後來，《太史公書知意》、《後漢書知意》、《三國志知意》三部書，都是照此書體例寫成的。1916年後，任尚友書塾塾師。尚友書塾是劉成焌創辦的，成立於1918年，前身為明德書塾，地址在純化街延慶寺內，是解放前成都最有名的書塾。當時，劉咸焌任塾長。教學課程和書塾章程則完全由劉鹹炘制定，分幼學、少學兩個班，學生數百人。又設有研究班，從少學中考取成績優異者肄業。從開辦到1932年先生逝世，此15年為蓬勃發展時期，有《尚友書塾學報》刊行，造就不少國學人材。 　　
  　　先生的讀書方法可分為三個階段。初作劄記零條，15歲時讀《文心雕龍》才大膽作劄記，20歲前所讀的書，都有劄記。每閱一部書，即置一劄記本，寫心得於上，或者在書眉上用朱、墨筆加校語、評語、批語、識語，短的幾個字，多的到數百字。他遺留的中西藏書有23000多冊，現藏四川省圖書館。每冊書中的書眉、副頁上都有批註。任尚友書塾塾師後，遍翻我國經、史、子、集四部的主要書籍，旁及歐美的譯本，閱讀勤奮，識見銳敏，綜貫會通，寫下精闢的論文，繼乃會集成專書。如《中書》、《左書》、《內書》、《外書》、《右書》就是這樣寫成定編的。他曾說：“我現在的著作，還很粗率，將來尚需按學之系統，刪繁就簡，納支入幹，化數小種為大種”，不幸他早逝，這個志願沒有完成。他在30歲時，寫了一篇《宥齋自述》，文中說：“吾之學，《論語》所謂學文也。學文者，知之學也，所知者，事物之理也。所從出者，家學祖考槐軒先生，私淑章實齋先生也。槐軒言道，實齋言器；槐軒之言，總於辨先天與後天，實齋之言，總於辨統與類。凡事物之理，無過同與異，知者，知此而已。先天與統同也，後天與類異也。槐軒明先天而略於後天，實齋不知先天，雖亦言統，止明類而已。又止詳文史之本體，而略文史之所載，所載廣矣，皆人事之異也。吾所究印在此。故槐軒言同，吾言異；槐軒言一，吾言兩；槐軒言先天，吾言後天，槐軒富本，吾言末而已。實齋名此曰‘史學’，吾則名之曰‘人事學’。其範圍詳於《一事論》中，而最重者為遺傳、土風，時風，要之為氣質與風俗而已。”這段文章敘述他的學術宗旨，簡要明白。 　　
  　　先生治學，先從校讎目錄學入手，著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他說：“原理方法，得之章先生實齋，首以六藝統群書，以道統學，以公統私。其識之廣大圓通，皆從浙東學術而來。所謂校讎者，乃一學術方法之名稱，以此二字代表讀書辨體知類之法而已。”他留心于史學的研究，擴充章實齋。“六經皆史”的論點，深入發揮。他說：“吾之學，其對象一言以蔽之，曰史。此學以明事理為目的，觀事理必于史。所謂史，不僅指紀傳、編年各史，經書亦包括在內。子之言理，亦從史出，周秦諸子，無非史學而已。橫說則謂之社會科學，縱說則謂之史學，質說、括說則謂之人事學。”又說：“能知《尚書》、《春秋》、紀傳三者嬗變之故，即可窺史跡之變化交互。必有變化交互之史，乃能文如其事，而史之良者，尤在能推見至隱，原始察終。後世史家重朝政而輕民風，詳實事而略大勢，史識所以狹也。”他對地方誌特別重視，認為地方誌有自己的精神、體例，與國史不同。他說：“一代有一代之時風，一方有一方之土俗，一縱一橫，各具面目，史志之作，所以明此也。國史紀注之上，更有撰述，撰述之上，更有貫通之識，為文之主而存于文外。自章先生出而撰述之道大明，貫通之識，亦有端緒，惟方法則粗有記注之法。章先生所撰，誠撰述矣，而貫通之識，仍未之見。”為了實踐他的論點，於是寫了一部《蜀誦》，用政事、土俗貫通立論，敘述四川地方史古今變遷的大勢。他這種識見，比章實齋更進一步。 　　
  　　他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別具卓識，推崇孔丘、孟軻，認為孔、孟的根源是老聃，老聃為孔子所師。他衡量諸子學說，用儒家的“用中”，道家的“觀變”，評定諸子的純正與駁雜。他說：“諸子之學有二類，一日人道，二日群理。人道論為人之本而究及宇宙，群理則止及治群之術而泛及政事。如道家、儒家皆主人道，而墨翟、商鞅則惟及群理。” 　　
  　　他喜歡評論文學，主張寫文章要先有內容，然後講求形式。他所處的時代在本世紀初到30年代，當時寫古文的人，多承清來文士的習慣與風格，摹仿唐宋八家或者高談漢、魏、南北朝八代的文體，寫作文章，俗調庸腔，淺陋已甚，文字的用途日趨狹隘，於是他寫了一篇《辭派圖說》來批評這種風尚。文中說：“文集盛于東漢。東漢作者皆工詞賦，承子政(劉向)之法而加枚(皋)、鄒(陽)、東方(朔)、司馬(相如)之辭采，施之諸文，乃成東漢之體。剪裁齊整，下開魏、晉，齊、梁，藝盛辭濃、文質彬彬。遠祖荀(卿)、屈(原)，近稱子政，大家如班(固)、蔡(邕)、曹(植)、陸(機)，所謂不分駢散之古文也。能擇數家而熟玩之，即可俯視一切。然必先具子，史之識乃能探文辭之妙”。更值得提出的，就是他對白話文評價。1919年“五四”運動興起後，提倡寫白話文，當時復古守舊的人，皆持反對意見。先生認為這些意見是錯誤的，是寫《白話文平議》來糾正。1924年先生還用白話文寫著作，如短篇故事《瞽叟殺人》、《孟子齊宣王章說話》、宣講本《該吃陳飯》、白話翻譯《夢溪筆談•杜五郎》等及其他白話文，集成一冊，名《說好話》。可惜這些文章後來散失，沒有刊行。 　　
  　　他論詩的主要著作有《詩系》7篇，敘例說：“鐘氏《詩品》，根據《詩》、《騷》，扢揚文質。探源循《七略》之法，立統以三系(小雅、國風、楚辭)為歸。觀其力杜險俗，舉鮑照為濫觴；高標極界，附阮籍於小雅，豈徒以評品片言取稱雋永哉！宋世既疑其義駁，明人徒取其詞工，會稽章實齋獨稱為有本之學，而不解其說，但付闕如。學士雖或徵引，徒資談助，無能識其旨歸，得其條理，蓋詩道之湮久矣！蒙竊不自揆，發明三系之說，立以為統，和合顧甯人、張翰風、王而農三家之說，窮源竟委，上起於漢，下斷于唐，宋以後雖略，不無偏畸，但所標大旨，則仍相同。”可見他的主張，是強調詩要有內容，不專尚詞藻的。他又寫了一本《詩初學》，序中說“詩以言志，唐以來之詩，十九皆非真詩，故詩不可輕作，詩以陶情，故詩不可不讀；勞者有一歌，苟無以範其情，恐漸流於邪僻，故詩不可不學。不輕作乃可作。有蒙求問我下手之階，則無以應也。前歲撰《詩系》成，於故紙中撿得大父手書曰：‘古詩甚多，難以盡讀，將古詩十九首緩緩讀完，複選白樂天等淺顯古詩與讀，便令其學作可也’。私幸主張宗風，不背先訓，因複本此意，選錄一目，以授初學”。這是他教初學入門的好辦法，對青年是有用的。 　　
  　　他又善書法，15歲時就以方法教人，尤精篆書與隸書。他寫了一本論書法的專著《弄翰餘瀋》，提出“華夏藝術，書畫並重，而書之變化尤多”。“書之多變詩文同，故其派別風勢亦可以論詩文者論之”。慨歎“畫學有史，而書學無史，畫科盛行，而書科不盛”。主張寫書法史。書中對包慎伯的《藝舟雙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葉鞠裳和翁潭溪的尊尚唐碑，皆提出糾正與補充意見。對大篆，小篆、分書，隸書，真書．草書、行書的發展變化，都有精闢的論述。並且對歷代書法家如魏晉的鐘繇、衛恒、王羲之，唐代的顏真卿．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柳公權，宋代的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明的趙孟頫、董其昌、文衡山，清代的鄧完白、何子貞、伊墨卿、包世臣、王文治、劉石庵等，以及近代的吳昌碩也有評論，不主張一家之言，詳論各家的得失。提出“凡文字一代自有一代之風氣，舉全風氣而論高下，則此代有不如彼代者。而一風氣中亦自有高下，高風氣中之下者，或不如下風氣中之高者。此風氣與彼風氣之高下，未易確定。若各風氣中之高者，則可以普遍之價值定之，此論藝術者之所同也。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固無由比較高下。即同一詩也，必謂六朝詩勝唐、唐詩勝宋，亦巳非通確之論。即使通確，六朝亦自有惡詩，舉六朝惡詩以加諸唐佳作之上，豈為通耶?論詩文者多蔽於是，論書亦然”。他這種見解，是很卓絕的。 　　
  　　先生著述很多，計已成書的共236部，475卷，總名《推十書》。已刻印的有十之七八，其餘的手稿，有些散失了，有些現存於四川省圖書館。“推十”是先生書齋的名稱。茲將《推十書》主要部分分述於下： 　　
  　　總絮綱旨的有《兩紀》、《中書》。辨天人之微，析中西之異的有《內書》、《外書》， 《左書》知言，如《孟子章類》、《子疏》、《學變圖贊》、《誦老私記》、《莊子釋滯》、《呂氏春秋發微》都屬此類，這是先生研究諸子學的著作；《右書》論世，如《太史公書知意》、《後漢書知意》、《三國志知意》、《史學述林》、《學史散篇》、《繙史記》、《蜀誦》、《先河錄》都屬此類，這是先生的史學著作。關於校讎目錄之學，則有《續校讎通義》、《目錄學》、《校讎述林》、《校讎叢錄》、《內樓檢書記》、《舊書錄》、《舊書別錄》等，關於文學的著作，則有《文心雕龍闡說》、《誦文選記》、《文學述林》、《文式》、《文說林》、《言學三舉》、《子篇撰要》、《古文要刪》，《文篇約品》、《簡摩集》、《理文百一錄》、《詩評綜》、《詩本教》、《詩人表》、《一飽集》、《從吾集》、《風骨集》、《風骨續集》、《三秀集》、《三真集》、《長短言讀》、《詞學肄言》、《讀曲錄》等；書法專著有《弄翰餘瀋》；論說治學門徑的著作有《學略》、《淺書》、《書原》、《論學韻語》、《治記緒論》、《治史緒論》等。以上所列書籍，尤其是文學選集，多為排印、油印本，沒有刻入《推十書》中。 　　
  　　先生著書，本著章實齋“言公”的宗旨，凡主張一個義理，前人已經說過的，必定把原文引在前面，不足之處就發揮引申或者加以補充。所以他的識見是精核宏通，出人意表，自抒心得，資深積厚。讀他的書，如進入深山採礦，潛泳海底求珠，使人尋繹不盡。他曾向門徒說：“有人問我的學問是什麼內容，我說可以附列在儒、道兩家的後面。”又說t我不過是“骨董行中識貨人”罷了。與他同時的國內有名學者，如浙江張孟劬，也是研究章實齋的，見到先生的著作後稱讚說：“目光四射，如珠走盤，目成一家”。廣西梁漱溟曾對人說：“余至成都，唯欲至諸葛武侯祠堂及鑒泉先生讀書處。”並把先生《內書•動與植》這篇文章轉載入《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覺悟》中，作為附錄。修水陳寅恪在抗日戰爭時期來成都華西大學講學，到處搜訪購買先生的著作，認為先生是四川最有識見的學者。鹽亭蒙文通和先生私交最篤，隨時過從，研究學問，曾經慫恿先生重修宋史。蒙在《四川方志序》中評論先生說：“其識已駿駿度驊騮前，為一代之雄，數百年來一人而邑。”江津吳芳吉對先生極為敬佩，書信往來，討論文學詩歌，自稱“半友生半私淑之弟”。華陽林思進曾在《劉豫波先生家傳》中說：“獨惜君從弟鑒泉年未四十，所著書數百卷，其於校讎考訂之學，精核微至者，殆不可朽”。華陽李劫人挽先生的聯語有“實齋著述有傳人”之語。華陽龐石帚挽先生的詩說：“不分淡交得真概，知君恨晚十年遊”。先生從兄劉咸滎挽聯說：“半生心血百城書”。1924年先生編寫《蜀誦》定稿後，送請四川省通志館館長宋芸子(育仁)先生閱讀。宋先生看後，大為讚揚，即將稿本交通志館全體人員傳觀，以此為楷模撰擬《四川通志》。解放後出版的史學及目錄學著作引用先生的論點或書目很多，茲不一一列舉。1982年日本學者曾到四川省圖書館查閱先生的著作。繼後，西德的學者也托人到圖書館查詢。由此可見，先生的學術已產生了世界性影響。 　　
  　　劉咸炘先生對人謙和，無半點驕矜的氣味；與人討論學問。時，亦不宥於門戶之見。 　　
  　　他一生研究學問，不喜仕途奔競。北伐勝利後，吳佩孚失敗逃至四川，企圖東山再起，積極網羅人材。曾致函擬親至先生家門造訪候教。先生婉言推卻，只約在草堂寺一晤。晤談中，只談學術問題，不涉政治。結果吳只贈送親書對聯一副，摺扇一柄，始終沒有談及政事。1930年，川督劉湘曾約先生出任二十四軍軍部秘書長，他亦婉言謝絕。可見先生的志趣是不同於流俗的。 　　先生自1926年到1932年逝世前，先後任敬業學院哲學系主任及成都大學、四川大學教授。這些學校的師生都敬佩他的學問。他講課時，聽講的人很多，教室坐滿了，門窗以外還圍立幾層人傾聽。現在有昕過他講課的人，還津津有味地敘述當時的盛況呢！ 　　
  　　先生教誨學生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嘆惜人才難得。先生主講尚友書塾時，有許多大學的學生要求到塾內聽課，他特為這批人在星期天講課，稱為“塾外生”。學生中凡有成績的，不論大小，他都要加以獎勵。資質下等的，他更是盡心誘掖，耐心扶持，希望得到長進。在尚友書塾讀書的學生，凡家境貧寒，無力就學者，都免繳學費，並供給伙食，不使廢學。先生還曾為使學生能深造有成，籌集經費，就書塾設研究班，按季發助學金，以贍膏火。開辦時，招考了12名學生，計畫作為重修宋史的助手，並已經著手收集資料，組織班子，寫了一些有關宋史的論文(收入《右書》中，最重要的是《重修宋史述意》)，不幸他大業未成就去世了。 　　
  　　先生平時含默寡言，少與人爭論，遇學術界知交，則清談娓娓不絕於口。喜歡望月飲酒，每當月自風清的夜晚，購買幹果酒脯在塾中和學生一邊看月，一邊討論學問，上下古今，暢談暢飲，直到深夜。 　　
  　　先生在1930年以前沒有離開成都。到1931年至1932年，兩年之中，始遊青城，再遊峨眉，並在1932年夏天，遊劍門，登豆圌山，都有遊記和詩歌。他喜愛劍門的雄險，用易經坤卦“直、方、大”為劍門關題詞。先生游劍門時，受了暑熱，回成都後就染了病，不到一個月，於1932年8月9日不幸咯血而逝，年僅36歲。葬雙流蘇碼頭蔣家店祖塋。親友生徒，莫不歎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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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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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科文，定價1292，卓越有售，也覺得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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