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哲学思想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杨国荣  页数：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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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历史上，孟子曾长期被视为亚圣，其地位居于孔子之侧。与孔子一样，孟子几乎成为儒家文化的一种象征，而孔孟并尊，确实也逐渐构成了儒家文化的基本格局。    作为亚圣，孟子的历史影响首先与儒学联系在一起。儒学奠基于孔子，在孔子的时代，儒学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其主张也远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孔子之后，墨、道、法等学派曾对儒学提出责难和批评。到战国时代，处士横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趋于高潮，儒家的地位似乎进一步受到了墨、道各家的冲击，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便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儒学不能不作出理论上的回应。这种历史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将孟子推向了时代的前沿。孟子在战国时代有好辩之名，这种好辩往往带有论战性质，它在回应各种挑战的同时，又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儒学的深沉内涵与理论力量，正是通过正面的理论建树与积极的理论争鸣，孟子使孔子开创的儒学传统得到了延续，并进一步维护了其显学的地位。唐代的韩愈在追溯儒家的道统时，曾认为圣人之道从孔子而传到了孟子，换言之，孟子有承继儒家精神命脉的历史功绩。从儒学的衍化看，这一评价并不为过。    孟子的时代，历史开始进入了大一统的前夜（孟子之后一百余年，秦始皇便完成了统一大业）。作为思想敏锐的哲人，孟子已开始注意到这一时代特征，当梁惠王问他“天下怎样才能安定”时，孟子的回答便是：惟有归于一统，才能达到安定。以这种历史意识为前提，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构想，企望将仁政推行于天下。孟子的仁政主张包含了不少天真的幻想，难免有迂阔之处，但使天下普遍实行王道的理想，毕竟折射了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趋势，而其仁政观念对于抑制法家的暴力原则，亦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从孔子的仁道到孟子的仁政，儒家的道德哲学进一步展开为政治哲学，后者在历史上形成了难以抹去的影响。    文化体系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多地以价值观念为中介。在孔子那里，儒家的价值系统已具体而微。然而，作为儒学的开创者，孔子的思想还带有原始的浑朴性，这种浑朴性既使孔子避免了价值取向上的某些片面性，又使其不少观念未能具体展开。在上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孟子从天与人，主体自由与超验之命，自我与群体，道德原则与具体境遇，功利与道义，以及人格理想等方面，对原始儒学作了多方面的引申和发挥，并使之进一步系统化。正是在孟子那里，以善的追求为轴心，强调人文价值，崇尚道德自由，注重群体认同，突出理性本质，要求人格完善等儒家的价值观念取得了更为完备的形式，并趋于成熟和定型。如果说，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那末，孟子则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儒学。    当然，孟子在展开孔子思想的同时，也凸显了儒学的某些负面趋向。在天人关系上，以仁为核心的人道原则固然得到高扬，并被赋予更为具体的内涵，但自然的原则不免有所忽视；在名实之辩上，理性环节获得了较多考察，但感性闻见则未能得到应有的定位；在力命关系上，道德领域的主体自由诚然被视为题中应有之义，但经天纬地的历史创造则又被淡化；在义利关系上，道义的内在价值一再得到强调，但功利的意识又被过分地抑制。此外，群体原则的提升与个体原则的相对弱化，拒斥异端所蕴含的独断趋向，现实的批判意向与往古的理想化之间的纠缠，等等，这些方面使孟子所系统化的儒学又呈现出复杂的意蕴，并相应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多重影响。    按传统的看法，儒学以内圣与外王为主题，在孔子那里，二者已开始得到双重确认。相对而言，孟子对内圣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尽管孟子本人并非远离经世之域，但其价值追求的逻辑归宿，则是内圣之境。他把自然（天）的人化主要理解为化天性为德性，将人的自由限定于自我的道德选择，凸出道义的内在价值，强调自我意识（良知）的功能，以求其放心为学问之道，等等，都处处展示了一种内圣的定向。在理想人格的设定上，这一思路表现得更为明显。人格的完善是儒家基本的价值目标，在儒家那里，善的追求最后总是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不妨说，正是人格的设定，集中折射了其价值取向。按孟子的看法，完美人格的根本特征，主要体现于其内在德性，自我的实现（从本然的我走向理想的我），首先便以仁、智等内在品格的形成为标志，成人（达到理想人格）的过程则相应地以内在的善端为出发点，并表现为这种善端的自我展开。较之孔子及后起的荀子，孟子更多地向人们展现了一种内圣之境，而儒学的内圣走向，也由此获得了其历史的源头。

作者简介

杨国荣，1957年生于上海，浙江诸暨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美国比较哲学杂志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编委。先后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已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其中10部同时出版于海外；在《中国社会科学》、Philosophy：East and West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多种论著被译为英、德、韩等文在国外出版与发表。

书籍目录

引论第一章　生平与时代  一　少年时代  二　在百家争鸣中重振儒学  三　从奔走列国到潜心于教育  四　知言、养气及其他第二章　天人之辩的价值内涵  一　历史的先导  二　从人文关怀到仁政构想第三章　主体自由与外在天命的对峙  一　舍我其谁：自我力量的确信  二　天命的预设与自由的限制第四章　理性原则的重建与强化  一　历史前提之一：孔子的奠基  二　历史前提之二：墨子的挑战  三　历史前提之三：《老子》的责难  四　回归理性主义第五章  自我的完善与群体认同  一　拒杨墨  二　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第六章　义利之辩  一　道义论的发端  二　墨法的崛起：功利原则的强化及其后果  三　惟义所在：道义论的凸出  四　从义利之辩到理欲之辩第七章　权变的注重与独断的趋向  一　理论前导  二　从权变的确认到息邪说：走向独断论第八章　现实与理想的二难：面向往古  一　现实的批判及其历史意向  二　与农家的分歧：文明社会的特征  三　理想在过去：面向往古第九　章人格境界  一　仁智统一  二　品格与形象  三　人皆可以为尧舜  四　内圣的走向第十章　性善说与成人之道  一　从性相近到性本善：提升人格境界的内在根据  二　成人过程与复性：回归内圣之境第十一章　历史中的孟子  一　从儒到圣  二　溶人文化的长河附录一　政道与治道附录二　孟荀：儒学衍化的二重路向附录三　儒学与德性伦理附录四　《中庸》释义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平与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邹鲁一直是人文荟萃之地。公元前551年，孔子出世于鲁国，一个多世纪后，与鲁毗邻的邹国诞生了另一位文化巨人——孟子。　　一　少年时代　　孟子，名轲，其生卒的具体年月，历来说法不一，根据《孟子》一书所载事迹，其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85年到304年之间。孟子的祖先是鲁国的贵族。鲁桓公的庶子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号称“三桓”，仲孙氏又名孟孙氏，而孟子即孟孙氏的后代。战国时期，曾经称雄鲁国的三桓，其地位已非昔日可比，孟子的先人不得不从鲁迁到了邹。　　孟子虽是贵族的后代，但其少时，家道早已中落。童年时代，他的父亲又过早地去世，留下孤儿寡母，相依度日，孟子早年生活之艰辛，由此亦可想见。由于父亲早亡，生活与教育的双重责任，都落到了他母亲肩上。孟子的母亲对孟子期望甚高，为培养孟子颇费精力。根据流传下来的传记资料，孟子幼年时，他的家坐落在坟地附近，周围时有丧葬的队伍经过，并常常可以看到落葬的仪式，小孩往往喜欢摹仿，丧葬仪式接触多了，便自然而然也去学样，孟子幼时即常做丧葬的游戏。孟子的母亲担心长此以往，对孟子的健康成长不利，于是，迁居到较为热闹的集市附近。但集市是商贩活跃的地方，推销各种商品的叫卖声，几乎终日不断，时间久了，孟子也不免受其影响，注意力往往集中到学叫卖上。孟母见此情景，意识到商贩活动之地，也非孩子成长的合适环境，于是决定再次搬迁。经过一番考虑、选择，最后决定安家于靠近学校的地方。当时学校除传授知识之外，还注重礼仪的训练，身处这种环境，耳濡目染，幼年的孟子也渐渐对礼仪产生了兴趣，平时常常在桌上放些礼仪用品，做各种祭祀的游戏，并且摹仿揖让的礼节，举止颇合规范。在多次选择之后，孟母终于找到了一个教育孩子的理想环境，这一段经历，史称“孟母三迁”。　　年岁稍长，孟子的母亲便设法使他接受当时较为系统的教育。开始，孟子并不很用功，常常把学习的功课丢在一边，到外边游玩。一次，孟子玩后归来，正好遇到母亲在家织布。孟母问他学习情况如何？孟子随口答道：也就这样罢！孟母看到他对学习如此漫不经心，十分生气，一下把织布机上的布割为两段。孟子见此情景，吃了一惊，忙问：为什么要断布？孟母缓缓地说：让你念书，获得知识，是为了使你成才，现在你荒废学业，不思上进，就像我割断布机上的布一样，只能成为废物。如果再这样虚度光阴，将来就惟有成为劳力者了。母亲这番语气沉重的话，对孟子触动很大。以后他便埋头于诗书之中，一心走知书达礼的正道。这段故事，历史上称为“断杼教子”。　　孟母三迁与断杼教子的具体细节是否真实，现在已不可考。不过，孟子自幼受到较为严格的家庭教育，并主要在母亲的引导下走上诗书诵读之路，这恐怕还是事实。对照孟子后来的思想，其早年的这些轶事似乎不完全是虚构。《孟子》一书的第一篇便记载了孟子与梁惠王关于义利的一段对话，孟子的基本观点是：“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早年经历的某些影响：孟子对功利的鄙视，其源似乎可以追溯到孟母有意远离集市的商贾牟利活动，如果孟子始终定居于商贩云集之地，并在商贩的叫卖声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其后来的观点与思路也许会另有一番面目；又假定孟子未能从游乐中猛省，则其尔后的圣人气象或许也不易形成。　　二　在百家争鸣中重振儒学　　严格的家庭教育，使孟子自幼便形成了认同儒家思想的倾向，从孟子儿时摹仿“揖让进退”之礼中，就不难看到这一点。稍长之后，孟子便入子思一系的儒学之门，开始接受更系统的儒家教育。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从师承关系上看，孟子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显然一脉相承。按《史记》的记载，孟子曾师从子思的门人，为子思之再传弟子。从思想倾向看，孟子与子思确实有较多的相近之处，也许正是有见于此，后世常常思孟合称。　　不过，孟子虽然受学于子思之门，但其志向并不仅仅是弘扬子思之学，而是进一步上承孔子。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孟子》一书中赞美孔子的话几乎随处可见。在他看来，自从有人类以来，还未有一人可以与孔子相比，而他自己的愿望则是效法孔子。尽管由于时代的前后悬隔，孟子未能直接亲炙孔子，但却始终以孔子的“私淑”后学自居。平实而论，孟子也确乎可以视为孔子的思想传人。　　作为一代大儒，孟子不仅致力于儒学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完备，而且为光大儒学作了独特的努力。儒家学派虽然在春秋末年已号称显学，但随着诸子的蜂起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儒家逐渐受到了各种冲击，其显学地位也开始受到挑战。在孟子的时代，“处士横议”已成为普遍的现象，其中墨子与杨朱学派的影响尤为引人注目，“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家学派在春秋末年已与儒家并称显学，它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基本主张，将原始的人道原则与现实的功利原则结合起来，从而既满足了人们对仁爱的渴求，又合乎人们求利的需要，在理论上颇具吸引力，其声势似乎已渐渐压倒了儒家。杨朱学派以利己为原则，突出了个体的权利意识，这在自我往往难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战乱之秋，也自有其打动人的地方。此外，法家学派此时也已崛起，他们鼓吹耕战，崇尚暴力，这种学说较之儒家的仁道原则，似乎更迎合了大小诸侯的口味。　　如果说，杨、墨等主张在理论上向儒家提出了挑战，那末，张仪之流的纵横家，则以其政治权谋，在实践上否定了儒家成圣的人格理想。他们或者主张“合纵”，即联合各弱国以抗衡某一强国，或者主张“连横”，即依附一强国以攻众弱国，其手段则不外乎玩弄谋略术数。正是凭借谋术，纵横家们获得了权倾天下的地位。纵横家与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君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圣人与君子具有完美的德性，并注重以德性的力量去感化当政者，纵横家则常常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置人格廉耻于不顾。然而，在现实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的并不是儒家的彬彬君子，而恰恰是以谋术见长的纵横家，从《孟子》一书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与孟子同时代的景春曾当着孟子的面赞颂纵横家：公孙衍（主张合纵者）、张仪（主张连横者）真是大丈夫，他们一发脾气，诸侯也都害怕，平静时，则天下安然无事。纵横家的得势从一个侧面表明：儒家已受到了历史的冷落。　　百家争鸣对儒家的冲击，以及儒家在现实政治中的边缘化趋向，在某种意义上使儒学走向了历史的低谷。如何重振儒学？这便是孟子所面临的重要时代问题，而孟学在儒学衍化中的地位，也与这一问题相联系。孟子本人对这一问题具有相当程度的自觉。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孟子好辩，孟子的弟子公都子曾问孟子何以喜欢与人论战（好辩），对此孟子作了一番解释。他说：我之好辩，是不得已。孔子之后，天下再没有出现圣王。诸侯无所忌惮，在野的知识分子也横生议论，杨朱、墨翟的主张充塞天下，孔子之道反而难以发扬。从而造成邪说欺骗百姓、仁义的原则无法实行的局面。我对此深为忧虑，于是起而捍卫先王之道，抨击杨墨的学说，驳斥各种荒谬的观点，以端正人心，上承周公、孔子之道。孟子的一生，确实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　　孟子对儒学的振兴，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发挥与深化儒家的基本观点，使儒学逐渐趋于完备和定型。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孔子已大致奠定了儒学的基本框架，但它在理论上还有待于展开。孟子由师从孔子门人子思，私淑孔子等等方式而接受了儒家的基本原则，由此出发，又进一步从天与人、群与己、主体自由与外在天命等关系上，对儒家学说作了系统的阐发，并使之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可以说，正是在孟子那里，儒学获得更为丰富的内容，并进一步展示了其深沉的理论力量，后者不仅使儒学的传统得到了承继，而且使之在百家争鸣中保持了某种理论上的优势。　　与正面的理论建树相辅相成的，是所谓“息邪说”、“放淫辞”，即通过论战，以拒斥儒家之外的各种学说与观点。前文已提及，孟子在战国时期有好辩之名，这里的辩，即是一种学术思想上的争论。纵观孟子一生，他几乎与当时各派都展开过不同形式的论战。在滕国，他曾与农家的陈相就社会分工等问题进行争论，肯定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合理性；当告子在人性问题上对性善说提出异议时，孟子反复诘难，以论证人性本善；听到景春盛赞纵横家，孟子立即予以回驳，以为公孙衍、张仪一味取悦诸侯，只是“妾妇之道”，根本不能算大丈夫；至于墨子、杨朱之说，孟子更是拒之不遗余力。总之，好辩的形式所内含的历史意义，乃是对儒学的回护和弘扬。　　……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义利部分、四心部分给了俺很多启示，谢谢
•   价格适中，但书脊有破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