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09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周春健 页数: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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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四书学史上,元代百年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历史时期。本书主要从元代四书学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元代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及其影响、元代四书学的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元代四书学的学派谱系及其特征等方面,对元代四书学进行考察,并对其在学术史上的实际地位作出评价。本书认为,元代四书学的总体成就并不算高,却在学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其一,四书学在元代首次实现了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学术与权力实现了有效链接,四书学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普及,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其二,元代四书学“和会朱陆”,搭建了从宋代理学通往明代心学的桥梁,发挥了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作用。
作者简介
周春健,男,1973年生,山东阳信人。史学博士。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讲师、中国历史文献学会会员。在《光明日报》、《中国哲学史》、《孔孟学报》等报刊发表论文近40篇,出版学术著作二部。主要研究方向:四书学、中国经学史、中国古典文献学。
书籍目录
序导言 一、《四书》与“四书学” 二、研究缘起及文献综述 三、写作构想与研究方法第一章 元代四书学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一节 赵复与四书学北传 一、赵复北上传学始末考略 二、四书学北传与北方学风 三、杨惟中、姚枢与四书学传播 第二节 元初“以儒治国”的文化政策 一、元世祖前蒙古可汗与儒士儒学 二、忽必烈“儒治观”的形成及其反复第二章 元代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第一节 南宋至元四书学的历史命运 一、“伪学”之厄:四书学与“庆元党禁” 二、从民间到官方:四书学与“端平更化” 三、传统的隔阂与弥缝:元仁宗前的四书学 第二节 “延祐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 一、从“戊戌选试”到“延祐科举” 二、“延祐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制度化 第三节 官学地位制度化与元代四书学的嬗变 一、官学地位制度化与元代学术风气的四书学转向 二、官学地位制度化与四书学在元代教育领域的传播 三、官学地位制度化与元代四书学的科举化特征第三章 元代四书学的地域分布与学术师承 第一节 元代四书学的地域分布及其特点 第二节 元代四书学者学术师承考略 第三节 元代四书学分布格局再探析 一、元代四书学江浙、江西行省的点状分布 二、元代四书学区域流向之大势 三、元代四书学分布格局探因第四章 元代四书学北方诸学派 第一节 元代北方四书学的传承谱系 第二节 许衡与鲁斋学派的四书学 一、“《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 二、“一以朱子之言为师” 三、“其言切近精实,人所易晓” 第三节 刘因与静修学派的四书学 一、“取文公书,会粹而甄别之” 二、“简严粹精,实于《集注》有所发焉” 三、“《语》、《孟》,圣贤之成终者” 第四节 陈天祥与《四书辨疑》 一、《四书辨疑》对《四书集注》的批评 二、《四书辨疑》对《四书集注》“或日”等处的辨析 三、《四书辨疑》对《四书集注》的补阙 四、《四书辨疑》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取向第五章 元代四书学南方诸学派 第一 节元代南方四书学的传承谱系 一、元代四书学宗朱学派的分脉 二、元代四书学南方其他学派 第二节 金履祥、许谦与北山学派的四书学 一、金履祥与《论孟集注考证》 二、许谦与《读四书丛说》 三、元代北山学派四书学的学术特征 第三节 吴澄与草庐学派的四书学 一、“朱子训释《四书》,微辞密意,日星炳如” 二、“中古之统”、“近古之统” 三、“于朱陆二氏之学互有发明” 附录:袁明善《四书日录》佚文辑录 第四节 陈栎、胡炳文、倪士毅与新安学派的四书学 一、“(取)戾于朱夫子者删而去之” 二、“惧诸家之说,乱朱子本真” 三、“其(《四书大全》)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结语 一、元代四书学的学理价值及学术史地位 二、元代汉儒的“夷夏观”与元代四书学附录 元代四书类著述考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元代四书学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一节 赵复与四书学北传 一、赵复北上传学始末考略 赵复,字仁甫,湖广德安(今湖北安陆)人,约生于南宋嘉定八年(1215),卒于元大德十年(1306),学者称“江汉先生”。关于赵复的学术渊源,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元人郝经谓其:“及朱子之门而得其传,裒然传道于北方之人,则亦韩子、周子之徒。”①《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下》将其列为“伊川续传”,《晦翁学案下》列之为“朱学续传”,《鲁斋学案》列之为“程朱续传”,但均未明确指明师承关系,大概属于私淑之类,故《宋明理学史》谓:“看来,赵复很可能是自学自得,而后人因其学旨,遂列于朱门系统。”②《宋元学案·武夷学案》又列之为“茅堂续传”,理由是茅堂先生胡宁曾著《春秋通旨》,而“是书在元初赵仁甫最传之”。③此外,台湾学者罗光在其《中国哲学思想史》中认为赵复是真德秀门生,魏崇武先生则著文辨之,以为无据。④然而赵氏系程朱一派理学人物当属无疑,在北上讲学过程中,他也竭力将包括四书学在内的程朱之学传衍到北方地区。⑤ 赵复北上传学并不是一个自觉而顺利的过程,而是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激烈思想斗争。关于德安之战及赵复被俘的情形,《元史·赵复传》有一段形象的描述: 太宗乙末岁,命太子阔出帅师伐宋,德安以尝逆战,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时杨惟中行中书省军前,姚枢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以归,复在 其中。枢与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残,不欲北,因与枢诀。枢恐其自裁,留帐中共宿。既觉,月色皓然,惟寝衣在,遽驰马周号积尸间,无有也,行及水际,则见复已被发徒跣,仰天而号, 欲投水而未入。枢晓以徒死无益:“汝存,则子孙或可以传绪百世;随吾而北,必可无他。”复强从之。 这里有三处地方值得注意:一是赵复初不欲北上的原因是“九族俱残”,二是后又应允的缘由是听从了姚枢的劝说,三是应允的态度是“强从之”。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历史上对于姚枢的劝辞及赵复受劝后的表现又有着不同的版本,而这又关系到对赵复北上动机的理解。关于姚枢的劝辞,大概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姚枢从子姚燧在《序江汉先生死生》一文中所载: 公日:“果天不君与·众已同祸,爰其全之,则上承千百年之统,而下垂千百世之洪绪者,将不在是身耶·徒死无义,可除君而北,无他也。”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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